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文（1634年－1691年），字公肅，號立齋，江蘇昆山人。探花徐乾學、徐秉義之弟，兄弟三人皆官貴文名，號稱“昆山三徐”、齋號“集義居”。
順治十六年（1659年）進士第一，順治帝稱徐元文為“佳狀元”，賜冠帶、蟒服、乘御馬等，授翰林院修撰。康熙帝十八年，出任修《明史》總裁，薦萬斯同入史局。升國子監祭酒，充經筵講官。康熙稱贊他：“徐元文為祭酒，規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者，輒加撻責，人人敬畏。后人不能及也。”后任左都御史，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后的隔年，清廷為建立界碑，用漢、滿、蒙、拉丁、俄五種文字將條約刻于碑上。刻碑漢文由徐元文根據《實錄本》潤飾寫定，前有徐元文所寫序言。《清朝通志》、《清朝經世文篇》、《中俄約章會要》所載即為徐元文漢文本，一共有六條。徐元文與其兄徐乾學、徐秉義都是進士出身，很有名望，號稱“昆山三徐”。顧炎武曾勉徐元文：“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論今。”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江南江西總督傅臘塔彈劾徐乾學及其弟徐元文不法之事共十五款，被解職。閏七月二七日“驚悸嘔血而死”，享年五十八歲。著有《含經堂集》、《得樹園詩集》。
人物生平
少年得志
徐元文在少年時代就非常喜歡讀書學習，14歲時經考試被錄取為當地生員。他所讀的書以六經(即《詩》、《書》、《禮》、《易》、《春秋》、《樂》六部書）為主，也常讀諸子百家的著作，力求明了事理，經世致用。對"舉子家言"，則有選擇的去讀。當時昆山市所在的吳中區地區，繼承了明末東林黨復社的遺風，盛行以文交往結社。徐元文兄弟三人也相約組織了文社，并命名為"慎文"、后改為齋號“集義居”。他們厭惡時俗曲薄，提倡古學，一時間，各種談論學問的文章紛紛效仿徐氏兄弟的文風。
順治十一年（1654），徐元文在鄉試中考中舉人。順治十六年（1659），在殿試中又高中進士第一名。當時他才21歲，順治帝福臨在乾清門召見了徐元文，對他撫慰有加。因宮后福臨高興地對孝莊文皇后說："今年我大清得了一位好狀元。"下旨賜予徐元文冠帶、蟒服，任命徐元文為翰林院修撰。
徐元文在翰林院的任職期間，多次被順治皇帝召見。有次他扈從順治皇帝到西苑，順治皇帝特賜他乘坐御馬。他特意寫下"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的詩句以記此事。有一天，徐元文隨順治皇帝造訪僧齋蕉園方丈，向方丈請教佛家典籍，事后，徐元文對方丈沒有表示謝意。順治帝也沒有難為他，卻說："此人大有見解，他當狀元是朕親自選拔的。"
翰林院的日常事務很簡略，徐元文就利用空閑時間研究學問。他不但鉆研詩文，且努力通曉歷史，求本探源，總結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
主持學政
自清代以來，江南地區拖欠錢糧現象一直非常嚴重。康熙初年，皇帝責成當地巡撫，按察使嚴加查辦，江寧區巡撫朱國治細加勘查得出一個數字：蘇州市（府治今江蘇蘇州）、松江區（府治今上海松江）、常州（府治今江蘇常州）、鎮江市（府治今江蘇鎮江）四府，未交齊錢糧的文武官紳共計13517名。徐元文也在其列。依照慣例，對徐元文應予以處罰，降職調任鑾儀衛。徐元文以此事為借口請假回家，分辯解釋這件事情的原委。經過四年的時間，事情終于澄清，才恢復了徐元文的原職。康熙帝八年（1669），徐元文充任陜西省鄉試主考官，他主持陜西鄉試期間，注意選拔人材，被錄取的多數是政治上無所攀援，出身于下層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或貧寒之士，在陜西很有影響，陜西有人甚至這樣說："士子能夠刻苦勤奮讀書，就是從徐元文這次主持鄉試開始的。"接著遷任他為秘書院侍讀。
康熙九年，徐元文升任國子監祭酒，充任經筵講官。他感慨學校廢馳，毅然以師道自任，他認為："自古人才盛衰，全看學校的興廢。漢唐以來，太學子弟都是認真選拔、精心培育的，所以人才輩出，清自開國以來，推行尚文皇道的政策，但是每年入太學的，除了官蔭以外，只有繳納貢品一條途徑，由府、州、縣學推薦入監的學生寥寥無幾，而且多為年齒頹廢之人，所以難于成材。"他請求按照順治八年和十一年的舊例，讓各省兩年或三、五年推舉一批優等生，選送品學兼優的青少年入太學。并請求按照順治時的辦法，各置省鄉試，取副榜生若干名，送入太學。這樣，各地的才智出眾的學士都集聚于太學，對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大有好處。他的建議被采納，并頒布實施。對于捐納一事，徐元文說那是因為平定"三藩"（吳三桂、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精忠）叛亂所需的軍餉既多又急、朝廷迫不得已采取的權宜之計。他請求等到收復云南省后，立即降詔停止捐納。他指出捐納造成四大弊端；（一）官府養士育才沒有比質量更重要的，而捐納卻造成了官員平庸冗雜；（二）由官府主持的考試是入太學的正途，學習期滿考取太學，必須學習三門科目，用九年的時間。而捐納者就不計年限，隨捐隨考。這就形成了對依靠正途考取的學士嚴厲苛刻，而對捐納入太學者卻優先照顧。這樣，勢必會"沮寒士攻苦之心，長富兒驕情之氣。"（三）質量觀念和考取方式已經混亂，而原來又沒有把不稱職的差等生革除的先例，考課難以進行，學士之風日益淡薄；（四）歷年來吏部考核官員授予職銜，需要派任州縣助理方面的職員不少于數千人。考取途徑積弊很多，補缺授職的日子遙遙無期。可是一經授職，就會著官服、坐車乘轎，一副官太爺模樣，招搖鄉里。這樣選官制度混亂，朝政實在讓人憂慮。疏上，皇帝令吏部商議，最后決定：捐納之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
徐元文就任國子監祭酒四年，任職期間各種規章制度得以認真遵守執行，端正了學風。他還同其他學者一起致力于教授眾監生，徐元文舉止文雅端莊，學識廣博，他的講解流暢明了，聲音洪亮，學生們都很敬佩。他離開國子監以后，康熙帝曾經對群臣說："徐元文為祭酒，條規嚴肅，滿族子弟不認真學習的，也一定要加以斥責，甚至鞭撻，至今監生們還畏服他，以后難得這樣的人了。"
伴駕侍讀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徐元文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重修《太宗實錄》副總裁。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任日講起居注官。每天在弘德殿進講，頗受康熙皇帝贊許。熊賜履任經筵講官時，"非堯、舜之道不講，非儒家經典不言。"他盛譽孔孟程朱之學，視為思維和行為的準則。這時康熙帝已經22歲，講官談論的儒家學說，已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他很想知曉歷代王朝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他對講它們說；"朕孜孜不倦求學的目的，無非是想明白義理，對治國有所幫助。朕學過的道理很希望能實踐一下；僅僅玄談義理，不是朕所追求的。"有一天，康熙皇帝對徐元文說："《四書》屢經講解，已通曉文義，每觀《資治通鑒》，詳細地記載了前代得失，很有種子治國理民，應與《四書》摻雜講解"。于是徐元文從《資治通鑒綱目》中選擇那些有關國君的品德，治國理民的方式的事例，讓翰林院分別撰寫講章，他親自審訂，按照順序為康熙帝講讀。聰明好學的康熙皇帝仍感到不滿足，便規定講官講完以后，他也講解一番，相互切磋，徐元文對此很高興。在他進講時，采用先儒的評論，加上自己的看法，推理發揮，務求重點突出，觀點鮮明，結合現實問題立論。這一年的經筵講讀結束后，徐元文把講義呈給康熙皇帝，希望皇上經常瀏覽，進一步體會。康熙皇帝對于徐元文等人講授的《資治通鑒》非常滿意，稱贊他們覽講的各章都很精當詳細。對于他的學問和處理政務都有很大幫助。為了表達他是尊師重教的，特令徐元文等講官一講結束后，免于行禮。
康熙十五年冬，徐元文母親去世，去官回家服喪。康熙十八年，設立史局。二月，徐元文喪服尚未滿，康熙帝詔令他出任《明史》監修總裁官。他到任后，請求征購民間遺書文獻，推薦李清、黃宗羲、曹溶、汪懋麟、萬言等共同編，吏部沒有批準。最后，是康熙皇帝下詔批準了他的建議，但因李清、黃宗羲、曹溶三人年事已高，沒能參編。
康熙十九年，徐元文升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經筵講官。受命任職那天，他到乾清門謝恩，康熙皇帝降旨嘉獎他從前的講解之功，賜給他手跡3幅，其中一幅寫的是"鳶飛魚躍。"
直言敢諫
徐元文在中央官署任職，遇事敢言，從不阿諛奉承。有一次，朝中舉行九卿會議推舉江西省按察使人選，有人推舉興泉道張仲舉，御史唐朝彝極力宣揚說，張仲舉在福建省沒有做出好的成績。九卿準備上書彈劾唐朝彝，可是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二人不愿在書上簽名，于是連這兩人一起彈劾。經吏部商議，把李仙根、李宗孔降五級調用，將唐朝彝革職，康熙帝認為對他們的處分太重。徐元文上奏說：九卿會議推舉人選，本是朝廷中正當的討論，大家各抒己見，怎能怕有分歧呢？因意見不一致，就對他們如此處分，如果所推舉的不是有才能的人，那誰還敢提出駁議與更正意見呢？而且從原則上講通過科舉途徑考中可以成為后備官員的，在公布名單時，必須全部列上，在討論推舉官員時，應當允許對所推舉者提出相反的意見，如果任憑一二名勢力大且強暴者對持反對意見的人妄加抨擊，眾人只能隨聲附和。這樣的話，后果不堪設想。康熙認為有道理，應對他們免予處分。徐元文再一次上奏說："凡是免予處分的，都是有罪之人，但是皇帝圣恩予以寬免。唐朝彝等人卻是無罪之人，如果圣旨只說不必處分，就周全多了。"康熙同意了他的建議。
當時三藩之亂即將平定，吳三桂的幾十萬叛軍陸續投降，如何處置他們關系重大。徐元文上疏說："對于受脅迫而參與叛亂的人，應格外施恩寬赦，允許他們悔過自新。但如果讓他們留在云南省，卻不是長久之計；移調到其他地方又耗資巨大；如果改換將領，會導致兵將的互相猜疑，終將留下隱患；劃歸各旗，又怕難以管理，所以應該區別對待。凡是可以留用的，應該與綠營、八旗將士一樣錄用，剩下的一律遣散為民，由各道安置，參加生產。這樣既可以減少俸們的開支，軍需用品也可以逐漸寬裕。至于耿精忠、尚之信、孫延齡的老部下與嫡系，尤其應予解散，決不能讓他們仍用藩旗的名目。三藩作亂期間，受害嚴重的是廣東省、福建省、云南、貴州省等省，叛賊在這些省份廣征關稅、貿易稅，加重鹽稅，圈占了大量土地，無惡不作。現在，三藩已相繼被消滅，而他們占奪民利破壞國政的事卻由來已久，現在，朝廷大軍勢如雷霆，該處百姓渴望早日救他們于水火之中。應當先發布敕令，命令將軍、總督、巡撫自進入賊境之日，馬上廢除以往所有的苛政。"康熙帝對這些建議很贊賞，下令討論實行。
三藩之亂平定以后，有的大臣對康熙皇帝歌功頌德，請求登封泰山，而徐元文獨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國家當務之急，不是搞那些禮儀活動，而是"振綱紀"、"核名實"、"崇清議"、"厲廉恥"，乘此武定功成之時，應該明白告諭大小官員，清除疑慮，共成千秋大業。革除沿襲下來的茍且積習。不要安于現狀，要奮發進取。疏文寫好后，同僚們覺得他的言辭太直，勸他不要上奏。而徐元文卻堅持己見，毅然上奏。康熙帝對徐元文的建議頗為稱贊，認為是合理的。于是登封泰山的典禮就被免除了。
整頓吏治
清代初期曾經多次下令清查大戶人家隱占土地，來充裕國庫的稅收。規定：凡查出隱占田地的人戶，或充軍，或下獄。州縣官吏為了升級進爵，捏造事實上報，以冒領功俸，這種現象不斷出現，造成極大危害。徐元文通過查訪得知：隰州蒲縣（今屬山西省）秀才王命新、曹大明被迫出賣子女，康生賈松平竟把自己賣到平陽軍營，夫婦同去服役，來交納賦稅。因此，徐元文極力陳述朝廷下令清查隱占田畝案，在具體實施中的弊端，他說："有些土地，本來就是無主的，不是人們有意隱占不報。地方官吏謊稱是詭詐的人隱占，錯誤的依靠懲罰人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把無主之地強行攤派于人，然后借此搜刮錢財，敲詐勒索，到現在這種做法已沿襲多年。百姓不堪其苦，許多人舉家逃亡。這樣做名義上給國家增加糧產，實際上是虛耗糧產；名義上是清除弊端，實際上這才是弊端的根源"。督撫們在做之前共同進行欺騙，在做了之后又為做的事作掩蓋。徐元文極力請求進行整治："凡是以前假報的，實行自己檢討、主動坦白和互相檢舉，這些姑且予以寬免，始終掩蓋不講實情的，應加重給予治罪"。徐元文任左副都御史3年，兢兢業業致力于重振綱紀，整頓吏治。
他與同他同屬一個等級的官吏相處非常融洽、和睦，但是遇到問題卻敢于極力爭辯非弄清楚不可，沒有什么顧忌。關系到八旗之內的事，眾人大多退縮畏懼，不敢直言，唯獨徐元文敢于講話，敢于堅持自己的主張。先后上奏彈劾福建省總督姚啟圣縱恣橘詐，妒功喜能；浙江省副都統高國相縱兵虐民，兩淮巡鹽御史徇私包庇貪官。將軍馬哈達提出民間有很多隱名逃亡的人，請求自行拘捕，不移交地方衙門。徐元文認為不能這樣。他說：文武兵民的劃分，歷來如此，以拘捕窩藏的逃犯為名，輾轉傾害，必將擾民。滿員大臣主張，應當命令以將軍為主和督撫共同協商去處理。徐元文認為：這樣仍然是將軍為政，應當以督撫為主會同將軍去處理。雙方爭論不已。最后，康熙帝聽從了徐元文的主張。
修史撰書
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九卿會議推舉道員王垓、胡悉寧為湖北按察使。康熙認為兩人人才平庸，追問是由誰推舉的。為此事，徐元文受到牽連，但是他并沒有申辯，吏部商議將他降三級調用。徐元文為修史，終田孜孜不倦，經過一年的努力，完成十分之六七的傳記，繕寫7卷本紀，撰稿15卷列傳，呈進宮內。關于南明諸王及其史事如何處理，是《明史》編纂過程中，政治影響很大且非常敏感的重要問題。一些參與修《明史》的人出于種種顧慮，主張以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明朝覆滅為下限，南明的諸位皇帝不必寫入。徐元文認為應該寫入。他上疏說："南明福、唐、桂三五的事跡，不能不寫，請準許援引《宋史》對益、衛二王和《遼史》對耶律大石的處理為例子，《明史》的編寫，本紀家。"徐元文的意見最終被采納。
主要成就
吏治主張
徐元文認為，吏治清明首先要嚴格官吏的選拔，清代初年連年用兵打仗，國庫已告貧匱，于是決定實行捐納授官。規定凡是捐納做官的人，任期滿3年以后，稱職的給予升遷或轉任，不稱職的則予以罷免。但是，卻沒有堅持實行下來。后來又規定3年滿期，如果再有捐納，則一律升遷轉任。這樣實行捐納就造成了吏治腐敗。那時各部寺院有數千名筆帖文書一類的小官，他們一致要求依照舊例捐納當個州縣官吏。徐元文極力主張不可以這樣。有些人懼怕激成事端，主張讓步，滿員大臣也好言相勸。徐元文和他們爭論了3天，他對同僚們說："這事除此別無它法，若出了事，由我一人承當，決不連累大家。
編修史書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康熙帝又命他專門管理史局，負責監修《明史》。當時，史局已建立5年，但修書未成。這時他既然不參與政事，于是便專心修史。他取來史局的人們所寫的紀傳稿，考訂史實，參用諸家之說，以年為經以月為緯，親自編輯。如果遇有疑難問題，就寫信花錢請來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虛心求教，細心商，經常直到深夜。
個人作品
《含經堂集》
《得樹園詩集》
家族關系
哥哥：徐乾學、徐秉義
參考資料 >
徐元文.蘇州科普之窗.2015-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