正統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后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時期，到秦朝由于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實行焚書坑儒，導致儒家思想幾乎消失。直到劉徹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逐漸成為顯學。此后的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儒家思想被引申出多種解讀。到了魏晉時期，儒學逐漸演變成玄學。隋唐時期，儒家思想又在政權上居基本的主導地位，但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儒家思想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
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凝結著孔子等中國先人的智慧創造，是華族傳統文化精神的核心和象征，更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影響。
儒家思想(Confucianism)是中國古代最大的思想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自漢代以來，儒家思想就是封建統治階級 (feudal ruling class)的指導思想之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實是一種人道主義(人文主義)。提倡自我修養，認為人是可教化的、可完善的。儒家思想的一個宏大的目標就是實現“大同社會”，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與他人維持良好的關系。
誕生背景
歷史背景
春秋時期那個動蕩不安急劇變化的時代，面對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緊張的情況，孔子提出以“仁”為中心的儒家學說。儒家思想的誕生就是為了解決當時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而孔子周游列國，四處碰壁而無悔，就是在用自己所掌握的學問、知識和能力積極主動地去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并以此為己任的最直觀的表現。
學術背景
孔子創立的儒學思想，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也有一個不斷創新和發展的過程。漢代有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爭，實際上是對如何解釋儒學的討論。到了宋代，又有理學。在元明時期，理學又有新的發展和新的表述。一代一代的儒家學者都對儒家思想的發展創新，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而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孔子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另一方面，儒家學說的內容不斷增添了新的內容。這種變化，既反映了時代的變化，也反映了人們認識水平和思辨能力的提高。正是因為不斷地討論、爭辯，突破舊的思維模式，實現思想觀念上的創新，才使得儒家思想生生不息，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儒家思想才得以延續發展，發揚光大。
社會背景
春秋后期，周代政治社會制度崩壞，貴族紛紛違反禮樂秩序，封建禮制分崩離析，周天子地位低落，無力挽救。
孔子是禮學專家，與弟子都曾主持儀式，對當時已敗壞的禮樂極為不滿，決心從內部改造禮樂傳統，為舊有禮樂注入活力，重新樹立其意義，恢復秩序，提倡“君子儒”，從禮樂專家轉型為知識人，提升了“儒”者的思想地位，形成“儒家”“儒”成為學者的同義詞。
定義
儒家思想，或稱儒學，起源于東周春秋末期崇奉孔子學說學派。最初，儒學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個學術派別。西漢以后，董仲舒援引儒學思想提出了迎合劉徹的“皇權至上”的學說，使儒家逐漸成為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學派。儒家學派崇尚“仁、義、禮 、智、信”，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仁政”重視倫理關系。
發展流變
儒學文化，一直奉《周易風水》為經典。而《易》又分《連山》(即夏易)，《歸藏》(即商易)，《周易》三易。孔子生活的年代，《周易》已問世五百余年，所以孔子對《周易》做了極為精細的研讀，并為之作《易傳》十篇，故《易經》屬儒學“六經”之一。
先秦
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孔子在雜役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求學求教。他依據周、魯宋、杞等國文獻，經過多年研習《詩》《書》《禮》《樂》《易》《春秋》，并以此作為教材(后稱“六經”)，三十歲后自己辦學。教書育人，實行“有教無類”(不分貴賤，同等接受教育)，“因材施教”(分別以人的接受力施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他教育人的志向和宗旨綱領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所教學生三千，成賢者七十有二。學生們把他的言論記錄成書，是為《論語》。孔子創立的學派，史稱儒家學派，為世代儒士所推崇。51歲時，孔子出任魯國中都宰，后升任司寇，因與掌權者政見不合而去職。54歲時帶著眾多弟子周游列國，14年中到過許多國家，沿途宣講自己的政治見解，但他所宣傳的理論得不到各國國君的重視。在先秦時期，儒家雖然得到了發展，以宗法制度為基礎所提出的五常倫理及仁義禮智為核心的道德規范已經廣泛地獲得社會認同，儒學成為顯學，但儒家卻始終只是眾多流派中的一支，沒有受到統治者的重用。
受業于孔子之孫子思的孟子 (即孟子)也有著類似的遭遇，他游說諸侯，遍歷齊、魏、宋、魯、滕諸國，奔波了35年而始終實現不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就只好歸隱故鄉，一邊從事教學，一邊同他的弟子著書。孟子要求人們通過修心養性，努力使仁、義、禮、智這四種品質擴而大之，繼承孔子關于仁政的學說。最后與他自己的門人萬章等一起著書《孟子》七篇，以宣揚孔子思想，儒家思想文化體系得以形成。
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漢朝
儒學堅持用仁義禮樂去治理國家，在春秋戰國時期被視為“迂遠而闊于事情”(《全本史記·孟子茍卿列傳》)，但是儒學對封建治世來說，卻有利于穩定社會秩序，于是儒學經過董仲舒的一番改造之后，被劉徹確定為官方的正統思想。從此以后，歷朝政府均大力扶持儒教以維護自己的統治扶持的措施之一是興辦學校，整理典籍，設立博士。如漢武帝在長安設太學，在郡國也設郡國學，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系統，傳播儒家經典此后歷代政府都利用學校作為宣傳儒家思想的陣地。自秦始皇焚書、項羽燒秦宮室后，儒家經典蕩然無存，到劉盈始除秦挾書律(藏書禁令)，文景時期獻書之路漸開，武帝設置寫書官，國家收藏圖書，儒家經典漸趨完備。以后歷代政府都很重視儒家經典的搜集整理。李世民時，詔顏師古考定五經，又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全國士民都以官定經義和注釋為標準，使經學達到高度的統一。
西漢文景時，開始設博士(即經師)，傳授儒家經典。至劉徹建元五年(前136 年)又設置五經博士、東漢初期置十四博士。博士有弟子，武帝時博士弟子五十人，劉驁時三千人，東漢順帝時達三萬人。扶持的措施之二是政府以儒家思想為標準錄用人才，以祿利相誘。為什么有這么多人學儒學呢?《漢書·儒林傳贊》說得很明白:“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萬余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漢書·武帝紀》)，孝廉就是實踐儒家思想的佼佼者，政府就征用他們去做官。
建元五年（前136年），劉徹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漢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劉徹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當時儒道兩家學派有個明顯的共同趨勢就是道家往下層社會發展成民間道教；而儒家則在上層社會發展成了廟堂儒教。漢朝以后，儒學地位下降，在魏晉南北朝時玄學盛行。唐代政權基本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融入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將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做基礎，以陰陽五行做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
魏晉
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莊子》《道德經》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市。代表人物有王弼、何晏和竹林七賢。
唐朝
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封建綱常和天命論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宋朝
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道教思想和佛教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安定先生）、孫復（泰山先生）、石介（徠先生），是宋朝理學承范仲淹，開張載兩宋理學的過渡人物。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頤、程顥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后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第一性是“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第二性是“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認為人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
元朝
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明朝
明朝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的高峰，儒家在政治高壓下另覓出路，轉向擴大民間社會的空間。有志濟世的儒生，許多放棄“得君行道”的方法，轉而采用“移風易俗”的路線，避開政治，說教對象不是朝廷而是社會，轉向民間開拓新空間，找到安全的思想新出路。明代首位大儒是薛瑄，他緊隨朱子學，又格外重視修心養性；吳與弼和陳獻章都有功于儒學，指出學習不單為科舉考試，而是為明心見性，為王守仁學說奠基。王陽明是朱熹以后影響最大的儒者，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批評朱子后學過分著重文字細節。他主張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植根于“心之本體”，又叫“良知”，即人人皆有的良心，胸懷天地的人，不忘惻隱之心。王陽明主張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把決定是非之權暗中從朝廷還給每一個人，有抵抗專制的意義，陽明學末流亦傾向不談政治。王陽明后學著名的有王畿、李贄，其道德樂觀主義在明末則受到劉宗周等儒者的批評。
明中葉的王陽明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存疑，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
明末清初：
清代中國的儒家化達到頂點。清朝把儒學轉變成政治意識形態，把詮釋儒學最后真義視作帝王特權，通過文字獄消磨儒生精力。
黃宗羲，在明亡后，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
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
王夫之，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守仁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中國一再失敗，知識分子開始相信中國文化已經崩壞，儒家也受到猛烈抨擊，被認為是罪魁禍首，應為專制落后、貧窮疾病，以至裹小腳等各種弊病負責。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建制迅速崩潰，儒學失去具體的托身之所，捍衛儒家思想的人，結果也是摧毀了儒家思想。袁世凱把儒家封為“國教”，使他登極的野心合法化，嚴重打擊儒家聲譽；孫傳芳、張宗昌等軍閥為了抬高自己的聲望，也提倡儒家，進一步挫傷中國人對儒家的認同，儒家文化象征受濫用，使知識分子對儒家更為絕望。儒家在新文化運動中首當其沖，成為反傳統的主要對象，被視為民主和科學的敵人。隨著新式學堂取代科舉，儒家經典越來越沒有人讀。民國初年，中小學堂的修身和國文課程，仍采用經訓和孔子言行；五四運動以后，教育界主流視讀經為大忌，教育內容中，儒家思想所占比重越來越輕，以至完全消失。一般人平時接觸不到儒家，耳濡目染的也多是批評，儒家源泉在社群中有枯竭之象。1920年代以來，反孔運動與民族主義結合，多次涌現，儒家傳統的衰敗無可避免。
儒家學派的法脈傳人何子淵以“敢夸才依馬 唯驥道南吾”“同人于野 仁者樂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為其哲學旨歸，創導新學，摒棄科舉。但，又以弘揚儒家文化，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師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近現代
20世紀上半葉新儒家的興起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西方文明的引入沖擊了中國傳統的儒學意識形態，這樣就使得個人無法通過原有的意識形態對自身人生困惑的解釋中獲得心靈的慰藉和安定，從而出現了一種“意義危機”。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時人做了不同的努力，其中一部分知識分子從海外尋求救國良方，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選擇復興儒家傳統，從民族自身文化中重新尋找和汲取養分，再加上人們在文化轉型時代所產生的對“文化認同”的渴望，新儒家這一學派最終得以形成。可以說，新儒家基本是通過在中國近代以來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脈絡中思考本國的民族和文化的出路中產生的。
雖然說新儒家實際上經歷了幾代的傳承，各方面總的思想內涵十分豐富，不能一概而論，但每一代所倡導的學術路向是有一定共性的——從以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到以徐復觀、唐君毅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再到杜維明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實際上都把文化上的啟蒙反思和現代批判作為自身的主要任務，即都將儒學主要定位為一種“內圣之學”或心性儒學，而非“外王之學”或入世于家國天下的儒學。
但是，三代新儒家學人的思想中其實有許多“外王”的成分，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張君、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代表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分別代表港臺和大陸的第二代新儒家——他們都極其強調文化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重要性，這被稱之為“文化民族主義”或“文化的國家主義”。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新儒家的主要陣地移居海外。20世紀 80 年代以后，他們在中國的影響又開始逐漸上升。新儒家學派的傳衍和發展，通常被視為儒家在新時代得以保存、發展乃至復興的象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將新儒家作為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和儒家文明的研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進一步說，在思想 觀 念 層面，特別是在哲學的層面，新儒家無疑代表了儒家思想在當代的一種延 續和發展。但是，一種文明往往是包含了社會、歷史在內的“大文化”，儒家文明是體現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依此來衡量新儒家，顯然它還不具備完整的文明形態。因此，我們認為當代新儒家是儒家文明在經過近代的衰微以后，在當代社會的一種哲學發展趨向。
21世紀開始，中國大陸對儒家的論述日漸增多，在學術思想界出現了“大陸新儒家”群體，推動儒家復興動。
哲學主張
君主
儒家思想主張，君如船民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治國者要有“民貴君輕”“民惟邦本”的人民情懷，富民教民、節用愛民、重教輕罰、舉賢遠，使國家政通人和，社會長治久安。
個人
儒家思想主張，個人要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應當把胸懷天下、心系蒼生作為自己的價值信念和理想追求，承擔起齊家治國的社會責任，成為家國社稷的治理者。而要實現天下太平、行仁政于國，需要個人提高品德修養，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集體
儒家思想主張以仁、義、禮、智、信的思想道德觀念作為每個人的行為指南，接人待物、舉止言談要考慮溫、良、恭、儉、讓，以謙虛為榮，以虛心為本，反對過分地顯露自己、表現自我。因此，中國文化體現出群體性的文化特征，這種群體性的文化特征鼓勵個人從群體利益之中獲得滿足。
代表人物
先秦
孔子
孔子死后，及至戰國，儒家分為八派。據韓非子說，他們是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姓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為首的八派。他們對孔子創建的儒家學說各自從不同角度，并從不同方面作了繼承和發展。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孟氏之儒”和“孫氏之儒代表人物分別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
孟子是繼孔子之后儒家學派最負盛名的大師，后世尊為“亞，與孔子并稱“孔孟”。后世對儒家又有“孔孟學派”的稱謂孟子，名軻，邾國(今山東省鄒城市)人，他學成后曾在家鄉廣收門徒，從事教學。大約在齊威王七年(前350)，孟子約40歲時來到齊國，當時稷下學宮剛建不久，孟子在那20多年，取得了客卿的地位。齊威王晚年稷下學宮一度衰落，孟子離開齊國，到了宋國，向宋康王推行他的“仁政”主張，但沒有成功。孟子于是離開宋國，途經薛國而回到故鄉鄒國。不久，他到滕國，打算推行其“仁政”主張。孟子在滕兩年多，但終因滕國太小，難于得志。齊宣王二年(前318)，稷下學宮復盛，孟子再次來到齊國，但因他在齊伐燕戰爭問題上與齊宣王意見不合，便于齊宣王九年 (前311)離開齊國歸鄒，與公孫丑、萬章等弟子一起著《孟子》一書孟子繼承孔子的學說，把孔子的“仁”用于政治上，發展為“仁政”。他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論點，這是“仁政”的中心。他認為君主治國，如果不照顧到老百姓的利益就很難維持自己的統治。他說:“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意思是:取得百姓們信任的才能享有天下，而取得天子信任的不過做個諸侯。因此，國君對民眾必須施行“仁政”，“與民同樂”“同憂”。對不行“仁政”的暴君，可以流放，甚至可以誅殺，如姬發討伐殘暴的帝辛。
孟子還提出了“尚賢”的主張，他認為必須用賢人來實行“仁”，國君應當尊重賢人。尚賢的最高形式是禪讓，即把君位讓給賢人。但是，孟子認為只有具備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不論親疏貴賤破格任用。而一般情況下，用人還是不能逾越等級。
荀子
荀子（約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名況，字卿，時人相尊，稱為荀子，又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大師，是先秦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
荀子年輕時就崇拜孔子，是儒家子弓的私淑弟子，一生的主要時間和精力用于研究和傳習儒家經典，以及從事講學和著述。荀子曾經兩度入齊，公元前283至前265年間，他在此講學為師，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的祭酒。公元前285年，他曾企圖說服齊國實行儒家的仁義王道，選賢任能，重用儒者，后離齊去楚。中年時他曾到秦國進行政治考察，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慣例，并向秦昭襄王提出自己的建議。后于楚考烈王八年(前255）離秦。后來，他到楚國擔任蘭陵（今山東營南）令，定居蘭陵直到終年。
荀子善于吸收和批評諸子百家的學說，提出了“性惡論”和禮論、正名學說等哲學思想。此外，荀子的著作十分宏富，在漢代抄錄流傳的有三百多篇，其中大多出于他本人的手筆，少數篇章是他的學生的記述。其中，《荀子》開創了儒家學派中個人著作體的先河。此外，荀子主張禮法并用和制天命而用之，對先秦哲學進行了總結和發展，被尊稱為后圣，與孔子、孟子一起被后世稱為“三圣”。他還是是第一個使用賦的名稱和用問答體寫賦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稱為“辭賦之祖”。
漢朝
董仲舒
董仲舒（約公元前192年—公元前104年），字寬夫，出生于趙國廣川縣董家莊（今河北省衡水市景縣河渠鄉大董故莊村），西漢經學家、哲學家、教育家。
董仲舒自幼學習非常刻苦，專心研究《春秋》和陰陽五行學說，劉啟時被征召為博士，授學講書的同時潛心鉆（即公元前192至191年）研孔子學說。劉徹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選拔天下賢良之士，董仲舒前往長安（今西安市）并以“天人三策”相對，之后出仕為江都區相。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董仲舒因言遼東高廟災異之事被捕入獄，險遭不測。后出任膠西王劉端國相，因膠西王殘暴，害怕獲罪，辭官回家，居于陋巷，修學著書終老。約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于長安陋巷（今陜西省西安市）病逝。
董仲舒的學說以儒家為中心，綜合名、法、道，雜以陰陽五行說，貫穿神權、君權、父權、夫權，形成封建神學體系。其中，“天”是最高的哲學概念，他以天道論為出發點，通過“天人相與”“天人感應”的學說將自然觀與社會觀相聯系，建構了其認識論、人性論等學說。其天道論對西漢讖緯神學的流行起到了推動作用。東漢利奧六世王充評價其：“周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王充
王充（27-97年），字仲任，浙江會稽上虞人。東漢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著作有《論衡》《譏俗》《政務》《養生》，今唯《論衡》流傳。與王符、仲長姓統稱為“東漢三賢”。
王充祖上被封侯爵，他的祖輩、父輩不懼豪強，因此被迫舉家遷徙。他的祖父遷居上虞區，王充自謂出身“孤門細族”。27年（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王充出生于會稽郡上虞區。王充自幼酷愛學習，天資聰穎，異于常人。王充青年時期曾到洛陽市太學就讀，并拜班彪為師。他反對當時流行的讖緯神學，因此未得到重用，只在郡上做過功曹一類的副官，大多時間是家居教書。三十歲以后，他辭官家居，潛心著述。元和三年(86)，王充顛簸流離，任從事，又轉任治中，不久退職回家。章和二年(88)，同郡友人謝吾夷上疏漢章帝，推薦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車待詔。王充以病為由，推辭不就。王充晚年貧病交困，七十歲以后，病逝于家中。
王充的思想是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終范疇，主張“元氣論”“命定論”，倡導“崇實”精神，對法家思想也有獨特的見解。在治理國家方面，他批判封建統治者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理論，主張德主刑輔，依法治國。他的《論衡》面向實際、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思路，不僅為東漢后期思想界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息，還為魏晉玄學的興起開辟了道路。王充敢于突破思想觀念上的束縛，敢于否定夷神的存在，他挑戰孔孟的權威，成為儒學批判思潮的先聲。王充的“麗”論也對《文心雕龍》全面主張文學尚麗的本質探索及其運用作出了貢獻。
魏晉南北朝
王弼
王弼（226-249），字輔嗣，山陽高平（今山東金山縣）人，漢末著名士族王粲的侄孫，曹魏經學家、利奧六世，魏晉玄學的主要創始者之一。
王弼自幼聰慧，喜愛老子學說，十幾歲時就能與別人辯論。還未成年時，就與裴徽談論“圣人體無”的問題，被何晏稱贊“孔子稱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在正始中期，何晏推舉王弼任黃門侍郎，未采用，被曹爽補用為尚書郎。曾與何晏、鐘會討論“圣人”有無喜怒哀樂問題，與茍融討論《周易》大衍義等，才華被人賞識。正始十年（249年）因事免官，后病故，死時年僅二十四歲。
王弼在哲學上多有建樹，提出“以無為本”“崇本息末”“圣人體無”“得意忘象”等哲學主張。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老子注》等。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王弼集校釋》首次匯集了王弼全部著作，并加以校釋。此外，還有《周易大衍論》《論語釋疑》《易辨》《周易窮微論》等，均已佚，僅有部分在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和邢昺的《論語注疏》的引用中留存。
郭象
郭象字子玄，生于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死于公元312年(晉永嘉六年)，經歷了整個西晉王朝的統治時期(公元265-317年)。西晉政權是一個維護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權。在西晉王朝統治的幾十年中，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經濟得到了發展，政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鞏固。郭象就是為西晉門閥士族統治集團服務的。郭象的主要著作是《莊子注》，相傳他是在向秀注釋的基礎上增改而成的。另外，他還有《論語體略》(或稱《論語隱》)一書，現已佚失，只有部分內容保留在皇侃《論語義疏》中。郭象雖說是注《莊子》實際上是借《莊子》來發揮他自己的思想。
隋唐
韓愈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韓愈，唐代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該說法存在爭議）人，唐代文學家、思想家、利奧六世、政治家，唐宋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后世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因義縣（今河北通縣）是韓哀侯郡望，其文中常自稱“郡望昌黎”，故世稱“韓愈”“韓愈”。并有著作《韓昌黎集》傳于后世。
韓愈三歲為孤，于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及第，貞元十九年（803年）任監察御史，后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進諫朝廷減免賦稅，被貶為陽山縣令。元和十二年（817年）他因參與討平“淮西之亂”而遷為吏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諫迎佛骨”而觸怒李純，險些被處死，被貶為潮州市（在今廣東省）刺史。他在地方為官時，曾采用“計庸”和“羈摩政策”革除弊端，維護統治，還推崇儒道，興辦州學，又引進先進的種植技術和耕種工具匡扶農桑，后被召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愈”。長慶四年十二月（824年）韓愈病逝，享年57歲。朝廷追贈其為禮部尚書，謚號“文”，故后世亦稱“昌黎縣韓文公祠”。元豐元年（1078年），又追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
韓愈鄙六朝駢體文風，倡導古文運動和儒學復古運動，其所寫文章質樸無華，氣勢雄健，抒發意旨創立學說，自成一家嶄新見解，所以世上有“韓語”之譽。韓愈被后人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尊為“文宗”，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人很有指導意義。
李翱
李翱，生于公元772年(李豫大歷七年)，卒于公元841年(唐武宗會昌元年)，是韓愈的學生，也是唐中期的文學家和詩人。他與韓愈一樣，是庶族出身的新官僚。韓愈曾說他“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后來做了國子博士、中書舍人、山南東道節度使等官。他也排斥佛教，認為佛教的流行破壞了社會生產，佛教僧侶“不蠶而衣裳具，弗而飲食允”(《李文公集·去佛齋》)，不勞而獲，消耗社會財富，使人民陷于貧困的境地。他反對佛教的立場，同韓愈是一樣的。他把韓愈的思想向著更加系統的理論方面發展了。他在反佛斗爭中，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他同樣也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有《李翱集》，主要的哲學著作有《復性書》。
宋朝
周敦頤
周敦頤（1017年5月5日-1073年7月14日），為北宋道州營道縣（今湖南省道縣）人，初名敦實，避趙曙諱改名為敦頤，又名元皓，字茂叔，號周敦頤，世稱周敦頤，謚號元，也被稱為周元公。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主要研究理學，著作豐厚，被推為“北宋五子”之一，被稱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師。
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周敦頤出生在一個書香仕宦之家，良好的家庭環境讓他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養。其舅鄭向作為龍圖閣大學士，對他影響頗多，讓他得到了蔭補入仕的機會。周敦頤在為母服喪期滿后，開始了他的地方仕宦生涯，從北宋慶歷六年（公元1046年）到北宋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整整22個年頭， 周敦頤一直在州縣兩級地方官的職位上徘徊，歷任蘇仙區縣令、 合州判官、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職，縣令、通判等官，周敦頤任職期間恪盡職守，清正廉潔，造福百姓。憑借自己的才能受到賞識和舉薦，最后升職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周敦頤繼承了漢代以來的官教合一的傳統，在理政之余，還講學。作為文人，在理政講學之余還作文，有多部著作傳世。周敦頤晚年歸隱九江，公元1073年（北宋熙寧六年），周敦頤病逝于廬山濂溪書堂，終年57歲。
周敦頤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通書》《太極圖說》中，主要有宇宙生成論、“誠”本說，但是后人又從周敦頤的字句中窺到他的生死觀、道德價值觀、文學思想、社會主義和教育思想。周敦頤作為宋明道學家解易之先驅，依據《易傳》《中庸》和唐韓愈《原道》，接受道教、佛教的某些思想，提出了太極、理、氣、性、命等一系列哲學范疇，成為宋明理學的基本范疇，為宋明理學哲學體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著作有《通書》《太極圖說》等，后人編有《周元公集》，存詩28首，賦1篇，文4篇，代表作為《愛蓮說》。
邵雍
邵雍（1011—1077）北宋利奧六世。字堯夫，別號伊川丈人，自署安樂先生，又稱百源先生。祖先為范陽（今河北涿州）人，幼年隨父邵古徒居共城（今輝縣市）。曾隱居蘇門山百源之上，潛心學問。后從共城縣令李之才習《周易》象數之學，多所自得，創先天象數學，開百源學派之先河，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并稱“北宋五子”，成為宋代理學重要人物。晚年居洛陽市，與富弼、司馬光等交游，屢被薦于朝，皆堅辭不受。熙寧十年（1077）病故，贈秘書省著作郎，謚邵雍。其易學代表作《皇極經世書》十一卷，用多種圖式，以易理和易數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與社會歷史變遷，成為圖書象數學顯世之作，對后世易學、理學、術數均有重要影響。另有《古周易》八卷及《先天圖》一卷。其他著作尚有《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等。
張載
張載（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開封市）。因舊居橫渠鎮講學，世稱張載。張載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開創關西學院大學，是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之一。
程顥成長于官宦世家。嘉祐二年（1057年），程在科舉考試時高中進士，從此開始了仕宦生涯。先后任京兆府縣（今鄠邑區北）主簿、江寧府上元縣（今江蘇省南京市中心城區）主簿、澤州晉城（今山西省晉州市中心城區）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因反對新法，改任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后歷任太常寺丞、扶溝縣令等職。他熱心教育，每當將公務和私事處理完成后，就會到處督教勸學。在四十多歲時，他以父親年老多病為由，回家鄉與弟程頤一同講學。趙煦即位后，司馬光輔政并推薦程顥為宗正寺丞，程顥因病重，未能赴任。程顥是宋明心學的發軔者，他的《識仁篇》《定性書》對后來的理學，尤其是陸王心學，影響很大。元豐八年（1085年）六月，程顥病卒，時年五十四歲。
程頤
程頤(1033年一1107年)，北宋思想家、哲學家、易學家和教育家，理學創立人之一。字正叔，又字正道、正伊，洛陽市人，因居臨伊川縣，世稱“程頤”，與其兄程顥被共稱作二程。
趙禎明道二年（1033年），程頤出生于黃州黃陂縣草廟巷（今湖北武漢黃陂區前川街道），家中世代為官，自幼聰慧，十四五歲時與兄長程顥拜師周敦頤，十八歲時上書宋仁宗欲面陳國事利弊，未受召見。嘉祐元年（1056年），受主管太學的胡瑗賞識，被授予學職。嘉四年（1059年）廷試落第后，長期在外講學。趙煦即位后，得司馬光舉薦，入仕擔任侍講，高調宣揚洛學。和蘇軾為首的蜀黨發生洛蜀黨爭。最終接連被貶至涪州（治涪陵縣，今重慶市涪陵區），又在鉤深堂講學著述，完成《周易程氏傳》四卷。宋徽宗即位后，曾短暫恢復其官位。但崇寧元年（1102年），宋徽宗將其判為元祐奸黨，焚毀其著作。大觀元年（1107年）九月十七日，程頤病逝于洛陽伊川，葬于府店鎮（今河南省伊川縣）西郊，卒年七十五歲。
程頤在哲學上主張天地亦物，萬物皆被“理”主宰，而作為人要遵從道德層面上的“理”即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去私欲、明天理，并認為仁是最高的道德修養。在教育上主張對學生因材施教，讓他們以儒學經典為基礎，格物明理；以孔孟為師，志存高遠、循序漸進地去抵達仁的境界；提倡國家重視教育。在政治上主張王道和以人為主的法治。在經濟上主張輕徭薄賦，重農抑商。程頤和哥哥程顥一起開創的洛學被朱熹繼承發展后形成了“程朱理學”，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他一生從教治學，著述頗豐。著有《周易程氏傳》《二程文集·伊川文集》《經說》八卷等，教授出謝良佐、呂大臨、楊時、盧焞、朱光庭等學生。
《宋史》評價程頤為學以誠為本，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階梯，進而解讀《詩》《書》《易》《禮》《樂》及《春秋》六經，基本將儒家的內圣與外王之學貫通為一體。南宋學者胡安國認為，道學自程頤起。清代學者黃百家認為程頤的思想“窮極性命之根，發揮義理之精微”。當代宋史學者鄧廣銘認為二程把儒家學說發展得更加抽象精微，并著重于個人的身心的修養。
朱熹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朱熹，齋號朱熹、考亭，晚稱朱熹，又稱紫陽先生、紫陽夫子、滄州病叟、云谷老人，行五十二，小名郎，小字季延，謚文，又稱朱熹。祖籍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生于福建路南劍州尤溪縣(今尤溪縣)。南宋理學家，思想家、利奧六世、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學者尊稱朱熹。
朱熹幼時，父親去世，朱熹隨母親生活在隆安（今武夷山文廟），19 歲中進士，22 歲被任命為泉州同安縣主簿。卸任后，專心于儒學。30 歲至50 歲，朱熹掛職宮觀（有薪而無事的閑官），主要進行講學和著書工作。朱熹任地方官期間，積極發展地方教育。如整頓同安區學，重修廬山白鹿洞書院。所訂《白鹿洞書院學規》，成為南宋以后各地方學校和書院共同遵守的學規。在漳州市，首次刊刻《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四書”名稱，由此形成，并作為一套經書，流傳社會。在潭州，修復湖南大學岳麓書院。 朱熹從政之余，親自執教，從事教育達 50 年。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子廟的學者，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任南康區、漳州市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官拜魏元曠閣侍制兼侍講，為趙擴皇帝講學。
朱熹著述甚多，涉及哲學、經學、歷史學、文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 在教育方面發生重大影響的，有《童蒙須知》《小學》《近思錄》《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資治通鑒綱目》等。 后人輯有《朱文公文集》100 卷、《朱子語類》140 卷等。
陸九淵
陸九淵（1139年-1193年），字子靜，撫州市金溪人，南宋利奧六世、教育家，是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他因書齋名“存”，被世人稱為存齋先生，又因講學于象山書院，被稱為“陸九淵”，學者常稱其為“陸九淵”。
陸九淵于趙昚乾道八年（1172年）進士及第，歷任靖安主簿、國子正等職。他有感于靖康之變，曾遍訪勇士商議恢復中原大略，但其上奏的五事遭到給事中王信的駁斥，遂返回故鄉居象山書院講學。紹熙二年（1191年），陸九淵升任荊門軍知軍，甚有政績。紹熙三年十二月（1193年1月），陸九淵逝世，享年五十四歲，被追謚為文安。
陸九淵是宋明兩代“心學”的開山之祖，與朱熹齊名，但學術見解多有不合。他主張“心即理”，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并稱“學茍知道，六經皆我注腳”。他的學術思想為明代王守仁所繼承發展，成為“陸王學派”，對后世影響極大。陸九淵著有《象山先生全集》，經整理出版為《陸九淵集》。
元朝
許衡
許衡是元朝的理學家和教育家，他被后世譽為“元朝第一人”“朱熹后一人”。他在朱子之學的基礎上，融合陸九淵學說，和會朱陸。他還重視經世致用，使得儒學在元朝得以繼續發展與傳播。基于元朝儒學的發展情況、元朝的社會情況，以及許衡的成長求學經歷，許衡的儒學思想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許衡的儒學思想特征表現在三個方面：和會朱陸、寬釋理學、經世致用。許衡的儒學思想表現出和會朱陸的特點，許衡對朱熹的理學思想進行批判繼承，吸取了陸九淵"心學"的部分內容，因而使得"朱學"與"陸學"減少了沖突。除了和會朱陸學說，他還寬釋理學并創造性的提出了"治生論"。其中寬釋理學和提出"治生說"都是立足元朝社會現實需要的基礎上，寬釋理學一方面解決了"道"過于深奧，無法傳播給大眾的問題，另一方面更加適應少數民族對理學的學習。其"治生說"對于元朝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解決民生問題，起到了積極作用。
明朝
王陽明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世稱王陽明，明朝紹興府余姚人（今中國浙江余姚市），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利奧六世、政治家、軍事家。因曾筑室于紹興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陽明山人，世稱王守仁。
王陽明出身名門望族，少時即有四方之志。早年師從大文學家婁諒修習程朱理學，拜大軍事學家許璋研學兵家韜略；成年之后，又輾轉沉溺于詩文詞章、佛老之學；初入官場，又因逆宦官劉瑾，遭致廷杖冤獄；直至官貴州龍場（今修文縣境內），始得頓悟“格物致知”道妙，遂成陸王心學集大成者；步入天命之年，平叛安民治世有功，官至南京市兵部尚書，受封王守仁，系明朝積功受爵的三大文臣之一。嘉靖七年（1529年），卒于江西南安（今大余縣境內），葬于浙江洪溪（今紹興市境內）。隆慶初年（1568年）追授新建侯，謚文成，世人又稱“王文成公”；萬歷十二年從祀于曲阜孔廟。著有《王文成公全書》流傳于世。
王守仁一生經世致用，長期秉持民本思想，倡言育人興學，力主興發經濟，謀略用兵治軍，文治武功皆有所成，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儒學大家。他始創“陽明學派”，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命題，擘畫起完整“心學”體系，有力沖擊了日趨僵化的朱熹理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宋明理學，一舉將中國古代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推向巔峰。王陽明創立的“心學”思想，在明朝以后的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對中國、日本、朝鮮半島均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與孔子、孟子、朱熹一道被后世尊稱為“孔孟朱王”。
黃宗羲
黃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漢族，紹興市府余姚市人，字太沖，一字德冰，號南雷，別號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藍水漁人、魚澄洞主、雙瀑院長、古藏室史臣等，學者稱黃宗羲。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
黃宗羲是東林七君子黃尊素的長子，早年曾入京為父申冤。在刑部審訊時，當庭錐刺宦官許顯純，痛打崔應元，由此知名。清軍南下后，黃宗羲組織召集“世忠營”與抗清義軍呼應，失敗后又流亡海上，隱居著書，多次拒絕清廷的征召，在各地設館講學。其一生著作眾多，著述達50余種，300多卷，主要有《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易學象數論》《宋元學案》《行朝錄》《今水經》《四明山志》等。
黃宗羲的思想主要受到其師劉宗周的影響，其關于理氣心性、本體功夫等觀點，以及對朱子和陽明學說的認識，都是直接吸取劉宗周的說法，但與劉宗周不同的是，黃宗羲重視歷史學，主張治經必兼，反對空談性命，提倡經世致用。黃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并稱明末清代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與弟黃宗炎、黃宗會號稱浙東三黃；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之瑜并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家”，有著“中國思想啟蒙之父”的美譽。
顧炎武
顧顧炎武（1613-1682年），原名，字忠清、寧人，后改名炎武，號亭林，江蘇蘇州府昆山市（今江蘇省昆山市）人，學者尊為顧炎武，與王夫之、黃宗羲并稱清初“三大儒”，與歸莊有“歸奇顧怪”之稱，明末清初著名學者。
顧炎武出生于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十四歲考中秀才，此后屢次參加鄉試皆敗，在二十七歲時最終放棄科舉考試，退而讀書著述。崇禎十七年（1644年）冬，經昆山市令推薦，顧炎武被授兵部司務。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顧炎武與友參加前明邵陽市巡撫王永作領導的義軍，于昆山起義自守。守衛過程中兩胞弟慘遭殺害。
順治七年（1650年）他加入了明遺民所組織的驚隱詩社，九年春完成了《天下郡國利病書》初稿，并到北方學習。然而，他遭到家仆陸恩背叛，告發顧炎武與海外通敵。顧炎武最終以殺有罪奴的罪名被釋放，但陸恩的女兒糾集了一群人洗劫了顧家。顧炎武在順治十四年開始北游。康熙帝七年（1668年），顧炎武山東萊州黃培的“逆詩”案所牽連，入獄一年多。后來，顧炎武隱居在陜西華山。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病逝，享年七十。
顧炎武學問廣博，通經史百家，于天文地理、政治經濟學以及音韻訓之學，都有研究。開清代樸學風氣，對后來的乾嘉學派很有影響。標舉“經世致用”，指出“舍經學無理學”，強調“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在音韻學方面，分古韻為十部，闡明音學源流和分析古韻部都有承前啟后之功。工詩，沉郁蒼涼，得杜甫之神髓。有《日知錄校釋》《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韻補正》《亭林詩文集》等。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農，號姜齋詩話，別號一壺道人，又號夕堂，或署一瓢道人、王夫之，自署王夫之、王夫之。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今衡陽縣）人，明末清初大儒，晚年隱居于衡陽石船山，世遂稱王夫之。是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與黃宗羲、顧炎武并稱明末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有兄弟三人，他最小。幼時曾隨兄長一起學習。明末戰亂，他避居山野。順治帝年間才回到衡陽市。明亡，王夫之在衡山舉兵起義，阻擊清軍南下，戰敗退肇慶市，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后又到桂林市依瞿式耜（sì）。瞿式殉難后，王夫之隱居王夫之，研究、著述四十余年。1692年，王夫之在湘西草堂逝世，享年73歲。
王夫之主要貢獻是在哲學上，王夫之將古代的哲學發展推向了高峰，他的哲學思想在“氣”“理”、歷史進化論以及知行關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王夫之的學說思想是近代啟蒙思潮的重要資源之一，是中國古典哲學唯物主義的最高峰。”其著作百余種、四百多卷著作，內容涉及哲學、政治、法律、軍事、歷史、文學、教育、倫理、天文、歷算等各方面，在經學、歷史學、文學方面都有開創性貢獻，代表著述有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張子正蒙注》《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惡夢》《讀通鑒論》《宋論》《黃書》《楚辭通釋》《詩廣傳》等。同治二年（1863年），其著作被編為《船山遺書》。
清朝
戴震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東原，又字慎修，號溪，休寧隆阜（今安徽黃山屯溪區）人，清代語言文字學家、哲學家、思想家、考據學家、經學家及“徽派樸學”集大成者，乾嘉學派代表人物。
戴震師從學者江永，受其影響頗深，且戴震喜好鉆研，聰慧過人，年輕時便在算學、天文學、考據學等多方面取得了許多成就，自愛新覺羅·弘歷召其入京，進入四庫館后更是潛心學術，校訂了大量的古籍，參與修眾多文獻。
戴震治學廣博，精通音韻、文字、歷算、地理等。戴震抨擊理學家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主張個體即為真實并批判程朱理學思想，對中國近代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梁啟超稱之為“清朝學者第一人”，梁啟超和胡適稱之為“中國近代科學界的先驅者”，端木蕻良稱他為“蓋代大師”。一生投身學術，是中國哲學史上唯物主義的啟蒙思想家，對晚清哲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代表作有《籌算》《孟子字義疏證》《水經注》《勾股割圓記》《聲類表》《考工記圖注》《聲韻考》
龔自珍
龔自珍，又名龔自珍，字人，號曹謹，生于公元1792年(愛新覺羅·弘歷五十七年)，死于公元1841年(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一年)，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著名的詩人和政論家，也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出現的進步的思想家。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做過禮部主事(掌管禮節儀式)等官，曾遭到上層官僚集團的排擠。他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主張抵制外國商品的侵人，和林則徐一樣，堅決主張禁煙。并且向林則徐建議，興辦海軍以武力抵御外國侵略者。他是19世紀上半期他自認為是一個開風氣的人物。他的著作有《龔定庵全集》，或《龔自珍全集》。
近代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中國哲學家、教育家。原名梁漱溟，字壽銘，廣西桂林人。早年加人同盟會。1917年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1924年辭離北大后，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并接辦北平市《村治月刊》。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長，倡導鄉村建設運動。抗日戰爭中，主張團結抗日，參與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后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并為其機關報《光明報》社長。任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統文化。著作主要有《鄉村建設理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現代哲學家。原名熊十力，又名繼智、定中，后改名熊十力，字子真，號漆園，晚號逸翁，湖北黃岡人。早年肆業于湖北陸軍學校，曾參加“日知會”，進行反清活動。后又加入同盟會，參加武昌起義，任都督府參謀。護法運動時，一度赴粵人孫中山幕府。1918年脫離政界，潛心哲學研究。1920年入南京支那學院，隨歐陽漸學佛。1922年任北京大學特約講師，講授《中國哲學》。抗日戰爭時期講學于四川復興書院，并在湖南省創辦中學。抗戰勝利后至五十年代末任北京大學教授。1956年后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其早年融會儒釋，創新唯識論體系，晚年舍佛學《易》，傾心于《易大傳》，認為《易》之十翼必出孔子無疑，并提出了乾坤一元論觀點。著有《乾坤衍》。其他著作有《原儒》《新唯識論》《十力語要》《佛學名相通釋》《破“破新唯識論”》《體用論》《明心篇》等。
張君勱
張君勵，原名張君勱，號立齋。寶山區（今屬上海市）人。1910年獲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同年夏回國，參加留學生考試，授進士。辛亥革命爆發后，任寶山縣議會議長。1913年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1915年回國，曾任上海市《時事新報》總編輯，北京大學教授。1923年在上海創立國立自治學院。后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1932年參與籌建中國國家社會黨。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與左舜生等組織抗戰建國同志會。1945年為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1946年任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1948年應周生校長邀請到武漢大學作題為《吾國思想界的寂寞》的講演。1949年去澳門，后轉赴印度，1951年去美國，任《世界日報》社論撰述。1969年2月23日在美國去世。著有《科學與人生觀》《明日之中國文化》《國內戰爭六講》《中國的第三勢力》《立國之道》《孟子要義》《名理志》《理學的發展》《中國和甘地主義的印度》等。
牟宗三
牟宗三（1909-1995）中國學者，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字離中，棲霞市人。1929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曾聽熊十力講新唯識論。畢業后編輯《再生》雜志，任教于大理民族文化書院、華西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浙江大學。1949年后去臺灣，先后在臺灣師范學院、臺中東海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等校講授邏輯學、哲學概論、中國哲學。1974年退休后專任新亞研究所教授。1958年與唐君毅、徐復觀、張君勵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發起復興儒家文化的運動。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生命是儒家的心性之學，它構成了中國的道統，“護住由孔孟所開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道德的理想主義·序言》)。主要著作有《才性與玄理》《心體與性體》《政道與治道》《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象與物自身》等。
主要學派
程朱理學
程朱理學，又稱為程朱道學，其是由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顥與程頤創立，其間經過一傳楊時，二傳羅從彥，三傳李侗，最后四傳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他們通過吸收以前學者的儒家思想以及借鑒佛教和道教的理論，發展了程朱理學體系。其基本內涵是以道為核心，以窮理為精髓，以居敬、明誠為存養工夫，以齊家、冶國、平天下為實質，以成圣為目的。其核心內容，是把儒家的綱常倫理原則與哲學本體論統一到天理之中，提升了儒學的思辨水平，熔鑄佛老于儒學，消除了思想內部的敵人，使儒學在與佛教的辨析駁難中最終勝出，復興并發展了傳統儒學的真精神。其主要思想是天理論、理氣論等，所表達的是其學者對于理想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人的德性修養方面具有一定意義。其代表人物有二程、朱熹等，代表著作有《二程集》《近思錄》等。
由于魏晉以來佛道盛行，沖擊了儒學的統治地位，出現儒學危機與唐代后期至宋代前期，割據政權以及民族政權并立，導致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尖銳，統治者需要調整官方儒學以鞏固統治等原因，程朱理學誕生了。其從宋朝開始發源，由理學家程顥與程頤創立，其弟子及后世弟子傳承，最后到朱熹集為大成。元朝開始興盛，用來維護中央政權的統治，因此程朱理學得到了獨尊的正統地位。后面的明、清各朝統治者，也將程朱理學做為統治階級挽救危機和敗亡的思想武器。
程朱理學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后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從北宋開始興起到后朝逐漸繁盛成為官方顯學，占據了統治地位。其統治時間之長，影響之深，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思想意識形態，在國內外都有其深遠影響，如程朱理學為朝鮮王朝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和思想文化基礎以及深受日本統治者青睞。雖然程朱理學發展之久，但由于統治階級對其進行扭曲等原因漸漸走向衰落，因此從古至今很多學者對程朱理學的評價都褒貶不一，清代皖學大師戴震認為其絕人之情，滅人之欲，而中國著名利奧六世賀麟則認為其是復興民族所須發揮光大之學。以及對于程朱理學的爭議也是不斷，主要的兩個是“存天理，滅人欲”思想剖析與程朱理學對婦女的精神枷鎖，學者眾說紛紜，不持統一意見。
陸王心學
心學思想最早來源于先秦的孟子，然而，孟子盡管多次論心，但只是屬于道德修養范疇，并沒有建立一個完整心學思想體系。到了唐朝，釋氏禪學雖直指本心，見性成佛，有一套系統理論，但關心彼岸來世，卻不能經世致用。宋代一些利奧六世如二程、張載、朱熹等人，也探討“心”的理論，但沒有成為他們思想理論的主干部分。直到南宋陸九淵高揚“心學”大旗，創立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明代是心學占據主流思潮的時代，其前期有白沙心學，標志著明代心學思潮的開始；中葉則有陽明心學，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學術領域中的著名流派；直到晚明，泰州市心學和其他學派不絕如縷，正是由于學派混雜，歧義分出，使陽明心學思想開始走向衰落。在近代，許多文人皆為心學的復蘇提供了科學理論根據，心學也由衰及勝，從傳統走向現代。
心學代表人物有李翱，陸九淵，王守仁，王艮，王畿等，其主要思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學反對封建社會的剝削和壓迫，撼動了封建觀念的地位，影響著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為當時政治、經濟、學術以及思想等方面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心學提倡官員通過自己的良知和行動去拯救國家，解救百姓，為當時腐敗的明朝朝廷注入了新鮮的思想，促使一批官員開始體察民情，著力政務，人民的生活也因此得到緩解；文人們在受到心學的影響后，開始描寫現實，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以寫實的筆觸記錄下來，將自己的真實感受痛快地表達出來；中國古代四大奇書，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詞話》也受到了王守仁所提倡的“心即理”“致良知”的心學潮流之影響。
文化影響
對韓國的影響
華族文化源遠流長，內容十分豐富，由孔子創立的儒學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源頭和典型代表，極具中國的文化特色。創立于中國的儒學，伴隨著思想的傳播，影響著韓國、日本、新加坡等中國的周邊國家，逐漸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特征的"東亞儒教文化圈"。"從東亞文化的特質來看，中國儒學的原創性決定了它只能是中國的儒學，傳播到日本和韓國的儒學在與本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思想相結合后，就形成了與中國儒家思想不同、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儒學”和“韓國儒學”。中國儒學傳入朝鮮半島后，與其本土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禁忌文化漸趨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色彩的韓國儒學，并在朝鮮半島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從而使本土化的韓國儒學煥發出勃勃生機。
朝鮮王朝（1392—1910年）定儒教為國教，以儒治國，從而使得儒家思想對韓國社會產生了至深至遠的影響。朝鮮王朝為推動儒學的發展，采取了許多措施。1398年，朝鮮王朝的建立者太祖李成桂在首都漢陽設成均館，在館內設孔子廟奉祀孔子。韓國儒學的教育機構有鄉校和書院。在解決“儒學傳統如何關聯當代社會生活”這一新時代儒學發展的瓶頸問題上，生活化的韓國儒學激發了當代儒學發展的活力。孝道作為儒家文化的基石，影響著韓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韓國將儒家文化的孝悌精神，通過電影、電視、各種媒體，加以廣泛宣傳。儒家思想不僅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對韓國社會的影響也至深至遠。
對日本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最早是應神天皇十六年(285)二月，拜祭博士王仁赴日，太子菟道稚郎子拜王仁為師，學習中國典籍。6世紀初，中國儒家思想經百濟在日本傳播有了進一步的擴大和深入。繼體天皇七年(513)，百濟國王派遣五經博士段楊爾赴日本，以換取日本轉讓的它在朝鮮半島南端的屬地任那的四縣土地。在段楊爾赴日本之后3年，百濟又派“五經博士漢高安茂，請代博士段楊爾”。儒學傳入日本以后，作為一種承載了進步文化信息的學說，受到了日本貴族階層的重視和歡迎。到6世紀末7世紀初的推古天皇時代，以這些傳入的學問為基礎的日本古代學術，已初步開展起來。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機構以及民間教育，都以儒學典籍為主要學習內容。這就使儒家思想從宮廷傳播到更多官宦之家，擴大了儒學思想在日本傳播和影響的范圍。南宋以后，禪林中研習宋學之風頗為盛行，很多禪僧大多兼習禪儒。宋元明時代，兩國禪僧往來頻繁，歷代來華的日本僧侶在游歷圣跡、學法參禪的同時，也沐中國禪林中的宋學之風，在學禪之余，也兼學宋學，學習、了解和接受了程朱理學。由于中日兩國禪僧還有其他中國東渡日本學者的共同努力，使宋學很快在日本傳播開，為日本思想界帶來了新的因素和新的刺激，構成日本思想文化的新內容。從公元13世紀到19世紀，大約六七百年間，中國宋代儒學在日本經過傳播、發展和衍化為日本儒學，長時期占據主流地位，對日本近現代文明的發展具有多重的影響，成為塑造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精神資源。
孫中山先生說：“日本明治維新的諸豪杰，都醉心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他們救國人于水火，成就了大功。”經常出入日本的章太炎也說：“日本的明治維新，由陽明心學為其指導西鄉降盛是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他說王陽明是他的精神偶像。修心煉膽，全從陽明心學而來。”東鄉平八郎被日本人稱為“海上戰神”。他曾以弱勝強，打敗俄國海軍。此舉開啟了日本軍事強國的征程。日本天皇為他擺慶功宴。宴會上他拿出一個手牌，上面寫著“一生伏首拜陽明”。稻盛和夫是日本著名企業家，也是很有影響力的企業管理思想家。他的管理思想中深深地刻著儒家陽明心學的烙印。
對東南亞的影響
新加坡
儒家思想在19世紀才傳入南洋。1829 年開始，應中原地區移民教育與文化的需求，新加坡設有義學和私塾。課程內容多為蒙學教材，如《三字經》《千字文》《孝經》等。1877年中國在新加坡設領事館，其中兩位領事左秉隆(1850-1924)和黃遵憲(1848-1905)大力推動儒家思想與文化，例如成立書室、文社與學會，儒家文化風氣興盛一時。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則是受到中國維新思潮與康有為(1858-1927)及其弟子陳煥章(1880-1933)宣揚孔教的影響。新加坡知識分子林文慶(1869-1957)和邱菽園(1874-1941)支持孔教的理念，不但致力于理論的研究傳播，還積極建立學堂、籌建孔子廟。1914年由華商主導的實得力孔教會創立，其主旨在于“宣傳與振興孔子的教育、道德、文化”，后來孔教會改名南洋孔教會，弘揚孔子的思想。2014年慶祝成立百年紀念時，仍是新加坡社會推廣儒家思想的主要民間組織之一。早期孔教會以“儒教”為主，宗教爭議不斷，經過百年以后，如今南洋孔教會雖然每年仍然舉行祭孔儀式，推崇孔子為孔子，但強調祭孔目的在于“恭敬”與“慎終追遠”，已褪去了孔子神格化與宗教化的色彩。至今，新加坡儒學發展的力量，主要是在大學和民間組織。無論是中文系還是哲學系，都設有與儒家思想相關的課程。歷史悠久的南洋孔教會通過民間公開舉辦儒學講座、讀書會、文化營以及各種儒學活動，提供研究獎助，吸引一些年輕學人成為孔教會的生力軍。1985 年成立的新加坡儒學研究會也定期舉行儒學會議，出版儒學論文集等，以維持儒家思想的學脈。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儒學歷史發展，實是和新加坡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戰前時期，新馬兩地乃受到中國孔教思潮的影響；新馬皆是移民社會，需要應對移民階層對儒家文化的需求；兩地于戰后儒學發展的起伏，都和政治人物的提倡有極大關聯；民間有不少自主弘揚儒學的組織如馬六甲孔教會、馬來西亞孔子研究會、朱熹學會等。相較于新馬，印度尼西亞的孔教和不同時期的政權關系更為密切。印尼建國之后，由于左右翼勢力的斗爭，孔教會曾經一度成為反制共產黨的力量之一。后期右派力量實行同化政策(去華族性、去中國性)，一些不放棄華人認同與文化的印尼華人，便通過被視為“華人宗教”的“孔教”來保存自己的族群與文化認同。
對美國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實力最雄厚的國家，它取代了傳統上歐洲國家占據的地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中國學研究中心。從70年代起，美國逐漸成為大陸和香港電臺之后的發展、豐富儒家思想的第三塊基地。1980年，加利福尼亞州大學教授、美籍華裔學者吳森在紐約出版的《今日東方哲學》中描繪了中國大陸之外的當代儒家所呈現的紛繁復雜的壯觀景象，明確地把美國列為中國大陸、港臺之外儒家生長的又一處主要園地。其后，美國成為發展儒家的第三塊基地的趨勢有了進一步的增強。
美國擁有眾多潛心研究儒家的學者，知名的學者近百人。他們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美國本土出生的學者，如狄培理、芬格利特、尼維森、郝大維、安樂哲等。他們對儒家有精深的研究，并且都能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另一類是由東亞移居到美國的華人學者，如陳榮捷、張鐘元、杜維明、成中英等，他們都是學貫中西的學者，發表了不少英文著作，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兩類人在美國的儒學研究平分秋色，相互之間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他們的總體學術力量足以構成一支探索儒學的方面軍。
美國的儒學研究出現了極為活躍的態勢，不僅時時有新著作問世，而且經常出現新見解，不斷深入研究。德克薩斯大學哲學系主任郝大維、夏威夷大學安樂哲教授曾經對此作過描述。他們指出，70年代以來，美國儒學研究出現了新趨勢，一些著作提出了關于孔子的新見解。他們列舉了美國在儒學研究方面的新進展：圣巴巴拉加州大學教授芬格利特對《論語》的新詮釋，開擴了西方人對孔子的理解。成中英的詮釋著作則推進了把孔子作為與現代相關的哲學家加以研究的運動。近年來在美國發表的論述中國哲學的著作選題范圍很廣，有不少是很專門的問題，如有一篇文章專門分析王守仁《王陽明先生傳習錄》中所引用的朱熹著作，這反映了研究的深入。
對歐洲的影響
一般認為，是利瑪竇首先將儒家思想傳到歐洲，但也有學者認為，在利瑪竇之前，已經有人向歐洲傳播過孔子和儒學。從現有史料看，第一個明確地將孔子和儒學介紹給歐洲的是利瑪竇，但在利瑪竇之前的一些記載中，已經有孔子和儒學傳入歐洲的蛛絲馬跡。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們，為能夠既贏得中原地區的統治者支持又能夠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接受，為傳教掃清障礙，他們采取了調和儒學與基督教的 “適儒”策略，開創了一條“合儒補儒”的傳教路線。他們一方面贊美中國的哲學文化，另一方面就是引經據典去附會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碰撞和沖突不可避免。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上，最初是在在華傳教士內部，后來發展到整個傳教士內部及傳教士與羅馬教廷之間都發生了有關中國傳統祭祀禮儀性質的討論。這就是基督教傳播過程中有名的“禮儀之爭”。歐洲思想界在17-18世紀掀起了研究孔子學說的熱潮。耶穌會士在討論禮儀問題時常常援引中原地區古代經典為證，成為儒學西傳的重要途徑，“禮儀之爭”直接影響了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典籍在歐洲的傳播。
在西方，受孔子思想影響最大的是法國。最早來華的法國人金尼閣是利瑪竇的學生，他翻譯過儒家的“五經”。此外，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年的馬若瑟，精心研究中國的《尚書》。經過這些人的傳播，儒家的思想和文化進入法國后，法國的啟蒙思想家深受其益。如百科全書派領袖霍爾巴赫，曾極力贊揚孔子道德的力量。在現代西方學界， 有關中西文化交流史也出現了一系列專著，如《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東方啟蒙:東西方思想的遭遇》 (Oriental Enlightenment: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 (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等。這些專著代表著海外學者開始反思西方文明的自我成圣觀，，肯定了東方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
思想價值
當代意義
儒學現代意義的兩個重要原因：
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我們華族正處在偉大的全面民族復興，此時此刻，必須回顧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
第二，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什么是“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思想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于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并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于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后的。也是華族以前、現在和將來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會倫理思想，正是封建社會倫理觀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生活現實中的行為規范用通俗的語言--道德意識規范起來，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這種倫理思想上升到華族精神意志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代表----毛澤東和鄧小平掌握及創造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應用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功。
當前蘇聯的解體給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震驚，當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面臨危機和矛盾讓世人困惑迷茫時，智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代表---胡錦濤已經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及全世界社會發展在理論上指明了理論創新的方向---和諧社會主義理論----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的創建和社會實踐在構鍵和諧社會方面的意義和作用。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是儒家思想精髓的發展是適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它是東西方人類最進步思想意識的結晶。它的誕生和實踐應用不僅僅是中原地區的社會主義健康快速發展保證，也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指引。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意識能動性---社會意識能動性在社會實踐上的成功應用。
研究價值
現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將階級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鼓吹封建道德觀，強調通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忽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亞洲國家難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后的一切根源歸之于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
經典著作
《論語》
《論語》是一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因孔子秉承述而不作的傳統，故《論語》一書雖為孔子思想之薈萃，卻是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編纂而成。關于“論語”二字從古至今解釋顏多。最早提及的是班固，“論”即是編纂之意，“語”即是對話的意思。根據唐明貴先生在其《論語學史》中所講：“由于班說義理周備，頗得其要，故此種解釋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除此之外，許多學者不同意班固的看法，提出了“倫理說”“追論說”等解釋。《論語》成書大致在公元前429到公元前402年之間。作為反映孔子思想的著作，《論語》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其中共有20篇，涉及學習、政治、禮儀、仁道、教育、處世等多方面的思想內容，不僅是中華經典中的源頭活水，更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產生重要影響，從古至今，無不如此。
《孟子》
儒家經典著作之一。戰國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等著。一說據文中“所見諸侯皆稱謚”（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說疑非孟子自著，大概先有萬章、公孫丑等親承孟子口授而筆之于書，后由孟子弟子、再傳弟子所編定。《全本史記》稱“《孟子》七篇”，《漢書·藝文志》著錄《孟子》十一篇。東漢趙岐以為七篇乃孟子自著，外書四篇非孟子所寫，外書四篇已佚。明朝有《孟子外書》熙時子注本（一說為明代姚士粦）偽作。《孟子》在西漢文帝時曾與《論語》、《孝經》、《爾雅》同置博士，但不久而罷。五代后蜀時將《孟子》與《易》、《書》等十一部儒家典籍刻石，北宋時又加翻刻，《孟子》始稱為經。南宋朱熹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并依趙岐體例將《孟子》七篇各分為上下，遂成十四篇。至此，《孟子》的地位更加突出，從南宋末至清末的七百年間成為讀書人的必讀教材。《孟子》是研究孟子及其學派的主要資料，載有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項活動以及政治、經濟、教育、倫理等方面的言論和學說，書中還記載了墨子、楊朱、許行、告子等人的部分言行，雖詳略不一，但作為史料仍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注本主要有東漢趙岐《孟子章句》（《十三經注疏》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四書集注》本）清焦循《孟子正義》、今人楊伯峻《孟子譯注》等。
《大學》
《大學》作為四書之一，原本只是《禮記》中的一個篇目。到了宋明理學時代，《大學》一書地位逐漸提高，許多理學家從理學角度對《大學》作了經典的詮釋，突出格物窮理之說，成為官方的教科書，使此書的價值得以普世。關于《大學》之名，大致有三種解釋：一、博學之意；二、大人之學；三、成年人之學校。黃懷信在其《大學中屬講義》中提到大學為成年人之學校一說較為可靠。至于《大學》的作者亦是眾說紛壇，比較權威的是朱熹所講，他認為大學共分為十一章，首章為“經”，這部分是孔子所講，曾子記述的。其他的十章為“傳”，是曾子對“經”的解釋和闡發，為曾子門徒所著。此種觀念比較符合歷史，但是我們應當注意，朱熹對此解釋必定會站在儒學“道統”的立場上，曾子為孔子學生，又是孔子的孫子孔伋的老師，這樣下來，整個儒學譜系的結構就清晰了。所以，朱熹不免有此“護道”的嫌疑。《大學》的結構非常清晰，共十一章，首章為根本，其他章都是對此章的解釋。所以，其主旨亦可通過研究首章而得，即通過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的內圣之道開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這也是所謂的“八條目”。對這些條目起統領作用的是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三綱領”。
《中庸》
與《大學》相似，《中庸》原本也是《禮記》中的一篇，是其中的第三十一篇，相傳為孔子的孫子孔伋所作，北宋時得到程顥、程頤的極力尊崇，被抽出獨立成篇。南宋時朱熹將《中庸》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編注釋，自此這四部書被并稱為“四書”，并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歷代科舉考試的必讀書。書中提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理論，并提出了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中庸》的歷代注本有很多，重要的有宋代程顥的《中庸義》，程頤的《中庸解義》、朱熹的《中庸章句》，清代戴震的《中庸補注》，近代康有為的《中庸注》。馬其昶的《中庸誼詁》、胡懷琛的《中庸淺說》等。通行本有清代阮元的《十三經注疏》校刻本。
《尚書》
亦稱《書》《尚書》。“尚”即“上”，上代以來之書，故名。中國上古歷史文獻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跡著作的匯編。相傳由孔子編定。事實上有些篇，如《堯典》《洪范》《尚書·禹貢》等為以后儒家所補。儒家經典之一。保存于商周，特別是西周公國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文中所反映的倫理觀念后來被奉為封建道德的楷模。西漢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書》。另有相傳劉徹末年，魯恭王從孔家大院壁中發現的《尚書》，已佚。今存為東晉所獻的《古文尚書》為偽作。現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是《今文尚書》與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注本有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南宋蔡沈《書集傳》。清孔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輯集漢、魏、隋、唐舊注，并作疏，較為完備。
《詩經》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集中收入自西周初至春秋中葉500多年間的305篇作品，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反映了經濟制度、生產發展、階級矛盾、風俗民情等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其精華的民間歌謠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精神，充滿濃厚的人本意識、人倫情感和鄉土情韻。四言為主的詩歌體式，賦、比、興的表現手法，重章疊句的章法結構，樸素自然的藝術風格，是《詩經》的基本藝術特征。《詩經》關注現實的“風雅”精神和高度的藝術成就，奠定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和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
《孝經》
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共十八章。作者各說不一，應為孔門后學所作。
關于《孝經》的寫成年代，大約就在《左傳》之后《呂氏春秋》以前。《左傳》的成書約在戰國中期，則《孝經》的寫成當在戰國晚年。戰國晚年，那它的作者就不會是孔子、曾子了，甚至連曾子的親授弟子也不會是。它的作者只能是儒家學派的某一傳人。即便就是曾子的學生，也只能是曾門再傳、三傳的學生。《左傳》和《孝經》，有相互雷同的言辭。這一點，宋人已經發現并重視了。首先提出這種觀點的是朱熹。他的意見散見于其所著《孝經刊誤》《朱子語類》中。
《周易》
《周易》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源頭。“易”原是卜等活動的統稱。《周易》的形成不是一而就的，而是漫長的歷史過程。正所謂“人更三圣，世歷三古”，“三圣”“三古”之意即是上古伏羲、中古周文王、下古孔子。概括地講就是伏羲“觀物取象”制作“八卦”，周文王演“六十四卦”并制定了卦辭和父辭，孔子制作“十翼”以輔助理解周易古經。所以《周易》從廣義上講包括“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雖然《周易》形成過程繁雜，時間久遠，但是我們可以依據后世經典大體推測其成書年代。《周易》古經在殷周之際就已經形成了，周初仍有卜筮之官進行修訂。《周易》思想恢宏，內容浩蕩，是諸子各家思想的源頭。在歷史的長河中對《周易》的研究又分為三大派：象數派、義理派和歷史派。此三者都是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周易》的思想，雖說有某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都為中華經典的傳承和頌揚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周禮》
《周禮》是儒家經典之一，世傳為周公所著，但實際上可能是戰國時期眾學者歸納創作而成。《周禮》又名《周官》，是“三禮”之首，因與《尚書·周官篇》相混，改為《周官經》。西漢末列為經而屬于禮，故有《周禮》之名。這部書搜集了周代及各諸侯國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為標準加以增減取舍，匯編而成。《周禮》共分6篇，包括“天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一篇早已散失，西漢時補以“考工記”，稱為“官考工記”。全書共分42卷。《周禮》是一部通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內容極為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歷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凡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痘廟車馬、農商醫下、工藝制作，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無所不包，堪稱上古文化史之寶庫。《周禮》六官的分工大致為：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禮部尚書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官主管刑罰，冬官主管營造，涉及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獻中實屬罕見。《周禮》所記載的禮的體系最為系統，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等具體規制，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
《儀禮》
儒教經典“三禮”之一。是儒教最早的《禮經》，原來單稱《禮》或《士禮》。劉徹立五經博士，就是以《儀禮》為五經之一。《儀禮》共十七篇，記載了古代貴族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方面的基本儀節。凡是“士”以上的貴族，待人接物、舉手投足，都要遵循這些儀節，以體現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有人認為《儀禮》是周公編定，但更多的人則認為是孔子采集西周古禮編輯而成。由于時代變遷，《儀禮》記載的許多具體禮儀，在漢以后就只成具文，加上其文字艱澀難懂，一般讀者更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但其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基本精神，卻代代相傳，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原則。
《禮記》
《禮記》亦稱《禮記》或《禮記》。儒家經典之一。秦漢以前各種禮儀論著的選集。相傳西漢戴圣編幕，今本為東漢鄭玄注本。有《曲禮》《檀弓》《王制》《月令》《禮記·禮運》《學記》樂記》《中扇》《大學》等四十九篇。大率為孔子弟子及其再傳、三傳弟子等所記，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情況、儒家學說和文物制度的參考書。有東漢鄭玄《禮記注》，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清朱彬《禮記訓幕》，孫希旦《禮記集解》等。
《左傳》
《左傳》亦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儒家經典之一，相傳是春秋時左丘明所撰。近人大都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據各國史料編成。這是一部編年體著作，記載了魯隱公元年（前722）到魯衰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間周代及諸侯各國的重大歷史事件，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時代風貌，頤具進步意義，亦有迷信色彩。《左傳》在藝術上有較高的價值，善于敘事，善于描寫戰爭，亦善于刻畫人物，善于寫外交辭令，為后人所推崇。本書每與《春秋》合刊，作為《十三經》之一。注本有晉代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唐朝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等。
《公羊傳》
《公羊傳》也稱《公羊傳》《公羊春秋》，儒家經典之一。二十八卷。舊題戰國時齊人公羊姓高撰。起初僅口頭流傳，漢初才成書。與《轂梁傳》《左傳》合稱“春秋三傳”。屬今文經學派。盛行于劉徹、漢宣帝間。王葬時，古文經學大盛，研治《公羊傳》者漸少。其書于史事記載較略，著重闡述《春秋》“大義”，歷來今文經學家常借用其“微言大義”來解說經典，議論時政，是研究《春秋》以及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注本有東漢何休的《春秋公羊解》和唐代徐彥的《公羊傳疏》，后收入《十三經注疏》中。清人陳立的《公羊義疏》也較詳備。
《谷梁傳》
《穀梁傳》又稱《穀梁傳》。據說它是孔子的再傳弟子谷梁赤為解釋《春秋》而作的。《谷梁傳》與《公羊傳》、《左傳》合稱“春秋三傳”，都是詳細闡釋《春秋》的書。其中《左傳》對《春秋》的闡釋重在記事，就是把《春秋》里很簡單的記載詳細補充；而《公羊傳》是根據《春秋》里的句子，專門闡發微言大義；《谷梁傳》則是解釋《春秋》里的字詞，并說明義理。《谷梁傳》的體例和語言風格與《公羊傳》很相近，成書和寫定的過程也很類似，但思想的豐富性和社會影響不及《公羊傳》。
《爾雅》
《爾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訓學專著，也是儒家經典之一。其中，“爾”同“邇”，近的意思；“雅”即“雅言”，是某一時代官方規定的規范語言。“爾雅”就是使語言接近于官方規定的語言。《漢書·藝文志》將它歸入“孝經”門下，云：“《爾雅》三卷二十篇”。現在我們看到的《爾雅》，均為19篇。葉德輝說：“今本三卷十九篇。《漢志》蓋合序篇言之。《爾雅》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相傳為周公所作，再由孔子增益而成，也有認為是秦漢時人作，經過代代相傳成為《爾雅》。
儒家影響
文化影響
孔子開創儒家學派以來，發展至今已有兩千五百余年的歷史，儒家思想所傳承的經典并非是單一的流派，或者某一個宗教的經典，它吸納了中國數千年歷史長河中的百家思想，不斷發展，可以說儒家思想是整個中華文明的經典。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歷朝歷代的治國安邦、追求長治久安的需求下發揮了巨大作用。雖然儒家思想也曾衰落過，但它長時間作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并非偶然，可以說儒家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是以中國歷史的發展經驗總結為基礎的，是被人民所選擇的，它符合華族兩千年來的社會發展需要。儒家思想在傳承和發展中華文明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塑造中華民族精神、培養中華民族氣質上貢獻了不可磨滅的力量，這在學術界已為公認，這也說明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道德影響
儒家的現實意義不在于它歷史上的輝煌與尊崇，而在于它對于我們的現實生活，對于我們當前乃至將來的社會、政治、文化、教育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作為歷史的一部分，儒家無疑具有時代性，是時代的產物，隨時代而發展而沉浮。這是任何一種思想和學派都存在的問題，是誰都無法擺脫的宿命。但儒家又具有超越歷史，超越時代的普世性，或說永恒的意義。抽象掉時代和階級的因素，仁義禮智信永遠是有價值的。儒家在教化方面是成功的，儒家的智慧是卓越的，從先秦原始儒家高舉道德理想主義旗幟，高呼道德本位，挺立起人的道德主體的能動自覺以來，儒家道德哲學歷經兩漢，隋唐，宋元明清，一直是士君子安身立命的最高追求，也一直是百姓道德修養和價值判斷的終極目標。
醫學影響
自漢代以來，儒家思想始終是中國封建社會官方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始終是中國的主流文化。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博大精深的儒學理論體系和思想，在某些方面對中醫學起著引導甚至支配作用。而中醫學在理論和實踐上，也體現出儒家的倫理觀念及價值取向。儒學主要影響中醫學的思想有：孔子的“仁學”思想，“中庸”“中和”思想；孟子的民貴仁政思想、隆禮重法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邵雍的象數學思想；張載的“太虛”氣學思想；程朱理學及陸王心學等。同時，儒家崇尚“四書五經”，經書中的思想也無時無刻影響著中醫學的思維與觀念。
藝術影響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因為它的基本觀念符合華族和中華文化兩千多年來發展的需要，儒家有許多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和優秀的思想內容，代表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比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治國，依法治國，天人和諧等等觀念。這些核心的價值觀是跟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處境和生存條件相符合的，陶瓷藝術作品作為傳播文學思想的媒介應當以予用之。千百年來，這些思想價值觀通過藝術作品指導中華民族，從過去走向現在，還必將走向未來。運用儒家思想創作的作品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和社會都起著巨大的調節作用。
名言章句
1。子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
2。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
3。子日：“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
4。子日：“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
5。子日：“由，海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
6。端木賜問日：“孔圉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論語》
7。子日：“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海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論語》
8。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
9。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北宋）張載
10。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明）王守仁
歷史評價
1。儒家以人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為中心。——梁啟超
2。歷來承平之世，儒家之術，足以守成。——章太炎
3。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孔子，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班固
4。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司馬談
5。“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姓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孔子，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司馬談
6。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享，多為衣，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天、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墨子
7。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解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只敬之血：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孔伋唱之，孟柯和之，世之溝猶瞥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孔子、宋前廢公為茲厚于后世，是則子思、孟柯之罪也。——荀子
8。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舞、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圣王之跡著兵。——荀子
9。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隋書·儒林傳》
10。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子
參考資料 >
論東漢“儒教國教化”的形成.知網.2015-11-30
范仲淹與宋代新儒學.中國社會科學網.2018-11-03
儒學在各個朝代的發展歷程.古建中國.2023-12-28
文脈傳承連飛雪：新儒家的家國天下觀.今日頭條-紅網.2023-12-28
王守仁.浙江省人民政府網站.2022-10-15
《探索·發現》王陽明（1）溺.央視網.2022-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