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戰(zhàn)國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述的對話體典籍，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全書共七篇，以問答駁論為主要論證方式，記載了孟子的思想、言論和事跡，是反映先秦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重要著作。《孟子》整體上注重氣勢，善于說理，著重刻畫了孟軻這一人物形象。歷朝歷代的《孟子》注本數(shù)量繁多，《孟子》學影響深遠。宋代《孟子》由“子”入“經(jīng)”，成為了“四書”之一，后又被列為“十三經(jīng)”之一。此外，《孟子》一書在海外也有著深遠的影響，日本、朝鮮乃至西方國家都對《孟子》有專門的研究。南朝時期的文學評論家劉勰稱贊《孟子》是“理懿而辭雅”。
作者
《孟子》的作者主要有三種觀點。其一是由孟子與其弟子萬章、公孫丑一起撰寫的，孟子是主要撰者。其二是由孟子獨自編撰，因而以《孟子》為書名。其三認為《孟子》是孟子死后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編撰的。大部分認可《孟子》是孟軻及其弟子共同完成，孟子是書籍的主導者和主要編撰者?！睹献印酚涗浀氖敲献蛹捌涞茏拥难孕校页蓵鴷r孟子尚且在世，他和弟子共同回憶游歷期間的言行，共同編撰成書。
孟子，名軻，字不詳，邾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后裔。孟子幼年喪父，受教于他的母親，《韓詩外傳》和《列女傳》記載了相當多的軼聞故事。長成后，孟子受教于名師，并受到了曾子、孔伋等人思想學說的影響，孟子學生眾多，和孔子一樣非常注重教育事業(yè)。孟子一生致力于發(fā)揚儒家思想，成為繼孔子之后又一位對儒家學說有著重大影響的人物。
創(chuàng)作背景
時代背景
東周末年，周代權(quán)力衰微，導致各諸侯國之間關(guān)系緊張。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新舊矛盾錯綜復雜，社會進入了大動蕩大變革階段。諸侯之間爭奪霸主的局面興起，封建領(lǐng)土制度的瓦解，封建地主制度的確立，讓社會各階層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新的政治觀念和生活倫理。激烈的政治斗爭和社會變革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突飛猛進。于是思想家們紛紛著書立說，出現(xiàn)了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高潮。在當時的“九流十教”中，儒家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家。《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結(jié)晶，也是現(xiàn)存的首部儒家經(jīng)典著作?！睹献印芬粫闶窃?a href="/hebeideji/7239570973103194146.html">戰(zhàn)國中期諸侯爭霸的政治環(huán)境中，受到了百家爭鳴的思想影響，在仿照《論語》體例、內(nèi)容，繼承《論語》思想的多重作用下產(chǎn)生的儒家又一部經(jīng)典著作。
作者背景
《孟子》早年受教名師，潛心求學，廣收弟子，直到中年《孟子》才帶著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國，從事政治活動。孟子及其弟子到過魯國、宋國、滕國、梁國、齊國等國，致力于宣傳自己的社會主義，歷時二十多年。經(jīng)過多年的奔走和四處碰壁，孟子明白了自己的“王道”“仁政”理想終究無法實現(xiàn)，于是效仿孔子，著書立說、傳道授業(yè)，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一起著述《孟子》，闡明自己的主張，記述自己的一生。
內(nèi)容
劉歆在《七略》中記載《孟子》有十一篇，除了現(xiàn)在可見的七篇，還包含了四篇外書，即《性善辯》《文說》《孝經(jīng)》《為政》，但現(xiàn)在四篇外書已經(jīng)散佚。趙岐在《孟子章句》中對四篇外書進行了真?zhèn)慰甲C，他認為四篇外書文辭道理不夠宏大精深，難以與內(nèi)篇相較，據(jù)此判斷外書應(yīng)當不是出自孟子之手，是后世依托孟子之名放在其中的。因此趙岐并未給四篇外書作注，后人逐漸不再閱讀和研究這四篇外篇，外篇隨即失傳。
《孟子》共七篇，分別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全篇約三萬五千字，七篇之中又有二百六十章。原先《孟子》七篇并無上下之分，到東漢趙岐著《孟子章句》，才把七篇各分為上下兩篇，后人加以沿用?！睹献印返膬?nèi)容體例都是仿《論語》而作，在內(nèi)容上《孟子》章與章之間的聯(lián)系不大，積章而成篇，篇名也比較隨意，在每篇第一章中選取幾個字，和整體內(nèi)容都沒有聯(lián)系。這種體例和《論語》是相似的，只是各章的篇幅比《論語》長。
思想
《孟子》內(nèi)容豐富，博大精深，主旨是以性善論為基礎(chǔ)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孟子勸說君主們實施仁政和王道，要重道德，講仁義，堅決反對霸道。并提出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等的重要執(zhí)政理念。
政治主張
王道與仁政
孟子生活在戰(zhàn)國中期，一個政治大變革、大動蕩的時期，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都在變革，因此孟子認為只有仁政才能改變時代，救百姓于水火。孔子主張“敬德保民”“民為邦本”，倡導君主要以德治國，而《孟子》在繼承孔子德治的基礎(chǔ)上，將孔子以君王為出發(fā)點的民本思想，轉(zhuǎn)移到了以人民為政權(quán)的中心之上。軍權(quán)能否取得，是由民意決定的，否定了君權(quán)神授，肯定了君權(quán)民授，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超越之處。
《孟子·離婁上》中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核心思想一個是“仁政”，一個是“王道”。孟子向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先王時代，將撥亂反正，平治天下為己任，認為只有效法堯舜等先王，才能治理好百姓，也能給后世留下學習的范本。孟子從歷代王朝興衰中得到啟示，認為百姓為國家存亡之本的道理，在《盡心下》中，他提出: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明確表示在君主、百姓、國家三者的關(guān)系中，民眾是最寶貴的，國家次之，君主的重要性最低。
無論是上位者還是下位者，都必須遵守“仁”，否則不僅無法保全事業(yè)，可能連自身都無法自保了。但是《孟子》中所提到的的仁政思想在戰(zhàn)國時期并沒有受到君主們的采納，君主們認為國家的兵馬武力越強，國家的權(quán)力和領(lǐng)土才會擴大，其王道的政治理想并不在霸道的現(xiàn)實政治中占據(jù)上風，甚至是越來越與社會現(xiàn)實脫節(jié)。
義利之辯
孔子說：“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卑蚜x利之辯歸結(jié)于君子和小人之上，認為人不能見利忘義?！睹献印吩诶^承孔子義利之辯的基礎(chǔ)上，大大豐富了義利之辨的內(nèi)涵，并將其系統(tǒng)化。《梁惠王上》中孟子和梁惠王關(guān)于義利的對話，是《孟子》一書中義利觀的重要表現(xiàn)，梁惠王見到孟子后直接就問了自己的國家如何才能強盛，而孟子又能如何為他的國家獲利這樣的問題。在孟子看來，梁惠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心中只有富國強兵、征地打仗這樣的想法，是不符合孟子義利觀的，于是他勸誡梁惠王，一個國家只知道講“利”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國家想要強盛，只能施行仁政，推行王道。
倫理思想
性善論
《孟子·滕文公上》寫道：“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薄睹献印じ孀由稀分姓f：“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中提出了性善論的觀點，區(qū)別于告子的“性無善惡”思想，也和之后荀子的“性惡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孟子認為人性是善的、人性更是向善的。《公孫丑上》中說“人皆有不忍之心”，肯定了統(tǒng)治者的善性和人民的善性，因此治理國家要以德服人，教化為先。至于那些不善的人，孟子認為不是他們自身的罪過，而是后天教育的缺失和環(huán)境的影響，因此要加強對善的引導。總體來說，《孟子》中的性善論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在人性的爭論中卻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
仁義孝悌
《孟子》中的仁義孝悌觀念首先表現(xiàn)在明人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人和動物在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也是孟子倫理思想的核心。其次人要有仁義之心和羞惡之心，具體就是要用“禮”來約束自己，而仁、義、禮其實就是“智”的具體表現(xiàn)，仁、義、禮、智四者是相互約束又相互促進的。最后，《孟子》一書中詮釋了孝悌觀，主張孝和禮的結(jié)合，還樹立了舜這一典型的孝道形象。《告子下》中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梁惠王上》中又說：“謹序之數(shù)，申之以孝悌之義。”孝悌既和仁義相互闡釋，又是仁義觀的具體化。孟子認為侍奉父母是人之根本，《孟子》中記載了孟子建議滕文公為父親滕定公行三年之喪，齊宣王想縮短守孝的時間，孟子對此也十分的不滿，還讓自己的弟子去給齊宣公講孝悌的道理。
養(yǎng)浩然之氣
孟子首次提出“浩然之氣”的概念是在《孟子·公孫丑上》，“我知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睹献印分薪又忉屃撕迫恢畾馐且环N極其強大剛健的氣，是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間的、需要用正義來培養(yǎng)的氣。它作為一種氣，是合乎義與道的。它是日月積累的正義所衍生出來的，而不是正義偶然從外而入所取得的。道德和正義是組成浩然之氣的基礎(chǔ)，也就是內(nèi)在的情感和道德意志合二為一的一種精神狀態(tài)，也可以將其簡單理解為正氣，擁有了仁、義、禮、智之后的堅定心氣。要養(yǎng)成浩然之氣，就必須要有仁義忠孝思想，有了仁義忠孝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擁有了浩然之氣。
特色
人物個性鮮明
《孟子》的一大成功之處在于他成功塑造了以孟軻為中心的眾多的人物形象。以孟子為例，在他與各種人的交流辯論中，可以看出他對于使命的自覺，對于理論的自信，對于人格的自尊等。孟子在國君面前從不唯唯諾諾、膽小怕事，敢于直接切中國君的要害，批評其政治錯誤，并當面提出質(zhì)疑。他對于那些阿諛奉承、看君主臉色做事的人非常鄙視不屑。雖然《孟子》屬于說理性散文，以記事說理為主，不以刻畫人物為目的。但是在記事說理、追述孟子坎坷一生的過程當中，也將孟子的形象鮮明地刻畫了出來，留傳給后人。除孟子外，對堯舜等先王的塑造、對圣人孔子的塑造等也都相當傳神。
說理注重氣勢
《孟子》關(guān)注的都是憂國憂民、平治天下的大問題，因此《孟子》全書有一種宏大磅礴的氣勢。比如《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孟子和許行弟子的辯論，首先孟子問許行生活資料的來源，此處連用幾個問句：“許子必種粟而后食乎?”“許子必織布而后衣乎?”“許子冠乎?”“奚冠?”“自織之與?”“許子奚為不自織?”。接著列舉了堯、舜不停躬耕的事實，最后痛斥陳相違背了師說，《孟子》一書每次描寫交談或者辯論都氣勢宏大，并透露著孟子憂國憂民的情感，有理有據(jù)。
《孟子》中還多處運用排比、反復等修辭手法，來加強重點，比如孟子與齊宣王論樂時，先提出：“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又問：“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用了大量重復詞語，達到增強氣勢的效果。
語言描寫生動
《孟子》在語言上功力深厚，形成了“生動明快”的風格。首先，孟子非常善用比喻，據(jù)統(tǒng)計《孟子》七篇260章之中，有93章用了159種比喻。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類型豐富，比喻對象或是眼前所見之景物，或是出于論說目的杜撰而來，也有部分是當時的故事。除比喻外，孟子還使用其他修辭手法，如排偶、反復等。通過這些修辭手法的使用，進一步增強了文章感染力。
其次，《孟子》人物之間的對話交流非常激烈精彩。孟子在和其他人物交流時會逐漸進行誘導，把對方引導到自己的話題中，再順水推舟，讓人避之不及。比如，《梁惠王上》的“寡人之于國也”一章中，孟子先例舉“棄甲曳兵而走”的兩種情況，再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的設(shè)問，惠王回答說：“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采用欲擒故縱的方法，讓對方理虧，陷入無法反駁的境地，最后只能是贊成孟子的觀點，這種語言上的一來一往讓文章變得生動詳實。
最后，對話體是《孟子》形式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孟子》延續(xù)了《論語》語錄體的特點，但是也有了進一步的擴展，形成了對話體為基礎(chǔ)的論辯文，是戰(zhàn)國時期散文從對話體向論點集中的專題論文過渡的代表作?！睹献印吩谡Z言上的特點很多，用詞簡單明確，不繁瑣；口語和書面語的結(jié)合，語言真實接地氣?？傊?，《孟子》在語言上的雕琢和技巧已經(jīng)較為成熟了。
歷代注本
漢代
趙岐的《孟子章句》是現(xiàn)存唯一一部完整的漢代《孟子》注本，也是存留最早的《孟子》注本，其在孟學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趙岐本人對孟子的思想十分推崇，認為孟子的言行可以和古之圣賢媲美。趙岐將內(nèi)書七篇又各分為了上下兩篇，共14卷，并在《孟子章句》開頭和末尾又各加一篇《孟子題辭》和《孟子篇敘》?！睹献诱戮洹繁容^突出的特點是：首先，融合了先秦兩漢時期的一些文獻，吸收其中的精華，保留了先秦時期散佚的文獻，為之后的文獻考證提供了文獻基礎(chǔ)。其次，《孟子章句》對孟子的思想進行了開辟性闡發(fā)，更深入的詮釋了孟子在政治、經(jīng)濟、哲學、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內(nèi)涵。最后，根據(jù)統(tǒng)計趙岐《孟子章句》共注釋2984條，其中注釋句義就達到了1640條，可見其對文義闡釋的注重。[
唐代
唐代出現(xiàn)了三部主要的《孟子》注本，陸善經(jīng)的《孟子注》、張鎰的《孟子音義》和丁公著的《孟子手音》。陸善經(jīng)的《孟子注》七卷，已散佚，《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均有記載，從僅存的幾條注釋來看，陸善經(jīng)注不喜歡延用趙岐注，而更喜歡另創(chuàng)新說，但是因此也錯誤較多。張的《孟子音義》僅在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中保留一卷，共94則。《孟子音義》是漢代之后最早為《孟子》注音的，而且其不僅注音還兼釋義。丁公著的《孟子手音》在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中保留有二百一十四則，丁注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不僅注音還釋義，而且注重異文和名物考證，引證相當豐富，還對《孟子章句》進行注釋考證。
宋代
宋代《孟子》注較多，有朱熹的《孟子集注》、孫奭（shì）《孟子音義》、游酢《孟子雜解》、張栻《南軒孟子說》、張九成《孟子傳》、蘇轍《孟子解》等，均保留了下來，其中以朱熹的《孟子集注》和孫奭《孟子音義》流傳較廣。朱熹對《孟子》的研究著作很多，除了《孟子集注》外還有《孟子問辨》《論孟精要》等。朱熹的《孟子集注》沒有忽視傳統(tǒng)的訓，而是融會貫通，將經(jīng)學、道學和歷史學相結(jié)合。趙昚淳熙十六年，朱熹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篇，取名“四書”合刊，即《四書章句集注》?！?a href="/hebeideji/6913074533227548590.html">孟子集注》注重漢唐注疏，又不一味的推崇，注重哲學義理的闡釋，卻又沒有丟掉名物訓詁和典章制度的釋義。孫奭的《孟子音義》兼采唐代三家注，合成了《孟子音義》二卷，參注舊考，采集諸注本的優(yōu)點，刪減異說，補其遺缺。
元明
元代的《孟子》注本主要有趙惪《四書箋義》、張存中《四書通證》、袁俊翁《四書疑節(jié)》和史伯璿《四書管窺》，均是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基礎(chǔ)上進行的研究。明代則有蔡清的《四書圖史合考》和《四書蒙引》、陳士元《孟子雜記》等注本。
清代
黃宗羲的《孟子師說》、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焦循的《孟子正義》、康有為的《孟子微》是清代《孟子》義理學的代表。黃宗羲的《孟子師說》顯示出了清代重實學、重考據(jù)、重實踐的特征，以“師說”的形式來分析孟子的思想，直斥當時的學風，意在通過注疏倡導新的治學之風。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不僅對孟子中的字詞進行了考證，還抨擊了宋明理學和程朱理學，這在當時引發(fā)了不小的討論。戴震在《疏證》中先羅列出理學家在著述中經(jīng)常使用到的重要概念，然后對它們進行新的解釋，再用疏證的方法來相互疏通證明。焦循的《孟子正義》延續(xù)了朱熹和戴震“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并進一步提升了“經(jīng)世致用”思想的實踐性，繼承了戴震“由詁訓以明理義”的治學旨趣，提出了“證之以實，運之以虛”的研究方法。康有為撰寫《孟子微》時正值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中國危機加深，康有為將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觀念和孟子的思想相融合，從而借助《孟子微》來引進西方的思想，所以康有為的著作顯然有相互比附的不足之處。
評價
南梁文學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評價《孟子》：“孟軻譏墨，比諸禽獸?！?a href="/hebeideji/6052771603579309707.html">晚唐詩人皮日休評價為：“夫孟子之文，若經(jīng)傳。天惜其道，不燼于秦?！泵鞔膶W家宋濂認為：“《孟子》以大賢明圣人之道，謂之‘經(jīng)’亦宜?！?a href="/hebeideji/7233267043981770792.html">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研究員張惠仁認為：“《孟子》是中國第一部辯對散文集，或是以批駁某一觀點為主；或是邊批駁邊提出并論述自己的觀點；或是批駁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孟子在辯對散文中講究“文質(zhì)并重”，其辭章藝術(shù)超過了墨子、荀子，還對后世文章的寫法起到了重要作用?！?/p>
后世也有對《孟子》持否定態(tài)度的，比如司馬光的《疑孟》，晁說之的《詆孟》，李覯的《常語》都使《孟子》在流傳中產(chǎn)生了爭議。司馬光在《疑孟》中指斥孟子無君臣之禮，悖人臣大義。他覺得孟子的思想會被有不臣之心的人加以利用，或是被拿來作為反抗政權(quán)統(tǒng)治的工具，危害到封建統(tǒng)治。司馬光、蘇軾、蘇轍等人還進一步否定了《孟子》中的“性善論”觀點，認為人性不能以善惡來判斷。
影響
中國影響
孟子及其學說在兩宋以前，地位并不高。在官私文獻中，一般是“周孔”或“孔顏”并提，鮮見有“孔孟”合稱的。雖然東漢時趙岐尊孟子為“亞圣”，但是《孟子》當時并不受官方正統(tǒng)承認，《漢書·藝文志》把《孟子》僅放在了《諸子略》中，將其視為子書，《論語》《孝經(jīng)》《爾雅》則放在了《六藝略》。
唐代孟子的升格運動開始初現(xiàn)，韓愈作為這場運動的啟動者，他把孟子的名字上升到孔子之后，以尊“孔孟”取代唐初的尊“孔顏”。韓愈以孟子的傳人自稱，極力推崇儒學，反對六朝駢偶文，大力支持散文文體。韓愈提出的“文氣說”就是在孟子“知言養(yǎng)氣”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韓愈的散文不僅氣勢和《孟子》一樣氣勢磅礴，《孟子》的思想也滲透其中，比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柳宗元也是孟子的支持者，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甚至是通篇仿《孟子》作。升格運動在當時的學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guān)注，但依然沒有得到最高統(tǒng)治者的重視。
直到趙禎的慶歷之際，范仲淹、歐陽修再次提出“尊孟”的口號，將《孟子》列入了唐代形成的“十二經(jīng)”之中，儒家十三經(jīng)至此定型。孟子的升格運動迅速發(fā)展，趙頊熙、豐年間達到了高潮，當時程顥、程頤、張載及王安石等人都認可“尊孟”一說，尤其是王安石，王安石把孟子當作自己的榜樣和千古知己，有《孟子解》14卷，已經(jīng)散佚。王安石當時掌握著國家的權(quán)力，使孟子升格運動上升到了國家層面，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于是，在王安石的助力下，孟子升格運動有了質(zhì)的發(fā)展。南渡之后，孟子升格運動進入了尾聲，但《孟子》的地位被統(tǒng)治者延續(xù)了下來，學界也普遍尊崇孟學。朱熹時，《孟子》上升到“經(jīng)”的地位，并被列入四書之中，成為科舉考試必考內(nèi)容。至此，孟子的升格運動結(jié)束，《孟子》和《論語》并列，成為了儒家的經(jīng)典代表作，并一直影響著中國思想。
明初，許多支持明朝的儒者引用《孟子》內(nèi)容為新王頌德，朱元璋起初對《孟子》多是提倡和表彰，但這僅是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統(tǒng)治秩序而使用的復興手段。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讀到《孟子》中的“草芥”“寇”語，便罷孟子配享，又對《孟子》中不尊君的內(nèi)容進行了刪減，重新編《孟子節(jié)文》，并對元代不切實用的《孟子》學予以了否定，提倡經(jīng)典詮釋的簡易、通俗。統(tǒng)治階級的做法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對《孟子》實用主義的倡導影響了明代文人對《孟子》的研究方向。
清代，除了關(guān)注《孟子》的考據(jù)之外，更關(guān)注《孟子》哲學思想，他們詮釋的重點是理氣論、人性論和理欲觀。比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繼承了孟子“盡心”“知天”“知性”的思想，和宋代張載的主氣說，建立了氣本論的哲學體系。晚清，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逐漸變得空洞無用，四書等經(jīng)典儒家作品也被不同程度的曲解和誤讀，此后文人對四書的詮釋常無法擺脫掉八股陋習。
國際影響
《孟子》傳入日本的時間很早，大約在奈良時代的天平十年（約730年）就傳入了日本，并出現(xiàn)了不少引用《孟子》的律令史書，但當時一般作為修養(yǎng)書，僅在貴族階層中流傳。在日本進入中世時期以后，日本對《孟子》的研究進一步深化，開始批判性地認識孟子思想，對孟子思想展開辯論。同時，也有部分日本詩人在閱讀《孟子》后與之產(chǎn)生共鳴，他們的漢詩創(chuàng)作記載了他們的心路歷程。直至江戶時代，由于德川家族的提倡和重視，儒教方才大興，朱子學亦受到廣泛關(guān)注。各種儒家典籍相繼傳入日本，涌現(xiàn)了大量的朱子學、古學和陽明學學者，儒家學者們開始了對《孟子》的再闡釋，先后誕生了林羅山、伊藤仁齋等孟學大家。吉田松陰的《講孟劄記》、中井履軒《孟子逢原》、冢田大峰《孟子斷》、佐藤一齋《孟子欄外書》等孟學著作。
《孟子》在朝鮮半島同樣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孟子》至少在三國時期就已經(jīng)傳至朝鮮半島?！睹献印穫魅氤r半島的時間要晚于《論語》，應(yīng)該是以《四書章句集注》這種合集形式和其他的儒學典籍一起傳入的。新羅末年高麗初期，漢文學家崔致遠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孟子》。高麗初期，朝鮮半島仍以佛教為中心，《論語》《孟子》等儒學著作并沒有獲得廣泛關(guān)注。直到高麗末期，《孟子》和其他的儒家經(jīng)書一起成為了朝鮮半島的重要典籍，并影響了其政治建設(shè)。朝鮮王朝建立之后，統(tǒng)治階層將崇儒政策作為官方學說，確定了儒學和朱熹學說的領(lǐng)導地位，并廣泛教授《孟子》等經(jīng)書，以此作為科舉制度的考試科目。《孟子》不僅是上層階級的流行書籍，也成為了平民閱讀的典籍。
《孟子》在西方也得到了廣泛傳播。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把《孟子》譯成拉丁文帶回了西方。之后，西方傳教士、國外漢學家、華裔漢學家和中國的學者等相繼對《孟子》進行英譯。然而，由于中西方思想和價值體系的不同，《孟子》英譯本難以準確傳達出孟子思想內(nèi)核，都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對孟子哲學思想的扭曲，這也大大限制孟子哲學思想在西方學界的廣泛傳播。此外，《孟子》思想本身的深奧性也限制了西方學者對《孟子》的解讀。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