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由中國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家劉勰所創作，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的文學理論專著，該書約產生于公元501年前后，其產生受到魏晉南北朝時代風氣的影響，也受到了劉個人經歷的影響。
《文心雕龍》全書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兩篇，討論了文學活動中的重要問題，如對文學本體的討論、對文學創作、批評和發展的論述等，推動了文學理論研究的發展。該書結構嚴謹、語言風格多樣，也啟發了后代的文學創作。同時，《文心雕龍》也保存了關于民間文化、地理歷史的記載，在多個領域受到關注。
《文心雕龍》作為一部“體大慮周”的文學理論著作，自成書以來就受到廣泛研究，近現代更是出現了“龍學”的專學研究熱潮。在國際世界上，《文心雕龍》也具有重要影響，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有專題研究，西方學者也就其中的重要命題進行了討論。
書名釋義
在《文心雕龍·序志》中，劉勰將書名拆分為兩個詞解釋，對“‘文心”的解釋是“為文之用心”，對“雕龍”的解釋是“古來文章，以雕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與文采相關。有關兩詞的關系，歷來有諸多討論，主要有四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兩詞是并列關系，“文心”是講作文的用心，“雕龍”是指文學的文采，“文心雕龍”即分別討論文章的構思與美文問題，持此觀點的學者主要有周振甫、趙仲邑、陸侃如、周勛初、王運熙等，這也是學界比較主流的看法。第二種觀點同樣認為“文心”指為文的用心,但對“雕龍”有不同理解，認為他是指文心的形式，即像雕刻龍紋般地討論為文之用心，代表學者有滕福海、李慶甲、石家宜、張燈等。第三種觀點的代表學者是周紹恒，他認為“文心”的內涵在于“雕龍”，即要把文章寫得像精雕細刻的龍文一樣美。第四種觀點的代表學者是劉業超，他認為“文心雕龍”是指以文心作為根本，在此基礎上進行雕龍修飾。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文心雕龍》產生于南朝齊末，這一時期屬于“文學自覺時代”的晚期，文化的實踐和發展為《文心雕龍》的出現提供了背景。首先，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繁榮，為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建安（公元196-220年）之后，文學發展迅速，涌現了大批著名文人，如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等。各種文體也都繼續發展，如詩歌領域，五言詩興盛，《文心雕龍·明詩》中就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七言詩在南朝也取得了成果，涌現了大量抒寫日常生活情景的作品。除詩歌外，駢文寫作也開始發展，并取得了突出成果。這些文人和文學作品的出現使得人們關注文學理論，推動了包括《文心雕龍》在內的文學理論專著的產生。
同時，魏晉時期，儒、道、釋三教盛行，促進了思想的活躍，也推動了《文心雕龍》的產生。一方面，儒家失去了“獨尊”的地位，文人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縛，形成了活躍、寬松的文化氛圍，有利于文學創作和學術討論。另一方面，儒、道、釋三教并行，打破了任何一家的一言堂，三家之間相互辯論，如言意之辨、文筆之辨等，這些辯論既活躍了文化氛圍，也提高了人們的思辨能力，為理論巨著的產生準備了條件。
這一時期，文壇復古與革新兩股思潮的斗爭也為《文心雕龍》的產生創造了環境。文壇的革新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學作用的轉變，由重視“言志”轉向“緣情”，主張發揮文學創作“吟詠情性”的特點；二是文學審美特征的轉變，越來越重視文學作品的形式技巧、辭藻語言，出現了講對偶、重聲律、尚麗辭的傾向，如詩歌方面的齊梁新詩體，受南梁時期的永明聲律的影響，更重視詩歌的音律美；散文方面的駢體文，重視對偶形式。復古思潮則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排斥文學的審美功能和娛樂性質。一方面，文壇新變產生了文學的新現象、新問題，需要學者的總結；另一方面，復古與革新兩股思潮相互辯論，在文壇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有利于理論的發展。這一環境極大促進了《文心雕龍》的創作。
此外，魏晉以來文學理論的發展也促進了《文心雕龍》的產生。如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等，都是討論文學理論的專著。部分書信、序言和史書中的專篇也涉及文學發展問題，如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等。一方面，這些理論著作的產生開啟了討論文理的先河，啟發了劉勰的思維；另一方面，這些理論中的不足也促成了《文心雕龍》的創作，在《文心雕龍·序志》中，劉勰指出，曹丕的《典論·論文》“密而不周”，曹植的《與楊德祖書》“辯而無當”，應玚的《文論》“華而疏略”，陸機的《文賦》“巧而碎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精而少巧”，李充的《翰林論》“淺而寡要”，這些作品都只接觸到了文章的某些方面，很少能從大處著手研究。這些缺點也是劉勰創作的重要原因。
個人背景
劉勰，字彥和，祖籍是東莞莒（jǔ）人（今山東省莒縣人），寄居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大約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左右。據《梁書·劉勰傳》記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劉勰的父親劉尚，曾任越騎校尉（低級軍職），死得很早，劉勰早年喪父，家境貧寒，但他篤志好學，為后來的《文心雕龍》的創作奠定了基礎。
蕭賾永明（公元483-493年）間，佛教徒僧祐到江南講佛學，劉勰跟隨僧住在定林寺（位于今南京紫金山）達十年之久。在定林寺期間，劉勰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僧祐整理寺中所藏佛家典籍，并編制目錄，據《梁書?劉勰傳》記載：“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余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劉勰通曉經書典論，擅長分類書籍和序言寫作。僧祐曾編《出三藏記集》，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佛典目錄，在這部書的編撰中，劉勰也做出了貢獻，部分序就出自劉勰之手。這一工作一方面提高了劉勰的佛學修養，提高了他的思辨能力，另一方面也鍛煉他分類、編的能力，為了后來編寫《文心雕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文心雕龍》創作于劉勰居住定林寺的后期，佛寺的氛圍也有利于這一理論著作的編撰。
此外，劉勰本人強烈的“樹德建言”欲望也是他創作《文心雕龍》的動力。在《文心雕龍·序志》中，他說：“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劉勰想要靠自己的著作后世留名，而當時注解經書方面已經有漢代馬融、鄭玄等人取得了重大成就，劉勰難以超越他們的成就，故而選擇攥寫理論著作，來完成自己留名后代的愿望。《文心雕龍》約成書于公元501年左右完成，由于劉勰社會地位不高，這部書脫稿后沒有引起時人注意。后劉勰結識當時文壇上負有盛望的沈約，在沈約的推薦下，劉勰和他的《文心雕龍》才逐漸為人所知。
內容
參考文獻
結構
《文心雕龍》共五十篇，其中最后一篇《序志》是全文總序，具體討論文學的篇目是四十九篇，如《文心雕龍·序志》中所說是“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這四十九篇又分為上、下兩篇，第一至第二十五篇為上篇，“上篇以上，綱領明矣”，對應于書名之“文心”義；第二十六至第四十九篇為下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對應于書名之“雕龍”義。
《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第一至第五篇，是“文之樞紐”，討論文學的本體問題；第二部分為第六至第二十五篇，“論文敘筆”，討論文學的體類問題；第三部分為第二十六至四十九篇，“剖情析采”，討論文學的技藝問題。
“文之樞紐”由《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辯騷》五篇組成，這一部分的基本思路是：文學的本原是道，因此需要《原道》；圣人才能體認道，因此需要《宗經》；圣人的道體現在經書中，所以要《宗經》；同時又需要斟酌對緯書的取舍、辨析對楚辭的借鑒與創新，因此要《正緯》《辯騷》。
“論文敘筆”由《明詩》至《書記》二十篇組成，涉及八十一種文體，各種文體按照有韻無韻排列，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明詩》至《哀吊》討論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篇、誄、碑、哀、吊等文體，為有韻之文，放在這一部分前面。《雜文》中部分內容有韻，部分無韻，《諧讔》中各文體既可歸入文，也可歸入筆，因此這兩篇放在中間。《史傳》至《書記》討論史傳、諸子、論、說、詔、策、箋記等文體，為無韻之筆，放在這一部分的后面。這一部分的論述也有固定流程，如《文心雕龍·序志》中所說是“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對各種文體的論述包括追溯本源、考察流變解釋名稱、闡發意義、選取例文、闡發寫作原則等。
“剖情析采”由《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組成，主要討論文學技藝，對應書名的“雕龍”。這一部分論述的問題較多，具體篇目又可細分：《神思》《情采》《比興》《附會》《總術》等篇是創作論，《體性》《風骨》《比興》《隱秀》等篇是體性論，《體性》《養氣》《才略》《程器》等篇是作家論，《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練字》等篇是形式論，《通變》《定勢》《情采》《時序》《物色》等篇是發展論，《知音》等篇是鑒賞論，《指瑕》等篇是文病論。
主要思想
本體論
《文心雕龍》的本體論集中體現在《原道》等篇目中。劉勰認為文章的本源是道，他所說的道帶有宇宙本體性質，是自然萬物之道。如《文心雕龍·原道》篇中說：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日月山川等天文地理景象都是道的表現形式。文章產生于道，各種文章雖然形式內容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世界萬物的形貌，是自然之道的表現。而這種道只有圣人才能體會和準確表達出來，因此各種經典尤其是儒家的經典最能反映出道，劉勰由此引申出征圣和宗經等概念。
創作論
《文心雕龍》的創作論集中討論了文學創作各個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所要遵循的規律。對于文學構思，劉勰認為要有豐富的想象力，并提出了“神思”的概念，《文心雕龍·神思》篇中有“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即由眼前之景聯想到與之相關的、不在眼前的景物。關于創作動機，劉勰認為情感的表達需要是文學創作的動機，如《文心雕龍·體性》篇所說是“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情感會觸動心靈，激發創作欲望，進而催生出文學作品。不同作家個性不同，因此文章具有不同的風格，包括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種。劉勰創作論的核心是“風骨”說，“風”，指的是文章的風格，“骨”是文章的立意。“風骨”具體指文章既具有感染人的作用，語言形式上也剛健挺直，具有美感。關于文章的風格，劉勰認為不同文體有不同的風格，如奏、議等文體應當文雅，書、論重在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賦應該追求華美。關于文章的形式與內容，即文采和情感，劉勰認為文采可以使文章更加動人，但文章的主要作用是抒發情感，因此更重視情感的作用。
文學批判觀
《文心雕龍》的文學批判觀討論文學鑒賞和批判的文體。對于批評者自身素質，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認為一個好的批評者要做到“博觀見異”“深識鑒奧”“心敏目瞭”。“博觀見異”指博學、博識、博練，能夠發現作家、作品不同尋常之處。“深識鑒奧”能深入文章的骨髓，深刻的鑒賞作品，并能捕捉其中的奧妙之處。“心敏目瞭”指批評家應當具有敏銳的眼光和心理感應力。對于文學批評的標準，劉勰提出了“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好的文章應當情感深切真摯而不虛詭；風格朗清而不雜亂；用事用典真實可信而不荒誕；義理正確而不邪僻；體制風格簡約而不繁雜；文辭雅正而不淫濫。對于文學批評的方法，劉勰提出了“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即研究文章的體裁、文辭、繼承和創新、藝術風格、用典、音律等方面的問題。
文學史觀
《文心雕龍》的文學史觀集中在《時序》《通變》等篇章中。劉勰認為文學創作隨著時代的推移而發展變化，即《文心雕龍·時序》篇中所說的：“時運交替，質文代變”。文章風格的演變也受到時代特色的影響，即《文心雕龍·時序》篇中所說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的發展建立在繼承和創新的基礎上，即“通變”的觀念。
藝術特色
結構特色
《文心雕龍》整體結構嚴謹，全書分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和總序，總論部分統馭全書，起到了“文之樞紐”的作用，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對文學創作中具體問題進行論述，總序部分收束全文，與總論相互照應。每一部分內部也條理清晰，如總論部分，第一篇《原道》指出儒家之道是為本源，第二篇《征圣》接著指出是圣人闡發了儒家之道，第三篇《宗經》中認為圣人的話保存在經書之中，第四篇《正緯》辨明經書價值，第五篇《辯騷》討論源于經，能夠體現部分道的騷體，整體以原道為中心，由道引出圣人，由圣人引出經書，環環相扣，條理清晰。每篇文章內部也有條例，每篇正文之后都有“贊曰”部分，這一體例源自劉向、劉歆父子《列女傳》中的“頌曰”，同時也受到了史贊與佛教偈頌的影響。“贊曰”采用四言八句的駢體結構，主要有三個功能，一是能夠總歷本意，圍繞文章的中心文意進行總結說明，《文心雕龍》中的絕大多數“贊曰”都起到了這一作用；二是闡發新意，補充正文內容并對某些問題進行新的闡釋；三是表明態度，即劉勰對某些現象的態度，或是贊成或是反對。劉勰“贊曰”體例的安排促進了“贊”體文的發展，對后來的文學批評產生了影響，如《二十四詩品》也繼承了這一形式。
語言藝術
《文心雕龍》的語言藝術精妙。首先是對偶藝術的使用，劉勰在《文心雕龍·麗辭》中將對偶分為言對、事對、反對、正對，言對即只進行言辭的對仗，如《文心雕龍·神思》篇的“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事對即列舉多對人所經驗之事，事與事對，代表如《文心雕龍·論說》中的“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前句寫蘇秦掛六國相印，后句指張儀被封五座城池；正對即所寫內容雖不同，但主旨意義一致，如《文心雕龍·附會》中“驅萬塗于同歸，貞百慮于一致”，前后兩句都意在強調文思一致的重要性；反對指所敘之事相反，但意義一致，如《文心雕龍·神思》中的“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同時，劉勰雖重視對偶技藝的使用，但也追求自然協調，奇句和偶句、駢句和散句交替使用，使文章具有靈動之美。
其次，《文心雕龍》全書征引廣博，常引用五經和各代作家作品中的內容，據學者研究，《文心雕龍》中引用《周易》94條，《尚書》88條，《詩經》100條，《禮記》47條，《左傳》79條，或者直接引用，如《文心雕龍·物色》中直接引用了《詩經》中的“灼灼”“依依”等詞；或者進行化用，如《文心雕龍·原道》中的“文之為德也大矣”一句化用自《周易·小畜·大象》中的“君子以懿文德”。同時，劉勰也多使用典故，明用典故和暗用典故結合，使文章風格含而不露，婉轉曲折。
此外，《文心雕龍》中也多使用比喻句、排比、對比、反問句等藝術手法，使語言麗雅華貴而又含蓄委婉。全書中又傾注了劉勰的理想，具有磅礴氣勢。總體而言，《文心雕龍》一書既有典雅的形式美又具有剛健的風骨美。
價值
理論價值
《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和世界文學批評史上有重要影響，如學者曹順慶曾說：“如果說,世界古代文學批評史由西方、印度及中國三大源頭組成，那么這三大源匯成的漫漫長河中聳立著三座巍巍高峰。它們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婆羅多牟尼的《舞論》和劉勰的《文心雕龍》。這三部著作,成為整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幾乎不可企及的典范。”《文心雕龍》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齊梁以前文學創作的經驗和成果，并對各種作家作品進行了評論。《文心雕龍》還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文學理論概念，如神思、虛靜、情采、意象、隱秀、風骨、奇正、通變等；討論了文學理論中的重要命題，如文學本質問題、文學的風格與體裁問題、文學的欣賞與批評問題、文學的繼承與創新問題、文學發展與時代的關系問題、作家的才能與修養問題等，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基礎，推動了后世文學理論的發展，后世文學理論中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在《文心雕龍》中找到雛形。如唐宋“意境說”中主張的言外之意、文外之旨、韻外之致與《文心雕龍》一脈相承。再如公安派的“時變”說和葉燮的“正變”說，繼承了劉勰的“通變”說。
文學價值
《文心雕龍》由駢文寫成，詞藻優美，結構嚴謹，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具有崇高地位，影響了后世的文學創作。清代學者阮元在他的《研經室集·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中說：“自齊梁以后，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認為《文心雕龍》是四六文的典范，帶領了駢文的創作。此外，一些文學著作也學習了《文心雕龍》的體例，如鐘嶸的《二十四詩品》，繼承了《文心雕龍》的“贊曰”體例。再如“桐城派”末期代表人物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其結構、體例都有意模仿了《文心雕龍》，姚永樸的弟子張瑋曾指出此書“發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龍》”。
民間文化價值
《文心雕龍》在民間文化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價值，它保存了關于占卜祭祀、神話傳說、人生儀禮、圖騰崇拜、民間信仰、語言民俗、物質生活民俗、物質生產民俗等的記載，如《文心雕龍》中多次提到的河圖洛書、豐隆求洛神、鴆鳥媒女、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士伯三目等神話，是研究上古神話的寶貴資料。再如語言民俗，《文心雕龍·諧隱》篇主要講隱語，即一種民間語言形式。總體來說，《文心雕龍》對于民間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影響。
歷史地理價值
《文心雕龍》也具有歷史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心雕龍·史傳》中，該篇章中保存了大量的史傳作品，即歷史散文，討論了史書的體例與題材問題，對史書的編撰與修訂提出了見解。除觀念外，《文心雕龍》頁也直接保存了關于歷史人物、歷史文化、山川地理等的記載，歷史人物如“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狹之志也”一句，討論了伍子胥的品質；歷史文化如“王言崇秘，大觀在上”一句，討論皇權的威嚴；山川地理方面如“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涉及山、河的特征。這些記載有利于后世的學者研究。
版本流傳
《文心雕龍》在后世廣為流傳，有多個版本。敦煌遺書《文心雕龍》殘卷是現存的唐朝版本，也是《文心雕龍》較早的版本。據學者考證，該本成書時間早于李隆基開元、天寶(公元713-756年)，也有可能出自初唐人之手。該本于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在敦煌市鳴沙山千佛洞第288石窟被發現，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遭到匈牙利人馬爾克·斯坦因盜竊，現存于倫敦大英博物館。
宋代的《文心雕龍》版本，據《宋史·藝文志》記載，有“辛處信《文心雕龍注》十卷”，該本已失傳。此外，北宋時期李昉等人編纂的《太平御覽》和南宋王應麟《玉海》中也保存了《文心雕龍》的部分內容，后者的宋本也已失傳。《太平御覽》中收錄了《文心雕龍》中的《文心雕龍·原道第一》《宗經》等二十三篇的大部分內容，共計九千八百六十八字。
元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由劉貞刻于嘉興郡學的《文心雕龍》，是現今發現的最早刻本。書前有署名為“曲江錢惟善”所作的序，序中說：“侯(劉貞）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之，刊梓郡癢，令余序其首。”指出劉貞刊印《文心雕龍》的目的在于推廣宣傳此書。
明朝《文心雕龍》版本較多，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的馮允中刊本是現存最早的明刻本，也是明清許多版本的祖本。此外，還有梅慶生音注本系統、馮舒手校錢允治本等。其中，梅慶生音注本系統影響較大，后世很多版本也多依據此版。該本卷端有“楊慎先生批點文心雕龍”的字樣，主要有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公元1609年）音注本和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第六次校定本兩個版本。
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有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本，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有《四庫全書》收錄本，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有張松孫輯注本，愛新覺羅·旻寧十三年（公元1833年）又有紀昀評本、翰墨園覆刻蕓香堂本，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有湖南思賢講舍重刻紀評本、陳鱣校本、傳錄郝懿行校本、張爾田臨校胡震亨本等。其中黃叔琳《輯注》本是“清中葉以來最通行之本”，該本廣泛征引，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也改正了前人的謬誤，對于《文心雕龍》原文做了實證，是一本資料科學可靠，便于研究的版本。
李詳的《文心雕龍補注》和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等作品成于民國時期。其中李詳的《文心雕龍補注》補注了一百三十四條項目，共計三萬多字，有不少有價值的注釋資料。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依據黃叔琳本，立足前人研究，糾正了部分錯誤。范文瀾本影響深遠，是研究《文心雕龍》的基礎。
現當代時期的《文心雕龍》也有較多版本，如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和《文心雕龍校注拾遺》，收錄了黃叔琳和李詳的注釋，又補充了大量資料，受到學者的好評。再如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1962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逐篇闡釋了《文心雕龍》的內容。還有大量的《文心雕龍》今注今譯本，如周振甫的《文心雕龍》選譯，陸倪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龍》選譯，郭晉稀的《文心雕龍》選譯等。
學術研究
中國研究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文心雕龍》處于研究的初始階段，逐漸受到關注，如盧照鄰《南陽公集序》中就說：“近日劉勰《文心》，鐘嶸《詩品》，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但這一時期的學者大多是引述句子或部分段落，總體研究較少。
宋元時期
宋元時期，《文心雕龍》初具影響，征引者眾多，如王應麟，他的《困學經聞》中約有14處征引了《文心雕龍》。有對于《文心雕龍》具體內容的討論，如晁補之和張，討論了其中的《文心雕龍·辨騷》一篇。也有對于《文心雕龍》的評價，如黃庭堅認為該書“所論雖未極高”，認為《文心雕龍》存在不足。元代的《文心雕龍》研究除了征引、采摭外，還有附于元至正本卷首的錢惟善的序，該序對《文心雕龍》進行了整體性評價。
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的《文心雕龍》研究主要集中在評點上，明代較有名的《文心雕龍》的評點家如楊慎，這也是現存最早對《文心雕龍》作評點的學者，其特征是多圈點少評語。曹學佺側重于對“心”和“風”概念的探討，對《文心雕龍》的構架和體系也有所探索和概括。清代著名學者紀昀也對《文心雕龍》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他的研究“集文字考證與理論批評為一體，使《文心雕龍》研究上了一個新臺階，對后世‘龍學’的形成，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近現代時期
近現代以來《文心雕龍》的研究經歷了六個時期。二十世紀初到1949年時《文學雕龍》研究的奠基時期。代表性成果有黃侃的《世紀文庫：文心雕龍札記》、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等。前者從校勘、注疏、釋義等方面入手，闡發義理，是對《文心雕龍》研究的“革命性之調整”。后者“對《文心雕龍》作了詳贍的闡發”，“是一部迥拔諸家、類超群注的巨制。”
1949年到1966年是《文心雕龍》研究的第二個時期，代表著作有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新書》、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陸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龍選譯》以及《劉勰論創作》、郭晉稀的《文心雕龍譯注十八篇》等，在校注、理論研究、今譯方面都著有成果。
1966年至1976年是《文心雕龍》研究的第三個時期，受政治因素的影響，這段時期的《文心雕龍》研究陷入了停滯階段，僅有的少數研究也多從批判角度入手。
1976年至1989年，是《文心雕龍》研究即“龍學”的興盛與繁榮時期，研究成果眾多，可以分為六類，第一類是校注，代表作如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校證》；第二類是譯釋，如陸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龍譯注》；第三類是理論研究，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第四類是美學研究，如李澤厚和劉綱紀主編的《中國美學史》中有一章專講《文心雕龍》；第五類是對國外研究成果的翻譯，如王元化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第六類是綜述研究，如朱迎平的《文心雕龍索引》。
1989年到2000年，《文心雕龍》研究進入到了沉寂期，著作多以總結為主，如楊明照的《文心雕龍學綜覽》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集》等。
二十一世紀后，“龍學”研究發展到新的階段，一是出現了大量專論著作，如劉業超的《文心雕龍通論》、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等。二是“龍學”成為國學必修課，在大學課堂上占據越來越重的地位。三是產生了大批新的研究者，如權繪錦，代表成果《中國文學批評與〈文心雕龍〉》，為“龍學”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
此外，臺灣地區的《文心雕龍》研究也成果頗豐，代表學者如張立齋，他的《文心雕龍注訂》于1967年出版，是臺灣中最早的的一部“龍學”專著。再如李景溁（yíng），著有《文心雕龍評解》和《文心雕龍新解》，前者從理論和鑒賞角度對《文心雕龍》逐篇解說，后者則對各篇章進行了白話文翻譯。王更生是臺灣“龍學”的領袖人物，他的研究著作分為三類，一是系統理論研究，如《文心雕龍研究》；二是校勘注釋類研究，如《文心雕龍范注駁正》；三是普及、導讀類作品，如《文心雕龍讀本》《文心雕龍選讀》等。此外，還有黃錦??、李日剛等學者，在學術、教育方面對《文心雕龍》做出了貢獻。
香港特別行政區“龍學”也頗有成果，產生了不少著名學者，如饒宗頤，著有《文心雕龍與佛教》《劉勰文藝思想與佛教之關系》《劉勰文藝思想與佛教》等文章。再如陳耀南，他《文鏡與文心》論文集中的《<文心?神思>篇新譯》《文鏡與文心》等篇討論了《文心雕龍》，對于《文心雕龍》提出了一些新穎的觀點。
國際研究
《文心雕龍》的國外研究也成果頗豐。在亞洲地區，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地都有《文心雕龍》研究。《文心雕龍》傳入日本歷史悠久，但研究卻始于20世紀的20年代，奠基人是鈴木虎雄，曾校勘過多個版本的《文心雕龍》，著有校勘記。其后又有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龍范注補正》《文心雕龍札記》，吉川幸次郎的《對<文心雕龍札記>的評價》、岡村繁的《文心雕龍索引》等。翻譯作品如興膳宏的《文心雕龍》的全譯本、目加田誠的全譯本、戶田浩曉的全譯本等。韓國的《文心雕龍》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代表作品有車柱環的《文心雕龍疏證》、崔信浩的全譯本、李民樹的全譯本等。此外，韓國還有以高麗大學為中心的“文心雕龍讀會”和各種研究會。新加坡的研究成果有吳元華的《文心雕龍騷、詩、樂府、賦文體理論的探討》《文心雕龍與文筆說》等。
西方的《文心雕龍》研究也有所進展，除了各種翻譯外，西方學者重視《文心雕龍》與西方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如法國朱麗安的西方“藝術模仿自然”說與《文心雕龍》的“自然之道”的比較、西方“想象力的產生”與“神思”的比較等。
評價
《文心雕龍》中以儒家之道為本，保留了一部分保守落后的思想，但總體來說仍是一部優秀的文學理論著作，它系統總結了文學創作的經驗和發展規律，形成了中國古代比較完整的文學理論體系，對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因此，關于《文心雕龍》的評價以贊賞為主，如明人張文象就在《文心雕龍·序》中說：“至其揚摧古今，品藻得失，蓋作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也。”認為《文心雕龍》評論作家作品準確可信。同樣是明代的學者孫梅在《四六叢話》中稱贊《文心雕龍》“探幽索隱，窮形盡狀，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對《文心雕龍》的內容給予了高度評價，又說《文心雕龍》“自陳隋下訖五代十國，五百年間，作者莫不根抵于此”，對《文心雕龍》的地位給予了高度肯定。清人章學誠也說“《文心》體大而慮周……籠罩群言”，對于《文心雕龍》的結構、內容都給予了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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