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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覺羅·載灃[fēng]（1883年2月12日~1951年2月3日），清朝宗室，滿族人，字伯涵，號靜云，晚年自號書癖，改名載靜云（又作金靜云），是清宣宗道光帝旻寧的孫子，醇賢親王奕譞[xuān]的第五子，光緒帝載湉[zǎi tián]的異母弟，愛新覺羅·溥儀溥[pǔ]儀的父親，于宣統年間任監國攝政王。

載灃出生于北京太平湖醇親王府內，其生母是奕譞的第二側福晉劉佳氏，，載灃自幼由慈禧的胞妹婉貞撫養長大，兩歲時被晉封為不入八分輔國公，七歲晉封鎮國公，光緒十六年（1890年）襲王爵，成為第二代醇親王，十二歲帶三眼花翎[líng]，十八歲行走內廷，十九歲任正白旗漢軍都統。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初，任軍機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儀入承大統，載灃任監國攝政王。次年代理陸海軍大元帥。

在清朝的最后三年里（1909年-1911年），載灃是清政府實際的統治者。載灃攝政期間，政治上曾積極整治吏治、罷黜袁世凱、籌備憲政等；軍事上則集中中央軍權、削弱北洋軍及地方督撫的軍事實力、培植新的軍事勢力等；經濟上則延續慈禧的既定政策，發展實業，致力解決財政問題，重視農業發展等。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被迫辭去攝政王職，閉門家居，次年溥儀退位，清朝滅亡。

1917年7月，載灃參與丁巳復辟。1924年10月，因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被迫居醇王府，載灃為其奔走復號還宮，未果。民國十七年（1928年），載灃遷往天津幽居。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溥儀在東北成為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載灃拒絕日本人勸降之要求，并怒斥溥儀投靠日本，并未隨行，但此后醇王府的一切開支則由偽滿“內廷”撥付。1934年7月，載灃前往長春看望溥儀，小住月余，拒絕擔任偽職。此后以皇族遺老的身份寓居北平、天津兩地。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染風寒，1951年2月3日病逝于北京。

載灃攝政期間曾大力推行新政、發展實業，力圖挽救大清王朝。但他又缺乏實際的執政能力，排擠漢人官僚，成立“皇族內閣”，開罪立憲派，使其倒向革命陣營；在地方上，他主張大力收權，并簡單化處理起義運動，從而激化了中央與地方、民眾的矛盾，加速了民主革命的進程，導致了清王朝的滅亡。

孫中山在會見載灃時，曾評價其：載灃身為皇帝的生父和清政府的攝政王，在遜位問題上，能夠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家族的利益擺在第二位，是難能可貴的，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遠見的愛國行為。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載灃生于1883年，是醇親王奕譞第五個兒子。載灃的嫡母葉赫那拉·婉貞雖然生過四個孩子，但只有次子光緒帝（即光緒帝）長大成人；載灃的生母劉佳氏身份低微，他的兩個胞弟愛新覺羅·載洵與愛新覺羅·載濤也先后過繼給瑞郡王奕志（愛新覺羅·旻寧第八子）及鐘郡王奕詥[hé]（道光第九子）為嗣，隨著哥哥載湉[tián]登基帝位，載灃成為了醇親王府唯一的男性繼承人。慈禧對這位王府繼承人寄予厚望，將他交給自己的胞妹婉貞（即載灃嫡母）親自管教，還有意讓他進入輔佐自己決策大計的軍機處去鍛煉一個時期。

1884年夏歷十月初十，正值慈禧太后的五十壽辰，不滿兩歲的載灃晉封為不入八分輔國公；1889年，載灃不滿七歲，就被晉封為奉恩鎮國公；光緒十六年（1890年），載灃的父親奕譞去世，載灃襲王爵，成為第二代醇親王。奕譞重視載灃的教育，王府教師均為大儒，載灃性格與父兄相似，政治閱歷少，也不愿過多涉及政事，但載灃身為皇族，很難遠離政治，且慈禧對載灃也已有了安排。

1900年，德國公使克林德在義和團運動中于華被殺，《辛丑條約》中約定清政府須派遣親王前往德國謝罪。這樣一來，身兼親王與“御弟”身份的載灃成為了出使德國的最佳人選。1901年五月，18歲的載灃被委派充任頭等專使大臣前往德國，打破了“皇室成員不得出洋”的規定。當時德國挾戰勝之威，要求醇親王載灃向端坐的德皇行三鞠躬禮，兩參贊則向德皇行跪拜叩首禮，以示謝罪。面對德國的有意羞辱，載灃堅持拒絕向德皇行跪拜禮。幾經交涉后，載灃向德方提出：覲[jìn]見之時，德皇離座相迎，他鞠躬致謝，兩參贊則隨其后行鞠躬禮，這才符合西方外交的慣例。爭執近十日后，德方迫于輿論的壓力，這才答應覲見時行鞠躬禮。

載灃此行挽回了清政府的尊嚴，回國后他便受到了慈禧的重視。太后親自指婚，將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瓜爾佳·榮祿的女兒瓜爾佳?幼蘭指配給載灃為嫡福晉。載灃與之成婚后生下了溥儀（即愛新覺羅·溥儀）。載灃剛滿二十歲時還被任命為隨扈大臣，二十五歲時就成了掌管軍國大政的軍機大臣。這樣的資歷，在當時的皇室親貴里較為出眾。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同時病重，慈禧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見軍機大臣張之洞、世續和載灃等人商議光緒帝死后的立嗣事。甚至在這次商議中，張之洞、世續等人還提出了立載灃為皇帝的建議。只是慈禧認為同治、光緒都是兄弟相繼，如果再立載灃為皇帝的話，就變成三代都是兄弟相承，這可是史無前例的，實在不合適。最終慈禧否定了這個提議。

1908年農歷十月二十一日，光緒帝駕崩。慈禧太后當天便下懿旨宣布立溥儀為帝，改元宣統，并任載灃為攝政王。次日，慈禧太后與世長辭，26歲的載灃開始以攝政王監國。

三年攝政

驅袁

1908年11月，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登基，載灃攝政監國。攝政后，載灃決心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凱。此前，袁世凱靠在維新運動中積累的政治資本博得了慈禧太后的寵信，載灃的兄長光緒帝載湉也因此被囚禁至死。袁世凱得知慈禧太后死后由載灃攝政監國，因怕遭遇報復，便逃到了天津市。

當時有一部分年輕皇室親貴主張殺掉袁世凱，載灃猶豫不決，便與張之洞商議，張之洞認為國喪期間不適合誅殺大臣。北方第四鎮統制吳鳳嶺、第六鎮統制趙國賢都認為袁世凱的勢力太廣，如果操之過急，后果將適得其反。綜合各方建議，載灃最終沒有殺掉袁世凱，而是擬了一道諭旨以袁世凱患上足疾為由將之革職，但諭旨一再修改，最終作廢沒有下發，袁世凱脫離性命之憂后，則開始尋找時機東山再起。

政治

載灃自攝政以來便重視政令的推行，為了懲貪肅吏，載灃廣開言路，制定了嚴格的篩選制度選拔人才，凡不符合要求的，一律返回原籍不得錄用。此外，載灃還制定了針對司道大員的考核制度，以此提高各省司道大員的政績。同時，載灃嚴查在京官員品行，對生活作風不良的官員一律從嚴處置。載灃還規定京外官員任滿一年的州縣官由督撫考察一次，并上報朝廷，有不作為的一律撤職，以澄清吏治。他還深恐有不實之處，因此對所奏材料格外關注，并留為以后的對證。遇有很多新設衙門的官員被言官奏參，載灃認為其中不無弊病，特派人秘密訪查實情核實查辦。

載灃還重視對皇室甚至皇帝的規范，重視對溥儀的教育，督促皇室子弟留心學習史學經書、政治書籍，并將孫家鼐[sūn jiā nài]等進呈上來的講義等書分送給近族的聰慧子弟閱讀。為了讓皇室成員遵守有規，載灃吩咐修訂法律大臣迅速編定皇室典范。借鑒明代太監誤國教訓，為了約束太監的行為規范，在載灃的努力下，隆裕皇太后飭令總管太監切實稽查所轄各所太監，各處太監無公事不得擅自出宮，太監出入宮門必須佩帶腰牌、門照以供查驗，有不從盤查者，從嚴處罰。

載灃還面見樞府王大臣要求法部籌商辦法，切實整頓京城司法亂象。載灃特召都察院官員張英麟和陳名侃，要求都察院直接進呈京外官員的上書條陳，有所隱瞞導致出事者將依法追責。載灃還另外面見樞臣，要求各省在京官員有熟知本省利弊情形者，要隨時陳奏朝廷。當時各省水旱災害頻繁，于是他下諭旨命令樞臣，要求各省詳查受災情況，同時辦理賑濟安撫事宜，并據實奏報朝廷。

載灃游歷德國期時，就對華僑問題非常關注。所以，在他當政之后就飭令學部、農工商部通知各地商、學兩會，如果有華僑愿意將子弟送入京師官立學堂學習的，會許以特別優待。《國籍法》關系到數百萬華僑的去留問題，他命令法律大臣以及外務部盡快議定，修律大臣要從速妥當修訂。

軍事

集中中央軍權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后，由北洋軍擔負起巡邏和護衛北京的職責，載灃攝政后決定維護皇室成員的統治優勢，他著手組建了一支由他親自統轄和調遣的衛戍軍。

1909年7月15日，清政府連下數道諭旨：首先，由載灃暫代陸海軍大元帥，掌握清政府的最高軍事統率權。其次，將原本隸屬于陸軍部的軍諮處[jūn zī chù]獨立出來，并于1911年5月8日更名為軍諮府，直接對皇帝負責，協助皇帝統籌全國海陸各軍事宜。最后，將籌辦海軍事務由陸軍部轉移至籌辦海軍處，并任命載灃之弟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

1910年3月17日，載灃重新改組陸軍部，以蔭昌取代鐵良充任陸軍部尚書。蔭昌職掌陸軍部后，以提高陸軍部辦事效率并厲行節約、提高新建陸軍的專業技能、集中軍權為目標。至此，全國陸海各軍的監督管理權已全部集中于載灃及其同盟者手中。

削弱北洋軍、地方督撫的軍事權力

為了削弱北洋軍事集團的權力，1909年7月23日，載灃解除了袁世凱在京后臺愛新覺羅·奕劻奕管理陸軍部事務的權力。隨后又免去了段祺瑞擔任的四項職任，調任第六鎮統制官，次年又遠調署江北提督。

愛新覺羅·載濤主持軍處事務后，將陸軍各鎮統制以及各省參謀處官員的任命權收歸軍諮處。蔭昌職掌陸軍部后，規定各省陸軍的空缺人員須由陸軍部提供，各省督撫要定期匯總低級官員的升遷去留并向陸軍部匯報。與此同時，陸軍部規定各省督練公所督辦這一職務不僅限于各省督撫兼任，將軍、都統等也可兼任。此外，各省督練公所還新設一名負責督查各部門的軍事參議官，享有招募兵員、遣散部隊等特權，但軍事參議官的任命權仍在陸軍部。

培植軍事勢力

攝政王載灃的另一項軍事集權策略，便是拉攏留日士官生充任新建陸軍將領。1909年10月27日，曾赴日留學的愛新覺羅·良弼被委任為禁衛軍步隊第一協統領官。在良弼的建議下，清政府大力提拔留日士官生造就新勢力，企圖以此取代北洋政府勢力。但是良弼引進留日士官生培植新勢力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北洋將兵、國內軍事學堂畢業生以及舊式官兵的極大不滿，這種不滿最終演化為一次次兵變。

事實上，載灃推行的軍事綱領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袁世凱的北洋集團勢力根深蒂固，載灃削弱、分化北洋勢力的策略非但未能見效，反而增加了北洋軍事集團的內部凝聚力。一味削奪地方督撫的權力，致使中央與地方沖突不斷，減弱中央政府權威的同時，加劇了地方督撫的獨立傾向。留日士官生的崛起，使得革命思潮在新建陸軍中迅速傳播。最終，隨著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爆發，清政府的統治走向終結。

立憲

載灃攝政期間，為了掩蓋皇族集權，他決定完成先朝的未竟之功，繼續籌辦憲政。

1909年3月，清政府重申了“預備立憲”的諭旨，命令各省地切實奉旨施行。于是，各省地群起響應，紛紛成立了咨議局。11月，在江蘇咨議局的發起下，各省咨議局組織代表團進京請愿，要求清政府在一年之內召開國會。但是兩次請愿，都被載灃以籌備憲政尚未周全、國民認識水平有限為由拒絕了，兩次請愿均遭到失敗。

1910年10 月，資政院在北京開會討論國家大計，國會請愿代表團趁此機會發起了第三次請愿，要求清政府應當快速召開國會。載灃被迫無奈，于11月4日宣布將預備立憲期限縮短三年，定于宣統五年(1913)舉行，并準備在國會召開的前兩年，擬定官制，成立新內閣。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裁撤軍機處，成立由皇室成員主導的責任內閣，各省咨議局紛紛上奏要求撤銷這個 “不合乎君主立憲各國之章程”的“清朝責任內閣”，就連清政府都察院里的幾個御史也認為皇族不宜參與干涉內閣，都上本奏請實行內閣官制章程，但清政府對此一律拒絕了。本來對載灃頗為信任的立憲人士，大失所望之下逐漸與清政府分道揚鑣，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財經

載灃執政后，仍延續慈禧的既定政策，致力于發展實業，并頒布措施激勵民眾振興實業。對于解決財政問題，載灃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理財之道，在于節流清源，而不在苛斂。京外官員理財的主體思路就是加抽各項捐稅，而不從裁汰冗員、清理糜款入手，這是不正確的。為此，載灃責令北京內外各衙門，以后如有籌款事項，無論如何，都不能以加抽捐稅為正當辦法。

在發展工商業的同時，載灃對作為我國基礎性產業的農業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認為農務局、農官等單位及在職人員要時常與農民相溝通，才能便于研究地質土壤及種植、培育、灌溉的方法，做到逐步改良。載灃攝政期間，飭令農工商部在各地勸辦農會、勸設試驗場、提倡蠶桑、改良棉業等，以此推動農業經濟的發展。

此外，載灃任命愛新覺羅·載澤為度支部尚書，要求其專注集中各省財權，載灃還采納了載澤的建議：一是在各省設立監理財政官，掌握承宣布政使之權；一是在北京設立鹽政處，掌握鹽政鹽運使之權。

退位

載灃以“籌辦立憲新政”為名，加征田賦錢糧、苛捐雜稅，與清初順治、康熙年間比較，稅務更是高達十倍之多，階級矛盾因此激化，各地反清武裝起義持續不斷。1910年3月，汪精衛、黃樹中等在北京銀錠橋密謀炸死載灃未果。1911年5月9日，皇族內閣就發布了鐵路國有政策，制造了“鐵路國有事件”，與英、德、美、法等國訂立了借款條約，把筑路權出賣給了外國銀行，廣東、湖南、湖北、四川等多省地人民紛紛發起了“保路”運動。如火如荼的保路運動，成為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線。載灃下旨鎮壓保路運動，導致形勢更加嚴峻，革命熱潮進一步高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2日，載灃急命蔭昌率領北洋軍南下鎮壓，然而北洋新軍是袁世凱培植起來的武裝，并不接受蔭昌的指揮。此時西方列強大造“非袁莫屬”，“非袁則亡”等輿論，清政府內部也以愛新覺羅·奕劻為代表力促起用袁世凱。但袁世凱乘機要挾，于10月下旬提出要他出山必須接受由他組織責任內閣，委他指揮水陸各軍的全權等六條苛刻條件，清廷由于皇族載澤等人的強烈反對而予以拒絕，形成僵局。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要求清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否則將進軍北京，并調集軍隊準備進入通州區、南苑一帶。載灃等人聞訊惶恐萬分，準備逃到承德。皇族內部召開會議，決定以“不用袁世凱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凱或不亡”的輿論為由，任憑袁世凱進駐北京。10月30日，載灃被迫頒布罪己詔，解散清朝責任內閣，隨后以醇親王的名義退歸藩邸。隨后袁世凱逼宮，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布清帝退位詔書，宣統帝溥儀宣告退位，從此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

1912年9月10日，孫中山接受了清皇室成員的邀請親赴載灃家中拜訪，對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代封建王朝的退位給予了客觀的、恰當的評價，此次會談對載灃的后期思想改造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17年7月，載灃參與張勛復辟。

歸邸

1924年，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溥儀被迫遷居天津市靜園，載灃也來到天津，與家人過起了隱居生活。1931年11月的一個深夜，溥儀在靜園失蹤。次年，載灃得知溥儀被日本人扶植為偽滿洲國執政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儀在長春南郊杏花村舉行登基典禮，建立了偽滿洲國。之后，溥儀和日本人多次要求載灃把全家都帶到長春，一起建立新的帝國。而載灃一直拖著，他認為把全家都帶到東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他們必將受到日本人的宰割。

1934年，載灃帶著兒子愛新覺羅·溥任以私人探訪的名義去了一趟東北地區，并力勸溥儀堂堂正正做人，不能替日本人效力。但溥儀拒絕了，并要求載灃等家人留在長春市。最終，載灃以絕食相要挾才得返回天津。日本人為了能夠操控溥儀，開出了每月一萬元車馬費的條件，要求載灃到長春任閑職。載灃寧愿回到天津靠變賣古董維持家計，也沒有答應日本人的要求。

1939年，天津發大水，載灃只得帶著家眷回到了北京，并搬入王府西側的花園內生活。載灃在醇親王府的凈業寺舊址辦了一所小學，他親自出任學校董事長，小兒子愛新覺羅·溥任擔任校長，小女兒金志堅則擔任授課教員。醇親王府附近普通百姓的孩子，都紛紛來到了這所新辦的學校上學。

晚年生活

1943年，載灃的側福晉劉佳氏去世，載灃傷心之余身體每況愈下，并坐上了輪椅。1945年，日本投降，載灃的幾個兒女在東北地區，生死未卜。后來，他的四個女兒回到了北京，載灃的生活壓力加大，靠變賣舊物維持生計。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載灃通過各種渠道，加深了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認識，他認識到只有共產黨能解放全中國。1949年9月，載灃將醇親王府貢獻給人民政府以作公用，使其成為北京唯一被新政府收購而非接收的王府。

1950年底，載灃因長期患糖尿病而導致尿毒癥，病情愈發嚴重，在一一探訪了幾個在京兒女后，載灃臥病在床，再沒出過門，1951年2月3日，載灃與世長辭。在他彌留之際，除了身在蘇聯關押中的溥儀和溥杰之外，其余七個子女都在他身側。載灃的喪事由溥任按舊禮操辦，靈柩停于什剎海西岸的嘉興寺，并于當年仲春安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載灃的側福晉已于1942 年先葬在這里，嫡福晉瓜爾佳氏 1921年去世，原葬在西山，后來也于1958 年遷葬于此。

家族成員

祖父：愛新覺羅·旻寧（1782年—1850年），清宣宗道光帝。

祖母：莊順皇貴妃烏雅氏（1822年—1866年），逝世于同治五年。

父親：愛新覺羅·奕譞（1840年—1891年），第一代醇賢親王。

嫡母：醇賢親王愛新覺羅·奕譞嫡福晉慈禧。

生母：醇賢親王愛新覺羅·奕譞第二側福晉劉佳氏。

二哥：愛新覺羅·載湉（1871年—1908年），清德宗景皇帝，其生母是葉赫那拉氏，逝世于1908年。

大弟：愛新覺羅·載洵（1885年—1949年），其生母是劉佳氏，1949年逝世于天津市。

二弟：愛新覺羅·載濤（1887年—1970年），其生母是劉佳氏，1970年逝世于北京。

嫡福晉：瓜爾佳氏(？—1921年)，閨名“蘇完瓜爾佳·幼蘭”，瓜爾佳·榮祿之女。

長子: 愛新覺羅·溥儀(1906年—1967年)，清宣統皇帝，其生母是瓜爾佳氏。

長女：愛新覺羅·韞媖[yùn yīng]（1909年—1925年），溥儀的大妹妹，嫁郭布羅·潤良，是末代皇后婉容之大嫂，1925年因急性闌尾炎病逝。

三女：愛新覺羅·韞穎（1913年—1992年），嫁郭布羅·潤麒，是末代皇后婉容之二嫂，逝世于1992年，終年80歲。

七女：金志堅（1921年—2004年），教育家，漢名金志堅，嫁喬宏志，逝世于2004年，終年84歲。

人物評價

正面評價

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總理周恩來：（1）載灃在辛亥革命爆發后主動辭去監國攝政王的職位，他后來也沒有主張對革命進行武力反抗，也沒有站出來反對愛新覺羅·溥儀遜位，這些表現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2）載灃是在特殊情況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推上監國攝政王之高位的。正是因為他不適合做攝政王，慈禧才選的他。這個歷史責任不應當由載灃來承擔。

中國民主革命先驅、三民主義倡導者孫中山：載灃身為皇帝的生父和清政府的攝政王，在遜位問題上，能夠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家族的利益擺在第二位，是難能可貴的，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遠見的愛國行為。

中國學者、翻譯家辜鴻銘：載灃稱得上是一個具有滿族的高貴靈魂和自尊自傲品質的年輕人。當外國人指責中原地區在他的統治下發展緩慢的時候，應該記住這位滿族親王克己的力量是多么值得稱贊。因為這種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純潔無瑕，無可挑剔，使得他在國家事務中，情愿不以個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導革命。

負面評價

光緒帝之異母弟愛新覺羅?載濤：他（載灃）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既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適合做一個和平時代的王爵，但要依靠他來主持國政，應對事態變化，則很難勝任。

愛新覺羅·溥儀愛新覺羅?溥儀：載灃膽小怕事，難堪大任，無法給予兒子一點保護。

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徐世昌：清代之亡，不是亡于革命黨，而是亡在一班“小爺們”身上。這些小爺們的帶頭大哥，正是身為監國攝政王的載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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