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由孔門弟子輯錄和編而成的一部語錄體散文集，主要記載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行，是先秦時代儒家學派經典著作，儒家“四書”之一。現存全書二十篇，共四百九十二章，15900余字。
《論語》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理念和人格品行，并最早提出并闡釋了“仁”、“義”、“禮”、“樂”等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論語》內容十分廣泛，囊括政治主張、教育理念、倫理道德、社會文化等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論語》從漢代以來就被列入儒家經典，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前，一直是中國讀書人的入門必讀書，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產生過重大影響。作為先秦諸子散文的代表，《論語》的語言風格、修辭手法和形象塑造也影響了后來中國語言和文學的發展。此外，《論語》在西漢時期就傳入了朝鮮，之后又傳到日本，深刻地影響了東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16世紀開始《論語》傳入歐洲，不僅在當時推動了啟蒙運動的發展，至今仍吸引西方學者不斷加以詮釋和闡發。
書名
書名含義
《論語》書名的來歷及其含義歷來莫衷一是。當前主流的觀點是“編纂”說，即《論語》書名含義為“對孔子及其弟子們話語的編纂”。這一主張是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繼承的劉歆《七略》的觀點：“《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故謂之《論語》。”這里的“論”意為“編纂”，“語”指“話語”。由于班說義理周備，頗得其要，故此種解釋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倫理”說。劉熙、劉勰主之。東漢劉熙《釋名·釋典藝》云：“《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依據這一種觀點，“論”通“倫”，也就是說意為“有條理、有秩序地敘述”。
“多義”說。南朝梁代皇侃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音和義兩個層面提出了“論”同時具備“倫”、“綸”和“論”等多重含義的觀點。這得到了其后陸德明和宋代邢昺的繼承和發展。其中邢《論語注疏》說：“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這種觀點是對歷代多種不同看法的綜合。
“選擇”說。今人劉義欽、李雁等認為“論”在秦漢時經常有“選擇”的含義，不僅指編纂書籍過程中的一個步驟，還表示剔除重復的部分，并選擇精要的內容。由此闡釋《論語》書名的含義為“選纂的孔子言語”或者“經過選擇整理的對話錄”。但反對者則認為《論語》很難說按非常嚴格的標準和體例進行了編纂。
定名時間
《漢書·藝文志》中提出的書名含義的“編纂”說，實際上也指出定名時間基本與成書時間相同。近年來通過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大多數學者基本認同最早出現《論語》名稱的《禮記·坊記》出自子思所著《子思子》，由此推斷《論語》最遲在先秦時期子思時就已經確定了名稱。目前這種說法成為主流。
《論語》書名確定時間還有一種說法來自王充《論衡·正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前此亦不得有《論語》之名。”這種說法的理由主要是先秦及漢初文獻中很少見到“論語”這一名稱，并且漢代多用“論”、“傳”、“語”、“記”等稱謂。定名時間又有秦漢之間，漢代乃至漢后正式確立等不同說法。
成書
成書背景
春秋時期中國從天下共主和社會穩定的局面逐漸演變成戰爭不斷，四分五裂的狀態，這促使各國開始先后變法圖強，大量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觀點的學者及其學派紛紛涌現，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孔子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建立了推崇周禮，提倡仁政的儒家學派。這一時期，各國統治者與“諸子百家”之間進行雙向選擇，這推動了學術的自由發展，有利于儒、道等各學派繼承和發展前代的思想文化資源，促進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潮的形成。
學術自由的時代環境一方面保證了孔子及其弟子能夠在保障人身安全和自由的前提下發表觀點和批評時政，而這正是《論語》能夠誕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被批判的當權者或者其他學派同樣能夠自由地批判孔子及其弟子門人的觀點，從而實現學術上百花齊放、相互促進。與此同時，儒家師徒之間、弟子之間的相互論辯，則構成其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些內容都在《論語》中有所反映。正是在這種時代環境《論語》得以誕生，并且使其思想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編纂作者
《論語》編纂者是誰自古以來就莫衷一是，大致有四種不同的意見。
一、孔子眾弟子編定說。這一說法從漢代以來就較為常見，比如說何晏的《論語集解序》中引劉向語：“漢中魚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王充的《論衡》卷二八《正說》篇中也說：“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后來鄭玄、陸九淵、劉寶楠等學者更進一步將《論語》的編者推及冉雍、宋前廢公、卜商等。如劉寶楠在《論語注疏》附錄《鄭玄論語序逸文》的注文中指出：“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為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此外還有端木賜、子張和曾子等說法。
二、孔子再傳弟子編定說。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最早提出：“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故謂之《論語》。”具體又分別有曾子、有若、閔子騫和冉有的弟子等說法。較為一致的是學者柳宗元、程頤、梁啟超等依據孔子諸弟子中曾子最為年少，且《論語》一書中凡見曾參處，往往稱其為“子”，待遇高于孔門其他弟子，都認為曾子的弟子參與結集。
三、孔伋說。今人唐明貴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論語》由子思最后主持編纂成書”的觀點。持這一觀點者認為，從對郭店楚簡及上海博物館竹簡等出土文獻研究來看，子思作為孔子的后人和曾子的弟子，他的作品中已經明確引述了《論語》，可見最晚在他的年代《論語》就已經結集成書。研究者蔣煥芹根據子思大約于公元前402年去世，又參考《論語》記事最遲到公元前429年魯悼公之喪，推測《論語》結集時間大概在公元前四二九年到公元前四零二年之間。
四、漢人編定說。王充在《論衡·正說》中說：“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文言文……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他以對《論語》定名時間的判斷推斷其為漢人編定，但與漢初以來陸賈、賈誼等人都以別名引用過《論語》的事實不符。
成書過程
一般而言，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論語》的形成至少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孔子去世以后，雖然并未編定成書，但他的弟子已經開始對他的言行材料進行收集和整理。第二階段是孔子再傳弟子時，他們出于儒家學派發展的需要，對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語材料進一步搜集和整理，加以討論辨別，按照“正實而切事者”的標準，擇取材料中其中得到普遍認可的內容，最終編定了最初版本的《論語》。
內容
《論語》是孔門弟子對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加以記錄和匯編形成的一部語錄體散文集。其內容包含政治理念、教育思想、倫理道德、社會人文等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今本計二十篇，每篇取篇首二、三字為名，每篇分為若干章，共計四百九十二章。全書基本采用問答的形式，其中約四百四十四章記錄了孔子與弟子及同代人的對話，也有四十八章記錄了孔門弟子間的對談。又可以分為《上論》和《下論》兩個部分。《上論》十篇，著重記載孔子的思想理念和言行舉止；《下論》十篇，主要記錄孔子與他的部分弟子，以及孔子和同時代其他人物之間交往和對談內容。其中第一篇《學而第一》是《上論》部分的關鍵，開篇就概括性地述說孔子核心思想，《下論》則以《先進》篇最為重要，引孔門弟子中“四科十哲”為代表的重要弟子。
其篇次及每篇的主要內容如下：
主要思想
《論語》作為反映早期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經典，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都在該書中最早明確提出并得到闡釋。
仁
多數學者認為“仁”是孔子學說的核心。據學者統計，“仁”字共在《論語》的五十八個章節中出現約一百零九次，但由于其含義寬泛且多變，孔子也沒有給“仁”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也正是因為孔子對“仁”含義表述多樣性和模糊性，歷代學者往往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闡述和發揮“仁”的意義。大體而言可以概況為幾個層面。
首先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道德規范，其以“愛人”為內涵，以孝、悌、忠、恕為外延。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
其次可以指向君子的品格，包含“剛、毅、木、訥、恭、寬、信、敏、惠”等等品格，最終指向“仁者”的理想人格。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同上）“剛毅木訥近仁。”（《子路》。
進而“仁”也指個人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實現方式為“克己復禮”乃至于“殺身成仁”，最終實現社會層面的“天下歸仁”。如“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另外，“仁”在政治上的表現為以德治國，要求統治者以仁愛的原則愛護百姓，博施濟眾，以求治天下。在這一基礎上，孟子繼承并進一步發展出以“民貴君輕”、“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為核心的“仁政”學說，對孔子仁學德治思想的有所超越。
禮
在《論語》中，“禮”也是《論語》中的核心內容，其重要性僅次于“仁”。據統計，《論語》共七十四次提到“禮”，但同樣沒有給出過明確的定義，只強調要“執禮”（《論語·述而篇》），“立于禮”（《泰伯》），“不知禮，無以立”（《堯日》），“禮以行之”（《衛靈公》），“約之以禮”（《雍也》），“齊之以禮”（《為政》），“為國以禮”（《先進》）等等。此外，《論語》中時常可見孔子對當時違反“禮”的諸種行為給予了嚴厲的批評，如“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大體而言，《論語》所說的禮，不僅指向禮貌、禮儀、禮節，更廣泛地涵蓋了典章、制度、儀節、習俗，可以說是整個人類社會秩序的規范，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
孝
“孝”作為孔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論語》中也頻繁出現，特別是在《論語·里仁篇》、《為政》諸篇。如：“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第一》）。“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等等。它不僅是禮的規范，也是仁的根本，由此儒家還引申出以血緣為基礎的家族宗法觀念和社會倫理關系，形成注重三綱五常的禮教，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影響。
天命
《論語》中的“天”包含兩種含義，其一是指大自然，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另一方面則更多的指向有人格意志的神，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八佾》）。“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等等。盡管孔子對鬼神是持“敬鬼神而遠之”（《雍也》）的懷疑態度，但同時他卻篤信“天命”，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并且孔子將“知命”作為判斷一個人是否君子的標準之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當然，這并不是一個容易達到的境界，孔子也自述其“五十而知天命”（《論語·述而篇》）。
中庸
《論語》以“中庸”為核心方法論，是孔子“仁”、“禮”等思想能夠實現的重要保證，并且在其思想體系中做到了一以貫之。孔子的“中庸”思想來自他對天道的體認，并將其應用于人道之中：“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這一思想要求守正持中，本質上是以“天道尚中”為標準來指導人類的社會生活。這一思想不僅體現在其對“知”與“仁”的辯證關系中，也體現在孔子對社會歷史發展的認識里，對現代社會中人的個性發展和社會整體進步的和諧與統一有積極的作用。
教育思想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最早開創私人講學的風氣，是中國最早也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論語》中大量展現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學原則、育人方法乃至教學實例，論述非常精妙和豐富，歷來受人重視。這大體包括求學和教學兩個方面。
《論語》第一篇就強調“學”是實現“仁”的必要途徑。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在學習的方法上，孔子主張廣泛地向他人學習，因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并做到“不恥下問”（《公冶長》）。在教學方針上，他興辦私學教育，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并做到“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孔子先進的教學理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體現。如他表達對學與教的態度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篇》）。他指出學與思的關系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為政》）。方法上孔子主張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其他還有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溫故而知新”（同上）；“過則勿憚改”（《子罕》）等等。
傳本
經歷了先秦的戰亂，“焚書坑儒”和秦漢之際的動蕩，西漢時期先秦的文獻典籍散失嚴重，《論語》的抄本也曾一度失傳。“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書·藝文志》）。《論語》復現時就產生了篇章文字都有所差異的不同版本。《漢書·藝文志》中著錄了三種最主要的傳本，即《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其中，《魯論》和《齊論》屬于今文，《古論》屬古文。各本篇次、文字也不盡相同，各有師承。此外有據可查的還有《燕論語》《河間論》和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等。
《魯論語》
《魯論語》有二十篇，其內容編次和現行版本一致。因為流傳于魯地，魯人所學所傳的一個版本，故被命名為《魯論語》。西漢時傳者有“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等（《漢書·藝文志》）。《魯論》出現的時間在歷代文獻中沒有記載，但根據其傳者活躍的時代大致推測《魯論語》的出現時間不會晚于劉徹時期。
《齊論語》
《齊論語》有二十二篇，比現行版本多出《知道》《問王》二篇。除此之外，共有的二十篇中，也多出不少與玄學相關的章句內容。因為是齊人所傳，流行于齊地的一個《論語》的本子，故得名。西漢傳者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漢書·藝文志》）其出現的時間也未見記載，從史書記載的傳習者的生活時間推測，也不會晚于漢武帝時期。
《古論語》
《古論語》有二十一篇，和《魯論語》一樣無《知道》篇和《問王》篇。并且，除了將《堯曰》篇的“顓孫師問”以下半篇拆出，篇目基本和《魯論語》一樣。何晏《論語集解序》：“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學者蔣煥芹綜合史料考證認為，《古論語》是漢景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時從孔壁中發現。
《張侯論》
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早年學習《魯論》，壯年后從學于《齊論》名家，后來又參考當時治《論》六家學說，晚年整合考訂了《魯》《齊》和《古》三種，并且剔除了《齊論》中的《知道》《問王》篇，以《魯論》為主，編成了《張侯論》。由于張禹是劉驁的老師，在當時影響力很大，后學者皆從之。隨著《張侯論》后來被列入學官成為標準教材，三《論》原貌也漸漸失傳。
《論語》學及注本
由于漢朝以來中國歷代統治者奉行尊孔重儒的措施和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作為研究孔子及儒家的基本經典之一，《論語》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得到了極大的重視。加以《論語》文本自身所具有的復雜性和開放性，兩千多年來，人們對《論語》不斷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了一門研究《論語》的專門學問，即“《論語》學”。
《論語》學的研究內容包括《論語》名稱的來歷及意義，《論語》的編者問題、結集時間、文本流變、篇章結構、歷代注本、社會地位及海內外影響等，也廣泛涉及《論語》名物考釋、文字訓、篇章辨偽、學派風氣和《論語》學發展階段等等。《論語》學作為中國“經學”研究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西漢，在歷代不斷發展，近代由梁啟超首先加以概括命名，此后周予同和杜松柏等學者也沿用并加以展開。歷代對《論語》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注釋的方式開展和流傳的，因此以下將《論語》學發展歷程與注本情況整合介紹。
兩漢時期
兩漢時期是《論語》學的形成期，主要是完成了《論語》版本的整理和定型。西漢張禹編定《張侯論》在當時成為標準讀本，這為《論語》學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在統一的《論語》文本的基礎上，對《論語》的詮釋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東漢末年，鄭玄在《張侯論》的基礎上，結合《齊論》和《古論》，寫成了《論語》的第一部重要注本，即《論語鄭氏注》，簡稱《論語注》。這標志著漢代以來對《論語》進行文本整合和定本工作的正式完成。該書問世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讀書人學習《論語》的基礎文本，直到北宋時亡佚。
現存唐卷子本三種，分別是吐魯番市古墓出土的《論語鄭玄注》殘卷，《論語·子路篇殘卷》（收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和《論語鄭注述而至鄉黨殘卷》四篇（收入《鳴沙石室佚書》）。歷代也有多種輯佚本，現存包括《古文論語》二卷附錄一卷（宋王應麟輯。收入清光緒十年序、巴陵方氏刊《碧琳瑯館叢書》）、《論語注》一卷（清王謨輯。收入清嘉慶三年金溪王氏刊《漢魏遺書鈔》）、《論語注》十卷（清袁鈞輯，收入《鄭氏佚書》，有光緒十四年浙江書局本、四明觀稼樓刊本）和《論語注》十卷（清孔廣林輯，收入清光緒十六年山東書局刊《通德遺書所見錄》）等共九種。
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論語》學的發展期。這一時期雖然受佛道影響，玄學興盛，但《論語》學卻在儒家學者的援引佛、道解經的努力下獲得了很大的發展。這除了表現在研究方向的多元化和注解體例的變革上，更體現在研究論語的專著數量大量增加，特別是兩種重要注本的出現。其一是《論語集解》十卷，魏何晏等撰。何晏在“援老入儒”的同時兼采各家，在書中匯集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等八位大儒的學說。《論語集解》吸收了漢末學者解經的優點和特色，對后來的皇侃、陸德明、邢昺和朱熹等注《論語》有直接的影響。但宋代以后該書亡佚，直到近代學者、藏書家葉德輝從日本買回了正平《論語集解》本，中國國內才重新看到。
該書今見于《十三經古注》《四部叢刊·經部》和《古逸叢書》等中。其二是《論語義疏》，即《論語集解義疏》十卷，南梁皇侃撰。皇侃在將《論語集解》作為底本的基礎上，結合包括晉朝江熙所著《論語集解》中匯集的郭象、李充、范寧等十三家之說在內的大量前人成果，兼及佛道，完成了這部集當時《論語》學之大成的著作，影響深遠。南宋該書亡佚后，直到清乾隆才從日本輾轉回到中國，經藏書家鮑廷博校訂后抄入《四庫全書》并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之中。此外還可見于《古經解匯函》叢書等。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是《論語》學的中衰期。這一時期統治者在統一政治的基礎上，加強了對思想和學術的控制，于是通過欽定《五經正義》和舉行科舉考試壟斷了經典的解釋，時人不再務求新說，這也導致了《論語》學的衰弱。這一時期的重要注本有：一、陸德明《論語音義》，該書雖未出漢儒臼，但從音和義兩個方面總結了漢魏以降的《論語》學研究成果，收入清人黃丕烈校刊《士禮居黃氏叢書》第三十六冊；二、韓愈、李翱《論語筆解》，該書糾正了漢儒解經的一些問題，但同時也有疑經改注的做法，現存《四庫全書》本。
宋元時期
宋元時期是《論語》研究的復盛期。這一時期作為封建政權的合法性依據的儒學，也隨著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變局，受到了人們的質疑。于是許多大儒和學者開始著書立說，又一次興起治經的風潮。但和前代注經有所不同，他們普遍注重發揮義理，試圖對儒家經典進行創造性解釋，從而實現儒學的復興。北宋時不僅將《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合稱為“四書”，《論語》相關的論著和注書也大量出現。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兩種。
《論語注疏》二十卷。咸平二年，邢昺奉趙恒的詔令改定《論語義疏》，于是在何晏注和陸德明音義的基礎上作疏，以作為官方教材。他在刪去原書中的一些枝蔓，并增補了大儒治經的新成果，還增加了對《論語》內容的義理論說和闡釋，從而開創了宋代儒者以義理闡釋經文的先河。與此同時，該書在章句訓詁名物方面也較為詳細。該書現存南宋蜀刻大字本、紹熙浙東庾司刻元明遞修本《論語注疏解經》、明萬歷十四年北監刊本《論語注疏解經》、清光緒玉海堂覆刻元本、《四庫全書》本、阮元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和1957年中華書局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等。
《論語集注》十卷。南宋朱熹作包含《論語》在內的《四書章句集注》，被歷代統治者奉為圭，成為科考基本內容。朱熹一方面吸取前代的漢魏古注為基礎，同時又匯集了宋代學者闡釋《論語》的新觀點，還保留了歷代疑說，特別是注重發揮自己的理學思想，從而融匯了注音、訓詁、考據、義理等四個方面的《論語》學成果。正因如此，《論語集注》成為《論語》研究史上的又一座豐碑。該書現存重要版本有宋嘉定十年當涂郡齋刻嘉熙四年淳祐八年十二年遞修本、元至正二十年武林沈氏尚德堂本、明初司禮監刻本、山東海源閣藏明版朱墨套印本、明嘉靖廣東崇正堂刻本、南康府六老堂刊本、清康熙內府仿宋大字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備要》本、現代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等。
清代
清代是《論語》學的總結期。由于清代考據學的興起，這一時期《論語》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以輯佚、考異、辨偽、注釋為主的特征。這一時期的代表注本有劉寶楠父子所撰《論語正義》二十四卷。該書以在何晏《論語集解》的基礎上，兼有漢代以來各個時期直至近世學者研究《論語》的優點，并且匯編了清代學人《論語》考釋的新成果。其正義不僅能夠透徹地指出《論語》要旨，還往往能夠糾正此前學說的錯漏之處，晚清文學家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中贊其“博取眾說，詳而有要，足以并傳。”可以說是清代《論語》注本中最為完備的一種。該書收入《皇清經解續編》《四種古注群義匯解》，此外還有《諸子集成》本。
近代至今
晚清民國以來是《論語》學的新時期。這一時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論語》學在清代基礎上有所發展，五十到八十年代以港臺為多，八十年代以后內地《論語》學也恢復并發展起來。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大量研究《論語》的論文和專著，也有不少重要注本問世，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四種。
程樹德撰《論語集釋》四十卷，全書一百二十萬字，該書引錄典籍六百八十多種，做到了不分門戶，廣摘博采。與此同時取舍謹嚴，博而不濫，體例周備，疏解詳明，集古今《論語》注疏大成，堪稱迄今為止最為精審、最為詳盡的《論語》注釋書，也是迄今為止研究《論語》最權威的一部專著。有中華書局1982年《新編諸子集成》本。
楊樹達撰《論語疏證》二十卷，引書約七十種，匯集了三國以前古籍中引用《論語》或與《論語》相關的資料，并附以于《論語》對應章句之下，在難以理解或有爭議處又作按語加以辨析和說明。主旨是以材料互證的方式，疏通《論語》的古義，進而考訂是非，解釋疑竇，發明孔子學說。有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楊伯峻撰《論語譯注》，全書包含前言、原文、注釋、白話譯文和余論等部分，還附有《論語辭典》。自1958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以來，該書又經過中華書局多次再版，流傳廣泛，影響頗大。該書《導言》部分對孔子生平、思想和貢獻，《論語》的命名、作者和時代，《論語》歷代傳本和注本等問題，進行了論證和說明，和正文的譯注一起形成了較為系統的一家之言。
錢穆撰《論語新解》，分為上下編共二十篇。該書以篇次為序，又分為若干章，先對原文注釋、解析，再解說要旨并白話試譯，其解說《論語》平實而有新義，在港臺及海外較流行。有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版。
特色
正實
《論語》作為一部經過編選輯纂的語錄體著作，其內容有“正實而切事”（孔安國《家語后序》）的重要特征，這也是孔子后學編撰《論語》時選取材料的標準。其中“正實”主要表現在語言層面，大意是指《論語》是對孔子及其弟子話語的實錄，因此文中的言語都屬“正辭”而不僅是未失其意的轉述。所以《論語》不僅言論內容的做到了忠實，還保留了濃郁的口語色彩，從而為后人保存了一個個生動鮮活，躍然紙上的儒家先賢形象。
切事
“切事”則是指《論語》在輯錄孔子遺說時注重更具有直接教化社會人心作用的內容，這不僅使《論語》具有極強的思想性，更凸顯了先秦儒家思想中強調現實性的重要特征。《論語》作為一部后人了解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經典，都是圍繞人類的社會生活論述極具現實針對性的主題，傳達的主要內容也是與人類社會密切相關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哲學、政治、倫理和教育等方面的思想。該書展示出儒家先賢立足于時代現實，以強烈的責任心與使命感去建功立業，在追求個人道德自我完善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觀念。這一特征深刻地影響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結構。
文學性強
《論語》所承載的儒家思想能夠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上長期穩定地成為主流，其原因不僅在于它的思想本身，還取決于承載和表達這種思想的文學性。《論語》不僅具有雅俗共賞的語言風格和靈活多變的修辭手法，同時非常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和刻畫意象，從而使其蘊含的思想能夠為大部分讀者理解和接受。這就是《論語》能夠在歷史上隨著儒家文化影響范圍的擴大而不斷傳播的原因。
評價
正面評價
《論語》比較清楚地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舉止和思想理念，自成書以來就是人們研究先秦儒家特別是孔子本人的重要文本。從東漢起被列為儒家經典，到南宋經朱熹集注后成為“四書”之一，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前，約兩千多年的歷史中，《論語》始終是中國傳統社會中讀書人的必讀書目。也因此，《論語》一書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等各個領域都產生過重大影響，其思想內容、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也深刻地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狀態和民族性格。《論語》雅俗共賞的口頭風格，多種多樣的修辭手法和鮮明的形象塑造，也影響到后來中國文學的發展。
不足
《論語》作為對孔子語錄輯錄，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在春秋時代，孔子的思想希望通過復興周禮以維護社會秩序，并倡導統治者愛護百姓，有其積極意義，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試圖通過復古的方式，通過倡導已經被社會實踐淘汰了的奴隸制貴族政治下的“周禮”，來應對禮崩樂壞的時局，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很難得到當時統治者的認可。孔子雖然提倡德治，但其依舊是在奴隸主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提出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主張，其理想社會也是西周先王的奴隸制太平盛世，相比時代發展有滯后性。
《論語》作為早期儒家的基本經典之一，被后世不斷加以詮釋和發展，客觀發展出了后來儒學的一些弊端。比如“三綱五常”中的“三綱”思想，就能在《論語》中找到一些源頭。“君為臣綱”可以追溯到孔子提倡君權，希望建立君權政治，強調“事君盡禮”，“事君能致其身”。“父為子綱”方面，孔子確實有過分強調孝的傾向，如父死后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父子相隱等等。“夫為妻綱”方面，《論語》中如“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陽貨》）確實流露出一定程度對女性的輕視。《論語》中的內容盡管并沒有后世對君臣、父子和夫妻關系規定的那么嚴苛，但客觀上對后來韓非子、董仲舒等建構“三綱五常”有一定的影響。
影響
中國影響
政治影響
隨著漢代逐漸將儒學確立為主體思想，儒家經典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凸現，這也包括政治領域。《論語》作為一部儒家核心經典，理所當然地得到封建統治者越來越多的重視，進而成為皇帝處理政事和選賢任能過程中，群臣商議政務和君前對策時的根據、指南與借鑒。封建君主一方面是在發布的詔書中征引《論語》，另一方面是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運用《論語》的思想。臣下上書言事時也常常引用《論語》以作為自己立論的依據。君臣議政過程中也經常征引《論語》。總之《論語》成為國家重要決策的理論依據之一，在漢代以后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教育影響
由于《論語》研究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文本，掌握《論語》便逐漸成為歷代儒者攻治其他儒家經典的條件之一。兼通《論語》在漢代是成為太學博士的必要條件之一，同樣，博士弟子也必須兼習和射策《論語》。此后歷代以來《論語》更是官學教育的必修課。科舉制出現以后，也成為重要考試內容。也因如此，《論語》成為古代讀書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開蒙之初最早學習的入門經典。與此同時，《論語》在私學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同樣是必讀書目。
法律影響
漢代以來確立獨尊地位的儒家思想，并逐步深入法律領域。這一時期中國古代出現了法律條文儒家化，儒家經義法律化的趨向，并由此形成了中國古代的法學觀念的主要特征，并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法律史。法律儒家化的過程在漢代這一中國法律思想的轉型期初露端倪并不斷加強，到唐代基本完成。在這一過程中，《論語》作為儒家的重要經典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論語》所強調的注重等級名分的“禮”不僅成為制定法律的指導思想，也促成了封建法律維護君權、父權和夫權的具體內容。此外，孔子“父子相隱”的思想也逐步被確立為正式的法律條文，形成了“親親得相容隱”的原則，即官方允許親屬之間互相藏匿和包庇犯罪，并且事發后不承擔刑事責任。總的來說，《論語》中體現的法律精神及原則被直接或間接地納入了封建法律條文中。
文學影響
《論語》作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經典文獻之一，雖沒有形成文學自覺，并非純文學作品。但先秦文化文、史、哲相融合的特點，決定了《論語》也是一部文學著作。事實上作為一部語錄體散文集，《論語》在文學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文學創作方面，《論語》首先在語言詞匯運用上，它簡潔凝煉，曉暢自然，同時又能夠靈活地運用各種修辭手法，從而做到雅俗共賞，成了歷代學習先秦散文和早期漢語的典范。其次它在記敘事件和描寫人物時非常善于塑造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這兩個重要特點不僅為稍晚的《孟子》和《荀子》所繼承，對后來的《世說新語》，乃至史傳文學、小說和戲劇等都有積極的影響。就小說而言，《論語》在成書過程，內容、體例、文體，敘事與寫人，詩化傾向等方面，都促成了中國小說形成“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這一在世界文學中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
文藝理論方面，《論語》中多次提到孔子的文藝思想。內容上，孔子認為文學作品的內容應該“思無邪”，具有教化功能。美學觀念上，孔子針提出了內容和形式相結合的“盡善盡美”的審美標準。文學的社會功用方面，孔子以“興”“觀”“群”“怨”高度概括了文學的社會功能和作用的。文藝作品與創作者的關系上，孔子認為要“先立德，后立言”。這些文藝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基本框架，成為后世文學批評的重要標準。
國際影響
東亞影響
《論語》成書以后很快流傳海外。最晚在西漢，《論語》及其注書就傳入了朝鮮半島。公元676年，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后，《論語》成為官辦國學的必修教材之一，影響力進一步擴大。《論語》大約在公元四世紀后期傳入日本，從飛鳥時代與奈良時代起就受到天皇氏為代表的上層的推崇，并影響到了歷代天皇的政治改革。特別是隨著江戶時代日本朱子學的官學化，《論語》逐漸作為官學的基本教材使用，并進一步向民間普及。這也促使了大量論語注釋本傳入日本并在后來傳回中國。總體而言，《論語》對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歐美影響
早在十六世紀，耶穌會會士利瑪竇就曾將《四書》大致譯為拉丁文寄回歐洲，這是《論語》向西方傳播的起點。但要到1687年，《論語》的第一個西文譯本，拉丁文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釋中國人的智慧》，才由柏應理等譯出，并在巴黎出版。自此以后，《論語》開始出現法、英、德、俄等各國文字譯本，并在各個國家展現其來自東方的智慧和魅力。值得一提的是，《論語》在啟蒙運動中不僅得到伏爾泰、弗朗索瓦·魁奈等著名思想家的推崇，同時又被孟德斯鳩借以了解東方政治并與西方形成對照，從而論述其法律思想。可以說，《論語》從多方面推動了啟蒙思想的發展。即使在今天，全世界各種語言的《論語》譯本仍然不斷問世，世界范圍內對《論語》現代意義的詮釋與闡發依然方興未艾。
出土文獻
出土文獻，是與前代未被埋沒而流傳至后世的傳世文獻相對的概念，指的是因各種原因被埋藏起來失傳，而后被重新發現的文獻資料，包括甲骨文、金文、簡帛書、敦煌寫卷等。因為沒有經過后人竄改和修飾，真實地反映了其所在時代的面貌，并保存了大量在傳世文化典籍中失傳的材料，具有很高的價值。20世紀以來，隨著海內外多種《論語》簡牘和寫本的出土，日益為研究者重視。以下是幾種代表性的新出《論語》文獻。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
1973年，河北定縣（古定州）八角廊村的西漢中山懷王劉脩的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有《論語》簡六百二十多枚，均用漢隸書寫，學術界一般稱為“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因劉脩死于漢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最晚也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學者陳東等根據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只諱“邦”字，劉盈以下諸帝皆不諱，推斷其抄寫年代當在劉知遠在位的十余年間，是目前發現的較早的《論語》抄本。
其形制上長度為16.2cm，寬0.7cm，每簡上的字數約十九至二十一字，簡的兩端和竹簡中間留有編綴的痕跡。尤其是以竹簡中部編綴部份為中心，上下均寫有十字左右。錄成釋文的共七千五百七十六字，不足今本《論語》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為《學而》，只有二十字；最多的為《衛靈公》，有六百九十四字，可達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七。
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各篇的分章，和今本《論語》在《鄉黨》、《堯曰》等篇多有不同。文字上的差異也達七百多處，幾乎占到簡本可釋文字的十分之一。并且研究發現此簡本《論語》和《魯論》《齊論》《古論》均有差異。
收錄于《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出土文獻類》（北京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簡稱“儒藏本”）等。
敦煌本《論語》
敦煌本《論語》，指的是二十世紀初在甘肅省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發現的總數超過百件的宋以前的《論語》寫本。這使《論語》成為敦煌儒家文獻中保存數量最多的一部經典。其中最重要的是宋代以后一度亡佚的鄭玄《論語注》十一個卷號、何晏《論語集解》八十二個卷號和皇侃的《論語義疏》一個卷號。另外保存了主要內容是第三章到第七章的《論語》白文（無注的原文）六個卷號。其余還有《論語摘抄》、《論語目錄》、《論語鄭注音義》和《論語集解音》等。據考證，敦煌《論語》的抄寫時間大約集中在李忱至倍宗在位的847-888年間。可見于張涌泉先生《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華書局，2008年）和儒藏本等。
廣義上的敦煌市文獻指的是包括莫高窟在內的整個敦煌地區所出土的文獻，因此還包括括1990-1992年間發掘出土的敦煌懸泉漢簡中的《論語·子張》篇殘文。具體釋文見胡平生、張德芳編撰的《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2001年）。
吐魯番本《論語》
與敦煌相似的吐魯番地區同樣出土了大量《論語》類文獻。根據學者王素的整理，吐魯番本《論語》主要包括白文《論語》一件、鄭玄《論語注》九件、何晏《論語集解》三件。其中白文《論語》寫本出自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六九號墓，為《學而第一》篇習書，編號為72TAMl69：83，稱作阿一六九號墓八三號文書，只有短短的兩行,分別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和“乎，友（有）用（朋）自遠方來，不亦”。在吐魯番本《論語》中，鄭玄《論語注》的寫本數量較多，也是敦煌市、吐魯番市發現最早的《論語注》寫本，并且是其中唯一保存了《堯曰》篇的一件。由于鄭注一書在南宋以后失傳，所以吐魯番本中鄭玄《論語注》的價值最大。可見于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
平壤貞柏洞漢簡《論語》
1990年代初，朝鮮在平壤市樂浪地區（漢代樂浪郡）貞柏洞364號墓出土了一百二十枚《論語》簡，內容集中在《論語》的《先進》和《顏淵》兩篇。從現在已知可以辨識的四十四枚竹簡來看，有完簡三十九枚，殘簡五枚，共七百五十六字。包括《先進》篇三十三枚，五百八十九字；《顏淵》篇十一枚，一百六十七字。這部分竹簡的契口等編綴痕跡及書寫文字都比較清晰。
從同墓出土的文獻判斷，該簡年代大體在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以前，和河北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時間相差不遠。在平壤本《論語》的三十九簡中，有十簡內容完全與今本相同，其余二十九簡有差異。這二十九簡與定州市本相比，又有十簡相同，十九簡相異。金慶浩等研究者認為，該簡從兩端和中間編綴的形制和字數安排等方面，與定州漢墓《論語》竹簡體現出了相似的系統性，推斷該《論語》簡可能是從漢代內地流入的。
海昏侯墓簡《論語》
2015年以來江西省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論語》竹簡500多枚。劉賀（前92年-前59年）是漢武帝劉徹之孫，在位二十七天被廢，后被封為海昏侯，神爵三年（前59年）去世。海昏侯墓《論語》簡保存狀況不佳，完整簡少并且殘缺嚴重，目前可釋讀文字約為今本的三分之一，整理工作仍在進行。
現存文字較多的篇有《公冶長》《雍也》《先進》《子路》《憲問》等，而對應于今本《論語·鄉黨》《論語·微子》《子張》篇的內容則尚未發現。從少數基本完整的簡可以看出，每簡容二十四個字，三道編繩，簡背有斜向劃痕。各篇首簡凡是保存較為完整的，背面都發現有篇題，如“雍也”、“子路”、“堯”（對應今本《堯曰》）和“智道”等。目前并未發現全書大題，“論語”這個書名是整理時根據內容擬定的。該簡書風總體上莊重典麗，但從不同篇章字跡差異來看，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海昏侯墓《論語》有很高的的文獻價值。最引人注目的是該簡中發現未完整見于傳世文獻的“知（智）道”篇，其內容為“[孔]子智(知)道之(易)也。昜(易)昜(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類似簡文僅在肩水金關漢簡中曾有發現，該篇符合《漢書·藝文志》中記載《齊論》的篇章特征。田旭東、楊軍等學者多將此本稱為“《齊論語》”，但也存在一定的爭議。陳侃理則認為海昏侯墓漢簡《論語》不是《漢書·藝文志》概括的三個系統能夠涵蓋的，可能是齊《論語》形成過程中的一個中間形態。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