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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向（約公元前79年－約公元前8年），本名劉更生，字子政，沛縣（今江蘇省沛縣）人。西漢劉交劉交之玄孫、休侯劉富之曾孫、宗正劉辟彊之孫、陽城侯劉德之子、經學家劉歆之父。西漢著名經學家、目錄學家、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文獻學家。

劉向十二歲時，以父德任輦郎。二十歲，擢諫議大夫。漢宣帝選賢，與王褒等獻賦頌數十篇。漢宣帝信奉神仙方士之術，劉向進獻《枕中鴻寶苑秘書》，聲稱有煉金之術，按方鑄金，未成下獄，后免死。被征召授習《穀梁傳》，并在石渠閣講論《五經》，升遷為散騎、諫大夫、給事中。漢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公元前48年），劉奭即位。劉向、蕭望之、周堪計劃罷免外戚許姓、史氏及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反被誣告下獄。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劉向暗中指使他的外親上書，再次被逮捕下獄，貶為庶人。劉驁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漢成帝即位，劉向被拜為中郎，改名為“劉向”，朝廷被邛成太后外戚把持。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之職，之后又被任命為中壘校尉。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劉向上《諫營昌陵疏》，并著《列女傳》《新序》《說苑》規勸帝王。約漢成帝綏和元年（約公元前8年），劉向去世，終年七十二歲。

劉向作品眾多，編著作品有《戰國策》《山海經》《晏子春秋》等，原創作品現存世的有《九嘆》《請雨華山賦》等賦；《使外親上變事書》《諫營昌陵疏》等奏議共10篇；《杖銘》《董爐銘》共2篇；《列女傳》《說苑》《新序》等傳記。東漢史學家班固《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評價：“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歷史學者郝繼東《劉向與〈新序〉述評》中評價：“劉向、劉歆父子在文獻學方面的貢獻是非常杰出的，他們的校書工作可以說是兩漢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文獻整理活動，他們的貢獻不僅功顯于當世，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人物生平

出身皇族?

劉向，本名劉更生，字子政，約劉弗陵元鳳二年（公元前79年）出生，沛縣（今江蘇省沛縣）人。劉向出身于王侯之家，高祖父劉交劉交，是漢高祖劉邦同父異母的弟弟；曾祖父劉富，劉啟時被封為休侯；祖父劉辟彊，晚年官拜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后升為宗正；父親劉德，官至宗正，因為擁立漢宣帝而被封為關內侯，后晉封為陽城侯。

年少入仕

約漢宣帝地節二年（約公元前68年），劉向十二歲，因為恩蔭而被封為輦郎，二十歲行冠禮后，因行為修飭而被升為諫大夫。當時，漢宣帝仿照劉徹的做法，廣招賢才，劉向能文善賦，與王褒、張子僑等人面見皇帝，并獻上了數十篇歌功頌德的文章。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漢宣帝開始信奉神仙方士之術。漢武帝時，劉向的父親劉德因為審理“淮南王謀反案”而得到了一本《枕中鴻寶苑秘書》，此書上講的是修仙、煉金術及長生不老術，劉向從小閱讀，認為書上寫的內容很奇妙，就向漢宣帝進獻了此書，并聲稱有煉成黃金的方法。漢宣帝于是命令劉向到“尚書作坊”按方鑄金，花費了很多金錢，卻沒有煉成黃金，漢宣帝大怒，劉向以“鑄偽黃金”罪被關進監獄，論罪當死。劉向的父親劉德上書請罪，劉向的哥哥陽城侯劉安民上書，愿意繳納一半封地人口，來贖劉向的罪，漢宣帝也認為劉向是個人才，讓他減死論罪。恰好《穀梁傳》剛立，于是征召劉向講授《梁春秋》，并在石渠閣講論《五經》，之后又拜劉向為郎中、給事黃門，升遷為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兩次入獄

漢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公元前49年），漢宣帝駕崩，劉奭即位。太傅蕭望之升遷為前將軍，少傅周堪升遷為諸吏光祿大夫，都領尚書事，很是受漢元帝的尊重及信任。蕭望之及周堪認為劉向身為宗室，為人忠直且經學學問好，遂升劉向為散騎宗正給事中，和侍中金敞做左、右拾遺。四人同心協力，輔佐漢元帝。當時的外戚許氏、史氏在位放縱，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蕭望之、周堪、劉向準備向漢元帝稟告，罷免他們，但計劃泄露，反被許氏、史氏、弘恭、石顯誣告，周堪、劉向皆被下獄，后與蕭望之一起被免為庶人。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出現了一系列的災害及星象奇異事件，秋天，劉奭征召周堪、劉向，想任命他們為諫議大夫，但因為弘恭及石顯的反對，改成了中郎。冬天，又出現了地震，弘恭、石顯、許姓、史氏的子弟侍中諸曹，蠢蠢欲動，想要生事。劉向害怕弘恭、石顯等人權勢滔天，不敢親自上書，于是暗自指使他的外親進諫，說“災害及星象奇異事件跟弘恭、石顯等奸佞[nìng]有關，只要斥退他們，再任用蕭望之等忠正無私的賢良之臣，災異事件的源頭就會關閉，而太平之門就會大開”。奏書呈上去后，弘恭等人懷疑是劉向所為，所以嚴加拷問劉向的外親，劉向的外親承受不住，只能招供，劉向于是再次被逮捕下獄，因罪被貶為庶人，蕭望之也因為讓兒子上書伸冤而獲罪，在獄中自殺，劉奭因此哀悼悔恨。

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漢元帝提升周堪為光祿勛，周堪的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弘恭、石顯害怕，多次毀謗周、張二人，劉向害怕弘恭、石顯誣陷周、張二人，認為周、張二人在位，自己還有可能起復，于是再次上書進諫。奏書推察了《春秋》的災異，分條列舉原因，總結為“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及災異事件，歸根結底還是賢臣與奸佞地位的消長，而賢臣與奸佞的任用與疏遠，關鍵在于君王的稟性與智慧，現在的朝堂充滿了爭權奪利，毀譽混亂之象，建議劉奭效法先賢明圣君主以鐵的手腕鎮壓外戚、宦官集團，這樣就能消除諸多災異，等待祥瑞的到來”，并在奏書的最后告訴漢元帝，奏書的內容不適宜泄露。然而，弘恭、石顯、許姓、史氏還是看到了奏書，更加怨恨劉向，并且上奏彈劾周、張二人執政的過失，長安令楊興、城門校尉諸葛豐等大臣也說周、張二人的壞話，漢元帝大怒，先免了諸葛豐的官職，再將周堪降職為河東太守，張猛降為槐里縣令。弘恭、石顯等人無人掣肘，愈加專權。三年多后，孝宣廟發生了火災，同月還出現了日食現象，劉奭召周、張二人回朝，但弘恭、石顯黨羽眾多，之后周堪病死，張猛被誣陷而自殺。劉向很傷心，寫了《疾讒》《擿要》《救危》《世頌》等八篇依古諷今的文章，來哀悼自己以及被迫害的賢臣，于是賦閑在家了十多年。

修書進諫

劉驁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漢元帝駕崩，漢成帝即位，石顯等人伏罪，劉向于是再次被任用。他將自己的名字“劉更生”改名為“劉向”，以故九卿的身份拜為中郎，擔任領護三輔都水的職責，劉向多次向漢成帝進諫，被升遷為光祿大夫。此時，朝廷已經被邛成太后外戚把持，太后是王政君，漢成帝的舅舅、外戚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王氏還有兄弟七人都被封為列侯。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漢成帝詔令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之職，與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醫李柱國以及班游、杜參等，校書秘閣，并領其事，負責整理從各地搜采來的經書文獻。劉向確定了一系列的校書原則，堪稱后世校讎書籍的典范，其所撰成的《別錄》為中國目錄學之祖，著錄圖書六百零三家，計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為六大部類、三十八種。是時災禍頻生，劉向認為是外戚專權的罪過，專門寫了《洪范五行傳論》十一篇，向劉驁進諫，然而，漢成帝知道劉向說的有道理，但其時天子勢弱，沒有辦法奪取王氏的權力。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劉向被任命為中壘校尉。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劉向上《諫營昌陵疏》，勸諫漢成帝不要過分追求奢侈，為了修建規模宏大的延陵昌陵，勞民傷財，漢成帝看到后很感動，但并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劉向看到奢靡之風興起，而趙飛燕、趙合德姐妹以及衛婕妤等寵妃出身卑賤，卻貴傾后宮，逾越禮制，為了規勸帝王，教化后宮女性，于是著《列女傳》八篇，進獻給劉驁。《列女傳》摘取《詩經》《尚書》中的一些武賢妃貞婦，將她們所做的興國顯家的事情，記載下來作為婦女的榜樣；再取一些后妃寵妾，將她們所做背節棄義、荒唐淫奢導致國致國亂家亡的事情，記載下來作為警惕。又摘取傳記故事，著《新序》《說苑》共五十篇進獻。之后，劉向數次上書進諫，言辭懇切，漢成帝雖然不能采納，但心中贊許，也很信任他，并且多次想任用他為九卿，然而因為邛成太后外戚阻撓，劉向始終得不到升遷，居列大夫官職前后三十余年。約劉驁綏和元年（約公元前8年），劉向去世，終年七十二歲。

人物作品

編著作品

原創作品

賦

奏議

銘

歷算專著

小說

書信

傳記故事

學術專著

主要思想

哲學思想

劉向的哲學思想是和西漢的社會主義一致的，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劉向以儒家的社會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為主流，以忠君為核心，認為孔子是百家之祖，《別錄》中記載“若周之末，孔子即沒，后世諸子，各著篇章，欲崇廣道藝，成一家之說，旨趣不同，故分為九家。”意思是“諸子起源于孔子之后，因為對孔子學說的旨趣不同而對孔子思想進行不同的解釋，所以才分裂成為九家”，提出了著名的“九流十家說”。劉向強調儒學的教化功能，針砭時弊，他編撰的《列女傳》《說苑》《新序》都是為了達到勸世諷俗的目的。劉向還對經子關系重新定位，融諸子各家于儒學，創造性地發展儒學。例如《說苑》二十篇，從“君道、臣術、立節、貴德、政理、尊賢、正諫”等題目上看，這是一部儒家著作，然而，其中的內容卻囊括了子史百家之言。

在劉向早年時期，道家思想“黃老之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主張清靜無為、崇儉抑奢、德主刑輔、去禍求福、敬慎修身。例如在《說苑·君道》中，他就曾經說過“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天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圣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意思是“作為君主，應該無為而治，能夠容納天下。事情少就容易遵從，法律簡單就容易遵守，所以百姓不會因為觸犯政令而犯罪。大道容納眾人，大德容納下民，圣人少做事情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劉向繼承了以董仲舒天人感應為核心的陰陽五行災異理論，在《洪范五行傳論》中，他按照“比類相從，各有條目”的方法，將政治上的錯誤分成若干類，再把災異分為若干類，然后把這兩類事物聯系起來，以天人感應論加以解釋，認為政治上的某類錯誤，隨之必然出現某類災異。劉向認為國家的災異現象大多是外戚和宦官的專權造成的，還將陰陽五行災異理論應用到現實中的政治斗爭當中。例如在《極諫用外戚封事》中，劉向就歷數了“政由王氏出”的危害，說“當事物達到極盛狀態時，往往會出現一些異常的變化，現在王氏先祖在濟南市的墳墓，那些梓木做的柱子上長出枝葉，繁茂蔥蘢，高出屋頂”，再說“王氏與劉姓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強調王氏外戚的勢力過大，劉氏王朝陷入危險之中。

文學思想

劉向的文學思想是以經學為中心的。他深受儒家學說影響，認為儒家經義是治國之要，文章之本，文學應該為經學服務。在《晏子敘錄》中，劉向就說過“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提出“文章可觀”，但首先要“合六經之義”。劉向繼承了先秦初期的雜文觀念，注意到“文”與“武”社會效能的區別，認為從不同的思維視角觀察問題，就有可能引導人們去探索文學的本質和特征。

劉向所寫的辭賦、小說、歷史故事甚至是奏疏，都含有不同程度的教育功能。《漢書·劉交傳·附劉向傳》中記載，劉向是看到了奢靡之風興起，劉驁的寵妃出身卑賤，卻貴傾后宮，逾越禮制，為了規勸帝王，教化后宮女性，于是著《列女傳》八篇。而在歷史材料的使用上，劉向并沒有簡單地照搬史實，而是對歷史故事進行人為地加工，以加強美刺教化的效果。劉向還借用陰陽五行災異理論，依靠“天命”“譴告”等手段來達到諷諫的作用。例如在《諫營昌陵疏》中，劉向就說過“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意思是“死去的人含恨不已，活著的人憂愁不休，怨怒之氣感應上天，使陰陽失去正常規律而出現旱災饑荒。”強調“壓抑怨氣，會遭天譴，陰陽失調，國家就會出現災禍”。

在詩學思想方面，劉向提出了“詩無通”，意思是拋開語言的想象，根據需要去挖掘其深刻的內涵，而不必拘泥于字面的意義。例如劉向曾經多次引用過《詩經·風·柏舟》中的“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并且每次引用時，所表達的意思都不同。在《新序·節士》中，劉向引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用以贊美蘇武忠于祖國的民族氣節；而在《說苑·立節》中，劉向再一次引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則用以說明君子擁有的高尚節操。

史學思想

劉向的史學思想受到了哲學思想的影響，他既有比較理性的歷史觀，認識到了歷史的變化表現為王朝的更替、政權的變遷和道德的存廢，認為歷史時代可以劃分為“治世”“亂世”“亡國”，統治方式可以分為“王者”“霸者”“強者”三種模式；又因為尊崇儒家，憂心忡忡于劉姓天下，想要以歷史的變遷來警戒君主，挽救劉姓王朝。

劉向繼承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是西漢后期天命史觀的重要代表，他所著的《洪范五行傳論》，將上古至西漢中期的符瑞災異與各朝代社會政治得失，加以一一對應和比附，并且十分注重人事的作用，他認為歷史的發展也是由人來決定的，遇圣主行仁德禮教，則上天降福，遇昏君行荒淫暴亂，則上天降禍。劉向還認識到了歷代女性對歷史的影響，他所著的《列女傳》，將國家的治亂興亡與女性緊密聯系起來，并且選取了正反兩類類型，闡述了賢德女性對國家的佑助功勛，嬖佞女性對國家的破壞能力。

文獻整理思想

劉向文獻整理的主要思想是以“六經”為主導地位，又不否認諸子學說符合六經之大旨的內容。他選用專業、學術思想一致以及有一定圖書整理經驗的人才，以經學思想作為文獻整理的標準，把符合上列的書籍都收集為圖書整理的對象，但也不頑固抱守經學，簡單地否定和拋棄諸子之學，而是采取客觀分析的態度，把諸子學說中合于六經的成分指出來，作為對經學的一種補充，之后再刪除或者修改諸子學說中不符合六經的地方。

校勘學思想

劉向的校勘學思想主要表現在圖書的收集、來源的分辨、內容的確立、文字的校定等方面的指導思想。在圖書收集方面，劉向存在著異本搜求的意識，對存世的不同抄本網羅盡；這些圖書的來源，有些是政府藏書，有些是私人藏書，有些是民間百姓的獻書和地方政府求訪而來的圖書；在內容方面，先確定一個抄本作為底本，其他抄本作為對校本或者參校本；具體校勘思想，則被劉向稱為“校”，即一個人讀書，校對上下字句，發現錯誤就改正，這叫做“校”；一個人拿著書，另一個人朗讀，就像仇人相對而立一樣，所以叫做“讎”。

目錄學思想

劉驁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劉向擔任校中《五經》秘書，數年后寫成了中國目錄學的奠基之作《別錄》，劉向也成為了中國目錄學的鼻祖。劉向的目錄學思想包括書目提要的編寫思想、圖書分類的思想以及編目的思想。書目提要編寫的主要指導思想是為劉氏帝王服務，也為了將來圖書分類編目順利而有效地進行；圖書分類的指導思想在于辯論文章和學術觀點，考察其源流和發展；編目的指導思想，是把六藝排在目錄的首位，在諸子的排序上以經世致用為原則。

辨偽學思想

劉向的辨偽學思想涵蓋了辨偽學的態度以及偽書產生的原因。劉向在編寫敘錄和《七略》時，強調在偽書解釋中指出偽書的特征是必要的，并且要對此進行收錄和注解，作為學者，應該秉承著對學術忠實的學術原則，不能認定的可作存疑，留待后人做出更好的評價。對偽書產生的原因，劉向父子也有分析，主要是兩種，一是認為寫偽書者不滿現狀，假托上古圣人以傳書；二是后學假托始祖以傳書。劉向會對偽書進行考定，標志為“疑”“依托”或“后世所加”，再對其進行解釋。

人物爭議

生卒年之爭議

對于劉向出生及去世的具體年份，歷史學者一直存在爭議。《漢書·劉向傳》記載“劉向死的時候七十二歲，十三年后，王莽代漢”，于是，學者們以“王莽代漢”的時間來推斷劉向的t卒年。歷史學者對于“王莽代漢” 的時間，有四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以現代學者葛啟揚為代表，認為“王莽代漢”是在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他們由此推斷出劉向生于漢昭帝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卒于漢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

第二種：以清代學者錢大昕、吳榮光，現代學者錢穆等人為代表，認為“王莽代漢”的時間是在孺子嬰居攝元年（公元6年），則劉向生于劉弗陵元鳳二年（公元前79年），卒于劉驁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第三種：以清末學者姚振宗、周壽昌等人為代表，認為“王莽代漢”的時間是在孺子嬰初始元年（公元8年），則劉向生于漢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卒于成帝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第四種：清代學者葉德輝、現代學者楊樹達等人為代表，認為“王莽代漢”的時間是在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則劉向生于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卒于劉欣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

人物評價

東漢史學家班固《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評價：“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官，或不寐達旦。”意思是：“劉向為人平易樸實，不重威儀，廉潔樂道，不善與人交際，潛心學術，白天背誦書籍，晚上觀天上星宿。”又評價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等人“博學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意思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等人博學多才，見多識廣，通曉古今，他們的言論對世人非常有益。”

清朝史學家全祖望評價：“向之學極博，其說《詩》，考之《儒林傳》，不言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為何詩也。”意思是：“劉向的學識非常淵博，他解釋《詩經》，考證《儒林傳》，沒有提到他的老師是誰，在三家中，也不敢確定他學的是哪一家的詩。”

現代古典文獻學專家王欣夫評價：“兩漢的學術注重實事求是，后人號稱漢學。校讎之學，自劉向父子奠定基礎，遂為漢學中的主要成分，后來的學者，幾乎不能超出它的范圍。”

歷史學者郝繼東《劉向與〈新序〉述評》中評價：“劉向、劉歆父子在文獻學方面的貢獻是非常杰出的，他們的校書工作可以說是兩漢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文獻整理活動，他們的貢獻不僅功顯于當世，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學者鄧駿捷評價：“劉向于校勘學的貢獻，在于通過整理大量圖書的實踐，總結出從校讎（校勘）的定義、書面錯誤產生的類型和原因、校勘的方法和流程，以及校勘成果的處理等一套相對完整的認識體系，確立了校勘學在整個古文獻學學科中的重要地位。”

人物關系

人物軼事

藜閣家聲

“閣家聲”，又稱“劉向燃藜讀經”。相傳，在某一年的正月十五，人們都出去游玩了，劉向還在天祿閣校書到深夜，等到蠟燭燃到盡頭熄滅，他仍然在暗中獨坐，閉目背誦詩文。突然，一個穿著黃衣，拄著青藜杖的老人扣閣而入，輕輕吹了藜杖的一頭，青藜杖便發出光來，照亮了暗室。劉向立刻起身對老人施禮相迎，并詢問老人的尊姓大名，老人說自己乃是太乙之精，聽說卯金氏之子很好學，特來看一看，并贈劉向一卷《五行洪范》的書籍，飄然而去。劉氏家族其中的“藜照堂”聶氏宗祠堂號就是為了紀念這一段“劉向燃藜讀經”的神奇傳說而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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