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1613年7月15日 -1682年2月15日），原名，字忠清、寧人，后改名炎武，號亭林，江蘇蘇州府昆山市（今江蘇省昆山市）人，學者尊為亭林先生，與王夫之、黃宗羲并稱清代“三大儒”，與歸莊有“歸奇顧怪”之稱，明末清初著名學者。
顧炎武出生于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十四歲考中秀才，此后屢次參加鄉試皆敗，在二十七歲時最終放棄科舉考試，退而讀書著述。崇禎十七年（1644年）冬，經昆山令推薦，顧炎武被授兵部司務。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顧炎武與友參加前明邵陽市巡撫王永作領導的義軍，于昆山起義自守。守衛過程中兩胞弟慘遭殺害。
順治帝七年（1650年）他加入了明遺民所組織的驚隱詩社，九年春完成了《天下郡國利病書》初稿，并到北方學習。然而，家仆陸恩告發了他與海外通敵。顧炎武最終以殺有罪奴的罪名被釋放，但陸恩的女兒糾集了一群人洗劫了顧家。顧炎武在順治十四年開始北游。康熙帝七年（1668年），顧炎武被山東萊州黃培的“逆詩”案所牽連，入獄一年多。后來，顧炎武隱居在陜西華山。康熙帝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病逝，享年七十。
顧炎武學問廣博，通經史百家，于天文地理、政治經濟學以及音韻訓之學，都有研究。開清代樸學風氣，對后來的乾嘉學派很有影響。標舉“經世致用”，指出“舍經學無理學”，強調“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在音韻學方面，闡明音學源流，分古韻為十部，有承前啟后之功。工詩，沉郁蒼涼，得杜甫之神髓。有《日知錄校釋》《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韻補正》《亭林詩文集》等。
人物生平
顧炎武的一生經波瀾壯闊，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
家世及青年時期（1歲—31歲）
朱翊鈞萬歷四十一年五月二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顧炎武出生王江南蘇州府昆山縣城東南三十六里的千墩鎮。顧家是官宦世家，但到顧炎武顧紹芳父親這一代，家道有所衰落，其父也未進官場。顧炎武自幼過繼給親祖父之弟顧紹芾作嗣孫，受其嗣祖父影響，通讀經書《左傳》《國語》《戰國策》，還有兵法書《孫子》《吳起兵法》，同時還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興革之故，都熟悉并且深究。
天啟六年（1626年），在別人的勸說下，嗣祖父顧紹芾把顧炎武送去縣學。然而，顧炎武在縣學讀書時并不安分，同好友歸莊（明代散文家歸有光曾孫，書畫篆刻家歸昌世之子）一起參加了復社。復社組織表面打著“興復古學”旗號，實則為晚明東林黨進行社會改良的輿論陣地。在復社里，顧先武結識了許多有學問的朋友，一起議論朝政，探究學術，眼界大開。
顧炎武童子試成績很好，深受蘇州市知府寇慎的賞識。天啟六年（1626年），顧炎武十四歲時成為一名生員，也就是秀才，但此后多次參加鄉試，均無建樹。崇禎十二年（1639年），27歲的顧炎武最終放棄科舉考試，退而讀書、著書。崇禎十四年（1641）顧炎武二十九歲的時候，他的繼嗣祖交顧紹去世，顧炎武作為一的繼嗣的孫子，理應繼承家業。然而出自同一曾祖父的從叔顧葉墅和從兄顧維卻看得眼紅，要來爭奪家產，企圖置顧炎武于死地。因此，顧炎武之所以對中國人的“窩里斗”的劣根性特別痛恨，除了對政治上的“窩單斗”導致亡國的慘痛教訓的總結外，也與他親身經歷的“家難”有關。
投身抗清時期（32歲—45歲）
清軍入關以后，江南先后出現了多個南明。清順治帝二年（1645年）春，顧炎武被人推薦聘為兵部司務。為此，顧炎武準備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復興計劃。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當顧炎武收拾停當，準備赴南都上任之時，卻傳來南都陷落的消息，弘光帝出逃，在蕪湖市被叛將劉良佐執獲，送交清軍。
順治帝二年（1645年）閏六月，明宗室朱聿鍵朱聿鍵在福州市稱帝，年號隆武。朱聿鍵秘密派人來到昆山市，授予顧炎武兵部職方司主事，希望其能為朝廷效力。順治帝三年冬，顧炎武帶著家人啟程，準備赴隆武之召，在半路上，又傳來了延平方面隆武帝敗亡的消息。隆武政權覆滅后，顧炎武又寫密信給鄭成功，試圖跟海上抗清武裝力量建立聯系，未獲成功。后又嘗試從海道投奔南明的另一個小朝廷魯王政權，也沒有成功。此后，他開始過起遺民生活。
1648年的秋天，顧炎武隱居在太湖地區讀書，反思前幾年抗清斗爭的生活。順治帝七年（1650年），為了安全起見，稍稍剪了些頭發，扮作商賈潛行。顧炎武的家奴陸恩非常熟悉顧炎武的行蹤，知道顧炎武自清兵南下之時，就積極參加抗清活動，先接受南明小王朝弘光帝、朱聿鐭的冊封，后與魯王聯系，又與鄭成功有過接觸，其后到處活動，行蹤不定，作為商賈卻暗中做些與清廷不利的事。
順治九年（1652年）起，陸恩和當地里豪大戶葉方恒相勾結，想霸占顧炎武家的田地，于是想出了一條計策，準備向官府告發，說顧炎武“通海”，與鄭成功等海上抗清力量有聯系，如果罪名成立，那是要殺頭的。顧炎武得知陸恩要向官府告發的消息，于順治帝十二年（1655年）五月十三日趕回家中抓住陸恩，在他身上綁塊大石頭投到自家的池塘中。因為這件事，顧炎武被捕下獄，后經親朋好友營救，第二年春天出獄，之后又有幾次險些遇害。顧炎武意識到家鄉不可久留，決定離開江南，離開家鄉，到北方去，一來可以避仇，二來可以訪學交友，三來可以察看北方的抗清斗爭形式。
北游時期（45歲—60歲）
順治十四年（1657年）秋，顧炎武開始了后半生“北學于中國”的歷程。炎武在北方游歷甚廣， 先后到過山東省、北京、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陜西省等省份。到了山東以后，顧炎武以抵押借貸形式放款給謝長吉。謝氏想用這筆貸款大賺一筆，不料被坑。按理先前作為抵押的千畝莊田應歸顧炎武所有，但謝氏總想使莊田回到自己手中，于是設局，致使顧炎武陷入了“黃培詩案”。
“黃培詩案”是愛新覺羅·玄燁七年（1668年）在山東發生的一起文字獄事件，這場案子牽連到顧炎武，致使顧炎武被關進了監獄，這是他第二次進入監獄。顧炎武在濟南府獄里一年有余，得到親友們的營救，危機得到化解，千畝莊田被當局重新判歸顧炎武。康熙帝十六年（1677年）以前，他一直都是自己管理田莊，直到離開山東省，才委托他人代為管理。
康熙年間，因為三個外甥徐乾學、徐元文、徐彥和先后進京做了高官，顧炎武雖客居山東，也時常出入于北京，盡管甥舅關系比較密切，但顧炎武在政治上始終不肯與清代當局合作。清廷曾屢次嘗試聘請他參加由官方主持的《明史》編工作，都被他拒絕。
顧炎武在渭河平原有三位摯友，華陰市王宏撰、富平李因篤、盩厔縣李二曲。顧炎武為了不與清朝合作，遠離了京城，到陜西華山之麓找他的摯友，并且隱居起來。自定居華陰后，顧炎武再也沒有回過山東省，也沒有再入京師，只是往來于秦、晉之間，直到康熙帝十八年（1679年）才做了一次長途旅行，目的地是少林寺。
弘光元年（1645年）春，顧炎武出任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兵部司務，未到任之前，就先為朝廷出謀劃策，針對南京政權軍政種種弊端，從軍事戰略、兵力來源和財政整頓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議，撰寫了《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等。
崇禎十二年（1639年），顧炎武參加科舉考試再一次失敗。此后，他不再參加科舉考試，發憤讀書，著手進行《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寫作，至順治帝十四年（1657年）秋，完成初稿。《天下郡國利病書》可以說是明朝的一統志，記述了明朝各省府的沿革地理、賦役、屯墾、水利、漕運、兵防、馬政、鹽政、少數民族及農民起義等，包含豐富的記錄明朝社會經濟情況的資料。
康熙六年（1667年），他完成了《與友人論學書》寫作。其中提出了“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學術綱領，強調學者必須先立其為人之本，做到“行己有恥”。顧炎武一生，注重讀書，重視社會調查，勤于札記著作，將心得寫成條文，積數十年之心力，到晚年才寫成《日知錄》。《日知錄》內容很多，考證較精，主要是社會歷史諸問題，其中歷史學方面的內容，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成為顧炎武的代表作。顧炎武素以“經師”著稱，但從其一生的學術活動及其思想來看，其實他是經史并重，其史學貢獻不亞于經學。他一生勤于著述，其中大半為史學論著，最重要的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還有《圣安記事》《明季實錄》《歷代宅京記》《昌平山水記》《營平二州史事》《左傳杜解補正》《金石文字記》《求古錄》《山東考古錄》等10數種。顧炎武總結中國古代歷史以及明朝滅亡的教訓，以具體社會問題為導向進行研究，他的《郡縣論》《錢糧論》《生員論》都是在對社會問題系統研究、實地踏勘后，寫出的有針對性的文章，起到了振聾發聵的效果。
晚年與逝世（61歲—70歲）
顧炎武后來致力于學術研究，留心于經世致用之學。康熙帝十八年（1679）春，顧炎武作《與施惠山書》，通明其“經學即理學”的學術宗旨。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1682年2月10日），顧炎武在山西曲沃韓宣友人家，上馬時不慎失足，嘔吐不止，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去世，享年七十歲。
哲學思想
顧炎武的哲學思想具有三大問題意識：一是從本體論上解決讀書人“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的問題；二是從認識論上解決“專用心向內”、只重“德性之知”而排斥“見聞之知”以至“士無實學”的問題：三是從歷史觀上解決如何認識社會發展的辯證規律，為“通變宜民”的社會改革提供哲學依據，并堅定民族復興之信念的問題。
本體論
顧炎武精研《易》學，從中概括出唯物、唯變的本體論學說。從這一學說中，他引申出“非器則道無所寓”的道器論，為自強不息、與時偕行的實踐觀提供了哲學形上學的依據：也是從這一學說出發，他發揮出“有恒”的思想，為堅定民族氣節、奉常以處變的個人道德踐履提供了堅強的信念。
易學本體論
顧炎武的本體論重建，正是從復歸六經、精研《易》學來著手的。對于《周易》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顧炎武予以極高的推崇，有“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之書不能以盡《易》”之說。在顧炎武看來，《易》學是統攝切的學問，是一切學問的核心和靈魂。他重下學工夫而反對空談心性，伯并不拒斥講“一貫”、講“盡心”講“上達”，而是要把哲理從虛無飄渺的幽寞世界拉回到現實的人間，講現實生活世界中的理，提倡就在現實的生活和實踐中“盡心”“上達”“一以貫之”。
“氣”為世界本源
顧炎武的本體論思想，是對張載的元氣本體論的謎承和發揮。他以物質性的“氣”為世界之本原，以“氣”之聚散來解釋方物的生滅成毀，并以此說明一切真體事物存在的有限性和相對性；以“氣”之感應來說明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并以此來揭示事物之間同類相感的必然性；以“氣”之盛衰和聚散來說明精神現象的存在和消亡，并以此批判“靈魂不滅”的觀念由此而發揮出一整套“唯物”“唯變”的哲學見解。顧炎武對于本體論問題的研究，有其十分明確的實踐目的，即“明體適用”。從“唯物”“唯變”的本體論原則中，他引！申出“非器則道無所寓”的道器論，“道”不在心性空談之中，而在現實存在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中，要認識“道”，就必須致力于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這就為他進一步從認識論上解決“士無實學”的問題提供了本體論的依據。
認識論
在認識論上，顧炎武借程朱的“道問學”來大做文章，對陸王心學“專用心向內”的流批判不遺余力，把程朱旨在體認“天理”的“道問學”改造成為一種尊重認知的相對獨立性的學說，從而開辟了中國哲學知識論的前進方向。
重視實踐
顧炎武哲學思想的一大問題意識是，如何從認識論上解決讀書人“專用心向內”、以至“上無實學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不僅在“博學于文”的理論論說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上，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開避廣中國哲學知識論的前進方向。顧炎武提出了“博學于文，行已有恥”的治學宗旨。“博學于文”包括兩大知識部類：一是自然知識和工藝知識，二是社會歷史的知識。他強調“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從而把人們引向對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之探討的廣闊天地。
認識中的主客觀關系
顧炎武既講“明體適用”“體用一源”，故主張“合內外之道”。他在如何處理“內”與“外”這對范疇的關系問題，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內釋而外吾儒”的觀點。他說圣人之學本質上是一種注重個人道德踐履和社會政治實踐的學說，雖然也講“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有體用之分，但并沒有用心于內之說。顧炎武反對理學家專用心于內”，但主張發揮“心”的能動作用，去認識事物，去“裁物制事”。
認識的辯證過程
顧炎武在闡明認識中的主客體關系的基礎上，文進而對認識的辯證過程作了深人的探討，對認識過程中的“下學”與“上達”“博”與"約”的辯證關系作了深刻的論說。他強調，認識的目的是為了指導實踐：“君子之為學也：非利已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于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他認為，對于真正的君子來說，治學的三的不是利自，所以就不能只關注個人的身心，而必須研究現實的社會，指導社會實踐。在明、清之際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就是要著重總結先進的漢民族為科么會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歷史教訓，思考如何以“明道淑人之心”而為“撥亂反正之事”，把民族從亡國的慘禍中探救出來。顧炎武的這一論述的重大意義，首先就在于理論亡的撥刮反正，即把讀書人的心靈從空談心性的理學梏中解放出來，重新恢復古老的中國哲學重社會實踐的優秀傳統。
認識的多樣性和無限發展
他認為知識的積累有個過程，治學要循序漸進，不可急于求成，不可撥苗助長。正因為顧炎武意識到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性，所以他認為真理的追求乃是一個無限的過程。他以為人類的認識和實踐是不斷發展的，后人的認識和實踐水平必定勝過前人：“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后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正因為顧炎武把自然知識，藝知識和社會知識作為認識的對象，而不是傳統的“格”倫理之“物”“致”道德之“知”，所以他才能意識到真理的追求乃是一個無限的過程，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從倫理學意義上的“境界”論改造為知識論意義上的關于認識無窮發展的學說。他的哲學思想，有力地針砭了晚明讀書人“山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把哲學貴族化的傾向，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真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的廣闊知識天地。
辯證法
顧炎武哲學思想的第三大問題意識是，如何認識社會發展的辯證規律，為“通變宜民”的社會改革提供哲學依據，并樹立對于民族復興的堅定信念。為了解決這一關系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重大理論問題，他精研《易》理，將“惟物”“惟變”的哲學認識、特別是關于事物辯證發展的觀念運用于社會歷史領域，提出了“天下勢而已矣”“勢有相因而天心系為”的歷史演化觀。他從“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邪說之作與世升降”的歷史事實中，看到了前進與后退，上升與下降，總是在同一條道路上顯示出它的固有的二重性。他不僅從“勢”的發展變化中總結出矛盾雙方無不在一定的條件下向著其租反方面轉化的辯證法則，而看到了“勢”的變化有一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猜測到了事物的發展在更高的基礎亡向著其開始的階段復歸的傾向。他堅信“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認為傳統的制度已“居不得不變之勢”，從“百王之治至殊”的歷史事實中總結出“通變宜民”“唯變所適”的辯證法則。
歷史辯證法
他把辯證發展的觀念用于觀察社會歷史，發現在人類社會中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朱儒的先驗之“理”，而是客觀存在的“勢”。因此，他不再以宋儒的先驗的天理史觀來論說歷史！而是從人類的生活和實踐中去探尋歷史的規律，提出了“勢有相因”的歷史演化觀。顧炎武自覺繼承了司馬遷、劉知己、杜佑、柳宗元用“勢”來解釋社會歷史的思想，并加以發展，鮮明地作出了“大下勢而已矣”“勢有相因而天心系焉”的哲學概括。顧炎武的特識在于，他看到了“勢”作為歷史發展的某種趨勢或必然性，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歷史活動的某種神秘的宿命。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界不同，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某種盲自的力量，而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則是具有自覺能動性的人所造成的。他認為，要認識歷史的規律，只有從人的歷更活動所造成的相因之勢中去認識，而只要人們從相因之勢中認識到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則，就可以據此以預測未來，并破除對于歷史的神秘主義觀念。
社會發展規律
他認為，根據既往的歷史，可以認識歷史辯證法之“常”；而根據歷史辯證法之“常”，又可以預測未來的社會歷史之“變”；社會的發展變化雖然“日新而無窮”，但都遵循著事物發展的辯證法則。顧炎武還猜測到，在歷史的發展中，似乎隱然有一個先肯定、再否定、再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在起著作用，并將此種帶有規律性的認識運用于其對于社會改革方案的設計。都縣制否定封建制是第一次否定，但否定郡縣制的絕不是封建制，而是在更高的基礎上向著其出發點的復歸。所謂“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就是說在未來的新行政體制設置中，將包含歷史上先后出現過的各種行政體制的合理因素。又如，他還意識到，社會的發展有一個由“質”到“文”、又有一個在更高的基礎上向著“質”復歸的傾向。他已經意識到，只有通過發展經濟，使社會的物質財富極大地豐富起來，從而使得人們不需要“機智”和“好偽”就可以滿足其對于“厚生”的要求以后，就有可能使人性在更高的基礎上重返原始的淳樸。似乎可以斷言，顧炎武不僅真有歷史進化的思想，而自已經猜測到社會發展進化的某些辯證規律。
順應社會發展規律
基于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考察，顧炎武從《周易》中發揮出“過中則變”的時”與“變”之義。他說：“道之污隆，各以其時。”人們的歷史活動，總是受到特定社會條件的制要審時度勢，把握變革的時機。他認為，只有在事物的發展過中”即開始向其相反方面轉化的時候，才是變革的時機成熟之時：此時兒而作，就能取信于人。因此，他堅信：“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他通過考察歷史，證明了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他認為，中國的任何事情都只有在“窮”——窮途末路、不得不變——之時才會變；否則，縱然是再好的改革建議，也不會被統治者所采納。這是他所說的“窮則變”的第一層含義。另方面，顧炎武也看到，某種改革措施的實行又確實是需要定的時機的，只有改革的時機成熟了，才可能盡量做到有利而無整或利大于。面對明未社會的嚴重危機，顧炎武認為傳統的制度己“居不得不變之勢”，因而表達了對于改單的強烈愿望。
后世影響
對哲學史的影響
首先，顧炎武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和整理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他對儒家經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周易風水》和《尚書》等經典。他通過解讀和注釋這些經典，提出了自己的哲學觀點，并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他的研究成果為后世的學者和思想家提供了參考。
此外，顧炎武還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創新。他倡導“經世致用”的研究方法，主張學者應學以致用，關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現實問題，面對具體的社會矛盾，用所學知識去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主張將哲學理論與實際問題相結合，關注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的需求。他強調哲學研究應該具有實踐性和應用性，為社會發展和人民福祉做出貢獻。他的研究方法推動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發展。
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認為，集儒援道人儒是從周敦顧講所謂“無極之真”開始的，這就是后來舉業用釋老之書的濫巔。從此，莊子的“真知”取代了儒家的“實學”，道家的神秘的精神修煉取代了儒家的經世致用，這就為后來“御河之水變為赤而”的巨大民族災難埋下了禍根。顧炎武通過提倡經學來作為其倡導經世致用之實學的號召。他提出了“理學，經學也”的著名命題。學者要以研究古經為根，而不必到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中去討生活。
對樸學的影響
首先，顧炎武開創了樸學。他在《日知錄》中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思想，主張通過觀察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來認識世界。他認為，只有通過實踐和觀察，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從而獲得真知。這種思想與樸學的核心觀點相吻合，為樸學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礎。
其次，顧炎武對樸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他在《日知錄》中提出了“經世致用”的研究方法，主張將哲學理論與實際問題相結合，關注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的需求。他強調哲學研究應該具有實踐性和應用性，為社會發展和人民福祉做出貢獻。這種實用主義的思想觀點推動了樸學的發展，使樸學更加注重實踐和應用。
此外，顧炎武對樸學的思想內容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擴展。他在《日知錄》中對儒家經典進行了深入的解讀和注釋，提出了自己的哲學觀點，并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他將儒家思想與道家、墨家、法家等其他學派的思想進行了整合和比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體系。他的研究成果為樸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對乾嘉學派的影響
顧炎武主張以實用為導向的教育，提倡將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強調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和實踐技能。他強調教育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品德和道德修養，強調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顧炎武治學, 以“明學術, 正人心, 撥亂世, 以興太平之事” 為宗旨 。他一生批評空談心性、剿說玄理的虛蕪之論 , 極力倡導“博學于文” 、“行己有恥” 的學術理念。在他看來,學問之道, 貴在明道淑人, 撫世宰物。乾嘉學者重視將學問應用于現實,解決社會問題,這與顧炎武“經世致用”思想一脈相承。同時顧炎武提倡“考訂訓詁”學術方法,乾嘉學派繼承并發揚此學風,注重考證歷史和經典。顧炎武還倡導“國學”,乾嘉學派也重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與學問。強調道德實踐。他強調儒學的道德實踐功能,而乾嘉學派也將儒家學說同社會道德結合。顧炎武提倡古文,反對腐儒空談,這也啟發了乾嘉學派的古文運動。
乾嘉學派繼承和發揚了顧炎武的思想，將其融入到自己的理論體系中。乾嘉學派在清代的政治、經濟和教育領域都有影響，對中原地區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對音韻學的影響
顧炎武的音韻學研究不僅對學術界產生了影響，也對社會產生了影響。他的研究成果被廣泛應用于當時的文字教育和文字改革中。顧炎武認為，音韻學是研究文字的基礎，只有正確理解和掌握音韻規律，才能正確使用和書寫文字。他主張以音韻學為基礎進行文字教育，提倡以正確的發音和韻律來學習和書寫文字。這一觀點對當時的教育改革產生了推動作用，也對后世的文字教育產生了影響。
此外，顧炎武的音韻學研究還對后世的語言學和方言學產生了影響。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為后來的學者提供了借鑒和啟示。他提出的“韻母分析法”對后世的方言研究和語音學研究具有啟發作用。他的研究成果也為后來的音韻學家提供了參考和基礎，促進了對中國音韻學的發展。
對近代革命的影響
顧炎武的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晚清革命派學者，如章太炎明確表明他是顧炎武學說及其遺志的繼承者，以顧炎武自比。熊十力也說，他就是因為讀了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的著作才參加辛亥革命的。顧炎武學說成為晚清革命派學者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學說的重要思想資源，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精神動力。
著述作品
日知錄
《日知錄》共三十二卷，為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所著，該書從經術、治道、博聞三大類進行稽古考訂，以學術札記的方式展示自己畢生治學的所思所得，視野廣闊，考訂精詳，對清代學術風氣的形成、學術文體的選擇都有影響。該書是一經年累月、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札記，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以明道、救世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學術、政治思想，遍布經世、警世內涵。顧氏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于山”。其對此書的價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顧炎武始終未曾把已經完成的三十二卷《日知錄》再度復刻。直到顧炎武逝世十三年之后，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潘耒根據顧炎武遺稿整理而成并刻印。
人物評價
寧人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抒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近之。(朱彝尊《明詩綜》評）
吾學詩數干年，近始悟詩境，全貴質、實二字。蓋詩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質、實為貴，則文濟以文，文勝則摩矣。吾取虞道園之詩者，以其質也；取顧亭林之詩者，以其實也。亭林作詩，不如道園之富，然字字皆實，此修辭立誠之旨也。”金天羽論清詩，謂“亭林端委，能快經心。（清中葉詩文家、文學評論家潘德輿評）
詩歌少興趣，學杜得皮相（中華民國詩人、文學家陳衍評）
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評）
清學“黎明運動”中的第一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評）
“開一代風氣的學者思想家、乾嘉學的奠基者 。（《四庫全書》中評）
學術之淵翠，人格之崇峻。（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評）
國朝古學之興，顧炎武開其端（清代學者、古文家汪中評）
后世紀念
顧炎武故居
顧炎武故居位于千燈古鎮之千燈浦西，蔣涇南岸。故居為顧炎武祖父顧濟創建，嘉靖年間為倭寇所毀，嘉靖帝于原地賜重建。顧炎武故居座西朝東，為五進大宅。正廳貽安堂為明代建筑，雕梁畫棟。故居后園有顧亭林之墓和石馬。經過修繕后的顧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顧園三個區域，占地60畝，建筑面積5450平方米。故居為整個宅弟主體，朝東落西，為五進明清建筑，再現了亭林先生居家生活、讀書場景，各廳內陳列顧炎武先生塑像、手跡、著作、生平事跡和國內外對顧炎武先生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顧炎武墓
顧炎武墓位于昆山市千燈鎮南大街，墓地分亭林祠、亭林墓兩部分。一九五六年，顧炎武墓地及祠堂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亭林公園
亭林公園位于江南水鄉昆山城內西北隅，園中玉峰山形似馬鞍。地處江南水鄉，蘇滬之間，百里平疇，一峰獨秀。 1906年始辟地為馬鞍山公園，1936年為紀念顧炎武改名亭林公園。占地850余畝。
顧炎武公園
顧炎武公園，又名“亭林之履”，由原千燈中心公園改造而成，改造提升投入超2300萬元。公園占地面積15萬平方米，其中綠化面積約9萬平方米。7米，寬7米的顧炎武雕像由玉山廣場遷移至公園南入口中心位置，高聳挺立、提筆揮墨，向世人書寫著“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
顧炎武紀念日
2018年6月，昆山市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作出了關于將7月15日顧炎武誕辰日確定為“昆山市顧炎武日”的決定。
學術研究
2007年，顧炎武學術思想研討會在曲沃縣召開。
2013年，紀念顧炎武誕辰4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他的故鄉昆山召開。為紀念顧炎武先生誕辰400周年，昆山市還將舉行紀念顧炎武先生學術研討會、書畫展、學術報告會等一系列活動。
2017年開始，昆山市顧炎武研究會發起動議，整理編纂《顧炎武研究文獻集成》，并委托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專家進行點校整理，努力將新時代的顧炎武研究推進到一個新天地。
2020年，紀念《日知錄》面世350周年暨昆山市顧炎武研究會成立30周年座談會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在昆相聚，探討顧炎武“天下觀”的歷史發展與現實意義。
2022年7月15日上午，“強國復興有我”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之“傳承亭林精神弘揚家國情懷”第五個“昆山市顧炎武日”主題活動在亭林中學舉行，重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家國情懷。
相關作品
文學作品
影視作品
參考資料 >
經師、人師：一代通儒顧炎武 _光明網.news.gmw.cn.2022-07-08
蘇州首批，有TA!.昆山市人民政府.2023-09-04
顧炎武墓及故居.全國博物館分布地圖.2023-05-20
亭林概括.亭林公園官網.2023-05-18
顧炎武公園，開園!.昆山市政府.2023-05-20
昆山設立“顧炎武日”.江蘇文明網.2023-05-20
顧炎武誕辰四百周年祭典在故里千燈舉行.中國新聞網.2023-05-20
今天，昆山用這種方式紀念他!.第一昆山.2023-05-20
讓傳統文化發出時代新聲 昆山市顧炎武研究會成立30周年座談會舉行.蘇州文明網.2023-09-04
昆山市千燈鎮人民政府.昆山市人民政府.2023-09-04
大儒顧炎武 (2019).豆瓣電影.2023-05-20
顧炎武 (1994).豆瓣電影.2023-05-20
流浪的大儒 (2018).豆瓣電影.2023-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