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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宏、任甫，別號任公、飲冰室主人，廣東省新會縣人，是近代中國著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中國近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新法學家、社會活動家、詞匯發明家、書法家。清末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民國多個政治黨派創辦人。

梁啟超５歲始讀四書五經，９歲能寫千字文，12歲中秀才，15歲肄業于廣州學海堂。縣試、府試皆名列第一，有“神童”美譽。光緒十七年（1891年）從學于康有為萬木草堂，并協助康有為從事變法維新，時稱“康梁”。在青年時期曾經與老師康有為共同發動“公車上書”，后于上海市主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等論著，在全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10月，受聘為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次年入京參與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逃亡日本，創辦《清議報》，宣傳改良主義，鼓吹民權，并主張君主立憲制。民國二年（1912年），梁啟超歸國，擁護袁世凱統一，并于次年出任司法總長。后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策動護國軍反袁。段祺瑞執政時期，一度出任內閣財政總長。“五四”運動期間，反對尊孔復古，謳歌民主與科學，晚年講學于清華大學。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溘然長逝，終年56歲。其著作輯為《飲冰室合集》。

梁啟超的學術著作涉及到哲學、歷史學、文學、圖書館學、社會學、?經濟、財政、?法律、教育、宗教等諸多學科，留下了數量浩繁的文章，對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起了辟山開路的作用，既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也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學術研究的卓有成就的先驅。此外，他在史學革命、教育強國等領域對社會文明進步產生了推動作用。偉人毛澤東曾評價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并稱其為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人物生平

年少不凡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啟超于廣東省廣州府新會縣潮居都茶坑鄉出生。其祖上于新會區世代以農耕為業，至祖父梁維清才開始攻讀詩書，并考得秀才。受祖父影響，梁啟超從小熟讀四書五經六藝，又因為茶坑村距離崖山不遠，梁維清經常給兒孫講述“亡宋、亡明國難之事”，對年幼的梁啟超產生了重要影響。梁啟超在《三十自述》中回憶道，自己六歲從祖父開始讀書，熟讀中國史略、五經等書著，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九歲時，梁啟超入讀會城街道周醒吾塾館，師從李兆鏡，并參加新會縣衙的縣試，主考官彭君知縣對他的試卷拍案叫好，對他提出的問題梁啟超也均對答如流，順利取得第一名。光緒十年（1884年）10月，梁啟超到省城參加院試，又中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成為秀才。

求學中舉

光緒十一年（1885年），梁啟超開始了自己的求學之路，首先前往廣州呂拔湖學習八股文，次年至佛山陳梅坪處學習訓詁學，并從此對訓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覺得八股文缺乏生氣、枯燥無味，逐漸萌發了“棄帖括之志”。

光緒十三年（1887年），14歲的梁啟超到廣州市入讀學海堂，“季課大考，四季皆第一”，還與麥孟華、曾剛甫等人切磋學問，并在菊坡精舍、粵秀書院、粵華書院等高等學府旁聽，廣納百家之學。16歲時，梁啟超參加廣州鄉試，榜列第八。鄉試考官正座是內閣學士李端，副座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兩人非常賞識梁啟超的才華見識。待榜發之時，李端棻請王仁堪作媒，將其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啟超。

康梁相識

光緒十六年（1890年）春，由李端棻資助、梁寶瑛的陪同下，梁啟超赴京會試，但因朝中守舊勢力排斥新思潮，不中落第。回鄉時，梁啟超途徑上海市，此時的梁啟超通過《瀛環志略》等西方書籍才得九州之外還有世界五大洲各國，并從此對西方的政治、文化產生興趣。同年秋，梁啟超通過好友陳千秋結識康有為。康有為向梁啟超痛陳清廷腐敗及向西方救國救民之理。梁啟超聽后深感自己知識淺薄，“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

光緒十七年（1891年），由于梁啟超、陳千秋的建議和堅持，康有為決定于廣州長興學里萬木草堂開館講學。康有為的講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與傳統規矩不同。“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歷史學、西學為用”，“對列強壓迫、世界大勢、漢唐政治、兩宋的政治都講。每講一學，論一事，必上下上海古今內衣集團有限公司，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歐、美事例以作比較證明”。“當時入草堂，第一部書就是讀公羊傳，同時讀一部《春秋繁露》。除讀中國古書外，還要讀很多西洋的書”，學生主要是靠自己讀書寫筆記，并每人一本功課簿，凡有疑問或心得，便寫在功課簿上，每半個月交予康有為，由他一一批答。除此之外，梁啟超又與韓云臺在廣州衛邊街設立學館，與學海堂、菊坡精舍、紅棉草堂及鎮海樓的學生廣為聯系，結交朋友數百人。

同年10月，李瑞棻特意邀請戶部尚書翁同龢、散館授編修徐致靖、翰林院編修文廷式、刑部主事楊深秀等當朝有維新思想的達官貴人出席了梁啟超、李蕙仙的婚宴。翌年春，梁啟超第二次參加會試，但因他痛陳時弊、大談變法，被守舊派官員不予錄取。之后，梁啟超攜胞弟梁啟勛回到萬木草堂，并專心研讀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所譯之西方書典、學習英國人傅蘭雅編輯的《格致匯編》期刊，并協助康有為著書立說，還協助康有為編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成為康有為的高業弟子和得力助手，致力于為改革理論做準備。

公車上書

光緒十八年（1892年）除夕，梁啟超致函張之洞之師爺汪康年，提出中國以大興鐵路為主，修筑南北干線，并允許私人鐵路接入，形成強大鐵路網，是清王朝“轉弱為強之機”。這是梁啟超提出的首個改革方案。

光緒二十年（1894年），因慈禧六十壽辰特設會試恩科，梁啟超遂攜妻女北上，與康有為會合。梁啟超在北京期間，與夏曾佑、曾廣鈞、盛伯熙、張謇等官員互相聯絡，并向翁同龢、李鴻章等高官宣傳康有為所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但也因此引得守舊派官員對康有為的彈劾。梁啟超為此又四處奔走，為其說情，致使懲辦康有為的氣氛稍有緩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梁啟超護送妻女離開北京，后至桂林市與康有為會面，相約再度入京參加乙未科會試之事。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3月，梁啟超和康有為往北京會試，及至北京，已風傳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往日本議和割地賠款之事。時至4月中旬，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已傳到北京。在京應試的舉人決心抗爭。康有為認為“士氣可用”，立即令梁啟超四處活動。5月2日，康有為、梁啟超起草了《上今上皇帝書》，一千三百名舉人以及官員徐世昌、袁世凱紛紛附和簽名。至5月4日，遍及河北、河南省、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壯族自治區、福建、江蘇、安?徽、江西、山東、吉林、山西、陜西、甘肅、四川、云南、貴州?18個行省的舉人簽名上書，發起了史無前例的公車上書。由于兵部尚書孫汶等守舊勢力的阻撓，這次上書并未影響到清廷。此后會試閱卷期間，由于主考官徐桐以“有才氣者必為康有為”之由，將梁啟超考卷棄而不取，康有為則順利通過，中進士第八名。康梁二人趁公車上書一事宣揚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提出了“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改革綱領，并為之后的維新道路找到了方向。

梁啟超在后來所著的《戊戌政變記》中稱此次公車上書之舉“喚起吾國4000年之夢”“實為清朝200余年未有之大舉也”。

辦報維新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梁啟超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積極制造輿論、宣傳維新，報名與上海廣學會所編的《萬國公報》相同，并且廣學會總干事李提摩太亦參與其中。該報“報開兩月，輿論漸明”，除了文人官吏受到影響，連士大夫也漸漸了解到了維新的益處。后根據李提摩太建議，改名為《中外紀聞》。同時，梁啟超和康有為還參與起草了《強學會序》。此時的梁啟超已經從一個普通的讀書人搖身一變，成為一名廣為人知的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但隨著維新運動的順利進行，清廷的保守派官員越發嗔，徐桐、褚成博、楊崇伊等人帶頭上奏慈禧，以阻撓維新。在慈禧的支持下，清廷開始嚴禁強學會議論時政，并改為直隸官書局，“擬設刊書處譯刻各國書籍”，由梁啟超主持工作。最終，強學會被迫解散，《中外紀聞》也隨即被逼停刊。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8月9日，梁啟超與汪康年、黃遵憲在上海創刊《時務報》，梁啟超為報刊主筆，本著各個學科無所不包的辦刊宗旨進行傳播，開始了以“變法圖存”的理念進行維新運動。期間結識了馬相伯、馬建忠兄弟，及徐建寅、盛宣懷、嚴復等社會名流，并撰寫《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變法通議》《西政叢書》等五十余篇文章，系統的闡述了維新變法理論，并指出中國要強盛，必須進行變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他還在文章中大力介紹西學，宣揚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制度以改變大清現狀，痛駁“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思想，認為君權與民權的極度不平衡是中國的致弱之根源，呼吁賦予人民權利，開設議院參政，學習西方實行君主立憲制。是年秋，梁啟超在上海定居。在之后回新會區探親的途中又到澳門與康廣仁籌辦了《知新報》。梁啟超起草《遵旨籌辦京師大學堂并擬開辦詳細章程折》。

在此期間，梁啟超的維新舉措被朝廷多位要臣注意，或對其稱贊有加，或認為其歪談亂道。比如當時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嚴復就認為梁啟超的文筆，原自暢遂，“于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當時出使外國的伍廷芳曾奏請皇帝派梁啟超為參贊，梁啟超答應后又轉意一心從事報事，執意不就；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也曾邀梁啟超到武昌，招入幕下，梁啟超依舊婉辭不就。在光緒二十二年（1897年），梁啟超先后發表了《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知恥學會敘》，前者以科學的理論基礎論證中國的君主立憲制的可行性，后者則譏諷清王朝時下官吏、軍旅、民間陋習的種種丑態。此時的張之洞一改往態，認為梁啟超過分狂妄，并通過汪康年向梁啟超施壓，刪減其發表文章。此時《時務報》也面臨分裂，黃遵憲因與汪康年發生分歧，被其調往湖南。黃遵憲邀請梁啟超與自己一同前往，并在長沙的新式學堂——時務學堂擔任中文總教習。自此，梁啟超的宣傳工作從報刊改為講學，向學生大力闡述康有為的改制理論，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

時務學堂

在光緒二十二年（1897年）11月，梁啟超告別家人來到長沙市，與韓文舉、葉覺邁、歐矩甲制訂《時務學堂學約》，又與譚嗣同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禁書數萬冊，令學生思想更趨激進，甚至宣稱：“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于其間，其余皆民賊也。”很快，梁啟超及同伴遭到來自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葉德輝、賓鳳陽等守舊派的打擊，梁啟超大病，回滬治病。時務學堂所教授的許多學生在日后對中國的革命乃至新中國建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云南省都督蔡鍔、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樹達、北京師范大學首任校長范源濂、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李復幾都曾是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的學生，以及數年后在自立軍起義中犧牲的李炳寰、林圭、田邦璇、蔡仲浩、唐才質、唐才中等烈士，足以見得影響之深遠。學生楊樹達在之后曾評價梁啟超學堂之事：“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時務師生合力為之，以一短命之學堂而能有如此事業者，古今罕見也。”

戊戌變法

光緒二十三年（1898年）初，梁啟超乘招商局立輪返回上海市。到滬后病情尚未痊愈，因康有為在北京辦保國會急需助手，便與康廣仁同赴北京。4月12日，保國會在北京成立，擬定《保國會章程》三十條，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保國，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種，即“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教，即“保圣教之不失”。保國會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雛形，并隨即引發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等組織相繼在北京出現。隨著守舊派官員洪嘉與、潘慶瀾等攻擊，保國會很快便不復存在。期間，梁啟超上書《請變通科舉折》，請廢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均不代奏。但此時的光緒帝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欲大力推行新政，至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自此開始。

7月3日，光緒帝破例召見身為一介布衣的梁啟超，命其進呈所著的《變法通議》，賞六品頂戴，敕梁啟超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隨著維新派與光緒帝急促的維新政策，朝野上下開始對光緒帝的新政敷衍搪塞，最終無法忍受其對自身權利的步步侵吞，計劃請慈禧再行訓政。9月13日時，光緒帝準備召梁啟超、李端棻等人共議新政，并赴頤和園請求慈禧批準，不料被慈禧扣押。光緒帝急忙秘密聯絡康有為，替其歸政出謀劃策，并隨后召見袁世凱，意圖拉攏以幫助自己脫離慈禧掌控。康有為接到密詔后，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商討對策。由于事出緊急，眾人只好遵從譚嗣同的計策，依仗袁世凱的兵權武力，擁護光緒帝，武力奪權。9月18日晚，譚嗣同于法華寺會見袁世凱，將援救光緒帝、謀刺慈禧的計策全盤托出，卻不料袁世凱為求自保，轉頭便向瓜爾佳·榮祿告密。9月19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得知計劃敗露，只好各自逃散。梁啟超欲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日本使臣伊藤博文出面搭救光緒帝，但李提摩太不在北京，找伊藤亦未成功。最終變法以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譚嗣同、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被慘遭殺害告終，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初涉海外

在日本駐華使臣林權助和伊藤博文的幫助下，梁啟超躲過清廷的通緝，順利抵達日本。在日本期間，梁啟超化名吉田晉，居于東京牛込區高橋琢也處，后因革命活動輾轉多地。梁啟超于日本遇見了前來拜訪的孫中山、陳少白，并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的資助下創辦《清議報》，攻擊專制朝廷，號召愛國救亡。隨著《清議報》在海外刊行，梁啟超的聲望與日俱增。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12月31日，梁啟超化名柏源文太郎，抵達火奴魯魯（今美國夏威夷州火奴魯魯）與康有為籌劃辦理保皇會分會與勤王事宜。此時的梁啟超雖仍尊聽師命，但受孫中山影響，已經開始認為“中國只有經過法國式革命，建立共和政體，才能起其衰而達到自由民權之目的”，不對清王室乃至保皇一舉抱有希望。但在其寄予康有為和孫中山的信函中仍變通的認為“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甚至覺得“舉皇上（光緒）為總統”可以“兩者兼全”。隨后，梁啟超加入三合會，在建立檀香山維新會并獲得興中會、三合會會員支持。

思想碰撞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7月26日，譚嗣同摯友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會，獲得康有為、孫中山兩方支持，策劃于8月9日起兵，先奪取漢陽兵工廠，后一舉占領武漢三鎮，然后揮師西安市，救回光緒帝。8月20日，梁啟超由日本急往上海市。但因自立軍因未收到康有為的軍餉推遲起兵，而后暴露秘密，被張之洞于8月21日破獲自立軍在漢口英租界的總部，將唐才常等二十多名組織者處決，起義完全失敗。此時的梁啟超已與康有為在政治立場上互生芥蒂，但還是達成了暫時的妥協。

10月7日，梁啟超前往澳大利亞，訪問珀斯、阿德萊德、墨爾本、悉尼多地，為康有為的保皇會發表演說、召集募捐，但華僑支持甚少，康有為為此懷疑梁中飽私囊。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5月29日，梁啟超再渡日本，于清議報發表《中國積弱溯源論》《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等文章，積極推廣革命優勢，與清代針鋒相對，與老師康有為所宣揚的保教、尊孔、復辟等主張相悖。12月21日，慈禧買兇燒毀清議報報館，梁啟超只得停刊。1902年2月，梁啟超于橫濱創辦《新民叢報》，以“新文體”宣傳變法理念與改良主張。他在該刊物中提出：“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對當時國人的思想啟蒙產生了重要作用。其《少年中國說》中“少年強則國強”的表述影響深遠，歷經百年仍具有廣泛影響力。11月，梁啟超在東京創辦《新小說》月刊，發表《新中國未來記》《世界末日記》等小說。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梁啟超甚至寫出新中國國號是“大中華民主國”，并開設“上海市世博會”等設想。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0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號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說介紹了“卡爾·馬克思（馬克思）之社會主義和尼志埃（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之個人主義”兩種思想在德國影響較大，從進化論角度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應運而生的原因。這也是梁啟超最早發表有關馬克思見解的文章。

擁護立憲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2月20日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前赴美洲，游歷溫哥華、紐約、費城、匹茲堡、圣路易斯、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多地，并會見美國社會黨、國務卿約翰·米爾頓·海伊（John Milton Hay）、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銀行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 Sr.）等人，梁啟超考察了美國共和制度的起源和優劣，認為中國國情不適合美式共和制度，將中國政體的希望放在英國式君主立憲制上，之后過渡為民主憲政，以民主共和制度為最終理想形制。

同年10月、11月，梁啟超連續發表《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表明自身放棄革命共和，而且成為君主立憲派的旗手，回國為康有為的保皇會積極奔走，與狄楚青等人籌辦鼓吹君主立憲的《時報》報刊。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梁啟超依舊在主持《新民叢報》，并出版了重編本的《飲冰室文集》。此時日俄戰爭在中國境內結束不久，清朝的親貴開始受到影響，以托忒克·端方等人為代表的親貴開始標榜維新，遂定8月遣五大臣考察歐洲，因車站炸彈一事推延到11月。端方秘密求訪梁啟超，請其代為起草考察憲政之事，撰寫奏請立憲、赦免黨人、請定國是一類奏折，提出實行兩院制、司法獨立、責任內閣制、地方自治、制定憲法等一系列的立憲方案。8月，清廷正式頒行《欽定憲法大綱》，宣布仿行日本預備立憲，《欽定憲法大綱》草案規定，皇帝有權頒布法律，發交議案，召集及解散議會，設官制祿，黜陟百司，編訂軍制，統帥陸海軍，宣戰和及訂立條約，宣告戒嚴，爵賞恩赦，總攬司法及在緊急情況下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詔令。還規定了君主享有用人之權，但凡國家之間的交往，一切軍事等，都不必交付議院討論決定，君主皆可專斷。漢族官僚和立憲派人士對此大為不滿，南方革命黨人也對此強烈質疑，認為清廷不過借此遮掩國民耳目，討好洋人而已，并對梁啟超主張改良反對革命的言論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報刊辯論”，涉及梁20余家報刊、百余萬字言論。11月，梁啟超就通過其同黨友人徐佛蘇向革命黨人表達了停戰求和的意向，聲稱“向與《民報》辯駁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茍可以調和，則愿不如是也。?……可與民報社相商，以后和平發言，不互相政擊可也”，最終單方面“停火”。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10月17日，梁啟超在東京建立政聞社，撰寫《政聞社宣言書》，宣稱：“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于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于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同時，梁啟超還派社員赴全國各地號召請愿，希望清廷正式實行君主立憲。同月，政聞社機關報《政論》創刊于上海市，在《政論》第一號上，梁啟超詳述該社所以成立的原因及其政治愿景，即：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厘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激進請愿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月，政聞社將總部遷往上海。面對清廷預備立憲的緩慢進度，7月2日，政聞社以全體名義致電憲政編查館，請限期3年召開國會，并聯絡各地立憲派，發起“國會期成會”，要求清政府速頒憲法、早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康、梁等人與袁世凱素有矛盾，又在活動期間“私電某（指袁世凱）當道，請劾奕助植黨纜權”，袁世凱對此一面親奏慈禧，聲稱政聞社為維新舊犯造勢，一面促使張之洞奏請慈禧舉發康梁亂政秘謀，最終7月25日，清廷下令將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即行革職，8月13日查禁政聞社。此后一段時間，梁啟超仍以極大的熱情和旺盛的精力繼續關注和遙控著國內運動的發展，派政聞社舊員分赴各省，勸導各省咨議局聯合呈請政府限期召集國會。同時，梁啟超還潛心從事財政研究，寫了《財政原理》《論各國干涉中國財政之動機》《論國民宜亟求財政常識》《論中國國民生計之危機》《發行公債整理官鈔推行國幣說帖》《論幣制頒行之遲速系國家之存亡》等關于一系列財政經濟論文。

光緒三十五年（1909年）12月，各省咨議局代表在上海市成立國會請愿同志會，梁啟超立即派遣徐佛蘇參加這一團體并常駐上海。宣統二年（1910年）2月，梁啟超于上海創辦《國風報》。通過《國風報》，梁啟超發表了《論請愿國會當與請愿政府并行》《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國人》等指導咨議局所組建的代表團的三次請愿運動。清廷面對來勢兇猛的請愿運動，宣布將于宣統五年召開國會，梁啟超立即發表《讀宣統二年十月初三上諭感言》，積極鼓動徐佛蘇，以“不開國會不止”的勢頭激進請愿。12月2日，沈陽市省城學生數十人前往省諮議局面見議長和副議長，當場割指刺股寫血書，要求進行第四次請愿活動，但此次請愿運動隨即被清廷鎮壓，將奉天等地代表押回原籍，將請愿同志會會長溫世霖發配新疆充軍。以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將原定的九年之期限提前三年，改于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議院。

宣統三年（1911年）3月24日，梁啟超離開橫濱市赴臺，并希望獲得臺灣遺老的支持以擴大其君主立憲的宣傳。此番游臺，梁啟超對于籌款方面一無所獲，惟就考察所得著寫了《臺灣游記》一書（現已失佚）。6月4日，在梁啟超的推動下，各省立憲團體組成憲友會，成為立憲派統一的全國性政黨。對于此前孫中山、黃興等人發動的黃花崗起義，梁啟超在《粵亂感言》中指出，過去不贊成革命，是因為動亂引起外國干涉，而現在朝廷已無望，倒不如推翻，或許可以救中國。

計劃兵諫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10日，由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梁啟超雖同情革命，但仍不主張用暴力推翻清朝，此前便計劃利用北洋軍閥勢力扳倒皇族內閣（即皇族內閣），進而達到徹底顛覆清廷頑固派、控制國會、實施政治變革、實現君主立憲的政變計劃。此計劃以“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為八字方針。武昌起義爆發之后，梁啟超在寫給立憲派骨干徐勤的信中提到：時任軍咨大臣并掌管衛戍軍、愛新覺羅·溥儀的叔叔愛新覺羅·載濤，是“吾黨共事者”，并且“吾黨”許多人加入了禁衛軍，計劃以禁衛軍駐守宮門，驅逐慶王、愛新覺羅·載澤，殺盛宣懷以謝天下，推立載濤為總理，“即日開國會”“同時下罪己詔，停止討伐軍”。具體行動梁啟超在信中均有提及：安排湯睿、潘若海到北京接觸徐佛蘇、熊希齡等人，活動于愛新覺羅·豪格愛新覺羅·善耆與禁衛軍統領愛新覺羅·良弼及立憲派之間，聯絡新建陸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人，從保定、州兩路夾擊，完成宮廷政變計劃。

10月14日，被清廷命為湖廣總督的袁世凱卻忽然調轉矛頭，要求清廷速開國會，組織責任政府，解除黨禁，總攬兵權，寬容武昌事變人員。在梁啟超看來，認為孫、袁任何一方取勝，都不利于梁啟超所支持的君主立憲之舉。張紹曾等人聯名在灤州發動兵諫，清廷不得不宣布解除黨禁，赦免政治犯。梁啟超趁此機會計劃迅速回國，企圖利用張紹曾所帶領的軍事力量攻打北京。但張紹曾認為清廷已滿足其兵諫要求，便解除武裝。之后吳祿貞被刺殺，梁啟超徹底失去軍事支援依靠。11月1日，清軍與民軍在漢口激戰，袁世凱督師到鄂，駐節孝感蕭家港。11月13日，袁世凱率兵入京，就任總理。梁啟超自知形勢不利于自己，匆匆回到日本。

民國從政

隨著兵諫計劃失敗，梁啟超預見到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已成事實，隨即發表了《新中國建設問題》，肯定了武昌起義的必然性，并主張中國采用英國“虛君制”為宜。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2月15日，袁世凱成為民國的臨時大總統，積極拉攏梁啟超，請其撰寫共和方案。隨后梁啟超發表了《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主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袁世凱對其意見暗自叫好，并派使請梁啟超回國。同時，孫中山也對梁啟超的方案表示認同。11月16日，梁啟超抵達天津，隨后入京，袁世凱給以最高禮遇，而梁啟超則想組黨與國民黨競爭，試圖控制內閣，以影響袁世凱的憲政走向。次年2月4日，梁啟超又加入共和黨，成為民主、共和兩黨的幕后指揮，以備戰勝國民黨、組織內閣。然而，選舉結果并不理想，宋教仁將出任內閣總理。

3月20日，宋教仁于在上海火車站被刺殺。對于此事，梁啟超評價道：“在中國政界活動，實難得興致繼續，蓋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凡所運動皆如擊空也。”同時，梁啟超所在的民主、共和兩黨日漸式微，梁啟超為抑制中國國民黨勢力，并監督袁世凱，不得不與袁世凱結盟，在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聯合組成的進步黨后，擔任進步黨理事。但也使得梁啟超由于處處依賴袁世凱，不得已的對其妥協。7月31日，名譽理事熊希齡被任命為國務總理。9月，梁啟超在熊希齡內閣中擔任司法總長。在任期間，梁啟超著寫了《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呈總統文》等，并在文中提出“制立最適于吾國之法律，使法庭有所遵據”“嚴定法官考試甄別懲戒諸法，以杜濫竽而肅官紀”等司法論述。

同時，南方革命黨人在孫中山等人的領導下與袁世凱再度反目，爆發了“二次革命”。對于軍政雙方面面臨困境的袁政府，梁啟超于7月25日、26日一再向袁世凱致信，希望他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是尊重國會的，不要給中國國民黨破壞國會留下借口，并提醒道：“或以為兵威既振，則國會政黨不復足為輕重，竊謂誤天下必此言也。”袁世凱依梁啟超建議釋放了被捕議員，但依舊強令解散國民黨、宣布國民黨為非法、取消國民黨籍議員資格、進而解散國會的先聲。梁啟超明白自己在政治上的理念所托非人，便于民國三年（1914年）2月20日辭去司法總長一職，同時被任命為幣制局局長。在幣制局的崗位上，梁啟超先后發表了《幣制條例理由書》《整理濫發貨幣與利用公債》《擬發行國幣匯兌券說帖》《余之幣制金融政策》《銀行制度之建設》等文章，鑄袁像幣統一國內貨幣，為日后廢兩改元等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礎，但依舊未獲重用。12月27日，梁啟超又辭去了幣制局局長一職，開始與袁世凱分道揚鑣。

此后，梁啟超到清華西工字廳“假館著書”，撰寫《歐洲戰役史論》。袁世凱在之后又對梁啟超進行了政治顧問、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等任命，梁啟超都推辭未就。

護國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對德國宣戰，并于民國三年（1914年）9月2日在山東半島北部登陸，想奪取德國在中國山東地區的利益。梁啟超會見袁世凱，要求趁此機會對德軍作戰，以收回膠州灣租地，但袁世凱政府卻宣布“局外中立”，拒不采納其建議。民國四年（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中國公使日置益與袁世凱密談并提出了“二十一條”。梁啟超得知后，通過《京報》《國民報》《亞細亞報》等報刊發文痛斥日本帝國主義惡性，并寫信予袁世凱道：“誠愿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愿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愿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愿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斬。”3月31日，袁世凱指使梁啟超南下，以免阻礙其復辟帝制，梁啟超便以回鄉為父祝壽之名，南下上海市、廣州市等地，聯合馮國璋、蔡鍔、唐繼堯等北洋政府將領，阻止袁世凱的稱帝計劃。

12月12日，袁世凱改國號中華帝國，篡行帝位。梁啟超當日寫《上大總統書》予袁世凱，但未獲回應，梁啟超遂決心起義。12月18日，梁啟超將《上大總統書》作為公開宣言發表于各大報章。12月22日，梁啟超發電至蔡鍔，促其起義。12月25日，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在昆明市通電全國宣布云南獨立。民國五年（1916年）1月25日，梁啟超去信勸廣西壯族自治區都督陸榮廷獨立，其于3月15日宣布廣西獨立。

終于，袁世凱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居大總統之位。但梁啟超堅持讓袁世凱下臺，并寫《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后》，將袁世凱偽造民意的所有密電公開在報紙發表，以中英兩種文字，散布中外。5月8日，對抗北洋政府的護國軍政府軍務院在肇慶市成立，遙尊黎元洪為大總統。梁啟超任巡撫兼政務委員長。6月6日，袁世凱因病去世，黎元洪繼任總統。梁啟超向黎元洪急請命，由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又致電獨立各省支持段祺瑞出來收拾北方政局，實現南北和解。隨著段祺瑞內閣的成立，護國軍軍務院于7月15日宣布撤銷，護國戰爭正式結束。

退離政壇

民國六年（1917年）1月6日，梁啟超從上海市赴京以調解府院之爭，并于5月8日發表《外交方針質言》，支持段祺瑞向德國宣戰。6月7日，梁啟超與段祺瑞借助張勛“辮子軍”趕走黎元洪。6月30日，張勛聯合康有為等人潛入清宮，于次日正式擁立愛新覺羅·溥儀復辟為帝。梁啟超隨即與段祺瑞組織討逆軍，于11日攻入北京，康有為見狀逃入美國使館。自此，康梁的師生關系徹底破裂。

7月14日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啟超任財政總長，并提出了“改革幣制，整頓金融"的八字方針。8月14日段祺瑞公布了由梁啟超起草的對德、奧宣戰的布告，令中國就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之一。協約國一致決議，庚子賠款暫緩5年，令民國政府每年減少1300多萬元的支出。同時，梁啟超致信予時任日本外相的好友犬養毅，將對日借款一事落實，前后共籌得1450余萬日元的“善后大借款”。梁啟超還采納了熊希齡的建議，擬利用緩付庚子賠款，在國內發行公債5000萬元，加上日本借款，徹底將北洋政府的財政引上良性循環的軌道。此時段政府的軍政費用開支卻急劇增加，梁啟超只得違背初衷，將暫緩庚子賠款帶來的1300萬元“收入”充作軍政開支。在孫中山邀請國會議員南下護法、召開國會后，段祺瑞自恃北洋武力雄厚，不顧面臨通貨膨脹、金融崩潰的風險，再次命財政部將四國銀行團墊款日元1000萬，折合銀元600余萬，提出其中的600萬，分存中、交兩行，決心對護法運動勢力發動第二次南北戰爭。梁啟超見狀，得知自己的施政理想再次落空，隨即向代總統馮國璋提出辭呈。并最終于11月15日，隨內閣全體請辭而離開馮、段主導的民國政府。

此后梁啟超主要著手于《晨鐘報》等報刊事業。《晨鐘報》，后改名《晨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等新文化運動領袖都曾為其主筆，該報及其副刊《晨報副刊》以新文化為主要宗旨，與陳獨秀所辦《新青年》共同促進了新一代知識分子的覺醒，也促進之后五四運動的爆發。

五四運動

民國七年（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即將參與協約國集團為締結和約而召開巴黎和會。民國中國政府派陸宗祥等出席，又請梁啟超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的身份與劉崇杰、蔣百里、梁啟超、張君勱等人前往巴黎。梁啟超為此著寫《世界和平與中國》，翻譯為英法海底隧道兩文廣為散發，并在新聞發布會上演說，指出：“若有另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省侵略主義的遺產，就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和平公敵。”以此言警示蠢蠢欲動的日本侵略者。民國八年（1919年）4月29日，英、美、法三國作出決定，同意將德國在青島市及山東的所有權利讓與日本。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愿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最終，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

在五四運動的熱潮中，北洋政府親日派秘密向巴黎發出簽字訓令，陸征祥亦準備在和約上簽字，林長民得知后秘密致電梁啟超，梁啟超急將此消息傳予巴黎的中國留學生。6月28日，留學生及中國工人包圍了中國代表團住宅，警告陸征祥等人若敢出門，必定當街將其撲殺——陸征祥便不敢行動，被迫發表聲明拒簽和約。民國九年（1920年）1月19日，日本再次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山東省善后問題，要求與中國直接交涉。3月5日，梁啟超從歐洲回到上海市并發表演說，堅決反對中日直接交涉，要求政府釋放因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最終，中日于民國十一年（1922年）2月4日在華盛頓會議簽訂了《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令中國在山東的主權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但是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仍在山東保有許多侵略權益，中國并未真正收回山東的主權。

晚年研學

在梁啟超經歷了歐洲之行后，決定棄政從教，于民國九年（1920年）4月4日組織共學社，以“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為宗旨，大量翻譯出版西方時代、教育、經濟、文化、科學、哲學、史學及俄羅斯文學等多種類名著，向學生推廣卡爾·馬克思社會主義及經濟學說、基爾特社會主義、俄國現實主義的文學及戲劇。9月，梁啟超又成立講學社，聘請英國哲學家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德國哲學家杜里舒、印度文學家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來華講學，約翰·杜威的實用主義、羅素的國家社會主義、杜里舒的反機械論唯心主義、泰戈爾的痛斥西方文化思想沉淪對梁啟超影響很深，也隨之影響了當時的中國文化學術界。

民國十年（1921年）10月10日，梁啟超赴南開大學，主講中國文化史。同年，又在北京、天津市多所學校先后講演七次，各校師生旁聽者眾多。此后數年，梁啟超先后赴濟南市、上海市、蘇州市、南京、長沙市、武昌、開封市等地巡回講學，并將自己講課的講義16章合編成書，起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包括了清代的學術變遷與政治影響、陽明學、經學、歷史學、程朱學派，王寅旭、梅文鼎之歷學、算學以及清朝學者所整理舊學等內容，共計25萬余字。

民國十四年（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動爆發，梁啟超與朱啟鈐、李士偉、顧維鈞、范源濂、張國淦、董顯光、丁文江等人聯合發表《天津宣言》，要求停止屠殺，懲辦兇手，號召舉行大罷工，全力對準“上海英捕房”，要求收回租界，撤退領事裁判權等不平等權利。9月9日，梁啟超應聘為清華國學院首批導師。10月22日，民國政府任命梁啟超為京師圖書館館長。

因病逝世

民國十一年（1922年）2月，梁啟超忽患便血病，中醫無效。后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3月，內科醫生會診多次，建議割除帶有黑點的右腎，轉交外科的劉瑞恒醫生進行手術，術后協和醫院診斷腎上黑點是血管硬化，但不是癌癥，雖然此后便血現象減少，但依舊根治無術。社會輿論認為是醫生誤診，引發中西醫的大戰。民國十三年（1924年）11月28日，梁啟超因瘡瘍再至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此番檢查發現梁啟超的肺部及左肋之間有毒菌，但病因仍不明確，后發現是念珠真菌病為患肺與氣管，與此前腎臟病況并無關聯無關——這也是中國發現的第一個念珠真菌病例。梁啟超考慮中國西醫尚未發達，在1926年6月2日的《晨報副刊》中說：“協和這回對于我的病，實在很用心。各位醫生經過多次討論，異常鄭重。”以平息各界對西醫的不信任。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于北京協和醫院去世，終年57歲。北京、上海等地分別為梁舉行追悼會，場面隆重。民國學者、民主革命家章太炎撰送挽聯致哀：“進退上下，式躍在淵，以師長責言，匡復深心姑屈己；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賴斯人。”著名愛國民主斗士楊杏佛亦獻挽聯：“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勛勞垂學史；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

思想與成就

政治理論

梁啟超的政治理論基于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和天賦人權論，在他看來，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政治學理論是歷史的一大進步，反映了社會前進的步伐。為構筑這種思想基礎之上的天賦人權的政治文化，他從三個大的方面進行了較全面的論述：

一、國家是公有的，即國家為人民而立、國民一體化、統治權非天所授而掌握在人民手中、國家和人民?各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二、國家是公理的：憲法不僅是左右一?國面貌的指揮棒，而且是民權的集中體現，如?果有了民權左右下的憲法，?一可杜絕為爭皇權而造成的社會大動亂，改變中國數千年歷史所反復出現的“一治一亂”，而達到長治久安；二可消除個人獨裁，使民主參政成為現實，“人人皆可為堯舜”；三可充分發揮各級官吏的才華，集思廣益，為國獻策，充?滿活力；四可使國家有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秩序；五可開?發全民智力，人才輩出，國民素質與日俱增。

三、國家是共和的，即以?“民約”為基礎所組織的政府就是梁啟超所追求的共和制，可使得：一、養成國民的自覺心，使人得知自身的權利義務，且重名譽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貴，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選舉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才以得高等之?位，而因以獎勵公民之競爭心也；四、凡有才能者，不論貧富貴?賤，皆得自致通顯，參掌政權，以致力于國家也；五、利導人生之善性，使國民知識，可以自由發達，而幸福日增。

經濟理論

梁啟超在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以工立國”主張（1897年率先提出），并探討增值國民財富問題，提出“生利者多則國富，分利者多則國貧”的觀點，認為當時中國單純消耗、不事勞動的“分利”者占比超一半，是國家貧困的重要原因，故主張減少“分利”之人，增加從事生產勞動的“生利”之人以實現富國。梁啟超對于經濟的主張想法新穎、深入淺出，又帶有民族特色，生命力較強。在1909年前后和民國初年，梁啟超進一步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辛亥革命后，他又深入研究了幣制和金融政策，以及銀行制度與貨幣發行等，并更加系統地提出了以金融為核心，經濟、財政、金融一體化的改革建議，歸納起來就是整頓賦稅、改革貨幣制度、建立現代銀行制度等多個方面，從而使他的經濟思想逐步豐滿和形成風格，在近百年經濟文化發展史上占有較重要的歷史地位。

整頓賦稅

在梁啟超看來，國家越是向前發展，所需要?的經費就越多，而經費的主要來源就是賦稅。中國舊時的賦稅非?常混亂，官吏從中中飽私囊的現象也很嚴重，因此必須加以整?頓。整頓的辦法，首先要改正農業稅，對土地“進行調查，重新登?記"，在此基礎上，區分宅地和耕地，實行不同的稅率，這樣便?可得常年國庫收入3萬萬兩以上；其次要整頓鹽課，收全國之鹽歸政府專賣，設提鹽使及各級鹽務官，分管十鹽區，同時，制鹽人必須登記，經批準方得營業；再次，裁減舊稅目，增加新稅目，如厘金、常關稅、茶稅、賭博稅等皆屬不合理的稅收范疇，理應裁減，而除田賦、鹽稅、海關稅、煙酒糖稅、印花稅外，遺產稅、通行稅、登錄稅和營業稅則應開征。經過如此整頓，國家收入既可大增，又堵塞了漏洞，稅收也趨合理化。

銀行制度

梁啟超曾明確指出，“銀行為國民經濟之總樞紐，所關者不徒在財政而已。然國民經濟不發達，則財政亦無可言。故言財政必推本于銀行也。"為了在中國建立合理的銀行制度，梁啟超介紹了歐美、日本的銀行布局和內部運行機制，還提出中國政府除建立國家銀行等國家銀行外，應大力發展私人銀行。為刺激私人辦銀行的積極性，要允許其在“一定條件之下?有發行鈔幣權。"與此相聯系，梁啟超提出要改革中國的貨幣制度。這主要是，貨幣發行以金本位制，根除貨幣混亂狀況，掌握貨幣控制主動權。在梁啟超擔任財政總長期間，他還積極推動中國銀行的重組，推薦張嘉敖擔任副總裁，對中行的科學治理乃至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都是功不可沒的。

鑄幣

清末的貨幣制度是相當混亂的，梁啟超研究貨幣的職能與歷史，考證中國古代的幣材，認為這種幣制的混亂是政治混亂的根源。1914年，他擔任熊希齡內閣的造幣局總裁，憑借自身的多年研究，編寫了五萬多字的造幣廠史，并精心審定題寫書名；胞弟梁啟勛直接參與了銀元的金銀銅比例測算，并持續鑄造了十億多枚的“袁大頭”（即袁世凱像幣），有效地驅逐了各種私幣、鷹洋和龍洋等，事實上統一了貨幣，為日后廢兩改元等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礎。此外，他還以資產階級的貨幣理論批判了封建統治者利用鑄幣權把鑄幣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這也是發前人所未發的。

公司制度

梁啟超首先從整個社會生產發展的角度探討了近代股份制經濟產生的必然性，還指出近代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生產、經營活動必須在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下才能得以存在和發展，所以股份制經濟實質上是一種法治經濟。梁啟超極力主張建立有價證券交易所，發展成熟的金融投資市場，以便使“股票作為一種商品，使全社會之資本流通如轉輪”。這樣才更加有利于民間閑散資金投資于股份企業，從而促進股份企業的發展。在擔任財政總長期間，梁啟超堅持廢除官股控股，股東推舉董事制度，親自認購中國銀行股份、支持中行股改，把股份經濟作為金融經濟來理解，發展和完善證券金融市場，賦予了其股份制經濟思想鮮明的政治性與時代特征。

推行公債

梁啟超認為舉辦公債為財政伸縮一大妙用，無論什么國家皆應?舉辦。他強調，發行公債不僅以財政用途為限，其尚有促進社會經濟的作用。中國的公債之所以難以推行，是因為沒有把公債視?為有價證券，不準買賣流通。他還指出，國家舉辦公債絕對不必?要還清，因為對近代國家來講，沒有債券不僅不可能，對社會經濟也是不利的。他以為，有計劃?有控制地舉借外債仍是必要的，前提必須是建立立憲政體，組織責任內閣。然后借外債，將其用于與國計民生有關的事業。再用發行公債的辦法，變外債為內債，以內債的利息償還外債。

學術貢獻

梁啟超的學術文化研究受其政治向往所左右，往往政治亦學術，學術亦政治，很難截然分開。梁啟超把20世紀初年看作是中國學術文化的大變革時期。

史學

梁啟超十分重視歷史學，并提出如下革新方向：一、歷史學必須敘述進化之現象；二、歷史學必須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三、歷史學要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梁啟超一生的學術研究，于史學最有興趣，成就亦最大。他在批判傳統史學中創立了新的史學理論，為史學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梁啟超晚年的學術研究中，其軸心便是歷史學。他力圖開辟一新的理論體系和新的研究方法，并設想編著中國通史、世界?通史、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等多元立體的歷史學書著，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未能完成。他還通過中國傳統的治史方法，并大膽地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手段，形成了獨特的歷史研究法。作為中國資產階級史學的主要奠基者，梁啟超在歷史研究法、中國史、世界史、民族史、?人物傳等方面依然有很多建樹，頗具有開創意義。

文學

梁啟超在文學方面的建樹和史學大體相近，他肯定了小說的崇高地位，論述了小說的社會效應，成為“小說界革命”的領袖，他對小說文學理論上的開拓，在現實中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同時，梁啟超還從“日本以小說為中心的文學改良”中受到了啟發，提出了以小說改造中原地區的政治學術觀點。在詩歌方面，梁啟超追求的也是理論的突破和具體的寫作；小說方面，梁啟超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他多以小說發表政見，具有濃厚的政治傾向；中國文學史方面，梁啟超興趣濃厚卻偶有涉足，在1925年夏，他研究了孔尚任的生平、個人修養、為人、對文學及詩詞、音樂的愛好等，寫下了孔的簡歷，又運用其豐富的歷史知識，對桃花扇進行注釋，涉及了劇中人物、歷史背景、掌故三個方面，同時對個別史實、曲牌作了考訂——這無疑是梁啟超在研究中國文學史方面的又一貢獻。

哲學

在哲學領域，梁啟超許多論著都具有哲理性、思辨性，都有意無意地宣傳了一種哲學理論，從而構成了梁啟超自身的哲學流派。他以客觀唯心主義作為哲學理論主線，承認實踐的重要性、真知來源于實踐，但卻更多地強調人的聰明才智和靈感，強調閉門苦思而達到認識的飛躍。對于英雄史觀，梁啟超帶有客觀主義的色彩，認為英雄只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既承認英雄造時勢，亦不否認時勢造英雄；認為過去的歷史就是一場英雄爭斗史。梁啟超在中年時期，尤其是晚年，根據自己的閱歷，時常談?論人生問題，從而形成了自成體系的人生哲學，給后人留下了一?份值得珍視的思想遺產。

地理學

梁啟超的地理學研究也是從改造社會的愿望出發，他分析了地理與歷史變遷的內在聯系，指出了高原文明、平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不同特點，推論東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是由于地理狀況的不同，是平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落差。對于中國的地理環境，他分析了鴉片戰爭之后珠江文明的突起和長江三角洲在近代中國社會文明中的領先地位等課題，并認為“中國為天然一統之地，固也”。像梁啟超這樣較全面地從政治地理的角度來論述歐亞和中國大趨勢的實屬首創。

格致學

格致學是洋務運動時期對傳入中國的聲光化電等西方自然科學的總稱。梁啟超稱之為形而下之學，對格致學術史研究也依然服務于其政治需要。他在《格致學沿?革考略》中評述了化學、物理學、生物學、醫學、地質學、數學、天文學、機械學等演進的歷史，但因不精通自然科學，其評論就不像講社會科學那樣運用自如，妙趣橫生，也存在一些明顯的錯誤。

佛學

戊戌變法期間，梁啟超呼吁人們學佛、信佛，希望把佛學變為維新派從事政治變革的精神武器。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論佛教與群治之關系》，列舉了佛學的諸多優點，指出：“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也。”在其晚年的學術研究中，梁啟超十分很注重佛教經典的翻譯，詳細考察了東漢至隋唐700年間佛經翻譯的過程、特點、代表人物、成績和問題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等，提出了四點理論要點，即：從認識論出發的因緣觀、業與輪回、無常與無我、解脫與涅。此外還寫了《印度佛教概觀》《說無我》《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說四阿含》《說‘六足’、‘發智’》《說大毗婆沙》《讀修行道地經》等，從許多方面闡述佛教的理論和方法，成為佛學研究史上劃階段的優秀成果。

文化貢獻

民族概念

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這是目前已知中國境內外首次使用該術語的記錄，該術語此后被廣泛沿用。此后，梁啟超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提出：“今所欲研究者，中國之能建國與否……自今以往，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不亡則此后所以對于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他指出漢族本身由歷史上多個種族融合形成，并認為通過國內各民族的聯合，建立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可行性。梁啟超的這一思想與費孝通近年來所倡導的“多元一體”的華族觀是一脈相承的。中華民國創建后采用代表國內各主要民族的中華民國國旗作為國旗，正是梁啟超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政治結晶，也因此將梁啟超認定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人之一。

書籍體系

梁啟超一生酷愛圖書，并非常關心和支持中原地區圖書事業。在晚年研學時期，梁啟超要求創設完整的分類法和目錄學，用開列書目和適當解題的辦法去引導青年讀古書；呼吁建立中國式的圖書館學，并賦予圖書館多方面的功能。

書目表

梁啟超在甲午之后作成《西學書目表》，為使譯書成為真正傳播西學的載體，精挑細揀可讀之書，于1896年匯編而成的一本目錄學著作。該著確立了目錄學的三大分類架構，展示了著錄方式的諸多特色，開啟了我國近代目錄學創新的先河。在晚年期間，梁啟超曾專注于書籍分類和編目兩個方面，他指出“就編目論，表面上看，像是分類問題解決之后，編目是迎刃而解。”“章實齋對于這問題的救濟，提出兩個極重要而?極繁難的原則：?一曰‘互見’，二曰，‘裁篇別出’。?……我以為中國若要編成一部科學的便利的圖書目錄，非從這方面下苦工不?可。"梁啟超歸納的通過目錄學可以查書目、了解一個時代的學風、?追尋失散的珍本和梳理各個時期的學術流派，從現代角度來看，也是一種很正確的思路。

圖書館學

梁啟超曾于1925年于京師圖書館擔任館長一職。對于公共圖書館對公共文化教育意義，梁啟超曾言：“群眾圖書館（或稱公共圖書館）對于現代文化關系之重大，最顯著的成例就是美國，我們相信中國將來的圖書館事業也要和美國走同一的路徑才能夠發揮圖書館的最大功用，出于對我國圖書館事業冷靜、深刻的認識和思考，梁啟超不但給當時公共圖書館建設熱潮潑了冷水，而且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的號召，倡導圖書館學的本土化。雖不能說梁?1929年逝世前已建立了中國圖書館學，但奠基石的作用是和他無法分開的。

新聞輿論

梁啟超是清末民初最有影響力的報人、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宣傳家和報刊理論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長期從事輿論宣傳活動，他于1895年主編《萬國公報》和《中外紀聞》，開始在輿論界初露鋒芒至1922年脫離報界，前后共有27年。他親自創辦和積極支持過的報刊就有21家，撰寫各類文字1400萬言，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新聞思想，其中，梁啟超的輿論觀是其新聞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報刊應當“去塞求通”，并以“監督政府”和“向導國民”為天職，以“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報道確而速”為辦報四大原則，以常識、真誠、直道、公心、節制為輿論根本，以浸潤法、煽情法為其宣傳藝術。已把輿論內涵明確為多數人自由表達的意見，同時，充分肯定了普通國民在輿論發生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梁啟超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文學作品

曾用筆名

梁啟超曾于不同時期的報刊、書作中為自己撰起多個筆名，據統計有：梁任公、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梁任甫、梁卓如、梁宏猷、雙濤閣主、愛國者、哀時客、新民叢報記者、社員、檀山旅客、蓮園主、適時務者、兼士、軼賜、滄江、賃廬、遠公、孟遠、憲民、逸史氏、外史氏、新史氏、庸言子、新民子、知新子、中國少年、中國之新民、少年中國之少年、自由齋主人、如晦庵主人等。

所著作品

作品保護

2023年5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關于頒布1911年后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作品一律不準出境者有41人，其中就有梁啟超。

人物評價

毛澤東在1936年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過：“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在1958年同吳冷西、田家英談話時，評價：“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于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

中國現代文學家郭沫若評價道：“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清朝大臣、文學家黃遵憲在致梁啟超書中寫道：“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于此者矣。”

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梁漱溟說，梁啟超的主要成就“在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撼動全國人心，造成中原地區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任公無論治事和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沖鋒陷陣所向無前”。

中國現代文學家胡適評價道：“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孫中山）、黃（黃興），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中國近代軍事家蔡鍔評價他老師：“追隨先生（梁啟超）有年，覺其德行之堅潔，學術之淵博，持義之穩健，愛國之真摯，環顧海內，實惟先生一人。”

中國著名文學家魯迅在任命京師圖書館館長一事上，評價梁啟超：“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只有梁啟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

民國時期重要思想史家郭湛波在其書著《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評價：“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后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

中國現代政治學家蕭公權在其書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評價：“綜其一生，悉于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于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云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梁啟超以‘善變’聞名于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并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家庭關系

紀念場館

廣東新會故居

梁啟超故居坐落于江門市新會區會城鎮茶坑村鳳山熊子塔下，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于清光緒年間，是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磚土瓦平房，由故居、怡堂書室、回廊等建筑組成，建筑面積有400多平方米，其中包括一正廳、一偏廳、一飯廳、二耳房，兩廳前各有一天井，便廳側有梯級直達其頂部樓亭書房。怡堂書室是梁啟超曾祖父所建，是梁啟超少年時代讀書、接受儒家傳統教育的地方。

故居周圍沃野田疇環繞，大榕樹、石板巷、青磚房有序分布，村民古樸真淳。故居建于清光緒年間，是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磚土瓦平房，是梁啟超出生和少年時期生活、學習的地方。天津梁啟超紀念館位于故居南側，由著名建筑大師莫伯治設計，館藏豐富翔實的歷史資料，展現梁啟超愛國圖強、畢生奮斗的事跡。

梁啟超紀念館位于梁啟超故居南側，由港商、新會區榮譽市民譚永廉先生捐資興建。并由中國工程院院士、當代中國建筑大師莫伯治先生主持設計，2001年落成。建筑面積1600多平方米，建筑形式中西合璧，既有晚清嶺南僑鄉建筑韻味，又隱現天津市冰室建筑風格，與原有故居、怡堂書室以及新建的廣場等連成一片。2013年，紀念館內重新裝修和布展。新的展覽共分7個部分，每個部分以不同的專題，不同的層面，展示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杰出的愛國政治活動家、思想家，享譽中外的學術巨擘和書法大家的風采。其中，梁啟超成功的家庭教育、學術界研究梁啟超成果也列入專題，藉以加強紀念梁啟超和研究梁啟超的現實意義和時代意義。2020年11月，梁啟超故居入選廣東省首批家教家風實踐基地。2023年，于梁啟超誕辰150周年時，由國家圖書館與新會區委宣傳部合作共建的梁啟超數字圖書館正式開通。

天津故居

天津市的梁啟超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號（原意租界西馬路），毗鄰的還有位于河北路46號的梁啟超書齋——“飲冰室”，2012年修繕改造為天津梁啟超紀念館，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AAA級旅游景區和天津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故居是主題為《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的展覽，通過大量的歷史文獻、照片，并輔以蠟像、多媒體等手段展現了梁啟超不同時期的思想變化、政治主張及學術成就；“飲冰室”書齋則通過百余件家具及用品的復原陳設，再現了梁啟超當年工作及生活情景。紀念館的院落中央矗立一尊梁啟超銅像，眉頭緊縮，低頷沉思，再現了晚年梁啟超在“飲冰室”著書立說時的情景。天津市是梁啟超晚年的居住地。經過十幾年的流亡生活，梁啟超選擇天津作為他實現理想，成就抱負的地方。在這里，他策劃了反袁護國運動，留下了卷浩繁的《飲冰室合集》，從而進一步提高了天津的歷史地位，強化了天津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為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生色增輝。天津梁啟超紀念館的建設與發展，得到了國內外有關人士及梁啟超親屬的關注，吸引了諸多海內外觀眾，現已成為人們了解、研究梁啟超及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場所。2022年6月，天津梁啟超紀念館開始里新一輪的修繕工作，對館內展覽提升改造，使整個展陳得到提升。

北京北溝沿胡同23號曾在1986年6月被認定為梁啟超故居，2012年3月16日，梁啟超的后人遞交了一份梁思禮帶頭簽署的聲明，聲明：“我們是梁啟超直系兒孫，我們鄭重聲明：東直門內南小街北溝沿胡同23號，不是梁啟超故居。”由于歷史的認定偏差，東城區文化委員會文物科工作人員確認，該處已不再屬于名人故居類的文物保護單位。

墓葬

梁啟超墓位于海淀區的北京植物園東環路東北的銀杏松柏區內。墓地總面積1.8公頃，分東、西兩部分。東部為墓園，西部為附屬林地。

墓園由梁啟超之子，中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設計。墓園背倚西山，坐北朝南，北高南低，東西寬約90米，南北長約100米，面積4300平方米。四周環圍矮石墻，墓園內栽滿松柏。墓園內北墻正中平臺上是梁啟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墓呈長方形，墓前豎立著“凸”字形墓碑。陽面鐫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個大字。碑陰刻“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達、思禮，女適周、思順、思莊、思懿、思寧，媳林微音、李福曼，孫女任孫敬立”。墓碑沒有碑文，也沒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跡的文字，這是梁啟超生前遺愿。

平臺下的柏林中，甬路東側為其弟梁啟雄之墓，甬路西側為其子梁思忠墓、梁思成墓，女梁思莊墓。甬路西側還有一精美小巧的八角石亭，四周辟有洞門，周圍建有平臺，穹頂雕花瓣圖案，亭內空無一物。原設計亭里立一尊梁啟超紀念銅像，后因財力不足未果。

軼事典故

被陳少白掌摑

由于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逃至日本，出于同受清政府迫害的相同處境，幾經起義失敗的孫中山、陳少白二人決定聯合他們一同起事。但是康有為、梁啟超堅持擁護光緒帝，把孫中山看成是“亂臣賊子”，一口回絕。

隨著孫中山在日本華人的影響越來越大，康有為決定放下架子，派梁啟超拉攏孫中山協商合作。談話當場，梁啟超要求孫中山放棄自身主張，加入康有為的勤王運動，并突然擺出香案、祭出所謂的光緒衣帶詔，要孫中山兩人叩拜。孫中山當然拒絕，梁啟超惱羞成怒，指使手下不讓他們走。一旁的陳少白大怒，抓住梁啟超的衣領便是一耳光。梁啟超還沒緩過勁來，陳少白又一腳踢翻香案、扯碎衣帶，罵道：“我乃堂堂炎黃子孫，豈做奴才拜此小丑，爾輩甘為滿洲奴者，可鄙！”梁啟超和他的人一見這陣勢，再不敢阻攔。

三拒紅顏

梁啟超因戊戌變法逃亡日本后，又應康有為之命前去美國檀香山辦理保皇事宜，并在那里邂逅了畢業于美國名牌大學、美麗大方的何蕙珍。當時，梁啟超在檀香山演講，何蕙珍為其擔任翻譯。兩人配合默契，暗生情愫。活動過后，何蕙珍向梁啟超表白了愛慕之情，但梁啟超明確表示已有妻小，拒絕了何蕙珍。之后，何蕙珍又提出“情愿下嫁做小”的要求。為此，梁啟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修書信給妻子道：“余歸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愛戀之念來，幾乎不能自持……”令梁啟超意外的是，妻子的回信竟然說：“先生身邊若有個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顧，豈不更好？”梁啟超其慚愧萬分，隨即作詩一首，回絕了何蕙珍：“一夫一妻世界會，我與瀏陽實創之。尊重公權割私愛，須將身做后人師。”何蕙珍明白不能強求，便作罷。

在梁啟超任民國司法總長時，何蕙珍來往北京，期望能與梁啟超重續前緣。但梁啟超只在總長的客廳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再度來會，梁啟超以“年邁不想再婚”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為此氣憤地指責梁啟超：“連一頓飯也不留她吃。”梁實秋先生則為此評價梁啟超：“梁先生學問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實的大師。”

婚禮斥責徐志摩

梁啟超的愛徒徐志摩在留學英國期間，結識了林徽因。為了追求林徽因，徐志摩與妻子張幼儀離婚，但也隨后被林徽因拒絕。之后，林徽因嫁予梁啟超次子梁思成，徐志摩則轉而追求已為人婦的陸小曼。隨著陸小曼丈夫王賡的退出，徐志摩與陸小曼舉行了盛大的婚禮，并盛情邀請了老師梁啟超為兩人提證婚詞。梁啟超對兩對新人的情感經歷頗有微詞，便寫下并朗讀了如下“訓詞”：“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聚……你們兩人都是過來人，離過婚又重新結婚，都是用情不專。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們這是最后一次結婚。”

梁啟超事后將此段故事寫入信中，形容這場婚禮在他念完證婚詞后，“新人及滿堂賓客無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聞之婚禮矣”，以此教育梁思成、林徽因、梁思忠等孩子們。

死因爭議

美國學者費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在其所著《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中寫道：“四十年后，1971年，他從他自己的醫生那里得知了他父親早逝的真相。”“在病人被推進手術室以后，值班護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標錯了地方。劉博士就進行了手術（切除那健康的腎），而沒有仔細核對一下掛在手術臺旁邊的X光片。這一悲慘的錯誤在手術之后立即就發現了，但是由于協和的名聲關，被當成‘最高機密’保守起來。”梁思成的續弦夫人林洙在所著《梁思成》一書中也寫道：“在協和施行手術，執刀醫師是院長劉瑞恒。但因他的判斷有誤，竟將健康的腎切去，而留下壞死的腎。對這一重大醫療事故北京協和醫院嚴加保密。”“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時，才從他的主管醫師處得知父親真正的死因。”后世多以二人言語以訛傳訛。

在梁啟超逝世前，1929年1月18日的《申報》、1929年《醫界春秋》雜志均報道：梁啟超病重為末乃利菌/莫奈里菌繁殖所致，“無生望云”。梁啟超本人也寫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為避免人們誤解協和醫院，特地放在病案之中的。

1929年，中國著名醫學專家朱章賡與俄羅斯醫學者顧若祇（T.J.Kurotchkin）發表文章《BRONCHOMONILIASIS SEROLOGICAL STUDIES ON A CASE》指出，患者J.L.（“梁任公”的威妥瑪拼音“Jen-kung Liang”簡寫）死于莫奈里菌感染，與腎病無關；梁思成等人所寫《梁任公得病逝世經過》詳細記載了梁啟超患病至逝世的經過，兩者可以相互佐證。

2006年，北京協和醫院在舉辦病案展覽時亦公開梁啟超病案，說明無錯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