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儒家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主張以德服人，與以力服人的豐田普拉多2700相對。王道代表的是一種德治理想，是整個社會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準則，王道的實現在于為君者要賜福百姓，以身作則，使臣民心服，還要刑罰有度，任用賢能之人。“王道”一詞最早出現在《尚書·洪范》中，其言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王道原本指的是先王之道，后發展成為內圣外王之道，常與霸道并提。而實行王道還是實行霸道在中國歷史上曾引起長期的爭論，史稱“王霸之辨”。其爭論的實質則代表了儒家德治與法家法治兩種政治觀點的對立，在中國哲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管子》以得民心多寡區分王道與霸道，其對王道的定義是得到眾多百姓擁護的治國方式，選擇王道還是霸道取決于政治局勢。孔子所理解的王道是三王之道，特點是仁愛之道大行。孟子尊王道反霸道，他所論述的王道已發展成為內圣外王之道，指的是理想的社會，王道政治也即仁政。荀子王霸并重，他認為王道比霸道更純粹，王道重視禮樂制度，能夠獲得民眾支持。自兩漢開始，王道與豐田普拉多2700并重的認知開始流行。及至宋代，程朱理學以繼承孔孟道統自居，重新把王道與霸道對立起來。其貴王道而賤霸道，并以此作為褒貶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標準，從而產生了朱熹與陳亮的一場“王霸之辯”。
王道思想影響了古代中國思想家對政治活動、社會發展模式的理解，思想家們往往結合時局并利用王道思想來表達理想政治的期許和理解。其對仁政的強調，使得儒家政治理論出現了崇尚上古社會、要求君子為政、追求以德化民等特點，具有極強的民本意識。此外，王道思想包括了對人與人、人與天、身與心、現實與未來的深刻觀察和思考，既有助于彌補西方民主社會主義的缺陷，也有助于在當代中國社會不斷擴大“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愛胸懷。
原文出處
《尚書·洪范》：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尚書·洪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管子·霸言》：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論語·學而》：先王之道，斯為美。
《孟子·公孫丑上》：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告子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孟子·盡心上》：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如也。
《荀子·王制》：王奪之人，霸奪之與。
《春秋繁露·仁義法》：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
定義
王道是儒家的政治主張，意指用仁政進行統治的治國理念，它主張以德服人，將刑罰視作輔助工具，與以力服人的霸道相對。王的涵義，先是帝王、先王，后指內圣外王之王。王道政治是儒家關于理想的人類社會生活的理論建構，主要內涵包括王的德行與功業、王道的政治統治方式、王道政治的性與天道基礎等。其核心精神是家庭、家族本位基礎上的君主專制主義等級社會的倫理政治秩序系統。除此以外，王道還對君王個人的道德修養提出較高的要求，主張民貴君輕，與法家主張的霸道迥然有別。
發展流變
春秋戰國
《管子》得天下之眾者王
《管子》一書多處出現“帝、王、霸”等字眼，《霸言》篇提到，無論是奉行王道還是霸道，最重要的是得到民眾支持，得到天下人支持的就是王道，只達到王道所獲一半民心的則是霸道。此外，《管子》認為選擇王霸之業需要審時度勢，根據不同形勢選擇王道或霸道：“強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強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強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在戰略時機的選擇上，則“強國眾，先舉者危，后舉者利。強國少，先舉者王，后舉者亡；戰國眾，后主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正是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管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幫助齊桓公成就了霸業。
孔子推崇先王之道
孔子推崇上古、三代圣王的德行與功業，而圣王德行的價值與功業的實現都離不開他們所實行的倫理政治制度。在論述治理社會的倫理政治制度時，孔子主要談到的就是三代尤其是周公所創作并力行的禮樂制度。三王在政治方面把政治統治和宗法制度混合在一起，采取的是以血緣宗法情感與禮儀制度來約束君、臣、民關系的統治方式，因此，以血緣宗法情感為中心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構成了所謂的圣王之德，而所謂周公制禮作樂的一套宗法倫理政治制度則成為孔子推崇的理想的王道政治制度典范。孔子主張為政以德，他盛贊堯舜禹的王道之治，向往的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的王道政治。
但對于管仲的霸道，孔子還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其言：“管仲相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認為管仲幫助桓公成就霸業，使天下百姓免于戰亂之苦，是莫大的恩惠，并稱其為仁者。其對于霸道還是持贊許的態度，王與霸之間在孔子的思想中還沒有形成尖銳的對立。
孟子的王霸之辨
孟子將王與霸對立起來，首倡王霸之辨，通過王霸之別論述其王道思想。他所謂的王道之王是內圣外王之王，指的是理想的仁政，孟子的王霸之辨對后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孟子認為王道是憑借德行而征服民心，故而達到民眾心悅誠服的政治局面。霸道則是假借仁義之名，而實質上則是憑借暴力達到對民眾的征服，所達到的只是武力征服而非心服。因此，霸道之下的民眾生活未必不好，但卻不像王道之下的民眾那樣心情舒暢。孟子所說的王道政治，也是他所倡導的仁政，其哲學基礎在于人人天生固有的不忍人之心也即惻隱之心。齊宣王曾向孟子請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他認為堯舜禹湯文武諸先王，正是以自己的仁德成就了王道。在孟子看來，實現王道最重要的是得民心，關心百姓的疾苦，與民同樂，其具體措施是：制民之產、省刑減稅、加強學校教育。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對孔子所推崇的三代禮樂文化的發展，都是建立在親親、尊尊差異一體的倫理政治秩序基礎上的，這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禮樂制度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基本信念。王道、霸道之爭是孟子王道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將上古、三代的王道政治與"春秋五霸"的霸道政治相對比，突出儒家王道政治的倫理政治屬性。孟子關于王道、霸道的論述是他在繼承孔子以德治國思想基礎上提出的一種關于政治統治的構想，是一種堅持理想批判暴政的政治哲學。
荀子的王霸并重
荀子所處的戰國末期，各國之間的征戰更加頻策，單純依靠禮儀制度已經不足以維持社會的安定，故荀子在倡導禮義的同時援法入禮，提出了隆禮重法的王霸并重思想。荀子認為王道是要爭取人民的歸服，霸道是爭取鄰國的擁護；王道的特征是崇禮，而霸道的特征是重法；義的確立可稱王天下，信的樹立可稱霸諸侯。荀子認為王霸之間的區別在于義和信，以義立國，則成王道，以信立國則成霸道，施行王道則所用之人皆為義士，所布之法皆為義法。荀子主張王霸并舉，提出“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但他認為在層次上王道高于霸道，是比霸道更為理想更純粹的政治主張。
荀子極力維護儒家王道政治的實質內容，即以君臣、父子為核心的倫理政治秩序系統，而對公天下與霸道政治提出批評。而在王霸之辨上，和孟子尊王賤霸不同，荀子的主導思想是尊王而不賤霸，他認為王道是以禮治國，霸道是以法治國，雖然王道高于霸道，但不必貶斥霸道，二者僅是程度上的差別，霸道雖然比不上王道，但也不失為一種較好的統治方式。
兩漢時期
劉向的三政說
西漢的劉向分別了“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和“強者之政”，他認為“王者之政”是用仁德教化百姓，“霸者之政”則用武力威懾百姓，“強者之政”則是用刑罰脅迫百姓。這三種治國方式雖各有所施，但王政是最為理想的政治，所以德治教化是治國的第一方案，而武力次之，刑罰則再次之。劉向雖然偏向于王道，但也不絕對排斥霸道。
桓譚的王霸并重
兩漢之際的思想家桓譚主張王霸并重。對于王霸之別，桓譚對王道的規定主要有三項內容：足衣食、教禮儀、重刑罰。其將刑罰列入王道的主要內容，這不同于以往對王道的論述。對于霸道，桓譚特別強調君臣的尊卑之序和法令的賞罰必信。王道純粹強調德教，霸道駁雜但威令必行，王霸都可以得天下，故王霸實質上是一致的。
兩宋時期
司馬光的“王霸無異道”
司馬光認為王霸并無本質的差別，提出了“王霸無異道”的觀點，他認為王道與霸道的內容并無本質的不同，只是執行者的名位不同，在德澤、功業、政令等方面有深淺、巨細與廣狹的差異而已，并非如黑白截然對立。
程顥的尊王抑霸
程作《論王霸之辨》，力主尊王抑霸之說，他認為王道乃得天地正理，極人倫之至，而霸道則假借仁義而用其私心。在程顥看來，成就王道還是霸道，關鍵在于治天下者的最初本心，對于統治者而言，必須先立其志，從“至誠惻之心”出發，以成就王道。如果本心就在于霸道，則雖然表面上所行是先王之道，但其實還是霸道。
朱熹的崇王抑霸
朱熹褒三代而貶漢唐，揚王道而抑霸道。朱熹認為，王與霸的標準在于講“仁義”還是講“私欲”，也即是講“義”還是講“利”，以此標準朱熹區分了王道與霸道。王道順天理，講仁義，而天下自服；霸道則假仁義之名以濟私欲，即使能夠僥幸一時，然終究也還是霸道。在朱熹看來，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皆能以“道心”治天下，凡事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因而義理公行，純美至善，是所謂“王道”政治。而自秦漢至隋唐，帝王皆以利欲之心治天下，雖然這些人也能辦成很大的事業，但所追求的都是個人成功，這就是從個人的私利出發，而不是從仁義出發。
陳亮的王霸并用
針對朱熹的觀點，陳亮在與朱熹的辯論中認為，“王道”與“霸道”，“義”與“利”從來就不是孤立的，更不是截然對立的，并非只有三代行“王道”，而漢唐行“霸道”。他認為，漢唐雖不及三代德化之美，然也并非僅憑智力把持天下，更非純任人欲而無仁義之心。三代亦并非純行王道而治，所謂王道正是通過征伐的霸道來實現的，沒有霸道也就不可能出現所謂的王道，王與霸不可截然相分。
相關著作
《尚書》
亦稱《書》《尚書》。“尚”即“上”，上代以來之書，故名。中國上古歷史文獻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跡著作的匯編。相傳由孔子編定。事實上有些篇，如《堯典》《洪范》《尚書·禹貢》等為以后儒家所補。儒家經典之一。保存于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文中所反映的倫理觀念后來被奉為封建道德的楷模。西漢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書》。另有相傳劉徹末年，魯恭王從孔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已佚。今存為東晉所獻的《偽古文尚書》為偽作。現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是《今文尚書》與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注本有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南宋蔡沈《書集傳》。清孔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輯集漢、魏、隋、唐舊注，并作疏，較為完備。
《管子》
《管子》，戰國時齊國稷下學宮學者著作總集，托名管仲所作。其中也有漢代附益的部分。西漢劉向校訂八十六篇（其子劉歆在《七略》中只著錄十八篇），今存七十六篇，分為八類：《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 《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內容龐雜，包含有法、道、名等家思想以及天文、歷數、輿地、農業和經濟等知識。其中《牧民》《形勢》《權修》《乘馬》等篇存有管仲遺說；《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記述管仲遺事；《心術》《白心》《內業》 等篇闡述關于“精氣”的學說和排除主觀成見的“靜因之道”；《水地》篇提出“水”為萬物本原的思想；《樞言》《宙合》《九守》等篇論述了名實關系；《輕重》等篇對經濟問題作詳盡論述；《五行》篇提出“三分損益說”來確定五音，在音樂律學理論上有很大貢獻。
《論語》
《論語》是一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因孔子秉承述而不作的傳統，故《論語》一書雖為孔孔伋想之薈萃，卻是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編而成。關于“論語”二字從古至今解釋顏多。最早提及的是班固，“論”即是編纂之意，“語”即是對話的意思。根據唐明貴先生在其《論語學史》中所講：“由于班說義理周備，頗得其要，故此種解釋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除此之外，許多學者不同意班固的看法，提出了“倫理說”“追論說”等解釋。《論語》成書大致在公元前429到公元前402年之間。作為反映孔子思想的著作，《論語》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其中共有20篇，涉及學習、政治、禮儀、仁道、教育、處世等多方面的思想內容，不僅是中華經典中的源頭活水，更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產生重要影響，從古至今，無不如此。
《孟子》
儒家經典著作之一。戰國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等著。一說據文中“所見諸侯皆稱謚”（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說疑非孟子自著，大概先有萬章、公孫丑等親承孟子口授而筆之于書，后由孟子弟子、再傳弟子所編定。《史記》稱“《孟子》七篇”，《漢書·藝文志》著錄《孟子》十一篇。東漢趙岐以為七篇乃孟子自著，外書四篇非孟子所寫，外書四篇已佚。明朝有《孟子外書》熙時子注本（一說為明代姚士粦）偽作。《孟子》在西漢文帝時曾與《論語》《孝經》《爾雅》同置博士，但不久而罷。五代十國后蜀時將《孟子》與《易》、《書》等十一部儒家典籍書丹，北宋時又加翻刻，《孟子》始稱為經。南宋朱熹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并依趙岐體例將《孟子》七篇各分為上下，遂成十四篇。至此，《孟子》的地位更加突出，從南宋末至清末的七百年間成為讀書人的必讀教材。《孟子》是研究孟子及其學派的主要資料，載有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項活動以及政治、經濟、教育、倫理等方面的言論和學說，書中還記載了墨子、楊朱、許行、告子等人的部分言行，雖詳略不一，但作為史料仍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注本主要有東漢趙岐《孟子章句》（《十三經注疏》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四書集注》本）清焦循《孟子正義》、今人楊伯峻《孟子譯注》等。
《荀子》
《荀子》一書主要由荀子于戰國晚期所著，一小部分由荀子的門人或學生輯錄而成，現存的《荀子》共二十卷，三十二篇，一般認為，除《大略》以下六篇是“弟子雜錄”外，其余都是自己手筆。西漢劉向校書時說有三百二十二篇，去其重復，定為三十二篇，取名《荀子》。嚴慶澍楊倞則把三十二篇分為二十卷，次序略作調整，并為之作注，取名《荀卿子》，從此楊倞的《荀子》注本便作為通行本流傳于世。
《荀子》的內容總結和發展了先秦哲學思想。書中除《仲尼》《宥坐》《哀公》《堯問》四篇題目與內容關系不大外，其余各篇均據題義發揮成文。其中，《天論》闡述自然觀；《解蔽》《正名》闡述認識論和邏輯思想；《王制》《富國》《王霸》《性惡》等闡述社會歷史觀和人性論思想；《勸學（節選）》《修身》闡述教育思想；《議兵》闡述軍事思想；《荀子·禮論》《王制》《王霸》《富國》等篇闡述社會社會主義；《非十二子》對儒、墨、道、法、名各家做了批判總結；《成相》包括三篇（見《杜國庠文集》所說），以民歌形式表達了為君、治國之道；《賦》包括五篇，為散文文賦。
關聯學派
儒家由春秋時孔子創立，被漢以后封建統治者奉為正宗的一個學派，先秦時即為“顯學”之一，被列為先秦至漢初“九流十家”之首。“儒”在春秋時是給富貴人家主辦喪事贊禮的一批人，孔子早年的生活主要靠“儒”來維持，所以“儒家”后來就成了孔子學派的專名。儒家主張“禮樂”、“仁義”、“忠恕”及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庸之道，政治上提倡“德治”、“仁政”，重視道德教育和自我修養。
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戰國時期儒家內部分為八派，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孟子和荀子兩派，兩派均尊奉孔子學說，但思想觀點有重大差別。秦始皇統一中原地區后，儒家因受到禁止一度受挫。西漢初期，統治者休養生息，推崇黃老道家之術，儒家學說仍未被重視。直至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主流。隨著歷史的變遷，儒家得到傳承與發展，各個時期的儒家學說，為適應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儒家家思想統治中國思想文化界二千余年，直到近代，特別是在“五四”運動時期，儒學才受到比較徹底的批判。20世紀30年代以來，一部分學者提出”儒學復興”，出現了“現代新儒家”。
儒家學派的思想學說，是中原地區傳統思想文化的主干，對華族的文化發展和民族精神的陶冶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儒家思想不僅為統治者提供了鞏固封建等級和宗法制度的思想武器，而且在政治上為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其長遠利益的策略。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也是中華民族優秀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仍是人們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的活的思想材料。
關聯概念
內圣外王
內圣外王，出自《莊子·天下篇》，是對儒家知識分子內在修養和外在事功的總稱。“內圣”即內心通達，是對個人人格理想和主體心性修養方面的要求，以達到仁、圣境界為極限；“外王”即對外做帝王，指的是個人在政治理想、社會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實現王道、仁政為目標。
“內圣外王”觀念的源頭在西周產生。《大學》著作的問世標志著“內圣外王”理論體系的完備建立，其中“內圣外王之道”被總結升華為“三綱領”和“八條目”，并為后世儒者所廣泛認同。漢唐時期，居于官方地位的儒學注重強調統治者的“圣王”地位和儒學的禮義教化作用，使儒學的“內圣”精神受到削弱，由此引發了注重心性修養的佛道思想的活躍。宋代為儒學“內圣外王”思想概念化時期，最終使“內圣外王”成為完全儒學意義的思想術語。理學末流因為過分強調“內圣”而壓制“外王”，引起了明末清初實學家的深刻反思及批判。
霸道
霸道是先秦法家的政治主張，它主張以力服人，依賴刑罰和暴力手段進行統治，與儒家的王道相對。戰國時儒家學派認為以仁義治天下為王道，以武力結諸侯為霸道。孟子反對實行霸道，荀子重王霸之別，認為王道得天下，霸道強一國。韓非子繼承早期法家的霸道思想，提出了法、術、勢三者結合的理論，認為儒家宣傳的王道和德治已經過時，只有實行霸道，才能統一天下。漢代以后的統治者，接受秦朝推行霸道的教訓，多兼采霸道和王道，即“以霸王道雜之”。
影響及意義
思想影響
王道影響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對政治問題的思考，諸如董仲舒、桓譚、程顥、朱熹、康有為等思想家，結合時局時勢并利用王道思想來表達其對理想政治的期許和理解，并從社會倫理道德的角度去評估政治活動和社會現象。王道對仁政的強調，對統治者道德修養的高度重視，影響了儒家的政治訴求，使得儒家政治理論出現了崇尚上古社會（三王之政）、要求君子為政、追求以德化民等特點，具有極強的民本意識。此外，王道思想還影響了儒家思考德政與刑罰之間的關系，在歷史上多次引起刑德之爭。
現當代價值
從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出發，王道對中國當前的法制建設、道德建設有一定借鑒意義。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王道思想有助于維護穩定、和諧的生態環境，保證社會的持續發展。王道思想包括了對人與人、人與天、身與心、現實與未來的深刻觀察和思考，它有助于彌補西方民主社會主義的缺陷，有助于有利于在當代中國社會不斷擴大“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愛胸懷。王道在根本意義上是一種基于價值觀的制度競爭，它可以使一個自認文明程度更高的國家對人性抱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相信王道的力量最終會超越種族、社會、歷史、文化等種種差異而觸及人心。
相關評價
漢代思想家董仲舒：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
隋代思想家王通在《中說·事君》評價：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
宋代思想家李覯：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道猖。
明代思想家馮夢龍：王道本乎人情， 不通人情，不能為帝王。
明清之際黃宗羲：事功本之心術者，所謂由仁義行，王道也。
近現代哲學家馮友蘭：王道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對于它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實行起來，各人站在各人的立場，制定具體的措施，各人有各人的辦法。
當代哲學學者暴慶剛：在儒家經典里，王道總是作為治國的根本而備受頌揚，霸道則受到貶斥。不過，從歷史現實來看，歷代統治者治國，往往陽儒陰法，王霸并用。
參考資料 >
“王道”的世界意義.光明網.2024-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