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1915年12月12日—1916年3月23日），是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預備成立的一個君主立憲制的政權名稱，年號“洪憲”，期間未正式成立。又稱洪憲帝制，僅持續102天。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凱授意所謂的國民大會代表投票，由參政院以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的名義推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大皇帝”。12日，袁世凱承認帝制，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此后，袁世凱又大量封官授爵，并下令改元，廢除民國紀元，改民國五年（1916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并且準備于元旦舉行登基典禮，正式稱帝。然而，袁世凱的帝制復辟活動遭到全國各族人民、各方勢力的堅決反對。1915年12月25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云南省宣布獨立，討伐袁世凱，護國戰爭爆發。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相繼響應。袁世凱的北洋集團也逐漸分化，分崩離析。在外交方面，日、英、俄等國，也撤回了對袁世凱的支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翌日宣布廢除“洪憲”年號。
學者程紅娥認為中華帝國因為袁世凱的失敗，一來就是胎死腹中，這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民主共和的必然性。
國號
袁世凱計劃建立的君主立憲制政權的國號為“中華帝國”。根據梁士詒炮制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民代表大會”有表決國體之權力，，于是各省區的“國民代表大會”一致發出推戴袁世凱為皇帝書，寫道：“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并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不僅推戴袁世凱稱帝，也直接確立了中華帝國的國號。
歷史沿革
成立背景
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以及二次革命
袁世凱出身官宦家庭，早年投身清軍，曾率軍平定朝鮮甲申政變，后被清廷重用，授權組建北洋軍，官至內閣總理大臣。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袁世凱在西方列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獲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袁世凱在1912年3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提出前此奉袁世凱之命加入同盟會的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唐紹儀于3月25日到南京組織內閣。主要閣員或是由袁世凱的親信充任，如內務（趙秉鈞）、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等部，或是實際上受袁世凱的控制，如外交（陸征祥）、財政（熊希齡）、交通（施肇基）等部。同盟會只分到了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寵惠）、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等在當時視為閑散的四個部門。4月初，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于是袁世凱以北洋六鎮新軍為基礎，以馮國璋、段祺瑞等將領為骨干，增募軍隊，擴大勢力，在長江以北各省嚴行戒備。袁世凱任用粵系官僚梁士詒和北洋系官僚周學熙，，掌握京漢、津浦等主要鐵路和交通銀行以及北方重要的廠礦企業。袁世凱基本上保存了清朝官僚機構，接受了以清大臣徐世昌為首的封建官僚集團，并以趙秉鈞、陸建章等人組織特務警察系統。這樣，圍繞著袁世凱構成一個擁有大量封建、專制色彩的北京政府。
1912年底第一屆國會選舉舉行。由于選舉法偏向有資產的男性，全國大多數的工農下層群眾和占人口半數的婦女都被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成立了以上層資產階級和地主士紳為主的國會。中國國民黨在宋教仁主持下極力從事競選活動。結果國民黨取得了在國會參、眾兩院中壓倒多數議席。宋教仁希望以國會多數黨領袖的地位組織責任內閣、掌握實權。但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兩天后因傷重去世。
從查獲的宋案兇手與北京來往文電中，這件事情與國務總理趙秉鈞有關，雖無明確線索指向袁世凱，但社會氛圍卻傾向于懷疑袁世凱。孫中山立即主張興師討袁，表示“非去袁不可”的決心。但是國民黨在南方幾省掌有兵權的都督們多數認為起義時擴編的軍隊已經大量裁撤，兵力不足。黃興也對討袁軍事缺乏信心，主張“法律解決”，聽候法院審判。黃興仍然幻想依靠中國國民黨議員在國會占多數的地位，通過國會合法斗爭來控制或是推翻袁世凱。國民黨多數領導人不能下決心討袁，袁世凱卻已經打定主意武力消滅國民黨在南方幾省的勢力。帝國主義也在這時大力支持袁世凱。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在1913年4月和袁世凱簽訂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萬英鎊（約合2.8億銀元），以鹽稅收入為抵押。帝國主義開始直接控制了中國的鹽務機構。美國也在這時（1913年4月）搶先承認了袁世凱政府。袁世凱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內則唆使共和黨、民主黨等在1913年5月合并改組為進步黨，來對付中國國民黨。同時，北洋政府軍隊已經陸續南下。1913年6月，袁世凱下令撤免國民黨在江西、安徽、廣東省三省的都督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到這時候，國民黨才被迫應戰，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江西省、江蘇省、安徽、廣東、福建省、湖南省、四川省等省先后宣布獨立。但是，國民黨在軍力對比和軍事形勢上都處于不利地位，國民黨內領導人和獨立各省都督中不少人對討袁軍事徘徊猶豫。一年多以來的無原則妥協已使國民黨力量渙散，失去廣大人民的擁護。“二次革命”在不到兩個月的短時間就完全失敗。長江各省被袁世凱控制。孫中山、黃興被加以“亂黨”罪名，嚴令通緝。孫中山等人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
孫中山是堅決反對袁世凱的。孫中山認為過去因為中國國民黨妥協渙散，以致有“二次革命”的悲慘失敗。1914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的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要求把這個團體變成嚴密的組織。但是由于國民黨已經失去在人民群眾中的聲望，中華革命黨在這時只成為一個少數人狹隘的秘密團體。中華革命黨主要在沿海各省進行了一些零散的軍事冒險活動，而沒有深入民間，不能在全國反袁、反復辟斗爭中起到組織和領導的作用。國民黨中的一部分人如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等，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他們這時雖然也在廣東省、云南省、四川省等省和進步黨及地方軍閥合作反袁，但在群眾中影響不大。
破壞約法與解散國會
袁世凱在南方鎮壓了中國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另一面在北京還暫時保留著國民黨議員占多數的國會，以便由這個國會選舉他做正式大總統。這批國民黨議員不愿失去議員地位（年俸5000元），依然留在北京市，和進步黨合作議訂憲法，有的聲稱可以運用國會和法律來倒袁，但更有不少人為袁世凱所收買。
1913年7月，袁世凱提出由進步黨的熊希齡組織內閣。進步黨人多數就是原來的立憲派分子，他們多年來希望在立憲政體下組閣執政。但是袁世凱只是要利用自居為中間派的進步黨作為政治工具，為袁世凱鋪設走向進一步專制獨裁的道路。所以當此內閣在1913年9月組成時，只有司法、教育、農商等少數幾個閑散次要的部長職位由梁啟超、汪大燮、張謇等進步黨人來點綴，內閣的實權仍然掌握在袁世凱派別的官僚手中。
國會為了適應袁世凱早日做上正式總統的要求，在憲法訂出之前便倉促通過總統選舉法，于10月6日進行選舉。袁世凱在這一天派了自稱“公民團”的便衣軍警和流氓數萬人包圍眾議院，叫嚷威脅議員們非選出袁世凱不可，否則不準走出會場。議員們忍饑終日，從早八時至晚十時，投票三次才選出袁世凱為大總統。第二天又選出黎元洪為副總統。英、法、俄、日、德等國同時宣布承認袁世凱政府，表示對袁世凱的支持。
袁世凱剛剛由國會選舉為正式總統，就立即下手破壞國會。1913年11月，袁世凱借口國會中的中國國民黨議員在幾月前與“二次革命”有關系，下令解散國民黨，派軍警搜繳國民黨議員438人的議員證書、證章。又由軍警把住斯里蘭卡議會大門檢查議員證書、證章，使國會因無法湊足一半以上的出席人數而不能開會。殘余的議員提出質問，熊希齡還出面為袁世凱辯護，說“大總統于危急存亡之秋，為拯溺救焚之計，……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相繩？”接著，袁世凱就連殘余議員也下令遣散，宣告國會完全解散。這個國會自1913年4月召集到1913年12月被解散，只存在了九個月。
袁世凱又召集了一個“約法會議”，按照袁世凱的要求在1914年5月訂出《中華民國約法》，完全廢除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世凱的約法把總統的權力擴大到了專制皇帝的程度：廢除責任內閣制和國務院，由一個類似皇帝時代宰相的“國務卿”“贊襄”總統（其下還有“左丞”，“右丞”），在南京總統府內設立政事堂；由總統任命一些“參政”，組成提供咨詢的“參政院”，并代行立法機關的權力。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包括《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國會等等，至此已全部被袁世凱摧毀。軍閥、買辦、大地主的專制獨裁統治則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
國際支持
袁世凱要通過稱皇稱帝來最高度地集中獨裁專制的權力，帝國主義者也希望袁世凱能夠加強對國內的控制，以便于通過袁世凱來擴大他們的侵略勢力。德、英、美、日等國都曾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鼓勵和慫袁世凱復辟。
最早慫恿袁世凱稱帝的是德國。朱啟鈐回憶：“項城市（袁世凱）自1913年以后，深感國會政黨政治之不可行于中國，浸尋而思求帝制。帝制之興，蓋造端于德國。”1913年底，袁世凱秘密派員與德國駐華公使及駐青島市總督瓦爾代克有所接洽。1914年德國與俄羅斯、法國宣戰前，德國駐青島總督瓦爾代克為了維護德國在山東省所占的各項權益，曾通過秘密文件表示贊成袁世凱稱帝。此項文件，在日本占領青島后，為其所獲。由此，日本始知袁世凱帝制自為的決心，并視為奇貨可居。
日本從中國辛亥革命爆發時起，就反對中國建立共和政體。日本駐華使伊集院曾多次向袁世凱轉達日本政府希望中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的意愿，并斷言“共和無益于中國”。1911年11月28日，日本外務大臣電駐英日使，令就中國問題照會女王陛下政府，提出由日本、英國兩國出面，會同有關各國，促使南北雙方妥協，接受君主立憲政體。同年12月18日，日本駐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代辦致美國國務卿的信中又說：“中國今日正當選擇帝制或共和之歧路。日本政府之意見，如中國之國家采用共和制度，實極困難，即使實行，亦難相信中國人民能實際運用此種制度......不僅建立共和為不合實際，且此種計劃將危及全中國之生存及中國人民己身之福利。”即至南北議和，英國邀日本“參加調停和議”，日本為此發表宣言，聲明“日本政府自始即認為君主政體最適宜于中國政府。日本政府主張非照采取君主立憲之條件，不能擔任調停”，于是拒絕參加。
在日本占領山東青島，從德國手中獲得德國秘密支持袁世凱稱帝的文件后，便積極開展了支持袁世凱稱帝的系列活動，有賀長雄數次對袁世凱表示，中國應當實行君主立憲，勸袁登上皇帝之位。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表態：“袁夫人，面對中國今日之難局，綽綽有余地顯示其統治能力，不失為中國現代一大偉人，其皇帝自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為怪。”
1914年8月，帝國主義列強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忙于歐戰，日本便企圖趁機獨占中原地區。日本宣布參加了英、法、俄等國組織的協約國集團，借口對德宣戰，派遣軍隊占據青島市和膠濟鐵路，奪取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地位。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目的在于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內容包括五大項：第一、承認日本占有德國在山東省全部特權，并加以擴大；第二、承認日本在“南滿”和“東部內蒙古自治區”的“優越地位”及特殊權利，并延長旅順口區、大連市的租借期及南滿、沈丹鐵路租借期限至99年；第三、將漢冶萍公司作為中日合辦，附近礦山不準公司以外的人開采；第四、中原地區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讓與或租與他國；第五、“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中國的警察機關和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日本有在武昌與九江、南昌市間及南昌與杭州市間，南昌與潮州市間鐵路的建造權，在福建筑鐵路、開礦、筑海港船廠的優先權等等。這些條款暴露出日本軍國主義企圖獨吞中國。因此，當二十一條內容傳出后，全國人民不約而同立即發動了大規模的愛國抗日運動。各地學生和留日學生首先罷課演講、發布傳單宣言，工人罷工，各城市普遍展開了抵制日貨運動。然而袁世凱下令嚴禁抵制日貨，鎮壓各地愛國抗日運動。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袁世凱在1915年5月9日承認了除第五項（“容日后協商”）之外的全部要求，以保證日本繼續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
英國為與日本爭奪對袁世凱政府的控制權，也支持袁世凱復辟。1915年12月，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與袁世凱的一次密談中，對袁世凱稱帝一事做過表白：“共和政體，華人未嘗研究，君主政體，或稍知之。當辛亥革命之日，華民醉心共和，以此口號，推翻滿清。是時大總統以為君主立憲近于中國人民理想。爾典亦曾主張君主立憲。南北討論之時，唐紹儀因一時之感動，未察國家萬年之計，主持共和，不可謂非失策矣。”朱爾典作為英國駐華公使，代表了女王陛下政府對袁世凱帝制運動的看法。首先，朱爾典與袁世凱都是主張君主立憲，這一點達成了一致。然后，朱爾典認為實行君主立憲是中國的“萬年之計”。并且，朱爾典認為中國建立共和政體是“失策”。朱爾典在密談中，還向袁世凱保證：“若國中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此系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干涉。”
在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以前的兩任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和嘉樂恒，都多次表示希望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美國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在《亞洲的解體》一書中寫道：“在1911年的中國革命時期，多數美國的專家（歐洲的自然也是如此）都堅定認為，民主政體是絕對不適合于中國人的。只有皇帝是中國人民所能夠懂得的東西。中國人對自治的政府并不感興趣。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父系家長制式的穩定政府——法律秩序和合理的租稅。”美國政府申明：“決定我們態度的諸因素中應該包括這個改變是否為人民所接受，以及由此產生的維持秩序的能力，這個見解得到了國務院的贊同。”
成立過程
造勢活動
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交涉結束后，就更加緊進行帝制復辟活動。1915年7月，袁世凱授意美國顧問古德諾寫出一篇《共和與君主論》。古德諾原為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法學博士，1915年初來到中國，被聘為總統府“國是顧問”。古德諾的《共和君主論》在1915年8月發表于《亞細亞日報》，其文稱：“中國數千年來，于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也。……中國百姓，習于君主，鮮知有大總統者。”古德諾由此而斷言：“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
就在當月23日，袁世凱手下的政客楊度等就以古德諾的言論為依據，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其核心人物有楊度、嚴復、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當時號稱“六君子”。這些人對于帝制的擁護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信念，并且側重于學理式的探討。籌安會六君子出身背景各不相同，比如楊度是清末官僚立憲派的核心人物，嚴復以學貫中西被人推崇，而劉師培則以國學淵博聞名，其他幾人則是以革命元老資格背叛革命黨的人物，但是，他們在反對民主共和的態度上表現出了相當的一致性。
在帝制傳統的嫡長子繼承制下，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將是恢復帝制最大的“受益者”。因此，袁克定對復辟帝制比較積極。在袁克定身邊聚集了像朱啟鈐、楊度、顧鰲、夏壽田、段芝貴、湯薌銘、陳宧等相當一批文武兩班帝制中堅人物，他們利用袁世凱晚年深居簡出的機會，制造了大量的帝制輿論。1915年由袁克定一手策劃的假《順天時報》，他們用專門特制的假版《順天時報》送給袁世凱閱讀，給袁世凱造成全國都擁戴其稱帝的輿論導向，以促使袁世凱下定復辟決心。
雖然袁世凱及其周圍的帝制分子下定了決心要復辟帝制，但是北洋政府內部仍然存在不同意見。徐世昌曾是袁世凱的重要支持者，從小站練兵時就為袁的謀士，兩人結為盟友，互為同道。但是，徐世昌明確反對帝制，曾多次勸阻袁世凱復辟，勸阻無效后辭職引退。臨行前，徐世昌致書袁世凱：“稱帝一事，暫不論其是非。就其利害而言，觀察時局，確難料定會成功，而若半途而廢，將何以回旋？”徐世昌同時向袁世凱發出警告：“人各有志，志為仙佛之人多則國弱，志為圣賢之人多則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
有北洋政府之龍之稱的王士珍也因為不熱心于帝制遭到了袁克定的忌憤，袁克定甚至想用毒酒毒死王士珍，此事為他人所泄，王士珍于是向袁世凱乞假，后居于西山之麓。同時退隱西山的還有北洋之虎段祺瑞。自1915年5月帝制顯露端倪后，段祺瑞就稱病退居北京西山，此后不問政事，不久便被正式免職。北洋之犬馮國璋也是有影響的北洋地方實力派代表，其離合向背直接關系著袁世凱帝制成敗。但帝制一公開，馮國璋即表示了對袁世凱的不滿。
1915年9月19日，在交通系梁士詒組織下，“全國在京請愿聯合會”成立，該會公開聲明以鼓吹擁護帝制的“民意”為己任，擁袁稱帝。大量的“勸進”電報像潮水一樣涌向北京市，“請求”袁世凱趕快出來做皇帝，以“挽救人心不古之世風，挽救國家內憂外患之局面”。1915年8月至9月26日，北洋政府參政院接受全國各界、各團體的請愿書，并將一個月間的第一次、第二次帝制請愿人數匯總至南京總統府秘書處，計有83件，簽名人數達3530人。
1915年10月7日，參政院梁士詒炮制《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其文稱：“國家者，國民全體之國家也。民心向背，為國體取舍之根本，……以國民會議選出國民代表，決定國體。”接著于11月，袁世凱政府特設“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作為全國決定國體、選舉皇帝事務的總機關。該局的實際職責是：“奉大總統命令，辦理一切決定國體和選舉事務。”該局成立后，即組織了全國范圍內各省區選舉“國民代表”，“以征正確之民意”議決國體，從而使這場帝制復辟的丑劇進入了高潮。袁世凱為了更快地登上帝位，甚至等不及讓圈定的各省代表到北京開會，就統一指揮各省代表就地投票。11月底，根據新頒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進行的全國范圍內的國民代表選舉和投票工作告一段落。其中當選代表1993人以全票通過決議變更國體，實行君主立憲，并附有同一內容的推戴書，“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
在當時幾乎舉國一致擁護帝制的聲音中，仍然有人對恢復帝制提出了抗議。籌安會一成立，曾經愿犧牲一切以謀輔翼袁世凱的梁啟超即撰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于當時國內的帝制輿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并且公開聲明，他對于變更國體“敢發正論……不愿茍活于此濁惡空氣中也”。但這些反對帝制的意見并未占得上風。
擁戴稱帝
繼國民代表大會投票通過變更國體之后，12月11日，北洋政府參政院以“國民總代表”的名義向袁世凱發出了第一次推戴書，“一致推戴今大總統為帝”，遭袁“勸還”。15分鐘之后，另一封長達兩千余字的第二次推戴書再次呈交中書門下，其中列舉袁世凱“經武”、“匡國”、“開化”（新政）、“靖亂”、“定亂”、“交鄰”等六大“功勛”，要求袁“亟頒明詔，宣示天下，正位登基，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推戴書還強調“時代兩更，星霜四易”，而“興廢各有其運”，吁請：“我皇帝睿智神武，為億萬百姓歸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順輿情，登大寶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經綸六合。”這時的袁世凱終于覺得帝制時成熟，遂于次日正式發表接受帝位申令，聲稱將接受“民意”，變更國體，并特別強調，將對反對帝制勢力予以懲治。12月12日，經過參政院根據“民意”勸進，袁世凱宣布接受推戴，并預定自翌年（民國五年）起改元“洪憲”，準備進行登基大典。
大量參與帝制運動的得力分子以及北洋政府實力派人物都得到了封爵，其中龍濟光等共128人被封為一等公、二等公，一等侯，一等伯，一等子、二等子，一等男、二等男、三等男，共計九級五等爵位。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四人則以“德行勛，久負重望”被封為“嵩山四友”，作為國是咨詢顧問；前直隸總督、民國二年（1913）宋教仁被刺案的直接兇手趙秉鈞亦被追封為“一等忠襄公”。
雖然有許多帝制分子樂于得到袁世凱的封爵，但是北洋政府政府中也有不愿意接受袁世凱帝制封爵的人。黎元洪是北洋政府內另一位具有影響的人物。“二次革命”時期，黎元洪曾以中華民國副總統的資格，屢次通電，擁護袁世凱，并積極在湖北一帶搜捕革命黨人，配合北洋方面的軍事行動。“二次革命”結束后，黎元洪應袁世凱之邀入京，成為袁世凱政治集團的重要支持力量，并出任《中華民國約法》時期參政院院長。但帝制公開后，黎元洪卻堅決地表示了與袁世凱決裂的態度。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凱公布帝制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以“艱苦卓絕，力保大局，百折不回，厥功甚偉”之評語，特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以示尊崇。冊封消息傳出后，黎元洪當即表示：“我志已定，決不接受，即犧牲個人，亦所不惜。”黎元洪、袁世凱本為兒女姻親，1915年終，袁世凱送黎元洪的禮物，用紅帖書有“賞武義親王”字樣，叫差官四人披紅帶騎馬，送至東廠胡同“武義親王府”。黎元洪大怒拒收，直至兩天后，袁世凱改用“姻愚弟袁世凱”字樣，黎元洪才接收了這位親家的賀年禮物。對于黎元洪倔強的抵制帝制的態度，袁世凱也無可奈何。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凱身著大元帥服，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隨后，袁世凱一面下令設立帝制大典籌備處，雕玉座，織龍袍，鑄開國銀幣，重開紫禁城，一面加強軍警執法處職權，禁止反對派活動，搜捕反對帝制人物。并正式詔告天下，從1916年（民國五年）1月1日起，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并定于是年元旦正式舉行加冕登基大典。
各方反應
護國運動
袁世凱決意稱帝后，中國各地漸次爆發了反對袁世凱的運動，首先便是在云南省爆發的反袁運動，也就是所謂的“護國運動”，是由一些受過革命民主思想熏陶的中下層軍官策動起來的。地方軍閥唐繼堯實際上是被迫參加這個運動卻又一變而成為運動的領導者。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本來曾經擁袁，但后來被袁世凱拋棄。他們就想利用人民的力量和聲勢來倒袁。梁啟超的弟子蔡鍔（辛亥革命時曾任云南都督），在梁啟超的策動下秘密離開北京市進入云南，聯絡唐繼堯和中國國民黨軍人李烈鈞等。蔡的抵滇使醞釀已久的云南反袁運動得到了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也使護國運動由此從秘密狀態轉向了公開。在“討袁救國”的旗幟下，國內各種反袁政治勢力紛紛聚攏云南省。
1915年12月23日，蔡鍔抵達云南的五天后，一封經集體討論形成的《致袁世凱請其撤銷帝制電》，以云南都督唐繼堯、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名義正式發表。該電指責袁世凱“食言背誓”，破壞民主共和的專制行徑，明確要求：“立將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貴、朱啟鈐、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等帝制首惡分子即日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并要求袁世凱本人“發明誓，擁護共和”。這封通電被稱為“漾電”。這封“漾”電是西南實力派向袁世凱及其領導下的北洋政府發出的一封最后通牒。這封通電要求袁世凱政府于次日即12月24日上午10時給予答復，并且稱“云南省一隅，已謹率三軍，翹企待命”，而且表示：“此間軍民痛憤久積，非得中央有除帝制之實據，萬難鎮勸。”
12月23日的“漾電”在北洋政府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該電發出后，袁世凱一面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致電英國駐云南領事葛夫，求其以私人名義勸說唐繼堯、任可澄二人收回“漾電”；一面緊張部署軍事，調動軍隊，以張子貞為云南將軍、劉祖武為云南巡按使，企圖使其取代唐繼堯、任可澄。為了實現對西南反袁集團的離間，袁世凱甚至密囑唐繼堯，如果能殺死蔡鍔，袁世凱將封其為親王，并由匯豐銀行兌款3萬元以為犒賞。
袁世凱對云南反袁集團的分化瓦解手段并沒有動搖西南各方反袁的立場。12月25日，唐繼堯、任可澄“漾電”所規定的期限已到，而袁世凱政府并沒有作出任何令人滿意的答復。于是在當天，唐繼堯、任可澄、李烈鈞、蔡鍔、戴戡等五人聯名通電全國，宣布云南省獨立，組成“護國軍”，向四川省、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三路出兵，揭開武力討袁的序幕。
1916年元旦發表的《護國出師討袁檄文》中，西南反袁集團方面歷數袁世凱自辛亥掌權以來，“鴆殺國會”、“毀棄約法”、“誣報黨獄”、“喪失主權”、“叛國稱帝”、“欺世盜名”等十幾大罪狀，同時向全國各界公開宣布了護國軍的基本綱領和政治原則：與全國國民戮力擁護共和國體，使帝制永不發生；劃定中央與地方權限，圖各省民力之自由發展；建立名實相副之立憲政體，以適應世界大勢；以誠意鞏固邦交，增進國際團體上之資格。在同期的另一封通電中，護國軍宣布了對于北洋政府中軍政官員的政策：“凡內外官吏......受事公朝，皆為同德，義師所指，戮在一人。元惡既除，勿有所問。其有黨惡朋奸，甘為逆羽，殺無赦；抗顏行，殺無赦；為間諜，殺無赦；故違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法，殺無赦。”這個通電將矛頭直指以袁世凱為首的帝制分子。
云南省通電獨立后，組建了護國軍政府，立即制定了三路出兵計劃：第一軍以蔡鍔為總司令，由云南出兵四川省；第二軍以李烈鈞為總司令，出兵兩廣，進至湖南省、江西省；第三軍以唐繼堯為總司令，留守云南，任務是補給前線，策應一、二軍作戰。按照梁啟超、蔡鍔等人既定的戰略計劃，護國軍以主力進軍四川敘府（今宜賓）、瀘州市一帶，奪取四川；同時，謀求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獨立，使西南聯成一片；然后會師湖北，抵定中原；并以武漢方向的主力大舉北伐，直往北京。面對護國軍的攻勢，袁世凱一方面立即命令伍祥為川南鎮守使，以加強西南方面的防務，謀求阻止護國軍；另一方面，袁世凱政府緊急擬定了三路討伐云南省的計劃。
袁世凱在新華宮豐澤園組織“征滇臨時軍務處”，親自主持“征滇”軍事，并于1916年1月4日舉行的緊急會議上，北洋軍正式確立了對西南用兵方案和策略。會議決定，自當日起，由統率辦事處劃定戒煙區域，由百色市、泗城經興義市、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及瀘州市、寧遠為緊急區；由桂林市經貴陽及重慶市為臨時區；由雷瓊經星源、荊襄及漢中市為預備區。北洋軍決定采取清康熙評定吳三桂的策略，川一路，湘一路，桂邊一路，三面進兵。川、湘兩軍暫由北洋第三師全部和第六、七師各一部編成。以馬繼增為第一路司令，根據地在常德市，分駐星源、寶慶間，伺機由湖北經貴州省進兵云南省；張敬堯為第二路司令，根據地在重慶，由四川省向云南挺進；粵、桂兩軍合組之桂邊一路軍，以龍濟光為總司令，根據地在南寧市，由廣西百色向云南攻擊。
1916年1月5日，袁世凱正式下令討伐蔡鍔、唐繼堯等人，并派虎威將軍曹錕待命。同日，曹正式受命為川、湘兩路軍總司令，開赴川南組織作戰。袁世凱同時下令馬繼增部進入黔邊，張敬堯部向重慶市進發。2月中旬，曹錕率北洋第三師、第七師集中于重慶。2月下旬，在瀘州市附近集結的北洋軍有張敬堯第七師，吳佩孚一旅，伍祥楨、馮玉祥、李炳之三旅，另有周駿一師，計4.2萬人。
護國軍本身的力量雖然不大，但一旦舉起討伐袁世凱的旗幟，配合上全國人民和各派力量集成的反袁潮流，對袁世凱便成為重大的威脅。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廣東省、浙江省、陜西省、四川省、湖南省等省在數月內相繼宣告獨立，通電促袁退位。反袁的勢力迅速增長。
1916年3月、4月間，隨著西南護國運動向好的方向發展，支援袁世凱帝制的各種勢力的基礎都在發生動搖。在廣西獨立的同時，蔡鍔所率的滇、黔護國軍在經過一段休整后，向川南各地北洋軍發動了全面反攻。廣西獨立，鼓舞了護國軍官兵的士氣，更加堅定了勝利在望的信心，也使護國軍獲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后方和后勤給養供應。此后，川南地區護國軍向北洋政府各軍發起全線反攻，激戰七晝夜，北洋軍全線崩潰。護國軍占領納溪區、江安、南川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綦江等要地。北洋軍兩支主力，張敬堯部和吳佩孚部傷亡慘重，靠第八師王汝賢部的掩護才得以率殘部退回瀘州市。護國戰爭形勢的發展與國內反帝制運動的高潮也促進了北洋內部的分化，并且影響了列強對袁世凱帝制的態度和應對。
各國態度
直到袁世凱登基之前，尚沒有一個列強能夠把握袁世凱變更國體的后果及其外交傾向。袁世凱復辟后，列強在尚未見到好處之時，卻見到了中國因帝制而引發的國共內戰，他們擔心中國混亂將會使之失去在遠東的既得利益，于是，便開始改變態度，從開始的部分支持帝制轉向了一致反對袁世凱當皇帝，他們要求袁“顧念大局，保持現狀，將改變中國國體計劃，從緩實行”。例如，日本在袁世凱籌備帝制時，已發覺袁世凱的地位并不穩固。1915年10月，日本聯合英、俄兩國警告袁世凱應該暫緩稱帝。12月，日本又聯合英、俄、法、意四國再度對袁世凱提出警告，聲稱“以后對中國決定執行監視之態度”。同時，日本暗中支持進步黨、中華革命黨和其他各派反袁勢力的倒袁活動，準備在混亂局面中乘機取利。
1916年1月1日，袁世凱舉行登基儀式時，列強各國公開聲明，僅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而對于袁世凱所制造的以皇帝為元首的中華帝國，不予承認。同時，列強各國拒絕接受以“洪憲元年”紀日和印有皇帝印璽的任何公文。至此，袁世凱才真正發現外交方面遇到了大麻煩，以至袁世凱不得不下令，中華帝國對外仍稱“民國”，只有對內才稱“洪憲”二字，且暫時不加“帝國”字樣。
列強之中，對中國最具影響的是日本。當時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日本是中國唯一必須應付的國家。環顧當時的列強，也只有日本曾經通過官方的途徑正式向袁世凱公開表示過支持帝制。為此，1916年1月4日，北洋政府特委上卿銜農商總長周自齊為赴日贈勛特使，以大總統同等大勛章一座，頒贈日本天皇，一方面與日本洽商借款，希望能借此解決北京市政府的財政困難，另一方面，謀求日本對于中國鎮壓反帝制力量的支持，助其扭轉中國國內日益惡化的形勢。
但是，日本基于一貫的損害中國的立場，其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日本天皇對于中國“皇帝”所給予的這個大勛章并不感興趣，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將孫中山向其表露的乘機再舉的反袁計劃密告了袁世凱，旨在為袁世凱稱帝制造阻力。
帝制既成之后，英國唯恐日本和其他列強利用中國政局的變動和歐戰時期的空隙，在中國掠奪更多的利益，也轉而開始反對中國的帝制。袁世凱在外交上已失去了列強的支持和聲援。
政權消亡
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此時來自北洋政府內部的反帝制力量對于帝制的終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自廣西獨立后，袁世凱因內外交迫，即與部屬討論研究應付西南反帝制勢力的方略。當袁世凱提出以撤銷帝制換取西南方面的休兵時，朱啟鈐、梁士詒等均表示反對，他們認為一旦帝制撤銷，中央威信俱失，總統地位亦難望保留，袁世凱遂中止了關于撤銷帝制的動議。
1916年3月21日，江蘇省都督馮國璋、江西省將軍李純、長江巡撫使張勛、山東省將軍靳云鵬、浙江省將軍朱瑞聯名密電袁世凱，要求“撤銷帝制，以平滇、黔之氣”。這封著名的“五將軍通電”引起了袁世凱的高度重視，收到電文后“世凱遂召集國務卿、各部總長等開會，正式討論決定撤銷帝制”。與此同時，袁世凱又接到徐世昌的密函：“及今尚可轉圜，失此將無余地。”勸其取消帝制。于是，“由張一麐起草撤銷帝制申令，袁世凱略為修正”。袁世凱于文內自稱：“本大總統，公布全國。”其具體內容五項：撤銷承認帝制案，取消洪憲年號；召開參政院會議，撤銷帝制決議案；以徐世昌為國務卿，解除陸征祥國務卿之職，回任外交總長；任命段祺瑞為參謀總長；由徐世昌、馮國璋、黎元洪主持南北和談。
在3月21日的“五將軍通電”之后，袁世凱再次召集帝制派討論這一問題時，幾乎就聽不到什么反對意見了。1916年3月22日，中書門下奉袁世凱命令通告全國，稱：“現在承認帝制一案業已撤銷，（帝制）籌備亦經停辦，所有洪憲年號應即行廢止，仍以本年為中華民國五年。”自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接受帝制，至3月22日宣布撤銷帝制，“洪憲帝制”共維持了102天。
帝制撤銷后，北洋政府方面所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如何讓西南方面在接受袁世凱繼續為國家元首的條件下實現停火。1916年3月25日，袁世凱假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的名義，發出致護國軍總部請求停戰議和的通電，北洋政府把停戰罷兵作為南北談判的先決條件。這個通電表明北洋政府仍然沒有對其已經失敗的事實有清醒的認識。在隨后以又一位北洋骨干人物徐世昌的名義發出的致滇、黔、桂三省的求和信中，北洋政府提出了關于南北和平的條件，其核心內容是西南三省取消獨立，解散募兵，退出戰地，并嚴禁與“官軍”交戰，各省派代表一人入京籌商善策等。
此時，川、湘前線張敬堯、馮玉祥、吳佩孚諸部已與護國軍達成了一致；川南北洋軍主力陳部已正式派代表與蔡鍔洽商了一致倒袁的計劃；四川省前線北洋政府各軍事實上已處于罷戰狀態；廣東省將軍龍濟光獨立在即。自3月中旬反攻以來，護國軍已在各個戰場牢牢地控制了主動權，護國軍的直接目標就是迫使袁世凱徹底退出中國的政治舞臺。在4月初由西南方面提出的6條議案和條件中，對北洋政府的議和條件進行了還擊。西南方面公開宣稱：“袁世凱一日不退位，和議一日難以就范。”這6條議案和條件主要內容是：“袁世凱須在一定時限內退位，可以貸其一死，但須驅逐至國外；誅殺楊度、段芝貴等十三人；關于帝制籌備及護國軍此次軍費，約六千萬兩，應抄沒袁世凱、楊度等人家產賠償；剝奪袁世凱子孫三代公民權；袁世凱退位后，即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黎元洪繼任總統；文武官吏，除國務院外，一律仍舊供職，但軍隊駐扎地點，須聽護國軍都督的命令。”
帝制的撤銷并沒有能夠平息西南方面以及全國各地的反袁運動。袁世凱眷念權位更是激起了全國范圍內進一步的反袁獨立運動。自4月上旬，廣東龍濟光獨立；4月12日，浙江軍民趕走了袁世凱政府任命的浙江將軍朱瑞，宣布獨立；4月底，程潛在湖南省就任護國軍總司令，宣布湖南獨立。與此同時，江蘇省、安徽、奉天各地紛紛獨立。4月18日，滇、黔、桂、粵四省軍政府發表宣言，聲稱：“袁世凱因犯謀叛大罪......所有民國大總統資格，當然消滅”，應由副總統黎元洪接任總統。護國軍拒絕了與袁世凱北洋政府的和談。海外華僑各界也于同時期通過華僑聯合會致電袁世凱，稱海外華僑均不承認袁世凱“仍為代表國家元首，請速退位，以免辱國殃民”。
1916年6月6日晨，袁世凱因帝制風波而心力衰竭，加之腎功能衰竭，尿毒癥并發，于中南海居仁堂去世。護國運動隨著袁世凱的去世而在事實上歸于結束。然而，北洋政府內部派系也因為失去了袁世凱的統合而迅速四分五裂，北京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實際上名存實亡，中國進入北洋軍閥割據分裂階段。
疆域與行政區劃
中國位于亞洲大陸東部，太平洋西岸，其版圖在前清康、雍、乾時期大體奠定，但經過晚清以后東西方列強的鯨吞蠶食之后，大片國土淪喪，金甌不全。進入民國之后，中國的領土只剩下1116.65萬平方公里。其疆域東到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匯流處，西到帕米爾高原，南起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北至漠河以北的黑龍江江心。東鄰朝鮮，南接越南、老撾、緬甸，西和南部與印度、不丹、錫金王國、尼泊爾、阿富汗接壤，北部與俄國接界。形狀略呈秋海棠葉子狀。隔海與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文萊等國家和地區相望。中華帝國的疆域及其制度基本完全繼承中華民國。
人口
人口數量
中華帝國的人口完全承襲中華民國。根據民國建立后，政府即通令調查戶口所得人口數據。調查表式所列項目分為：現住戶數、人口、性別、年齡、職業、婚姻狀況、國籍、外僑、以及出生、死亡人數等項，較為詳細，頗為各界關注。這次調查統計結果，除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安徽三省及蒙古、西藏自治區沒有查報外，全國20個行省人口總數為357430879人，補上粵桂皖1910年原有人口數，全國總人口為404736191人，因此廣為流傳的“四萬萬”即源于此。
人口分布
這一時期的人口分布狀況隨自然環境而異。中國東部瀕臨太平洋，琿騰沖線上距海最遠的一點（甘肅省文縣橫丹鎮）不超過1300公里；全國人口60%集中在距海500公里的范圍內；中國西部除青藏高原的東南部距孟加拉灣有5000-10000公里（但都是高山高原地形），其余距海都在1000公里以上，最西端甚至距海2500公里以上。中國東部臨海、地勢低平、氣候濕潤，三方面的有利因素使人口集中分布在東部地區。總的來看，這一時期全國人口分布特點上有三點：東密西疏、沿海向內地遞減、垂直差異（全國地勢可以垂直分為三個臺階：東部以丘陵和平原為主，海拔在500米以下，包括東北、河北省、河南省、山東省、北京、天津市、長江中下游平原、黃河下游、浙閩兩廣，這一臺階人口最為密集；中部海拔在1000-2000米之間，面積最廣，包括內蒙、新疆、晉陜甘寧的黃土高原、川滇地區，這一臺階有高原、盆地和沙漠，只有南部是地勢稍低的平原壩子；第三臺階是青藏高原，一般在3000-4000米以上）。
政治
皇室規范
袁世凱即位后，擬定《新皇室規范》：“至親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與庶民一律；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并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制度；永廢宮女采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
策勛封爵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接受“推戴”。袁世凱接受帝制后的功臣冊封中，大量袁世凱的親朋好友、帝制分子等人被袁世凱策勛封爵。
1915年12月18日，袁世凱申令舊侶、耆碩、故人，均勿稱臣。（政事堂開列名單：舊侶：黎元洪、愛新覺羅·奕劻、愛新覺羅·載灃、世續、葉赫那拉·那桐、錫良、周馥；故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20日，此為“嵩山四友”）；耆碩：王闿運、馬相伯）
部門機構、官制與其他制度
中華帝國在原來中華民國的南京總統府官署和直屬各級機構建制、職能和官制的基礎上進行了改變。
官制
按照《文官官秩令》，施行三等九級文官制度，分別是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部門機構
太和殿改為承運殿；中和殿改為體元殿；保和殿改為保和殿；總統府改為新華宮；總統府公文收發處改為奏事處；公府指揮處改為大內總指揮處
其他制度
制定公布《覲見條例》，恢復封建皇帝的“陛見制度”；中書門下國務卿由“承大總統之命監督政事堂事務”改為“監督行政，向大總統負責”；原來的由大總統發布命令、國務卿副署改為“大總統發布命令由政事堂奉行印，國務卿副署”，并規定此后“凡用大總統命令，鈐用大總統印者，均改為政事堂奉策令或申令”；恢復封建時代官制，將辛亥以來各省都督改為將軍，在北京設立將軍府，各省民政長改為巡按使，各地觀察使改為道尹等。
任命施愚、楊度等人起草帝制憲法，在法律形式上進一步鞏固君主立憲政體。
關于服飾制度，洪憲帝制時期仍沿用自1912 年 10 月 4 日以來，北洋政府頒發的《服制》：男子禮服有大禮服和常禮服兩種。大禮服即西方的禮服，料用本國絲織品，色用黑，有晝大禮服、晚大禮服之分。晝用大禮服，長與膝齊，袖與手脈平，前對襟，后下端開衩，用黑色長過膝的靴；晚禮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擺呈圓形。褲，用西式長褲。戴高而平頂的有檐帽子時穿大禮服，著晚禮服時穿矮筒靴。常禮服有甲乙兩種之分，甲種分為晝常禮服、晚常禮服，料用本國絲織品或棉織品或麻織品，色黑，其款式與大禮服相似，戴圓頂帽，有檐且低。乙種為傳統的長袍馬褂，褂式，對襟，用領，袖與手脈齊，左右及后下端開；袍，在左右下端開衩，袖子與褂袖齊，用領。長袍馬褂面料用絲、毛、棉、麻織品，為黑色。女子禮服為長衫，與膝齊，對襟，在周身加錦繡，在左右、后下端開衩，有領。裙，左右打，在上緣兩端用帶，前后中幅平。大禮服、常禮服面料，本國有相當的毛織品，得適用之。此次服制條例，禮服形制和面料采用中西折中方式。男子大禮服和甲常禮服用西式禮服，乙常禮服用長袍馬褂，西式禮服地位扶搖直上。女子禮服著傳統衫裙，無大變化。
為了適應帝制的地位變化，袁世凱的衣冠進行了進一步的修飾，衣服是繡團龍的黃色緞子袍，寬袍大袖。冠是采用平天冠式，前面有冠（下垂珍珠串），帽章系大塊鉆石，所用珠鉆系由南京總統府庶務丞郭葆昌（后因監燒洪憲瓷派充江西九江關監督）去故宮洽索來的。后來這份衣冠，在袁世凱死時由袁克定主持做了殮服。
外交
學者唐啟華認為袁世凱復辟的意愿和稱帝過程與袁世凱政府外交關系兩者相互影響、密不可分，貫穿袁世凱洪憲帝制始終。同時，洪憲帝制的外交并不獨立，很大程度上是對列強在中國角逐斗爭的反應。
袁世凱早有稱帝之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便一直試列強對帝制的態度。1915年7月袁世凱派顧維鈞出使墨西哥（旋改使美國），可視為帝制外交的端緒。1915年8月到10月中旬，帝制運動在國內外皆順利推動，在華列強馬首之英國，雖然愿意支持袁世凱，但質疑帝制的時機；日本首相大隈重信9月間對中國帝制表達善意，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遂于10月初也附和贊成。其他列強無論是協約國、反法西斯同盟還是中立國，都表示歡迎或不干涉，于是袁世凱政府于10月6日正式啟動變更國體之法律解決程序。
但是袁世凱帝制運動期間，在中國國內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影響了日本、英國等列強對袁世凱帝制運動效果的評估。于是日本朝野的反袁意見在10月上旬不斷增強，10月14日日本內閣決定干涉袁世凱帝制運動，以緩和國內各方政治壓力，并宣示東亞領導地位，乃積極聯絡列強，且不待各國都回復同意、取得女王陛下政府諒解就斷然快速行動，10月28日在日本的主導下，提出了第一次對袁世凱稱帝勸告。協約列強不得不追隨，但對歐洲列強對日本建立東亞霸權存有戒心。此時袁世凱及帝制派騎虎難下，國民代表選舉及國體投票正順利展開，若接受列強勸告而中止，必大傷顏面威信，且有引起動亂之虞，因而不愿示弱。中日雙方都認為帝制是否延緩，與國家體面密切相關，不能讓步。袁世凱稍做妥協，暗示本年內不改制，日本對中國答復不能滿意，準備聯系列強再提出第二次勸告。
袁世凱及帝制派于11月初提出中國參戰建議，主要動機在于：聯好英、俄、法三國，得其支持袁氏帝制，牽制日本主導之帝制延期勸告。協約列強之支持中國參戰，希望能驅逐德國在華勢力，去除陰謀根源，打擊德國，并可取得中國軍火與兵工廠，還可增強對華影響，防止日本獨霸。日本為確立其在華主導地位，堅決反對中國參戰。英國主導之中國參戰與日本主導之勸告延緩帝制正面沖撞，為東亞外交主導權激烈交鋒。然而此時協約國在巴爾干戰場遭到重挫，日本又發動強烈反英新聞戰，11月底女王陛下政府決心對日妥協，日本確立東亞代言人地位，中國參戰案嚴重受挫。袁世凱之“聯英制日”失去全球大局的支撐，弄巧成拙，反而使日本朝野除去袁世凱的決心更加堅定。但就帝制運動而言，參戰案將第二次勸告拖延半個月，爭取到順利完成國體投票的時間。
11月中旬日本東京閣議決定聯絡協約國進行第二次勸告，在參戰問題告一段落后，繼續與列強協商。12月12日袁世凱接受推戴，15日日本領導協約列強提出第二次勸告。袁世凱對日妥協，表示愿意“親善提攜”，日本乃與列強商議袁氏登基日期。然而在此關鍵時刻，陸宗輿聽錯石井意思，北京自行與各國商議2月初登基事宜，日本政府感到受愚，嚴厲譴責，中日外交事實上已然破裂，日本軍方決定自行其是。12月25日不只是護國軍起事之日，也是中日外交決裂之日。
學者唐啟華認為洪憲帝制與全球及東亞外交密切相關。歐戰前的東亞外交，由英日同盟維持列強在華均勢，英國支持袁世凱，認為他有實力、能力維持中國之統一與秩序，維護各國條約權益，促進貿易，又可抵制日本。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對袁氏有強烈好感，極力助之。歐戰爆發后，列強集中全力于歐陸戰場，遠東遂由日本獨擅勝場，儼然東亞憲兵。因此，洪憲帝制時期的外交正是其中利害關系變化的反應與載體。
國家象征
年號
年號是中國封建皇帝紀年的名稱。袁世凱恢復帝制，是中華帝國的開國皇帝，也想和歷朝歷代有作為的皇帝相媲美。于是，袁世凱及其謀臣經過商議與思考，提出了幾種方案：其一，效法歷代開國皇帝之年號，如劉秀的年號為建武，朱元璋的年號為洪武，主張以武字開頭，此種說法起初贊成者最多；其二，袁克定太子派中阿諛奉承者，主張用“武定”，冠“武”于“定”，以與前代定武相區別；其三，認為袁世凱稱帝，并非專由武力定天下，其俯順輿情，遵從民意，宜建號文功。文武兩說爭持不休，直到1915年12月31日，即帝制實行之前夕，年號尚未確定。最后袁世凱采納了圖讖之說，這種說法曰：“洪范五行之義，為帝王建號之基。天數五，地數五，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大明洪武開國以來，至于今日，適合五百年之數。此五百年中，為外族與漢裔消長之運，前有洪武驅北元，后有洪秀全抗滿清。辛亥武昌區黎元洪，一舉義旗，清代禪位，大功實集于項城一身。”“故帝業紀元，洪字先行決定，再擬他字。”學者張華騰推測這種說法應該是揣摩了袁世凱的心理，借用五行說表示出來，神乎其神，天意、命運相合，袁世凱的皇帝地位名正言順，神圣不可侵犯。
學者張華騰以現代漢語解釋洪憲年號，認為“洪”字取意于朱元璋的洪武，有漢族民族主義的意義，朱明王朝取代蒙古族的元朝，和袁世凱取代滿洲的清朝有著同樣的意義。至于“憲”字雖然米姓文獻根據，但它肯定賦有君主立憲的意義。所以單從字面上來看，“洪憲”年號，既繼承了傳統，又有現代性，是傳統與現代、中與西的結合。
袁世凱政治追求，即效法中外有作為的帝王，做出一番事業以名垂青史。袁世凱死后，有人在新華宮發現了洪憲元年的月份牌。月份牌上除了書有新舊歷對照表外，還有袁世凱的巨幅照片。照片兩旁有一副對聯，左聯曰：“聽四百兆人巷祝歌，恍親見漢高光、唐貞觀、明洪武。”右聯曰：“數二十世紀武功文治，將繼美俄彼得、日明治、德威廉。”學者張華騰認為袁世凱這里實際上在炫耀功績，與以上人物相等同，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說明他對這些人物非常崇拜。
洪憲年號雖然含義頗多，但實行起來卻很不順利，中外均不買賬。由于洪憲年號于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才決議頒行，而北京市各報的新年年刊均已上版，大典籌備處臨時通知，要各報采用新朝紀元。第二天各報之新朝紀元，五花八門，有書“中華民國洪憲元年”者，有僅書“洪憲元年”者，“有將洪字的水旁略呈墨痕，視之共憲元年也，意謂“洪憲”為水洗去，仍存共和憲政也。”只有《亞細亞報》大書“中華帝國洪憲元年”，因為該報是北洋政府的官報。日本人的報紙《順天時報》則不理會，徑書“中華民國五年元月元日”，洪憲朝廷莫可如何。北京市如此，上海市天高皇帝遠，各報更不理會。據上海軍政官員發給北京的電報稱：“上海新年華字各報除《亞細亞報》外，均書民國五年。”列強對洪憲新朝拒不承認，公使團甚至拒收印有洪憲元年和皇帝玉璽的公文。袁世凱只好對外仍稱中華民國五年，對內稱中華帝國洪憲元年。
至于洪憲年號僅僅問世83天，就被迫宣布撤銷。1916年3月23日，在護國討袁運動的極大壓力下，袁世凱不得不告令全國：“洪憲年號應即廢止，仍以本年為中華民國五年。”
國旗
袁世凱開創中華帝國洪憲王朝，自然需要制定中華帝國國旗。在議定國旗時，形成了幾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仍用五色國旗，但顏色位置調換一下，原來五色中紅色在上，依次是黃、藍、白、黑，現在改行帝制，應將黃色置上，其他不變；第二種意見認為，仍用五色旗，加黃龍于旗左角；第三種意見認為，沿用黃龍旗，復中國歷代舊制，龍伸五爪，爪用黃、紅、藍、白、黑五色。幾種意見爭持不下。
海軍總長劉冠雄的意見后來居上，得到袁世凱的贊賞。以上幾種國旗樣式，均是在中國原有國旗的基礎上改造的，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而劉冠雄設計的國旗樣式，則既結合了中國原來的國旗樣式，又吸收了英國國旗的一些特點，中西結合，新舊兼容。劉冠雄曾留學英國，非常羨慕英國的國旗，他將英國國旗的雙十字加斜疊雙五色于原中華民國國旗之上，構成一面新國旗。劉冠雄解釋說，日之所出，日之所人，洪憲領土，與英國齊壽，這面新國旗，就是大英帝國的姊妹國國旗。劉冠雄的解釋，深得袁世凱的心意。而反對者則認為，五色旗橫列五色，皆成條段，本可代表五族。但如今斜疊五色條于原有五色之上卻是四分五裂之象，有分割五族之意。
國徽
中國帝國國徽沿用設計者為魯迅、錢稻孫和許壽裳所設計的中華民國國徽，也就是十二章國徽（亦稱嘉禾國徽）國徽中心分別是嘉禾、干、、粉米、山、日、的圖案。嘉禾是一種雙穗禾，為古代吉祥的象征 ；干為嘉禾電影之后的黑色盾形 ；黼類似斧形的圖案，象征決斷 ；粉米是斧形表面點綴有白色的米粒，象征農業的供養 ；山表現為斧形下方的曲線，象征穩重、鎮定；日在中心的上方，是紅白相間的圖案；黻是位于下方黃色絲帶間的紅色圖案，象征辨別、明察、背惡向善。國徽左側分別是華蟲、藻、星辰、宗彝的圖案。華蟲是環頸雉，象征有文彩 ；華蟲嘴中銜有藻，象征潔凈 ；華蟲頭上戴有星辰 ；宗彝為華蟲所持的古代祭祀用的酒器，象征供奉、孝養。國徽右側分別是龍、月、火、宗彝的圖案。龍是傳統的神獸，象征神異、變幻 ；月在龍角的背后 ；龍身有火焰，象征明亮 ；所持的古代祭祀用的酒器，象征供奉、孝養。
國歌
1915年5月23日，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政事堂決定將由萌昌作詞、王露作曲的《中華雄立宇宙間》作為國歌 ，歌詞為：“中華雄立宇宙間，廓八埏，華胄來從昆侖巔，歐陽江河浩蕩山綿連，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1916年初袁世凱復辟帝制時，將最后兩句改為“勛華揖讓開堯天，億萬年”。
歷史評價
學者趙艷認為中華帝國的成立原因也就是袁世凱能夠獲得最高權力的原因。隨著民國的建立，除舊布新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且，洪憲帝制并非傳統觀點所認為的純粹的封建君主制，首先，帝制是通過“國體投票”實現的，袁世凱的皇帝之位也是通過推戴得來的。其次，帝制時期雖然在實際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都在皇帝控制下，但立法機關表面上還是存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發揮著作用，這使袁世凱的一切帝制活動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嚴格依據法律程序來進行，這些都是與封建君主專制不同的。因此，我們說袁世凱的洪憲帝制是二元君主制，它屬于資產階級政治制度體系。
學者程紅娥認為中華帝國因為袁世凱的失敗而失敗，這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民主共和的必然性。袁世凱稱帝的失敗，表明在歷史大浪潮的推動下，某個歷史人物或團體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并不能阻擋整個歷史浪潮前行的大趨勢。
參考資料 >
中國國歌百年史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3-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