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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漢卿，號毅庵，乳名雙喜、小六子。漢族，籍貫遼寧省盤錦市大洼區東風鎮，國民革命軍將領，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中國近代著名愛國將領。

1920年，張學良畢業于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先于奉系軍中擔任要職，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之后，張學良拒絕日本人的拉攏，毅然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被任命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為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做出了貢獻。1929年7月，張學良開始著手收回，同年8月中東路事件爆發，張學良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敗給蘇聯紅軍，張學良被迫恢復蘇聯在中東鐵路的特權。1930年，蔣閻馮大戰爆發，張學良令東北軍入關，武裝調停，避免了新的軍閥混戰，由此登上了政治生涯的巔峰。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執行蔣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國輿論譴責。12月任中國國民黨北平綏靖主任。1935年10月，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面對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曾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國共內戰、聯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絕。

1936年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事變發生以后，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事變，并派周恩來等為代表到西安市幫助張學良、楊虎城正確解決事變。經過多方努力，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十年內戰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為在抗日前提下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創造了條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送蔣介石返回南京市，即被扣留、判刑，先后被囚禁于浙、贛、湘、黔等地，1946年被押送臺灣繼續監禁，1994年移居美國夏威夷，2001年逝世，享年101歲。此外，張學良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有關西安事變的一次次紀念活動，一次次重要講話，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于西安事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肯定性評價，對于張學良所起的歷史作用的高度贊賞。中共評價張學良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自由之后的張學良，不管是在個人的采訪中，還是在后來的口述史中，反復強調自己以發動西安事變為豪，這一切都來源于他的民族大義，他在自述中說道：為實現國家的統一，把中國建成一個不受外界欺辱的強國，這是他一生的追求。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張學良1901年6月3日生于沈陽市（今屬遼寧省）臺安縣。他的父親是著名的“東北王”軍閥張作霖。張作霖娶妻六房，張學良是張作霖原配夫人所生。

張學良三歲時，父親請人為他算命，算命的說他命硬，必須換一個名字。按照當時村內的風俗，去祭拜的路上，有人叫的第一個名字就是修改之后的名字，于是，張學良的乳名由“雙喜”改為“小六子”。幼年時的張學良一直跟隨母親居住在新民市。隨著父親張作霖的兵力不斷擴充，1907年張學良開始從師學習。

教育經歷

張學良七八歲時，張作霖駐新民市，他在家中設館，請早年教過他的楊慶輔為張學良開蒙；1915年，張作霖駐沈陽市，請具備資產階級思想的名儒白永貞作為張學良的啟蒙老師；1916年，張作霖又請沈陽交涉署英文科科長徐啟東教張學良英文，此后，張學良每天去青年會學英語，也學一些國際知識和西方習俗，這是他接觸歐美文化的開端。1917年在其父張作霖軍中服役。1919年在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炮科學習，在校內結識戰術教官郭松齡，兩人成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畢業，初任東北軍第三混成旅第二團團長，負責保衛張作霖人身安全，以及沈陽市維持治安，他將郭松齡一同帶至奉軍。

直奉戰爭

第一次直奉戰爭

1922年4月28日，奉系軍閥張作霖自任總司令，率領12萬名奉系軍官與直系交戰，第一次直奉大戰爆發。張學良與郭松齡指揮的東路軍奉軍第三混成旅（張學良任旅長），經過霸縣戰斗和山海關區阻擊戰，成為了第一次直奉大戰當中，奉軍唯一取勝的部隊。戰爭結果是直系取得勝利，奉系撤回東北地區。

第二次直奉戰爭

1924年9月，為響應浙盧反直，奉張向直系宣戰，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張學良與郭松齡組成聯軍指揮部，率領部隊與直系在奉山海關激戰，直搗北平市，由于張學良在自己部隊中軍改徹底，直系全面潰敗，全軍覆沒，吳佩孚成為張作霖手下，直系從此走入歷史。奉系由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奪取了中央政權，張作霖成為了北洋軍閥領導人，奉系軍事實力此時達到頂點。戰后，張學良升為京榆地區衛戍總司令。

東北易幟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同年7月3日張學良就任東北地區保安總司令，開始統治東北。7月19日，張學良又出任“合議東北各省區內政、外交問題”的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委員長，至此軍政合一，正式接替父親的地位，成為新的東北領袖。在接班東北的通電中，張學良特別提出“停止一切軍事活動”，表示東北愿意服從國民政府。張學良先后向蔣介石承諾在7月19日、22日、24日率東三省易幟，但是日本政府主張保持東北的相對獨立來確保日本利益，日本駐遼寧省總領事林久治郎在拜訪張學良時曾赤裸裸地表示，“如果君與南方（指國民政府）合作就是與大日本帝國為敵，國民政府革命外交，損害了我方在中國的利益”，威脅道，“如果東北當局不愿意維持現狀保境安民，逆其道而行迎合南方，使東北地區受到外來干擾，日本將從我方利益出發，采取非常手段”。因此對張學良推動“易幟”的舉動多加阻撓，“易幟”被迫延遲三個月。1928年10月，蔣介石提出希望張學良在“雙十節”宣布易幟，但張學良仍表示為難。妥協的結果是，張學良同意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在沈陽市與南京沒有建立正式關系之前，先使自己成為了兩者之間的樞紐。以此為開端，易幟工作進一步加速。

1928年12月29日，距離新的一年還有3天，東三省各大城市卻進入了節日狀態。這天早上7時，奉天市內各機關、各學校掛起了旗。8時許，臨街商鋪也紛紛掛旗，街上還有士兵列隊掌旗游行，吉林市、哈爾濱市等省會城市也出現同樣情況。只是，這一次飄揚起來的旗幟，不再是懸掛了16年的北洋政府“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而是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各大報刊紛紛以“一時大街旗色，盡皆青白，民眾歡騰，氣象一新”形容當時景象。午前，張學良發出通電聲稱：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自此“自成一派”十余年的東北地區納入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之下，中國從形式上走向統一。

楊常事件

1929年的沈陽市，已經由張學良“領頭”。1929年1月10日，東三省兵工廠督辦楊宇霆，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被張學良以“反對易幟，阻撓統一”的罪名槍殺。這一事件震驚中外，舉世矚目，被稱為楊常事件。

1929年1月10日下午5點左右，楊、常二人一起來見張學良，要求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常蔭槐為督辦。并從兜中取出已經擬好的便條，要求張學良簽字批準。張推拖說現在已經到晚飯時間，容待飯后再作決定，并留楊、常晚餐。楊表示回去用飯，飯后再來。楊常走后，張學良即召警務處長高紀毅進入帥府。張向高說“楊宇霆、常蔭槐二人欺我太甚，”“現在他們正在回去吃飯，少刻就會回來。我給你們命令，立刻將他們二人處死，你率領衛士執行好了。”高紀毅請示在何處執行張說就在老虎廳會客室內執行。于是高紀毅、譚海等便奉命把楊常處死了。

楊常事件是張學良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對東北地區的政局和奉張的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楊常事件后，張學良進一步鞏固了政權，確立了自己的威權統治。但另一方面，奉系軍閥的內部矛盾并沒有隨著楊常事件而得以平息，只是暫時性的潛藏。在楊常事件后，奉軍元老與張學良進一步離心，并在后面應對突發狀況時更為明顯和公開化。不可否認，楊常二人皆具才干，是張學良值得倚重的股肱之臣。但是因為性格及行事方法的差別使得雙方積怨頗深，矛盾重重。加之楊常二人權欲過重，飛揚跋扈，又互通聲氣，極大地損害了張學良的個人威信，成為張學良東北地區新政權中的危險因素。張學良與楊常的根本分歧在于對奉軍乃至東北的政局有著不同的規劃。張學良具有一定的民族和國家意識，而楊常二人則是舊式軍人，缺乏明確的政治理念。正是由于雙方在政見上的巨大分歧，所以才使得張學良痛下決心，用一種極端的方式將事件解決。

中東路事件

中東鐵路是沙俄在我國東北地區修建的鐵路，是帝國主義侵華的產物。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力圖改善對華關系，在第一個對華宣言中承諾將中東鐵路“歸還中國，毫不索償”，但不久在第二個宣言中要求實行中蘇共管。名為共管，實際仍是蘇方一手掌控中東鐵路的管理權，于是中東鐵路就成為中蘇關系中的“頑疾”。

1929年3月，張學良再次就中東鐵路問題向蘇聯提出交涉，蘇聯作出讓步，將鐵路原由蘇聯人擔任的商務、車務、總務、機務、會計、進款等六處處長讓中國人擔任。后來張命人收回中東鐵路哈爾濱氣象觀測站，蘇聯予以默認，這更加堅定了張學良認為蘇聯外強中干的態度。5月張學良授命張景惠以宣傳“赤化”為由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蘇聯對此僅提出嚴重抗議并未有進一步的報復行為，張學良更加確信蘇聯實在是不堪一擊，從而對蘇聯更加處處緊逼。1929年7月，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革命外交”政策，意圖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各項權益，“強硬對抗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并切斷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開始驅逐中東鐵路蘇聯職員，查封哈爾濱蘇聯商業機構，開始著手收回中東鐵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蘇聯軍隊沿中東路一線向中國進攻，1929年10月12日戰爭全面爆發，歷時一個半月，分為東、中、西三線，東北軍很快被擊敗。同年12月，張學良被迫在伯力簽訂議定書，恢復蘇聯在中東鐵路的特權，蘇軍撤出東北地區。中東路事件是張學良遇到的第一次重大軍事失敗，中東路事件中東北軍的迅速潰敗，暴露了東北軍外強中干的實際情況，也直接鼓勵了關東軍在東北采取行動的決心。

中原大戰

1928年6月，北伐軍和平接收京津地區后，中國國民黨內部矛盾尖銳，蔣介石不得不以裁軍為手段來削弱地方實力派軍閥的權力。1930年5月11日，蔣介石下達對馮、閻、李的總攻擊令，正式爆發。

中原大戰時，張學良擁有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30萬人，其海軍、空軍實力在全國首屈一指。隨著雙方戰爭形勢的發展，張學良的態度由中立傾向了蔣介石。6月，張學良對蔣介石的爭取給予積極回應，6月21日、22日張學良發出通電：建議雙方撤軍停戰，設立緩沖區。7月，張學良疏遠反蔣派，連續拒見反蔣派代表，同時親近蔣介石。7月18日，張學良邀請張群、吳鐵城等到葫蘆島市商討出兵問題；7月28日，同意中央軍由青島市登陸，沿膠濟路西進收復濟南市。8月，張學良向蔣介石的代表正式表達出兵意愿，8月23日，張學良召集張群、方本仁、吳鐵城談話，表示將出兵平津。張學良認為，無論是從中國全局還是從的利益看，都需要有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政府。9月10日，張學良在沈陽別墅召開東北軍政會議，密商應對蔣閻馮大戰的方針。會議連開5天，在9月15日的會議上，張學良詳細陳述出兵華北地區的原因和意義，成員統一了認識，一致通過“出兵關內，調停”的決議。1930年9月17日，張學良發布了進軍關內的動員令，先行編組兩個軍，總共10萬人。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發出“巧電”，明確表示支持，出兵華北，武裝調停。張學良此舉轟動了整個世界，在中國政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在張學良和蔣介石的聯合夾擊下，反蔣聯盟軍迅速土崩瓦解。

武裝調停蔣閻馮大戰后，權力和榮譽使得張學良的政治生涯達到巔峰。張學良助蔣有功，蔣介石委以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從此以后，張學良的部屬口中的“少帥”變為“副司令”，1930年11月，張學良應邀赴，受到極其隆重的禮遇和接待。張學良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后，負責節制奉、吉、黑、晉、察、熱、綏、冀八省軍隊之權，北平市、、青島市三市及河北省、兩省劃歸管轄，一批東北地區人物也被委以重任，東北在全國的政治、軍事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

九一八事變

張學良助蔣介石穩定中原地區與中央政權后，關外的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主力大部分進駐、天津地區，東北邊防呈現空虛，這給造成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世界經濟危機的環境下，在南滿擁有鐵路特權的和長期處于狀態的中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升高了。張學良認為東北軍的實力不足以對日作戰，貿然對日作戰必然失敗。1931年7月6日，張學良致電文中還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7月10日，致外交部次長王家電言：“若有沖突，將重蹈旅順口區、之覆轍，致使滿蒙為日本人所占領則是明顯的，所以我方應該避免沖突。”

1931年9月18日，在關東軍司令部的策劃和部署之下，日軍一小分隊于當晚10點左右在沈陽市北面的處安放炸藥，炸毀了一小段當時歸屬日本管轄的，并將事先準備的3具身穿士兵制服的中國人尸體放在現場，誣陷鐵路被炸是中國軍隊所為，并以此為借口，分三路向當時東北軍第7旅駐地沈陽“北大營”發起進攻。第7旅官兵多次向時在北平市的東北軍司令長官張學良報告遭到日軍襲擊，張學良此前已收到南京“不予抵抗”的命令，當晚向國民政府報告，沒有收到回復，故下令不予抵抗。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將士毫無防備，且無法全力抵抗，雙方激戰到凌晨5點，東北軍第7旅官兵被迫撤退，日軍占領北大營。與此同時，日軍派兵向（時稱）發起進攻，幾乎沒有遭到中國軍隊的有效抵抗，9月19日凌晨6時，沈陽淪陷。張學良于9月19日在北平協和醫院對《》記者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于庫房，昨晚日軍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隨后，日軍先后占領、、鳳凰城站、等、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地區的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自發反擊，但長春仍在9月20日淪陷；9月21日，城也淪陷。

發動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戰火蔓延，、、等重要城市也相繼淪陷，日軍侵占中國東北三省。不到半年時間，東北地區全境淪陷，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被日軍占領。此后，日本在建立了傀儡政權，肆意掠奪東北地區資源，并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的殖民統治和奴役。作為東北的最高軍政長官，張學良遭到全國人民特別是東北人民的責難。12月5日，張學良致函各學校，仍稱“服從中央，忍辱負重，不求見諒于人，只求無愧于心”，繼續遵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2月15日，蔣介石迫于全國軍民的輿論壓力，辭去主席兼行政院長的職務；同日，張學良也辭去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張學良雖然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采取了基本執行的態度，但在日本攻占東北地區期間，張學良先后主持建立了東三省抗戰政權，支持領導的，并為東北各抗日團體提供財力、物力上的幫助。到1932年2月，日軍主力部隊攻占哈爾濱市。自九一八事變柳條湖爆炸起，前后歷時四個月零十八天，東北三省全部淪陷，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軍占領。

西安事變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以來，日軍妄圖吞并整個華北地區。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的廣大官兵，備嘗國破家亡、流離失所之苦，迫切要求抗日，打回東北老家，收復失地。1932年2月29日，張學良在北平市會晤章太炎，告之蔣介石不抵抗密令。4月9日，與國聯調查團團長維克多·李頓談話，譴責日本侵略行為。同年8月20日，張學良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1月3日，山海關區失守。同年2月21日，熱河戰役爆發；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3月9日，張學良在保定車站會晤蔣介石，蔣暗示張辭職下野，3月11日，張學良通電下野，并表示自己是“以鞏固中央，統一中國為職志”。同年4月，張學良由上海市攜家眷乘船出國考察。1934年1月，張學良由歐洲考察返回上海。2月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代總司令，1935年3月，張學良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同年4月2日，張學良晉升為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10月2日，就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代總司令職，總部設西安市。11月2日，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10月，工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勝利結束長征，到達。東北軍、十七路軍即被蔣介石調至陜甘一帶進攻中國工農紅軍，多次被紅軍擊敗，傷亡很大，而蔣介石卻不予補充兵力。在張學良、楊虎城感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沒有出路的時候，中共中央于12月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了全國各階層抗日民眾的擁護。此時，中國共產黨加緊了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以紅軍將領的名義，發出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誠懇地表示紅軍愿與東北軍實行停止，聯合抗日。4月9日，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周恩來應邀到東北軍駐地，與張學良舉行會談，雙方商定了中國工農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駐代表等事宜。

從1936年春開始，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實際上已與紅軍實行了局部停戰。10月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致書張學良，請他將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轉告蔣介石，希望互派代表談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具體條件。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決策，更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的決心。可蔣介石置華族危亡于不顧，頑固堅持不抵抗政策，不聽張、楊多次勸諫，繼續進行“剿共”內戰。11月7日，張學良到會見蔣介石，聲淚俱下地再一次要求停止、聯共抗日，遭到蔣介石的嚴厲拒絕。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的衛隊營在營長的率領下，包圍，扣留了蔣介石；與此同時，十七路軍控制了全城，囚禁了從來的幾十名中國國民黨軍政要員。當天，張學良、楊虎城等18位高級將領署名發表《對時局通電》，提出“改組”，“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震驚中外的爆發了。

西安事變爆發后，12月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發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電》，指出西安事變是國民黨抗日愛國將士不滿蔣介石內外政策的必然結果，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18日，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進一步提出了停止國共內戰、一致抗日、和平解決的五項條件。與此同時，應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的代表團趕赴。17日周恩來到達西安，于當晚和第二天同張學良、楊虎城分別會商。張學良、楊虎城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關于和平解決事變的正確方針和條件及軍事部署。

方面在弄清了張、楊和共產黨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宋美齡到西安談判。23、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代表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楊虎城代表十七路軍，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進行了談判。雙方于24日達成“改組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停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條件。24日晚，周恩來前去會見蔣介石，曉以民族大義，敦促其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國共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

囚禁生活

張學良發動兵諫的本意與動因僅僅是逼蔣抗日，并非對蔣介石不忠不義，更非要加害于蔣。所以，張學良在達成共同對外、聯合抗日的目標后，很快讓“西安事變”和平落幕。為表和平解決問題的誠意，也為了蔣介石的安全，張學良義氣般地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到南京市。不過，張學良沒有充分估計到蔣介石的計略與多變，回到南京的當天，張學良就遭到蔣介石的軟禁。隨后不久，張學良受到高等軍事法庭的審判，最后法庭宣布由軍事委員會對他實施十年的“嚴加管束”。自被“管束”起，張學良將軍最初居住于溪口，后隨形勢變化先后移至黃山、江西萍鄉等地。在大陸被軟禁的7年間，其秘密關押地點共更換23次。1938年武漢失守后，張學良被送到沅陵縣，先住蘇仙嶺，再移鳳凰山。1939年移住貴陽修文縣陽明洞。此后幾年，在貴陽市附近數次轉移。1945年抗戰勝利后，十年“管束”期滿，他本該恢復自由，結果1946年11月2日，卻被秘密遣送臺灣，軟禁在臺北陽明山國家公園。直到1990年6月1日，老友張群為張學良公開做壽，臺北市高層軍政大員孫運璇、陳立夫、梁肅戎、郝柏村、李國鼎、倪文亞、張繼正等人均齊聚于張將軍住處，他才公開露面，結束了長達54年的幽禁歲月。

恢復自由

張學良因“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而遭受了沒有法律依據卻長逾半個世紀的囚禁，直到1990年6月1日，在臺北以半官半民形式舉行了他的90壽辰慶典后，才算全面恢復人身自由。同年6月17日、8月3日，張學良幽禁以來首次接受新聞界——日本NHK綜合頻道記者公開采訪。12月31日，為東北大學校友會刊題詞：“不怕死，不愛錢，丈夫絕不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光明磊落度余年。”1991年3月10日，91歲高齡的張學良將軍攜夫人趙一荻赴美國探親訪友。這是張學良從大陸到臺灣45年來第一次被允許離開臺灣。

1991年5月23日，呂正操一行5人搭乘中國民航班機，飛向大洋彼岸。5月29日上午，一行人在紐約張學良住地見到了張學良。當86歲的呂正操剛走出電梯，便見90歲的張將軍站在公寓門口等候，張學良一眼就認出了呂正操，老遠便伸出手。半個多世紀沒有見面了，兩人雙手緊握，四目相對，沉思片刻，互致問候。之后，張閭蘅頻繁來往于海峽兩岸，為張學良和呂正操傳遞信息。由此，他們詩作唱和，往來不斷。

1991年6月初，張學良返回臺北市。1992年7月12日，張學良聞知鄧穎超逝世，委托張閭衡敬獻花籃。花藍緞帶上題“鄧大姐穎超千古。張學良趙一荻敬挽。”同年9月11日，張學良在臺北北投寓所首次接受由人民日報社、中國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組成的大陸記者采訪。他說：“只要時機成熟，國家一定能統一，希望國共兩黨第三次談判早日實現。”同年11月13日，張捷遷教授為東北大學復校奔波于海峽兩岸。張欣然同意同任剛復校的東北大學名譽校長和名譽董事長。1993年3月，國家教委正式批準東北大學復校，校名由張學良題寫。同年5月，張學良受聘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名譽理事長。1994年4月，張學良夫婦決定離臺，僑居夏威夷火奴魯魯安度晚年。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晚間8時30分（北京時間10月15日下午2時50分），張學良在夏威夷逝世，享年101歲。張學良于9月28日因呼吸急促、發燒而被送至夏威夷的史特勞布醫院，經診斷，患有肺炎。由于年事已高，進院治療17天后，仍回天乏術，平靜辭世。

政治態度

愛國的合作分治思想

從東北易幟到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思想雖已超越了“封建割據思想”，但卻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愛國統一”思想。他的愛國統一是“有條件的”，他只贊成“政治空間上的統一”，他的思考方式是“愛國主義”+“地方主義”的模式，雖然最終是為“愛國”服務，但本質上是一種“愛國的合作分治”思想。

愛國的抗日統一思想

九一八事變之后，張學良清楚自己已經喪失獨立挽回東北地區的能力，這時的他迫切希望有一個和平統一的環境可以積蓄全中國的力量戰勝并打退日本侵略者。但是隨著戰爭形勢的日益嚴峻，國家民族的命運日益危亡，張學良明白了要救東北必須先救全中國，此時他的思想轉變為“救國”和“救亡”并重的“愛國的抗日統一思想”，正是有這一社會主義的支撐，才有之后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重要爭議

有關張學良老家地處何方的問題，長期以來就有三種說法，一為海城市說，一為臺安縣說，一為大洼區說。一些張學良的敬仰者慕名前往海城尋蹤時，在海城卻找不到張學良的老家，只有一座張學良當年出資興建的“同澤中學”。后通過一些專家和有關人士陸續在大洼縣東風鎮發現一些遺跡、遺存和張將軍的族人親屬及相關史料，包括張學良家族祖墳墓園和張氏祖居遺址及張作霖祭母哀文，證實了張學良老家準確地點位于大洼縣東風鎮。

影響評價

中國近代史大家唐徳剛先生評價張學良：他那帶有濃厚傳奇性和高度戲劇化的一生，在民國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領袖中，真沒有第二人可與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記殺手锏‘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進步女作家和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一次談話中說：“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動國共內戰，內戰的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12月15日張漢卿先生送蔣介石先生回南京市一舉，如果不依照蔣先生處理西安事變的善后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鬧到何種地步，這必然會給日本一個絕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

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西安事變二十周年座談會上，周恩來發表談話，他指出：“西安事變是值得紀念的，由于西安事變，張、楊兩將軍是千古功臣，這點是肯定的。即使當時一槍打死蔣介石，也是千古功臣。張漢卿在被扣后，還給過我兩封信，多年來表現很好，始終如一，是值得使人懷念和尊敬的。張漢卿將來能援救出來最好，但無論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曾評價張學良：“張學良先生是偉大的愛國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以愛國的赤誠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義，毅然發動西安事變，聯共抗日，為結束10年國共內戰、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全民族抗戰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堪稱華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張學良先生雖長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卻始終淡泊榮利，晚年仍心系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企盼民族振興和國家強盛。張學良先生的卓越功勛和愛國風范，彪炳青史，為世人景仰。”

人物關系

個人生活

情感生活

發妻于鳳至

民國四年（1915年），在張作霖的撮合下，張學良與于鳳至結婚。張學良與于鳳至的婚姻屬于父母包辦，于鳳至比張學良年長三歲，二人始終相敬如賓。1916年，張學良與于鳳至住進了大帥府，于鳳至孝順公婆，包容丈夫，先后生下了長女張閭瑛、長子張閭珣、次子張閭玗、三子張閭琪。婚后于鳳至既是賢妻慈母，又是孝順兒媳。張作霖對她十分滿意，曾主張她去東北大學文法科進修。張學良南征北戰，于鳳至留守帥府處理家政事務，博得上下一致好評。張學良主政后，每遇到重大事項時都與自己這位最信賴的大姐商量。在東北易幟等重大歷史事件中，于鳳至贊同統一、反對分裂，在協助張學良處理楊常事件中發揮了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

與續弦趙一荻

1927年，張學良在天津市結識趙四小姐，兩人互相傾心。不久后，趙四小姐自行離家，赴沈陽市陪侍張學良。張學良與原配夫人于鳳至因趙一荻的去留問題鬧得不愉快，最終于鳳至與張學良約法三章，趙一荻可以留下來，但不能有正式的名份，趙一荻就以秘書的身份留在了張學良身邊。但是并未住進少帥府，而是住在府后一棟小樓和張學良安排的清昭陵別墅里。1930年12月，趙一荻生下兒子張閭琳。于鳳至在少帥府大院的東墻外建了一棟樓（后被稱為“趙一荻故居”），將趙一荻母子接進了少帥府。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趙一荻也遭到國人的嘲諷和謾罵，被誣為“紅顏禍水”。1933年，趙一荻隨張學良由上海市乘意大利郵輪啟程赴歐洲考察，期間她以秘書和翻譯的身份，與張學良出現在各個場合。1937年，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只有于鳳至相陪，趙一荻則與張學良失去了聯系，她帶著兒子在上海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直到與張學良關系密切的莫德惠來訪，帶來張學良的信件。于是趙一荻按張學良的意思，從上海搬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1940年，于鳳至病重，赴美就醫，趙一荻將兒子張閭琳托付給一個美國的朋友，她自己則從香港前往幽禁張學良的貴州修文陽明洞，接替于鳳至照料張學良的生活。1964年，于鳳至與張學良因多方壓力協議離婚，張學良才續娶趙四小姐為妻。此后一生中，趙四小姐長伴張學良身邊，即使是張學良在幽居軟禁的數十年間，她也從不離身。后張學良恢復自由，兩人定居美國夏威夷，過著寧靜恬淡的晚年生活。

居住環境

張氏帥府

張氏帥府是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將軍父子兩代的官邸和私宅，位于沈河區朝陽街少帥府巷46號，始建于1914年，是東北地區地區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好的名人故居。張氏帥府作為張氏父子兩代的官邸和私宅，曾是東北的政治中心，期間歷經兩次直奉戰爭、武裝調停蔣閻馮大戰、東北易幟、楊常事件、九一八事變等巨大變遷，飽經滄桑的張氏帥府已成為東北近代歷史的見證與縮影。

張氏帥府博物館現有展出面積8000平方米，展線長達2000米，對外展出文物七千余件，基本陳列“百年張學良”“張作霖與張氏家族”展覽，張學良辦公室、東北政務委員會、老虎廳、小青樓等一系列復原陳列展覽，記錄了張學良鮮活的生活片段和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1996年，國務院以“沈陽金融博物館”稱謂公布其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個人軼事

學習西方文化

1916年，張學良來到沈陽市后，時常參加ymca舉辦的講演會及其他種種活動。當時，基督教青年會成了張學良擴大視野的、學習社會知識、結交朋友的好地方。張學良在這里，開始接觸歐美的生活方式和民主思想，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學會了打網球、乒乓球和高爾夫球，并且學會了駕駛汽車和飛機，還能講一口很流利的英語，這些在當時的中國看來實屬摩登透頂了。張學良在這里結識了許多西方朋友，如他和澳大利亞籍的端納結成了終生至交。張學良在基督教青年會，認識了該會總干事普賴德。普賴德是美國朋友會教會的教徒，熱愛中國，主張積極的和平主義，張學良與他交往，受其影響很深。曾任東北大學秘書長的王卓然說：“張學良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濟世救人的情懷，好似佛門弟子；他的犧牲自我、服務他人的心愿，又像是一個真誠的耶穌信徒；同時，他的謙退達觀，看破世事人情，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度，又像老莊之流。”張學良后來的思想和性格，可能在少年時學習西方文化的心理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張學良自己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曾說“受西方教師與朋友的影響超過本國的師友。”

鳳凰山垂釣

張學良1938年春被秘密轉移到湖南鳳凰山。來到鳳凰山后，張學良的心情與在黃山、郴州市相比較為開朗，他愛好釣魚，在鳳凰山居住的山腳下就是碧波蕩漾的沅江，這是天然的垂釣場。在水上放釣的傳統工具是劃鉤，就是用一個個竹筒，上面系著很長的麻線，再拴上一個個小鉤子，鉤子上放著魚餌，張學良對這種釣魚方式很感興趣，每次放釣都先派人租用四五條木船，然后將木船定在江中放釣。每次釣的魚約有六七斤重。有一天，張學良釣到了一條特大的魚，幾個人都拉不上來，最后只好讓船夫跳到江里抱著那條魚游，等到那條魚掙扎得精疲力盡時，才把它拉到船上來。后張學良釣魚的興趣越來越濃，以前多是午飯后去釣魚，后來天一亮便整裝出發，中午飯也由廚師送到船上吃，幾乎每天都滿載而歸。

在紐約的“女朋友”

1991年3月10日，張學良從臺北桃園中正機場乘坐中華航空飛機去往美國探親，他在私下對朋友說此去美國是去紐約看望女朋友，后下榻至紐約曼哈頓花園街貝夫人的豪宅，一住就是三個月。貝夫人名叫蔣士云，1927年與張學良相識于外交總長顧維鈞的宴席上，互相都留下了美好印象。后因蔣士云力攻法文，心向歐陸，其發展方向不在國內，又因于鳳至和趙一荻的原因，兩人分別。但在少帥晚年，已是之年的兩位老人，有幸在萬里之遙的異域重逢，重拾舊日情懷于生命的黃昏，給這場“柏拉圖”式的絕版情愛，畫上句號。貝夫人覺得，當日風云叱咤、活虎生龍般的少帥，在54載的軟禁中，度過了難以想象的苦澀歲月，實在是太虧欠、太熬苦了，要在少帥有生之年作一次有效的補償。為此，貝夫人便精心策劃，周密安排各項活動，整個回程都排得滿滿的。張學良也予以主動的配合、高度的信任。對于一切求見者，他都是一句話：“貝太太就是我的秘書。你任何事情都通過她，由她替我安排好啦！”

后世紀念

張學良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在天津法租界32號路（今赤峰道78號），是一所西洋集仿式樓房。少帥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在1924-1931年在這里度過了7年的美好時光。

張學良故居有前后兩幢磚木結構樓房，前樓建于1921年，為三層帶地下室；后樓為二層，建于1926年。兩幢共有樓房42間，建筑面積1270.4平方米，總占地面積1.495畝。為西洋集仿式建筑，造型豪華、美觀、大方。在大門前有神殿式遮雨門樓，進入大門須拾階而上。雖然時光已經過去大半個世紀，這座略顯斑駁的建筑依然保留著一絲貴族氣派凝重而優雅，這里的音樂，裝修，家具，服裝各個方面都立體的展現了當時張家的原貌。

1956年，該故居進行私房改造后由國家經營；1960年，該故居改按公產掌管。

所獲軍銜及榮譽

旅長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戰爆發，張學良與郭松齡指揮的東路軍奉軍第三混成旅，張學良任旅長。

衛戍總司令

1924年直奉戰爭爆發，張學良率領奉軍第三軍與姜登選的奉軍第二軍為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入關的主力軍，奉系由此一戰奪取了中央政權，張作霖成為了北洋軍閥領導人，張學良升為京榆地區衛戍總司令。

保安總司令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張學良就任東北地區保安總司令，開始統治東北。

陸海空軍副司令、東北邊防司令長官

張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張學良以“東北易幟”的果斷行動，宣布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促使中原地區從形式上走向統一。后張學良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陸海空軍副司令、東北邊防司令長官。

陸軍一級上將

1934年2月，張學良曾擔任鄂豫皖三省“剿總”副司令。1935年時，國軍授予蔣中正陸海空軍特級上將，授予了8位陸軍一級上將和一位海軍一級上將，其中，陸軍一級上將中就包括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1935年10月，他出任西北“剿總”副司令代理總司令，率部進攻陜甘中國工農紅軍根據地。

個人作品

文學作品

張學良日記

2010年起張氏帥府博物館陸續收藏了從美國回歸的近100萬字的張學良史料。張氏帥府博物館副館長介紹：回歸史料的原始資料都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自2008年到現在，相關學者帶回的史料手抄本，包括張學良先生的日記、信件和口述材料等。在張學良先生的日記中，不僅記錄了很多從西安事變之后他自己的內心感受，還有日常起居、天氣狀況等生活細節。已經回歸的日記和書信史料，大部分是在張學良過世后才對外開放的，張氏帥府博物館正在進一步研究整理，這些史料對于還原一個真實的張學良，了解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以及張學良囚居臺灣等歷史事件有重要意義。

張學良于1949年被緊急從新竹縣清泉遷往高雄市，后1950年又被送回新竹清泉，此時海峽兩岸進入對峙時期，張學良與外界音訊全斷，大山里生活本就清苦孤寂，還要被迫書寫《西安事變反省錄》《雜憶隨感漫錄》等一系列不堪忍受的命題之作，在新竹清泉的這段日子，張學良身心俱疲。張學良在日記中寫下當時的心境：“山居幽處境，舊雨引心寒。輾轉眠不得，枕上淚難干。”

張學良讀書筆記

張學良喜歡讀書，而且善于做讀書筆記。早在1936年4月30日，他就在一則讀書筆記中寫道：“我看了《飲冰室集》、《梁任公近著》內的散篇，我不敢說一句不好，但是總覺得它有點不大舒服處。”同一時期他在另一則讀書筆記中寫道：“任公碩見，實有高出于過去的中國士大夫處，但惜乎仍不能跳出孔老的巢臼，實相魯迅所說的那樣：舊日枷鎖害人之深也。讀梁啟超的著作使我聯想到譚嗣同，此公如不早死，一定也有珍貴遺產給后人。因此念———更使我痛恨摧殘思想界的罪大惡極！”由此看來，張學良喜歡讀的是具有現代意識的書籍，而非古圣先賢之書。張學良還有一則讀書筆記的名字就直接叫做《讀“圣”“賢”書如吞砒霜》。

書法作品

張學良的書法很精彩，不失文人氣質，尤其是他唯一所題的東北大學校名，不僅有著碑帖結合的新跡象，而且還呈現出柳骨歐法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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