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發動了戊戌政變；九月二十八日，將維新志士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殺害，史稱“戊戌六君子”。
中日甲午戰爭之后，民族危機空前加深，在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的呼聲此起彼伏。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4月，康有為在北京市發起“公車上書”，宣傳鼓吹維新思想，大造變法圖強的輿論。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康有為連續向光緒帝上書，提出全面政治改革方案，強調變法維新已刻不容緩。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陸續頒布諭旨230余條，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斗爭愈發激烈。9月5日，光緒任命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品卿銜，在軍機處幫助處理變法事務，史稱“軍機四卿”；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軟禁光緒，廢除新政，并搜捕維新黨人。9月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六人于北京菜市口被殺害。新政歷時103天，除保留京師大學堂外，其余措施全部取消，“戊戌變法”宣告失敗，史稱“百日維新”。
戊戌維新運動是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內的維新志士發起的愛國救亡政治運動，表現了他們鮮明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維新運動中，“戊戌六君子”通過光緒帝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對中國近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們要求變法圖強，發展資本主義，促成了近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體的涌現；他們積極宣揚西學，使民權、民生等進步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促成了近代史上首次思想解放運動。
人物生平
譚嗣同
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復生，號壯飛、華相眾生、東海褰[qiān]冥氏、寥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變法的主要領導人。其父官至湖北巡撫。譚嗣同的童年與少年時代主要在北京度過，十二歲后因父親官職變遷，前往西北磨礪，此后往來南北各地，結交友人，購買西學書籍，西學常識大增。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清軍戰敗，譚嗣同深受刺激，“繞屋彷徨，未知所出”，促成了譚嗣同思想由舊到新的急劇轉變。他開始致力于維新變法，應湖南巡撫之邀，回湘投身維新運動。譚嗣同將“興民權”視為救亡圖存之道，與梁啟超、唐才常、熊希齡等人通力合作，參與了湖南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報》、不纏足會等新政機構的創建與經營，宣傳變法維新。他猛烈抨擊了君主專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并對封建綱常倫理進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進和深刻，達到了同時代的最高水平，并成為后來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的先導，但遭到頑固派的攻擊。他撰寫了維新派的第一部著作《仁學》，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權、平等學說，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對晚清知識界具有深遠影響。
“百日維新”期間，譚嗣同應召北上擔任軍機章京，參與新政事務，積極為變法出謀劃策，組織聯絡，負責處理司員士民呈遞的改革條陳。新政失敗前夕，譚嗣同試圖游說袁世凱率軍參與“圍園劫后”計劃，未能成功。慈禧發動政變重新“訓政”后，譚嗣同拒絕出走，于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四日被捕入獄，二十八日被清廷處死，時年三十三歲。譚嗣同的代表作有《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楊銳
楊銳（1857~1898），字叔嶠，又號鈍叔，四川省綿竹人，清末維新派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楊銳早年進入成都市尊經書院學習，院試時獲張之洞賞識，后考取知縣，被張之洞招入麾下，成為他倚重的幕僚，掌管著機要文牘[dú]，并參與規劃加強海防、興辦實業諸事。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楊銳任內閣中書，在京參與政治。中日甲午戰爭后，他積極參與維新變法運動，參與“公車上書”；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發起組建了“強學會”，使之成為維新運動中，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學會。他鼓吹開發民智，講求經濟之學，學習西方科技等變法自強之道。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楊銳組建蜀學會，招收在京川籍人士，為新政訓練人才，之后與其它學會擴大為保國會；6月，他參與戊戌變法，被陳寶箴推薦，與譚嗣同、林旭、劉光第并加四品卿，充軍機章京，負責推行新政。失敗后被捕，與譚嗣同等（總稱戊戌六君子）同時被殺害。著作有《說經堂詩草》。他對新政的意見，與洋務派的變法觀相似，主張采取溫和漸進的方式，在中央或地方的人事上基本不做大的變動。同年9月28日，因戊戌變法失敗，楊銳在北京菜市口被處死，時年四十一歲。楊銳的著作有《楊叔嶠文集》《楊叔嶠詩集》等。
林旭
林旭（1875~1898），字谷，號晚翠，生于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出生在一個貧寒家庭，自幼勤奮好學。十七歲時，江南水師學堂總辦沈瑜慶賞識其才華，招為婿。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林旭入京參加會試時，正逢中日甲午戰爭戰敗，林旭參加“公車上書”，此后投身維新變法運動。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林旭在福建會館成立“閩學會”，協助康有為在北京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組織“保國會”；他召集366名福建舉子聯名上書，抗議駐青島德國士兵闖入文廟、搗毀孔子像。同年9月5日，林旭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一起被授予四品卿銜，入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時稱“軍機四卿”。9月12日，慈禧發動政變，囚光緒帝于瀛臺，并宣布“臨朝訓政”，下令逮捕維新變法領袖人物，林旭被捕；9月28日被殺害于北京菜市口，時年二十四歲。
劉光第
劉光第（1859~1898），字裴，四川富順縣人，原籍福建武平，清末維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劉光第出生在貧寒家庭，父早亡，與母親艱難度日。清光緒九年（1883年），劉光第中進士，授刑部主事。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他寫了《甲午條陳》一文，從愛國救亡的目的出發，向光緒提出了四點主張，因堂官推諉而未能上達。中日甲午戰爭后，劉光第的思想發生明顯變化，認識到向西方國家學習的必要性。他宣傳推廣梁啟超等人創辦的《時務報》，對維新運動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劉光第與楊銳一起組建了“強學會”；同年9月，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推薦下，劉光第被任命為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他在維新變法中并無政治派別，雖然與軍機大臣他塔拉·剛毅等頑固派相妥協，但是并不屬于守舊派，也與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有所區別。因戊戌變法失敗，劉光第于9月28日被殺害于北京菜市口，時年三十九歲。
康廣仁
康廣仁（1867~1898），名有溥，字廣仁，號幼博，又號大中，出生于南海區，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報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廣仁自幼喪父，在長兄康有為的啟蒙和教育下成長，行事立身深受康有為的影響。其曾言：“今已如愿，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康廣仁認為八股文有害人才的發展，因而每次應試都放棄作答。他輕視科舉致仕的道路，在杭州府巡檢司任上一年有余，即棄職而去。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康廣仁到澳門著手創辦《知新報》，推介西方國家政體沿革和政治學說，啟迪國人的救亡意識，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的蓬勃開展。同時，他創辦大同譯書局，以出版維新變政的書籍為主，為維新派在變法前作短促的理論準備。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發動政變，康廣仁被捕；九月二十八日，他與譚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處死，時年三十一歲。康廣仁的主要著作為《康幼博茂才遺稿》。
楊深秀
楊深秀（1849~1898），字漪村或漪春，本名秀，號孴孴子，山西省聞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清同治初年（1861年），楊深秀以舉人入為刑部員外郎，仍居于山西省，在太原崇修書院主講，任令德堂書院院長。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他考中進士，先后任刑部主事、郎中等職；楊深秀為官清廉，性格耿直，德國武裝侵占膠州灣事件對他影響較大，使之在行動上向維新派靠攏。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楊深秀任山東道監察御史，向光緒上了《時事艱危謹貢議折》，闡明“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的道理，這是膠州灣事件后光緒帝第一次聽到的變法倡議。在“百日維新”前夕，楊深秀即與康有為等人頻繁往來，過往甚密；由于他們政治主張相同，因此，楊深秀便利用身居臺諫之便，多次代遞康有為上書。他在整個“百日維新”過程中，對封建專制制度表示不滿和反對，多次與頑固派斗爭，以至踏上與之決裂的道路；戊戌變法失敗后，他不懼危險，諫阻慈禧垂簾聽政，遂與譚嗣同等六人于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殺，時年四十九歲。
戊戌變法期間之活動
戊戌變法是在近代經濟初步發展基礎上誕生的政治變革。以維新志士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借鑒西方和日本的經驗，推動了以變政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背景
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證明了洋務運動的漸進式改革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清王朝的落后，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境況，民族危機空前加深，于是涌現了從更基本層面、包括進行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的呼聲。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4月，康有為在北京參加會試期間，時值日本逼簽《馬關條約》，遂發起會試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并在各地創辦報刊，組織譯書，興辦學會，鼓吹宣傳維新思想，大造變法圖強的輿論。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中國發生了德國強占膠州灣(青島)事件，俄、英、法、日等國家乘機提出侵略要求，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義憤。康有為連續向光緒帝上書，指出民族危機的嚴重性，批判固守祖宗遺訓，主張效仿俄羅斯、日本的改革，并呈上自己的著作《俄大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和其它各國改革書籍，提出了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強調變法維新已刻不容緩，受到了光緒的賞識，同時增強了光緒對改革的決心。
經過
光緒決定利用不斷高漲的維新運動推行新政。此時，擁護變法的御史楊深秀兩次上書光緒，要求“明定國是”，即決定變法大計；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任命康有為為參贊新政，命譚嗣同由湖廣總督護送進京，輔佐新政；6月16日，光緒召見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商討變法步驟。為了緩解變法壓力，維新派提出了保留舊官舊衙門，提拔新官增設新衙門的主張。光緒據此陸續頒布諭旨230余條，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維新變法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引起社會上守舊勢力的不滿和抵制，觸動了士人、官僚和鄉紳的利益；他們除面對面與維新派公開爭斗以外，還采取拖延的方法，甚至一部分群體倒向了反對陣營。
百日維新中，楊深秀率先上疏請更文體，面對守舊派阻撓新政，他以奏章作武器，代康有為呈上《請御門誓眾更始庶政折》《請申諭諸臣力除積習折》《時局艱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等多個奏折，成為重要的骨干分子。譚嗣同到京后在給妻子李閏的信中說：“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5日，譚嗣同被光緒召見。劉光第、楊銳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推薦下，進京參與維新變法。實施新政后，瓜爾佳·榮祿欲將林旭招入幕府，林旭征詢康有為意見，康有為告之并無害處，如能利用此時機，曉以大義，開導其迷途知返，并暗中洞察陰謀，卻是一大好事；于是林旭應允入府，后來得到光緒召見，深受賞識與器重。康廣仁是戊戌變法的直接參與者，他于清光緒二十四年（1989年）3月入京，幫助抄寫奏折、奔走聯絡，協助兄長康有為將變法思想訴諸文字，進呈皇帝。很多變法意見即來自康廣仁，如關于改變科舉制度、廢除八股取士制度，關于“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刷此輩之心目，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等。在政變前夕最緊張的時刻，康廣仁與譚嗣同等謀劃保救光緒之策，但均未成功。康廣仁既是康有為的助手，又是維新變法的謀劃人。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斗爭愈發激烈。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次日，為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處幫助處理變法事務，史稱“軍機四卿”。譚嗣同等四人主要處理無上奏權的司員士民關于新政時務的條陳，提出處理意見呈光緒審閱。
9月14日，光緒赴頤和園，意圖說服慈禧同意開懋勤殿，設立變法新機構，當即引發慈禧不滿。次日，光緒返回，自知事態有變，連下三道諭詔，讓楊旭、林旭交康有為，命其速去上海市督辦官報；楊銳膽怯失態并未出示，林旭二次受命，立即與康有為、譚嗣同商討對策。9月16日，光緒召見統率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升他為侍郎候補；隔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欲廢黜光緒帝的計劃，希望以其掌控的陸軍誅殺榮祿，控制慈禧。袁世凱首應，返回天津市后即泄露給榮祿。
結果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宣布恢復“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軟禁光緒帝，廢除新政，并搜捕維新志士。，同時下達懿旨命步軍統領衙門抓捕康有為與康廣仁，只捕獲康廣仁及家丁五人。政變發生后，譚嗣同、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等五人皆繼續開展活動，或希望新政推行，或留守靜觀局勢變化。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后，積極爭取美、英、日等國公使援助，設法保護光緒帝；并與俠士王正誼計劃營救光緒未果。友人勸其東渡日本避難，譚嗣同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從嗣同始。”楊深秀在政變發生后繼續與守舊派抗爭，他上疏朝廷，請求慈禧撤簾歸政，并準備勸說董福祥軍隊勤王，擁立光緒帝，還未實施即被抓捕。林旭、楊銳和劉光第在政變發生后，均未赴外地避難，至終未離開京師；9月24日，譚嗣同等五人均被捕入獄。為擔心外國干涉，9月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六人未經審判即于北京菜市口被殺，稱為“戊戌六君子”。新政歷時103天，除保留京師大學堂外，其余政策措施被全部取消，“戊戌變法”宣告失敗，史稱“百日維新”。
維新思想與變法主張
譚嗣同
社會主義方面：譚嗣同以興民權、廢君統為政治改革理念的核心內容。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愚弱，主要原因是君權與官權太重，民權太輕，以至于社會沒有平等，也沒有公理，觸目皆是慘酷蒙蔽之禍。譚嗣同主張，改革的首要之務是興民權、開民智，具體包括創辦學會、變更科舉、設立公司、發展報業等。他還主張與《萬國公法》接軌，反對“仇洋鬧教”。
經濟思想方面：譚嗣同主張自由貿易，反對閉關鎖國，希望國與國之間互通有無。他對晚清洋務派創立的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持批評態度。譚嗣同從奢儉觀入手，思考了經濟模式與政權制度的關系。
社會思想方面：譚嗣同重視男女平等。在《仁學》一書中，他將“仁”的具體內容分為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內外通、人我通四個部分。其中的男女內外通指的正是男女平等。他反對強迫女性穿耳、纏足；反對將女性禁在家庭之中；反對嚴防男女自由相見的所謂禮制；反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認為這些殘毀女性肢體和精神的做法，是將女性視為鬼物和仇。
楊銳
楊銳具有愛國救亡圖存的文人思想。他以維新派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但由于其與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關系密切，思想也受其影響，并不完全認同康有為的激進變革思想，傾向于穩健的改革，強調穩妥為主，盡量避免中立勢力站到改革的對立面。楊銳在變法上與其他維新人士意見不同，難以統一；他不贊成設立議院，對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盡量妥協，慈禧同意的先變，不同意的不變；對守舊大臣的進退，也依慈禧旨意為準，故楊銳主張的變法最多只能以洋務派的變法觀為依據，與維新派主紙并不融合。在文化思想方面，楊銳推崇相傳為三國吳皇象書的《天法神讖碑》，提出了“文無定式”，不可拘泥于許慎六書，“要當兼收而并蓄之”的書法觀點。同時楊銳還認為只有求變造新才是弘揚中國書法藝術的必經之道。他主張詩歌應反應社會生活，主張緊扣現實、針砭時弊，他的詩作著重表現十九世紀末期的中國社會，并嘗試將詩歌作為維新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林旭
中日甲午戰爭后，林旭的社會主義發生變化，他更加關心政治，憂國憂民，參加了“公車上書”，明確表達“保教以保國”的政治主張。維新運動中，林旭的政治主張與譚嗣同不謀而合，他力主開議院、伸民權，把為民立政作為變法的主要任務；他作風激進，處理奏折所加簽語言之激烈，與同班楊銳多有分歧，經常“強令改換三、四次”。林旭擅長詩歌創作，其詩作屬于詩壇中的“同光體”，在后期創作中，已擺脫了“同光體”一味擬古詩風的不良影響，在外患頻仍、國運衰敗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甲午戰后，林旭的詩風苦澀幽僻，多以感慨時事為主，藝術上日漸成熟。
劉光第
作為一個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響的愛國官員，劉光第認識到，必須以日本為榜樣，走變法維新的道路，才能拯救國家和民族。基于此，劉光第針對當時中國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變法維新主張和方案，已經具備以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封建體制的內涵：政治上，他主張重國權，削皇權，要求設立議院，期望當時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在經濟上，他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生產技術，發展現代農業和經營管理方法，裁減冗員以節省費用，提高進口稅，設置商務專官，允許私人開設公司，鼓勵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在軍事上，他主張開設武備學堂，聘用洋將訓練軍隊；在文化上，他主張重視教育改革，廢除八股應試教育，加入算學、測量等考試內容，科舉之外輔以特舉之法，重用士人以開民智等等。
康廣仁
康廣仁致力于婦女解放事業，倡導婦女不纏足運動，是中國不纏足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他沖破世俗觀念和習慣勢力，興辦女子學堂，是中國女學的倡導人和籌劃者。戊戌變法以后，康廣仁作為直接參與者，參與了變法的全過程，既是康有為的助手，又是維新變法事業的謀劃人。“百日維新”前，康廣仁的思想較為激進，主張對社會進行全面改革；“百日維新”時，他對變法策略和步驟有自己的見解，力主廢除八股制度，并協助康有為擬定新政奏稿，多方奔。他對于變法有獨到見解，認為以當時情況在中國進行改革，最重要的是變科舉，廢八股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讓社會公眾明白國家之所以有強有弱的根本原因，從而產生強烈的愛國心，引導造就大批興國之才。康廣仁對于改革有清醒的認識，在取得階段性成果時，他認為改革斷然不會成功，主張告以段落，專心培養人才，韜光養晦，待時機成熟再圖將來；同時他深諳康有為的個性弱點，為變法的前途和兄長的安危擔憂，曾規勸康有為宜激流勇退，從長計議。在政變前夕最緊張的日子，他更是謀救光緒的關鍵人物之一。
楊深秀
楊深秀上書光緒，主張“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這是光緒從維新派方面直接聽到的最早的變法呼聲。從奏章中，可以看出楊深秀對世界形勢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他比較早地揭破沙俄和德國相互勾結的企圖，反對向德國妥協投降，同樣認為沙俄靠不住。他主張“今若北聯俄矣，南更結英，立可以制德人之死命，即俄亦不敢包藏禍心，持兩端以觀變，他國而敢生凱覷乎?”他主張聯合英國，即可制服德國。
人物影響與評價
維新變法以來，以“戊戌六君子”為代表的維新志士四處奔走，喚醒人民變法圖強，捍衛國家主權，肩負起救國的歷史重任，表現了他們鮮明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維新運動中，“戊戌六君子”通過光緒皇帝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對中國近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戊戌六君子”出生不同，所受教育也不盡相同，但他們的目標及政治主張是相同的，要求變法圖強，發展資本主義，促成了近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體的涌現。維新志士積極宣揚西學，著書立說，使處在封建閉塞中的人民覺醒，“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舊觀念被逐步破除，促成了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思想解放運動。政變發生后，頑固派的葉昌熾在日記中侮斥譚嗣同“兇忽狡悍，死當其辜”，斥責林旭“少年浮躁”，對劉光第、楊銳致以“惋惜”。戴逸在《千秋功過論戊戌》一文中評價道：“戊戌主要貢獻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教育上動搖和局部改變了傳統的封建制度，人們嘗試著要建立一個獨立、繁榮、富強的近代中國。”
譚嗣同
譚嗣同的思想主張和激進的斗爭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革命民主派的先驅。變法失敗后，仁學即廣泛在革命派中傳播。
梁啟超評價譚嗣同，說他“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西學太甚，伯里璽（總統）之選也。”又說“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還贊譽《仁學》是前所未有之書和無價之寶。
譚嗣同曾前往拜見帝師翁同龢，與之討論洋務。翁同龢評價譚嗣同“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錢穆評價譚嗣同，說他是從學術上正面痛斥綱常名教的第一人：“晚近世以來，學術思想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復生始也。”
熊十力敬佩譚嗣同的人格，曾對友人林宰平、梁漱溟說“自清季以來，真人物，唯（譚）復生一人足當之而已”。熊評價譚嗣同的《仁學》“規模甚大，志愿極宏”，同時也認為該書“不免失于浮雜”。
楊銳與劉光第
歷史學家湯志鈞與學者劉高評價指出，楊銳與劉光第在維新變法的根本問題上表現出患得患失，主要是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楊銳的一生，對外來侵略，他主張抗擊；面對清廷政治的腐敗，列強瓜分的危機，他積極地謀求挽救危亡之策；他主張變法革新，但還是為了挽救衰落不堪的封建專制的清帝國，使之富強，而不是建立資產本主義國家。楊銳在實施新政中即自稱與林旭“積久恐不相能”，暴露出維新志士內部分化與政策分歧。
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文中指出：“張之洞插手百日維新，已見前文，軍機四卿中的楊銳、劉光第就是他的人，光緒帝的許多新政詔書是按洋務派的精神寫的，當然也和他們有關。”胡繩認為劉光第當屬以張之洞為首的洋務派。湯志鈞在所著《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中也說：“楊銳原為張之洞親信，與洋務派關系密切，”又說劉光第、楊銳二人“思想行誼，實多相似。”兩人同樣對張之洞頂禮膜拜，期望很高。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中評價楊銳為維新派的右派，“代表假維新系”，認為他參與維新變法只是“隨聲附和，不出于心”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評價劉光第“性格重敦篤，不茍言笑，志節嶄然”。
林旭
康有為對林旭維新改革的激進做法頗有微詞，對全面實行新政持遲疑態度。他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直言：“時吾觀復生（譚嗣同）及林暾谷（林旭）之相，謂卓如曰‘二子形法皆輕，不類開國功臣也。今茲維新，關中國四千年大局，負荷非常，而二子起布衣而驟相，恐禍將至矣。’”表達對林旭、譚嗣同的思想沖突和政治隔閡。
康廣仁
康廣仁是維新理論的實踐者和鼓動家，思想中有溫和但更趨向激進，在幕后默默支持康有為的維新事業。梁啟超在《康廣仁傳》中對譚嗣同和康廣仁有過評價，他說：“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譚嗣同）與幼博（康廣仁）為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于復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也。嗚呼！今日眼中之才，求如麗君者，可復得乎，可復得乎？”
楊深秀
楊深秀變革思想徹底，并且不畏“權貴”，在政變發生后毫不懼怕，仍然疏請慈禧“歸政”，不考慮個人利益，為維新變法而死。康有為稱贊他“雖慘柴市刑，能毓權好魄”。章太炎在評價譚嗣同、楊深秀時稱贊說：“戊戌變法，惟譚嗣同、楊深秀為卓厲敢死。”
戊戌六君子著作
譚嗣同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石菊影廬筆識》《興算學議》《思緯氤臺短書》《仁學》等，還在《時務報》《湘報》《湘學報》等刊物上發表與維新改革有關的文章，流傳至今者超過四十萬字，其中《仁學》是譚嗣同最重要的思想著作。
楊銳著有《秦漢碑篆文考》一書，主要闡述其書法理論，在晚清書學領域具有一定地位。此外，他在史學研究和詩文創作上均有一定成就，完成了《隋書補注》40卷。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楊銳參與續修《欽定大清會典》并完成《晉書注》100卷，但兩本著作在戊戌政變中散佚。此外，楊銳創作《從軍樂》《勸農詞》《苦寒行》《都門代人贈歌者》等詩篇，最早收錄在《蜀秀集》。
林旭的文學創作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戊戌政變后，友人李宣龔等將林旭作品收集整理編輯成《晚翠軒集》，僅收集詩作154題192首、應試詩文9篇、遺札8封，其政論文章均散失未收錄。
劉光第著文大多涉及時政，如《甲午條陳》《論<校廬抗議>》等，其數篇《雜說》從文題到寓言形式，均深得韓愈精要；論學文字如《都門偶學記》，表達了治學治文的獨到理念。劉光第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詩歌上，其詩文有《介白堂詩集》《衷圣齋詩文集》，詩作收入《戊戌六君子遺集》，1986年中華書局將劉光第詩文整理編輯成《劉光第集》。
康廣仁創辦《知新報》，宣傳維新變法，并撰文力主廢除八股取士制度，主要著作為《康幼博茂才遺稿》。
楊深秀擅長漢學，力主今文，其文章以奏疏為主，大多思想激進，言之有物，引經據典；他在修《聞喜縣志》中，新創《志斟》《志補》《志續》三種體例，著作有《楊漪村侍御奏稿》《虛聲堂詩抄》《聞喜縣新志》等。
后世紀念
譚嗣同故居：北京故居位于北半截胡同41號的瀏陽會館，該處一度作為普通民宅使用，2011年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湖南故居位于瀏陽市城區北正街98號，始建于明代末年，譚嗣同之父譚繼洵出任湖北巡撫后，命名為“大夫第”。現保存有譚嗣同的書房、臥室、會客廳等，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楊銳祠：舊址在四川省綿竹縣城關小西街，后人在民國五年（1916年）為了紀念楊銳而建，面積約2600平方米，內有紫微山館、說經堂、楊銳紀念館、崇經壁、聚書樓、愛蓮水等建筑。因管理不善，解放前已成為居住雜院。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綿竹縣政府在城關人民公園內將原文化館閱覽室改建成“楊銳紀念館”，并矗立楊銳全身玉石像一座。
劉光第銅像：劉光第銅像于1988年9月7日在富順縣城西湖旁的劉光第墓園落成，由四川美術學院院長、雕塑家葉毓山等人精心設計制作。銅像高1.23米、黑色大理石像座高1.8米，矗立在劉光第墓前。
墓地
譚嗣同墓：位于湖南瀏陽市荷花辦事處翟水村，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建造。譚嗣同墓占地面積約160平方米，呈半圓形，以圓扁的小鵝卵石鋪蓋墓頂，以石柱和青石板相圍。1958年，墓地的華表與石圍板被全部損毀；1983年，墓地整修復原。
楊銳墓：在四川省綿竹縣城南，楊銳遇害后，其遺體由親友輾轉運回綿竹，葬于南軒祠右側，1958年曾一度被毀；楊銳墓于1985年修復，為綿竹縣文物保護單位。
劉光第墓：劉光第遇難后，安葬在富順縣趙化鎮普安寨下，為自貢市文物保護單位。因年久失修，土墓垮塌嚴重，1984年6月，劉光第墓遷至富順縣城內西湖公園的五府山上。
林旭墓：林旭遺體歸葬家鄉福州市，墓旁題曰：“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樓絕妙詞。”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林旭妻子沈鵲應離世，同葬于福州北門外義井。
康廣仁墓：民國九年（1920年），康廣仁遺體由北京遷葬至廣東省句容縣南浮山腳下，墓于1973年遭受損毀。
楊深秀墓：位于山西省聞喜縣城東北3公里的儀張村南，墓冡呈圓形，高3米，下部用石條砌成，直徑6米，1996年1月被列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影視作品
參考資料 >
戊戌變法.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2
戊戌變法:近代中國唯一可能成功的改革.中國知網.2023-05-02
《公車上書》題名.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4
戊戌變法歷史的真實寫照——談清宮珍藏的百日維新檔案.故宮博物院.2023-05-02
譚嗣同.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4-30
梁啟超.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3
唐才常.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3
熊希齡.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3
譚嗣同.故宮博物院.2023-04-30
林旭.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1
康廣仁.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1
楊深秀.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1
同光體.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14
葉昌熾.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14
戴逸.國務院參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館.2023-05-03
近代史與經學專家湯志鈞.常州市名人研究院.2023-05-18
胡繩.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14
范文瀾.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14
章太炎.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3
劉光第.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14
從“大雜院”到騰退：北京譚嗣同故居的前世今生.新華網.2022-11-21
瀏陽會館.北京市文物局網站.2022-11-21
不可移動文物信息.國家文物局網站.2022-11-21
湖南瀏陽譚嗣同墓險被盜 拜臺處被挖90厘米深洞.中國新聞網.2023-05-14
走向共和.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