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公元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05篇作品。另有6篇為《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因《儀禮》載古人行禮，用笙演奏這些作品，故名笙詩，這些篇章僅存篇目，并無詩文。《詩經》中詩歌的來源一部分來源于搜集的民間詩歌，一部分來源于公卿獻詩。
《詩經》從內容上分可分為風雅頌。風為十五國風，雅為大雅小雅，頌有周頌、魯頌、商頌之別。思想上既有著怨刺思想也有著愛戀思想以及戰爭、祖先崇拜、禮樂等思想。藝術手法則使用賦比興，同時也具有想象思維與一些敘事藝術的特點。在形式上多雙聲疊韻與重章疊句，一唱三嘆。《詩經》一書的版本在漢朝有齊魯韓三家“詩”以及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的“詩”（簡稱毛詩），后毛詩逐漸流傳下來，成為中國古代最通行的《詩經》本子。
《詩經》的影響極為深遠，其禮樂、怨刺思想以及藝術上的賦比興對中國政治與文學皆有著巨大的影響。而在中國以外，日本文學就吸收了諸多《詩經》的思想與藝術特色。20世紀以后，歐美對于《詩經》的研究也逐漸興盛起來。
成書背景
時代背景
《詩經》約成書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興于《詩》”“《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周時禮樂文明發達，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被認為與政教相通。在當時可以被歌唱出來的《詩經》自然也就受到重視。而同時，周朝又存在著采詩制度，使得當時的貴族也可以搜集到來自民間的詩歌。要之，這一制度的存在使得各地的民俗音樂可以被收集起來有了制度保障。這為《詩經》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生態背景
《詩經》成書年代的生態背景同樣值得關注。《詩經》一書成書年代的自然地理環境已經與當今的自然地理環境大不相同。那時的黃河流域有著充沛的雨水，造就了許多隰（xí）地，沙區與島嶼眾多，還生長著眾多亞熱帶植物，生物多樣性豐富。當時的居民農業、漁業、狩獵并舉，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環境中，不僅將自己的情感融入當時的大自然，也從大自然中獲得源源不斷的素材
成書過程
歷史上關于《詩經》最初的成書過程眾說紛紜。主要的說法有“采詩說”“獻詩說”與“孔子刪詩說”。“采詩”是上古時代的一種制度，到周朝還有采詩官，他們被稱為“行人”“道人”或“軒車使者”，專門負責到民間采集民歌民謠，然后上報朝廷，目的是便于朝廷了解民情，以便察看朝政的正誤得失。一般認為《國風》中的詩，由采詩制度采詩而來。“獻詩說”的意思是讓各級官員，上到上層官僚下至地方官吏進獻諷喻詩，樂師進獻民間樂曲，史官進獻有借鑒意義的史籍，少師誦讀箴言。而“孔子刪詩說”則是認為當今流傳下來的《詩經》305篇是由孔子編訂的。然而《春秋左傳》記載了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的時候，魯國樂師演奏《詩經》的事跡，順序與今本《詩經》大體相同。那時孔子才八歲，所以“孔子刪詩說”不準。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據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中的《耆夜》篇顯示，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后舉辦慶功宴，周公旦在宴會上即席所作的《蟋蟀》一詩，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著密切關系。根據黃效老師在論文中的推測，二者為源與流的關系。《詩經》晚期的作品應成于春秋時期中葉。具體為何作品，至今仍眾說紛紜。根據鄭玄《詩譜序》介紹，應是《株林》（公元前598年）；王夫之認為是《無衣》（公元前506年）；而梁啟超則認為最晚作品應為《燕燕》一詩（公元前558年）不論哪種說法，《詩經》成書的跨度也都長達500年之久。
內容
《詩經》現存305篇（此外有目無詩的6篇，共311篇），分《風》《雅》《頌》三部分。
風雅頌辨析
風雅頌的區分歷來有不同說法。一種說法是按音樂樂調來分。“風”是各諸侯國的樂調。“雅”即正，是指宗周地區的正樂。頌是宗廟祭祀之樂。正所謂“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另一種說法是按照內容體裁來劃分。《毛詩序》認為，風，從地域上講是屬于某一個諸侯國家的；而雅，則是屬于整個周王朝的。風，在內容上是以某個人的事來表現其所屬國家的風尚的；雅，則是講整個周王朝王政廢興的，不過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之別。頌，是歌頌盛德而告之神明的。
風
《風》包括《周南》《召南》《邶[bèi]風》《鄘[yōng]風》《衛風》《王風》《鄭風》《國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kuaì）風》《國風·曹風》《豳（bīn）風》，共十五《國風》，《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詩一百六十篇。
《周南》《召南》為《詩經》一書開頭兩章，編次最前。其中《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周南》《召南》合計共25篇。二南產生的年代為西周末、東周初，為周王室東遷后的詩。《周南》《召南》之所以不用風為名，是因為其產生的地方為周公與召公柬的采邑，采邑不能名為國風。二南的產生地，為河南省的汝州市、南陽市，湖北的襄陽市、宜昌市、江陵縣等一帶地方。這些地方是國風中最南的地區。《關雎[jū]》為《周南》第一篇，也為《詩經》起首第一篇。二南詩的內容反映了人民群眾勞動、戀愛等生活，還記載了當時的一些社會風俗與觀念。
《邶（bèi）風》《鄘（yōng）風》《衛風》皆是古時衛地所產生的詩歌。西漢時三家詩皆以邶、鄺、衛為一卷。衛地原是商朝的故地，姬發滅商以后，將其地三分。具體而論，其大致在今天的磁縣、東明、濮陽市，河南安陽、淇縣、滑縣、衛輝市、開封市、中牟縣一帶。春秋時代，衛國君昏庸無道，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于是《邶（bèi）風》《鄘（yōng）風》《衛風》的詩歌多有著人民群眾強烈的不滿情緒，無論是婚戀詩還是勞役詩亦或是描寫官吏政府的詩歌，都有著一種憤懣不平之氣。
《鄭風》為鄭國地區所產生的詩歌，大致出于今天的河南新鄭附近。從時間來看，當是春秋時期的作品，共21篇。《鄭風》的思想較為開放，男女之間有在三月間于溱洧[wěi]等地游春的習俗，所以愛情詩居多。所以《論語》記載到“鄭風淫”。《國風·齊風》共有11篇，是產生于齊國的詩歌，在今天的山東省北部和中部，產生年代大致為春秋時期。《齊風》多反映當時社會現象，戀愛婚姻、士大夫家庭生活等。
《魏風》一共7篇，是產生于魏國的詩歌，為春秋初期作品。魏國所在地大致為今天的芮城縣東北一代。這里自然氣候干燥，土地貧瘠，人民生活相比其他國家比較貧窮，所以詩歌多是諷刺、揭露、發泄心中不滿，戰斗性較強。《唐風》就是晉風，是產生于晉國的詩風。因為唐地有晉水，所以后來國號改稱為晉。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市一帶地方，即翼城縣、曲沃縣、新絳縣、聞喜縣等地區。晉國國家多內亂，戰事頻繁，所以詩歌上就具有頹廢、求助的情緒。《秦風》共10篇，是產生于秦國的詩歌。位于今陜西省地區及甘肅省東部，其產生的年代大致為春秋時期。古時秦地尚武，民風剽悍，故尚武精神也體現在《秦風》中。
《陳風》一共10篇，為東周時期陳國的詩歌。陳地在今河南省淮陽、柘城縣及安徽省亳[bó]縣一帶。《陳風》多半是關于戀愛婚姻的詩，這和該地人民崇信巫鬼的風俗有密切關系。《檜（kuaì）風》數量僅有4篇。檜地在今河南省密縣東北地區，這四篇詩歌創作于東周初年鄭武公滅檜之后，是抒發亡國之痛的詩篇。
《國風·曹風》數量也僅有4篇。《曹風》是春秋時期產生于曹國的詩歌。曹在春秋時為小國，大致位于今天的山東省定陶區西北一帶。四篇詩歌反映了當時民眾思治的思想，對社會上的一些現象也進行了諷刺。《豳（bīn）風》一共7篇。《豳（bīn）風》7篇詩歌全部產生于西周，可以說是《國風》中最早的詩歌。豳地在今陜西栒邑、彬州市一帶地方，周平王東遷時，豳地歸為秦所有。豳地重視農業，農業發達，所以《豳（bīn）風》7篇多帶有務農的地方色彩。
雅
《大雅》有31篇，大部分為西周前期詩歌，小部分為西周后期詩歌。成詩最晚的作品大概為《瞻卬》與《召旻》，應是周幽王時候的作品。在作者方面，大雅的作者大致為上層貴族。《大雅》詩歌既有諷刺詩，也有贊美詩。《小雅》有74篇，其中有6篇為“笙詩”有目無辭。《小雅》產生的時間跨度比《大雅》長很多。跨越西周與東周，其中西周末年的詩歌最多。《小雅》中最晚的詩當是截止到東周姬宜臼初年，即公元前770年左右。從作者來看，《小雅》的作者既有著上層貴族，也有著下層貴族與身份低微者。6篇“笙詩”為《南》《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稱為“笙詩”是由于它們在表演之時以笙為演奏工具。而笙詩的亡佚時間則在戰國末期到秦朝。《小雅》的詩歌內容大致與《大雅》相似，其中詩歌諷刺詩較《大雅》比要多，并且戰斗性要強。
頌
《頌》包括《周頌》《商頌》《魯頌》，一共有40篇。
《周頌》有31篇，其產生與周初禮樂文明有關。因其是周代祭祀時所使用的禮詩，所以長久以來被視為“正經”，其產生年代為西周初年。其在內容上既有歌功頌德的作品，也有農事詩等。主要是為了配合禮樂強化儀式，整合社會。
《商頌》有5篇，齊魯韓三家今文詩認為其為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但據江林昌教授考證，《商頌》應出于商朝統治者之手。主要是頌揚商族祖先的祭祀歌辭。這5篇分別是《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是商代后期作品。
《魯頌》有4篇，分別為《泮水》《悶宮》《有驅》《駒》。產生于春秋中葉魯僖公時，內容上都是頌美魯僖公。
思想
禮樂思想
《詩經》中無論是祭祀詩、戰爭詩還是愛情詩，皆體現了先秦時期的禮樂思想，皆為可歌。《詩經》本身便是研究先秦禮樂文明的可靠資料，《詩經》中的很多篇章在各種禮典上被演唱。例如《小雅》中《鹿鳴》一詩便是天子宴會群臣的詩歌，通過詩歌的節奏與語言，宴會人群的宗法觀念得到加強。《周頌》中的《臣工》一篇，則是闡發農耕的奧義，是行籍田禮的禮歌。
祖先崇拜
《詩經》中祭祀祖先的詩歌展現出強烈的祖先崇拜思想，是祭祀活動的派生物，在產生后又促進了祭祀活動的傳播。《清廟》《維清》《維天之命》等詩是祭祀周文王，《執竟》《載見》等詩是祭祀姬發。在祭祀中，祖先崇拜的觀念得到強化，王權的合法性地位得到鞏固。祖先崇拜思想在維系國家內部團結，強化本民族統治與排斥和貶抑殷人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怨刺思想
《詩經》中的一些詩歌對當時黑暗的政治與不公的社會現實進行諷刺，具有怨刺思想。其詩歌不僅對上層統治集團的壓榨百姓進行抨擊，也也包括對遠古貴族沒落的一種哀嘆。《伐檀》以砍伐樹木開端，批判貴族不勞而獲。“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不播種，不收割，不狩獵，卻日夜有肉食，體現了群眾對于不公現狀的一種極端憤怒。而《黍離》則言對西周舊都的哀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流露出對于周代衰微的傷心之情。
戰爭思想
《詩經》中的一些戰爭詩也體現了當時的戰爭思想。一方面，一些戰爭詩體現出強烈的自豪感、認同感，充滿著樂觀精神。《無衣》中“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表現出同仇敵愾，共同抵抗外敵的慷慨激昂。《常武》里“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歌頌的是王師出征，流露出對于周王室軍事實力強大的自豪感。但另一方面，戰爭又會帶來死亡，帶來平民百姓流離失所。所以，《詩經》中的另一些戰爭詩，表現的非但不是歌頌戰爭，而是反思戰爭，厭惡戰爭，流露出渴望安定的反戰情緒。例如《東山》中的士兵隨軍出征，戰爭漫長，“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不敢再去想回家的愿望。當其終于回來后，已是“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滿天小雨迷霧蒙蒙，妻子在房內嘆息。
愛情思想
《詩經》中的婚戀詩歌也流露出當時多元的愛情思想。其中既有“發乎情而止乎禮”的愛情，也有著被拋棄后自怨自艾的悲傷，還有對于負心男子大膽的指責與批判，也有著合乎當時禮義的夫妻和諧的生活。《詩經》中的愛情詩體現了當時尚未統一的多元的愛情觀念，既受當時禮義的影響，也有著原始的大膽鄉野般的愛戀與怨恨。既有著含蓄委婉，也有著率性潑辣。例如《關雎》中的愛情詩顯得克制，體現出中和之美；《靜女》中二人兩相預約，感情真摯細膩；《桃夭》中的愛情則體現了當時女子出嫁后要謹慎處理好與丈夫家人關系的思想，“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氓》通過敘述女子被遺棄的經歷，呈現了對負心行為的控訴。此外，《鄭風·風雨》中“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壓抑環境描寫與“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的情感轉折形成對比，體現了亂世背景下愛情的珍貴。
藝術手法
賦比興
賦
賦是直接言說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朱熹解釋到“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如《七月》，就是直接言說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涉及到衣食住各個方面。“五月斯螽動股，六月紡織娘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科入我床下”等皆是平白如畫的直接描寫，直接點出所要表現的事物。再比如《君子于役》中思念丈夫的大段內心獨白——想象夫妻何時可以團聚，期望丈夫不再饑腸轆轆，也是通過賦的手法直接言說出來。
比
比相當于比喻。比在《詩經》中的用法比較多樣。有整首都是用比的，比如《碩鼠》，整首詩都將奴隸主比貪婪可憎的肥老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用比的手法，再配合上重章疊句，寫出了當時群眾的憤怒之情。也有部分用比的，比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齒如瓠犀，首蛾眉。”分別以柔嫩的白茅芽、凍結的油脂、白色長身的蝤蠐、白而整齊的瓠子、寬額的螓蟲、蠶蛾的觸須來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膚、脖頸、牙齒、額頭、眉毛。也有以具體的動作和事物來比擬難言的情感和獨具特征的事物，如“巧舌如簧”“中心如醉”等。
興
興就是起興，是觸物興詞，由客觀事物觸發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通常在一首詩開頭言說其他事物，來引出詩歌所要寫的事物。朱自清他在《詩言志辨》中說興有兩個意義，一是發端，一是譬喻，兩個意義合在一塊兒才是興。因此興也就與比密不可分。實際上，在《詩經》中興常常與比結合在一起，如《周南·桃夭》，便是比興連用。既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借繁茂的桃枝、艷麗的桃花烘托新娘的青春美貌，與婚禮的熱鬧喜慶氛圍相映襯，又暗含家庭幸福、多子多孫的美好喻意。當然，興既與比有共同性，同時又與比有差異性。如“鴛鴦在梁，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等句則并無比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興也可以詠不相關的事物，也可以不被視作比，但是其與比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一種譬喻的形象思維，都象征著心與物的融合。
人物形象
《詩經》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比較突出，不同人物各具特色。即使是同類型的人物，也能體現出每個人物不同的個性。比如同樣是被拋棄的女子，《谷風》的女子是“不念昔者，伊余來”，感嘆昔日的恩愛到頭來原來是一場空，全詩流露出來的是哀傷之情；而《氓》中的女主人公則是“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下決心與男子分開，“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顯示出其決絕的心態與極端憤怒的心理。
想象思維
《詩經》產生于民間，人民天生的想象思維也在《詩經》一書中有著鮮明的體現。《泉水》寫到詩人預想的歸國時的情形。想象自己所在的車的車軸上涂滿了油，直奔入家鄉；《卷耳》寫到丈夫騎馬登山與疲憊的場景，進而“我姑酌彼金，維以不永懷”，想象愛人金樽滿酒，慰藉憂傷，以此來思念出征的丈夫；而《大東》則把天上星象想象為人間現實。如“彼牽牛，不以服箱”，想象牛郎星是否可以拉車。
敘事藝術
《詩經》雖然大部分是抒情詩歌，但是其中敘事的色彩也不容忽視。《詩經》中的敘事詩數量較少，大部分為抒情詩，敘事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上，都不能與后世漢樂府的敘事詩相比。但作為中國詩歌藝術的源頭，同樣不可以忽視其敘事因素。如《生民》通過八章之篇詳細記載了周部族發明農業生產的動人事跡，同時《詩經》中敘事也并非完全平鋪直敘，《溱洧》就是較為出色的一首只用四句來略寫春游的全景。主要的筆墨放在敘事上面，集中記敘的是男女結伴游玩的幽默調皮的對話。敘事詳略得當，重點突出。
重章疊句
《詩經》中充滿了重章疊句。重章如《芣苢》，三章只換了六個動詞，其余句子皆一樣。又如《卷耳》中兩章重復“我姑酌彼.....，維以不永......”的句式，僅變換少量名詞。這類重章手法通過變換少量詞語，能夠展現出動作的進程或情感的變化。至于疊加，《詩經》使用也同樣廣泛。《漢廣》后三章重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東山》思章皆用“我東山，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開頭。
雙聲疊韻
雙聲是指兩個音節聲母相同，疊韻是指兩個音節韻母相同。《詩經》中運用了大量古代漢語語音中的雙聲疊韻。雙聲如“燕婉之求”中的燕婉，“蒹葭蒼蒼”中的蘆葦，“匍匐救之”中的匍匐，“邂逅相遇”中的“邂逅”；疊韻如“豈弟君子”中的豈弟，“綢繆束薪”中的綢繆，“浮游之羽”中的浮游，“婆要其下”中的婆娑。
版本
先秦
2015年，安徽大學收購入藏的戰國竹簡安大簡記錄的《詩經》是目前發現的抄寫時代最早、存詩數最多的古本。2019年出版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含《周南》《召南》《秦》《侯》《鄘》《魏》六國國風，收錄了57篇詩，對《詩經》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該出土文獻與今本《詩經》編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寫法亦多有歧異，提供了豐富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等異文材料。
西漢
西漢時《詩經》一書有今文詩經與古文詩經。今文詩經有“齊詩”“魯詩”“韓詩”。“魯詩”出自魯人申培，“齊詩”出自齊人轅固生，“韓詩”出自燕人韓嬰，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興盛一時。“魯詩”于今文詩經中出現最早，以嚴謹著稱，并沒有刪省章句的做法，但論述簡約不繁瑣。“齊詩”主要附會陰陽五行說，理論包括四始五際和五性、六情、十二律等，體現的是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時其解釋各地不同詩風的文化背景，開創詩經地理學先河“韓詩”解詩，側重于直接闡發義理，介紹《詩經》以外的社會知識與背景。其解詩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社會的治理，士人內心的修養的提高。以上三家詩皆亡佚，僅留《韓詩外傳》。
文言文詩經為“毛詩”，其為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所傳。毛詩在每篇之前均有題解，而《關雎》一篇題解前有一篇對《詩經》的總論，后人遂稱各篇題解為小序，總論為大序。今本《詩經》，也多依據毛詩系統。“毛詩”結合儒家思想解釋《詩經》，主張美刺教化，看重訓釋詞義。接近詩經產生的時代，保存的原始釋義較多，被后世學界廣為引用。
而1977年在阜陽市雙古堆發掘出的西漢竹簡本詩經則是現存的年代較早的詩經古本。
東漢
東漢時儒學大師鄭玄為毛詩作箋。該箋注以毛詩為底本，融合其余三家詩說法，通過史實、地理、民風與禮解詩。鄭玄箋注毛詩，辨章學術、考據源流，結束了齊、魯、韓、毛四家《詩經》學派異說紛紜的局面。此后學者一般都研習毛詩，齊魯韓三家詩漸無人問津。現今，三家詩皆散逸，僅《毛詩》一家流傳于世，其中《齊詩》亡于曹魏、《魯詩》亡于晉朝、《韓詩》亡于北宋，另有《韓詩》流派的衍生著作《韓詩外傳》10卷幸存。鄭玄箋注的版本主要有唐和唐以前的寫本，唐宋石經本與五代十國宋以來的刻本。
唐代
唐時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中有《毛詩正義》（又稱《毛詩注疏》）。該本取毛詩與鄭玄的箋，從此也就確立了毛詩在《詩經》史上的經典地位。《毛詩正義》一書具有官學性質，結合儒家思想闡發義理，繼承詩教傳統。又取北方的樸學思想，糾正當時南方浮夸學風，因此《毛詩正義》保留了北學特征。《毛詩正義》有單疏本與合刊本。單疏本有唐寫本與宋刻本，均已失傳。該本宋元明清皆有刊本。
宋代
朱熹作《詩集傳》，一改前人訓詩經傳統，注重義理的闡發，同時又不荒廢漢學，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多維詩經解釋學。《詩集傳》一方面對毛詩序言進行批判，一方面不完全廢棄毛詩對于單章詩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吸收以歐陽修為代表的“本義派”和“二程”為代表的義理派的學說。最終用章句訓詁和義理解釋結合的方法來解釋《詩經》，集《詩經》解釋法之大成。《詩集傳》宋刻本已亡佚，明清刻本流傳較多。現在同時流傳的《詩集傳》有二十卷本和八卷本兩種版本，如《四部叢刊三編》有影印宋刊本《詩集傳》20卷。
明代
明人安世風有《詩經批釋》，是一種具有成書體例的評點本。《詩經批釋》特點是注重藝術分析，同時突破牽強附會的表面章句見解，深入本質。評點詳略得當，切中肯絮，率性而不隨意。其分為四卷，《風》《大雅》《小雅》《頌》各一卷。每卷各篇先列篇名，有30篇，篇名下有題下評論。之后列出詩歌正文，對其進行分章節評述。開頭處有眉評，經文行間有旁批，一些章節末尾處也有小字雙行夾批，這些是無意識對文學評點本子的最初形態。現今該本有明朝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商邱安氏原刻本，現今藏于復旦大學圖書館，一共有四卷，四冊。
清代
明末清初王夫之寫有《詩經稗疏》。《詩經疏》在廣泛吸收前人學說的基礎上側重于對《詩經》中的名物訓詁進行考辨，注重實證，實事求是。立足《詩經》文本，考證音韻。求之于歷史事實，證之以科學知識。該本有湖南巡撫采進四卷本等。
馬瑞辰有《毛詩傳箋通釋》。《毛詩傳箋通釋》在發揮自己思想的基礎上集錄了當時可以搜集到的注釋《詩經》的典范之作，比如毛詩、鄭玄的箋注等，并借鑒了清代乾嘉學派的成果，是清人對《詩經》歷代注釋、訓詁的集成之作。該書版本有愛新覺羅·旻寧十五年（1835年）學古堂刻本、《皇清經解續篇》本、光緒十四年（1888年）廣雅書局重刻本與1989中華書局撇號排印本。
王先謙有《詩三家義集疏》，此書是研究漢代三家詩學的集大成之作。對齊詩、魯詩、韓詩做出了詳細總結，正所謂“網羅詳備，論證精審，可謂集三家《詩》學之大成。”但此書同樣有缺漏，不僅有訓詁的錯誤，還夸大了漢儒對師法和家法的堅守，校勘異文也存在著片面化的傾向。
當代
當代也有許多較為精品的詩經版本，如屈萬里的《詩經詮釋》，該本注釋簡明扼；陳子展《詩經直解》，該本論證豐富；程俊英《詩經注析》，該本將《詩經》翻譯成白話詩；向熹的《詩經議注》，該本每首詩之后都有韻讀。
評價
正面評價
毛宣國教授認為《詩經》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匯集了中國在詩歌創作上積聚了五百年之久的經驗，同時對后代的詩歌創作具有重大的意義。先秦儒家孔子曾評價：“不學詩，無以言”，以及“《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強調《詩經》一書的教化與交際功能。南宋理學家朱熹認為學習《詩經》可以的“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清代漢學家戴震則認為《詩經》反映了高度現實生活，并具有考據的意義，可以以詩來考據詩。其比興的手法為《楚辭集解》所繼承，其四言詩的格式在后世曹操的詩中也再次得到了發揚，而一唱三嘆的感情，哀而不怨的美學傳統也為后世文人所繼承。復旦大學教授章培恒、駱玉明認為《詩經》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為古代詩人們提供著源源不斷地可以借鑒的瑰寶。而當《詩》在漢代被尊為經后，其風雅的精神，現實主義的傳統，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文人在詩中反映現實，進行諷刺。
負面評價
文學史研究者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認為《詩經》中的《雅》《頌》存在著貴族公卿獻詩，比如《公劉》《大明》等詩，有歌功頌德的痕跡影響了后世的廟堂文學和宮庭文學，使它們成為應制之作，喪失了表現個人情感的活力。而歷代禮樂志中所載的郊廟歌、燕射歌，以及虛夸的賦、頌、銘、等，也都是這一類作品。同時，后世一些文人對《詩經》進行合乎自己要求的曲解，使之成為“厚人倫"“美教化”的說教工具，也有阻礙社會發展、思想解放的負面作用。
影響
中國影響
政治影響
外交辭令
《論語》中曾說到“不學詩，無以言”，這點明了《詩經》在當時社會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詩經》一書曾在中國外交場合發揮過重要作用，《文心雕龍》講到“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醉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說的就是在外交這種公共場合下，通過引用《詩經》中的句子，賦詩言志，一方面展現自己的學識與修養，另一方面可達到外交目的。《左傳》一書就曾記載過多次通過使用《詩經》中的語句作外交辭令達到外交目的的事跡。如秦哀公就曾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來表示自己愿意出兵相助，秦穆公用“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表達對晉文公的期望。
采詩傳統
《詩經》中的詩，特別是《國風》中的詩，一般認為，由各地采詩而來，這對后世王朝的采詩制度產生了影響。這種制度也在后世被傳承下來。漢時的漢樂府正是這種采詩傳統的體現。采集各地民謠，以供朝廷演奏，同時了解各地民情。魏晉時期，同樣具有樂府機構，采集各地俗樂民歌，并由樂府專業人員對其進行改編。正所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國家通過采詩制度了解各地的民風、情況，改正自己的過錯。
文學影響
哀而不傷
《詩經》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奠定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與藝術基礎，對《楚辭集解》《漢賦》《唐詩》《宋詞》等后世文學形式的題材選擇、表現手法及審美取向產生了深遠影響。《詩經》中雖然有很多怨刺詩與愛情悲劇的詩歌，但也流露出了悲傷的色彩，然而這些詩歌的思想感情并沒有太過于激烈，傾向于克制，總體呈現出一種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美學特征。《正月》之詩雖批判統治者，不滿自己不得重用，然而整體的情感是憂傷孤獨，“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這也影響了后世的詩歌創作觀念，比如杜甫詩歌沉郁頓挫，激憤之情始終沒有一瀉千里而是一唱三嘆的流露出來。
抒情傳統
《詩經》大部分詩歌為抒情詩，即使是像《公牛》這樣的史詩，也抒發的是祖先崇拜的思想感情。《詩經》以其數百篇之多的抒情詩，奠定了中國抒情文學傳統。后世無論是唐宋詩還是宋清詞，皆以抒情占據主流。抒情言志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奠定了中國抒情文學極為發達的傳統。
比興手法
《詩經》中的比興手法為后世借用，《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表達方法就是對比興手法的發展。后世古詩十九首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等比興形象化境界的創造，皆受到了《詩經》的影響。在這里物我交融，情與景完美和諧統一。總之，《詩經》中的比興手法形成了中國詩歌創造含蓄蘊藉、韻味深遠的特點。
國際影響
東亞影響
《詩經》一書很早便傳入日本，478年，渡海到日本而來的中國人便留下了最早的使用《詩經》的記錄。第一個日譯本出現于9世紀，以后選譯、全譯和評介未曾中斷，譯注、講解、漢文名著翻刻，成為幾個世紀的學術風氣，使《詩經》廣泛流傳。在中國唐朝，日本奈良時代，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給日本帶來了“毛詩”注本與天寶傳詩制度。《古今和歌集》中的詩歌，也可看到與《詩經》相似的描述，可看作借鑒《詩經》而寫。而《詩經》中的詞匯如“輾轉”“反側”“三秋”“局蹐[jí]”等也進入到了日本詞匯中，收錄到了日本的《日用大詞典》。江戶“雅俗文化”形成過程中，《詩經》的“勸善懲惡觀”與“人情說”對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
歐美影響
因為海洋與陸地的相隔，歐美地區的《詩經》傳入相對較晚。在20世紀以前，歐美對于《詩經》的研究多以翻譯、介紹為主，少思想上的闡發與藝術上的討論，此時的影響多停留于表層，尚未深入學理層面。而20世紀以后，對《詩經》的研究逐步以文學研究為主。法國葛蘭言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研究《詩經》，影響到了其文化人類學理論的建構。韋利的《詩經》研究則是借鑒人類學與民俗學的研究成果。愛德華受到《詩經》啟發，撰寫《從詩經看中國先民的風俗風情》；《詩經》一書，同樣也為葛蘭西的《中國古代祭禮與歌謠》一書的撰寫提供了可以參考的材料。
衍生作品
參考文獻
相關事件
2025年11月8日，南昌市漢代海昏侯墓考古發掘成果公布十周年暨漢代區域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南昌舉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海昏侯墓考古發掘領隊楊軍表示，海昏侯墓中出土《詩經》相關簡牘約1200枚，簡上有“詩三百五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證明海昏簡《詩經》是全本《詩經》，這是秦漢全本《詩經》的首次發現。
參考資料 >
《詩經》.中國社會科學詞條庫.2025-03-18
世界讀書日 | 開卷有益 看孔夫子的推薦書單.今日頭條.2025-07-10
孔子詩學世界的中國智慧.人民網.2025-03-18
在水一方.豆瓣音樂.2023-04-22
海昏侯墓考古發掘領隊：首次發現秦漢時期全本《詩經》.中國新聞網.202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