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帝國（俄語：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英語：Russian Empire；1721年10月22日—1917年3月12日【俄歷2月27日】），又稱沙皇俄國，中文一般簡稱為“沙俄”，自稱“第三羅馬”。
該帝國在18世紀三次瓜分波蘭，兩次擊敗奧斯曼帝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世界上領土面積第二大的國家，僅次于英國。它的領土覆蓋了多個國家，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芬蘭、波蘭的大部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在1867年前還控制著阿拉斯加州。十月革命前，俄國共有68個省，轄687個縣。1897年俄羅斯帝國的人口約為12564萬。
俄羅斯帝國誕生于1721年10月22日，彼得大帝（Пётр I）改稱全俄羅斯皇帝，此后莫斯科大公國改稱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從1721年至1917年統治俄羅斯帝國，并于18世紀中后期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時進一步強盛。在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帝國進入鼎盛時期，參與全歐洲抵抗拿破侖·波拿巴的反法同盟，并成為戰(zhàn)后神圣同盟的領導者，此后長期充當“歐洲憲兵”的列強角色。但由于長期存在的農奴制，俄羅斯經濟發(fā)展、社會發(fā)展和工業(yè)化逐漸落后于其他歐洲強國，19世紀中葉，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失敗，才顯現出俄國農奴制度的弊端，經濟和工業(yè)化相對落后于其他歐洲強國。雖然亞歷山大二世在1861年進行俄國農奴制改革，但是并不徹底。1904年，在日俄戰(zhàn)爭中再次失敗，進而導致了1905年革命的爆發(fā)。1914年8月，政局動蕩不定的俄羅斯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一戰(zhàn)中俄羅斯戰(zhàn)局失利，激化了國內的社會矛盾，導致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簽署退位聲明，俄羅斯帝國滅亡，俄羅斯共和國（俄國臨時政府）成立，但同年就被布爾什維克通過十月革命推翻，由蘇俄取代。
在政治體制方面，俄羅斯帝國最初是一個絕對君主制國家，皇帝擁有絕對權力。這一制度基于"東正教、專制、民族"的思想。直到1905年革命后，才逐漸轉向二元君主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俄羅斯帝國在20世紀初的工業(yè)生產年均增長率達到10.1%，工業(yè)生產在世界上排名第五。然而，由于農奴制度的存在，俄羅斯在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和工業(yè)化方面相對落后于其他歐洲強國。
國號
俄羅斯帝國是1721年至1917年間俄羅斯的國名。而在此之前，按俄羅斯及世界主流學派觀點，俄羅斯沙皇國（Царство Русcкое）是自1547年伊凡四世稱沙皇至1721年彼得一世稱皇帝期間俄羅斯的國號，而1721年彼得一世在與瑞典的大北方戰(zhàn)爭勝利后，被俄羅斯元老院授予“全俄羅斯的皇帝”的頭銜，正式稱皇帝，從此以后的俄羅斯的正式國號才為“俄羅斯帝國”，“全俄羅斯的沙皇（凱撒）”的稱號也變成了“全俄羅斯的皇帝”。
在俄語中，俄羅斯（Poccия）一詞出現的時間很晚，直到公元15世紀才開始出現于俄國史籍上，18世紀初俄羅斯帝國形成時才得以確定。 此前的文獻里，俄羅斯人的自稱只有羅斯（Русь）和俄羅斯地域（Русская）。
而世界各國語言中“俄羅斯”一詞的翻譯及發(fā)音方式與俄語詞源“Россия”不盡相同，如英語 “Russia”、德語“Rusaland”、法語 “Russie”、西班牙語“Rissia”、葡萄牙語“Russia”以及日語中的“俄羅斯（露西亜）”，都是俄語“Россия”的直接轉譯。而漢語俄羅斯的譯名，則因其詞首的“俄”字發(fā)音而與俄語詞源和各國譯名中以“r-”或“l(fā)-”為首的發(fā)音格格不入。
在漢語中，對基輔羅斯（Русь）一詞的最初譯名，源自蒙古西征帶來的文化交流。蒙古西征后，蒙古從1240年一直統治羅斯各公國到1480年。而在中國，元代的蒙漢文獻中第一次出現有關“Русь”的記載。 但蒙古族在接觸俄羅斯人時，因為蒙古語受突厥語影響頗深，而突厥語本族詞是不能以“l(fā)-”“r-”開頭的。因此，“R”之前就加了一個“O”，將羅斯“Русь”譯為蒙古語發(fā)音形式“oros”，后來漢譯又由蒙古語譯名轉譯為“斡羅斯”。
明代時，俄羅斯曾派使者訪華，受到萬歷的接待，并留下了“中國萬歷皇帝，有二人自羅斯來，中國萬歷皇帝語彼等俄羅斯人曰：爾等既為通商而來，則通商可也……。 ”的記載，這里提到的基輔羅斯，則是直接譯自俄語中的“Русь”。與此同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傳教士所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中也標“Russia”為“魯西亞”
到了清代，尤其是17世紀上半葉俄國哥薩克騎兵侵擾中國黑龍江省地區(qū)后，中俄兩國間開始有了政府間及民間的交往。清朝官方文獻最初使用了多種名稱來稱呼俄羅斯，包括了“鄂羅斯”和“俄羅斯”；而黑龍江地區(qū)的居民則用“羅剎”來稱呼來劫掠俄國哥薩克。但到了乾隆，愛新覺羅·弘歷下令統一了這些名稱，最終確定為“俄羅斯”。從此這一譯名從清朝以后就在漢語中固定下來，結束了自元代以來“Россия”譯名的混亂不統一狀態(tài)，1858年的《璦琿條約》和1860年的清俄《北京條約》都使用了“大俄羅斯國”，“俄羅斯”一詞借此延續(xù)了官方名稱的地位。
在現代漢語中，羅斯一般代指以基輔羅斯（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為代表的早期東斯拉夫人羅斯國家，以及以東歐平原為中心的羅斯地區(qū)，而俄羅斯國家則是在莫斯科大公國基礎上形成的，其國名源自莫斯科大公國在兼并了烏克蘭、白俄羅斯及波蘭等地后，統治范圍囊括整個羅斯地區(qū)，因此沿用了拜占庭時期古羅斯的國名“Россия”，自此該國名由此確立。
歷史
誕生背景
早期羅斯國家
俄羅斯民族的祖先是成長于東歐平原的東斯拉夫人的一支，他們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組織特別是原始社會制度有著深遠的影響。作為東斯拉夫人的一支，早期的俄羅斯人生活在西起德涅斯特河、東到第聶伯河以及黑海北岸的廣袤的東歐平原上。
在社會組織方面，東斯拉夫人的原始公社制度是一種基于血緣和地緣的集體所有制和民主自治的社會形式。這種制度有兩個基本單位：家族公社和部落公社。家族公社由同一祖先衍生的親屬組成，共同居住、耕作和分配收入，有一個家長作為領導者負責管理內部事務和代表外部聯系。部落公社則是由若干家族公社組成，共享一片土地和一些公共設施，有一個長老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負責制定法律和裁決糾紛，同時還有一個首領作為軍事指揮者，負責抵御外敵和征服新土地。
862年，留里克建立起了對諾夫哥羅德地區(qū)的統治，羅斯國家開始誕生。882年，留里克的親屬、諾夫格羅德公國的奧列格大公征服基輔公國和其他一些部落，逐步以基輔為中心建立起一個國家，史稱基輔羅斯，并取得了基輔大公稱號；同時奧列格還制定了基輔羅斯的第一部法典《羅斯法令和法律》，把居民分為自由人和奴隸，又把自由人分為富人和窮人，明確規(guī)定：搶劫富人財產的窮人要受到嚴厲的懲罰，標志著羅斯民族正式進入階級社會。13世紀初，在基輔羅斯自身的衰落和蒙古的入侵下，基輔羅斯分裂，境內諸侯分立。
此后的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羅斯地區(qū)逐漸形成了以莫斯科大公國為中心的多民族封建國家，這便是俄羅斯國家的雛形。
留里克王朝絕嗣
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采用沙皇稱號，自此以后封建專制的俄羅斯國家一直被稱為沙皇俄國（俄羅斯沙皇國）。1549年建立起俄羅斯第一個封建階級代表機構——全俄羅斯紳會議，并以此為基礎于1550年頒布《1550年法典》（也稱蘇德布尼克法典，Sudebnik），初步建立俄羅斯中央集權法律體系，該法典主要分為三個方面：首先規(guī)范行政和司法，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同時限制地方政府、波雅爾和修道院的權力；其次調整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包括土地所有權的調整和農民的出走權；最后明確立法程序，確立沙皇和波雅爾共同參與立法的原則。1565年開始推行特轄領地制，并設立相應的特轄軍團，打擊了俄羅斯貴族階層的勢力。在對外擴張上，伊凡四世率領俄羅斯吞并了前欽察汗國的領土，大大擴展了疆域；同時還向西伯利亞地區(qū)廣泛探索并進行殖民，但因為立窩尼亞戰(zhàn)爭的失利及帶來的國內民生凋敝、伊凡四世的駕崩以及國內政治的混亂，在伊凡四世之子費奧多一世死后，留里克王朝絕嗣，俄羅斯隨即進入了俄羅斯混亂時期（1606-1613年）。
混亂時期
1606到1613年間的俄羅斯內外交困，所以該時期也被稱作“混亂時期”。留里克王朝的絕嗣和農作物的歉收加劇了社會不安，導致鮑里斯·戈杜諾夫的統治在內戰(zhàn)中結束。波蘭立陶宛聯邦也趁機多次入侵，甚至一度占領了莫斯科，推翻了當時的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并立波蘭王公瓦迪斯瓦夫四世為俄羅斯沙皇。
到了1611年和1612年，俄羅斯全國爆發(fā)反對外國入侵的起義，其中以1610年底起兵的貴族波扎爾斯基（Пожарский）起義軍和1611年秋起兵的下諾夫哥羅德商人庫茲馬·米寧（Кузьма Минин）起義軍聲勢最為浩大。1612年11月4日，米寧和波扎爾斯基率領的起義軍成功將波蘭武裝力量驅逐出莫斯科。這一事件不僅結束了波蘭的干預，也為后來羅曼諾夫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羅曼諾夫王朝
1613年，在驅逐了波蘭立陶宛聯邦入侵者以后，全俄羅斯縉紳會議選擇了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羅曼諾夫（Михаил I Фё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作為新沙皇，開啟了羅曼諾夫王朝，該王朝總共誕生了18個沙皇，直到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為止。
在內政方面，羅曼諾夫王朝推動了中央集權和農奴制的加強。引導貴族與沙皇合作推動官僚化和中央集權，并在1649年頒布了1649年會議法典，以法典形式強化了封建農奴制度。這一過程導致了農民和市民的不滿，爆發(fā)了多次反叛和起義，如1666年的拉辛起義等。
在對外關系上，17世紀中葉，俄羅斯開始擴張領土，通過1654年-1667年的俄波戰(zhàn)爭將第聶伯河左岸的東烏克蘭納入領土范圍；而在西方則通過殖民征服了西伯利亞地區(qū)和東北亞的眾多地區(qū)，并在該過程中入侵黑龍江省地區(qū)，與清朝發(fā)生沖突，最終在1689年通過尼布楚條約劃定了阿穆爾地區(qū)的領土范圍。
彼得大帝時代
彼得大帝改革
1682年，彼得一世繼位，但其繼位初期因為年幼而受同父異母的姐姐索菲婭攝政，直到1694年親政。親政伊始，彼得一世便在1695年至1696年間奪取了奧斯曼帝國控制下的黑海亞速夫港口。同時為組建反土同盟，彼得大帝于1697年親率大使團赴西歐各國，在爭取反土盟友的同時，學習西歐各國先進的政治、軍事和科技知識。從1700年至正式稱帝的1721年，整整21年間，彼得一世都致力于俄羅斯的改革，總共包括政治改革、軍事改革、宗教改革和經濟改革四個方面。
在行政方面，彼得大帝認識到俄國在政治制度上與西歐的差距。開始分階段進行行政改革，1699年設立市政院，使商業(yè)資產階級和手工業(yè)者階級得以參與市政決策；1708年開始第一次省政改革，進一步強化了擁有商業(yè)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及地位。同時第一次省政改革還將全國劃分為八大省，每省設一名擁有行政軍事大權的總督，再設立由地方貴族組成的省參議會用以監(jiān)督總督。1711年，彼得一世為提高俄國中央政府行政效率，成立最高國家管理機構參政院，并下設十一個委員會以分管各項專門事務。
在軍事改革方面，彼得大帝在1699年和1702年的兩次赦令明確了俄羅斯軍隊的征兵制度，規(guī)定了具體的征兵比例和次數，以確保軍隊得到持續(xù)和穩(wěn)定的人力補充。在1716年頒布“軍事法規(guī)”，改革了俄國陸軍的組織結構，并開始樹立俄國軍隊的國家觀念；次年頒布“海軍章程”，明確了俄國海軍的戰(zhàn)略地位及組織結構。在1720年成立“陸軍院”加強陸軍總司令的權力，以便更有效的調動軍隊。這一系列軍事改革使俄國軍隊在彼得一世逝世的時候，已成為一支陸軍超過20萬人，海軍超過300艘艦艇的軍事力量。
在宗教改革上，1701年彼得大帝下令限制或沒收教會財產，改組宗教管理機構，打擊僧侶勢力。1721年頒布關于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廢除總主教的職銜，并建立由世俗官員管理的宗教委員會。基本結束俄羅斯教會與世俗政權之間的權力之爭，使教會權力從屬于世俗政權。
在經濟改革方面，1714年通過的“一子繼承法”，規(guī)定貴族只能將其不動產傳給一個兒子，這不僅有助于土地的集中，還能鞏固貴族地位，同時通過國家各級行政機關和陸海軍來招收無地的貴族。1722年發(fā)布“官秩表”，使俄國官僚錄取制度從以門第取仕到論功取仕，使一些非世襲貴族和出身微寒的人也能升到高位。1723年，彼得大帝為滿足國家巨大的開支實施人丁稅，首先進行了人口調查，然后根據調查結果進行征稅。這一政策雖然擴大了國庫的收入，但也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并加強了貴族地主對農民的控制。
彼得大帝對外擴張
奪取黑海出海口
在彼得一世親政之前，俄羅斯一直受土耳其在黑海和亞速海的封鎖。親政后，彼得一世決定以武力奪取亞速夫要塞，以獲得黑海港口。1695年的第一次遠征失敗后，彼得一世并沒有放棄，反而吸取了教訓，決定建立一支海上艦隊來配合陸軍。1696年，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再次對亞速夫發(fā)起攻擊。這次由于有了龐大的艦隊支持，俄軍能夠從海上封鎖亞速夫，切斷土軍的補給線。最終，在同年的7月，亞速夫要塞的土耳其駐軍投降，俄軍成功奪取了亞速夫這座黑海港口。然而，盡管亞速夫港被俄羅斯成功奪取，但俄羅斯船只依然無法自由通行于黑海，因為連接黑海與亞速海的刻赤海峽仍然被土耳其控制。
大北方戰(zhàn)爭
波羅的海作為北歐地區(qū)的戰(zhàn)略和交通要道，長期以來是周邊國家爭奪的焦點。
大北方戰(zhàn)爭爆發(fā)的主要原因俄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新興俄國資產階級急需打通到西歐的最短通道—波羅的海，以擴大市場。而彼得大帝親征初期曾試圖與奧斯曼土耳其爭奪黑海出海口，但遭失敗。后將目標轉向波羅的海，企圖利用薩克森、丹麥與瑞典的敵對關系以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最終于1700年正式向瑞典宣戰(zhàn)。
大北方戰(zhàn)爭大致可分三個階段。在戰(zhàn)爭初期，瑞典國王以軍事威脅迫使丹麥退出北方同盟，同時在納爾瓦戰(zhàn)役中重創(chuàng)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然而，彼得大帝并沒有因此氣餒，反而視此為“很好的學校”，開始著手進行軍事改革和外交活動，逐漸增強了俄國的軍事實力。
在戰(zhàn)爭的中期，彼得大帝的軍事和外交才能開始顯現。外交方面彼得一世成功地爭取到了波蘭對俄羅斯的支持，同時在彼得一世的軍事改革下，俄軍的戰(zhàn)斗力得到提升，為俄軍轉為攻勢奠定基礎。與此同時俄軍還在多個重要戰(zhàn)役中抓住了戰(zhàn)機，最具代表的便是彼得率軍親征，在1709年俄瑞兩軍決戰(zhàn)的波爾塔瓦會戰(zhàn)中重創(chuàng)瑞典軍隊，使得瑞典陸軍失去了優(yōu)勢。
到了戰(zhàn)爭的后期，瑞典逐步轉為守勢，尤其是在1714年的漢古特海戰(zhàn)中，彼得一世進一步重創(chuàng)了瑞典軍隊，使瑞典海軍也失去了優(yōu)勢，同時確立了俄羅斯在波羅的海的霸主地位。1721年，瑞典正式投降。這場戰(zhàn)爭不僅標志著俄羅斯成為歐洲的一流大國，也為俄國打開了通往歐洲的“窗戶”：彼得大帝下令在新奪得的出海口上建立圣彼得堡，并于1721年正式宣布成立俄羅斯帝國。
葉卡捷琳娜大帝時期
彼得一世之后
從1725年彼得大帝逝世，到176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繼位，俄國進入了一個長達三十七年混亂的宮廷政變時代，期間更換了六位皇帝，
彼得一世的繼任者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即葉卡捷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 I），僅在位三年（1725年-1727年5月），被認為是強勢高級官員集團下的一個傀儡。不過葉卡捷琳娜一世仍在1727年通過《布連斯奇條約》與清朝明確了分治蒙古南北部的邊界線，確立了對布里亞特地區(qū)、中西伯利亞地區(qū)和東西伯利亞地區(qū)的殖民，并且改善了通商關系。
1727年5月，葉卡捷琳娜一世逝世，其未成年的孫子彼得二世(Петр II)繼位，在位僅三年（1727年5月-1730年）便夭折，隨后俄羅斯貴族們決定邀請彼得大帝的侄女安娜一世（Анна I）即位，在位十年（1730年-1740年），在位期間是貪圖享樂，并且大肆重用以比隆為代表的德意志貴族。
1740年10月，安娜一世逝世，伊凡六世（Иван Ⅵ）繼位，同時比隆任攝政王，僅一個月后便被捕流放，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名德意志人貴族奧斯特曼攝政，但其攝政依然于1741年11月25日被俄國貴族推翻，并且擁立彼得一世的女兒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I Петровна）繼位。
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在位20年（1741年-1761年），在位期間恢復了彼得大帝時期的改革政策，同時指定自己的外甥德意志人卡爾·彼得為繼承人。1761年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逝世后，卡爾·彼得繼位，成為彼得三世·費奧多羅維奇（Петр III），再次開始推行德意志化政策，但僅在位半年便被俄國貴族推翻，轉而擁立其妻葉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即葉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開明專制
1762年7月9日，彼得三世被推翻，葉卡捷琳娜二世開始了其統治。此時歐洲啟蒙思想盛行，葉卡捷琳娜早在繼位前便受其影響，同時也與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書信往來探討治國之道。同盟的熏陶下，葉卡捷琳娜二世繼位后決定實行“開明專制”的改革。
“開明專制”也叫“開明君主專制”，是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政治主張。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鳩、伏爾泰和德尼·狄德羅等。他們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宗教迷信，主張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運動。這些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是，法國啟蒙思想家企圖不通過革命，而是通過所謂“開明君主專制”、建立“君主和哲學家的結合”來實現理想的君主立憲制度。
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時的對內政策可以明顯地分為兩個時期：一是1773-1775年農民戰(zhàn)爭以前的時期，這個時期稱為“開明專制”時期；二是1773-1775年普加喬夫起義以后，特別是1789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fā)以后的時期，這個時期稱為公開的貴族反動時期。
1763 年，完善國家管理制度，改革參議院，設立內閣，加強皇權統治；1764 年：取消烏克蘭蓋特曼，開始限制哥薩克的自治權。
1765 年，取消扎波羅日軍，取消烏克蘭哥薩克的自治權，實行省一級管理制度；丈量國有土地，賞賜貴族；頒布《貴族權利、自由和特權詔書》，給予貴族特權。
1767 年，成立新法典編委員會，并為該委員會頒布《圣諭》，《圣諭》由22章655條組成，絕大部分系抄襲西歐啟蒙哲學家、法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著作，并非正式立法，僅為新法典編撰的指導文件，也未向社會公開。但新法典的編撰因為農奴制問題僵持不下無法解決，使得新法典無法制定，新法典編纂委員會也于1769年暫時解散，1774年正式解散。
第一次瓜分波蘭
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波蘭因為自由否決權和自由選王制而使得中央政府長期癱瘓，地方農奴制貴族崛起，最終導致國力衰弱。1764年，俄羅斯與普魯士王國秘密簽訂了共同反對波蘭的協定，企圖在1766年強迫波蘭通過非天主教徒同天主教徒權利平等的法案，遭到拒絕后葉卡捷琳娜二世于1767年入侵波蘭，并于次年通過了該法案。
1768年，奧斯曼土耳其抗議俄國入侵波蘭過程中侵犯了土耳其邊境，并且違反1711年普魯特條約中關于不得在波蘭駐軍的規(guī)定，要求俄軍撤出波蘭。在遭到俄國拒絕后，于1768年10月6日向俄國宣戰(zhàn)，史稱第六次俄土戰(zhàn)爭。奧地利和普魯士也擔心俄國對波蘭的侵略可能會危及自身在巴爾干半島地區(qū)的利益，故計劃支持土耳其反俄。
在俄土戰(zhàn)爭還在進行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外交上的孤立，阻止奧地利倒向土耳其一邊，葉卡捷琳娜二世放棄了原來兼并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白俄羅斯而維持一個軟弱波蘭附屬國的計劃，接受了普魯士王國瓜分波蘭的建議。1772年，俄普奧三國在彼得堡簽訂了第一次瓜分波蘭的條約。1773年9月30日，波蘭國會在沙俄軍隊刺刀的威逼下，批準了瓜分條約。
而在與土耳其的第六次俄土戰(zhàn)爭中，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在取得了一系列戰(zhàn)果后，由于普加喬夫起義的爆發(fā)而急需回防，土耳其也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選擇求和，雙方于1774年締結和約，俄羅斯獲得了黑海出海口。
普加喬夫起義
18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隨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和貴族專制的強化，俄國農民也面臨日益加劇的剝削和壓迫。地主不僅加重了農民的勞役負擔，還有權將他們流放或投入監(jiān)獄。特別是在東部地區(qū)，如烏拉爾，農民被迫在工廠長時間勞動，而非俄族人民如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人和莫爾多瓦人等更是面臨土地被霸占和各種貢稅的重壓。同時，烏拉爾南部的雅伊克哥薩克因政府限制其傳統生計和自治權，也日漸不滿。在這種背景下，各地農民和哥薩克騎兵開始頻繁地起義，并最終醞釀了普加喬夫起義。
在起義之前，葉梅利揚·普加喬夫宣稱自己是彼得三世·費奧多羅維奇，并通過許諾將趕走葉卡捷琳娜二世而獲得了百姓的愛戴。1773年9月17日，普加喬夫正式起義，并在1773年9月至1774年3月間圍攻沙皇政府在歐洲東南地區(qū)的統治中心——奧倫堡，但因未抓住時機進軍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而貽誤了時機。
1774年3月至7月，俄羅斯軍隊開始包圍阻截起義軍，1774年3月22日，普加喬夫在塔季謝夫要塞附近（離奧倫堡不遠）被打敗，被迫放棄對奧倫堡的包圍，并率余部轉到烏拉爾工廠區(qū)，并于7月12日攻陷喀山城后，在7月31日以彼得三世·費奧多羅維奇的名義頒布了一份明確否定農奴制度的綱領性文件。但在喀山被政府軍收復后，持續(xù)追擊起義軍，于1774年9月9日抓捕葉梅利揚·普加喬夫，并于1775年1月將其處死。
貴族專制
普加喬夫起義后，葉卡捷琳娜二世認識到光靠“開明專制”無法讓國家得到真正的穩(wěn)固，所以其改革開始走向“專制化”。于1775 年：頒布《全俄帝國各省管理體制》，取消省州縣三級管理體制，實行省縣兩級管理體制；為防范農民起義而設置更多的基層縣，進一步加強中央權力。1783年，取消烏克蘭農奴遷徙的權利，在烏克蘭地區(qū)從法律上肯定了農奴制的存在，標志著俄國農奴制度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發(fā)展到了頂點。
1785年，為了給予貴族特權和資產階級利益，擴大政權基礎。葉卡捷琳娜二世頒布了《貴族權利、自由和特權詔書》和《俄羅斯帝國城市權利和利益敕書》，對貴族在俄國的特權等級地位在法律上加以確認，貴使貴族階層真正成為了“自由”階層；同時給予城市市民一定的自治權，提高了商業(yè)資產階級在專制國家的政治地位。
在軍事上，為了更好地鎮(zhèn)壓農民起義和應對歐洲的革命，葉卡捷琳娜二世大力擴充完善俄羅斯軍隊。到1796年，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陸軍總數為50萬，成為歐洲最強大的軍隊。
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蘭
在第一次瓜分波蘭后，波蘭仍然是歐洲的一個大國，但領土和人口大幅減少。1775年，俄國大使斯塔克爾貝格開始對波蘭進行干預，成立了常務院。1778年和1787年，由于普奧和俄土之間的戰(zhàn)爭，波蘭得到了喘息的機會。1788年10月6日，波蘭愛國者召開“四年議會”，開始進行政治改革。1789年1月，議會廢除了常務院和“根本法”。1790年7月，普奧兩國簽訂協定，導致波蘭的國際環(huán)境惡化。1791年5月3日，波蘭通過了歷史上著名的“五三憲法”，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發(fā)展資本主義。然而，這一舉措遭到了俄普兩國的強烈反對。1792年5月18日，俄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波蘭軍隊雖然奮勇抵抗但最終失敗。1793年1月23日，俄普兩國簽訂了第二次瓜分波蘭的協定。同年6月17日，在格羅德諾召開的波蘭議會被俄國軍隊威逼，最終在8月17日被迫接受第二次瓜分。
在第二次瓜分波蘭后，1794年3月24日，波蘭爆發(fā)了由蘭塔代烏士·科希秋什科領導的全民抗俄武裝起義，即科希秋什科起義。起義軍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戰(zhàn)果，然而從5月份開始，戰(zhàn)局逐漸惡化。6月，起義軍遭到俄普聯軍的重創(chuàng)。9月，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增援華沙，10月10日，起義軍在瑪切約維策戰(zhàn)役中幾乎全軍覆沒。11月4日至6日，華沙最終失守，起義失敗。
壓制科希秋什科起義后，葉卡捷琳娜二世決定徹底消滅波蘭。由于俄普奧三國分贓不均，矛盾激化，特別是普奧兩國因爭奪克拉科夫陷入僵局。1795年1月3日，俄奧兩國簽訂了第三次瓜分波蘭的協定，普魯士王國則在10月24日被迫接受這一現實并簽訂協定。根據協定，俄羅斯吞并了立陶宛、庫爾蘭和瑟米加利亞公國、西白俄羅斯和沃倫西部，共12萬平方公里；波蘭從此被完全瓜分并滅亡，直到123年后的1918年才恢復獨立。
應對法國大革命
1789年7月，法國大革命爆發(fā)，這場革命引發(fā)了歐洲各封建君主，特別是俄國的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極度反感和反擊。當時，俄國正忙于與土耳其和瑞典的戰(zhàn)爭，最初對法國革命的性質并沒有明確的認識。然而，隨著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的出逃未遂和被押回巴黎，葉卡捷琳娜二世開始積極組織反對法國革命的同盟。
1791年10月，俄瑞兩國簽訂了防御同盟條約，并準備用戰(zhàn)爭恢復路易十六的政權。到了1792年春，第一次反法聯盟在葉卡捷琳娜二世、奧地利皇帝利奧波德二世和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推動下幾乎成型。然而，由于列奧波特二世和古斯塔夫三世的突然去世，武裝干涉被推遲。法國政府先發(fā)制人，于4月22日對奧地利宣戰(zhàn)，7月24日對普魯士王國宣戰(zhàn)。
1794年，反法聯盟軍隊連連失敗，聯盟內部矛盾加劇。到了1795年，普魯士和法國開始和平談判，并在4月簽訂了和平條約。盡管如此，葉卡捷琳娜二世并沒有放棄反法立場，反而決定派遣亞歷山大·蘇沃洛夫將軍率領六萬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去法國鎮(zhèn)壓革命。1796年9月，盡管面臨財政困難，葉卡捷琳娜二世還是決定直接與法國交戰(zhàn)。然而1796年11月7日，葉卡特琳娜二世突然中風身亡，其子42歲的保羅一世（Па?вел I）繼位。
保羅一世改革
保羅一世在1796年至1801年的五年在位期間，面臨著農奴制危機的加劇和社會不穩(wěn)。在他上臺的頭三年里，32個省發(fā)生了278起農民起義，特別是在農奴制度最發(fā)達的中部地區(qū)。為了緩和這些社會矛盾，保羅一世試圖通過限制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削弱貴族特權來維護農奴制和沙皇專制。然而，這些政策并沒有得到貴族的廣泛支持，反而導致了他最終的暗殺。
除了社會和經濟問題，保羅一世也對皇位繼承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在1797年4月5日，他廢除了1722年由彼得大帝頒布的敕令，規(guī)定皇位由羅曼諾夫家族世襲，從而結束了十八世紀的皇位繼承混亂。與此同時，他還發(fā)布了限制農奴勞役的敕令和進行了行政區(qū)劃調整，但這些改革并沒有得到廣泛的執(zhí)行和支持。
在軍事方面，保羅一世試圖加強軍隊紀律，推廣普魯士王國式的軍事訓練和管理。這一政策在近衛(wèi)軍和一些高級軍官中引發(fā)了不滿，包括杰出的陸軍將領亞歷山大·蘇沃洛夫在內。這些不滿情緒最終匯聚成了對他的反抗，導致他被暗殺，結束了他短暫但充滿變革的統治。
在對外方面，保羅一世初步采取了休養(yǎng)生息和和平的對外政策，甚至在1797年與革命后的法國督政府進行了秘密談判以恢復外交和貿易關系。然而，由于法國資產階級的侵略性行為和對歐洲封建制度的威脅，俄法關系逐漸惡化。1798年底，俄英兩國締結新的同盟條約，形成了第二次反法聯盟。
在反法聯盟的框架下，俄國取得了一系列軍事勝利。1799年1月，俄土兩國簽署同盟條約，俄國海軍上將烏沙科夫率領黑海艦隊進入地中海，擊敗法軍并占領了愛奧尼亞群島中的幾個小島。1800年4月1日，俄土兩國在君士坦丁堡戰(zhàn)役簽署協議，建立了愛奧尼亞七島共和國。同時，俄國陸軍在意大利戰(zhàn)場也表現出色，1799年4月占領了米蘭和都靈，將法軍趕出意大利北部。
然而，俄羅斯與反法聯盟其他成員國的關系逐漸緊張，反而轉向了法國。1800年1月，保羅一世因對奧地利的不滿而召回了在瑞士的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并在4月斷絕了與奧地利的外交關系。與英國的關系也因爭奪地中海影響力而惡化，1800年12月，俄國與瑞典、丹麥和普魯士王國組成新的武裝中立同盟，反對英國的海上霸權。1801年3月，英國艦隊出現在波羅的海，威脅俄國安全。
在國內外壓力下，保羅一世的統治遭到了廣泛反對。1801年3月23日夜，他在臥室里被幾名軍官用絲帶縊死，結束了他充滿波折的統治。
亞歷山大一世時期
1801年3月24日，保羅一世的長子亞歷山大·巴夫洛維奇繼位，稱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斯佩蘭斯基改革
亞歷山大一世繼位后，為了穩(wěn)固自己的地位，他宣布將遵循他的祖母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法律和精神”來治理國家。他在統治初期頒布了一系列恢復葉卡特琳娜二世時代的貴族特權的法令，并成立了由12人組成的“常設委員會”作為沙皇的咨詢機關。
盡管亞歷山大一世由政變分子推上臺，他并不信任他們，反而更傾向于信任一些貴族青年，如帕維爾·斯特羅甘諾夫等，他們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秘密委員會”。1802年9月20日，根據這個委員會的建議，亞歷山大一世進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包括設立八個中央部門。
斯佩蘭斯基是亞歷山大一世后來的重要顧問，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1809年，斯佩蘭斯基擬定了一個龐大的國家改革計劃，名為《國家法典緒論》，該計劃仍然保留農奴制和專制制度，但提出了實施君主立憲制的可能性。
然而，斯佩蘭斯基的改革方案并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特別是在貴族中遭到了強烈的反對。1812年，由于拿破侖·波拿巴的威脅和貴族的反對，亞歷山大一世最終決定放棄斯佩蘭斯基的改革方案，將他流放到下諾夫哥羅德。
在教育方面，亞歷山大一世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1803年，新成立的國民教育部開始實施《國民教育初步章程》，促進了俄羅斯文化教育的迅速發(fā)展。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俄國的現代化進程，但由于各種內外因素的制約，其效果有限。
重回反法同盟
亞歷山大一世繼位后，迅速改變了父親的對外政策，轉而回歸反法同盟。1801年3月23日夜，他下令從奧倫堡召回哥薩克騎兵騎兵團，結束了與拿破侖·波拿巴的印度遠征計劃。同年6月和10月，他分別與英國和法國簽訂了海上協定和和約，穩(wěn)固了俄國在歐洲的地位。關于東方問題，他最初采取緩和政策，但最終在1801年9月12日簽署了合并東部格魯吉亞的宣言。
1803年，由于拿破侖的行動觸犯了俄羅斯利益，俄法關系逐漸緊張。1804年3月，拿破侖逮捕了波旁家族的昂吉安公爵，亞歷山大一世隨即提出抗議。1805年4月11日，英俄同盟條約在彼得堡簽訂，標志著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形成。然而，該同盟在1805年的奧斯特里茨戰(zhàn)役中遭到慘敗，導致第三次反法同盟的瓦解。
1806年，亞歷山大一世開始組建第四次反法同盟。但在耶拿-奧埃爾施塔特戰(zhàn)役中，普魯士軍隊遭到重創(chuàng)，拿破侖·波拿巴隨后占領了柏林。1807年，經過多次戰(zhàn)役和失敗，亞歷山大一世最終決定與拿破侖和談。6月19日，俄羅斯請求休戰(zhàn)，7月7日，提爾西特和約簽署。
根據提爾西特和約，俄國獲得了波蘭的部分領土，但也接受了拿破侖在歐洲的多項變動，并承諾參加對英國的大陸封鎖。1808年，亞歷山大一世利用與拿破侖的和約，派軍入侵芬蘭，隨后在1809年成功占領該地區(qū)。
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和擊敗法國
在法國大革命勝利后，拿破侖以戰(zhàn)爭的形式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推廣到其他國家，包括普魯士王國和華沙大公國。他在這些地方實施了《拿破侖法典》，廢除了封建人身依附關系，引發(fā)了俄羅斯統治階級的極大恐慌。對他們來說，拿破侖成了“革命的瘟疫”和對俄國農奴制度的巨大威脅。到了1811年，拿破侖已經擴張到俄國邊境，并公開表示要征服俄國以確立世界霸權。這一侵略行為激發(fā)了俄國的民族解放斗爭。
1812年5月，拿破侖·波拿巴離開巴黎，6月22日抵達維爾科韋息卡，并下令開始對俄國進攻，俄法戰(zhàn)爭爆發(fā)。由于在數量上不占優(yōu)，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被迫后撤，拿破侖趁勢命令法軍追擊，向俄國腹地推進。然而隨著戰(zhàn)事的推進，法軍逐漸疲憊不堪，物資短缺，兵力也逐漸減少。8月16日，法軍向斯摩棱斯克發(fā)動總攻，但未能徹底擊敗俄軍。
9月，俄軍主動放棄莫斯科，拿破侖雖然占領了莫斯科，但未能迫使俄羅斯投降。隨著冬季的臨近，法軍開始撤退，遭到俄軍和農民游擊隊的不斷騷擾。最終，拿破侖·波拿巴的大軍幾乎全軍覆沒，標志著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的結束。
拿破侖遠征俄國失敗后，于1812年12月18日返回巴黎，隨即立即開始調集兵力，準備卷土重來。亞歷山大一世在1813年1月13日率領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出國，與普魯士王國、英國等國結盟，形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在1813年10月16-18日的萊比錫市之戰(zhàn)中，聯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迫使拿破侖撤退。到了1814年1月，聯軍已渡過萊茵河，戰(zhàn)爭轉入法國境內。
在1814年3月31日，亞歷山大一世率領反法聯軍進入巴黎，標志著反法同盟在戰(zhàn)爭中的最終勝利。拿破侖·波拿巴在4月6日發(fā)布退位文告，被放逐到厄爾巴島，結束了長達15年的反法戰(zhàn)爭。
組建神圣同盟
1814年5月3日，法國波旁王朝復辟，新國王路易十八在同盟軍的支持下登上王位。緊接著，5月30日，俄、英、普、奧與法國簽訂了巴黎和約，其中對戰(zhàn)敗的法國相對寬容。為了解決戰(zhàn)后的政治和領土問題，反法同盟決定在1814年10月1日召開維也納會議。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消滅法國革命的影響，恢復封建專制制度，并重新劃分歐洲的政治地圖。
維也納會議期間，爭執(zhí)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波蘭和薩克森問題上。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堅決主張保留戰(zhàn)時占領的華沙公國，并在那里建立屬于俄羅斯帝國的“波蘭王國”。這一立場得到了普魯士王國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支持。然而，當拿破侖于1815年3月1日離開厄爾巴島并在法國南部登陸后，維也納會議的參與者不得不采取共同的軍事行動。這一突發(fā)事件促使會議達成妥協，最終在1815年6月9日簽署了《最后文件》，其中俄國獲得了華沙公國的大部分領土。
在維也納會議閉幕和拿破侖·波拿巴的第二次退位后，亞歷山大一世提出了建立神圣同盟的想法，以鎮(zhèn)壓新的革命和扼殺民族解放運動。1815年9月26日，亞歷山大一世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奧地利皇帝弗蘭茨一世在巴黎簽署了關于建立神圣同盟的文件。這一同盟實質上是俄、普、奧三國君主為了鎮(zhèn)壓新的人民革命而訂立的特種互助條約。在反法戰(zhàn)爭中，亞歷山大一世在維護歐洲封建秩序和壓制歐洲革命力量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使俄國成為歐洲反動勢力的主要堡壘。
阿拉克切耶夫暴政
在拿破侖·波拿巴入侵和反法戰(zhàn)爭后，俄羅斯農奴制經濟遭受重創(chuàng)，農民和工人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剝削。農民對改善自己的地位抱有期望，但戰(zhàn)后情況更加惡化，地主加強了對農民的剝削。1816-1825年間，農民和工人的反抗活動明顯增多，包括拒絕繳納沉重的代役租和組織大規(guī)模的罷工。同時，軍隊中也出現了反對農奴制和不滿軍官的士兵騷動。這一時期，貴族階級中的進步人士和學者開始對現行制度進行批評，提出必須進行內政改革。這些群眾運動和思想潮流表明，戰(zhàn)后的俄國社會正在經歷深刻的變革和沖突。
在日益高漲的人民反抗和進步思潮面前。阿拉克切耶夫（Алексей·Андреевич·АРАКЧЕЕВ）作為沙皇的顧問，成為沙皇政府一系列反動政策的執(zhí)行者，故該時期也被稱為“阿拉克切耶夫暴政”。從1803年被亞歷山大一世召回開始，阿拉克切耶夫迅速成為沙皇內政的首席顧問，并從1815年起在國家機關、軍隊和農村建立了一套警察專橫體制，使俄國進入了“阿拉克切耶夫體制”黑暗時期（1815-1821）。
在這個時期，阿拉克切耶夫政府加強了對農奴的壓迫。1815年，歐洲戰(zhàn)火剛剛停息，政府便頒布了禁止所有農民“尋求自由”的法令。1822年和1823年的法令進一步加強了地主對農民的權力，大大增加了貴族的土地數目。同時，為了抑制農民的反抗，從1816年起廣泛推行軍屯制，將農民變成世代相傳的士兵，生活條件極其惡劣。
除了軍屯制外，阿拉克切耶夫政府還采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來消除自由思想的影響。1816年，教育部被改為“宗教事務和國民教育部”，大學課程被迫按照圣經教義進行。書報檢查制度也被加強，嚴禁任何可能“動搖信仰和善行”的言論。這一系列措施不僅加強了專制統治，也激發(fā)了人民和貴族出身的先進分子的憤怒和反抗。
1825年12月1日，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在探望有病的皇后途中，得了傷寒熱癥，于塔甘羅格突然逝世。
尼古拉一世時期
皇統中斷
亞歷山大一世沒有后嗣，按照俄羅斯帝國的皇位繼承法，沒有后嗣的皇帝的皇位應由其親弟弟來繼承。但其大弟弟康斯坦丁不愿繼承皇位。于是亞歷山大一世就秘密地寫了一份詔書，將皇位傳給自己的第二個弟弟尼古拉·巴夫洛維奇。這件事亞歷山大一世一直保密，只有其母后、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和戈利津公爵以及詔書起草人菲拉列特大主教知曉。1825年12月1日，亞歷山大一世因患熱癥突然去世，宮廷里立刻展開了一場關于未來新沙皇明爭暗斗。參政院和國務會相繼向康士坦丁宣誓效忠。尼古拉一世的母親知曉亞歷山大一世曾留有一封將皇位傳給尼古拉的遺詔，忙讓公爵找來宣讀，以阻止康士坦丁的繼位，后康士坦丁寫信回圣彼得堡，聲明不愿繼承皇位。于是1825年12月14日，尼古拉舉行了新皇登基儀式，并告示天下，是為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十二月黨人起義
在19世紀初，俄羅斯社會經濟矛盾尖銳，農奴制度危機加劇，催生了一批主要由貴族和年輕軍官組成的革命家，即十二月黨人。他們深受俄國進步思想和西歐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影響，閱讀過伏爾泰、讓-雅克·盧梭等啟蒙作家的著作，并研究過西歐資產階級憲法。他們通過各種聚餐會等社交活動開始秘密結社，討論時事和朝政，先后形成了救國協會、幸福協會等具有綱領性質的組織。隨后誕生的南方協會和北方協會更是擁有了明確的行動綱領，雖然在綱領和策略上有所不同，但共同的目標都是推翻農奴制和沙皇專制。十二月黨人的活動并不僅限于俄羅斯內部，他們還與波蘭等國的革命組織建立了聯系。盡管面臨著組織內部的意見分歧、缺乏群眾基礎以及與現實政治環(huán)境的矛盾等困難和挑戰(zhàn)，但他們的出現無疑為俄國的社會變革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別是彼斯特爾和穆拉維約夫等人，他們不僅參與了組織的建設和活動，還積極擬定了具有前瞻性的憲法草案，如《俄羅斯法典》和《尼基塔·穆拉維約夫憲法》。
1825年12月26日，十二月黨人在亞歷山大·別斯杜日夫和米哈伊爾·別斯杜日夫的領導下，正式發(fā)動了武裝起義，目的是反抗即將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盡管起義者聚集在參政院廣場，高呼“康斯坦丁萬歲”等口號，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指揮和目標，以及尼古拉一世的多方阻撓，起義最終未能成功。尼古拉一世為了鎮(zhèn)壓起義，調集了大量軍隊和火炮，圍困了起義者。十二月黨人起義最終被鎮(zhèn)壓，據統計，這次沖突中共有1271人死亡，包括起義者、軍官和平民。隨后，尼古拉一世展開了殘酷的報復行動，親自審問了起義的主要成員，并通過假裝的寬恕手段成功地分化了起義者。審判結果顯示，五名被認為是“國事犯”的十二月黨人成員被判處“特等”罪，原定執(zhí)行“分尸刑”，但后來因尼古拉一世擔心這種殘酷的刑罰會引起歐洲的關注，因此改為絞刑。除此之外，120多名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地區(qū)，或被迫移居到那里。參與起義或受到十二月黨人委托在軍隊中進行過鼓動的士兵遭受鞭打致死的懲罰。有些人甚至被迫穿過由一千人組成的隊形，挨打12000下，通常打到3000下就足以致死。還有一些人被調往高加索與當地山民作戰(zhàn)，不是喪命于山民的槍彈，就是因疾病而死。
此后，尼古拉一世決定加強對俄國社會的控制，于1826年6月頒布了新的出版檢查條例，并在7月15日建立在“皇帝陛下辦公廳＂ （建于1812年）下設立第三辦公廳，掌管高級警察事務，懲辦“國事犯＂，監(jiān)視嫌疑犯，兼管監(jiān)獄。1827年，建立了憲兵團，作為第三辦公廳的執(zhí)行機關。尼古拉一世還命亞歷山大·本肯多夫（Alexander Benckendorff）負責人。
第九次俄土戰(zhàn)爭
尼古拉一世執(zhí)政后，非常關注1821年爆發(fā)的希臘對奧斯曼帝國發(fā)起的希臘獨立戰(zhàn)爭，后決定介入并進一步確立俄羅斯在巴爾干地區(qū)的優(yōu)勢地位。尼古拉一世要求土耳其遵守亞歷山大一世時簽署的《布加勒斯特和約》，并與同樣關注希臘利益的英國一起向土耳其提出承認希臘建立自己共和國并選舉總統的要求。1826年4月，俄、英兩國在圣彼得堡簽訂了關于希臘問題的議定書，要求希臘承認土耳其為共主，但可以擁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等。然而，土耳其拒絕接受這一調解，不同意給予希臘自治權。隨后，法國介入此事，1827年7月，俄、英、法三國簽署了關于希臘問題的倫敦條約，重申了圣彼得堡協議的內容，并增加了在必要時派艦隊前往希臘海域對土耳其施壓的秘密條款。然而，土耳其完全無視這些協議和條約，派遣了一支埃及艦隊鎮(zhèn)壓希臘人的起義。尼古拉一世隨即下令俄國艦隊前往希臘海岸，并得到英國和法國的支持，他們也派遣了自己的艦隊前往。這支聯合艦隊打敗了土耳其的艦隊。然而，這場戰(zhàn)爭還沒有結束。土耳其不甘失敗，獲得奧地利的支持繼續(xù)對俄羅斯發(fā)動戰(zhàn)爭。1827年4月14日，尼古拉一世向土耳其宣戰(zhàn)，他派遣參謀總長迪比奇（Diebitsch）元帥率領大軍，自己還親自赴前線指揮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渡過了多瑙河。經過陸地和海上數次激烈戰(zhàn)斗后，俄國攻占了土耳其的一系列城堡。迪比奇還率領大軍于次年7月越過巴爾干山，占領了亞得里亞堡。俄國先頭部隊到達離君士坦丁堡戰(zhàn)役約60公里的地方，土耳其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城下之盟。1829年9月2日，尼古拉一世與土耳其簽署了《亞得里亞堡和約》。根據該條約，俄羅斯獲得了自外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至普魯特河一帶的許多城市，大量賠款，以及通過達達尼爾海峽的自由通道。土耳其被迫承認希臘的獨立以及塞爾維亞的內部自治。
鎮(zhèn)壓波蘭起義
波蘭王國誕生于維也納會議之后，由俄國沙皇擔任波蘭國王進行聯合統治。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粗暴地破壞1815年自己作為波蘭國王而授予波蘭政府的憲法，不斷限制王國的自治權。尼古拉一世繼位后，也開始變本加厲地實行民族壓迫政策。
1828年底，年輕的波蘭陸軍少尉彼得·維索斯基在華沙建立秘密革命組織——“軍事同盟會”，積極準備武裝起義。1830年秋，波蘭王國因歉收而物價飛漲，城市手工業(yè)工人和工人的不滿情緒增長；與此同時在法國七月革命和比利時八月革命的影響下，波蘭也呈現出革命爆發(fā)的情況。作為“歐洲憲兵”的尼古拉一世早在1830年就依據1815年成立的神圣同盟“干涉原則”而準備派兵干涉法國和比利時革命，曾下令俄羅斯帝國軍隊動員，并向普魯士王國大使請求讓俄羅斯軍隊獲得過境權，以便俄羅斯軍隊穿越歐洲恢復荷蘭對比利時的霸權。并曾向波蘭總督和駐軍司令康斯坦丁·巴甫洛維奇寫信，要求他派出波蘭武裝力量參與行動。 但在1830年11月29日，波蘭起義爆發(fā)，一批波蘭軍官先后奪取了華沙和莫德林的武器庫。1831年1月，獨立的波蘭議會廢黜了尼古拉一世兼任的波蘭國王王位，并成立了波蘭民族政府。尼古拉一世隨即發(fā)表聲明，聲稱只要起義者停止“無理智的斗爭”，他將赦免所有人。1831年2月，他派遣迪比奇統領十余萬大軍和336門大炮進攻波蘭。然而，在華沙近郊的格羅霍夫，迪比奇的軍隊遭到了波蘭人的頑強抵抗。與此同時，康斯坦丁·巴甫洛維奇和迪比奇元帥相繼死于霍亂。因此，尼古拉一世在對軍隊指揮體系進行調整的時候，便暫緩了對波蘭的征討。此后1831年6月，帕斯凱維奇（Paskevich）接替迪比奇成為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統帥后，對波蘭民族政府發(fā)動激烈進攻，并最終于1831年9月鎮(zhèn)壓了波蘭起義。之后1832年2月14日，尼古拉一世廢除了亞歷山大一世1815年通過的波蘭憲法，頒布了《不可分割規(guī)章》，取締波蘭政府的一切機關，并代之以俄國人擔任政府部門職位，使得波蘭和俄羅斯帝國的關系從同君主的聯合統治，變?yōu)槎砹_斯帝國下屬的省級行政區(qū)劃。他派遣了10萬大軍駐扎在波蘭，并以此為由向波蘭索取2000萬俄羅斯盧布賠款。同時任命鎮(zhèn)壓有功的帕斯凱維奇公爵為華沙公爵和波蘭總督。
鎮(zhèn)壓1848年革命
19世紀中期，歐洲大陸的政治和社會矛盾達到了一個臨界點，最終引發(fā)了1848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場革命不僅是對各國反動勢力的反抗，也是對維也納體系的全面挑戰(zhàn)。在革命前夕，歐洲各地已經出現了多起小規(guī)模的起義和抗議，如克拉科夫共和國的起義和瑞士的國內戰(zhàn)爭。同時，意大利和德國的民主和民族統一運動也在逐漸興起。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奧地利首相克萊門斯·文策爾·馮·梅特涅對這一局勢感到極度不安，他們甚至建立了一個由俄奧普三國代表組成的“協商中心”，以密切關注歐洲的政治動態(tài)。
然而，1848年的革命爆發(fā)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首先在意大利爆發(fā)，法國緊隨其后爆發(fā)二月革命，巴黎工人成功推翻了金融貴族的復辟統治并建立了共和國。這一消息讓尼古拉一世大為震驚，他立即中止了正在進行的宮廷舞會，并下達了軍事動員令。盡管尼古拉一世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給奧地利提供貸款和派遣軍隊到邊境地區(qū)，但他并沒有能力阻止革命的蔓延。革命的浪潮很快席卷了維也納、佩斯、布拉格、柏林、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兩公國等地，俄羅斯本土也出現了農民騷動和不穩(wěn)定的局勢。
隨著奧地利帝國首都維也納于1848年三月爆發(fā)三月革命，在匈牙利也于1848年3月15日爆發(fā)了爭取民族獨立和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運動。奧地利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在革命壓力下于次月被迫同意成立獨立的匈牙利民族政府。然而，但到了1848年的夏天和冬天，歐洲大陸的革命形勢開始出現轉折。法國資產階級成功鎮(zhèn)壓了巴黎工人的起義，這給各國的反動勢力提供了重整旗鼓的機會。1848年10月，奧皇違背諾言開始鎮(zhèn)壓匈牙利革命，這促使維也納人民再次起義以支持匈牙利。而尼古拉一世也趁機開始了對國外革命運動的武裝鎮(zhèn)壓。在國內，他也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來應對農民騷動，包括派遣大量軍隊到邊境地區(qū)和嚴密監(jiān)視人民的言行。
而在國外，尼古拉一世首先在1848年6月和8月鎮(zhèn)壓了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兩公國的革命運動，對于匈牙利革命，盡管尼古拉一世在初期討價還價，但隨著匈牙利在1849年4月宣布獨立并開始反攻，他決定立即出兵。尼古拉一世的決定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響。首先，他認為匈牙利革命具有全歐性質，可能導致整個東歐舊體系的崩潰。其次，他看到這是一個機會，通過鎮(zhèn)壓匈牙利革命來強化俄羅斯在多瑙河和黑海上的霸權，同時使奧地利更加依賴俄國。因此，在1849年5月，尼古拉一世發(fā)布了派遣15萬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干涉匈牙利革命的聲明。匈牙利人民在俄軍的入侵下展示了極大的抵抗力量。他們不僅得到了俄國和歐洲各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甚至在俄軍內部也有士兵加入匈牙利的革命行列。然而，由于俄軍在數量上具有明顯優(yōu)勢，以及匈牙利秋玫瑰革命隊伍內部出現了投降派，這些努力最終未能阻止革命的失敗。
到了1849年8月，盡管匈牙利人民奮勇抗敵并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支持，但在尼古拉一世的軍事干預和大規(guī)模俄軍的壓迫下，在維拉高什的一戰(zhàn)中，匈牙利起義軍隊被擊敗，其指揮官格爾蓋依率部投降了俄羅斯軍隊，匈牙利革命最終被血腥鎮(zhèn)壓。
克里米亞戰(zhàn)爭
自1828年-1829年的第九次俄土戰(zhàn)爭結束后，俄羅斯帝國和土耳其之間的矛盾一直未能真正止息。而到了50年代初，這一沖突再度升級。糾紛的核心是俄羅斯帝國東正教及其教徒在土耳其帝國領土上的地位和權益問題。在此背景下，英國和法國站在土耳其一邊，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1853年2月末，尼古拉一世派遣特使緬希科夫（Menshikov）公爵搭乘俄羅斯軍艦進入土耳其領土，并表達了他的要求。然而，這引發(fā)了英、法等國的不滿，土耳其也拒絕了俄羅斯帝國的要求，并開始限制東正教的活動。作為回應，尼古拉一世于8月出兵8萬人占領了多瑙河兩個公國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英國和法國也不示弱，派出軍艦進入達達尼爾海峽，以支持土耳其。土耳其要求俄國15天內從多瑙河兩個公國撤軍，但尼古拉一世拒絕了這一要求。土耳其于1853年10月4日向俄國宣戰(zhàn)，而尼古拉一世則于同月20日發(fā)布了對土耳其的宣戰(zhàn)書。接下來的一個月里，俄土雙方在多瑙河線和高加索戰(zhàn)場上進行了激烈的對抗，勝負不一。而在錫諾普海灣的海戰(zhàn)中，俄國黑海艦隊大獲全勝，土耳其艦隊全軍覆沒，僅有一艘船逃回君士坦丁堡。這場戰(zhàn)役進一步加深了俄羅斯帝國與英、法之間的矛盾。
1854年1月初，英國和法國將艦隊駛入黑海。拿破侖三世要求尼古拉一世撤軍，并提議由俄土兩國代表進行和談，同時聲明土耳其船只和港口置于英法聯合艦隊的保護之下。然而，尼古拉一世回信指出俄羅斯軍隊占領多瑙河兩公國并非侵略行為，而英法艦隊駛向黑海則不正當。尼古拉一世召回駐倫敦和巴黎的大使，并于1854年2月9日發(fā)布了對英、法的宣戰(zhàn)詔書。3月27日和28日，英國和法國也相繼向俄國宣戰(zhàn)。4月10日，進入黑海的英法聯合艦隊對敖德薩等地進行炮擊，卻未能取得實質性成果。隨后，他們轉而圍困位于克里米亞半島的塞瓦斯托波爾軍港。俄國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wèi)戰(zhàn)中經歷了艱苦的戰(zhàn)斗。戰(zhàn)爭的參與者包括英國、法國、土耳其、薩丁，奧地利、瑞典和西班牙，而俄羅斯孤立無援。為了鼓舞士氣，尼古拉一世甚至派出自己的兒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到前線部隊去做工作。
自殺身亡
由于持續(xù)不斷的戰(zhàn)爭，國內政局動蕩不安，鼠疫和霍亂肆虐，使得民眾生活困苦不堪。1855年初，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遭受慘敗，國內秩序混亂不堪，尼古拉一世面臨巨大壓力，難以繼續(xù)執(zhí)政。最終，尼古拉一世在1855年3月2日選擇自盡。他的兒子繼位成為新的沙皇，即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然而，最后塞瓦斯托波爾城還是于9月仍然被英法聯軍攻占。
亞歷山大二世時期
結束克里米亞戰(zhàn)爭
在尼古拉一世自殺后，其子亞歷山大二世于同日繼位。同年12月，奧地利向俄國提交了一份具有最后通牒性質的照會，提出一系列苛刻條件，包括放棄對東正教徒的保護權和黑海的軍事存在。面對這一壓力，亞歷山大二世在1856年第一天召集大臣們討論是否繼續(xù)戰(zhàn)爭，最終決定接受奧地利的條件并開始和平談判。
1856年2月25日，巴黎和平會議開始，歷時一個多月。3月30日，巴黎和約最終簽署，俄國被迫做出多項讓步，包括讓出多瑙河三角洲和比薩拉比亞南部，以及取消在黑海的軍事存在。這一系列事件不僅暴露了農奴制俄國的內在腐敗和無能，也標志著俄國在歐洲大陸霸權地位的喪失。
農奴制改革
亞歷山大二世繼任后，沙皇政府面臨著農奴制危機和革命形勢的壓力，在此形勢下亞歷山大二世開始考慮進行改革。1856年4月11日，他在莫斯科公開承認有進行改革的必要，并主張自上而下解決農民問題。1857年1月15日，亞歷山大二世成立了“討論關于整頓地主農民生活措施”的秘密委員會，但由于委員會內部矛盾和對貴族反對的擔憂，改革方案遲遲未能確定。
1857年12月2日，維爾諾省總督納季莫夫報告當地貴族愿意解放農奴，這一消息讓亞歷山大二世非常高興。隨后，各省開始成立貴族委員會，制定關于組織、改善地主農民生活的草案。1858年10月30日，亞歷山大二世給農民事務總委員會下達了進一步準備改革的原則，強調必須盡快解決農民問題。
1860年10月22日，改革的最后草案提交給農民事務總委員會審議，并在1861年1月26日審議結束。經過五年的準備和多次修改，以滿足貴族地主的利益，農民改革計劃終于在1861年3月2日被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批準，正式廢除了俄羅斯的農奴制。
自治改革
在1861年廢除農奴制后，俄國社會和經濟結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上層建筑的變革需求。特別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到七十年代，沙皇政府在革命運動的壓力下開始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從1864年開始，亞歷山大二世陸續(xù)頒布了關于地方自治、司法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法令。這些改革旨在使俄國的專制制度逐漸適應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而做出的讓步。
地方自治改革是這一時期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1864年1月，亞歷山大二世批準了一項關于地方自治機構的法令，該法令規(guī)定了省和縣的自治機構如何通過選舉成立，并明確了它們的職責和權限。然而，這些自治機構的活動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和監(jiān)督，沙皇政府通過各種手段確保這些機構僅在其允許的范圍內活動。
除了地方自治改革外，城市自治和司法改革也是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的重要方面。1870年6月，經過修改的《城市條例》得到批準，建立了城市自治機構。1864年12月，亞歷山大二世批準了新的司法章程，這一改革基本上以歐洲的司法制度為典范，貫徹了資產階級法律原則。這些改革雖然有其局限性，但無疑都是俄羅斯社會和政治結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步驟。
三皇同盟
亞歷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后的失敗和內部改革的壓力下，開始重新調整其外交政策。特別是在1861年的農奴解放改革后，俄國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對黑海海峽的控制變得越來越重要。外交大臣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戈爾恰科夫成為這一新方針的主要制定者，他早在1850年就因其在德意志同盟的外交工作而嶄露頭角。哥爾查科夫認為，俄國應該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在近東問題上，首先爭取法國的支持。
然而，與法國的接近并沒有如預期那樣順利。1857年9月，俄法兩國在斯圖加特的談判因波蘭問題而破裂。盡管如此，俄羅斯還是在1859年3月3日與法國簽訂了一項條約，但這并沒有解決俄國最關心的黑海問題。隨后，俄國開始與普魯士王國接近，特別是在1863年波蘭起義爆發(fā)后，普魯士因擔憂起義波及其波蘭領地而與俄國達成協議。
到了十九世紀70年代初，俄國在巴爾干的影響力逐漸增強，特別是在法國和奧地利接連戰(zhàn)敗后。1872年9月，俄國、德國和奧地利三國皇帝在柏林會晤，盡管沒有簽訂正式協定，但在基本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最終，在1873年10月23日，三國皇帝在申布龍簽訂了被歷史稱為“三皇同盟”的協定。這一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俄奧在巴爾干半島的緊張局勢，為俄羅斯在近東政策方面提供了一定的保證。
第十次俄土戰(zhàn)爭
在三皇同盟的支持下，沙皇政府于1875年夏季開始積極推動外交活動和支持巴爾干地區(qū)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實現向近東的擴張。1875年夏季，黑塞哥維那爆發(fā)人民起義，隨后波斯尼亞和1876年4月的保加利亞也跟隨起義，但都遭到土耳其軍隊的鎮(zhèn)壓。1876年6月，塞爾維亞和黑山向土耳其宣戰(zhàn)，得到了俄國的軍事支持。為了避免與奧匈帝國的沖突，沙皇政府與奧匈帝國于1876年7月8日在萊希斯塔特會晤，達成了一系列關于巴爾干地區(qū)未來的協議。
1876年10月底，塞爾維亞局勢惡化，沙皇政府向土耳其發(fā)出最后通牒，要求其與塞爾維亞簽訂休戰(zhàn)協定。土耳其被迫接受這一條件。1877年2月，塞爾維亞與土耳其簽訂和約，而黑山繼續(xù)作戰(zhàn)。同年3月，各大國建議土耳其進行軍隊改革，但被拒絕。1877年4月，俄羅斯與羅馬尼亞簽訂條約，允許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通過羅馬尼亞領土。4月24日，沙皇簽署了對土耳其的戰(zhàn)爭詔書，標志著第十次俄土戰(zhàn)爭于6月底正式爆發(fā)。
在巴爾干和南高加索兩條戰(zhàn)線上，第十次俄土戰(zhàn)爭展開了激烈的軍事對抗。俄軍在巴爾干戰(zhàn)線上的戰(zhàn)略目標是奪取保加利亞和與之接壤的地區(qū)，然后進抵君士坦丁堡。在戰(zhàn)爭初期，俄軍采取攻勢，成功強渡多瑙河，并在后續(xù)的戰(zhàn)斗中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包括占領希普卡和普列夫那。然而，土軍在普列夫那和希普卡展開了頑強的抵抗，尤其是在希普卡的戰(zhàn)斗中，土軍幾乎使俄軍陷入困境。但最終，在拉杰茨基將軍的援軍到達后，土軍的包圍被解除。
在南高加索戰(zhàn)線，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也取得了勝利。1877年5月，俄軍攻克了阿爾達罕和巴雅扎特，并包圍了卡爾斯。盡管土軍在6月初開始反攻并一度包圍巴雅扎特，俄軍最終在10月通過大批援軍的到來，成功攻占了卡爾斯。隨著冬天的到來，南高加索戰(zhàn)線沒有再發(fā)生大的軍事行動。
1878年1月，土耳其在巴爾干和南高加索都遭到慘敗，不得不向俄國求和。雙方最終在1878年3月3日簽訂了圣斯特法諾條約，該條約改變了巴爾干半島的政治地圖，規(guī)定了多個國家的獨立和土地劃分，同時也規(guī)定了土耳其的賠款。然而，這一條約引發(fā)了英國和奧地利的強烈反應，因為它嚴重損害了這兩國在巴爾干半島的利益。
民粹派的誕生
在十九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俄國農民運動逐漸高漲，催生了一批新型的革命家。這些以赫爾岑、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尼古拉·杜勃羅留波夫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為農民的解放事業(yè)挺身而出，廣泛地開展了革命鼓動。這一時期被認為是俄國革命運動進入新的階段，即平民知識分子時期或革命民主主義時期。
赫爾岑于1847年被迫流亡國外，并在1853年定居倫敦。他創(chuàng)辦了自由俄國印刷所，并從1855年起開始出版《北極星》文集。1857年，他創(chuàng)辦了俄國革命史上著名的《鐘聲》雜志，對俄國革命運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
車爾尼雪夫斯基，出身于一個牧師家庭，1846年進入圣彼得堡大學文史系。1853年，他參加了《現代人》雜志的編輯工作，并逐漸成為該雜志的領導人。他尖銳地指出，俄羅斯的問題不在于宣布自由平等，而在于消滅使大多數人民淪為奴隸和無產者的社會制度。
尼古拉·杜勃羅留波夫，出身于一個牧師家庭，1853年進入彼得堡師范學院歷史哲學系學習。1855年，他在大學生秘密手抄本刊物《消息報》上就號召人民起來“摧毀現政府這棟腐朽的大廈”。1856年，他會見了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并從1857年起開始任《現代人》文藝批評欄主編。
早期民粹派革命家的活動和思想對俄國革命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不僅揭露了政府的改革騙局，還喚醒了人民進行推翻舊制度的革命斗爭。他們的思想對后來以列寧和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為首的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造成了極大影響。
“到民間去”運動
俄國民粹派有各種各樣的派別，主要分革命民粹主義和自由民粹主義兩大流派，但在十九世紀60年代還包藏在同一襁褓中。民粹主義思潮發(fā)展迅速．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很快就成了社會思想的主潮，并在70年代一躍而占據了社會思想的優(yōu)勢地位。革命民粹主義者在70年代發(fā)起了一個頗具聲勢的“到民間去”運動。他們穿著衣民的衣服、留著農民的發(fā)式，到民間宣傳群眾、動員群眾。但這些知識分子到底不太了解農民，以致有些農民對他們抱著懷疑態(tài)度，有的甚至向官府告發(fā)，引起了官方對他們的抓捕和鎮(zhèn)壓。”到民間去”運動的失敗，招致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民粹主義的危機和分化：一部分同沙皇制度妥協，走向自由主義，一部分組成“民意黨”，走上刺殺沙皇的恐怖主義道路，一部分則開始從工人中尋找新的革命力量，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
?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十九世紀40-60年代，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開始傳入俄羅斯。1872年，馬克思的《資本論》由民粹派譯成俄文，并在圣彼得堡公開出版。民粹派翻譯、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條件。隨著民粹派的分裂，在其內部出現了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1856-1918）就是他們的杰出代表。1881年，普列漢諾夫著手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俄文；1883年，他在日內瓦創(chuàng)建了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勞動解放社”的宗旨是通過翻譯卡爾·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傳播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同時批判民粹派的錯誤觀點，從科學社會主義和俄羅斯勞動人民利益的觀點闡明俄國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普列漢諾夫和“勞動解放社”在理論上為俄國科學社會主義奠定了基礎，邁出了迎接工人運動的第一步。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俄國的同時，俄國工人運動也開始發(fā)展。十九世紀70年代中后期分別在敖德薩和圣彼得堡成立的“南方工人協會”和“俄國北方工人協會“，是俄國第一批工人組織。它們尚未受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影響，但都提出解放無產階級的政治要求，推動了俄國工人運動的發(fā)展。
十九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上半期，俄國工人運動進一步高漲，成為全國性的潮流。這期間，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與俄國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相繼成立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小組。1887年底至1888年春，尼·葉·費多謝也夫在喀山建立馬克思主義小組，在工人中間開展工作。1888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1870-1924）第一次參加喀山的馬克思主義小組。1889年，列寧遷居薩馬拉，并在三年后開始投身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中去，在薩馬拉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與圣彼得堡、尼日涅-諾夫哥羅德、弗拉基米爾的馬克思主義者建立了聯系，對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起了巨大作用。1893年，列寧來到圣彼得堡并參加了當地大學生的馬克思主義小組。不久便成為圣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公認的領導人。
雖然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還限于少數知識分子和先進工人，但這些廣泛存在于俄國各地的馬克思主義小組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為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工人運動進一步結合做好了準備。
洛里斯-麥利科夫改革
在1879年和1880年，沙皇政府面臨著革命力量的壓力和國家機構的全面危機。為應對這一局面，1880年2月24日，溫和改良派的洛里斯-麥利科夫伯爵被任命為維護國家秩序和社會安全最高治安委員會的主席，旨在鎮(zhèn)壓革命活動并試圖拉攏自由派。然而，到了1881年，面對國家經濟和財政的惡化以及社會動蕩，洛里斯-麥利科夫轉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成立財政和行政兩個臨時籌備委員會，并在3月1日得到了沙皇的批準，這一系列措施后來被稱為“洛里斯-麥利科夫憲法”。
1881年3月13日，亞歷山大二世在民意黨人投擲的炸彈爆炸聲中殞命。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集中軍警的全部力量瘋狂鎮(zhèn)壓革命者。革命力量嚴重受挫。反動勢力猖起來。1881年3月20日，討論了洛里斯-麥利科夫的“改革方案＂。波別多諾斯采夫公然斥責這個方案的實施將是“俄羅斯的末日”，而且根本反對十九世紀60——70年代的一切改革，把地方自治局和法院叫做危險的“清談館＂。“洛里斯-麥利科夫憲法”被否決了。
1881年5月11日，亞歷山大三世發(fā)布關于保衛(wèi)專制制度的宣言：必將保持俄羅斯國家的永久基石。第二天，洛里斯-麥利科夫辭職。
亞歷山大三世時期
在亞歷山大三世的統治下，俄國政府走向了明顯的政治反動。1881年8月26日，政府頒布了《保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條例》，這一條例賦予地方當局在緊急情況下廣泛的權力，包括逮捕和流放居民，關閉學校和出版機關。這一條例原定三年有效，但一直延長至1917年。與此同時，內務大臣伊格納切夫和他的繼任者托爾斯泰加強了對新聞出版和教育的打壓。例如，1882年9月9日，沙皇批準了新的出版法，嚴格規(guī)定了報刊監(jiān)督制度。
在農業(yè)和地方自治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1885年5月3日，政府成立了貴族土地銀行，以優(yōu)惠條件向貴族提供貸款，以恢復和支持因農奴制改革受打擊的貴族地主經濟。1886年6月24日，政府頒布了《農業(yè)雇工條例》，擴大了地主對雇傭工人的權力。1889年7月24日，頒布了《關于地方自治局長官的條例》，這一法令恢復了地主在1861年失去的對農民的權力，并加強了對地方自治局的控制。
在城市自治機構方面，1892年6月23日，沙皇政府頒布了新的《城市條例》，大大限制了市民的選舉權，并加強了對城市自治機構的行政監(jiān)督。這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不僅加強了沙皇政府和貴族地主對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壓迫，也限制了資產階級和其他非特權階層在地方和城市自治機構中的影響。這一切都反映了亞歷山大三世政府對維護專制制度和壓制社會變革的決心。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第一批馬克思主義小組開始在俄羅斯出現，但在亞歷山大二世的專制統治下，包括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在內的共產主義者流亡國外，并在之后組建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而在俄羅斯遠東地區(qū)，亞歷山大三世在1881年和1884年再次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和一系列勘界議定書，繼續(xù)擴張領土，1892年6月沙俄違反《中俄續(xù)勘喀什噶爾界約》派兵再侵占了外西北2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除此之外，沙俄還乘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際加緊了對東北地區(qū)的滲透和入侵。
尼古拉二世時期
統治危機
尼古拉二世于1894年登基，繼續(xù)沙俄在遠東的擴張政策。在在八國聯軍侵華戰(zhàn)爭之后，盡管面臨日、英、德等國的外交壓力，沙俄仍然在東北加強了軍事部署，甚至提出了新的撤軍條件，這些條件實際上是變相的擴張條款，企圖將東北變?yōu)椤包S俄羅斯”。1904年，日本因為沙俄不愿撤軍而向俄國發(fā)出最后通牒，隨后爆發(fā)了日俄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對俄國來說是失敗的，失去了重要的海港和領土。1905年，俄國國內爆發(fā)了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進行一系列相對的改革，包括成立國家杜馬和土地改革。
1914年，尼古拉二世帶領俄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爭初期，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在東普魯士公國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很快就遭到了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反攻。由于戰(zhàn)況不利和糧食短缺，民眾的不滿情緒逐漸高漲。尼古拉二世大部分時間都在圣彼得堡和黑海的沙皇村與家人待在一起，幾乎不參與戰(zhàn)爭的指揮。
在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俄國沙皇專制制度面臨多重危機。一方面，他試圖通過外部擴張和內部改革來維護國家的穩(wěn)定，但這些努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另一方面，尼古拉二世的個人行為，包括過多地依賴拉斯普京和忽視戰(zhàn)爭，也加劇了國內的不滿情緒。1917年，俄國社會對戰(zhàn)爭的失敗和經濟的困境感到極度不滿，加上關于拉斯普京負面影響的謠言，使得尼古拉二世失去了民眾和權力高層的支持，最終導致了二月革命的爆發(fā)。
帝國滅亡
1917年3月8日（俄歷2月23日），二月革命爆發(fā)，首都圣彼得堡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工人罷工運動，尼古拉二世命令軍警殘酷鎮(zhèn)壓罷工群眾。3月11日晚，布爾什維克黨通過會議決定繼續(xù)進行罷工，并將罷工轉為武裝起義，爭取士兵起義。至12日，起義士兵已發(fā)展至66700人，13日，停靠在涅瓦河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也轉向革命一方。3月12日晚，起義人民控制了首都彼得格勒。隨后，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革命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俄羅斯二月革命后，建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同時存在著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尼古拉二世簽署了退位詔書，沙皇制度覆滅，俄羅斯帝國滅亡。
疆域
領土變遷
俄羅斯帝國建立后便開始了對外擴張。18世紀，俄羅斯通過一系列戰(zhàn)爭奪取了波羅的海出海口地區(qū)，后又與普魯士王國、奧地利三次瓜分波蘭領土。18世紀后期，俄國還派出殖民隊殖民美洲，阿拉斯加州地區(qū)也成為俄羅斯帝國的領土范圍。19世紀初，俄國通過與瑞典的戰(zhàn)爭奪取芬蘭地區(qū)。
19世紀六十年代的俄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它的領土占世界陸地面積的九分之一，總共1883萬平方俄里，其中歐洲部分為435萬平方俄里（波蘭王國和芬蘭除外），西伯利亞地區(qū)和高加索為1358萬平方俄里。征服中亞后，領土又大為擴展。到了1895年，俄羅斯帝國的領土面積已達極值，為2280萬平方公里。
行政區(qū)劃
伊凡四世統治時期，進行了一次全國范圍內的行政區(qū)劃改革，將全國領土分為由貴族組成的杜馬管理的普通區(qū)，以及沙皇直接控制的特轄區(qū)。彼得大帝時期進行了第二次改革，將全國分為8個省，后增至11個。省既是行政區(qū)，也是軍事單位。后因省的范圍過大，又在各省之下設置了50個次省。次省下設縣，形成了省、次省、縣的三級行政區(qū)劃框架。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將三級制改為省、縣二級制。19世紀后期，亞歷山大二世又進行了行政區(qū)劃改革，設置了新的行政區(qū)劃單位——鄉(xiāng)。十月革命前，俄羅斯共有68個省，轄687個縣。此外在南方和東部新占領地區(qū)建立了14個州(областъ)。州和省平級，但擁有更多的軍事和警察權力。同時還存在八個總督管轄區(qū)和一個總督轄區(qū)。
人口
人口數量
根據1897年人口普查結果，俄羅斯帝國全國有12564 萬人（不包括芬蘭當時的2556000人）。
民族
俄羅斯帝國境內共有一百多個民族，其中起源于斯拉夫人的俄羅斯民族為主體。18世紀初，俄羅斯人占帝國人口總數的70%，烏克蘭人占13%，信仰路德宗的民族（日耳曼人等）占帝國總人口的4%，北部、伏爾加河和烏拉爾地區(qū)的部分基督教民族占4%，藏傳佛教卡爾梅克人占1%，西伯利亞地區(qū)薩滿教民族占所有居民人口的1%。
政治體制
中央行政制度
沙皇及皇帝
沙皇
基輔羅斯的統治者原本是各地的“王公(князь)”，位于基輔的全羅斯統治者被成為“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沙皇(царь)一詞是來自于古拉丁文的caesar， 或者古希臘文κα?σαρ的俄文轉寫цезарь，簡化之后變成царь。意思是“凱撒”。這個稱呼不僅僅是一個鞏固中央集權的象征，更是一個國家、民族概念和民族心的體現。
伊凡三世是第一位間或自稱為“沙皇”的俄羅斯統治者。“沙皇”這一頭銜最初適用于拜占庭皇帝，自1265年起也保留給欽察汗國的可汗。在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后，伊凡三世采納了拜占庭帝國的雙頭鷹標志。他的兒子瓦西里三世更經常地自稱為沙皇，他的孫子伊凡四世在1547年正式將“全俄羅斯沙皇”(царь всея России)用作俄羅斯統治者的稱謂。
第三羅馬
這個說法的來源理論基礎是“第三羅馬”。“第三羅馬”說法在俄羅斯帝國中具有深遠的影響，它源于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多民族概念。這一概念在1453年拜占庭帝國滅亡后，通過索菲婭·帕列奧羅格公主嫁給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得以在俄羅斯得到傳承和發(fā)揚。伊凡三世在公主的影響下，開始宣揚“第三羅馬”的概念，強調只要有共同的東正教信仰和對沙皇與祖國的忠誠，無論膚色、語言或出身，都可以被視為俄羅斯人。這一精神、文化和信仰的大民族概念，使俄羅斯帝國能夠包容其190多個不同民族，與當時強調民族純粹性或血統性傳位的歐洲國家形成鮮明對比。
皇帝
彼得大帝在1721年時改稱自己為皇帝（Императоры），并且宣布自己為全俄羅斯皇帝（Император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е）。之后的統治者也一直延用這個名稱，該稱謂與北方大戰(zhàn)的勝利有關，是沙皇稱號與歐洲稱號體系的適應。全俄 "前綴是 "全俄羅斯 "這一傳統前綴的延續(xù)，自弗拉基米爾大公時代起，俄羅斯統治者的頭銜中就一直使用 "全俄羅斯 "這一前綴。
參政院
于彼得大帝改革期間建立的俄羅斯元老院或參政院（Pravitelstvuyushchi Senat， i.e. directing or governing senate）是沙皇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機構，以檢察總長為主席領導機構運作。其成員全部由皇帝任命。它完備的職能由其下屬的幾個部門執(zhí)行：它是擁有否決權的最高機構，是帝國的會計部，也是政治犯的最高法庭，而且它還有一個部門起著同英國紋章院類似的功效。不僅如此，參議院對帝國各部門之間發(fā)生的爭論，特別是中央代表和地方選舉產生的機構之間的矛盾，也擁有裁判權；而由于皇帝賦予了參議院和美國最高法院相同的職能，所以參議院可直接否決違背憲法的議案。另外，它還負責頒布新的法律。
委員會
彼得大帝統治時期，在中央管理機構上，用11個委員會（陸軍、海軍、外交、度支、稅務、礦務、工場手工業(yè)、商務、監(jiān)察、世襲領地、司法等委員會）取代了舊有的50多個衙門。委員會按職能劃分，分工明確。每一個委員會由1名主席、1名副主席、4-5名委員和4名助理委員組成。各委員會編制中還包括數名秘書、1名公證人、1名翻譯、1名文、數名錄事、數名記錄員和數名辦事員。各委員會也設1名監(jiān)察官，從屬于總監(jiān)察官。委員會向上受參政院管轄，并向參政院匯報工作。
帝國議會
根據1906年2月20日制定的法律，帝國議會作為上院，和國家杜馬作為下院共同成為帝國的立法機構。自此時起，法律上皇帝只有和兩議院合作才能正常行使其立法權。因上述的原因重組的帝國議會產生了196個席位，其中一半由皇帝直接任命，剩下的98人則是由選舉產生。另外由皇帝任命的部長們依其職權，也自然是前98人之成員。關于這些當選議員，其中有3人是東正教的僧侶神父，另外3人是負責掌管教區(qū)或世俗職務的白神父，剩下的18人是貴族，6人是大學或科學學院的成員，以及6人來自商會，6人來自工業(yè)局，34人來自有地方自治局(земство)的政府，其余16人則無，并且有6位來自波蘭。作為立法機構，帝國議會的職權與杜馬相當，但實際上它甚少提出立法。
國家杜馬
國家杜馬是俄羅斯帝國的下議院，1907年6月2日的政令規(guī)定其共有442個席位，且擁有過分復雜的選舉方式。其操作過程本身就傾向于構建由富裕階層（尤其是地主階級）和俄羅斯族裔組成多數派議會，以壓制其屬國人民的議政權力。除中亞地區(qū)外，每個省都會選出幾名杜馬議員，各大城市也會選出自己的議員。要成為一名杜馬議員，首先需要被選舉人團選中。而選舉人團則由農民、公民和地主階級組成的集會選出。地主階級中的顯貴會親自出席，而較小的地主則委派代表。公民階級（都會人士）依照應稅財產被分成兩類后，各自選入省選舉人團，農民則是由小行政區(qū)(волость)的代表團所代表。工人階級則是以特別的方法對待，每個任用50個員工以上的集團，選出一個或以上的代表加入選舉人團。
在選舉人團里他們進行過半數獲勝選舉，優(yōu)勝者可以代表其參加杜馬議會。由于選舉人團里保守派實力雄厚（多地主和公民），即使有“社會五大階層必須都選入至少一位議員”的規(guī)定，進步人士仍然極少成為杜馬成員。但杜馬的激進勢力依然存在，他們主要來自于帝國最大的七座城市—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輔、敖德薩、里加和波蘭的華沙和羅茲，因為這些城市有獨特的選舉系統。它們會直接選出杜馬的成員，雖說市民們的選舉票額依然照應稅財產被分為由高到低的不同三等，但每等選出的代表數量是相同的。這樣便保證了即使保守勢力互相合作，也無法阻止進步人士進入杜馬。
神圣宗教會議
1721年成立的神圣宗教會議是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的最高政府機關。這是一個由世俗檢察官主持，代表著皇帝，以及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輔三個大城市和格魯吉亞的大主教，另外還有輪流任職的主教。
地方行政制度
地方政府
彼得大帝的區(qū)域改革（省份的組建）是解決當地現有腐敗和無政府狀態(tài)問題的第一步。彼得一世在莫斯科建立伯米斯特議院和在其他城市建立地方自治小屋是彼得一世地方自治的首次嘗試。設立了總督（1710年）和地方議員（1713年）的職位。
1775 年的省級改革以及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時期《城市憲章》的頒布之后，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政府任命省級委員會（行政權力）和財政部（財政）、公共慈善機構（行政部門），并設立各種省級機構（“軍事事務”、“道路”等）。
亞歷山大二世的地方自治和城市改革取代了官僚制度并簡化了城市管理。農民自治的主要單位是鄉(xiāng)，僅包括農民的土地。其中的主要權力機構是議會、選舉產生的長老、長老和理事會。
市立杜馬
自1870年開始俄羅斯歐陸部分的城市就有類似地方自治局的機構。所有不動產者，納稅的商人，匠人和工人都會依照其財產數額被降序記錄在一份名單上。所有人的財產總額求和后三等分，再按照其數額將名單分成最富裕，次富裕和不富裕三份，每份之間人數差異巨大，卻都擁有相同數目的市立杜馬候選名額。執(zhí)行權屬于選舉的市長和杜馬選出的多人委員會 управа 。但亞歷山大三世于1892和1894頒布的法令將市立杜馬置于地方長官（地方長官制）的直接管理之下，和地方自治局一樣。雖然依然有諸多限制，一些西伯利亞地區(qū)城市還是于1894年獲得類似的自治機構；1895年，部分高加索城市也獲得類似的自治權。
國家象征
國旗
俄羅斯帝國的國旗經過了多次變革。白藍紅三色旗（бело-сине-紅色флаг）在彼得大帝時期被首次用于艦隊旗幟。其中的三種顏色，白色表示光明正大和襟胸坦白，藍色表示忠誠、正直、完美無缺和純潔，紅色表示英勇、果敢、豁達和博愛。亞歷山大二世時期，以法律的形式將黑黃白三色正式確定為俄羅斯民族國家的顏色。其中黑色象征著國家的宏偉與強大，黃色象征著基督東正教信仰的繼承性，白色象征著對俄羅斯土地的忠實與無私奉獻。同時還宣布帶有國徽圖案的黑黃白三色旗（черно-желто-белыйфлаг）為俄羅斯唯一正宗的國旗。亞歷山大三世時期又將國旗改為彼得大帝時的白藍紅三色旗。1896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時經過委員會討論，帶有國徽的白藍紅三色旗被確立為國旗。
國徽
俄羅斯帝國的國徽為雙頭鷹。雙頭鷹原是拜占庭帝國的皇室徽標，拜占庭帝國滅亡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帝國的公主，成為拜占庭皇室的合法繼承人，繼承了雙頭鷹的徽標，以示莫斯科是第三羅馬。
雙頭鷹的鷹頭上裝飾著彼得大帝的三頂王冠，鷹爪上裝飾著權杖和金球，鷹的胸部有一個小紅盾，盾面上是圣·喬治刺龍的圖案。在沙皇時期，俄羅斯雙頭鷹頭戴的三頂皇冠中兩頂小皇冠象征著俄羅斯東、西部諸公國分享權利，大皇冠凌駕于兩頂小皇冠之上，象征著俄羅斯統一于沙皇的最高權力之下，鷹爪上的金球和權杖象征著沙皇專制王權。
軍事
軍隊建制
彼得大帝時期，俄羅斯帝國軍隊逐漸正規(guī)化，分為陸軍和海軍。俄羅斯陸軍由正規(guī)軍和非正規(guī)軍組成。正規(guī)軍的主要力量為野戰(zhàn)軍，也稱作戰(zhàn)軍。1699年第一支野戰(zhàn)軍建立，由27個步兵團、2個近衛(wèi)團、2個龍騎兵團組成。后經過數次整編，到1720年，野戰(zhàn)軍發(fā)展為51個步兵團（2個近衛(wèi)團、5個擲彈兵團、35個步兵團、9個守備團），33個龍騎兵團（30個火槍兵團和3個擲彈兵團），4個龍騎兵守備團，1個炮兵團。非正規(guī)軍是哥薩克騎兵軍，共4-5萬人。
彼得大帝時期還建立了一支海軍，包括2支艦隊：亞速海艦隊、紅旗波羅的海艦隊；2支分艦隊：里海分艦隊、白海分艦隊。其中波羅的海艦隊是最大的一支艦隊，至彼得一世死時，波羅的海艦隊擁有包括32艘主力艦、16艘三桅巡洋艦在內的895艘大小船只，水兵28000名。
募兵制
彼得一世時期，為補充軍隊，實行了募兵制。每年從納稅階層征集一定數量的應募兵，輸送到陸軍和海軍。新征集的兵員由國家供養(yǎng)，由國庫提供武器和統一的服裝，發(fā)給薪餉。對這些兵員要進行每日訓練，征兵年齡在20-30歲，不超過32歲。彼得大帝在位期間，共進行了53次征兵，其中有21次是全國性的常規(guī)征兵，32次是局部的補充征兵。通過這些征兵，超過30萬的新兵被招募進了軍隊。彼得一世之后，歷任沙皇對募兵制進行了補充和完善，直到1874年在米柳京改革中被義務兵役制所取代。
米柳京軍事改革
19世紀6、70年代，在俄羅斯廣泛的資產階級改革中，軍事上也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革，這次改革由陸軍大臣德米特里·阿列克謝耶維奇·米柳京（Милютин， 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主持，因而被稱為米柳京軍事改革。改革涉及軍隊的組織結構、軍事指揮體系、軍事司法、軍官培訓和軍隊訓練體制、兵役制度等。在軍隊結構方面，米柳京重新編組部隊，將師作為軍隊的最高基本戰(zhàn)術單位，并對各部隊制定了平時和戰(zhàn)時兩種編制。在軍事指揮體系上，米柳京擴大了陸軍部的權力，使之成為統率全國武裝力量的中心，并讓總參謀部成為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又在全國各地設置15個軍區(qū)，防止陸軍部權力過分集中。在軍官培訓與軍事訓練方面，米柳京改革軍事院校，建立了高等、中等、初等相結合的軍官培訓體系。同時改革戰(zhàn)備訓練，使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的訓練內容和方法逐漸正規(guī)化。在兵役制度方面，用普遍義務兵役制代替了實行多年的募兵制。
1905-1912年軍事改革
俄羅斯帝國在經歷日俄戰(zhàn)爭的失敗后，進行了最后一次軍事改革，涉及軍事領導體制、軍隊編制、補充方法、訓練等方面。在軍事領導體系方面，設置國防委員會，總統陸軍和海軍，并改革陸軍部，設立獨立的總參總局。在軍隊編制上，對陸軍進行整編，并調整了兵力部署。在兵役制度上，改革了服役時間及入伍年齡。除此之外，在軍官培養(yǎng)和軍事訓練等方面也進行了改革，使軍官不再局限于貴族階層，并頒布了新的訓練條令。
外交
俄羅斯帝國的外交政策可以總結為西方為主、東方為輔的雙頭鷹戰(zhàn)略。自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建立以來，俄羅斯外交始終是以加強與西方的聯系為主的。東方或南方在個別時候也曾在俄羅斯外交一度占據過主導的地位，但是比較短暫，東方或南方在俄羅斯外交布局中一直處在次要的位置。
俄英關系
北方戰(zhàn)爭時期，俄國與英國的關系經歷了對立、緩和、對立三個階段。大北方戰(zhàn)爭初期，英國維持波羅的海均勢以便奪取殖民地霸權，而俄國爭奪波羅的海霸權，雙方之間產生利益沖突，此時英國經濟軍事力量強大，俄國在俄英關系中處于被動。但此后隨著俄國在北方戰(zhàn)爭中不斷取得勝利，英國對俄國在波羅的海的擴張采取了默許態(tài)度，同時英國與瑞典關系惡化，這也使得英國倒向俄國一方，1715年，俄國與英國簽訂同盟。但隨著俄羅斯在波羅的海地區(qū)的進一步擴張，俄英關系再一次趨于對立。
19世紀，俄國與英國在中亞地區(qū)展開爭奪，19世紀前期，兩國的活動主要在波斯展開。19世紀中期，英俄兩國采取支持第三國的方式（英國支持阿富汗政權，俄國支持波斯政權）抑制對方勢力擴張。1879年到1895年，英俄兩國在土庫曼斯坦和帕米爾地區(qū)發(fā)生了直接的沖突，并就瓜分中亞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俄德關系
18世紀初彼得大帝擴大同西方交往。1744年德國陸軍元帥之女（即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到俄國，同俄國皇位繼承人彼得’·費多羅維奇（即彼得三世·費奧多羅維奇）結婚。彼得三世在位時推行同普魯士王國親善的政策。然而，18世紀中葉俄羅斯和普魯士曾兩次交戰(zhàn)，但在年兩國又握手言和，簽訂了防御聯盟，并與奧地利三次瓜分波蘭。1815年這三個國家結成神圣同盟。19世紀下半葉兩國的經濟往來較頻繁。1872年9月，俄國、德國和奧地利三國皇帝在柏林會晤，在1873年10月23日，三國皇帝在申布龍簽訂了被歷史稱為“三皇同盟”的協定。但隨著俄國與奧地利在巴爾干問題上產生沖突，德國選擇了奧地利一方，俄德關系不斷惡化，最終俄國與德國分屬協約國與反法西斯同盟兩大軍事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交戰(zhàn)。
俄法關系
18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成為歐洲大陸的第一強國，俄羅斯雖然與法國并不接壤，但也感受到法國的威脅，因而俄國通常站在法國的對立面的，實行聯普、聯奧抗法的政策。法國大革命后，俄國一直仇視法國革命，1792年，俄國宣布與法國斷交，參加了以英國為首的第一次反法同盟。1807年俄法雙方簽訂了《提爾西特和約》，俄法兩國關系得到了暫時的緩和。1812年，拿破侖·波拿巴發(fā)動了對俄羅斯的戰(zhàn)爭，兩國再次交戰(zhàn)。
普法戰(zhàn)爭結束初期直至1877年俄土戰(zhàn)爭前，雙方的關系呈現了一個友好合作期。然而，自1878年俄土戰(zhàn)爭后，俄法關系進入了一個相互疏遠的階段。直到1887年1月的法德戰(zhàn)爭危機中，俄國給與法國以支持，作為對俄國幫助的回報，法國積極地支持了俄羅斯的保加利亞政策。兩國關系呈現出結盟的趨勢，1893年12月27日和1894年1月4日，俄法兩國通過換文的形式使軍事協定正式生效，俄法同盟最終建立。
波羅的海問題
俄羅斯帝國早期對西部的外交主要圍繞在波羅的海問題上，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國際貿易的中心由地中海移至大西洋沿岸，波羅的海的出海口對于俄國來說顯得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俄羅斯的國內漸漸穩(wěn)定，通過一系列改革國力逐漸強大。此時從瑞典、芬蘭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手中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便成為了俄國外交的主要目的。1697年，彼得大帝帶領一支“超級使團”出訪歐洲各國，希望能得到西歐國家的軍事、外交支持，并試圖與歐洲國家簽訂反土耳其同盟。但反土同盟并沒能順利結成，這也使得彼得一世的目標由南方的黑海轉向了西方的波羅的海。彼得一世聯合波蘭、丹麥等國家與勃蘭登堡侯爵、薩克森公國等選帝侯建立了反對瑞典的同盟，同時與土耳其簽訂合約，以免后院失火。最終經過21年的大北方戰(zhàn)爭，俄羅斯與瑞典簽訂了《尼什塔特和約》，奪取了波羅的海出海口及沿岸的許多地區(qū)。
俄國通過大北方戰(zhàn)爭從瑞典手中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后，又進一步在波羅的海地區(qū)擴張，從彼得大帝時期開始，俄國便有計劃地削弱、控制波蘭，最終于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俄國通過三次瓜分波蘭，奪取了波蘭62%的領土。俄國在波羅的海的地盤取得了進一步的擴展，通過兼并波蘭，使俄國在其波羅的海沿岸和東歐的地位得到鞏固，使波蘭成為進軍西歐和黑海的跳板。
黑海問題
由于德意志帝國的崛起和俄國西部邊界的基本確立，俄國在西部方向的外交由過去積極進取的戰(zhàn)略方針轉為維持現狀的守勢。隨著波羅的海問題的解決和奧斯曼帝國的日益削弱，俄羅斯國家對外戰(zhàn)略的重心轉向南方，即圍繞奪取和維護黑海出海口，維系與這一地區(qū)傳統的文化宗教關系，鞏固自己的勢力范圍。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俄國發(fā)動了兩次對土耳其的戰(zhàn)爭。兩次俄土戰(zhàn)爭的勝利使得俄國獲得了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鞏固了俄國在黑海的地位，為俄國入侵巴爾干奠定了基礎。
俄國在黑海地區(qū)的大肆擴張引起了西歐國家的重視，歐洲列強敵視俄國，不斷干涉俄國對土耳其的侵略和影響。在歐洲列強的強大壓力下，俄羅斯不得已做出讓步。1840年7月，英、俄、普、奧和土耳其，簽署了第一次《倫敦協定》，俄國在黑海地區(qū)的獨占利益受到削弱。1841年7月，《倫敦海峽公約》的簽訂將俄國自18世紀以來在俄土雙邊交涉中所獲得的一切優(yōu)勢，都拱手交給了列強。土耳其也從屈服于俄國轉而受制于歐洲列強。雙方的矛盾最終引發(fā)了克里米亞戰(zhàn)爭。克里米亞戰(zhàn)爭俄國戰(zhàn)敗，于1856年被迫簽訂《巴黎和約》，條約規(guī)定：土耳其帝國的領土完整，土耳其海峽中立化，僅對商船開放，禁止俄國軍艦通行。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后，進行游說，利用法國和奧地利、法國和普魯士王國、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矛盾，使俄國從1856年《巴黎和約》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此后俄國又通過第三次俄土戰(zhàn)爭和巴爾干戰(zhàn)爭繼續(xù)在黑海沿岸擴張。
與中國的外交
17世紀時，俄國便積極向遠東擴張，并與中國清朝發(fā)生沖突。中俄分別于1689年和1727年簽署《尼布楚條約》《布連斯奇條約》和《恰克圖條約》確立邊界，但這并未阻止俄國的擴張野心。19世紀中葉， 俄國利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機，出兵強占中國黑龍江省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qū)，逼迫清政府簽訂《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勘分西北界約記》等不平等條約，割占了東北地區(qū)和西北的大片領土。
經濟
農業(yè)
在俄羅斯帝國農奴制改革前的農業(yè)環(huán)境中，地域差異顯著影響了農業(yè)的性質和發(fā)展。在富饒的南部黑土地帶，勞役租制度盛行，農奴不僅要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還需為地主耕種土地和完成其他勞動任務，如砍柴和割牧草。這一地區(qū)的農業(yè)產量逐漸增長，尤其是谷物和養(yǎng)牛業(yè)。地主們主要在國內市場銷售農產品，但到18世紀末，農產品出口也有所增加。這一現象反映了南部農業(yè)區(qū)與北部和中部地區(qū)的顯著不同，后者土地相對貧瘠，農民主要通過代役租制度來履行對地主和國家的義務。
在中部和北部的不太肥沃的土地上，農民主要依賴于生產黑麥和其他適應嚴酷氣候的谷物。由于土地的產量有限，農民不得不尋找其他收入來源以滿足生活和繳納代役租的需要。這導致了各種手工業(yè)在這些地區(qū)的興起，包括鐵器、木器和皮具制造。在冬季，大量農民會組成“勞動組合”（artel）外出尋找臨時工作，如木匠、油漆工和建筑工人等。這些額外的收入，加上有限的農產品，使大多數農民得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然而，盡管農業(yè)規(guī)模龐大并在擴張，技術和生產率卻相當落后。農奴制的存在嚴重影響了勞動力的使用效率，導致農村人口過剩，而農業(yè)現代化的進程則相當緩慢。
在19世紀初，俄羅斯帝國的農業(yè)和農奴制面臨著多重壓力和變革的需要。一方面，莊園經濟在18世紀后半期達到高峰，但隨著19世紀的到來，經濟圖景發(fā)生了顯著變化。莊園主開始將更多產品銷售到市場，特別是通過黑海出口谷物。這一變化加上人口的持續(xù)增長導致土地價格穩(wěn)步上升。然而，由于教育和視野的局限，大多數地主對這些新機會準備不足，無法有效地進行調整。同時，貴族階層的債務也在迅速增加，到19世紀中期，政府作為債務抵押擁有的農奴數量達到了農奴總數的三分之二。這一切都加劇了對農奴制改革的需求。
另一方面，農奴制在改革前的俄羅斯農業(yè)中占據核心地位，但其存在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地主為了適應新的市場機會和經濟節(jié)奏，開始擴大勞役租的規(guī)模并加重剝削程度。然而，由于農奴勞動力的效率低下，這并沒有解決提高生產效率的問題。到了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代役租開始增加，而勞役租則相應減少。這一變化反映了農奴制無法適應新經濟環(huán)境的局限性。與此同時，農民公社（obshchina）在農民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既服務于地主和國家的利益，也保護和促進農民的利益。這一復雜的社會和經濟背景最終促成了1861年農奴制的廢除，標志著俄羅斯社會結構和農業(yè)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
工業(yè)
18世紀初，彼得大帝實行了鼓勵和扶植手工工場的政策。1721年又頒布法令，正式將農奴勞動應用于工業(yè)之中。自此，手工工場開始發(fā)展。19世紀初的軍事、政治事件也對俄國的工業(yè)發(fā)展起了進一步的推動作用。戰(zhàn)爭的需要刺激了冶金工業(yè)、金屬加工工業(yè)、呢絨、麻布等工業(yè)的發(fā)展，1807年俄國參加了拿破侖的大陸封鎖體系以后，由于杜絕了英國廉價工業(yè)品的輸入，俄國的民族工業(yè)得到了發(fā)展。比如棉紡織業(yè)，1804年俄國棉紡織廠不過199家，工人6500名，生產額為五百萬俄羅斯盧布。1814年紡織廠增至423家，工人為39000千人，生產額增長了6倍，為三千萬盧布。由于俄羅斯的不斷擴張，領土面積不斷增大，國內市場也更加廣闊，也促進了俄國工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
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使農奴獲得人身自由，為資本主義工廠提供了自由勞動力。改革中向農民勒索的巨額贖金，為大機器生產提供了資金。因此，俄國農奴制改革后，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得較為迅速，經過了大約30年，工業(yè)革命基本完成。隨著工業(yè)革命的基本完成，出現了19世紀90年代的工業(yè)高漲。例如:從1860年到1900年，煤的產量由1800萬普特增長到9億9500萬普特，增長了55倍;生鐵產量從1900萬普特增長到1億7600多萬普特，增加了9倍多。棉紗的生產額從1870年的4800多萬俄羅斯盧布增長到1897年的1億3400多萬盧布，增加了近2.8倍，鐵路總長在改革后的40年中增加了40多倍，達6萬多公里。
在19世紀末期，俄羅斯已經建成了多個基礎工業(yè)區(qū)，包括莫斯科工業(yè)區(qū)、圣彼得堡工業(yè)區(qū)和波蘭工業(yè)區(qū)等。這些工業(yè)區(qū)各有特色，涵蓋了紡織業(yè)、金屬加工、化工產業(yè)等多個領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俄國的產品在西方沒有競爭力，俄國的出口方向大規(guī)模轉向了臨近的中東地區(qū)。這一切都顯示出，盡管面臨諸多挑戰(zhàn)和限制，俄羅斯帝國時期的工業(yè)和商業(yè)仍然在穩(wěn)步發(fā)展。
商業(yè)
在18世紀，俄羅斯帝國的商業(yè)活動逐漸興盛，特別是在伊麗莎白女皇在1753年廢除內部關稅后。這一時期，新的運河被開鑿，領土擴張和經濟多樣性的增加共同推動了國內商業(yè)的發(fā)展。主要的商業(yè)模式是南部的農產品被運到北部和中部，以換取那里的工業(yè)和手工業(yè)品。莫斯科成為了國內外貿易的重要中心，其他如圣彼得堡、里加、阿爾漢格爾斯克等城市也有顯著的商業(yè)地位。在遙遠的西伯利亞地區(qū)，托博爾斯克、托木斯克州和伊爾庫茨克也逐漸發(fā)展成為重要的商業(yè)和行政中心。
對外貿易在18世紀下半葉尤為活躍，特別是在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下。俄羅斯的年度進出口總額以俄羅斯盧布計算增長了兩倍，即使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這也是一個顯著的成就。波羅的海的港口城市如圣彼得堡、里加和利耶帕亞成為了俄國外貿的主要口岸。俄國主要出口鐵制品、紡織品、木材、大麻、亞麻、牛脂等原料，而進口則主要是葡萄酒、水果、咖啡、糖、優(yōu)質布料和工業(yè)制成品。
進入19世紀，俄羅斯的國內貿易也得到了迅速發(fā)展。特定地區(qū)形成了地區(qū)產業(yè)優(yōu)勢，例如西北地區(qū)的亞麻幾乎可以供應全俄羅斯。交通設施也在逐漸完善，尤其是運河和鐵路的建設。例如，連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羅斯第一條干線鐵路在1851年開始運營。這些都為商業(yè)提供了便利條件，促進了商品和資源的流通。 1904年全線通車的西伯利亞鐵路的修建，改變了西伯利亞和遠東閉塞、荒涼的面貌，帶動了工農業(yè)的發(fā)展，也帶動了東部地區(qū)的貿易額大幅度增長，使俄羅斯帝國東西部的經濟聯系加強。
在對外貿易方面，19世紀也有顯著的進展。谷物貿易的迅速增長使敖德薩和塔甘羅格等港口的地位快速上升。俄國繼續(xù)出口原料，如木材、大麻、亞麻、牛脂以及數量不斷增加的谷物。這一切都反映了俄羅斯在這兩個世紀中商業(yè)活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以及其在國內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文化
文學
俄羅斯近代文學的崛起與彼得大帝的改革密切相關，這一時期標志著俄羅斯文學與歐洲文學界的融合。18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主要是模仿和實驗，但也有一些作家如安基奧赫·坎捷米爾和米·羅蒙諾索夫在詩歌和諷刺文學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蘇馬羅科夫，А.П.則被譽為俄羅斯戲劇之父，他不僅創(chuàng)作了多種類型的戲劇，還是一家專門的俄羅斯劇院的第一位導演。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多具有時代特色和歷史題材。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俄羅斯文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加勃里爾·杰爾查文和丹尼斯·馮維辛是這一時期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杰爾查文以其頌詩著稱，特別是那些頌揚虛榮的女皇和女皇駕下的達官貴人的作品。杰尼斯·馮維辛則以喜劇《紈绔少年》贏得了不朽的名聲，該作品對俄羅斯鄉(xiāng)村貴族的行為舉止進行了深刻的刻畫。此外，尼古拉·卡拉姆津被認為是俄羅斯傷感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俄羅斯旅行者書信》和《可憐的麗莎》標志著新的傷感精神在俄羅斯的勝利。這一時期也見證了俄羅斯文學領域開始轉向民間傳說和俄羅斯歷史，以及對俄羅斯與西方對立的強調。
進入十九世紀前半期后，俄羅斯文學經歷了多種文學流派的更迭和發(fā)展。傷感主義由卡拉姆津引領，隨后逐漸衰退，為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讓路。浪漫主義在俄羅斯并沒有產生多少頂尖的文學人物，但它對諸如萊蒙托夫、亞歷山大·普希金和尼古萊·瓦西里耶維奇·果戈里等文學巨匠的藝術成長有所貢獻。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的詩歌則是俄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作，他的詩歌風格多愁善感，專注于主觀的感受，并對過去有興趣并將之理想化。與此同時，現實主義在俄羅斯文學中占據了更為重要的地位，被認為是俄羅斯文學真正獲得獨立性和原創(chuàng)性的基礎。寓言作者克雷洛夫和亞歷山大·格里鮑耶陀夫都是現實主義的重要代表。克雷洛夫的寓言作品深受人們喜愛，其作品以通俗、豐富和辛辣的語言，生動、準確和簡潔的敘事風格贏得了讀者。格利鮑耶陀夫的喜劇《聰明誤》則是對俄羅斯上層社會的尖銳批判，展示了代際沖突這一主題的早期但不失敏銳的揭示。
亞歷山大·普希金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涵蓋了詩歌、散文、戲劇等多個領域。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是對俄國有教養(yǎng)的社會階層及其問題的敏銳并十分現實的批判。他的散文作品《上尉的女兒》更是被認為是俄國現實主義的奠基之作。普希金的多才多藝和深刻的洞察力使他在俄羅斯文學史上占據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19世紀后半期的俄羅斯文學界，三位文學巨匠伊凡·屠格涅夫、費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爾斯泰的出現標志著一個全新的時代。屠格涅夫以其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生活的深刻洞察而著稱，他的作品涵蓋了從尼古拉一世的鐵腕統治到19世紀60、70年代反動統治的復辟的多個時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一位多產的右派作家，他的作品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不滿和呼聲，還深入探討了人性的復雜性和矛盾。
列夫·托爾斯泰是另一位在文學和道德方面都有深遠影響的作家。他的作品如《戰(zhàn)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不僅在藝術上達到了高峰，還體現了他對社會倫理和人性的深刻洞見。列夫·托爾斯泰后來轉向宗教和道德哲學，他的觀點甚至導致了他被俄國東正教會革出教會，但他的影響力仍然不減。
進入20世紀，俄羅斯文學進入了被稱為“白銀時代”的新階段。這一時期涌現出了大量的文學、藝術綱領、團體和運動，象征主義、未來派和其他多種文學流派應運而生。盡管這一時代的作品有時被批評為自負或晦澀，但它們無疑進一步豐富了俄國文學的內涵，展示了其多樣性和成熟度。
藝術
繪畫與美術
18世紀的俄羅斯繪畫與美術在帝國科學院的引領下取得了顯著進步。肖像畫成為這一時期最高水平的繪畫形式，其中德米特里·列維茨基的作品尤為出色。此外，費多特·舒賓作為俄羅斯第一位值得一提的雕塑家，也為俄羅斯美術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作品以生動和真實為特點，展示了高度的藝術修養(yǎng)和深刻的社會洞見。
進入19世紀，俄羅斯繪畫從新古典主義逐漸轉向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1863年，伊萬·克拉姆斯科伊領導的14名年輕畫家拒絕完成傳統的考試作業(yè)，堅持走向現實主義，這一事件被視為現實主義在俄羅斯繪畫中的決定性轉折。這一時期涌現出的藝術家如克拉姆斯克伊、伊里亞·列賓、瓦西里·蘇里科夫等，他們的作品不僅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還展示了豐富的心理內涵。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作品如列賓的《伏爾加河上的纖夫》《伊凡雷帝殺子》和克拉姆斯克伊的《無名女郎的肖像》《月夜》等。
音樂與戲劇
在18世紀，俄羅斯戲劇和音樂也取得了顯著進展。彼得大帝曾邀請德國演員來俄羅斯演出，后來的沙皇們也資助了法國和意大利的劇團。到了18世紀末，俄羅斯已經擁有多家公共劇院和一家戲劇學校。在音樂方面，米哈伊爾·格林卡被認為是“俄羅斯民族音樂之父”，他大量使用民歌旋律和主題曲，并對俄羅斯歷史和神話有著濃厚的興趣。
進入19世紀，俄羅斯音樂教育得到了極大的擴展。1862年，圣彼得堡成立了第一個音樂學校，由安東·魯賓斯坦擔任校長。這一時期涌現出的作曲家包括彼得·柴可夫斯基和“強力集團”的幾位藝術家，他們創(chuàng)立了俄羅斯民族音樂學派，運用民歌、旋律、傳說和傳奇創(chuàng)作出了多部著名的歌劇。
建筑
18世紀的俄羅斯建筑在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等人的支持下達到了繁榮的高峰。圣彼得堡從一片沼澤地中崛起，逐漸成為世界上最美麗和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城市之一。這一時期的建筑風格從巴洛克逐漸轉向新古典主義。著名的建筑師巴托羅梅奧·拉斯特雷利和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沃羅尼欣等人的作品，如冬宮、喀山大教堂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而19世紀的俄羅斯建筑受到了歐洲浪漫主義和歷史主義的影響。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建筑有莫斯科國立大學、克里姆林宮和伊薩基耶夫斯基大教堂等。這些建筑不僅在設計上具有創(chuàng)新性，而且在材料和施工技術方面也有所突破。這一時期的建筑師如康斯坦丁·托諾、尼古拉·貝諾瓦等人，他們的作品展示了俄羅斯建筑的多樣性和創(chuàng)新性。
教育
在彼得大帝的統治下，俄羅斯帝國的教育體系經歷了顯著的改革和發(fā)展。彼得大帝不僅推動了出版業(yè)的發(fā)展，還引入了新的字母和數字系統，以促進文化和教育的現代化。他還派遣年輕人到國外學習，并在國內開辦了各種新型學校，包括數學和航海學校、海軍學校、炮兵學校和工程學校。這些學校覆蓋了從基礎教育到專業(yè)教育的各個層次，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教育體系。此外，彼得大帝還推動了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包括創(chuàng)建自然科學博物館、大型圖書館和科學院。
在彼得大帝去世后，盡管教育體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但18世紀后期的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又為俄羅斯的文化和教育帶來了新的活力。出版業(yè)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大量的書籍和期刊被出版。1755年，俄羅斯的第一所大學——莫斯科國立大學也在這一時期成立，標志著俄羅斯高等教育的起步。然而，這一時期的教育依然存在明顯的社會分裂，精英階層的教育趨于世俗化和現代化，而大多數農民階層則仍然處于相對封閉和傳統的文化環(huán)境中。盡管如此，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和信息，如民間傳說和流行的印刷物，也在農民中得到了傳播，顯示出文化和教育在逐漸滲透到更廣泛的社會群體。
在俄羅斯帝國中期，教育體系經歷了顯著的變革和發(fā)展。亞歷山大一世的改革使得接受國立大學和中學教育變得更加容易。教育部的建立于1802年標志著教育體系的組織化，帝國被劃分為六個學區(qū)，每個學區(qū)都有一個督學和一所大學。這一時期還許多私立學校和專門學院興起，如位于皇村的著名的帝國學院。然而，盡管學生數量有所增加，但這些數字仍然反映出俄國在教育方面的進步。私立學校和家庭教育也開始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特別是在尼古拉一世的統治下。
尼古拉一世的教育政策對俄羅斯教育和學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多數為負面。他試圖通過集權化和標準化的手段來控制教育，包括限制根據社會背景接受教育的權利和只允許灌輸官方意識形態(tài)。政府的教育政策也反映了其對維持社會等級制度的執(zhí)著，通過提高學費和要求特殊證書來限制不同社會階層接受教育的機會。盡管如此，政府在基礎設施和教師福利方面也有一定的貢獻，如建立新的校舍和圖書館，提高教師工資，以及支持學術研究。
在尼古拉一世去世后，俄羅斯帝國的教育體制也隨著農奴制改革而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革。1863年的大學法案賦予了大學更多自治權，同時廢除了之前對大學的若干限制。地方自治局改革于1864年啟動，為鄉(xiāng)村學校的建設提供了便利。然而，這一自由化趨勢并沒有持續(xù)太久，教育事業(yè)也因政府的干預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德米特里·托爾斯泰接任教育大臣后，努力改革教育體制，特別是在中等教育方面。他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提高教育標準和限制社會底層學生進入大學，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不平等。
盡管教育體制面臨諸多挑戰(zhàn)，包括政府和教會的干預，俄羅斯的教育仍在穩(wěn)步發(fā)展。從1856年到1896年，入學兒童數量增長了近十倍，達到380萬。到1911年，這一數字進一步增加到660萬。高等教育方面，俄羅斯大學數量逐漸增加，包括托木斯克理工大學和薩拉托夫大學等。女性也逐漸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特別是通過參加大學中心設立的特殊課程。到了20世紀初，盡管仍存在許多限制和挑戰(zhàn)，俄羅斯大學的學術氛圍和多元化程度已經與西方國家的大學相當。
科技
在18世紀的俄羅斯，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呈現出多元化和跨學科的特點。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是這一時期最杰出的科學家，他不僅是俄羅斯語法學的先驅，還在化學、物理學、天文學等多個領域有著重要的貢獻。羅蒙諾索夫的多才多藝和全面的學識使他成為俄羅斯科學界的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他的工作包括開發(fā)世界上第一門物理化學課程，發(fā)現物質和能量守恒定律，以及對電、熱和光等多個領域的研究。
除了羅蒙諾索夫的個人成就外，18世紀的俄羅斯還以大規(guī)模、有組織的科學探險活動而聞名。這些探險隊不僅對帝國的遙遠地區(qū)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還在地理學、生物學、礦物學等多個學科上取得了突破。同時，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也得到了廣泛的關注，例如經濟學的研究始于彼得大帝時期，而歷史學的發(fā)展則得益于外籍學者的貢獻。這一時期的科學技術活動展示了俄羅斯在吸收西方科學知識的同時，也在多個領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向和成就。
進入19世紀，隨著俄羅斯帝國教育體系的發(fā)展和完善，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也開始呈現多元化和跨學科的特點。在數學領域，尼古拉·羅巴切夫斯基的非歐幾里德幾何學成為思想史上的里程碑，為現代數學和物理學的發(fā)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天文學也取得了顯著進展，以普爾科沃天文臺為代表，成為了吸引國際天文學家的重要研究和教學基地。物理和化學方面，在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統治下，瓦西里·彼得羅夫和尼古拉·濟寧等人為這兩個領域做出了顯著貢獻。
自然科學的其他領域，如生物學和地理學，也有所發(fā)展。查理·恩斯特·貝爾在胚胎學方面有著突出貢獻，而俄國的地理探險和科學考察也為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增色不少。人文科學概論和社會科學方面，俄羅斯的“東方學”和歷史學得到了全面發(fā)展，尼古拉·卡拉姆津的《俄羅斯國家史》等作品贏得了廣泛的讀者認可。
而在十九世紀后半葉及二十世紀初，俄羅斯也在多個科學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數學家帕夫努季·切比雪夫和女性數學家索非婭·柯瓦列夫斯卡婭等人在數學領域有著重要貢獻。化學家德米特里·門捷列夫則以其元素周期表著稱，該周期表不僅系統地組織了已知元素，還準確地預測了未知元素。物理學領域也有如亞歷山大·斯托列托夫和彼得·列別杰夫等杰出學者，他們在電磁學、光學等方面有著突出表現。此外，巴維爾·亞布洛奇科夫和亞歷山大·波波夫等發(fā)明家在電光源和無線電方面也有重要貢獻，盡管他們的成就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國際認可。
在生物學和醫(yī)學方面，俄羅斯的成就甚至超過了物理學。亞歷山大·柯瓦列夫斯基和埃黎耶·梅契尼可夫在動物界、胚胎學和細菌學方面有著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尤其是梅契尼科夫，他在白血球功能、免疫和老化方面的研究有著深遠影響。生理學家伊萬·謝切諾夫和伊萬·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也為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除了自然科學，俄羅斯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也有著豐富的研究成果，包括法律、經濟學、歷史學和藝術史等，這些都反映了俄羅斯帝國晚期科學和學術的多元和深度。
社會
宗教
在俄羅斯帝國，東正教不僅是國教，而且在國家基本法中有明確規(guī)定。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信仰層面，更滲透到政治和社會結構中。俄羅斯皇帝被視為東正教的最高保護者和守護者，他不能信仰東正教以外的任何其他信仰。這種與國家深度綁定的關系使東正教在俄羅斯帝國內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和權威。自1721年起，俄羅斯東正教采用了主教結構，并成為國家機構之一。教會的最高管理機構是神圣管理會議，而皇帝則是教會的最高領袖。
然而，東正教在俄羅斯帝國內并非唯一受到承認和保護的宗教。例如，羅馬天主教、路德宗等其他基督教教派也有一定的地位和權利。伊斯蘭教、猶太教和佛教等其他非基督教團體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承認。但與東正教相比，這些宗教的權利和特權明顯較少。直到1905年，俄羅斯帝國才開始逐漸放寬對其他宗教和教派的限制，允許人們自由選擇信仰。這一變化標志著俄羅斯帝國宗教政策的某種轉變，但東正教仍然保持其主導地位。
階級
貴族
在俄羅斯帝國時期，貴族階級的地位和權利經歷了多次變化。直到1785年，貴族有義務在衛(wèi)隊（一種軍校）服役，然后成為一名軍官。衛(wèi)兵在多次宮廷政變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從1861年至1917年，貴族逐漸失去了其經濟角色，大部分適合農業(yè)的土地轉移到了農民社區(qū)。貴族在軍官和公務員中的人數優(yōu)勢也在減少。同時還有出現于1722年的終身貴族，出現于1722年，包括擔任國家公職，但其官階不能身世襲貴族之列的人。從1785 年起，終身貴族被免除體罰、賦稅和兵役，但不允許其占有農奴。他們被載入特殊的城市居民簿，而不是省貴族家譜，與此同時，彼得大帝時期還開始采用西歐社會的頭銜，如“男爵”和“伯爵”等。此外，格魯吉亞、波蘭、韃和莫爾多瓦等地的貴族也被納入俄羅斯貴族體系。
神職人員
神職人員在俄羅斯帝國中享有特權，免征人頭稅和征兵。他們分為白人（允許組建家庭）和黑人（修道院）。然而，十八世紀的一系列法案限制了神職人員（主要是修道院）的經濟活動。到1801年，修道院神職人員和到1811年的普通僧侶免于體罰。1897年的數據顯示，神職人員總人數為589，000人。
商人
商人階級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下得到明確，分為三個行會，資本量決定其歸屬。他們在城市自治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免于人頭稅和征兵。商人階層在工業(yè)化的推動下逐漸壯大，但并沒有政治權力。到1917年，商人階層有24萬人。
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主要由城市中的小商人和工匠組成。他們需要支付人頭稅和內部城市費用，并服征兵。他們有權組建公司和享有莊園自治。根據1897年的全俄人口普查，小資產階級是僅次于農民的第二大社會階層。
農民
農民是俄羅斯帝國最龐大的社會階層，約占總人口的80%。1861年廢除農奴制后，農民開始擁有土地，并團結在農村社區(qū)中。土地短缺成為一個問題，政府通過多種方式，包括土地改革和鼓勵農民遷移到其他地區(qū)來解決這一問題。
哥薩克
哥薩克人是一群特殊的軍事力量，直到十九世紀才成為國家的可靠支持者。他們在多次起義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在1798年被正式納入等級體系，可以獲得世襲貴族的身份。
帝王世系
表格內數據來源：
參考資料 >
1897年俄羅斯帝國第一次人口普查.Приложение Демоскопа Weekly.2023-09-06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4–2017 俄羅斯大百科全書 2004-2017.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俄羅斯帝國.2023-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