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軍(日語：関[guān]東軍/かんとうぐん、英語:Japan’s Kwantung 陸軍)，是20世紀上半葉侵駐東北地區的日本陸軍部隊，因前期戰斗力強盛，被日本人稱為“皇軍之花”。
1905年日俄戰爭后，日本與俄羅斯帝國簽訂了樸茨茅斯條約，獲取了沙俄向中國租借的“關東州”（指遼東半島普蘭店區至貔子窩一線以南地區）和“南滿鐵路”。為了加強管理，以及加緊對中國地區的侵略活動，1919年4月12日，日本在中國旅順口設立了關東軍司令部，直接隸屬天皇氏。以駐“滿”師團和“滿鐵”獨立守備隊，即原日本關東都督府所掌握的1個師團、6個獨立守備隊，總兵力約1萬多人成立關東軍。此后，關東軍開始干涉中國內政，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1931年，關東軍在東北地區制造了九·一八事變，后出兵侵占東北全境，并在東北地區扶植愛新覺羅·溥儀溥儀成立了偽滿洲國，并以偽滿洲國的實際掌控者對東北地區實行殖民統治，關東軍司令部遷往長春市。1938年起，日本關東軍開始調整對蘇政策，雙方先后爆發了張鼓峰事件和諾門罕戰役，關東軍遭到毀滅性打擊。1941年舉行關特演，對蘇聯進行武裝挑釁。1942年10月，日本將關東軍司令部升格為關東軍總司令部，增設兩個方面軍司令部和裝甲軍、關東防衛軍司令部以及第二航空軍司令部。從1943年下半年起，為挽回太平洋戰爭的頹勢，關東軍精銳不斷被調往太平洋戰場。1945年8月，在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和中國軍民的反攻下，關東軍迅即覆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身在東北地區境內的關東軍隨之宣布繳械投降，偽滿洲國政權也宣告覆滅。
戰后，伯力審判和東京審判都對關東軍的罪行進行了指正，揭露了其在中國東北殖民統治期間進行了細菌戰、奴化教育、專制統治、大屠殺等暴行。2022年8月15日，在“8·15”日本戰敗并宣布無條件投降77周年之際，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向社會公布了《關東軍化學部留守名簿》。
名稱由來
“關東”是指中國山海關區以東的地域，包括遼寧省、吉林市、黑龍江省三省。1898年，俄羅斯帝國強迫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強占了中國旅順和大連灣，此后沙皇俄國將其稱為一個州，即“關東州”，轄區包括遼東半島普蘭店區以南的全部陸地和島嶼，面積約3400多平方公里。
日本從沙皇俄國手中接管了關東州的全部利益后，為方便對該地的管理，以及擴大在華侵略范圍，日本先是成立了日本關東都督府，后又于1919年將關東都督府分為關東廳和關東軍司令部，關東軍的稱號由此誕生。隨著關東軍的發展，逐漸成為日本陸軍中戰斗力最強、裝備最好的軍隊之一，故被日本人稱為“皇軍之花”。
成立背景
政治方面
1889年，日本正式確立近代天皇制，規定了天皇至高無上的地位和絕對的無限的權力。但由于“明治維新”的不徹底性，使其帶有封建軍事性質。日本由此開始走向軍國主義道路，與此同時日本軍部還向軍人和學生宣傳“忠君愛國”的軍國主義思想，從而驅使他們效忠日本天皇。
日本國土面積狹小，資源貧乏，缺少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必要的原料和市場條件，促使日本企圖通過對外侵略擴張來彌補資源短缺，進行海外市場的開拓。由此，“富國強兵”成為了其三大國策中的核心。在制訂了“富國強兵”的基本國策后，日本軍國主義又進一步制定了以日本列島為基點，向中國、朝鮮等鄰近大陸國家和海洋地區輻射開來的侵略擴張政策，史學界稱之為“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
軍事方面
明治政府確立了對外侵略擴展的路線后，便將其首要目標指向了中國臺灣省和朝鮮，分別于1874和1875年入侵中國臺灣和朝鮮，趁機將琉球島（今日本沖繩縣）納入了自己的版圖，從朝鮮獲得了貿易免稅權和領事裁判權權等。
1894年，中日雙方爆發中日甲午戰爭（日稱“日清戰爭”）。由于清政府的落后無能，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日本越過朝鮮，登陸旅順、大連市，制造了旅順大屠殺。1895年，清政府向日本屈服，雙方簽訂《馬關條約》，日本借此攫取了中國的臺灣、澎湖列島，并實質控制了朝鮮，實現了其對中國侵略擴張的第一步，奠定了日后入侵東北地區的基礎。
自甲午戰爭后，日本將俄羅斯帝國作為頭號目標，加緊擴軍備戰試圖與沙俄爭奪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權益，同時沙俄也在不斷增強其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兵力。1904年，日本突然襲擊旅順俄國艦隊，日俄戰爭爆發。
在日俄20個月的戰爭期間，清政府為保持中立，任由日俄兩國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殺戮。1905年5月，日俄雙方在朝鮮海峽進行海戰，沙皇俄國波羅的海艦被日軍殲滅，至此，日俄戰爭大規模戰斗告終。此后，雙方在英美等國的調停下于1905年9月5日簽訂了《樸次茅斯條約》。日本從該條約中獲取了俄羅斯帝國在中國東北地區南部地區的權益，包括“關東州”、南滿鐵路及其鐵礦的經營權，而后又將朝鮮正式變成自己的殖民地。
至此，日本在中國的利益擴展到東北地區南部，實現了其大陸政策的新階段，為適應繼續在中國東北進行侵略擴張，關東軍應運而生。
歷史沿革
早期機構的產生
“滿洲軍”的獨立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成立了“滿洲軍”總司令部，由參謀總長大山巖元帥出任總司令官。由于“滿洲軍”直接隸屬于日本天皇，故其與日本本土的其他軍隊相比具有相對獨立性，由此日本軍部的首腦部“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常在“滿洲軍”的各項事物上產生激烈的對抗。參謀本部認為應在戰地設立陸軍大總督府，且大總督享有任免權，遭到陸軍省的強烈反對。
隨著日俄戰爭中局勢的變化，設立在日本本土的“滿洲軍”司令部無法靈活指揮遠在東北地區的前線部隊，于是日本在中國遼陽地區成立了遼東守備軍，總覽其在日俄戰爭中“占領區”的軍政事物。
日俄戰爭結束后，遼東守備軍被撤銷，取而代之的是兵站總監部，兵站總監部設立了關東州民政署，負責關東州的民政。由于兵站總監部隸屬于“滿洲軍”總司令部，至此，“滿洲軍”實現了揮機關與后方兵站的一體化。
關東都督府的設立
1905年9月，日本從俄羅斯帝國手中接管了關東州的權益后不久，設立了直屬于日本天皇的關東都督，由陸軍大將大島義昌擔任，總部位于遼陽市（次年5月遷往旅順）。關東總督府接管了原關東州民政署及其他駐滿的日軍所有軍事機構等，主要職責是統率指定軍隊和其他機構，執行對關東州的守備，同時監督民政、統轄和處理經濟、衛生、兵站業務。
“滿鐵”的成立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在安東、奉天之間建造了一條簡易鐵路，即安奉鐵路，日俄戰爭后又將其修建為正式的鐵路。日俄戰爭后，日本又從沙俄手中獲取了南滿鐵路的權益，為經營這兩條鐵路，日本成立了“南滿州鐵道株氏會社”，在鐵路沿線占據大量中國土地，非法形式行政權。
“滿鐵”總公司先設于東京，1907年3月5日遷往大連，4月開臺營業。“滿鐵”附帶經營礦業、航運、電力、倉儲事業，興辦附屬地內教育、衛生設施以及建筑工程,進行經濟、文化侵略，逐步成為日本侵華的核心機構。
根據《樸次茅斯和約》，日本可以在南滿鐵路沿線駐軍，守備“滿鐵”及其附屬地，每公里駐扎15名士兵擔任守備。日本陸軍省于1906年2月28日下令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6個大隊獨立守備隊，警衛南滿鐵路沿線。次年，又改編成獨立守備隊6個營，此外還有1個駐滿日軍師團，總共約1.04萬兵力，統歸日本關東都督府統轄。這支武裝力量便是日本關東軍的前身。
奉天總領事館
1906年6月1日，日本為了管轄和處理有關外交事務和保護日本人的利益，在沈陽市（今沈陽）成立了奉天總領事館，“滿鐵”附屬地的警察權也歸期掌管。在奉天總領事館下，又在遼陽市、鐵嶺、丹東市、長春市、吉林省、延吉市、哈爾濱市、齊齊齊哈爾市等地陸續設立了3個總領事和8個領事館。
奉天總領事館不僅擁有領事裁判權，還擁有設警權，實際上是日本外務省派駐中國東北地區的外交總辦事處，與日本關東都督府、“滿鐵”成為三足鼎立的“三頭政治”，三者以獨霸東北為共同目標。然而三者卻在具體的實施措施、時機選擇等方面產生不一致，因指揮不統一還經常產生爭權奪勢的事件。
三者在地位上雖然是平行的，但關東都督府擁有監督“滿鐵”以及干預外交的權利，相較另外兩者權利更為集中。此外，由于關東都督府還擁有統帥駐滿部隊等權力，常常比奉天總領事館和“滿鐵”占據上風，尤其是奉天總領事館在策略的制訂和方案的實施上通常有名無實。
關東軍的建立
關東軍司令部的建立
關東都督府的權利膨脹、獨斷專因引起了奉天總領事館和“滿鐵”的不滿，日本決定對其進行調整，試圖縮小都督府的機構，限制都督的權利。1919年4月12日，日本撤銷關東都督府，建立了關東廳，其權限僅限于對關東州的管轄和專司南滿鐵路警務，監督“滿鐵”的有關業務，在涉外工作中受外相的監督。同時，又以原關東都督府陸軍部為基礎，在旅順成立了關東軍司令部，并從關東都督府中獨立出來，實行軍政分治。“三頭政治”由此編成了“四頭政治”。
關東軍的誕生
關東軍司令官由日本陸軍大、中將擔任，直屬于日本天皇，受參謀總長和陸軍大臣的指揮，其職責是“統帥駐關東州及南滿陸軍部隊，防衛關東州和保護南滿鐵路及路線”。
關東軍司令部所統帥的駐“滿”師團和“滿鐵”獨立守備隊，即原日本關東都督府所掌握的1個師團、6個獨立守備隊，以及關東軍憲兵隊和駐旅順炮兵大隊即為最早期的關東軍。
在華勢力發展
扶植張作霖
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在逐步控制奉天軍政的過程，頻繁與日本進行交涉，早先在拜訪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合日本關東都督福島縣的時候，都曾向日方表示過愿意與日本加強合作。日本方面在經過研究后，認為扶植張作霖是對自己侵略日本的一項必要步驟。此后，日本先后在支持張作霖統一東北地區、逼走掌握奉天軍權的馮德鱗、驅逐吉林都督孟恩遠等事件上給予支持。
1922年與1925年爆發的直奉戰爭和第二次直奉戰爭，關東軍對張作霖出兵關外提供了軍事援助。1925年，奉系將領郭松齡起兵倒奉，關東軍出兵進行武力干涉，張作霖得以成功鎮壓郭松齡的起義。
1927年日本先后在本土和旅順召開了兩次東方會議，會議確立了用武力侵略中國的一系列原則。會議還就如何對待張作霖問題進行了討論，提出了“逼張從日”和“放棄論”兩種不同的態度。時值國民革命軍北伐，張作霖勢力逐步衰微，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認為應該在張作霖衰敗之前，做最后的勒索，然后再拋棄。7月20日，日本首相田中指示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義一與張作霖政府交涉鐵路問題，希望逼迫張作霖接受日本關于“滿蒙鐵路讓筑權”“滿蒙土地商租問題”等方面提出的強硬條件，但遭到張作霖的拒絕。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發動了以北洋軍閥為主要對象的北伐戰爭。張作霖為阻止北伐軍北上，與日本草簽了“滿蒙新五路條約”以換取日本出兵山東濟南。隨后，日本以“保護日本僑民”為借口出兵山東省，制造了“濟南慘案”。濟南慘案后，張作霖“日本出兵能夠阻止國民軍北伐”的希望落空，在國民革命軍的征討和中國人民反日情緒中，張作霖作出了退出關內的決定。
策劃“皇姑屯事件”
“滿蒙新五路條約”的簽訂被日本媒體披露后，引起了英、美等國對張作霖政府的不滿，在英、美等政府的質問下，張作霖又被迫回應“不希望日本在滿蒙有壟斷性發展”。張作霖的表態，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忌憚，日本政府以會談的方式對張作霖進行了要挾，但被張作霖斷然回絕，此后張作霖開始設法擺脫日本政府的控制。
關東軍一向主張用武力解決張作霖，在得知張作霖企圖脫離日本的掌控時，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提出了使用暗殺的方式解決張作霖的方案，他認為只要解決了張作霖，奉系便會四分五裂，日本可趁機圖謀東北地區。
關東軍經過密謀，決定在張作霖從北京返回沈陽市時，在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橋炸毀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為了探知張作霖的活動情況，河本大作與北京、天津、錦州等地的關東軍情報人員取得聯系，獲悉了張作霖返回奉天的出行計劃。1928年6月4日5點半，張作霖與隨行的黑龍江督軍吳俊升等人乘坐列車經過皇姑屯奉山、滿鐵的并接點時，日軍守備第四中隊守備隊長東宮鐵男大尉奉河本大作之名按下預設炸藥的電鈕，張作霖的裝甲列車被炸毀，吳俊升頭頂穿人道釘，當場死亡，張作霖深受重傷，被衛官送回帥府后不治身亡，但密而未宣。
張作霖的身亡引發了社會的關注，起初關東軍對此事矢口否認，但隨著中國對此事的調查和媒體的多方披露，關東軍無法再掩蓋皇姑屯事件的真相。關東軍及日本政府遭到了其他各國強烈的譴責，日本議會決定追究責任，直接導致了田中內閣的倒臺，首相田中義一失去了天皇氏的信任，黯然下臺。
挑起侵華戰爭
鼓吹戰爭
皇姑屯事件發生后，日本趁東北地區政局混亂，以“維持治安”和“保護僑民”的名義在奉天城制造爆炸案、舉行大規模演習。另一方面，在國民軍北伐的節節勝利下，東北政局新掌舵人、張作霖之子張學良選擇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期間，日本外交人員、軍政要人，如日本駐沈陽市總領事林久治郎等人都曾出面與張學良會談，企圖阻撓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張學良在國民政府的爭取下宣布東北軍改旗易幟，中國實現基本的統一。
皇姑屯事件發生4個月后，河本大作推薦了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參謀作戰主任。早前石原莞爾在留學德國期間對德國進行了考察，回到日本后提出了“石原構想”，其核心是“日本要同美國通過世界大戰，爭奪統治世界的霸權，日本若要贏得此次爭霸戰爭，第一步首先要占領滿蒙，確立以戰養戰的基地；然后再征服中國，威壓蘇聯，確立東洋盟主的地位；最后與美國進行總決戰，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石原構想”成為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侵略理論的突出代表。
1929年4月，河本大作退役，由板垣征四郎接替其職位。在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下，石原莞爾先后提出了“關東軍占領滿夢計劃”“處理滿蒙問題方案”等一系列侵略東北地區的主張，這些方案和主張進一步將“石原構想”具體化。
1929年，日本受到西方經濟危機的波及，日本國內矛盾迅速激化，日本為轉移國內矛盾，加緊了殖民侵略。在這一背景下，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繼續鼓吹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戰爭。在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的鼓吹下，關東軍制定了《處理滿蒙問題方案》。在關東軍第二師團會議上，明確了一武力侵占滿蒙的意圖和具體構想，并向參謀本部提交決議。
此后，關東軍開始為計劃武力侵略東北地區進行各種準備。第一，日本陸軍調任精通中國事物的日本法西斯分子本莊繁任關東軍司令；第二，日本加緊軍事部署和訓練，并通過日本軍部的永田鐵山秘密向中國運輸武器；第三，在中國東北、日本和朝鮮散發“滿蒙危機”言論，大肆煽動戰爭言論；第四，利用張學良在中原大戰期間出兵援助蔣介石的機會，秘密派出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成立天機特務機關，在華北地區制造叛亂，策動國民政府將領石友三“反蔣倒張”，使得東北的防務陷入空虛；第五，為發動戰爭尋找借口，關東軍先后制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這兩件事成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口實。
制造“九·一八”事變
1931年春，關東軍確定了具體侵略方案，即“柳條湖計劃”，具體是關東軍以破壞鐵路、威脅到日本所管理的南滿鐵路運輸安全為借口，進行護路戰爭。在關東軍對“柳條湖計劃”進行秘密準備時，計劃被泄露，遭到日本外務省的質問，計劃被迫暫停。但計劃僅擱置了4個小時，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再度啟動。
1931年9月18日下午，關東軍守備隊川島中隊以巡查“南滿”鐵路為名，到達了奉天城以北的東北軍第7旅駐地北大營西南約800米的柳條湖。川島中隊抵達后，河本末守中尉率領幾名士兵在“南滿”鐵路一側安裝了炸藥，然后點燃了導火索。晚上22時20分左右，爆炸將鐵路炸毀。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川島中隊隨即趕到現場，向駐守北大營的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發起攻擊。與此同時，板垣征四郎收到了“柳條湖鐵路被中國軍隊破壞”的報告，隨即下令進行全面進攻。關東軍各部接到命令后，按照早已預演的方案出動，與此同時安裝在獨立守備院內的巨型榴彈炮開始向北大營轟擊，“九·一八事變”爆發。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學良在北京，代管東北軍務的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致電張學良報告了北大營的情況，得到的卻是不抵抗命令。在榮臻的命令下，除第7旅在軍事主官趙鎮藩的率領下進行了抵抗，其他大部被關東軍分割包圍，北大營之戰，日軍以4個中隊數百人的兵力進攻了東北軍近萬人的北大營，且在5個小時內就完全控制了北大營。在關東軍獨立守備隊進攻北大營的同時，關東軍各部以及“滿鐵”附屬隊傾巢出動，向奉天城發起攻擊。由于執行不抵抗命令，中國軍警除個別隊伍有抵抗外，其他大部面對關東軍的進攻并未進行有組織的抵抗。至9月19日早晨6點，關東軍占領了奉天大部分軍政機關，隨后又接連占領了奉天航空處及兵工廠、奉天東大營。19日中午，奉天內外全部淪陷。
出兵侵占東三省
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同時，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做出了“關東軍全線出擊，對中國軍隊發起攻擊”的決定，在“滿鐵”的配合下，關東軍各部迅速沿“滿鐵”鐵路沿線進攻被動各主要城鎮，將九一八事變擴大成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戰爭。
至9月19日上午，日軍在未遭遇重大抵抗的情況下，接連攻占了遼東重要城市營口、安東、鳳城。同日，本莊繁下令攻占東北腹地長春市。關東軍第4聯隊開始執行命令，向寬城子一帶發起進攻，同時駐守公主嶺的關東軍騎兵第2聯隊向長春進行增援。面對日軍的進攻，寬城子守軍進行了小規模的還擊，后因再次接到“不許抵抗”的命令，寬城子守軍開始且戰且退，至上午11時，日軍占領寬城子兵營。同時遭到日軍進攻的南嶺中國守軍也依托防御工事對關東軍第2大隊進行了阻擊，但由于接連接到不抵抗命令，南嶺守軍放棄抵抗，撤出戰斗，9月19日下午14時30分，南嶺失陷。
在日軍進攻長春市重地的同時，長春最高行政首長周斗欽在接到“不抵抗”命令后，于19日上午通過日本領事館與日本方面進行了接洽，周斗欽在接洽中同意了日本方面“解除長春城內軍隊武裝，治安在日本指揮下由公安局負責”，日本軍隊隨即進駐長春城，長春宣告失陷。
關東軍很快攻占了“滿鐵”沿線，控制了“南滿”，隨后發起第二期的作戰計劃，即東取吉林省、北進哈爾濱市。奉天特務機關為配合關東軍的計劃，在各地制造了多起日本僑民被襲擊的事件，關東軍則以“出兵保護僑民”的名義于9月21日出兵吉林市，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在錦州市為父奔喪，代理政務的軍署參謀長熙洽是前清皇族，在得知日軍進攻后，強行通過了“不抵抗、迎接日軍入城”的決議，吉林市未有任何抵抗便淪陷日本之手。
10月8日，關東軍為進攻哈爾濱市，下令對錦州進行轟炸。石原莞爾親自乘飛機指揮關東軍24個飛行中隊，6架偵察機和5架戰斗機，向錦州市的政府大樓和兵營等重要目標，投彈70多枚。錦州市遭遇空襲的事件引起了西方國家以及國聯的指責，要求日本嫌棄撤兵。但日本內閣于10月26日發表“關于滿洲事變的聲明”，稱“為確保滿洲帝國臣民的安全，不能把軍隊全部撤回”并提出了中日談判的“五項原則”，強迫國民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
關東軍轟炸錦州，對遼西地區進行了“威懾”，而后將進攻矛頭指向了黑龍江省。關東軍為避免直接進攻黑龍江會刺激到蘇聯，于是收買洮遼鎮守鎮張海鵬為偽軍，充當進攻黑龍江省垣齊齊哈爾市的先鋒。10月16日，關東軍指使張海鵬所率偽軍由洮南市向齊齊哈爾的必經之路江橋發起進攻，遭到馬占山所率領的中國守軍的頑強抵抗。關東軍受挫后于11月3日在空軍的火力掩護下，向馬占山所部的陣地發起輪番襲擊，攻擊持續至19日，馬占山所部因寡不敵眾，撤離陣地，關東軍遂于當日午后攻占齊齊哈爾。
齊齊哈爾淪陷后，關東軍以此處為基地，制訂了攻取錦州市和哈爾濱市的計劃。12月17日，關東軍兵分三路，沿北寧、打通、營溝三線西進進攻遼西省重鎮晉西。面對關東軍的進攻，駐防錦州的正規軍在收到撤退命令后，連夜退入關內。1月3日，敵軍迅速攻占錦州，中間僅有錦州公安總隊稍作抵抗。
1月中旬，關東軍在偽軍的配合下，向哈爾濱進犯，2月4日關東軍第2師團向哈爾濱市發起全面進攻，中方守軍向日軍發起猛烈反，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對哈爾濱進行了輪番轟炸，至2月5日中午，中方守軍的中央陣地被日軍突破，各部隨即陷入混戰，最終因傷亡過重而相繼撤離。2月5日下午，關東軍攻占“北滿”重鎮哈爾濱市。
哈爾濱的失陷，標志著東北地區三省和特區的全部陷落，關東軍對中國東北的作戰告一段落。
侵華勢力的深入
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侵占逐步趨于穩定之后，開始圖謀向關內的入侵。1932年7月，關東軍派遣特務石本權四郎開始了對熱河都統湯玉麟的誘降工作，后被中方發現在列車上逮捕，后稱“石本事件”。此后，關東軍開始以此為借口，不斷挑起事端，制造進攻熱河省（今承德市）的借口，并加緊對進攻熱河的備戰工作。
1933年1月1日，日本在山海關區制造了日軍營房爆炸的事件，并反誣中國軍隊所為。關東軍以此為借口出兵榆關，逼迫中方交出榆關。被中方拒絕后，于1月2日發起進攻，榆關之戰爆發。榆關之戰揭開了華北抗戰的序幕，中國守軍雖進行了抵抗，但因為實力懸殊，于1月2日午后退出榆關，日軍攻占榆關。
榆關被攻占后，日本為關東軍侵略熱河制造輿論，鼓動“所謂熱河問題，純粹為‘滿洲國’之內部問題”。1月28日，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下達了進攻熱河的指令，20月20日起，關東軍在日偽軍的配合下分為熱南和熱北兩個作戰方向，發起熱河之戰。中國守軍約13萬兵力在張作相的統帥下，進行熱河戰役。
2月20日至25日為關東軍的第一階段作戰，關東軍占領朝陽寺、開魯縣。2月25日至3月4日為關東軍的第二階段作戰，在熱南戰線，關東軍第8師團在友軍的配合下，接連攻占了凌源市、平泉，以及熱河省會承德；熱北戰線，關東軍第6師團和騎兵第4旅團分路技工赤峰，孫殿英部棄城而逃，熱北重鎮赤峰告陷，關東軍隨即向長城沿線推進。3月4日至3月10日為關東軍的第三階段作戰，關東軍第8師團自承德向古北口長城推進，第6師團向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隆化方面進攻，關東軍司令部也移至錦州市，方便在前線指揮；至3月11日，熱南戰線的關東軍接連攻占喜峰口、界嶺口村，熱北戰線的關東軍第6師團攻占熱西要地圍場。
3月14日，關東軍占領熱河全境，熱河作戰基本結束。5月30日，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作為代表，于中方代表熊斌在塘沽簽訂《塘沽停戰協定》，關東軍對關內地區的軍事侵略暫告中止。
建立偽滿洲國
扶植傀儡政權
九一八事變之后，關東軍的野心迅速膨脹，主張立即“領有滿蒙”，這一主張與參謀本部的意見發生了沖突，參謀本部的建川美次認為“消滅現有東北政權，樹立以愛新覺羅·溥儀為盟主而受日本支持的政權，當為上策”。陸軍中央部也發文指示關東軍直接在東北實施軍政是不恰當的。隨后，關東軍與軍部中央始終難以在東北地區建立“獨立政權”一事上達成一致。直至國際聯盟決定派調查團赴東北調查，日本感到必須在國聯調查團到達之前，在東北建立一個“新政權”。國聯調查團的出現促使關東軍與軍部中央達成了一致，1932年1月4日，關東軍確定了最后的 方案，其主要內容是：
設置偽“滿蒙中央政府”，以愛新覺羅·溥儀愛新覺羅·溥儀為“元首”，在偽中央政府中設置參議府；建立“獨立國家”，以脫離中國本部，并將其偽裝成中國人本身的“內部分裂”；“國防軍”以日本充任，其費用由“滿蒙中央政府”承擔；駐“滿蒙”的日本官廳，要采用都督制或總督之，如不可能時，則在關東軍內部設置政務部，在關東軍司令官的直轄下掌管產業及交通等。
關東軍為將溥儀挾到東北加以利用，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天津市制造了“天津事件”，趁亂將溥儀藏于車中，偷偷運出其住所天津靜園，再換乘日本商船輾轉至營口市。溥儀抵達營口后，立即被關東軍軟禁起來，直至偽滿洲國成立。
關東軍侵占錦州市后，認為在東北建立偽中央政權的時機已到，根據日本政府籌建偽滿洲國的指示，關東軍參謀長三宅籌建了“建國幕僚會議”，對偽政權的“國體”“政體”“元首”“宣言”等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意見交換。1932年1月18日，關東軍策動偽“東北行政委員會”發表“獨立宣言”，宣稱“東北獨立”，脫離同南京國民政府的關系。2月25日，偽“東北行政委員會”發表《新國家組織大綱》，宣布了偽國名為“滿洲國”，偽國土為“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熱河及內蒙古自治領”；偽國旗為“紅藍白黑滿地黃”；偽元首稱“執政”，由溥儀擔任；偽年號為“大同”；偽國都為“長春市”，改成“新京”；偽國政治為“民本主義”。
1932年3月1日，張景惠以偽“東北行政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偽“建國宣言”，宣告偽“滿洲國”的成立。隨后，在關東軍的指揮下，參與創建偽滿洲國的偽“政要”人士，分批到溥儀的住所旅順大和號戰列艦，“懇請”溥儀出山，溥儀則表示“暫任執政一年”，而后被關東軍秘密接到長春市，于1932年3月9日，在關東軍的操縱下，溥儀舉行了就任“執政”典禮。
1932年8月，日本任命武藤信義陸軍大將擔任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特命全權大使”和關東廳長官，9月15日，武騰信義和偽“國務院總理”鄭孝胥在長春簽訂了《日“滿”議定書》及3個秘密附約，日本正式承認偽滿洲國。《日“滿”議定書》以條約的形式確認日本將偽滿國防、外交、治安、交通、行政等一切大權，攫為己有，溥儀則成為了完全任由關東軍擺布的傀儡。
對殖民區的統治
偽滿洲國成立后，關東軍提出了統一日本在中國東本殖民機構的方案，主張以關東軍司令部為中心，將關東廳、領事館“滿鐵”等方面統一起來，后得到日本政府的采納。1934年9月14日，日本內閣決定廢除關東長官，在關東州設“敕任知事”，關東軍司令官兼任駐“滿”全權大使，在外交上接受外務大臣的命令和監督，擁有對“關東州知事”“滿鐵”等行政監督權，設置“關東局總長”作為辦事機構。在日本國內，設置了對“滿”事物局統一協調對“滿”行政事物。至此，日本在東北的“四頭政治”宣告結束，駐“滿”全權大使確立了關東軍主宰偽滿洲國的實權。
關東軍對偽滿洲國的“統治”以“內部指導”為核心，即在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大使的統轄下，通過參加偽政權的日系官吏，對其嚴加控制，分別通過“總務廳中心主義”和“日系官吏要職制”來實現。偽滿洲國的“國務院官制”規定：總務廳為偽滿洲國偽國務院的幕僚機關，處理部內機密、人事、財會、需用等事項，實際上總務長官的職權遠遠超過偽國務院總理的職權，這種以總務廳為偽國務院中心的偽行政組織的特點，便被稱作“總務廳中心主義”。總務廳的背后則是關東軍，關東軍內設有負責偽滿洲國事物的第三課（后改為第四課）。在這一體系中，真正掌有實權的“官員”均為“日系官員”，“滿人官員”則僅作為其遮人耳目的傀儡。
偽滿洲國成立后，關東軍開始推行“國民組織化”政策，通過宣傳所謂“建國精神”“民族協和”偽核心的思想戰，來保證其殖民統治。為此，關東軍將其在此前成立了“協和黨”改組為“協和會”，以偽“國務院總理”鄭孝胥為會長，偽“執政”溥儀偽名譽總裁，關東軍司令官為名譽顧問。此后，關東軍多次改組“和協會”，利用“和協會”將偽滿洲國所謂的“國政”貫徹到淪陷區的人民生產與生活中，以維護其日偽統治。
“協和會”的主要手段包括：協助日偽當局鎮壓和解除抗日武裝；出版《協和》《王道月刊》等鼓吹“日滿一體”的刊物；發展外圍團體，成立“滿洲童子團”等組織控制和奴役淪陷區百姓，尤其是青少年；大搞“國民運動”，鼓吹戰爭，大肆搜刮淪陷區百姓的血汗，號召“捐獻錢款”“奉獻勞力”等；大肆進行“反共反蘇”的活動。“協和會”的活動遭到了當時淪陷區百姓的痛恨和厭惡，被當地人民成為“蝎虎會”或“協和壞”。
“圍剿”抗日武裝
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東北地區的愛國軍民，開辟了中國抗日戰爭在東北地區的敵后戰場，日本關東軍及其偽滿政權也開始以“武力”和“謀略”等手段對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進行殘酷鎮壓。
1931年9月至1933年春，是關東軍“圍剿”抗日武裝的第一階段，其主要目標是東北抗日義勇軍。關東軍根據吉林、黑龍江省兩省的抗日義勇軍力量較強這一情況，先是集中力量“消滅”了吉林自衛軍為首的吉林義勇軍，在吉東地區形成“治安”區。而后集中“圍剿”黑龍江中、西兩部的義勇軍，確立了黑龍江省“治安”區。至1933年3月熱河淪陷后，東北地區大規模的抗日義勇軍相繼失敗或瓦解，人數由最盛時的30萬人（一說40萬人）銳減至7萬人左右。
1933年春至1936年春，是關東軍的“圍剿”抗日武裝的第二階段，其主要目標是抗日義勇軍殘部和由中共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這一時期，隨著抗日游擊隊的發展和人民革命軍的建立，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不斷壯大，形成了“南滿”“北滿”“東滿”“吉東”四大相連的抗日游擊區。1933年6月，關東軍重申了《關東軍“討匪”手段概要》，在武力討伐的基礎上，施以招撫和政治工作。為此，關東軍在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1934年秋冬季、1935年秋冬季進行了三次大型“圍剿”。
1936年春至1941年春，是關東軍的“圍剿”抗日武裝的第三階段，其主要目標是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由于先前東北各路抗日武裝缺乏統一的指揮，因而在關東軍的“圍剿”下紛紛轉入低潮。1935年夏，中共中央在長征路上，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準備工作。此后，東北地區各地抗日武裝逐步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關東軍對東北抗日聯軍的“圍剿”主要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主要“圍剿”目標是楊靖宇及其率領的第1路軍司令部、警衛旅和第1方面軍；楊靖宇犧牲后，日軍從1940年3月轉向對第一路軍政委兼副司令魏拯民和第2方面軍指揮金日成、第3方面軍指揮陳翰章的“圍剿”；第三階段，是自1940年10月起針對偽間島省等地區的“圍剿”；第四階段是自1940年底至1941年1月上旬，至此，東北抗日聯軍第1路軍主要領導干部除金日成進入蘇聯境內外，其余全部犧牲或叛變，部隊損失盡。
1941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是關東軍的“圍剿”抗日武裝的第四階段，其主要目標是所謂“中國西南地區”的八路軍。1938年春，晉察冀軍區從第一軍分區和八路軍第一二〇師抽調部分干部和部隊，組成了八路軍和第11支隊、第12支隊，后合并為八路軍第4縱隊，深入冀東、熱南、察東北，創建了冀察熱抗日根據地。為此，關東軍進行了所謂的“西南地區肅正”，推行“三光政策”，即“殺光”“燒光”“搶光”。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期間在受損最為嚴重的興隆縣、青龍滿族自治縣、寬城滿族自治縣、承德縣、豐寧滿族自治縣、灤平縣、隆化等縣，約有7.5萬人喪生，近3萬人被捕，約33萬多間房屋遭損毀，近40萬畝土地荒蕪。
關東軍的崩潰
張鼓峰事件
張鼓峰是中、朝、蘇邊界附近一個高位150米的丘陵，“滿鮮”鐵路從中經過。“滿洲事變”后，日蘇兩國軍隊在這里配備了守備部隊，雙方在張鼓峰至沙草峰一帶稜線(日本方面主張的國境線)輪流占領。
1938年7月11日，日本陸軍總部得到情報，稱約有四十名蘇聯士兵在張鼓峰山頂構筑陣地，關東軍此事態度強硬，主張動用武力，但日本陸軍總部因當時日本深陷對華戰爭，遲遲未制訂出最終的計劃。7月29日上午，日本駐朝鮮軍尾高師團長在未向日駐朝鮮軍總部匯報的情況下擅自出兵張鼓峰，31日拂曉以一個聯隊約一千六百人的兵力向張鼓峰到沙草峰一線蘇聯紅軍陣地發起襲擊，蘇軍被迫撤退。隨后，蘇軍在飛機、坦克和重炮的火力支援下進行反撲，由于日方未得到出動飛機的命令，因此日軍傷亡不斷增加。張鼓峰事件導致日軍尾高師團喪失了百分之二十的兵力，該事件在蘇聯主動讓步的情況下，進入了停戰談判。根據協議，日軍于8月13日將全部日軍撤過圖們江。
負責“蘇滿邊境”防務、對邊界爭端持強硬態度的關東軍領導層對這一事件的結果強烈不滿，張鼓峰一帶于事后交由關東軍管轄。一部分關東軍領導主張利用這個機會，把蘇聯紅軍趕到日本主張的“國境線”以外去，遭到參謀本部的拒絕。但關東軍始終堅持，在日后日蘇雙方發生“邊界”糾紛時，在局部范圍內給予蘇軍以致命打擊。1939年，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下令制訂了“滿蘇邊界糾紛處理要綱”，宣稱關東軍對蘇強硬態度論。
諾門坎戰役
1939年5月11日，日軍與博克多汗國軍隊在中蒙邊境諾門坎附近發生沖突，關東軍駐海拉爾區的第23師團長小松原立即命令部隊出擊。5月28日，蘇聯軍隊下令出兵，第23師團險些全軍覆沒，被迫于31日撤退，該事件后稱“第一次諾門坎事件”。6月19日，關東軍接到電報，稱蘇聯紅軍不斷向諾門罕一帶增兵，日軍陣地遭到空襲。關東軍立即召開作戰會議，于次日向諾門坎方向調集兵力，包括重新補充兵力的第23師團，第1坦克團和第7師團一部，以及配屬的第2飛行集團，此外關東軍還擬定了空中轟炸計劃。6月27日早上，關東軍對蘇蒙空軍基地塔穆斯克進行了空襲。該次事件稱為“第二次諾門坎事件”，在關東軍強硬的態度下形成了大規模的日蘇戰爭。此后，日蘇雙方不斷向諾門坎一帶增兵。
7月1日，關東軍開始向諾門坎戰役進行進攻，蘇聯方面進行了激烈的抵抗，出動了數百輛坦克進行回擊。至7月3日，日軍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撤退至哈拉哈河右岸，同時退到此處的還有第7師團一部安岡支隊。事后，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主張對蘇讓步，但關東軍卻主張再進行一次大規模作戰，為此關東軍組建了第6軍，由荻洲立兵中將出任司令官，統轄諾門坎前線全軍。蘇聯方面在格奧爾基·朱可夫的指揮下組成了第一軍團，以五個機甲師為中心不斷增強兵力，準備與日軍進行持久戰。8月，蘇聯重新奪回了制空權，此后雙方開始不斷進行小規模的戰斗。
8月20日，蘇聯紅軍在大批飛機有力支援下全線展開攻勢，于23日形成一個大的包圍圈，切斷了日軍的退路。投入戰斗的關東軍第7師團、第2師團、第5師團接連陷入被動局面，其防御陣地被蘇軍穿插分割成幾塊，只能在幾個孤立的據點中進行抵抗。8月24日，日軍試圖進行反擊，試圖從內外兩個方面突出包圍，但在日軍的攻勢下，孤立的據點逐個被攻克。至8月29日，日本軍隊被完全驅逐出博克多汗國主張的邊界線外。
在第二次諾門坎事件中，關東軍遭遇慘敗，據日本的統計數據，關東軍共戰死7696人，戰傷8647人，失蹤1021人，計17364人，損失率為28.7%。尤其是第23師團，損失率為70.3%，一線作戰部隊的聯隊長及以上軍官幾乎全部戰死或自殺。9月15日兩國達成停戰協定，事后又有3名關東軍隊長為戰敗而引咎自殺。但關東軍此時仍不死心，對出兵蘇聯躍躍欲試，為此舉行了“關特演”，策劃如何進攻蘇聯。
關東軍的覆滅
雙線作戰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夏威夷王國的珍珠港，開始了以英、美等國為敵的太平洋戰爭。次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6月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此后日軍有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由于日本的節節失利，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兵力逐漸不足，關東軍開始被多次抽調兵力到太平洋戰場。至1944年7月，關東軍在中國的軍事力量僅有8個師團的兵力。
至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占領的主要海上據點喪失殆盡，戰火臨近日本本土，日本為此制訂了“本土決戰計劃”，同時進行了軍事部署，再次將關東軍中的相當軍事力量調回日本本土，以加強日本本土的防衛力量。與此同時，美、英、蘇三國首腦于2月11日簽訂了《雅爾塔協定》，蘇聯確立了對日作戰計劃。日本為加強關東軍的防御力量，于1945年6月起從中國其他戰場的派遣軍調往中國東北和朝鮮，先后有第4軍司令部和第63、117、59、39師團從關內被調往東北地區。此外關東軍還緊急動員了在東北的日本在鄉軍人25萬人，編成第30軍司令部、8個師團和7個獨立混成旅等作戰部隊。
至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前，關東軍雖然在兵力上再次膨脹起來，但新組建的戰斗序列中兵員素質差，其中不乏40歲左右的老兵，在武器裝備上也相當不足，甚至少量士兵以獵槍等土制槍械充數。故當時關東軍被稱為“稻草人兵團”。
戰場投降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國發表《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蘇聯于8月8日宣布加入。日本政府獲悉《波茨坦公告》后，拒絕接受公告。盟國決定對日本進行最后的打擊，美國于8月7日和8月9日在日本的廣島縣和長崎市投下了兩顆核航彈。與此同時，蘇聯決定于8月9日起進入與日本的作戰狀態，并任命亞歷山大·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為遠東紅軍總司令，統一指揮對日作戰。同日，蘇聯百萬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關東軍未來得及組織有效的進攻便被蘇聯紅軍迅速摧毀。蘇聯出兵東北的同時，中國人民隨蘇軍一同展開了對關東軍的全面反攻作戰
8月9日清晨4時，蘇聯宣戰的消息傳到日本，在蘇聯出兵和原子彈的雙重威脅下，日本昭和天皇于8月14日主持最高戰爭指導會，會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停止戰爭。8月15日中午12時整，日本廣播協會播出了日本天皇宣讀《停戰詔書》。《停戰詔書》播出的當日晚上，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司令部舉行了會議，對關東軍的下一步計劃進行討論，最后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決定終止戰爭。
8月18日，日本關東軍宣布停戰和投降，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土地上橫行一時的關東軍宣告覆滅，淪陷14年的東北土地重歸中國人民。關東軍繳械投降的同時，偽滿洲國傀儡政權也宣告劈裂，日本關東軍宣布“大滿洲帝國”解體，2日前準備逃亡日本的溥儀在奉天機場被蘇聯紅軍俘虜。8月24日，東北全境宣布解放。
歷史審判
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都原日本陸軍省禮堂正式開庭，由中、英、美、蘇等11國為原告，以“破壞和平罪，戰爭犯罪，違反人道罪”向28名被告提起控訴，史稱“東京審判”。東京審判歷時兩年半之久，在長達42頁的起訴書、55條罪狀和共計10章的判決書中，闡述了日本在20年中發動侵略戰爭的史實和罪行。
在訴訟過程中，最先被陳述的便是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地區、炮制偽滿洲國、奴役中國東北人民的罪行，最為積極參與的被告分別是荒木貞夫、土肥原賢二、橋本欣五郎、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岡洋右、南次郎、大川周明等8人，溥儀作為證人在法庭留下了長篇證詞，原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對日本侵略東北、制造偽滿洲國的罪行供認不諱。
判決書最后認定25名被告有罪，對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被處以絞刑；荒木貞夫等16人為無期徒刑；重光葵等人為7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25名戰犯中不乏在關東軍中任職并積極參與侵略中國東北的原關東軍將領。
但東京審判對于日軍的細菌戰和化學戰沒有進行追究，期間蘇聯曾主張追究日本的細菌戰責任，并建議將731部隊的首要人員交由東京法庭進行審判，但遭到了美方拒絕。直至1949年蘇聯軍事法庭根據自己掌握的罪證材料，對日本關東軍細菌戰犯進行了審判。但由于受審的731部隊隊員隱瞞了部分事實，731部隊相關的重要元兇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未被推上被告席。最終伯力審判判決了山田乙三、川島清等相關人員2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組織機構及兵力部署
關東軍司令部組織機構及部署
關東軍司令部建立之初，其組織結構設有參謀部、副官部、兵器部、經理部、軍醫部、獸醫學部、法務部、軍法會議、軍司令部。
隨著關東軍的發展，后來又設置了補給監部、情報部、特種情報部、化學部（通稱“滿洲”第516部隊）、技術部、建設團、防疫給水部（通稱“滿洲”第516部隊）。
其中防疫給水部除本部（通稱“滿洲”第731部隊）外，另有牡丹江支部（通稱“滿洲”第643部隊）、林口支部（通稱“滿洲”第162部隊）、孫吳支部（通稱“滿洲”第673部隊）、海拉爾支部（通稱“滿洲”第543部隊）、大連支部（通稱“滿洲”第319部隊）、軍馬防疫廠（通稱“滿洲”第100部隊）。
關東軍組織機構及兵力部署
早期關東軍的主要部隊是駐“滿”師團和“滿鐵”獨立守備隊，即原日本關東都督府所掌握的1個師團、6個獨立守備隊，總兵力約1萬多人。其任務是防衛關東州，保護“南滿”鐵路。
1907年4月，關東都督府把在南滿鐵路交給“滿鐵”會社的同時，把兩個駐扎師團縮減成一個，其司令部設于沈陽市，軍籍在日本國內，每兩年換防1次，轄有步兵旅團2個，騎兵聯隊、野炮兵聯隊、工兵聯隊、通信隊、重兵中隊各一個，定額10583人。1931年7月，日本廢止了駐“滿”日軍每隔兩年調換的制度，從日本移調一個師團常駐“滿洲”，該師在遼陽市設一個步兵旅團司令部和一個步兵聯隊；在長春市、旅順各駐步兵一個聯隊；沈陽駐騎兵一個聯隊；公主嶺市駐炮兵一個聯隊；海城駐工兵一個大隊。
此外，隸屬于關東軍的還有旅順要塞司令部、旅順重炮兵聯隊、關東憲兵隊、衛戍醫院、關東陸軍倉庫、衛戍監獄等。
在華罪行
憲兵隊及其暴行
1906年，日俄戰爭后，關東軍在日俄戰爭期間“滿洲派遣軍”憲兵的基礎上成立了關東憲兵隊，隸屬于關東總都督府（后改隸日本關東都督府）。起初，關東憲兵隊的主要任務是對日本駐東北地區的軍隊執行軍事警察的任務，在業務上受日本本土的憲兵司令部的指導。1917年，日本開始實行憲警合一，關東憲兵隊由此稱為日本在東北殖民行政及軍事司法的主導者。
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關東憲兵隊設有旅順本部1個，分隊7個，分遣所個，共218名相關人員。其侵華的主要活動是：從保護所謂日本權益出發，對中國人進行監視，并搜集各種情報；打著“合法司法者”的招牌干涉中國內政；鎮壓發日活動；積極配合關東軍的侵略活動。
九一八事變后，為了對中國東北地區進行殖民統治，關東憲兵隊升為關東憲兵司令部，并直接隸屬于關東軍司令部，人數也擴大至500人，后隨著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勢力擴張，憲兵隊也幾經擴張，此外還成立了由漢奸擔任的偽憲兵隊。截至1941年，關東憲兵隊的人數達到3800余人。
關東憲兵隊在關東軍對東北進行殖民統治期間，主要的任務是鎮壓抗日活動，通過其情報網和特務的方式，鎮壓、屠殺中國人民和抗日力量。在關東軍殖民中國東北的14年中，關東憲兵隊先后制造了“六·一三”事件、“四·一五”事件、“安東事件”、大連“放火團”事件等鎮壓抗日力量的暴行。此外，關東憲兵隊還對中國的平民百姓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如“平頂山慘案”“海蘭河慘案”等。在進行屠殺后，憲兵隊將尸體集中拋棄。以及，負責看管被強迫的勞工，這些勞工大多因過度勞累病死、累死后被關東憲兵隊拋尸。久而久之形成了“萬人坑”，如“平頂山萬人坑”。
后期，關東憲兵隊為配合關東軍執行“三光”政策，成立矯正院，收押關東憲兵隊認定的“嫌疑人”，對其進行肉體上和精神上的雙重壓迫。由于“三光”政策的推行，大量的中國百姓離開了世代生存的土地，“無人區”由此形成。與“無人區”同時形成的則是“人圈”，及憲兵隊在執行“三光”政策的同時，將中國百姓集中前往某一地點，進行集中的看管，這些地點被稱為“人圈”，絕大多數的中國百姓在其中無法得到人權保障，或是饑餓而死、或是病痛而亡、或是因強迫勞工而累倒。
細菌武器及化學戰
1933年8月，日軍在哈爾濱市的南崗宣化街和文廟街的中間地帶秘密設立了一個新的細菌戰基地，即“石井部隊”，為了隱蔽部隊的性質，稱為“加茂部隊”，與此同時，在距哈爾濱70多公里以外的五常市背陰河還附設了一個細菌實驗場。1936年，“石井部隊”1941年改稱“滿洲第731部隊”，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另外在長春孟家屯設立“若松部隊”，1941年改稱“滿洲第100部隊”，對外稱“關東軍獸疫預防部”。
731部隊隊長由日本細菌學專家石井四郎擔任，在本部下設8個部，另外還有設在孫吳、海拉爾、牡丹江市、林口等地的4個支隊和設在大連市的1個研究所。731部隊打著“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稱號，在中國東北進行了大量的細菌研究和相關實驗，主要分為利用動植物進行的細菌戰實驗和以活人為對象的細菌戰實驗。
據原731部隊隊員證實，用活人進行實驗方法五花八門、數以百計，手段更是慘不忍睹。如把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被實驗者靜脈的菌液注射實驗；將細菌混入水中從實驗對象嘴里灌入，或者強令實驗對象飲用染菌水或口服染菌食物的灌菌試驗；用活人進行的凍傷實驗；毒氣實驗；活體解剖實驗；將被實驗的人押入坦克內，用火焰噴射器對著坦克噴射，觀察在什么情況下人能被燒死的武器性能試驗；人體器官移植手術實驗等。
大連衛生研究所是731部隊的分支機構，起初其主要的工作是生產痘苗、菌苗。后來擴大規模，設置了血清貯藏庫、鼠疫研究室及鼠疫預防液制造室等，主要從事細菌的研究和制造工作，并將其用于活人實驗。
“滿洲第100部隊”，對外稱“關東軍獸疫預防部”，與731不同的是，第100部隊的實驗對象主要是家畜，主要分為兩個部。一個部主要研究關東軍司令部所屬各部隊的軍馬以及其他動物血液，通過這一研究來研制鼻疽菌、癰疽菌、傳染性貧血菌，并研究可導致馬匹死亡的病菌與生產它的方法；另一個部主要研究細菌戰的方法，包括研究繁殖各種細菌，研究鼻疽、羊痘病、炭熱等牲畜病毒。
在日本侵華戰爭中，進行過多次細菌戰，其中造成巨大傷害力的有四次，分別是1939年8月的“諾門坎戰役”；1940年7月的“寧波戰役”；1941年11月的“常德會戰”；1942年7月的“浙贛會戰”。除用于戰場外，他們還曾多次散播細菌。第100部隊曾將摻有細菌的豆包或餅干扔到貧民住宅區，誘引饑民和孩子食用，并假借防疫的名義對感染病菌的人們進行觀察和記錄。1946年7月，第100部隊將大量霍亂病菌投放到東北地區各地，致使開原市老城鎮內瘟疫流行，并迅速向外蔓延，在兩個月的時間里因瘟疫死亡的人數多達700人。
經濟掠奪和破壞
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操縱偽滿洲國公布了“滿洲經濟統制根本方策案”，核心宗旨是強調“日滿經濟一體化”，1933年關東軍又以偽滿洲國的名義頒布了“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即通過設立特殊會社等形式，由日本控制和壟斷東北經濟，目的是使偽滿洲國的經濟要服從日本侵略戰爭的需要，對東北進行經濟掠奪政策，把東北變為日本“以戰養戰”的戰略基地。為實現對東北地區經濟命脈的控制，關東軍先后攫取了東北鐵路交通的權益；海關、稅政大權；壟斷了東北的金融業；劫奪了東北的郵電事業。
為了將東北變為擴大侵略戰爭的基地，關東軍制訂了“滿蒙開發方策案”，提出了“經濟統治”的構想，以偽滿洲國的名義，吸引日本產業界到東北投資，自1932年至1936年日本民間對偽滿洲國的投資增加了9億元。與“經濟統治”向匹配的是關東軍實行的特殊的經濟制度“國策會社”，即在關東軍軍事占領下完全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形式的經濟制度，和由關東軍掌控的偽滿洲國重要的產業部分的企業，稱為“特殊會社”。
1939年，關東軍指使偽滿洲國當局發布了所謂“三大國策”，即“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百萬戶移民計劃”“北邊振興計劃”，這些方案的宗旨是實現“日滿經濟一體化”的目標，以在東北地區達到日軍戰時自給自足的目的。
在關東軍對東北經濟的控制和掠奪下，東北稱為其發動戰爭的“能源基地”，大量日本急需的鋼鐵、石頭、輕金屬、汽車、煤炭等產業“迅速發展”，還有日本所需要的面粉、油脂、水泥等生活物資。為了防止與日本同行造成行業競爭，關東軍還對東北養蠶業、大米生產業、雜糧、果蔬等農產品生產等進行了“統治”。
奴化教育及文化專制
思想文化統治是關東軍在東北地區進行殖民的思想工具，1932在偽滿洲國的偽“建國宣言”中，關東軍便提出實行“王道政治”，建設“王道樂土”，所謂“王道”便是利用中國舊有的封建主義思想和道德禮教繼續欺騙和奴役東北百姓，使其在偽滿洲國的“統治”下消除反日、抗日思想。
在奴化教育方面，關東軍在占領東北地區初期因無法抽出時間維持干預東北的教育領域，便下令停辦了東北境內的所有學校。偽滿洲國成立后，各類學校開始在關東軍的控制下恢復教學。在關東軍的操控下，東北的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均被改變，關東軍指使偽滿洲國編寫“國定教科書”，以其“王道”為教育準則，大肆鼓吹日本文化，歪曲其侵略史實。在課程設置上，日語成為小學生的必修課，高校的課程設置則主要為關東軍的“人才”需求設置，陸續開設了一些專門培養軍警、醫學、農林、工業科目或學校。在關東軍的控制下，在校學生都要接受“尊皇敬神”教育，要求東北地區淪陷區的青少年學生絕對忠誠于日本天皇，同時還向他們灌輸“大東亞共榮”“大東亞圣戰”等思想。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備受各國關注。關東軍為了掩蓋其侵略罪行，開始控制東北的輿論宣傳。首先，嚴酷地控制新聞通訊和報刊出版、廣播事業，在偽滿洲國之下成立了直接隸屬于關東軍司令部的“國通社”，取代了東北原有的新聞通訊機構，對新聞報道進行壟斷。此后廣播業、文化事業、出版行業等均被關東軍一一壟斷。
為了從思想上奴役東北地區人民，關東軍在東北建立了遙拜日本的“皇大神宮”和“建國神廟”，強制東北人民進行祭拜，以達到消除東北人民對日本天皇和偽滿洲國“執政”愛新覺羅·溥儀的抵抗情緒。
特務機關及間諜罪行
日本在東北的特務機關于19世紀末便已出現，如“青木機關”“板西機關”等，都曾在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秋，日本將哈爾濱市特務機關交由關東軍管轄。此后，關東軍以哈爾濱特務機關為據點，開始了其間諜據點的建設。1920年5月，關東軍設立了奉天特務機關，由關東軍進行直轄。該特務機關后成為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進行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情報刺探的重要工具，在制造“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扶植傀儡政權”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偽滿洲國政府成立后，關東軍特務機關將其工作重點轉向策動、誘降中國官員、鎮壓抗日勢力。熱河抗戰前期，關東軍特務機關曾試圖策動熱河都統湯玉麟，制造“張北事變”“察東事變”等。
歷任關東軍首領
歷任關東都督首領
歷任關東軍首領
后世留存
關東軍司令部舊址博物館
關東軍司令部舊址博物館位于大連市旅順口區，建于1903年，建筑面積近3000平方米。1906年該樓為日本關東都督府陸軍部，1919年4月12日改為關東軍司令部，至1931年9月18日先后有九任關東軍司令官在此辦公。
博物館內共分3個展廳、4個復原室和1個音像室。主題展覽《罪孽之師--關東軍》通過300余幅具有史料價值的珍貴圖片及大量的實物,見證了關東軍從建立直至滅亡的歷史進程。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官邸舊址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官邸舊址位于，吉林省長春市新發路1169號，建成于1934年，建筑面積3000平方米。1932年底，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由沈陽市遷到長春。由于無房可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所屬各機構只能分散四處辦公，有的機構甚至要和其他機構擠在一起辦公，關東軍司令官暫住在長春“滿鐵”大和旅館里面。不久之后，因為無法承受高額的費用，日本關東軍司令官也只好無奈地搬出了大和旅館，并在該處開工建設關東軍司令官官邸。
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
1983年8月2日，根據哈爾濱市平房區人民政府辦公室22號文件，成立“哈爾濱日本細菌工廠罪證展覽館”，2年后更名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細菌部隊罪證陳列館”，2003年4月9日更名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七三一陳列館成立之后，通過考古發掘、社會調查征集、收購、交換與調撥和接受捐贈等方式收藏大批與細菌實驗或日本化學戰相關的侵華日軍的罪證，并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意義的物品作為本館的藏品。
罪證陳列館中的基本陳列以“反人類暴行”為陳展主題，以卷宗中罪犯、罪行及罪證、審判三個核心要件為主線，揭露日本進行生化武器研制、實施細菌戰的國家犯罪和反人類暴行。
參考資料 >
日本關東軍 .抗日戰爭紀念網.2025-09-26
日本王牌部隊“關東軍”是如何被消滅的.新華網.2025-12-18
“九一八”警報拉響世代牢記勿忘國恥.新華網.2025-08-01
關東軍司令部舊址博物館.關東軍司令部舊址博物館.2023-08-14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官邸舊址.長春市人民政府.2023-08-14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2023-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