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5日），字少川，英文名Wellington（威靈頓），江蘇省太倉州嘉定區（今上海市嘉定區）人。顧維鈞祖籍江蘇昆山，是中國近現代政治人物，北洋政府第十三位國家元首，中國近代外交家。
顧維鈞早年考入上海圣約翰書院，后赴美留學，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12年3月獲哲學博士學位，提前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后回國，任總統府和國務院的英文秘書，后任內閣總統秘書、外務部顧問等職。1915年起，歷任北洋政府駐墨西哥、美國、古巴、英國公使，期間曾簽署中美《芝加哥銀行借款合同》及建議中國追隨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919年擔任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代表力爭收回山東省權益，后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次年調任駐英公使，并兼任國際聯盟中國代表，后出任中國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九國公約》。1922年出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后于1924年代理國務總理，1926年改任財政總長兼關稅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十月代理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1928年?張作霖“安國軍政府”瓦解后，遭到南京國民政府的通緝，出國赴歐旅居，后經張學良斡旋始息。1931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后出任中國駐法大使及駐英大使，代表中國政府參加國際聯盟滿洲問題調查委員會，出席國際裁減及限制軍備會議，以及關于遠東問題的布魯塞爾會議等重大外交活動。1944年，出任中國首席代表，奔赴美國參加敦巴頓（也做頓巴頓）橡膠園會議，商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事務及籌建聯合國。1945年，出席舊金山會議，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實際負責人，參與《聯合國憲章》起草工作，并第一個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1946年出任駐美大使，后于1956年辭職，1957年當選為海牙國際法院法官，1964年當選為國際法院副院長，至1967年退休后定居紐約。1985年11月14日，病逝于美國紐約寓所，終年98歲。
顧維鈞著有《顧維鈞回憶錄》《外人在華之地位》《門戶開放政策》等作品。其中《顧維鈞回憶錄》為其晚年口述整理而成，歷時17年完成，共計11000余頁，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外交史的重要原始史料。
顧維鈞作為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官群體中的代表人物，一生從事外交政治活動超過半個世紀（1912-1967年），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史學家唐徳剛認為，中國百年內出現“兩個半”外交家，顧維鈞算半個，但他在巴黎和會上面對列強不卑不亢，拒絕簽署對德和約，贏得世人敬仰，值得稱頌。
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1888年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七），顧維鈞出生于上海市，祖籍為江蘇嘉定，字少川。其父母顧溶與蔣福安育有三子兩女，顧維鈞排行第四，有兩位兄長及一姊一妹。1892年（光緒十八年），顧維鈞剛滿3歲便入讀私塾，其父顧溶期望他能重振門風。顧維鈞于私塾讀書七載，打下初步國學基礎。1899年，顧維鈞聽從姐夫的建議，進入傳教士創辦的中英書院預科學習，學習英文、算術和地理等科目。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顧維鈞考入上海圣約翰書院學習，求學期間，顧維鈞于西學知識方面取得很大進步，還開始關注社會變革。1904年（光緒三十年）8月，因受到上海圣約翰書院內很多學生出國留學的影響，顧維鈞尚未畢業便選擇赴美留學，作為自費生跟隨帶隊監督湖北留美生的施肇基一起前往美國，被施肇基安排紐約州綺色佳的康納爾大學附近居住，后前往庫克學院學習語言和預科。在顧維鈞的努力下，原本需要兩年時間完成的語言和預科課程，他只用一年時間便完成。畢業后，顧維鈞決定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改變中國與列強在外交方面的失敗狀況，于是選擇學習外交與政治。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9月，顧維鈞通過入學考試，順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在校期間，顧維鈞展現出他在學習上的天賦，僅花費三年時間，便修完大學本科課程，然后又攻讀碩士學位的課程。顧維鈞剛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后便擔任紐約的中國學生聯誼會主席，同年冬天，清政府派遣五大臣考察團前往紐約時，顧維鈞代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歡迎考察團，并陪同考察團參觀哥倫比亞大學。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顧維鈞前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時，與當時中國駐美公使梁誠見面，此外還參與組建美國東部地區的中國留學生聯合會并出任主席。在校期間，顧維鈞在校園活動中也十分活躍，他加入哥倫比亞大學《旁觀者》報編輯部，由助理編輯做到總編輯，也曾為《哥倫比亞大學月刊》做過事，后擔任中國留學生編撰的月刊《中國學生月刊》的主編。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清政府派遣唐紹儀出任特使，拜訪美國羅斯福總統時，顧維鈞以紐約中國學生會主席等身份應邀前往華府，并代表中國留學生發言，使唐紹儀對其留下深刻印象。1909年（宣統元年），顧維鈞同時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學士與碩士學位，此外他作為哥倫比亞大學辯論隊的成員，對戰康奈爾大學并取得勝利。同年秋，顧維鈞在紐約第一次見到孫中山，二人連續兩天進行交談，而在取得碩士學位后，顧維鈞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棄學從政
1912年2月，顧維鈞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時，因唐紹儀的舉薦，中國駐美使館收到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請顧維鈞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的信函。因學業尚未完成，顧維鈞欲拒絕邀請，但他的導師約翰·穆爾教授知道此事后卻不同意顧維鈞的選擇，認為顧維鈞攻讀外交與國際法博士學位，就是為了擔任政府公職，不應該放棄千載難逢的機會，應該接受袁世凱的邀請為國家服務。對于顧維鈞擔憂尚未完成的博士論文，約翰·穆爾教授認為他的論文引言部分便十分出色，已經能夠作為一篇完整的學位論文了，于是顧維鈞聽從導師的意見接受邀請，將原論文引言改題為《外人在華之地位》并順利拿到博士學位，該論文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4月，顧維鈞由美國經過華沙、西伯利亞地區返回北京，唐紹儀親自帶他去拜見袁世凱，后于5月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兼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的秘書，同月美國代辦威廉士拜見袁世凱，并呈遞承認中華民國國書，由顧維鈞宣讀袁世凱的英文答詞。6月，顧維鈞因唐紹儀去職而辭去兩秘書之職，后于8月被袁世凱任命兼任外交部秘書。1913年，中英交涉西藏自治區問題時，顧維鈞參與對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會談。同時顧維鈞初到北京，因舉目無親，經常被唐紹儀請到家中吃飯，因此結識唐紹儀之女唐寶玥，兩人于1913年6月在上海舉行婚禮。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秘書期間，顧維鈞主要負責與英語國家駐華使館聯系，肩負與英美使館直接交涉的重任，以及與外國記者和在華出版外文報紙聯系的工作。
初涉外交
1914年，顧維鈞升任中華民國外交部參事，負責起草備忘錄與各種報告，遇到外交大事時，他會被邀請參與高層討論，也能發表看法。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遞交“二十一條”，面對日本引發的外交危機，顧維鈞認為中國應該從國際上爭取外交支持來抵制日本，于是他通過向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透露“二十一條”的重要條款，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條”期間，顧維鈞充當北洋政府與芮恩施的聯絡官，在顧維鈞的外交努力下，美國政府開始關注中日交涉，并對日本形成一定的制約力量。
顧維鈞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中的表現贏得袁世凱及外交總長陸征祥的信任，于是袁世凱與陸征祥決定任命顧維鈞出任中國駐美使館參贊，稍后再升任駐美公使，但顧維鈞以資歷尚淺為由請求改派新公使。不過袁世凱與陸征祥并未打消主意，決定先任命顧維鈞出任駐墨西哥公使，以增加其資歷，然后再改派為駐美公使。1915年7月，顧維鈞接替陳箓出任駐墨西哥公使。10月，顧維鈞在赴任途中停留在倫敦時被改任為駐美公使兼駐古巴公使，12月抵達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并向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呈遞國書。
1916年1月，顧維鈞作為代表與華盛頓吉羅廠訂購飛機發動機二十臺，4月，他又代表北洋政府與美商利希格遜公司借款五百萬美元。11月，顧維鈞簽署中美《芝加哥銀行借款合同》。同年耶魯大學授予顧維鈞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后獲得其母校圣約翰大學及亞伯汀大學、伯明翰大學、曼徹斯特大學授予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17年4月，美國正式對德宣戰，顧維鈞為了解美國的政策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程，以方便及時向國內提供準確情報，頻繁走訪美國國務院，并與英法海底隧道駐美大使保持密切聯系，了解英法政府對戰爭的見解，同時向中國政府提供詳細的報告內容。美國參與“一戰”在中國政壇引發一場“府院之爭”的風波，顧維鈞根據他對國際局勢的了解與判斷，致電北洋政府主張追隨美國參戰，但他同時認為不應該操之過急。
揚威巴黎
1918年，“一戰”結束前，顧維鈞便在駐美使館內成立小組，專門研究與戰后和會相關的問題，并將研究報告送交國內。顧維鈞主張中國應向和會提出歸還德國搶占山東省的權益，并建議中華民國外交部聘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翰·穆爾擔任駐美使館顧問，欲借助他的外交實踐經驗和國際法知識參與和會準備事宜，最終建議被外交部采納。同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戰勝國決定于巴黎舉行和會，北洋政府確定任命駐美公使顧維鈞與外交總長陸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為中國出席和會的全權代表。此時顧維鈞因妻子唐寶玥感染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病逝而傷心不已，一度考慮辭去駐美公使的職務，但處于報效國家的考慮，接受任命參加巴黎和會。美國代表團組成后，顧維鈞專門前去拜訪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等人，闡述中國對和會的要求，并取得美國政府于和會上盡力支持中國的承諾。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宮正式開幕，中國被列為第三類國家，僅獲得兩個代表席位。巴黎和會開幕后的中國代表團工作會議上，顧維鈞提出將中日、中德間所有問題，通過和會尋求永久解決的辦法，要求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直接歸還中國。他的提議成為中國代表團的主導看法，并公推顧維鈞起草準備向和會提交的議案。中國代表團準備相關議案時，日本搶先向大會提出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的要求，因事關中國，根據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的提議，需要中國代表團進行說明，顧維鈞挑起重擔，代表中國發言。1月28日，顧維鈞在由英、美、法、日、意五國組成的和會最高機構“十人會”上代表中國發言。他從歷史、文化、經濟、戰略等方面闡述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也不容爭辯的領土，顧維鈞的發言，得到中國代表團及美國總統威爾遜等政治家的祝賀，這是中國政府代表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為捍衛國家主權所作的一次成功演說，使得顧維鈞在國際外交界一舉成名。中國代表團趁熱打鐵，將由顧維鈞起草的關于山東問題的議案提交和會，并得到美國代表團的極力支持，后又向和會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巴黎和會期間，北洋政府發表委任令時將資歷最淺的顧維鈞排在第二位，這引起中國代表團內部的分歧，王正廷因不滿排名，散布顧維鈞與曹汝霖女兒訂婚的傳言，這場排名風波使得中國代表團難以形成合力開展工作。
4月，因意大利退出和會，日本趁機放言如果在山東問題上如愿，將會效仿意大利，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擔心和會破產無法成立國際聯盟，于是為爭取日本對國際聯盟的支持，在山東問題上傾向于日本，最終列強為了利益決定犧牲中國。同月下旬，顧維鈞再次代表中國向和會表達收回山東的意愿，美國總統威爾遜勸說中國在山東問題上對日本讓步，雖然顧維鈞據理力爭，但巴黎和會仍于4月30日將日本的要求納入對德和約，規定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均讓與日本。中國在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上交涉失敗的消息傳回北京后，北京學生率先走上街頭，并由此引發“五四運動”。5月，對德和約宣布后，顧維鈞為代表團起草一份措辭強硬的聲明送交新聞界，表示中國人民對會議決定感到極大失望和幻滅，他認為英法海底隧道等國操控巴黎和會，山東問題已經很難挽回，中國對策只能為保留簽字，北洋政府同意“保留簽字”的對策。但美國與法國等國家反對中國對和約保留簽字，顧維鈞等人主張保留不成便拒簽和約，中國代表團內部意見難以統一，部分代表團顧問返回各自任所，正式代表施肇基也返回倫敦，陸征祥請辭外交總長并住進醫院，在此情況下，顧維鈞挑起代表中國的重任，成為代表團后期實際主持人。
6月下旬，顧維鈞連續會晤威爾遜、外國外長畢勛與和會秘書長迪塔斯塔，希望能夠找到最后的解決辦法。6月28日，巴黎和會最后簽約時，英法美等國拒絕中國保留簽字的最后要求，逼迫中國代表全面接受和會的安排，顧維鈞決定不出席和約簽字儀式，并致電北洋政府拒簽情況，認為弱國外交，始于爭奪終止于忍讓，這幾乎成為慣例，如果繼續隱忍簽字，中國的前途更加沒有外交可言。顧維鈞等人拒簽和約的行動順應民意，得到廣大民眾和輿論的支持和歡迎，中國代表團拒簽和約后，顧維鈞繼續留在巴黎處理和會未竟事宜，巴黎和會期間他代表中國參加“國際聯盟委員會”，并參與起草國聯盟約，此外他還結識印尼華僑富商黃仲涵之女黃蕙蘭，后兩人于1920年11月在中國駐比利時公使館舉行婚禮。
華盛頓會議
1920年10月，顧維鈞被調任駐英公使。11月-12月，國聯第一屆大會于日內瓦召開，會議將選舉產生國聯行政院四個非常任會員國，為使中國能夠當選，顧維鈞于大會上積極活動，強調“分洲主義”，爭取各國的支持，最終中國順利當選。1921年為制約日本的擴張，確保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美國政府發起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召開討論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的國際會議，顧維鈞在美英商討此事時，便建議北洋政府早做準備，認為華盛頓會議為中國再次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解決巴黎和會未了事宜提供一個機會。11月12日，華盛頓會議開幕，中國政府組建以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顧維鈞及王寵惠為全權代表的代表團參與會議，三人進行明確分工，其中顧維鈞主要負責關稅問題、山東省問題及租借地、勢力范圍、廢除和修改不平等條約等問題。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恢復中國關稅自主權及中國將進口稅定在百分之十二點五的內容，經過他的努力，中國在關稅自主權上取得一些成功。
由于日本的反對，山東問題未能列入華盛頓會議的議程，北洋政府在國內民眾壓力下，堅持不與日本直接談判山東問題，于是在美、英兩國安排下，中日兩國代表在會議外進行談判，并由美、英兩國代表列席，通過這種方式將山東問題與華盛頓會議聯系起來。顧維鈞作為中國的主要發言人，參與中日兩國圍繞山東問題的36次會外交涉會談，在膠濟鐵路問題上，日本堅持中國向日本借款修路，而中國提出以現款等方式贖路并完全收回路權，在美英調停下，中日雙方各自做出讓步，最終于1922年2月簽署《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對膠濟鐵路、日軍從山東撤軍等事項作出規定，此外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團還簽訂了《九國公約》。
官場沉浮
華盛頓會議結束后，顧維鈞返回國內，并進入國內政壇。1922年8月，王寵惠組建內閣后，邀請顧維鈞出任外交總長。顧維鈞就職后，決心改變以往中國政府派人前往外國駐華使館商談雙邊問題的不合理做法，他堅持按照外交慣例辦事，請外國使節前往中華民國外交部商談的事務。1923年，日本新任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上任后，他以中國暫缺總統，不能將國書遞交給代行總統權力的攝政內閣為由，不對外交總長進行拜訪，卻照會外交部提出具體的交涉要求。顧維鈞不能容忍這樣無禮做法，下令部署不要理會日本的照會，后芳澤謙吉希望繞過遞交國書的問題，但顧維鈞堅持要求日本如果不先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遞交國書副本，便不承認其公使身份。最終在顧維鈞堅持下，芳澤謙吉不得不前往外交部拜訪顧維鈞并遞交國書副本。
5月，“臨城劫車案”爆發，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向北洋政府提交由16國駐華公使署名的聯合抗議照會，他們提出苛刻的賠償要求，按照外交使團開列的名單承辦有關官員及改組路警隊并由外國武官監督等條件。顧維鈞認為這屬于偶發事件，對事件的處理不能有損中國的獨立和主權，于是他以外交總長的身份答復外交使團的聯合照會，既表達中國政府處理事件的愿望，又堅持主權不容干涉的原則。但各國列強不滿意中國政府的答覆，并利用曹錕競選總統之際，以不出席總統就職儀式為要挾，曹為如愿登上總統寶座，派出代表探尋外交使團的最后條件。在此情況下，顧維鈞只能做出讓步，接受外國外交使團的大部分條件，拒絕中國路警由外國武官監督的條款，盡可能減少對中國主權的損害。
1924年5月31日，經過二十多次會談，顧維鈞與蘇聯政府的全權代表加拉罕簽署《中蘇協定》，它是近代第一次大國主動放棄在華特權，與中國簽訂的平等條約。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顧維鈞離開北京寓居上海市，后于1926年5月，他再次進入北洋政府內閣。同年10月，顧維鈞以代理國務總理的身份再任外交總長，成為北洋政府修約外交的主角，對推動修約外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后于11月，北洋政府發表由顧維鈞起草的宣言，宣布終止“中比條約”。1927年1月，顧維鈞以國務院攝行大總統名義發布總統令，宣布自1927年2月1日起開征華盛頓會議規定的附加稅，并自1929年1月1日起行使關稅自主權，但總稅務司英國人安格聯卻拒絕執行顧維鈞征收附加稅的安排，于是顧維鈞內閣將他罷免，此舉得到中國輿論的支持與肯定。1927年6月，奉系組建“安國軍政府”，顧維鈞堅決請辭，結束其五年的北洋政壇生涯。1928年7月，國民政府第二次北伐進入北京后，顧維鈞被列入通緝名單，于是他選擇離開中國前往歐洲旅居。
支援抗戰
1929年，因張學良邀請，顧維鈞歸國前往沈陽市，并被張學良聘任為高級顧問，但被顧維鈞謝絕，此后顧維鈞以平民之身為張學良提供外交咨詢。1931年7月，顧維鈞在北戴河區避暑時寫信給張學良，談了他對局勢的看法，以他對日本及國際事務的了解，察覺到日本也許會動用武力奪取沈陽，張學良雖派遣飛機接他到北京面談，但不認為局勢會發展到顧維鈞預料的局面。“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次日，顧維鈞與張學良商討應對之策，后蔣介石致電張學良，欲請顧維鈞南下提供外交咨詢，此前顧維鈞因曾遭到國民政府通緝多次拒絕，但“九一八事變”為此提供了機會。10月初，顧維鈞乘坐張學良專機南下出任剛剛成立的國民黨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他認為日本不可能聽從國聯的決議，國聯也無法對日本采取強制行動，中日兩國應在國聯監督下尋找談判解決的途徑。蔣介石一度認可顧維鈞的主張，并讓他制定對日交涉的大綱，但蔣介石仍將希望寄托于國聯出面解決。
11月，為擺脫外交上的困境，蔣介石決定啟用顧維鈞，并任命他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尋找通過外交交涉解決“九一八事變”的途徑，面對東北地區局勢的惡化，他試圖通過外交途徑，依靠英美等國來維持錦州市中立，但遭到民眾的反對，最終國民政府放棄該計劃。12月初，顧維鈞請辭，但未獲蔣介石批準，后因蔣介石下野，顧維鈞結束了他一個月的外交部長之旅。1932年1月，國聯調查團成立，英、法、美、德、意五國各派一人組成，并由英國人維克多·李頓出任調查團團長，顧維鈞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參加調查團。3月，國聯調查團抵達上海市，顧維鈞開啟陪同調查團的工作， 4月調查團抵達北京后，欲前往“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地東北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日本政府為阻止調查團開展調查，反對顧維鈞進入東北，此外日本還故意散布顧維鈞奔赴東北將有危險的消息，對顧維鈞施加心理上的壓力。顧維鈞不顧個人安危，堅決履行外交官的職責，他的堅定態度感染調查團，李頓也強硬表態，日本政府最終做出讓步，不再反對顧維鈞進入東北。國聯調查團在東北考察一個半月，顧維鈞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開展工作。1932年8月，國聯調查團從東北返回北京后，完成起草報告書的工作，期間顧維鈞積極與各國代表接觸，對報告施加中國方面的影響。
1932年9月，顧維鈞從上海市乘船出發，奔赴巴黎出任中國駐法公使，他在抵達巴黎后，便前往日內瓦，赴任中國駐國聯代表。11月，國聯行政院討論調查團報告書，顧維鈞代表中國與日本代表展開辯論，并通過其駐法公使的身份爭取各國代表的支持。1933年2月，國聯特別大會通過關于中日沖突的報告，不承認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對中日沖突提議由當事國雙方在國聯組織的委員會幫助下進行談判。但此時日軍正在中國擴大侵略，同月底，顧維鈞等國聯代表致電國民政府外交部，建議在軍事上全力抵抗，外交上對日斷交，推動國聯對日進行制裁，只是他的建議未被采納。1934年6月，顧維鈞回國休假，一邊向國民政府報告歐洲局勢，一邊了解國內對日問題的方針。1936年3月，顧維鈞結束休假返回法國，因中法外交關系升格，升任駐法大使。1937年9月，“七七事變”后國聯大會開幕，顧維鈞向國聯遞交中國政府申訴書，譴責日本對華侵略。國聯大會期間，顧維鈞多次發言，讓世界輿論了解和關注中國抗戰，但國聯只是消極調停，未有實質性措施。
1937年10月，英國提議召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也稱布魯塞爾會議），顧維鈞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出席會議的三名中國代表之一。11月3日，布魯塞爾會議開幕后，顧維鈞在會議上力陳中國的主張，在會場外與各國代表接觸，為中國抗戰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吶喊，最終會議草草收場。顧維鈞雖然駐節歐洲，但仍然盡力爭取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1938年7月，顧維鈞在美國駐法大使浦立德寓所內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會面，進行一次重要會談，并促成陳光甫訪美，達成中美之間《桐油借款》。全面抗戰以來，日本占領中國沿海地區，并實行戰略封鎖，經過顧維鈞的努力，終于解決中國軍用物資假道越南過境運輸問題。1940年6月，法國政府被德國擊敗后撤離巴黎，顧維鈞也跟隨法國政府遷移至維希。
1941年5月，顧維鈞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大使，兩個月后抵達倫敦就職，而他的主要任務便是爭取英國等西方國家在道義與物資上對中國抗戰進行支持。12月，偷襲珍珠港后英國對日宣戰，國民政府抓住時機向英、美提出借款要求，英國追隨美國宣布向中國提供5000萬英鎊的貸款，顧維鈞負責同英國交涉貸款事宜，同時盡力讓國內理解英國的處境，但顧維鈞的努力未能化解中英之間存在的巨大分歧。1942年2月，蔣介石訪問印度，并欲拜訪被英國當局監禁的印度民族領袖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但遭到女王陛下政府的強烈反對。顧維鈞作為駐英大使，為緩和日益緊張的中英關系，一面利用私人關系與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等人溝通，一面致電蔣介石，要求回國述職并商談中英關系問題。1942年10月，顧維鈞回到重慶市，向蔣介石等人闡述他對中英關系的看法，并認為從大局出發，應該改善并加強中英關系，通過與顧維鈞多次交談，蔣介石開始認真考慮中英關系，并讓顧維鈞設法改善兩國關系。在顧維鈞的努力下，英國代表團于11月抵達重慶對中國進行訪問，后于12月顧維鈞參與中英新約談判與簽訂。
1943年3月，顧維鈞返回英國途中取道美國，欲拜見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并希望促成宋美齡訪問英國，他從中國外交大局出發，認為宋美齡訪問美國不訪問英國，會引起英國的猜測與誤解，對兩國關系產生不利影響。顧維鈞抵達美國后，向宋美齡闡述訪英的意義，并令宋美齡松口同意訪問英國，當時溫斯頓·丘吉爾正在華盛頓參加英美首腦會議，宋美齡提出讓丘吉爾親自前往紐約來見面，但因丘吉爾無法抽身前往紐約，最終宋美齡取消原本答應的訪問英國的計劃。7月，顧維鈞促成宋子文訪問英國，并為宋子文安排在英國期間的所有活動，在雙方會談陷入僵局時，顧維鈞以嫻熟的外交手段和態度，不斷化解會談中的尷尬局面。此后顧維鈞還安排中國友好代表團及各種不同任務的中國代表團訪問英國，盡全力改善中英關系。
籌建聯合國
1944年7月，中國準備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時，蔣介石致電顧維鈞，讓他報告個人看法，于是顧維鈞于8月回電，提出中國參與會議的態度和策略問題，主張新的國際組織必須具有權威性，應有實施制裁的義務，并強調中國參與會議的基本目標以確保中國“四強”地位作為第一要務。8月10日，蔣介石致電孔祥熙，讓他就近指導，同時加派顧維鈞、魏道明和商震為中國出席會議的代表，后顧維鈞被任命為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在會議第一階段時，中國代表團根據顧維鈞的意見向美英提出補充意見，經過努力，使中國成為“四強”之一。1945年初，中國與美國、英國、蘇聯一起作為發起國，決定于4月25日在舊金山舉行聯合國制憲大會。3月，顧維鈞回到重慶市后，建議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希望組建包含不同政治主張和黨派的中國代表團，但他的建議未獲認可，后因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介入，顧維鈞再次向蔣介石表達看法，最終組建包含不同黨派和政治力量的中國代表團。代表團抵達美國后，宋子文僅為掛名的代表團團長，有關會議事宜全部交由顧維鈞全權處理。6月25日，舊金山會議通過《聯合國憲章》，次日大會舉行憲章簽字儀式，中國代表團按照英文字母列為首位，于是代替宋子文出任首席代表的顧維鈞第一個在憲章上簽字。
駐美斡旋
1946年6月，顧維鈞返回倫敦卸任駐英大使。7月，顧維鈞重返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出任駐美大使，在向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遞交國書時，顧維鈞談到當時中國的局勢，認為統一是中國的要務，而中國的局勢與世界的局勢密不可分，蘇聯已經成為國際安全的主要威脅。1947年初，在中國調停失敗后回國出任國務卿的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認為，中國國民黨面臨的困境是腐敗造成的，主張對國民黨的援助必須要以國民黨自身改革為前提，于是顧維鈞一面向國民政府建議，要向美國表明改革的決心，一面與親國民黨勢力接觸，呼吁他們加強援助國民黨。1948年2月，杜魯門提交經濟援華法案，但顧維鈞并不滿足，認為他未提及軍事援助，于是顧維鈞與美國國務院交涉，要求增加軍事援助的份額。4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援華法案，向國民黨政府提供4.63億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億特別贈款，由國民黨政府自行決定用途。
1948年11月24日，顧維鈞拜訪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提出蔣介石希望美國采取援助措施，包括派遣美國高級軍事顧問協助中國國民黨制定作戰計劃等。12月，顧維鈞被中國共產黨列為國民黨戰犯，位列第22位，為唯一的駐外大使。1949年5月至6月，顧維鈞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與胡適等具有留學美國背景的人討論，由胡適等留美經歷的人組織新政府，重新贏得美國的支持，但胡適不肯出山，他的主張僅停留于設想階段。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顧維鈞在美國的外交活動面臨嚴重的困境，使他萌生退出外交界的想法。1950年7月，蔣介石電令顧維鈞赴臺討論朝鮮戰爭爆發后的局勢，因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恢復對臺灣的軍事援助，顧維鈞再次萌生退意，后于1952年10月臺灣當局“外交部長”葉公超前往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時，他將想法告知葉公超，但未獲得同意。1953年3月，艾森豪威爾就任美國總統后，顧維鈞根據臺灣當局的指示，向美國提出簽訂“共同防御條約”，顧維鈞等人經過一年多的交涉，最終于1954年12月簽署“共同防御條約”。1956年2月，顧維鈞遞交辭呈，后于4月被免去“駐美大使”的職務，同時被聘任為臺灣當局“總統府”資政。
晚年經歷
1957年1月，經過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分別投票選舉，顧維鈞當選為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盡管他已經年過古稀，但工作仍舊一絲不茍。1960年顧維鈞開始接受訪談口述回憶錄事宜，因其還在海牙的國際法院任職，每年只能在休庭期間回紐約的三四個月開展口述回憶錄的工作。1964年3月，因顧維鈞在國際法院的出色工作和在國際上的聲望，他當選為國際法院副院長，最終于1966年從國際法院退休，后定居美國，開啟退休生活。1976年，顧維鈞的口述回憶錄工作經過17年終于完成。19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組織人員翻譯顧維鈞的回憶錄。1983年5月，《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第一分冊問世，顧維鈞聽聞后十分欣慰。1985年11月14日晚上，顧維鈞洗完澡后便倒了下去，終年98歲。
人物作品
顧維鈞著有《顧維鈞回憶錄》《外人在華之地位》《門戶開放政策》等作品。其中《顧維鈞回憶錄》為顧維鈞退休后參加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計劃”項目，先后有5位學者根據顧維鈞從1959年至1976年間的口述，并利用其保存多年的日記、會談記錄、信函文件、電報檔案等進行整理和編撰，歷時17年最終形成共計11000余頁的書稿。中華書局自1983年推出第一冊起，直到1994年才將13冊全部出版，這部作品為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尤其是外交史的重要資料，而《顧維鈞回憶錄》的出版，其意義也遠超學術界。
主要影響
“聯美制日”外交
顧維鈞對民國時期外交的深遠影響便是提出“聯美制日”外交方針，該策略形成于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期間，最終成熟于華盛頓會議期間，并在廢除不平等條約及爭取國際支持方面取得一定成效。?顧維鈞的“聯美制日”外交思想來源于對當時國內與國際形勢的判斷，也是他留學美國期間對西方思想文化形成的認同。顧維鈞從參與“二十一條”交涉到參加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包括之后擔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聯美制日”都是他基本的外交主張。中國傳統外交主張“以夷制夷”，但沒有固定的聯合對象，顧維鈞將美國作為長久的聯合對象，將“聯美”提升到戰略層面，從民國政府外交來看，正是在顧維鈞的積極倡導和推動下，促成“聯美制日”外交方針成為“民國政府”一項基本外交方針。?
交涉二十一條
1915年，日本趁英法等國在歐洲戰場鏖戰無暇東顧之際，派兵攻占山東省，企圖獨占中國，并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袁世凱為換取日本對其稱帝的支持，派遣外交總長陸征祥同日本商議。面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負責與英美使館聯絡的顧維鈞認為，中國應該從國際上爭取外交支持抵制日本。顧維鈞憑借與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交往，便將“二十一條”中的重要條款透露給給他，通過芮恩施將消息傳往美國，同時也將消息透露給美國記者，希望通過借助美國輿論對日本施加壓力。 他認為按照當時中國的外交量級，想要與日本在交涉中爭取最小的損失，急需從國際舞臺上獲得外交支持。當時國際形勢中，唯一能給中國外交交與道義上支持的國家，便只有美國。對于顧維鈞的做法，袁世凱最初并不希望透露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因為他擔憂其他列強會效法日本要求利益均沾，但很快袁世凱明白顧維鈞做法的意義，因此同意由顧維鈞與英美駐華使館進行聯系，使得顧維鈞成為對美外交的核心人物之一。雖然顧維鈞在外交舞臺上初出茅廬，但他依靠自身過硬的外交素養，通過積極主動開展對美外交，推動了美國對中日交涉的重視程度，對日本形成一定的制約力量。?
巴黎和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顧維鈞便意識到和會對于中國的重要性，于是他在駐美使館內成立一個小組專門研究戰后相關問題，并將他們研究的報告送回國內，主張中國應向和會提出歸還德國強占山東省的權益。此外還想建議聘請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期的指導教授約翰·穆爾擔任大使館顧問。當他得知出席巴黎會后，在赴法之前先去美國，他認為巴黎和會上中國政府對英法不能抱太大的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國的支持?，在美國代表團組建完成后，顧維鈞親自前去拜會帶隊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和美國國務卿藍辛，通過會面向美國闡述中國對和會的要求，并得到美國政府支持中國的承諾。
在和會開幕后的中國代表團工作會議上，顧維鈞提出向大會提出將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直接歸還中國的要求，并稱為中國代表團的主導看法。1919年1月28日中日辯論山東問題，其他四人或無準備，或臨陣退縮時，對中日問題有研究的顧維鈞挺身而出，他從歷史、文化、經濟和戰略等方面闡述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并由此得到美、英、法等國領導人的贊許，也讓他贏得了個人聲譽。不過，巴黎和會只是一場分贓會議，列強無視中國的合理要求，不肯將山東權益直接歸還中國。美國態度的轉變，盡管對顧維鈞來說是巨大打擊。但和會期間，中國的外交方略由“賴美為助”轉向依據國際法獨自抗爭，都是在顧維鈞“聯美制日”外交思想的推動下發展。??盡管收效不大，但也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維護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決心與意志。?
華盛頓會議
顧維鈞在得知美國準備召開華盛頓會議前，便看出這次會議對中國的重要性，于是建議北洋政府早做準備，并提出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的主要目標及對策，他認為這是廢除中外之間不平等條約的一次好時機。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恢復中國關稅自主權及中國將進口稅定在百分之十二點五的內容，經過他的努力，中國在關稅自主權上取得一些成功。而解決山東問題也是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的重要目標，最開始因為日本代表的反對，山東問題未能列入華盛頓會議議程，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英美安排中日代表進行會外談判，然后將談判結果報告大會，經過中日雙方36次會談，顧維鈞作為主要發言人全程參與，最終在美英調停下，簽署了《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對膠濟鐵路和德國租借地及日本從山東省撤軍等事項全部做了規定，解決了巴黎和會未能解決的山東問題。這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第一次沒有喪失新的權益的條約。
推動修約運動
中蘇談判
1924年3月，顧維鈞等人反對蘇聯代表卡拉漢與王正廷擬定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等內容，并提出三項修正案，即草案未聲明取消蘇俄與外蒙訂立的條約，蘇聯紅軍從博克多汗國撤軍不應附有條件及在華俄國教堂產業待將來詳議。經反復秘密交涉，顧維鈞與加拉罕最終于5月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等條約。主要內容包括廢除俄羅斯帝國與中國或第三國所訂一切有損中國主權及利益的條約；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境內的一切租界、放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放棄庚子賠款的俄羅斯部分；重行劃定彼此疆界，未劃定前維持現狀；蘇聯承認外蒙古為中國之一部分，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聯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等內容。《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是中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同其他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的第一個條約，推動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廢約運動的發展。
廢除中比條約
19世紀60年代比利時效仿英美等國與清政府簽訂《通商條約》，到1926年10月時中比條約屆臨期滿。在期滿前半年中國政府通知比利時將要終止條約，并提出將該約重行修改，應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締結新約。比利時無法拒絕中國談判修訂新約的要求，提出在新約談判期間，舊條約繼續有效。雙方立場難以調和，遂成僵局。顧維鈞出任代理國務總理后，為打破僵局，他提議在舊約期滿后，中比雙方可先訂立一個為期六個月的臨時協定，按舊條約行事。如果新條約仍未制訂出來，臨時協定可以延長，但雙方可以預先通知予以廢除。這一辦法既增加修約難度，也不致使不平等條約無限期地延續下去。但比利時公使于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遞交備忘錄，宣布終止談判，拒絕中國的修正案，將爭議提交海牙國際法庭。
顧維鈞在中比條約談判無法取得任何進展的情況下，毅然提議北京政府下令終止中比條約。他認為中國不能屈服于比利時的無理要求，于是11月6日，北京政府發表由顧維鈞起草的廢約令。外交部公開聲明新約之締結要以平等及彼此尊重領土主權為原則，面對中國政府毫不退讓的立場，比利時政府不得不重回談判桌。宣布廢除中比條約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是中國人民廢除不平等條約進程中重要的一步，顧維鈞認為中比條約的廢除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在面對另一締約國公開、正式反對的情況下宣布徹底廢除的不平等條約，顯示出顧維鈞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心。
促進盟國援華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駐外使節開始為積極爭取外援而努力，他們不僅希望外國政府在道義上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更能實際援助中國抗戰。當時日本對東南沿海地區實行戰略封鎖，中國獲得軍需物品便主要依靠西北和西南的陸路交通線，這其中滇越鐵路最便捷，因此令法國同意假道越南運輸成為顧維鈞的重要任務。當時蔣介石多次電令顧維鈞與法國政府交涉，但法國因為擔憂日本會反對，反而會損害法國在越南的利益，因此不起希望中國的軍火借道越南運輸。顧維鈞多次前往法國政府交涉，終于得到法國允許以秘密方式進行物資運輸。此后這個情況被日本獲悉，法國政府便改變了主意，阻止中國物資運輸。顧維鈞多次前往法國外交部都未能得到滿意答復。于是顧維鈞繞開法國外交部，直接與殖民部長交涉，并建議對方繞過外交部安排物資過境運輸事宜，經過顧維鈞的交涉，殖民部長明白物資對于中國抗戰的重要意義，于是允許物資通過越南運輸往中國的行為，通過這種非常規方式，使得大量海外物資經過越南運往中國境內，在向中國提供便利和供應軍需的問題上，法國給予實際幫助，這與顧維鈞積極同法國各方交涉是密不可分的。?
提高國際地位
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會議提出戰后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顧維鈞采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討論的方案，并提出補充的方案，比較好的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后來都在舊金山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
人物思想
顧維鈞的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點便是“聯美制日”，最早萌芽于顧維鈞留學美國期間，從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開始，顧維鈞就提倡“聯美制日”的戰略。他在與日本政府斡旋中感受到北洋政府的軟弱，認為急需尋求國際方面的援助，根據他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美國的好感，認為美國是遏制日本的最佳選擇。通過巴黎和會使得顧維鈞的“聯美制日”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雖然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最后為換取列強對“國聯”的支持拋棄中國，但他的做法仍受到美國代表團的批評，最終在華盛頓會議上走向成熟。
顧維鈞的“聯美制日”思想，具有遠離黨派之爭和以國家利益為重的特點，他受到美國政治體制環境的影響，特別欣賞美國的兩院制，認為這種制度擺脫了思想上的束縛，因此顧維鈞一貫遠離思想上的斗爭，經常以模糊的、中立的態度往來于各黨派之間，他反對因黨派之爭而置國家利益于不顧，一心以國家利益為重。在“聯美制日”思想指導下，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通過美國的周旋，最終迫使日本簽訂《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使日本放棄山東權利，促成山東問題的解決，此外還為解決其他懸案起到了積極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顧維鈞團結英美等國，共同反對日本的侵略，使中國得到美英等國的支持和援助，最終也是在美國等國家的幫助下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及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同時顧維鈞認為外交人員必須具備基本的國際法和外交史知識，而在外交活動中，顧維鈞也以“弱國”來定位當時的中國外交，并采取相應策略，他認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對個人是可以的，但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在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百成功，因為如果一方百分百成功，代表另一方也有此要求，便無法達成協議。此外他還認為作為弱國的外交家，處理外交事務非常不易，但弱國外交未必沒有施展的空間。當然“聯美制日”思想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顧維鈞的外交活動受到當時客觀環境的制約，雖然他擁有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外交局面，而他個人的留美經歷也令其在外交上顯示出明顯的“親美外交”的傾向，此外，顧維鈞還高估了外交活動在國際交往活動中的作用，國家實力才是獲得平等外交權利的前提和基礎。
人物爭議
關于顧維鈞的出生日期存在不同的說法，根據顧維鈞口述的《顧維鈞回憶錄》記載，他是出生于清代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公歷的1888年1月29日。臺灣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當代名人傳》記載，顧維鈞出生于民國前二十三年出生，即出生于1889年，歷史學家劉紹棠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記載。除此之外，傅潤華撰寫的《中國當代名人傳》、世界文化服務社撰寫的《自由中國名人傳》、陳錫璋作的《細說北洋》及勃德的《中華今代名人傳》、活赫著作的《一九三五年中華年鑒》等作品中記載顧維鈞的出生年份為1887年。而臺灣當局“中央社”在1985年11月16日電，以顧維鈞享年九十九歲，據此上溯生年也為1887年。
人物評價
1985年顧維鈞去世后，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及前駐美大使章文晉發去唁電，認為顧老為“我國杰出的外交家，業績顯著，我們屬后輩，素所景仰，晚年回憶錄正在出版，對我國外交學界貢獻卓著，尤所欽佩。”
史學家唐徳剛認為近百年中國歷史上僅有“兩個半”外交家，周恩來與李鴻章為其中兩個，而顧維鈞只能算半個，因為顧維鈞只是奉命行事，沒有外交決策權，但他在巴黎和會上面對列強，展現出不卑不亢，直面群雄，敢于說“不”，敢于拒簽對德和約的精神，值得世人敬仰與稱頌。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認為，顧維鈞有過為國家以公理爭強權的高光時刻，也有過委曲求全的苦澀記憶，一生的個人經歷是整個民國外交的縮影。他在巴黎和會上的發言和拒簽和約，以及在舊金山會議上代表中國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這些都成為中國外交史上的永久印記。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啟華認為，顧維鈞個人太過杰出，比當時中國國情、國民素質超出太遠，當時外國的外交官常評價顧維鈞是中國的“例外”，他個人能力優秀，具有非常高的國際聲望，但也不免有些缺點，比如恃才傲物、重“面子”等。
顧維鈞的夫人嚴幼韻評價，顧維鈞是個一絲不茍的人，每天堅持寫日記，花費17年時間口述回憶錄，記錄他一生的工作。他做這些是因為他確信，理解中國的過去有助于它的未來，從青年時代起，無論他處于怎樣的環境中，都在為中國人民的權利和中國在世界上的正當合法地位而奮斗。
人物軼事
兩鞋皆左
某人游覽南洋返回時，曾與顧維鈞乘坐同一艘船，在抵達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船長為客人們舉辦宴會，并邀請顧維鈞進行演講，而他因為擅長英文，于是便開始發言，得到大家的贊賞。顧維鈞在開始演講前講了一則笑話，說他在留美時，有次乘坐火車，需要在火車上度過一夜，臨睡之前他將鞋子放在包房門外。黑人侍者在夜晚將鞋子刷好，第二日清晨便會放回原處，誰知道第二日顧維鈞起床后取鞋時，發現一雙鞋全是左腳，于是召來黑人侍者詢問，黑人侍者搖著頭口中說道，真是古怪，那邊包房客人的鞋子怎么全是右腳的。大家聽后全部大笑起來。
不辱使命
顧維鈞在某次出席國聯會議時曾與日本代表松崗侃侃而談，當松崗在會場演講，認為日本占領東北地區屬于正義人道的結果，但他剛說到這里時，顧維鈞立刻站起來發言，說如果按照松崗代表的意思，日本便是中國口中的馴羊。他的言語十分滑稽，引得眾人哄堂大笑。顧維鈞在國聯大會上演說數次，博取世界的贊美，也令眾人對中國表示同情，讓眾人對中國增添很多好感。顧維鈞擔任外交部長時，每次會見外賓都會按照慣例行握手禮儀，事先必然會雙手摩擦，令手上皮膚發熱后才與人握手。他的臥室內有一架三角玻璃鏡，每次當他外出時，都會對著鏡子站立，然后將身體對照鏡子仔細清潔。而在宴請外賓時，他對各國外賓的嗜好全部記憶在心中，對不同的外賓給予不同的準備。
攀上高枝
1912年顧維鈞回國后，在外交總長唐紹儀的外交部作秘書。顧維鈞少年翩翩，經常出入北京飯店舞場，某次他結識了唐紹儀的女兒唐寶玥，此刻的顧維鈞似乎忘記他早已定親的事情，很快便與唐寶玥形影不離了。身在上海市的張衡山得知顧維鈞與唐小姐的事情后非常生氣，便寫信給唐紹儀痛斥顧維鈞，并讓唐紹儀將顧維鈞送回上海。這封信令唐紹儀非常憤怒，便將顧維鈞叫來訓斥一頓，還讓他趕緊返回上海。但顧維鈞不愿離開北京，因親友等人勸說，也只能收拾行李準備南下。此事被唐寶玥知道后，便威脅唐紹儀，最終唐紹儀沒有辦法，只能同意顧維鈞與唐寶玥的戀情。后來專門打電報讓淞滬護軍使何豐林，讓他處理顧維鈞退婚之事，何豐林帶兵逼迫張衡山寫下退婚書，不久后便抑郁而死，而張女也選擇落發修行。退婚書送到北京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顧維鈞與唐寶玥便在北京飯店舉行了婚禮。
不愿畢業
1904年，顧維鈞還差一年學業畢業時，選擇前往美國留學，后進入紐約庫克學院，這是一所預備學校，專門為培養學生考入大學而設立的。經過庫克大學的學習，顧維鈞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在這里他想要先讀文學士，學習文學士必須要懂拉丁文，而顧維鈞一個拉丁文都不認識，因此教授勸他放棄，但他不愿改變主意。后面顧維鈞在暑假的七個星期內，全力學習拉丁文，這才追趕上美國學生四年拉丁文的程度，并在第一年年終考試時獲得“A”的成績。哥倫比亞大學的學制是四年，而顧維鈞在第三年時便讀完所有的學分，因此注冊處通知他可以畢業了，但顧維鈞不愿離開學校，因為他是學校積極分子，但注冊處的人非常不理解，認為他非常奇怪，別人都是期望早點畢業，而顧維鈞卻不要畢業，這是哥倫比亞大學從未發生的事情。顧維鈞不愿畢業，也不給出理由，注冊處的人看見他態度堅決，也就為他想了一個主意，讓他不要繳納領取畢業文憑的二十五美元，這樣也就不算畢業，可以繼續留在學校里讀下去了。
一鳴驚人
巴黎和會召開時，因為參會代表人數太多，而英法等大國也擔心會議會被小國操縱，因此決定召開兩種會議，同時進行。一種為全體大會，另外一種為列強會議。而全體大會將各個國家分為等級，給予不同的參會席位，中國當時被僅獲得兩個參會席位，而列強會議中國沒有資格參加，只有在討論有關中國問題時才允許列席，因此當時中國代表團只能在旅館等候消息。5月時，會議終于討論到中國問題，日本要奪取德國在山東省的特權，英法兩國早有默契給予支持，美國代表認為此事關乎中國權益，必須聽取中國代表的意見，這才讓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發聲。
當告知中國代表下午三點出席大會時，距離大會開始僅有兩個小時，當時中國代表團都慌了手腳。中國代表團正式代表有五人，外交總長陸征祥為團長，而顧維鈞資歷最低，當時陸征祥已經病倒，王正廷說他對這個問題不太了解，大家都選擇逃避，只有顧維鈞愿意承擔這個任務，并且堅定地說他要去，然后讓王正廷陪他前往，會議發言由他負責。當兩人趕到會場時，還沒有坐下便讓中國代表發言，于是顧維鈞連坐的機會都沒有，便開始講話，然后顧維鈞從歷史、地理、文化及經濟等各個方面進行闡述，要求歸還山東省的一切權益，最后他將孔子比作耶穌，將山東比作耶路撒冷，認為中國不能放棄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顧維鈞的英語講話非常流利，態度從容不迫，贏得了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路易喬治和法國總理喬治·克里孟梭等人的道賀與擁抱，讓顧維鈞揚名中外。
家庭成員
人物榮譽
榮譽學位
參考資料
勛/獎章、勛位
參考資料
后世紀念
故居
上海
顧維鈞故居又稱“厚德堂”，位于上海市嘉定區西大街兩側94-96號，由顧維鈞之父顧溶修建。它坐北朝南，屬于磚木結構，為硬山式、青瓦頂、平樓結合。整個故居占地面積為1.322畝，有房35間，其中樓房為22間，平房為13間，整體房屋面積為875平方米。宅院內有水井一口，臨河有水橋一座，大廳有粗壯庭柱，大梁淺雕繞枝牡丹，腰檐下前廊筑成一支香鶴翻軒、雙步、月梁有祥云淺雕；中間天井以三色缸片鋪成連環金錢紋。1954-1955年，臨街平房被改造為樓房，其余至1995年基本保持原狀。
天津
顧維鈞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南路267號，始建于1921年，屬于巴洛克建筑風格的磚混結構三層樓房。故居占地面積為1320平方米，建筑面積為1574平方米，擁有房屋48間，為木屋架起脊，紅缸磚墻面，木樓板樓梯，雙槽玻璃窗，建有固定書柜，二三樓均有平臺。
生平陳列館
顧維鈞生平陳列館位于上海市嘉定區法華塔的塔院內，法華塔為七級閣樓式磚木結構方塔，始建于南宋年間。陳列館面積為104平方米，分為六個部分展現顧維鈞親身經歷的中國近現代對外關系史上的風云際會，分別為“留學美國、矢志外交”“初涉外交、嶄露頭角”“任職國聯、護衛國權”“駐節法英、爭取外援”“參與創建聯合國”和“外交耆宿、蠻聲海外”。此外陳列館精選百余幀照片和文獻資料組成基本展板，以主題櫥窗組合展示許多顧維鈞生前使用過的實物。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衍園欣賞 | 鄭曼青自書詩.溫州衍園美術館微信公眾平臺.2025-03-14
顧維鈞 .豆瓣讀書.2024-04-14
從上海走向世界的外交家 |《以公理爭強權：顧維鈞傳》分享會 .網易.2024-04-14
金光耀談顧維鈞：以公理爭強權的外交家.今日頭條.2023-07-19
13卷本600萬字顧維鈞回憶錄首次集中再版_共產黨員網.共產黨員網.2023-07-21
學成歸來 矢志報國—留學報國篇（二） .微信公眾平臺.2024-04-14
天津小洋樓顧維鈞舊居：外交總長的非外交生活-天津小洋樓-北方網-新聞中心.北方網.2023-07-21
我的1919 (1999).豆瓣電影.202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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