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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得尊，號初，后改作敦初，亦作遁初，別號漁父，筆名犟齋，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國共和憲政先驅、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院長、農林部總長。

1899年就讀于桃源漳江書院，1903年考入武昌普通中學堂，在學堂受革命團體影響走上革命道路；1904年與革命黨人一起創建華興會，任副會長；1905年與友人創辦革命雜志《二十世紀之支那》，助力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1907年到東北地區聯系東北綠林武裝力量共商起義；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市，擔任《民立報》主筆，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同時，他組織籌建同盟會中部總會；武昌起義后積極促成上海、江蘇省、浙江省等地起義和籌建臨時政府。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先后任法制院院長、農林總長，宣傳成立內閣制。1913年被暗殺于上海，年僅31歲。孫中山稱他：“作公民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他曾任《民報》撰述、《民立報》主筆、宣傳法治思想、創建華興會，是中華民國初期首倡內閣制的政治家，民國初期為共和制捐軀的第一位政府要員。他參與擬訂湖北軍政府的《鄂州臨時約法》和南京臨時政府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被稱為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著有《宋漁父日記》《宋漁父先生遺著》《間島問題》等，譯著有《俄國制度要覽》《日本憲法》等。

生平

早年經歷

1882年（清光緒八年）4月5日，宋教仁出生于桃源縣上坊湘沖（今八字路鄉漁父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父親宋宗泮去世早，靠母親撫養成人。1888年（清代光緒十四年），６歲的宋教仁進入私塾讀書。1892年，宋教仁家貧輟學，在家中自學。1899年，升入桃源漳江書院。他在前任書院山長黃彝壽和時任書院山長瞿方梅的教導下，鉆研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的著述，閱讀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與覃振、胡瑛一起，被稱為“桃園三杰”。

走上革命道路

1900年，唐才常、沈藎等人成立勤王救國的自立軍，建立秘密會黨富有山堂。宋教仁被發展為富有山堂的骨干成員。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宋教仁奉母命，參加縣級科舉考試，考取秀才。1903年，宋教仁以第一名成績考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武昌文普通中學堂。在武昌文普通中學期間，黃興的反清革命演說吸引了宋教仁。同年秋，宋教仁因常與同學議論時政，為官府所忌，被迫肄業回湘。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2月，宋教仁與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釗等在長沙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政治綱領的“華興會”在長沙成立。宋教仁任副會長。繼而與胡瑛在武昌創建“科學補習所”，即華興會湖北支部，宋教仁擔任文書，并負責常德路武裝起事。兩個月后，成立“華興礦業公司”，發行“股票”籌集革命資金。同年，華興會計劃在11月16日，慈禧萬壽節（七十大壽，農歷十月初十）那天舉行起義。因為某會黨首領游得勝在兜售“華興公司”股票被捕。游得勝被殺前供出了主謀“姓宋的”常德市學生。

流亡日本

宋教仁遭清政府通輯，在桃源漳江書院看見緝拿他的公文。在漳江書院山長黃彝壽的掩護下，逃走。之后，由上海市，東渡日本。

1905年初（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月），他與程家檉等創辦雜志《二十世紀之支那》，任雜志社暫行經理人、總庶務，宣傳反清革命。之后，宋教仁進入東京順天中學校學習日語和英語；到日本體育會習練徒手操、兵式操和馬術；6月12日（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十日），進入東京法政速成科學習，并在工藝學堂兼職教授漢語。7月27日，《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二期刊印后，被日本政府以“妨害安寧秩序”為由查封。8月，宋教仁助力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當任其司法部檢事長，成為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同時擔任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庶務干事兼撰述人，繼續從事革命宣傳工作。同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正式頒布《關于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俗稱“取締規則”，對中國留學生的集會、結社、言論、通信等加以干涉，引起全體中國留學生的總罷課運動。宋教仁與胡瑛為代表，組織聯合會，主張全體退學歸國，以示抗議。留學生之一，陳天華留下《絕命書》，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投海自沉，以死警醒國人。宋教仁親往大森灣警署認領陳天華的遺體，于12月25日作《陳星臺先生〈絕命書〉跋》一文；次年1月22日，又作《烈士陳星臺小傳》，均刊于《民報》。

1906年1月13日（光緒三十二年一月），宋教仁化名宋，進入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部預科壬班學習。學習期間，他閱讀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書籍，翻譯了《英國制度要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制度》《國際私法講義》《一千九百0五年露國之革命》等十多部著作，研究當時世界重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各種制度，成為革命黨人中研究歐美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數的理論家，被視為憲法的化身，為他后來繪制中國政治藍圖打下了基礎。同年12月，他任同盟會湖南分會副會長。

東北謀事與《間島問題》

1907年2月（清光緒三十二年），宋教仁化名桃源宗介，渡過鴨綠江和參加起事的同盟會會員吳昆會面。4月，與李逢春等成立中國同盟會遼東支部，謀劃發動起義。6月，宋教仁到吉林城，訪問了抗俄抗日將領韓登舉，商談起義，配合民主革命。事情泄露，宋教仁再度潛回東京。期間，他得知日本“長白山會”正制造所謂“”間島問題，企圖侵占中國延邊一帶領土。他喬裝成日本人，打入“長白山會”，攝取日本制造的假證據，先后到漢城圖書館和如本帝國大學圖書館查閱大量資料，編寫了六萬多字的《間島問題》一書。初稿寫成后，由清駐日公使謄正轉交清外務部為保護圖們江間島地區做了有力證據。該書在中日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凱允請慈禧取消對宋教仁的通緝，并賞四品京堂官銜，通知駐日公使饋贈酬金2000元，都遭到宋教仁的拒絕。后來，駐日公使堅持給宋教仁酬金，宋教仁就把錢散發給生活困難的留學生。

推動革命進程

革命黨人在東南沿海多次起義失敗，宋教仁提出“革命三策”，擬將戰略重點轉移到長江中下游一帶。1910年12月31日，宋教仁離開東京，啟程回上海市。1911年，宋教仁在上海任《民立報》主筆，以“漁父”“桃源漁父”筆名撰寫大量論說和時事短評，如《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討俄橫議》《政府借日本債款十兆元論》《論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等，宣傳資產階級民主。同年4月，宋教仁赴香港特別行政區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的籌劃工作，任統籌部編制課課長。起義失敗后，7月，他與譚人鳳、陳其美在上海組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簡稱中部同盟會），任總務干事之一，成為中部同盟會的主要負責人。中部同盟會根據宋教仁謀“長江革命”的方略，決定首先在武昌起義。宋教仁來往于上海市、兩湖各地，積極發展中部總會分會，籌款購買武器彈藥，推動長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進程。武昌起義成功后，宋教仁在上海參與立憲派首領張謇等組織的全國會議團密謀，共同發起簽署了《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書》，參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參與起草《鄂州臨時約法草案》。

10月11日，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在武昌成立，宋教仁大力宣傳建設民主共和政權。10月28日，宋教仁隨黃興抵達武漢。黃興被推舉為戰時總司令，宋教仁協助胡瑛辦理對外交涉事宜。11月9日，湖北軍政府公布了由宋教仁主筆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11月13日，宋教仁乘船東下，去籌建由革命黨人控制的中央政權。

宣傳內閣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長，親手制訂了許多法制、官職令，主筆起草了一部憲法草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3日，孫中山提出辭職；3月10日，袁世凱策動北京兵變，宣誓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4月，唐紹儀組織內閣，宋教仁任農林總長。期間，宋教仁注重法制建設，他擬定了邊境開墾、移民與森林等法律草案，并對內政、外交等提出許多建設性建議。他大力倡導“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反對袁世凱的專職獨裁。7月，宋教仁不滿袁世凱破壞《臨時約法》，辭去農林總長之職。

7月21日，當選為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會工作；8月25日，宋教仁征得孫中山、黃興同意，將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聯合并黨，以“中國國民黨”為新黨名稱。宋教仁被選為理事，不久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成為國民黨的實際領袖。他主張成立責任內閣，制定民主憲法。10月18日，宋教仁南下布置各省為正式國會的選舉事宜，并順道探望離別八年的母親和妻子。不久，得知國民黨初選告捷的消息，告別親人，繼續南下。他在途中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期間，袁世凱向宋教仁饋贈交通銀行支票50萬元，并向他表示，介紹一位漂亮又有文化的親戚充當宋的內助，都遭到宋教仁的拒絕。

自1913年元月開始，宋教仁在長沙、武漢、黃岡、九江、上海市、杭州市、南京等地發表竟選演說，對北京臨時政府進行抨擊，宣傳“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為實現民主政治制造輿論。2月4日，第一屆國會在北京召開，參、眾兩院復選結果，中國國民黨獲392席，占絕對多數。1913年3月，宋教仁任救國社名譽社長。袁世凱把宋教仁當做自己最重要的政敵，以“救國團”的名義通電全國，對宋教仁進行攻擊；派人去日本購求宋教仁在日的“劣史”，編印成冊，在社會上散發，以毀壞宋教仁的名譽。

暗殺身亡

1913年（民國二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經營下，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進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權預期和政治熱情。宋教仁循歐洲“內閣制”慣例，以政黨領袖身份赴北京組閣。

同年3月20日22時45分，從車站貴賓休息室出來的宋教仁，與前來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人邊走邊談話。要進檢票口的時候，從陰影里閃出一人，對準宋教仁連開三槍。宋教仁中彈，倒在一張椅子上。黃興、廖仲愷等人七手八腳把宋教仁抬上汽車，送到了離車站數百米的滬寧鐵路醫院搶救。第二天凌晨，醫院的德國醫生取出宋教仁身上的子彈。手術之后，宋教仁的情況依然沒有好轉。醫生被迫進行第二次手術。22日凌晨4時48分，宋教仁傷勢轉重，不治身亡，年僅31歲。

宋教仁遇刺身亡后，中國國民黨相關人士致電當時之地方政府，請“為宋教仁鑄像，開設公園”。墓園選址在火車北站附近，名為“閘北公園”（今上海市閘北公園）。各界民眾到醫院吊唁。3月23日下午，國民黨上海支部舉行隆重的移靈儀式，將宋教仁的遺體從醫院移往法租界內的湖南會館停放。4月13日，國民黨上海交通部舉行宋教仁追悼大會。送殯的隊伍長達十幾里。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士兵、巡警都加入到了送殯的行列。孫中山驚聞宋教仁遇難的疆耗之后，從東京趕回上海，并親致挽聯。武漢各界在漢口滿春西苑開追悼大會，武漢省議會議員詹大悲及煙臺市卸任都督劉藝舟致電全國聲討袁世凱，發動罷工、罷市、罷課及抗稅、抗糧運動，以示與北京政府斷絕關系。

宋教仁之死使中國社會已經初步實現的憲政民主的現代政治制度陷入嚴重危機。之后，孫中山力主討伐袁世凱，黃興在南京，李烈鈞在江西首先起兵討袁，發動中國近代史上的“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在兩個月內就失敗了，孫中山、黃興等人相繼逃亡海外。二次革命為之后抗議袁世凱盜國、洪憲稱帝掀起的全國性的反復辟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主要思想與成就

憲政思想及成就

宋教仁是近代中國第一位嘗試在民主共和的國度里進行法治建設試驗的民主革命家。他批判清政府的偽“立憲”；熱衷于西方資本主義的議會政治和國家制度；翻譯了許多有關西方各國政治制度和政權組織方面的著作，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富強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強調憲政體制下憲法就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他的“以憲法為共和政體之保障”的觀點是當時中國重視依憲治國理論的歷史基礎。

憲政思想

宋教仁的思想體現在他主筆起草的《中華民國鄂州約法》《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主持起草的《法制院官職令》《中華民國內務部官職令》《各部官職令通則》等一批行政法法令和法律性文件；《國民黨大政見》和《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劃分之大政見》等文件，被稱為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他的思想主要在于反對清政府的專制獨裁制度，反對一黨獨大，一人獨大；主張建立責任內閣制，通過全國民主選舉國會，由國會制定憲法，省行政長官由民選制進于委任制、國務總理由眾議院指出等；認為必須認真制憲，憲法一旦制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逾越；關于國家政策，主張整理軍務、劃分中央地方之行政、整理財政等內容。

提出革命三策：宋教仁指出革命有三策。上策最善，但最難，稱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北地區為后援，一舉占領北京，然后號令全國；中策比較適宜，可稱為中部革命：重視長江流域的工作，沿江各省同時并舉，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是邊地革命，進據邊要，徐圖進取，以東三省或云南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為地點，經過多次實踐，每次以失敗告終，且容易釀成分裂的禍患。

倡導內閣制：在法制方面，宋教仁精研過西方和日本的法制思想，特別重視法律、尤其是憲法的建設。武昌起義后由宋教仁領導起草了《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這是中國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并投入實踐的憲法草案。《臨時約法》的政治構架，大總統為虛職，實權掌握在內閣總理手中，新一屆內閣則由國會選舉中獲勝的政黨來組織。宋教仁當時起草的這部約法，乃至最后以此為藍本而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穩定了革命各方力量，抑制封建官僚對新生社會民主建設的負面影響，進而通過法律手段實現民主憲政。

致力建立民權的立憲政體：宋教仁一直致力于建立“民權的立憲政體”，以建設西方式的“議院政治”為目標。他堅持主張責任內閣制。民國成立后，為了從根本上制約袁世凱的專制統治，宋教仁將同盟會與其他小黨合并，成立中國國民黨，成為民初最大的政黨。他到各地宣傳國民黨的綱領，宣揚自己主張的內閣制。在他的努力下，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巨大勝利，奪得眾、參兩院870個議席中的392席。有專家認為，這個“國民黨”，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黨。

法政成就

宋教仁在流亡日本期間，進入早稻田大學預科班學習法政。他翻譯了《英國制度要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制度》《國際私法講義》等10多部有關國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增進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憲法的了解，是當時中國研究歐美政治制度的屈指可數的理論家，形成法治思想。他翻譯的《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十大綱領（措施）以及國際工人聯合會和第二國際的歷史，讓中國人更多地了解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的歷史，以及世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起源。宋教仁起草的《鄂州臨時約法》，是中國資產階級擬定的第一個帶有憲法性質的法律文件，共七章六十條，體現了民主、立憲、共和的思想，起到了“根本大法”的作用，被稱為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

史地學思想及著作

史學思想

愛國思想：為了護衛間島，宋教仁冒著生命危險搜集大量有關間島的歷史地理資料，他在所著的一系列時評、政論、史地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上述實例表現出了其堅定的革命立場和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雖然是清政府的"要犯"，但他冒|險幫助政敵共同捍衛祖國領土主權。

放眼世界的"大歷史觀"：宋教仁研究中國歷史的角度放眼到亞洲甚至全球；20世紀初風行西方的新史學觀念在他身上也有體現，對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史同時注重。如在擬定翻譯《世界史表》一書時，宋教仁覺得表中僅有西洋事，于名不符，遂決定改名字為《西洋歷史表》，這也充分體現出其大歷史觀。

植林減災：宋教仁是關注生態保護的人。他在《民立報》上發表的《東南各省水患論》《教災平議》等文章，分析水患加劇，是水源地山林濫伐，水流地泄水水場淤塞的原因；總結出廣植森林、固土滯水的治本之法，強調林業對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作用。在長江水系的浚通管理方面，宋教仁擬定了五條措施，從維護生態平衡的角度論述水害防治。辛亥革命后，宋教仁任北京民國政府農林總長，在許多言論中提及廣植林木、防治災害的事。

史學成就

宋教仁的邊疆史地研究涉及清末時期歷次重大的邊務交涉，他的論著推動了近代中國的邊疆史地研究。就1906年5月至1907年4月的宋教仁日記作一統計，他前后購買和閱讀過歷史類書籍46冊，如《外患史》《西力東侵史》等；地理類書籍38冊，如《澎湖島》《浦鹽斯德（即"海參崴"）》等。他在史地球科學領域著有《間島問題》《漢族侵略史·敘例》《蒙古之禍源篇》《滇西之禍源篇》《二百年來之俄患篇》《四川之歷史》《<中國秘密社會史>敘》《烈士陳星臺小傳》等10余篇作品。

"間島問題"的論證：1907年，宋教仁發現日本侵吞中國領土間島的陰謀，寫出了六萬余字的《間島問題》。他以國際法為出發點展開論述。通過大量歷史文獻證實了間島主權屬于中國。其次，他充分運用中日韓史地資料，這比利用中方資料更能說明問題。再次，他應用了語音學的方法，利用滿、漢、韓語進行對比，探討所謂"圖們江"的源流，指出"豆滿""圖們""徒門""土門"實際都是來源于女真語的"圖們江"，即中朝界河。宋教仁從彈丸之地的爭端看到潛伏的危機，從法律、歷史、地理、政治等角度有力地論證了間島的所屬問題，捍衛國家領土主權。

西北的蒙古和新疆問題的闡述：辛亥革命期間，俄羅斯帝國策劃外蒙古獨立，并伺機侵占新疆。宋教仁在1905年至1911年期間，先后寫出《俄人運動蒙古礦產》《蒙古之禍源篇》《日人之密窺蒙古》《二百年來之俄患篇》等時評，揭露沙俄的侵華歷史及手段，不同程度地披露英、美和日本覬覦中國蒙古和新疆的野心。

西南滇藏問題的演說：宋教仁著有《滇西之禍源篇》，對滇藏邊務進行了考察，并就問題的解決提出了看法。針對英國制造的"片馬事件"，宋教仁通過查找英國新出的地圖，回顧中緬界務的交涉歷史，明確指出了英人說法的錯誤。1911年3月23日至4月9日期間，宋教仁抄錄并校注了一本考察滇緬邊界的專著，更名為《故紙堆中之滇人淚》在《民立報》上連載。

主要著作

人物評價

章太炎在《民國報》《神州日報》評點宋教仁“至于建制內閣，仆則首推宋君教仁，堪為宰輔”“謂總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歷史》序言說：“（同盟會）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數。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數，宋漁父先生其最著也。”

孫中山挽聯稱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與孫中山、黃興齊名的“辛亥三杰”。

后世紀念

宋教仁寓居“鬯春堂”

宋教仁寓居“春堂”，位于北京動物園的西南角兒，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古典殿堂。鬯春堂不遠處是宋教仁紀念塔遺址。宋教仁紀念塔建于1916年6月，高約2米。該塔在20世紀60年代被毀，塔折半，修復為碑，標明修筑時間“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宋教仁墓

宋教仁墓位于上海市共和新路1555號（閘北公園西部）。原名宋公園，又稱教仁公園。由王一亭、譚人鳳等人于1913年6月營建。1914年落成時墓園占地約6000平方米。1946年5月8日，上海園場管理處對其進行重新進整修，并擬改“宋公園”為“教仁公園”。195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撥款修，對宋公園進行大規模改建，改名為閘北公園。1980年市政府再次全面整修。文革期間，宋教仁墓被夷為平地。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時，上海市政府決定重建宋教仁之墓。新墓落成后，宋教仁原墓唯一的遺物，是石像下面、座基中部的一塊方形大理石石碣。2011年秋，上海市文物局和原閘北區人民政府對墓園進行第三次修繕。墓區正中聳立四級漢白玉底座的宋氏全身坐像，通高4.4米。坐像底座正面“漁夫”兩字為章太炎所手跡，背面刻于右任所書銘文。墓園北隅為墓寢，墓臺高約1米，置臺8級，陵寢為圓柱體拱頂，墓頂有鷹斗蛇青銅雕塑。高2.93米。墓前立墓碑高1.62米，上書“宋教仁先生之墓“，系孫中山墨跡而成，是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故鄉的紀念

宋教仁的故鄉湖南常德桃源縣，為紀念宋教仁，興辦不少工程：宋教仁故居、三杰亭、專著《宋教仁》、宋教仁學校、影視劇《宋教仁傳奇》。同時，桃源縣設計了宋教仁故居文化產業園，籌建宋教仁博物館，建立了桃源縣宋教仁研究會。他們將宋教仁的故居原八字路鄉粟山坡村改名為“漁父村”；2001年將原八字路中學改名為“教仁中學”，后又將教仁中、小學合并為現在新建的教仁學校；2011年5月，又將漁父、回龍、姚家沖三個村合并為“教仁村”。2018年4月10日，湖南常德桃源縣教仁學校舉行紀念宋教仁為國捐軀105周年紀念。

《宋遯初先生追悼會歌》

宋教仁先生被刺遇害后，日本舉行了一次追悼會，并譜寫了追悼會歌。1985年初，一位日本學者將《宋邀初先生追悼會歌》贈送給在北京參加學術討論會的湖南師范大學校長林增平教授。4月5日，林增平到桃源縣參加"宋教仁先生誕辰一百零三周年紀念會"，將該資料贈送給紀念會。

爭議事件

民國第一要案

宋教仁被刺殺一案，被稱為民國第一要案，也叫“宋案”“刺宋案”。案件很快偵破，抓到刺殺宋教仁的兇手，武士英和指使者應桂馨。巡警從應桂馨家中搜出他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來往的密電本及函電多份。確定在北京指揮的是洪述祖。而趙秉鈞是洪述祖的直接上司。趙秉鈞后臺是袁世凱。

武士英被捕后，供認不諱，但預審的時候卻翻供，后暴死獄中。不久，應桂馨在北京東站被暗殺。幾年后，在逃的洪述祖被捕，判無期徒刑，處絞刑。趙秉鈞因宋案嫌疑辭職。1914年，病死家中。“宋案”最后不了了之，成為民國史上一樁懸案。

破獲起因

說法一：“宋案”發生后，一個叫王阿發的古董商自動投案，說他去應桂馨家賣古董，應桂馨拿出一張照片讓他在某時某地殺了這個人，可以得到一千元報酬。根據他提供的線索，很快抓到了行刺兇手武士英和指使者應桂馨。

說法二：“宋案”發生后，上海火車北站附近一小旅館的老板娘告密：有一個客人好久不付錢。催他，他說錢快到了，到時候一次付清。宋案發生后，這人就有了好多錢，結賬有余。巡警抓到他，果然是刺殺宋教仁的武士英和在上海的指示者應桂馨。

說法三：一位借住在革命黨人何海鳴家中的退伍軍人看到《民權報》刊登的宋教仁遺像后，告訴何海鳴曾有人出五千現大洋，要他殺這人。何海鳴將這一線索報告給國民黨上海總部，后密報警方。23日，抓獲武士英和應桂馨。

嫌疑主謀

宋教仁被刺殺，疑點諸多，從公布的“宋案”的主要證據來看，刺殺宋教仁是由應桂馨提議，受到洪述祖的鼓勵和指使，最后由應桂馨負責實施的。但其幕后主使究竟是誰，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三種說法：

袁世凱、趙秉鈞說：宋案發生后，袁世凱和趙秉鈞被認為都是主謀謀殺宋教仁的人。孫中山、黃興、譚人鳳等中國國民黨人認為這不是普通的謀殺，必是跟政治有關，兇手主謀是袁世凱。國民黨所持的這個觀點，在當時并不為大多數人所認同。隨著之后國民黨得勢，這個觀點成為主流觀點。新中國成立后也被長期沿用。宋教仁是袁世凱的政敵，他提出的責任內閣，限制了袁世凱的獨裁。袁世凱對他威脅、利誘都無效后，起了殺心。宋教仁也是趙秉鈞的政敵，趙秉鈞自居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理，但是宋教仁的成功預示著他的總理之位要不保。而且，直接證據是在北京指揮刺殺的洪述祖是趙秉鈞的下屬。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廳長楊蔭杭將滬審廳自廳長以至不論有無資格全體撤換，逼黃慶瀾辭職。楊蔭杭是袁世凱干擾司法公正審判的幫兇。作為重要嫌疑人的趙秉鈞稱病拒不出庭。趙秉鈞在與記者談話時，特意強調洪述祖和他根本沒有任何關系，更不是他的私人秘書，至于他到內務部任職是以前的唐內閣介紹來的。除了向報館記者解釋外，趙還給上海檢察廳寫了一封公開信為自己辯護。袁世凱和趙秉鈞否認此案與他們有關，宣布北京破獲一個暗殺組織“血光團”，黃興是團長。

革命黨暗殺說：自宋案初起時，有人猜疑宋教仁是因革命黨內部斗爭而遭暗害。袁世凱說此事是中國國民黨內部矛盾所致。梁啟超猜測是為制造反袁借口，國民黨實權人物陳其美所為。應桂馨之前身份是陳其美的重要助手，具有會黨和革命黨雙重身份。陳其美與主使者是青洪幫“同門兄弟”，在民國時期的多起政治暗殺中，都有陳其美的影子。

洪述祖說：洪述祖揣測圣意、自作主張“刺宋”，在當時是較為普遍的看法，那時主流輿論報紙，如《申報》《大公報》等，大多持這一觀點。袁世凱雖擔心宋教仁組織國民黨內閣，會不利于他的專權。但以袁在政治上的精明和老謀深算，不至于想不出對付手無寸鐵的宋教仁的有效辦法。袁世凱身邊的人出于對袁的愛戴和擁護，在未經袁知情或授意的情況下就動手殺了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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