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1912年3月10日~1928年6月3日）又稱北京政府，是指袁世凱為首的晚清北洋軍閥政府。
1911年10月爆發了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同年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取代了南京臨時政府，1912年袁世凱正式成立了北京臨時政府，這也宣示著北洋政府的建立標志，中國進入北洋軍閥統治時代，此時新組織力還未凝聚，出現了“宋教仁案、袁世凱復辟、府院之爭、丁巳復辟、段祺瑞獨裁，軍閥分裂割據等亂象，有志之士認識到這些之后也先后開啟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等斗爭，但是這些都失敗了，但是同樣這個時期，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迎來黃金時期，中國無產階級也在逐步擴大。并且北洋政府先后歷經16年歷史，從袁世凱統治時期到直、皖、奉各派系輪流執政時期，北洋政府對當時中國的經濟、文化、教育和外交策略上都進行改革或者是改變，北洋政府也是近代中國從傳統政治體制向近代化政治體制轉型、過渡時期的產物，半殖民半封建也是這個過渡性政府的最根本的特征。1928年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成立，標志著北洋政府的落幕。
北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和平的方式完整繼承前朝疆域的共和政權，也是中國繼清朝滅亡后第一個被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但北洋政府在經濟、教育、外交元上都遺址對當時中國造成了深刻影響。中國歷史學家來新夏在《北洋軍閥史》中曾評價北洋政府，北洋軍閥集團是在清末維系晚清十余年統治的一個支柱；北洋軍閥集團是辛亥革命時期轉移政權的主要軍事力量；北洋軍閥集團是中華民國統一政權的實際控制者；北洋軍閥集團所掌握的北洋政府是由統一走向再統一的過渡；北洋軍閥集團使中國的軍制擺脫了舊有的落后陳舊的狀態。北洋軍閥集團對中國社會的破壞，對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種種災難，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唯命是從和喪權辱國等，都起了阻礙歷史發展的作用；但是，它在改革軍制方面的成效是可以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的。
歷史背景
1911年10月爆發了辛亥革命，12月2日，武漢代表會制定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了臨時大總統選舉的一系列規程，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職，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孫中山請辭南京臨時大總統。2月15日，參議會一致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取得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最高領導權，其領導的北洋軍閥政治軍事集團形成。這個新建立起來的以北洋軍事政治集團為核心的政權，在歷史上被稱為“北洋政權”。
歷史沿革
宋教仁案
袁世凱在取得臨時大總統職位后，立刻向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進攻，以建立獨裁統治，為帝制做準備，1912年3月，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在南京組織了第一屆內閣，但唐紹儀不愿意做袁世凱獨裁的工具。1912年6月，袁世凱迫使唐紹儀辭職，9月任命親信趙秉鈞為國務總理，并且袁世凱極力擴充自己的武裝，企圖消滅各省的革命力量。
同盟會的領導人宋教仁認為，要反對袁世凱的獨裁，必須組織政黨內閣，實行“責任內閣制”，在得到孫中山的同意后，宋教仁和黃興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各個小黨派組成中國國民黨，1912年八月，國民黨在北京成立，孫中山委任理事長，不久孫中山辭職，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國民黨采取“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一時間聲勢浩大，成為了當時的第一大黨，1913年3月，宋教仁準備北上組建政黨內閣，但是在火車站遭到刺客槍擊，傷重身亡。
二次革命
宋教仁案公布后孫中山意識到想要建立民主政治，必須主張武力討伐袁世凱，但同時國民黨內部意見分歧，只有江西省都督李烈鈞等擁護孫中山的主張，1913年6月，袁世凱派兵南下，進入江西，發動了想要消滅南方革命力量的戰爭，國民黨被迫應戰，7月12日李烈鈞發表討袁通電，黃興15日在南京組織討袁軍，隨后安徽、上海、廣東、福建省、重慶市等地先后宣布獨立，這就是中國國民黨以討袁為內容的“二次革命”，但是不到兩個月，南方的國民黨軍隊就被袁軍打垮，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黃興等人受到通緝，被迫流亡海外。
袁氏獨裁
袁世凱在鎮壓二次革命之后，主張先選舉總統，后制定憲法以盡快獲取大總統職位，1913年10月6日，斯里蘭卡議會投票選舉大總統，袁世凱收買國民黨，并采取高壓手段當選大總統，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國民黨名存實亡，1914年5月1日，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取代《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約法》規定大總統總攬統治權，凡內政、外交、軍事、制憲、官制、任免等權，一律由總統獨攬。袁世凱獨裁統治開啟。
洪憲帝制
袁世凱的最終目標就是恢復帝制，為了恢復帝制，袁世凱為了稱帝，為此不惜接受了“二十一條”。1915年9月袁世凱成立全國請愿聯合會，要求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但實則是要求加速復辟帝制的進度，10月袁世凱公布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要求在各省的軍政長官下選出國體，11月20日，全國投票在袁世凱的操控下完成，君主立憲制被選為國體，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接受帝位，31日袁世凱下令民國五年改為洪憲元年，并準備于元旦登基，至此袁世凱復辟事件達到了高潮。
護國運動
袁世凱的專制統治和賣國活動早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抗，其中孫中山是反袁世凱的一面旗幟，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1914年7月孫中山在東京建立了中華革命黨，宣誓就任總理，整頓和組織力量來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同時曾經支持袁世凱的部分高級官僚在袁世凱稱帝之后也紛紛開始反袁世凱，1915年反袁起義迅速開展，護國軍節節勝利，各地紛紛響應，討袁陣線日益壯大，同時在袁世凱稱帝之后，除了美國之外的帝國都放棄了對袁世凱帝制的支持，段祺瑞和馮國璋曾經也是袁世凱的心腹，他們曾期望繼任大總統，但是袁世凱建立世襲王朝之后就表現出消極態度，甚至參與到反袁的活動中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4月下令恢復內閣，但是袁世凱依舊是在擔任大總統職位，6月全國各地基本宣布獨立，6月6日袁世凱病逝，護國運動結束。
軍閥割據
袁世凱死后，中國出現軍閥割據局面，當時主要的割據勢力分為北洋軍閥和西南軍閥，在北方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和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盤踞東北地區的張作霖雖然不是北洋集團的嫡系，但同樣也是北洋政府軍閥的重要成員，被稱之為奉系，在此之下還有大大小小的山西軍閥閻錫山，唐繼堯為首的西南軍閥滇系，割據一部分云、貴、川以陸榮延為首的桂系等等，這些軍閥投靠不同的帝國，對內搜刮，對外借款，北洋政府來到了軍閥混戰時期。
府院之爭
另一方面，袁世凱死后，原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恢復了《臨時約法》和國會，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補選馮國璋為副總統，北洋政府的實權主要操縱在段祺瑞手中，段祺瑞上臺不久，就和英、美扶持的黎元洪發生了激烈的政權之爭，也是所謂的府院之爭。
1917年2月，美國宣布與德國斷交，準備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希望黎元洪能追隨美國，黎元洪同意了美國的要求，3月中國國會對德國進行斷交，日本得知后也想唆使北洋軍閥參戰，段祺瑞借助外債為了擴大皖系軍團，也力主參戰，美國鑒于日本和段祺瑞的勾結動向，改變了原來的立場，轉而主張美國不要向德國宣戰，并指示黎元洪，馮國璋抵制參戰，這樣，府院之爭在參戰問題上激化了起來。
1917年5月國會開會審議參戰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凱故技重施，指使數千軍警流氓組成“公民請愿團”包圍國會，要求議員們同意通過參戰案，議員們不堪受辱，只好停會。5月18日，報紙揭露段祺瑞向日本秘密借貸1億日元的丑行，段祺瑞再次唆使使督軍團呈請黎元洪解散國會，黎元洪拒絕了使督軍團的要求，并于23日辭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段祺瑞憤而出走天津市，并通電各省督軍起來反對，一時間軍閥相繼宣布獨立，并揚言要對黎元洪實行“兵諫”。黎元洪一時間無法應對局勢，軍閥張勛別有用心自愿調停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間的矛盾，黎元洪同意了張勛的請求并且邀請張勛入京，段祺瑞也想借助張勛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國會，因而也同意張勛充當調解人。
張勛復辟
1917年6月，張勛在入京前曾與段祺瑞密謀，段祺瑞支持張勛復辟，張勛幫助段祺瑞解散國會，隨后，張勛進駐京郊，通知黎元洪解散國會，迫于壓力，黎元洪解散了國會，免職了國會總理，6月14日張勛入京，6月27日康有為與張勛和謀復辟，7月1日，凌晨，溥儀按事前布置，改民國6年7月1日為宣統九年五月三日，恢復清末舊制，大封百官，黎元洪逃往日本駐華大使館，電令副總統行駛總統權力，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討伐張勛。
段祺瑞唆使張勛替他完成了解散國會，趕走黎元洪的計劃，同時又看到全國反復辟聲勢浩大，有意乘勝追擊，討伐張勛，博取再造共和的美名，7月3日，段祺瑞宣告組成“討逆軍”，7月12日討逆軍攻入北京，張勛軍潰敗，張勛逃亡荷蘭駐京大使館，溥儀再次宣布退位，復辟丑劇僅維持12天就草草收場。
護法運動
張勛復辟之后，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黎元洪辭職下臺，馮國璋繼任大總統，北洋政府的軍政大權落入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開啟了一條賣國獨裁的統治制度，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對德宣戰，11月2日《藍辛-石井協定》，規定了美國承認中國擁有的特權，日本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段祺瑞假借參戰之名，大借外債以擴充皖系力量，據《中國近代簡史》記載，1916-1918年期間，段祺瑞向日本借助外債約5億日元左右，也稱之為“西元借債”。
1917年7月，段祺瑞趕走了張勛之后，孫中山電聯段祺瑞，要求段祺瑞恢復《臨時和約》，但是段祺瑞沒有理會，并且意圖皖系軍團的獨裁統治。1917年7月，孫中山和章太炎、朱執信共赴廣州市，并決定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被推選為大元帥，10月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布段祺瑞為叛逆，開始出兵北伐，開啟護法戰爭。
1917年10月，段祺瑞派遣直系軍隊進攻湖南省，以消耗直系軍團的實力，馮國璋為了保全實力，聯合了西南軍閥來排擠段祺瑞，所以馮國璋提議和平解決南北紛爭，并指示直系軍團消極怠戰，當北洋軍戰敗后，馮國璋更是指使曹錕等人發出和平通電，公開反對段祺瑞，段祺瑞被迫辭去總理職務。1918年3月段祺瑞親信徐樹錚勾結奉系軍閥派兵入關，馮國璋被迫重新任命段祺瑞為總理。另一邊南方護法軍中也在進行著分裂活動，1918年1月陸榮延和唐繼堯成立“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企圖分裂孫中山主持的護法軍政府，5月軍閥更改組軍政府法案，改大元帥制為七總裁合議制，孫中山為七總裁之一，但是卻大權落入桂、滇系軍閥手中，孫中山憤然辭去總裁之職位，5月21日，孫中山與胡漢民、朱執信赴瀘，至此，護法運動失敗。
軍閥混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皖系軍團段祺瑞依靠日本的支持，控制著北洋政府，企圖用武力統一西南，并把目標放在了直系的地盤上，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得到英、美的支持，與奉系軍閥張作霖暫時和解，企圖穩定北京政府，1920初形成了直、蘇、鄂、贛、豫和東北三省的反皖同盟，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軍全潰敗，7月19日，段祺瑞通電辭職大總統一職。。
直、奉兩派軍閥開始爭奪權力，1922年4月底，直奉戰爭爆發，雙方在津浦、京漢展開了激戰。5月初，奉軍大敗，張作霖退回關內，宣布“自治”。直、奉罷兵言和，直系開始控制北京政府。吳佩孚控制了北京政權之后，逼迫徐世昌辭去大總統之職位，抬出了原總統黎元洪，建立了所謂的全國統一的合法的臨時政府，1923年3月吳佩孚提出“武力統一”，一面準備與張作霖作戰一面來反對孫中山，各個軍閥為了保護自己的地盤開始了“省自治”和“聯省自治”。
二次護法
1919年10月，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公布了《中國國民黨規約》，宣布“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綱要。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8月，孫中山在上海傳令陳炯明回師廣東省，討伐陸榮延，10月收復廣東，驅逐了桂系勢力，11月孫中山重返廣州市恢復軍政府，宣布繼續護法，1921年4月，孫中山被推選為非常大總統。5月5日，孫中山宣布就職，并宣告討伐陸榮延，9月兵敗，廣西壯族自治區平定，兩廣一統。
1922年5月上旬，孫中山發布北伐令，取道江西省北上，6月13日，北伐軍攻占贛州市，接著進占吉安市，直逼省會南昌市，北伐軍深入江西之后，陳炯明發動政變，6月，孫中山從前線回到了廣州，16日凌晨，孫中山住所遭到炮轟，孫中山勉強脫困，17日，孫中山率領艦隊和部分陸軍反擊叛軍，并要求北伐軍回師鎮壓叛亂，但北伐軍回師之時遭到叛軍和直系軍隊的夾擊，損失慘重。孫中山孤軍無緣，1922年8月9日，孫中山乘坐艦船離開廣州市，再赴上海市，至此，二次護法運動失敗。
直奉再戰
1924年秋，直系軍閥曹錕和吳佩孚掌握了北京政權之后，因為賄賂總統和“武力一統”的政策，引發了各地的不滿。浙江皖系軍閥聯合奉系的張作霖和完成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孫中山，形成新的反直同盟，9月3日，江浙戰爭爆發，張作霖出兵入關，9月15日，張作霖自任總司令，率領10萬軍隊進攻朝陽、山海關區，17日，曹發布討伐張作霖令，以25萬兵力出戰，二次直奉戰爭達到空前的規模。10月23日，直系討逆軍在北京發動政變，大總統曹錕被軟禁，北京防務被接管，史稱“北京政變”，北京政變之后吳佩孚所部士氣大減，對奉戰爭失敗，1924年11月2日，曹錕被迫下臺，吳佩孚南逃，直系軍閥控制北京的局面結束。
北京政變之后，馮玉祥將所部改名為中華國民革命軍，并于1924年11月5日將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宮，馮玉祥偏向于革命力量，但是迫于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壓力，10月中旬，與張作霖、段祺瑞在天津市舉行了會談，段祺瑞被推選為北洋政府臨時總執政。
北伐戰爭
1926年，國民黨政府決定出兵北伐，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9日，革命軍在廣州市進行誓師閱兵典禮，宣告北伐正式開始，北洋政府各個軍閥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暫停了內斗，轉而對付興起的國民革命軍。
1926年7月11日，北伐軍占領長沙市，8月中旬先后攻克平江縣，岳陽市，并插入湖北，9月初，北伐軍向武漢三鎮發起總攻，6日漢陽守軍發動起義，7日，北伐軍占領漢口，10月10日，北伐軍勝利攻破武昌，兩湖戰場獲得勝利。兩湖戰場勝利后北伐軍開始轉戰江西省，北洋政府和北伐軍在南昌市展開戰斗，北伐軍兩進兩出，終于在11月8日攻克南昌，12月18日占領福州市，1927年初，北伐軍開始轉戰浙江省、安徽、江蘇省等地，3月，北伐軍占領了杭州、南京和上海市，消滅了吳佩孚和孫傳芳主力軍，至此，北伐軍獲得重大勝利，成功占領長江中下游平原和東南大部分省份，北洋政府的統治受到了動搖。
北洋政府覆滅
1926年10月1日，杜錫珪辭職內閣總理，由顧維鈞代理內閣總理兼外交總理，北洋政府處于癱瘓階段，并且隨著北伐軍的勝利，北洋政府能夠抵抗北伐軍的只有張作霖領導的奉系軍團，1927年6月11日，張作霖在北京召開奉系首領會議，會議上同意了統一北方軍閥來對抗北伐軍，并在6月16日，多人簽署了《擁戴張作霖為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通電》，同一天張作霖發表了討“赤”通電。
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就職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并且以“討赤”口號來團結北洋，來想挽回敗局，1928年4月蔣介石決定對北洋政府進行最后的討伐并于9日下達總攻擊命令，奉軍一路潰敗，6月1日，北伐大軍分三路兵發京津，張作霖見大勢已去，決定退出北京，6月4日凌晨，日本人見扶持的張作霖大勢已去，便炸毀了張作霖所乘坐的火車，張作霖不治身亡，北伐軍占領北京，天津市，北洋政府覆滅，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
國家政體
1912年至1928年間，北洋軍閥的統治體現了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同時，中國史學會認為，北洋軍閥的統治政權僅僅打上了民主共和的旗號，舊有的封建統治秩序并未真正被顛覆。所以導致了民國初年的政治格局、各派勢力的變遷以及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同時，中國外國歷史背景反映了北洋軍閥與近代湘淮系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在某些特點上的區別。
袁世凱領導的北洋軍閥集團具有與清末湘淮系集團相似的一般特點，其最顯著的政治特點是在清政府進行“新政”時形成和發展起來，進而贏得了中國資產階級上層的支持和信任。
組織架構
政治構成
中國近代社會的北洋軍閥集團與帝國主義勢力有一定的聯系，同時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軍閥派系在與帝國主義的關系上表現多樣，既存在公開出賣國家利益、密切勾結的情況，也有隱蔽、或發生矛盾、斗爭的情況。同時，雙方的政治利益和具體環境所決定是否支持某個派別的軍閥。帝國主義對關心和支持的派系可能采取觀望或持反對立場。而各派軍閥為了維護統治地位，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時也會有一定的反抗和抵制。
行政分布
依1913年1月8日公布的《中華民國劃一現行各省行政官廳組織令》《中華民國劃一現行各道行政官廳組織令》和《中華民國劃一現行各縣行政官廳組織專》的規定，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行政區劃分省、道、縣三級。其省級為：①一地方，即京兆地方；②二十二省（不包括日占臺灣省），即直隸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山東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蘇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陜西省、甘肅省、新疆、四川省、廣東省、廣西、云南省、貴州省；③四特別區，即熱河特別區、綏遠特別區、察哈爾省、川邊特別區；④博克多汗國、青海省、西藏自治區。省、特別區分道。京兆地方、道分為縣、設治局，為初級行政組織。1922年，全國共有九十七道，一千九百六十三縣，十二設治局。外蒙古、青海分盟，盟下分旗。西藏分宗，相當于內地的縣。
中央官職
民國初期，《臨時約法》和《大總統選舉法》詳細規定大總統的選舉方式。根據規定，大總統由國會獨立投票選舉產生，不受國會以外的任何勢力的限制。此外，《臨時約法》和《國務院官制》說明國務員體系，規定國務總理為國務員的首領，負責維持行政統一。通常情況下，國務總理由大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后任命。其他國務員則由國務總理提名，經國會同意后，由總統任命。根據《各部官制通則》以及陸續頒布的各部官制，共設立陸軍、海軍、司法、外交、財政、內務、教育、實業、交通九個部門。雖然后來有一些變化（例如農林和工商兩部合并為農商部等），但這些變化并沒有對各部門設置產生重大影響。總長即是各部門職權的行使者，并擁有一定的權力。
民國三年（1914年），在袁世凱頒布“新約法”之后，大總統人選從“人民”改為“男子”，住滿“十年”改為“二十年”。此外，“新約法”還廢除了國會舉會辦法，采用了相當復雜的選舉制度，以利于袁世凱自身從中謀取好處。同時，“新約法”也取消了《國務院官制》，將政事堂作為最高行政中樞，除國務卿、左丞、右丞等組成之外，各部總長本身在法律上失去固定職權，只有在行使職權時才需向大總統請示。。
地方官職
民國二年（1913年）頒布的《劃一現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以及其后頒布的詳細制令是地方行政機關設立的主要體現：
一、道制：道的行政首長，最初稱“觀察使”，民國三年（1914年）的《道官制》改為“道尹”；道的公署，最初稱“觀察使公署”，《道官制》改為“道尹公署”。道的職權包括三大類。道行政長官本身具有的職權、出于上級委托的辦理權及為使道行政長官得以切實行使其職權的出巡制度。
二、縣制：民國成立后，將有直轄地方的府、直隸廳、直隸州和廳、州等地方一律改稱為縣，行政長官一律改稱縣知事，行政機關則一律改稱為縣知事公署；民國三年（1914年）的《縣官制》對縣知事的職權和縣知事對上下的關系等又做出了詳細規定。
國家象征
國旗
北洋政府時期的國旗為“中華民國國旗”，寓意“五族共和”。五色旗原本是清朝時期海軍的官方旗。武昌起義次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發布《安民布告》規定國旗為五色旗，此后北洋政府沿用五色旗了。
國徽
北洋政府時期的國徽為“十二章國徽”，又稱“嘉禾國徽”，由魯迅、許壽裳、錢稻孫于1912年合作設計。1913年，這幅“國徽”圖案由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發表。“十二章國徽”的圖案來源于中國古代天子禮服繪繡的十二種圖象以及漢代《五瑞圖》石刻上的圖案，結合了傳統十二章中的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象征著穩重、忠孝、潔凈等。袁世凱復辟時也沿用此國徽。
國歌
北洋政府時期的國歌為上古詩歌《卿云歌》，《卿云歌》相傳是舜將帝位禪讓給禹時齊唱的詩歌，1913年，汪榮寶對《卿云歌》進行了一些修改，加上舜所作的“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并請比利時音樂家約翰·哈士東進行譜曲。隨后，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將《卿云歌》暫定為臨時國歌。然而，國歌在1915年5月改為了《中華雄立宇宙間》。在1921年7月1日，作曲家蕭友梅重新配曲的《卿云歌》再次被定為國歌，并一直沿用至國民政府上臺后才被廢除。
經濟政策
農業
北洋政府時期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發展農業，農業政策不僅逐漸趨于完整，而且開始走向了法制化的道路，首先北洋政府制定了墾荒條例，劃一墾荒方法，鼓勵人民墾荒，在清政府時期就已經推行了墾荒制度，但是卻一直沒有統一的方法。在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為了鼓勵墾荒，在1914年頒布了《國有荒地承墾條例》《邊荒承墾條例》，在條例規定了邊境地區的荒地所有民眾都可以開墾，而且還土地肥瘠不同定價，提前墾荒完成的還能減免價錢，條例的頒布引發了大量農民移居邊疆，同時條例頒布也促使土地占比關系發生了變化，封建官地和公田加入了私有化的行列。
在經濟作物方面，北洋政府頒布了多種獎勵制度，尤其是在對于經濟作物的政策和法令上。北洋政府在1914年4月11日頒布了《植棉制糖牧羊獎勵條例》同年又頒布了《森林法》1915年6月30日頒布《造林獎勵條例》多種條例的頒布使得經濟作物快速發展，糧食農作物也逐漸商品化，而且在中國交通較為發達的地區也逐漸形成了農業專門化的地區。
北洋政府提倡科學興農，改良和引進優良的品種，設立了農牧業試驗場，在19世紀末期建立起了農牧業的試驗場，在北洋政府時期更是大肆建立農業試驗基地，不僅如此，北洋政府對種子的改良和引進優良品種上更是十分重視，在1914年2月28日的時候，北洋政府農商部向各省發出命令，廣泛征集良種然后交給農事試驗場擇優培養。
根據《北洋政府簡史》記載，北洋政府制訂的農業政策及頒布的農業法規，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對比西方資本主義的農業政策相比還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而且北洋政府對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毫無變化，統治階級依舊可以大量購買兼并土地，在兼并大量兼并之后大多還是采用封建租佃制度，這種分散土地制度構成了北洋時期中國農業發展緩慢的主要因素。
工業
北洋政府時期，袁世凱上臺便頒布了多重法令來大力發展工業，首先，北洋政府解除了清廷留下了的對民間興辦工業企業的限制，在北洋政府成立的初期，第一任內閣代理工商總長王正廷在參議院宣布政見時就表示“驅除工商之障礙。”可見北洋政府對工業的重視程度，而且對民眾建立民辦企業的注冊、稅收等都放松了限制，同時采用的獎勵制度，一是實行專利制度，二是給予榮譽獎勵，僅在1915年——1916就有十八家企業、十名企業家和二十華僑企業家獲得了各種榮譽獎。
為了鼓勵社會投資創辦企業，北洋政府不僅采用榮譽獎勵方法，也采用了保息政策，在1914年1月，北洋政府頒布了《公司保息條例》條例保證了新成立的企業在開辦期間有利可圖，鼓勵了各方積極投資創辦新企業，但是實際上，袁世凱死后沒有任何人可以拿到保息金，所以實際保息條例并沒有真正實行。北洋政府期間對工業產品和原材料實行了減免捐稅政策，郭劍林認為，由于厘金和苛捐雜稅長期以來嚴重阻礙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北洋政府對于厘金和雜稅都進行了調整和減免。
北洋政府還鼓勵民眾創辦實業，支持引用外資，并且在《礦業條例》規定“外國人民所占股份不得逾全股十分之五”。郭劍林認為，一屆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其政治“性質”的集中表現，北洋政府的工商政策也從一個方面反應了這個政府的性質，北洋政府的舉措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發展，但同時北洋政府的發展工業的舉措也非常的不完善，所需的法律欠缺，已有的法令、條規不完善，由于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北洋政府工業政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商業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采用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嚴重地束縛了商業的發展。袁世凱上臺以后，簽發了《通飭重農保商文》來確保通商的可持續性，另外北洋政府同樣也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也希望商業、增加稅收的辦法來緩解危機，北洋政府期間，不僅頒布了許多發展商業的法律、法規，解除了商業方面的限制，同時也保護了商業的發展范圍，實行獎勵制度，同時對減免稅方面也是制定了大量減稅、免稅規定，同時促進了外貿的發展。北洋政府時期，還建立了百貨大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商業模式，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商業的資本主義化。
貨幣
1914年2月8日北洋政府頒布《國幣條例》采取：以銀為本位，以為暫行之媒介。但是因為《國幣條例》的不完善，北洋政府一直都沒有制造新幣，后修改條例，開始鑄造袁像新幣，袁世凱在擔任總統和復辟帝制期間，改鑄舊幣的任務遠未完成，另一個方面，北洋政府迫切需要統一幣制，但同樣沒有獲得成功，《中國金融通史》作者杜恂誠認為北洋政府在統一幣制上面毫無作為，所起到的都是消極作用。
文化發展
新教育方針
1912年2月，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提出了《新教育意見》，對清末的教育主張“忠君”“尊孔”予以否定，主張用世界觀教育和美育取而代之，并提出由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德教育提出“五育”并舉，北洋政府在此基礎上確定了新的教育宗旨，這樣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學者郭劍林認為這些對民國初年的通識教育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倒行逆施
新的教育宗旨否定了封建君權與儒家思想，同時也對袁世凱的復辟需要造成了阻礙，于是袁世凱在思想、文化、教育領域開啟了一股尊孔讀經的復古逆流。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發布了《尊孔祀孔令》宣揚“天生孔子為萬世師表~”，9月17日電告孔子生日為“圣節”，通知各個學校恢復祀孔典禮。27日黎元洪率領文武百官和中學以上的校長在孔子廟演出了一幕一跪九叩的鬧劇。10月袁世凱頒布《天壇憲法草案》強調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1914年1月袁世凱通過法案，令全國恢復祀孔典禮，2月7日再次通令各省崇祀孔子，12月北洋政府重新將尊孔列入教育的方針中來。1915年一月袁世凱重新頒布《教育法令》，明令把教育宗旨概括為“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北洋政府簡史》一書提出，袁世凱推行的封建復古逆流，一度使得民國初年出現的新氣象被扼殺，中國教育界出現了短暫的倒退與危機。1916年6月袁世凱復辟失敗之后中國教育界廣大人士要求教育界改革，清除袁世凱復辟倒退造成的影響，1916年9月北洋政府撤銷了袁世凱頒布的《教育法令》根據法令頒布教育宗旨也隨之廢止。1917年5月，憲法審議會否決了將孔教定為國教的提案，并撤銷了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的規定，重申了國民有信仰自由的權利，從而基本恢復了1912年制定的方針。
教育改革
1919年的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近代教育史發展新的一頁，教育界許多人主張不應當規定宗旨，主張兒童本位教育，1920年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實行教育“反輸出”政策，向國際上廣泛的傳播中國的文化，三月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成立。1922年北洋政府再次對教育進行改革，11月，以徐世昌名義公布了學校改革令，提出了改革學校的七條要求，一是要社會進化之需要，二是發揮平民教育精神，三是謀個性化的發展，四是注意國民經濟力五是注意生活教育，六是使教育易于普及，七是多留地方收縮空間。這七條標準雖然沒有明確稱之為教育宗旨，但學制的改革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起到了教育方針的作用，北洋政府時期的教育方針經過多次修改，基本上確定了“德、智、體”的全面發展。
外交策略
外交特點
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外交既存在著妥協的一面，又存在著開放性、力爭收回主權的一面，同時，中國近代社會的北洋軍閥集團與帝國主義勢力有一定的聯系，作者王繼慶認為北洋政府的外交策略的制定，無不取決于中國外政治的發展變化，北洋政府成立之初，袁世凱一方面沒有修改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另一方面，日英俄為首的列強則提出，在正式承認宣布袁政府之前，必須首先取得該政府對外國在華權力的確實保證，1913年10月10日發表的就職演說中聲明，所以前清政府所訂的條約、協約、公約必須恪守，袁世凱的這一聲明確定了北洋征政府前期內向性妥協的外交特點。
二十一條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北洋政府要求德國把侵占的山東半島權益交還中原地區，遭拒。當時美國注意力已轉移至歐洲，而英國則希望日本能成為在其遠東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對德宣戰，出兵占領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山東半島。袁政府分別在11月18日、次年1月7日兩次要求日本政府從中國撤軍，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中國公使日置益從日本返回中國，繞過外交部長陸征祥，以“回任所拜見大總統”為由，請求與袁世凱直接密談。在密談中，日置益向袁世凱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并要求中國對此絕對保密，而《二十一條》主要內容為日本要求北洋政府可以獲得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并且還可以修建鐵路、開辦兵工廠、獲取部分地區的修建權、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自治區東部享有土地租借權和所有權。1915年2月2日，中日雙方開始秘密談判，在84天里進行了25次正式談判和20次非正式談判，但是日本態度強硬，于5月7日發出最后通牒，要求北洋政府5月9日必須對修正案作滿意之答復，否則大日本帝國將會采取必要手段。5月9日，袁世凱作出了最后的妥協，5月25日中日雙方正式簽約。簽訂的條約為，《中日民四條約》，一時間各地民眾紛紛集會示威、罷工抗議、抵制日貨，斥責袁世凱的妥協行為，全國教育聯合會把每年的5月9日定為“國恥紀念日”。
巴黎和會
袁世凱倒臺之后，北洋政府的政治派系復雜，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下滑，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在山東省問題上抗議無效之后，北洋政府仍然選擇妥協，但是北洋政府的妥協方針并沒有博得同情，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自從和約提出山東條款后，先后做出五次讓步，但是均遭到和會的拒絕，在此情況下，中國代表團做出不前往簽字的決定，堅決維護國家的權益，但北洋政府的外交策略在總體上妥協占據著主導地位。
歷史影響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是一個過渡時期，舊的統一被推翻，而新的統一尚未完成。在這段時間里，北洋軍閥將政治軍事化，通過武力掌握內閣和國會的權力，導致中國政局的混亂。然而，他們對民主制度的堅持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政治的現代化。各派軍閥為擴大自身勢力，不惜耗費巨額軍費和大規模借債，導致財政體系崩潰。然而，他們的工商業政策客觀上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北洋軍閥的社會控制松動和經濟剝削引發了社會動蕩和不安，但同時也激活了社會意識形態，為先進思想的傳播和革命運動的展開創造了條件。
革命形式
在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面對北洋政府這個強大的敵人時，國共兩黨選擇了合作，而國共兩黨的合作也推動了中國反帝反封建，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速度。
經濟建設
北洋政府時期也在推行其“重農、重工、重商”的思想，為農商業制定優惠政策，獎勵擴充或改良農產畜牧。同時，鼓勵開墾荒田且重視水利建設。對發展工業也多采取硬措施，促進了民初工業的發展。同時對民辦企業推行獎勵制度，對新辦企業予以保息，對工業產品及原料調整或減免捐稅，設立示范場所以勸導人們興辦實業，開辦國貨展覽會和外國博覽會等等，對近現代的經濟發展也是具有一定影響。
教育發展
北洋政府的“五育”的基礎上，確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完全否定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教育宗旨，《北洋政府簡史》主編郭劍林認為，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教育宗旨，對民國普通教育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中國教育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
而且因為《二十一條》和巴黎和會的原因，爆發了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教育發展有著推動力。
移民
北洋政府時期對邊疆的移民，改變了邊疆地區的經濟面貌，而且內地與邊疆的經濟差距漸漸縮小，雙方的聯系進一步加強，市場經濟發展日益活躍。
歷史評價
文學家瞿秋白曾在《瞿秋白文集》中評價北洋政府：“地主、買辦是軍閥的命根，是軍閥的經濟基礎。北洋軍閥之所以反動，決不是因為他們的軍隊均屬土匪。而是因為他們代表官僚買辦、大地主的階級。”
中國近現代外交家顏惠慶在《顏惠慶自傳》中評價北洋政府：“對于北洋軍閥，人們盡管可以抨擊和蔑視，他們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識才干貧乏。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對于一些自己不擅長的政務，放心地交給有經驗有知識的人去做，從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獨斷專行，事情就這樣辦好了。因此，雖然一次又一次國際風云變幻，險象環生，他們卻總能發揮專家們的才智，把握機會，從而驅散烏云，指引國家航船安全避開狂風暴雨的侵襲。”
中國歷史學家來新夏在《北洋軍閥史》中曾評價北洋政府：“北洋軍閥集團是在清末維系晚清十余年統治的一個支柱；北洋軍閥集團是辛亥革命時期轉移政權的主要軍事力量；北洋軍閥集團是中華民國統一政權的實際控制者；北洋軍閥集團所掌握的北洋政府是由統一走向再統一的過渡；北洋軍閥集團使中國的軍制擺脫了舊有的落后陳舊的狀態。北洋軍閥集團對中國社會的破壞，對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種種災難，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唯命是從和喪權辱國等，都起了阻礙歷史發展的作用；但是，它在改革軍制方面的成效是可以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的。”
歷史學家丁中江在《北洋軍閥史話》中曾評價北洋政府：“袁世凱代表北洋軍閥，他和他的集團統治了中國30余年，從小站練兵開始，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為止，中國的內憂外患，莫不和這個集團息息相關。當董卓死后，他的黨羽李傕、郭汜一班軍閥曾擾亂東漢十余年，而袁世凱所手首創的北洋軍閥也大同小異。”
現代學者徐占春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原由初探》中評價：“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最反動、最腐朽的時期。中央政府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很難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而這種不完全作為， 在20世紀初中原地區社會劇變的背景下，充分調動了各種社會因素，形成一種綜合的社會力量，促進了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的發展。”
國家政要
歷任總統
歷任總理
軍閥各系
北洋軍閥
北洋軍閥的形成源于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條件，其淵源可追溯至清末的湘軍與淮軍。1895年，袁世凱在小站組建了“新建陸軍”，繼承了湘淮軍的傳統，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北洋軍閥軍事政治集團。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成為帝國主義爭奪的對象。袁世凱領導的北洋軍閥集團傾向于與帝國主義勾結，依賴外部力量。辛亥革命爆發為袁世凱提供了機會，并得到中國外反動勢力的支持。袁世凱憑借軍事和政治實力成為民國臨時大總統，掌握全國政權，勢力擴展到南方。1916年后，全國陷入南北分裂和軍閥混戰，但北京政府一直由北洋軍閥中的直系、皖系和奉系控制。
奉系軍閥
奉系軍閥是北洋軍閥中的一個派系，以張作霖為核心領袖，其他主要成員包括吳俊升、張作相、楊宇霆和姜登選等人。在袁世凱逝世后，北洋軍閥分裂成了三個大派系。張作霖當時擔任沈陽市省長和督軍，掌握了相當數量的武裝力量，并為自己創立了一支獨立派系。由于張作霖來自奉天（今沈陽市），所以這個派系被稱為奉系軍閥。奉系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保持著密切聯系，直到1919年，他們完全控制了東北地區。
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張作霖聯合了直系軍閥，推翻了段祺瑞政府，并被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然而，在直奉戰爭中，他失敗了，被迫退至關外，并自稱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1924年，他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打敗了直系軍閥，并與馮玉祥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權。1925年，奉系軍閥向南沿津浦鐵路行進，將勢力范圍擴大到上海市，但最終被馮玉祥和孫傳芳的部隊擊敗并被驅逐出江蘇省。1926年，張作霖與吳佩孚、閻錫山組成聯盟，進攻馮玉祥，并成功控制了北京政權。
然而，1928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北伐中，奉系軍閥失敗了。張作霖在返回沈陽市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炸死，他的兒子張學良接替他的領導地位。同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改旗易幟”，奉系軍隊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服從南京國民政府的統一領導。
直系軍閥
直系軍閥是民國軍閥中北洋軍閥派系之一，直系軍閥領袖大多出身直隸省，在許多政治理念上存在共鳴，故稱為“直系”，代表人物有馮國璋、曹錕、吳佩孚、齊燮元、孫傳芳等，1915年底，馮國璋就護國運動了解到袁世凱氣數已盡，便暗中與各省北洋軍人頻繁聯系，造成在袁世凱與護國軍之外的第三種勢力，1917年7月，在擊敗丁巳復辟后，馮國璋代理大總統職位接替了黎元洪，而段祺瑞則再次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部長。馮國璋提倡南北和談，并反對段祺瑞采取武力統一的方式，直皖之間的沖突開始顯現。
到了1919年12月，馮國璋因病去世。隨后，直系軍閥曹錕和吳佩孚崛起，并于1920年7月聯合奉系軍閥發動了直皖戰爭，成功擊敗了皖系勢力，共同掌控了北京政府。當時，直系軍閥擁有18個師和18個混成旅的主力部隊，其軍事勢力已經完全控制了華北、華東和中原地區。
然而不久之后，直奉之間的矛盾激化，導致1922年4月爆發第一次直奉戰爭。最終直系取得勝利，吳佩孚的聲望達到巔峰。而在1923年，直系軍閥曹錕通過有爭議的選舉成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1924年9月，皖系殘余勢力與奉系軍閥聯合挑戰直系，先后爆發了齊燮元對盧永祥的江浙戰爭，引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然而，由于馮玉祥在關鍵時刻改變立場，吳佩孚未能成功，最終退出了北京。
1926年，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發起了北伐。吳佩孚和孫傳芳遭到北伐軍的擊敗，直系勢力從此消亡，大部分人在北伐戰爭中被國民革命軍收編或解散。
桂系軍閥
桂系軍閥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廣西壯族自治區為根據地，廣西籍軍政人物為主要代表的一支軍政集團。可以分為舊桂系和新桂系。舊桂系的代表人物是陸榮廷，他在辛亥革命后宣布廣西獨立并參與了護國戰爭，逐漸掌握了兩廣地區的實際控制權。
1917年，孫中山南下廣州市，并聯合滇桂軍政集團，舊桂系逐漸排擠孫中山而導致第一次護法戰爭失敗。然后，舊桂系試圖消滅孫中山指揮下的粵軍，爆發了粵桂戰爭，但最終失敗。隨后，粵軍再次進攻廣西，摧毀了舊桂系的政權。
1924年，舊桂系內部發生沖突，李宗仁趁機攻打陸榮廷，成功消滅了他的勢力。隨后，李宗仁與沈鴻英爭奪廣西壯族自治區控制權，并擊退了滇軍的進攻。戰斗持續到1925年，李宗仁最終消滅了沈鴻英的勢力，統一了廣西。此后，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代表的新桂系控制了整個廣西地區。新桂系統一廣西后，與廣東省的孫中山國民政府聯合，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于1927年首先派出鐘祖培率領第七軍建制一個旅的部隊，北上支援受到北洋軍閥攻擊的湖南省軍閥唐生智，以此同時，李宗仁親自到廣州市游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并促成了北伐的進行。
皖系軍閥
徐樹錚在北洋將校中備受贊譽，與段系將校如曲同豐等存在矛盾。他借助奉系的力量來組建新軍，最初包括三個步兵旅和一個炮兵旅。隨后，他們參加了戰斗并成立了參戰軍。第一旅改編為第二十四混成旅，并前往福建。日本陸續提供借款，段同曲等人負責培養三個師的士兵。徐部隊改名為西北邊防軍，總共有四個旅：第一和第四旅駐洛陽，第三旅駐宣化，第二旅駐廊坊。參戰軍在1919年改稱為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第三師師長陳文運，駐近；第二師師長馬良，駐山東。這三個師和四個旅的軍械都是根據中日軍事協定而獲得的。第六混成旅于1918年1月擴編為第十八師。孫傳芳在1917年10月23日被任命為二十一混成旅旅長，湖北省防軍改編成旅。西北邊防軍從日本招募了訓練有素的年輕軍官，提高了訓練水平很高。同時，與日本親近的段祺瑞引起其他北洋將校的不滿，因此段祺瑞軍團被稱為"皖系"。
晉系軍閥
晉系軍閥是民國時期以山西省為主要活動場所的軍閥的統稱，活動時間38年，為民國時期軍閥派系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閻錫山、徐永昌、商震等，主要占據山西地盤。20世紀上半葉，晉系軍閥集團統治山西38年之久。于其他軍閥類似，和當時的北洋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代表人物閻錫山就曾擁戴袁世凱復辟。
以閻錫山為首，以晉綏地緣為特征的晉系軍閥集團，屢屢與其他政治力量逐鹿中原，一度占有晉綏冀察四省和平津二市，其首領閻錫山甚至一度自立為“國家元首”。
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馮玉祥、閻錫山失敗，晉系軍閥集團實力、地位大為下降，但仍保持了較為完整的體系，直至1949年4月太原解放，晉系軍閥集團方才土崩瓦解。
滇系軍閥
滇系軍閥為西南軍閥派系之一。辛亥革命后，滇系軍閥早期以唐繼堯為首，主要轄滇、黔2省，后向四川省擴張，被稱為“滇系軍閥”。1907年，清政府成立了云南陸軍講武堂，這里培養了大部分滇軍軍官，辛亥革命后，這支相對獨立的滇軍成為由云南人組成、以地方財政支持并受地方勢力指揮的軍隊，被稱為滇軍。1915年12月25日，云南省督軍蔡鍔等宣布云南獨立，并發動護國戰爭。隨后成立了討袁護國軍，蔡擔任總司令官，組建了第2、第3軍。云南護國軍與廣西壯族自治區、廣東省的地方軍閥合作，共同北伐并占領廣東。
滇軍的勢力逐漸擴大到四川省，并在護國戰爭結束后形成滇系軍閥。1927年發生了“二六政變”，龍云成為滇系軍閥的領導人。1928年，龍云被蔣介石任命為云南省政府主席，統一了云南，進入滇系軍閥的統治時期。
粵系軍閥
1913年二次革命前后，龍濟光在袁世凱的支持下成為廣東都督，開始了他在廣東的軍閥統治。1917年，陸榮廷接任兩廣巡閱使，進一步鞏固了舊桂軍對廣東的控制。1922年，粵籍軍閥陳炯明發動叛變，并與滇、桂軍閥合作，給廣東省帶來了混亂。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將粵軍各派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五軍，隨后參加北伐戰爭。然而，1927年他們背叛了北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投身于中國新軍閥的紛爭和混戰之中。
川系軍閥
近代四川省軍閥的出現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各地軍閥勢力迅猛發展，尤其是人口大省的四川更是派系林立，混戰不斷。清末民初，四川各軍校師生、同盟會與中國國民黨人、地方袍哥民軍等人員源頭組成了多個軍閥派系，包括武備系、國民黨系、速成系、保定系、軍官系等。
在1911年的時候，四川軍政府在兩個派系對峙的情況下成立，但是到了1912年則合并為一個統一的機構。隨后，在1913年7月，四川響應孫中山的二次革命，成立了討袁軍，并且公推熊克武為總司令，然而在8月遭遇了兵敗。
接著在1917年，四川省成立了靖國軍，黃復生擔任總司令（1918年由熊克武接任）在1912年到1933年期間，四川發生了將近470次大小軍閥混戰，其中大部分發生在防區制度形成之后。到了1926年下半年，為了保全自身利益，四川軍閥紛紛派代表前往武漢市和長沙市，向正在進行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表示歸順，承認國民政府并同意軍隊改編。
遺跡場館
國會舊址
民國元年（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后，北京國會舊址是北京臨時政府籌建的眾議院所在，是中華民國成立后的第一屆國會的舊址。現存建筑有5座：國會議場、圓樓、仁義樓、禮智樓和圖書館。
墓葬
袁世凱墓又稱袁林、袁公林，位于北關區勝利路水北岸的太平莊，建于民國五年（1916年）6月，民國七年（1918年）6月建成。
相關文物
袁世凱像“共和紀念”壹圓紀念幣，在1914年由天津造幣廠鑄造，重量同通行幣，成色比較高，有九成都是純銀鑄造，正面是袁世凱，身穿大元帥服裝，頭上帶的是鷺羽冠，帶的是大勛章，背面寫著中華民國共和紀念幣九個字。
徐世昌像“仁壽同登”紀念銀幣，在1921年由天津造幣廠鑄造，重量同通行幣，這款紀念幣的本意是為了慶祝徐世昌繼任大總統而送給徐世昌，但當徐世昌繼任時紀念幣又未成功鑄造出來，鑄造成功后，徐世昌又已經繼位了很久，再送過去也就顯得為時已晚，所以這款紀念幣也就變的不倫不類。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張志君:國歌、國旗、國徽背后的故事及啟示(下)(2).宣講家網.2025-08-16
中國憲法史上的國歌.新余法院網.2025-07-04
北洋政府國會舊址.北京市人民政府.2023-09-09
北洋大時代.豆瓣電影.2023-09-09
紀實：檔案--北洋軍閥.豆瓣電影.2023-09-09
北洋軍覆滅記.豆瓣電影.2023-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