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我國古都之首，西安的舊稱，古代中國鼎盛時期（強漢、盛唐）的都城，意為“長治久安”，與開羅、雅典、羅馬并稱“世界四大古都”。
長安地處渭河平原，地理條件得天獨厚，被視為“興平市千里，成都平原”。一般認為舊石器時代早期的藍田人是最早的長安居民，之后該地區出現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博物館、臨潼姜寨遺址。長安正式進入中國歷史是從周代開始的，周人的祖先后稷就生活在長安地區。之后秦襄公在西周滅亡、平王東遷洛邑的過程中勤王有功，因此被姬宜臼封在關中地區。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將首都由櫟陽（今西安閻良區武屯鎮）遷至渭河北岸的咸陽市，秦始皇統一全國后仍定都咸陽。劉知遠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長安縣，后于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長安定都。西漢前期在長安修建了眾多宮殿，并修筑城墻。此后西漢、新、東漢（劉協初）、晉朝（司馬鄴）、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西漢末綠林、赤眉以及唐末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也曾建都于此。隋朝定都長安后，在漢長安城東南修建規模宏大的唐長安城，唐朝沿用。唐末天祐元年（公元904年）遷都洛陽市后，朱溫派人就舊城北部改筑新城。宋元時期，朝廷在長安地區設置京兆府，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改京兆府為安西路總管府，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改安西路為奉元路，治所改名奉元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占領長安，廢奉元路，設西安府，西安由此得名。清軍占領長安后沿明制設西安府。1927年11月，陜西省政府議決設立西安市。1932年3月5日，中國國民黨確定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但西京市政府始終未成立。1944年9月1日，陜西省正式成立西安市政府。1947年8月1日，西安市升格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市，后西安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西安是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轄市，后于1954年改為省轄市。
漢唐長安是中國古代首都發展的最重要時期，同時也是對世界都城歷史產生影響的重要時期。漢代長安在世界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張騫通西域之后，長安逐漸成為當時中外交流的國際性都城、“絲綢之路”的起點。唐代長安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座都城，不僅是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唐代對外交流的中心，唐長安的政治與文化對東亞、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長安城內東市與西市的貿易發展促進了唐朝與外國的經貿交流。此外盛唐時期長安城的各種文化藝術形式發展繁榮并取得輝煌成就，詩歌文學創作進入黃金時代，音樂、舞蹈、書法等各類藝術名家輩出，佳作繁多，影響深遠。未央宮、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等相關遺存，已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世界遺產名錄。
地理條件
長安位于關中平原，地處八百里秦川區域，東瀕浐水、灞水，西近灃水，地理條件優越，歷史上長期被稱作“金城千里，天府之國”。長安屬于溫帶季風氣候，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地形以平原和臺地為主。其所在的關中平原南倚秦嶺，北界北山，介于陜北高原與秦嶺山地之間；西起寶雞峽，東迄潼關口，西窄東寬，東西長約360千米，總面積約39064.5平方千米。該地區由河流沖積和黃土堆積形成，地勢平坦，土質肥沃，水源豐富，一直是中國北方重要的產糧基地。
歷史沿革
上古兩周
一般認為舊石器時代早期的藍田人是最早的長安居民，他們在今藍田縣境內被發現，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遠程狩獵工具的遠古人類。大致在公元前6800-前5300年，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涇渭流域出現仰韶文化，比如西安半坡博物館就是黃河流域的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公社一村落遺址。半坡晚期出現方形的房屋建筑樣式，這是中原地區最早的木結構結體式建筑，同時在半坡晚期還出現社會身份和階層的差異。此外與半坡遺址同一時期的姜寨遺址遺址，是中國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氏族村落遺址之一，而城郭雛形在姜寨遺址、半坡遺址都已經出現。
長安正式進入中國歷史是從周代開始的，農耕文明始祖、周人的祖先后稷就生活在長安地區，后稷以后公劉帶領周人挺進渭河平原，之后周太王和夫人姜氏帶領族人到達岐山縣安居。周人在岐山時期逐漸完善國家雛形，古公亶父將首都建在岐山京當一帶并稱其為“京邑”，致力改造蠻風陋俗，發展農業生產，使周部落逐漸走向富強。周文王姬昌時期，周人與商朝的關系逐漸破裂，周文王東進關中消滅崇國，并開始在崇國的腹地灃河西岸營建新都豐京。姬發繼位以后，在灃水東岸與鄷都隔水相對之地建設豐鎬遺址，之后周武王戰勝帝辛完成翦商大業。
姬瑕、周穆王以后的西周王朝，由于周天子的地位得到尊重，國家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厲王即位后由于暴虐無道，而引起國人的強烈不滿，最終長安地區（鎬京）的百姓于公元前841年發動“驅王運動”，即后世所知的“國人暴動”，周厲王被趕出首都。共和體制平穩過渡以后，厲王之子姬靜勵精圖治，一定程度上遏制和挽救了國家的衰敗趨勢，史稱“宣王中興”。周宣王之子姬宮湦在位期間政治腐敗，西周于公元前775年春被申侯和犬戎族聯合消滅，周幽王命喪驪山，其子姬宜臼繼位，是為周平王。秦襄公在西周滅亡、平王東遷洛邑的過程中勤王有功，因此“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公元前763年，秦文公攻入渭河平原，并在今天的汧水與渭河交匯地帶（寶雞市）修筑城邑，建立秦人前進的根據地。之后秦憲公遷都平陽（岐山縣）并消滅毫國，得以控制關中西部。公元前697年，秦武公率軍討伐彭戲氏，十年后又回師征服隴西縣地區，經過幾代秦國君主的努力經營，秦國成為以豐、岐為中心的強國，但戰國初期秦國一度衰落，秦獻公當政期間廢除人殉制度，后于公元前383年將首都從雍（今陜西鳳翔）遷往櫟陽。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國人將都城由櫟陽（今西安閻良區武屯鎮）遷至渭河北岸的咸陽市，咸陽因在渭河之北、九宗山（在禮泉縣）之南，山南水北皆為陽，所以取名咸陽，“咸”即全都。秦惠文王即位后在渭河之南營建阿殿，咸陽城向渭河以南發展，之后的秦昭襄王在渭水南岸營建章臺宮和興樂宮。
秦漢時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國后仍定都咸陽，當時的秦都咸陽規模宏大，包括渭河兩岸的廣闊地域。咸陽城內的營建的宮殿兼有全國各地的建筑風格，秦孝公在咸陽營建的第一組宮殿即“冀闕宮廷”，是模仿黃河下游魯、衛兩國的風格營建的。秦始皇開始兼并戰爭時，每破滅一個諸侯國，就在咸陽塬上仿照他們原來的宮室依樣重修。秦朝的政治活動主要在咸陽宮、章臺宮、興樂宮，秦咸陽宮在渭河之北，章臺宮和興樂宮在渭水之南。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意圖將秦惠文王時期的阿殿擴建為正式的“朝宮”，但直到胡亥覆亡后仍尚未完工。
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在楚漢戰爭中擊敗項羽，之后劉邦在氾水之陽（今山東曹縣北）登帝位、上尊號，并擇洛陽市作為建都之地。劉邦定都洛陽大約半年之后，從軍戍卒婁敬建議劉邦定都關中，劉邦征詢張良的建議，張良認為關中是“金城千里，四川省”，東有靖函之險，西面有關山之阻，中間是千里沃野，南可運來巴蜀地區的富饒物產，北面又有戎狄部落的畜牧資源，而洛陽田地貧瘠且四面受敵，于是劉邦決意部署西都關中。劉邦等人到關中后暫居在櫟陽城遺址，由于秦朝的咸陽城已被項羽焚毀，因而西漢政府便以渭河南岸秦興樂宮和信宮為核心和基礎修建新都，首先劉邦移都于興修的長樂宮，由于新都城位于秦咸陽城南的長安鄉，故名新都為“長安”。
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丞相蕭何主持在長樂宮之西修建規模宏偉的未央宮，之后未央宮取代長樂宮成為西漢的政治中心，劉盈以后的西漢歷朝皇帝幾乎都在未央宮主持朝政，而長樂宮逐漸變成皇太后與太子的居住地。漢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至五年（公元前190年），西漢政府趁農閑征調長安附近600里內的男女修建城墻。劉徹時設京兆尹治理長安，又在未央宮的北面興修北宮和桂宮，在長樂宮的北面修建明光宮，此外在長安城西側的城墻外面興修建章宮遺址，在建章宮與未央宮之間還架起一座飛橋作為通道。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西漢政府建造皇家園林上林苑，其范圍大致為東括今藍田縣，西盡周至縣，南有秦嶺北麓，北至渭河的一片廣闊區域。
漢武帝以后，長安城中再沒有大規模興建，一直維持著舊行規模。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劉弗陵劉弗陵在長安城召集郡國賢良文學，召開鹽鐵之議詢問民間疾苦，力主罷鹽鐵、酒榷、均輸官以示節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攝政時期在長安城興建明堂、辟雍、靈臺、市和常滿倉，還為當地人修建規模較大的學舍。王莽登基之后改明光宮為定安館，“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此外王莽還改長安為“常安”，意味著西漢統治的終結、新朝的開始。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拆除長安城西側的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等，在長安城南郊興建九廟，同時王莽還給漢長安城的各個城門都更換新名。
王莽的新政由于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致使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加重，各路起義軍席卷全國，最后形成赤眉和綠林兩支勢力最大的隊伍。地皇四年（公元23年），綠林軍在重創新莽的南陽郡守軍后，在宛（今河南南陽）擁立西漢皇族后裔劉玄為帝，建年號為“更始”，史稱“更始帝”，之后綠林軍在昆陽（今河南葉縣）擊潰王莽的主力。同年十月一日，關中起義軍攻入長安宣平門，至黃昏起義軍占領京城，十月三日商人杜吳在長安城的漸臺殺死王莽。更始二年（公元24年），劉玄由洛陽市來到長安，次年樊崇赤眉軍因不滿更始政權的腐化而進軍關中，他們擁立西漢景王后裔15歲的劉盆子為帝。同年九月，赤眉軍攻入長安城，并誅殺意圖請降的更始帝劉玄，更始政權隨之結束。
公元25年，南陽人劉秀趁漢末大亂建立武裝，在河北鄗縣（今河北柏鄉北）自立為皇帝，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建武二年（公元26年），長安城糧食嚴重缺乏，起義軍決定退出長安，向西北安定（治今寧夏固原）、北地郡（治今慶陽市西北）一帶轉移，赤眉軍到今宜陽縣一帶時被劉秀軍隊突襲擊敗。隨著東漢首都的東遷，渭河平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迅速衰落，自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西北地區的羌族部落先后三次發動起義，嚴重擾亂了長安等三輔地區的社會秩序。東漢政府在鎮壓羌人起義的同時，又大量遷徙邊民充實三輔地區，使三輔地區人口有所增長，但并未達到西漢時的水平。
東漢末年張角等人發動黃巾軍起義，給東漢政權以沉重打擊，同時又形成地方軍閥蜂起的局面，全國處于分裂割據的混亂狀態。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劉宏死后劉辯劉辯即位，大將軍何進為誅殺宦官而密詔并州牧董卓進京勤王。董卓進京后幫助何進剪除宦官勢力，但很快掌控朝中大權，他廢黜少帝并誅殺何太后，立陳留王劉協為漢獻帝，自己進位為相國。董卓在洛陽市專橫跋扈，致使全國公推袁紹為盟主興師共討董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討伐軍從三面包圍京師洛陽，董卓挾持獻帝西逃長安，董卓到長安后強迫獻帝封其為太師，并且嚴酷執法致使民怨沸騰，最終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被呂布刺殺。此后董卓部將李傕、郭汜以復仇為名攻入長安，縱兵破壞長安城，致使長安“城空四十余日”。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軍閥曹操將漢獻帝迎到許昌，至此“挾天于以令諸侯”，官渡之戰前他任命侍中鐘繇為司隸校尉，代表東漢朝廷治理渭河平原。鐘繇到任后延續治書侍御史衛覬的政策，用鹽利換取耕牛，將其提供給返回關中的戰爭難民，逐漸恢復關中的經濟，關中民眾也暫時得以休養生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開始用兵關中，并將馬騰宣召入朝扣為人質，次年三月曹操以討伐漢中市張魯的名義借道關中，韓遂、馬超隨即反叛并據守潼關，曹操勸降無果后親率主力繞過潼關，又令大將徐晃、朱靈突襲河西，最后離間韓遂、馬超的關系并一舉奪取關中。十月，曹操前往河間（今河北獻縣東南）平叛，令夏侯淵、徐晃等繼續圍剿韓遂、馬超殘部并駐守長安。
曹操離開長安后，任命議郎張既為京兆尹掌管長安民政，張既到任后征召流民以充實長安人口，鼓勵流民開墾土地以恢復生產，修復城墻和官署并加強長安城防，還令民間舉薦官員以充實官僚隊伍，于是曹操統治下的長安地區經濟得到一定恢復，政治局勢逐漸穩定，之后張既被任命為雍州刺史，治所為長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再次取道渭河平原并消滅了盤踞漢中市的張魯政權，后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再次率軍坐鎮長安以抵御劉備，曹操軍由褒斜道進入漢中但被劉備擊敗，曹操只得下令撤軍回到長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月，曹操離開長安返回洛陽市，任命愛子曹彰鎮守長安以統率關中諸軍，此后長安一直為曹魏政權所管轄。
兩晉南北朝
曹魏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馬炎廢黜魏帝曹奐而建晉稱帝，定都洛陽，史稱“晉朝”，后西晉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滅孫吳一統華夏。經歷八王之亂后西晉政權迅速衰落，同時長安也遭受嚴重破壞，東海王司馬越的部將祁弘曾率鮮卑兵“大肆搶掠長安城，殺二萬余人”。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匈奴貴族劉淵攻陷洛陽并俘獲司馬熾，不久長安被匈奴人占領，劉淵任命養子劉曜為武威郡牧以鎮守長安，之后西晉安定太守賈疋、安夷護軍麴允等率軍包圍長安城，迫使劉曜放棄長安。建興元年（公元313年），賈疋、麴允等擁立宗室、秦王司馬鄴即位，即晉愍帝，長安成為晉朝的首都。此后匈奴劉曜先后三次進攻長安，最終于建興四年（公元316年）九月攻破長安外城，同年十一月晉愍帝迫于糧盡力薄而出降劉曜，西晉就此滅亡。
漢國漢昌元年（公元318年）七月，漢國內部發生宮廷政變，次年劉曜清除亂臣靳準，遷都長安，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劉曜成為第一個在長安稱帝的匈奴人。前趙光初三年（公元320年），前趙長水校尉尹車聯合巴氐酋長徐庫彭反叛，劉曜將5000余反叛者全部殺死，致使羌、巴、氐、羯等部族群起反抗，劉曜只得采用剿撫并用的策略平定叛亂，并遷徙巴、氐等部族20余萬人到長安。此后劉曜又親征仇池（今甘肅成縣西）楊難敵，逼使楊難敵部將楊韜歸降，將其眾1萬余戶遷徙到長安。劉曜定都長安后，相繼修建光世殿、紫光殿等建筑，又分別在長樂宮東、未央宮建立太學和小學，同時還任用有學識的漢族官員以促進匈奴漢化。
前趙光初十二年（公元329年）正月，劉曜兵敗被后趙皇帝石勒斬殺，太子劉熙被迫率領百官放棄長安，石勒在前趙將軍蔣英、辛恕的指引下攻取長安，前趙滅亡。東晉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后趙皇帝石虎逝世，東晉決定趁其陷入奪位內亂而收復關中，但東晉中軍將軍殷浩先后兩次北伐均遭失敗。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東晉荊州刺史桓溫率軍從江陵出發攻打關中，前秦皇帝苻健派遣丞相苻雄等人率軍抵抗，桓溫大敗前秦軍后繼續向長安進發，苻健派遣3萬精銳出城交戰，只留6000名老弱士兵留守長安。隱土王猛等勸桓溫立刻直取長安，但是桓溫猶豫不決，直到糧草耗盡而最終被前秦軍擊敗。
前秦永興元年（357年），苻健的侄兒苻堅逼迫皇帝苻生自殺，在朝臣的擁戴下于長安太極殿登位，號稱“大秦天王”，改年號為永興，實行大赦。苻堅即位后在長安修建學宮，延聘學有所成的儒家學者，強制公卿以下子弟入學讀書，同時大力興修渭河平原水利事業，促進經濟發展，此外苻堅還從長安到各州大道兩邊栽種槐樹和柳樹，并修建驛亭，改變了長安城昔日殘破的景象。當時東北的肅慎、新羅，西北的大宛、康居，甚至天竺都遣使來長安和前秦通好。東晉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苻堅親率大軍進攻東晉，但在淝水之戰被晉綏軍擊敗，苻堅率領十幾萬殘兵敗將逃回長安。
晉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西燕皇太弟慕容沖占據阿房城，并率軍圍困長安，不久留守長安的前秦太子苻宏攜宗室百官出逃，慕容沖進占長安后縱兵大肆擄掠，次年慕容沖意圖久居長安而興建宮室，不得東歸的鮮卑族怨恨慕容沖而將其殺死。前秦太安二年（公元386年），羌族領袖姚萇擊敗西燕并于長安稱帝，改年號建初，國號仍稱大秦，史稱“后秦”。姚萇繼位之后在長安城整頓刑獄和政治，同時在長安興建太學，通過考試和德行來任用官員。姚萇的長子姚興繼位之后，實行諸多措施穩定政治局勢和發展經濟，致使后秦富國強兵并重新統一北方。后秦弘始七年（公元405年），姚興在長安開辟逍遙園，親率群臣迎高僧鳩摩羅什并尊其為國師，不久長安成為當時中國的著名佛教中心。
后秦弘始十九年（公元417年），東晉宋武帝大舉北伐，乘亂攻入關中并奪取長安，姚泓舉族投降東晉，后秦滅亡。東晉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十一月，劉裕率軍進入長安，整肅軍紀并撫慰百姓，劉裕意圖在長安休整后再經略關中，但獲悉在建康代掌朝政的尚書左仆射劉穆之猝逝后，他決定返回建康。劉裕任命12歲的兒子劉義真為安西將軍鎮守長安，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統率1萬晉綏軍鎮守渭河平原；令長史王修、司馬王鎮惡、參軍從事沈田子等人輔佐劉義真，處理長安軍政大事。不久長安城內的東晉守軍諸將互相殘殺，匈奴大夏國赫連勃勃趁機切斷長安城的糧食供應，于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一月攻入長安。
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赫連勃勃在霸上筑壇稱帝，改元昌武，并拒絕遷都長安的建議，留世子赫連??鎮守長安。大夏真興六年（公元424年），赫連勃勃意圖廢掉太子赫連璝，而立幼子酒泉公赫連倫，赫連璝聽說后從長安起兵7萬攻討赫連倫，結果赫連倫在高平（今寧夏固原）敗死，后赫連勃勃第三子、太原公赫連昌奇襲殺死赫連璝，赫連勃勃只得立赫連昌為太子，次年赫連昌繼位，改元承光。北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拓跋燾拓跋燾從平城發兵西征大夏，魏將奚斤率領45000人攻占長安，次年奚斤和大夏的赫連定在長安相持，最終拓跋燾于北魏神鹿二年（公元429年）擊敗赫連定，長安等地開始納入北魏版圖。
北魏攻下長安后，拓跋燾任命部將王斤為假節、鎮西將軍，負責鎮守長安，但王斤驕而不法，任意征調百姓服勞役，致使民怨沸騰，最終被拓跋燾斬首。由于北魏都城遠在平城，而長安作為關中的核心區域地位極重，因此拓跋燾任命拓跋范為侍中、都督秦雍涇梁益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并令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張黎與之共同鎮守長安，此后渭河平原逐步安定開始休養生息。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盧水胡人蓋吳在陜北杏城（今陜西黃陵西南）起義，并多次打敗長安城中的魏軍，不久拓跋燾親率6萬精銳騎兵進入長安，以僧人儲藏兵器并意圖勾結蓋吳叛軍為由下令誅殺長安僧侶，導致長安佛教受到毀滅性打擊。
北魏末年，元魏王朝政治腐敗，賦役繁重，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北方爆發六鎮兵起義，起義爆發后關隴各族紛紛響應。之后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繼坐鎮長安并指揮鎮壓義軍，同時派遣原南齊蕭鸞蕭鸞之子蕭寶夤率部西征，蕭寶夤不敵義軍而率萬余殘軍敗退長安，他因軍隊損失過大而被削職為民。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四月，北魏又起復蕭寶夤為征西將軍，讓他總領關隴平叛事宜，在蕭寶夤的攻擊下義軍很快分崩離析。同年十月底，蕭寶夤在部將的鼓動下舉兵反叛，在長安自稱大齊皇帝，設置百官，改元隆緒，后蕭寶夤于永安三年（公元530年）被北魏的爾朱榮擊敗，北魏莊帝下令在太仆寺的駝牛署賜死蕭寶夤。
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原六鎮中武川鎮的軍官宇文泰與懷朔鎮的高歡分裂北魏，元修投奔占據長安的宇文泰，建立西魏，與建都鄴城遺址的東魏形成對峙，此后宇文泰的西魏軍和高歡的東魏軍在關中的沙苑、潼關等地多次交戰，兩國互有勝負呈僵持狀態。宇文泰為振興渭河平原以富國強兵，他重用關中人蘇綽，以均田制為基礎在關隴地區推行漢化改革，并且在軍事上創建府兵制度和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仿照漢族政權原有的“六軍”制度將鮮卑軍隊改編為六軍，創建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制度。宇文邕即位后，在長安地區繼續推進改革、革新政治，并在關中地區開展“滅佛毀道”運動，為北周政權消滅北齊奠定基礎，但北周最終于大定元年（公元581年）被外戚楊堅篡位。
隋唐時期
隋文帝楊堅篡北周建立隋朝后，以北周舊都“制度狹小”“水皆咸鹵，不甚宜人”等理由決定重建舊都。開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二十三日，隋文帝楊堅正式下詔營建新都，他將城址選在龍首塬南麓（距漢長安城東南20里）的九五高坡，他任命左仆射高颎為營新都大監，太子左庶子宇文愷為營新都副監，太府少卿張煲為營新都監丞，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賀婁子干、太府少卿高龍乂等為營建使。高穎的營新都大監實際是虛職，只負責擬定新都建設綱領和監督，宇文愷則負責真正的建都過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三月十八日，宇文愷等用了僅僅九個月的時間將新長安城營建完畢，楊堅正式遷入新都，由于他在北周時的爵位是大興公，并由此成帝業，于是命名新都為“大興城”。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朝后，出于維護關隴集團的政治地位，他選擇仍定都于唐長安城，但更城名為長安城，此后唐朝對長安城進行過多次擴建。李世民時期始建大明宮，后大明宮歷經李治、李隆基、德宗、李純、李湛等10余次增修；長安城的外郭城經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永徽五年（公元654年）、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多次修建才逐漸完工；唐玄宗即位后開始擴建自己做藩王時的府邸興慶宮，從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到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陸續完成對興慶宮的擴建，興慶宮（南內）與太極宮（西內）、大明宮（東內）相并肩的長安城三大內；開元時期修筑了由興慶宮北通大明宮、南通芙蓉園的夾城。此外唐代在隋朝修建龍首渠、清明渠、永安渠的基礎上，新挖了城中渠、黃渠、漕渠。
安史之亂后，由于戰爭和兵變不斷，長安城逐漸失去繁華。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黃巢軍占據長安后，并未進行大規模破壞，直到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黃巢敗退長安時將宮城、坊市等焚燒搶掠一空，唐官軍入城后縱火焚剽，長安城更是一片狼藉。光啟元年（公元885年），護國軍王重榮聯合李克用與宦官田令孜大戰于沙苑，田令孜的神策軍潰敗后進入長安城肆意掠奪，長安僅存大明、昭陽、蓬萊三宮。乾寧三年（公元896年）七月，鳳翔府節度使李茂貞攻入長安，史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天復元年（公元901年）十一月，宦官韓全誨劫持李曄李曄奔往鳳翔，再次火燒長安的皇宮，長安城內的建筑遭到大規模破壞。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正月，軍閥朱溫燒毀長安城內所有的宮室皇城、民間廬舍，由此唐代的長安城變成廢墟。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曄東遷洛陽市之后，朱溫任命韓建為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留守長安，韓建開始大幅度縮小城池的規模，改筑長安“新城”，新修建的皇城面積大約是5.2平方千米。韓建所筑“新城”的形制是“內外二重”即兩道城墻，“內重”就是長安的府衙，地址選擇原來尚書省的位置；“外重”是原來的皇城，韓建出于軍事防御的考慮，下令將原東北門延熹門、西北門安福門、正南門朱雀門封閉，正北門承天門改為“太極宮玄武門遺址”，共開正北玄武門、正東景風門、正西順義門、西南含光門、東南安上門5個城門。此外韓建根據《周禮》“南朝北市”的理念，選擇在城北地區設置北市，只有東南安上門能夠通馬車。由此唐長安城原本的中軸線向東移動，改成以東南安上門為基準。
五代時期
天祐三年（公元906年），韓建在長安任職兩年后轉任青州市（今山東青州）節度使，次年四月朱溫篡位建立后梁，改元開平，定都開封，唐末帝李柷被貶為濟陰王，不久被殺。唐朝滅亡之后，朱溫褫奪長安的“京師”之號，將京兆府降格為大安府，佑國軍改名“永平軍”，此后李克用李克用、岐王李茂貞、王建王建等藩鎮開始與朱溫爭奪長安一帶的霸權。后梁開平三年（公元909年），占據同州的忠武節度使劉知俊畏懼朱溫的猜忌陷害，轉而投降李茂貞并率軍進入長安，于是朱溫親自出征，后梁大將、弘農郡王楊師厚率軍奇襲西門順義門，劉知俊兵敗逃跑，楊師厚重奪長安。
后梁末帝龍德三年（公元923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稱帝，建立后唐，同年十月攻滅后梁，定都洛陽市，重改長安為西京京兆府。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李茂貞上表向后唐稱臣，于是長安等關中地區盡歸后唐。此后長安在后晉時為晉昌軍，在后漢時為永興軍，京兆府之名未變。劉承祐乾祐元年（公元948年）二月，永興鎮軍閥趙思綰違命沖進長安城發動叛亂，他又聯絡河中軍閥李守貞、鳳翔軍閥王景崇共同舉事。后漢隱帝以樞密使郭威為統帥，命其率領兵馬西進關中平叛，郭威三路進軍各個擊破，部將郭從義圍困長安一年多，至次年六月趙思綰迫于長安糧食告罄而投降，此次戰亂曠日持久，使長安居民傷亡慘重。后周顯德元年（公元954年），柴榮即位后推行改革，長安等渭河平原的社會環境相對穩定。
宋元時期
公元960年正月，后周禁軍將領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于正月初四日率兵返回開封市，逼柴宗訓柴宗訓退位，自己登基稱帝，建立宋朝，改元建隆。從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開始，一直到開寶九年（976年）十月，趙匡胤基本完成國家統一，之后他開始考慮將京城從開封遷回長安，“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但以晉王趙光義為首的部分大臣以長安漕運不便、開封漕運便利為由反對遷都，趙匡胤被迫放棄遷都。之后北宋繼承了后周對渭河平原的統治，長安也依然沿用京兆府之名，北宋京兆府管轄包括長安、萬年、藍田縣、櫟陽、涇陽縣等十多個縣。
北宋為吸取唐代后期藩鎮割據的局面，在地方設置“監司”，包括轉運司、提點刑獄司和安撫司，同時北宋將唐代的“道”改為“路”，作為監司轄區的名稱，其中轉運司轄區為15路，包括原長安所在的陜西路，這是“陜西”作為正式的地方行政區劃第一次出現在中國歷史上。北宋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黨項族領袖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宋夏雙方在今陜西延安、今寧夏固原等地區發生多次大戰，北宋未嘗一勝。北宋朝廷為整頓軍備，在京兆陜西設置5個安撫司，分管永興軍路、聊延路、環慶路、秦風路、涇原路，史稱“陜西五路”。北宋熙寧年間，趙頊任命王韶經略今甘肅省南部地區并攻打西夏，王韶取得熙、河六州之地后，北宋于安撫司的陜西省五路之外新設熙河路，即“陜西六路”。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兵滅亡北宋后，西夏趁機與金結盟并侵奪河西地區，金朝占領京兆及陜西地區后，把麟州、府州、定邊軍（今陜西延安吳起、榆林定邊）劃給西夏，又將轉運司的陜西二路改為“陜西東路”“陜西西路”；安撫司改為“都總管府”，改永興軍路為“京兆府路”，熙河、秦鳳路合并為“熙秦路”，環慶、涇原路合并為“慶原路”，再加上郵延路，共四路。后來熙秦路分為鳳翔府路、臨洮路，即金朝都總管府的“陜西五路”。從李繼遷叛宋自立開始到13世紀初蒙古崛起，長安所在的陜西渭河平原處于長時間的戰爭中，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遭到嚴重破壞。
元朝時長安地區稱為“奉元路”，“元”字既指天道本身，也象征元朝統治，元朝為長安定名“奉元”，即希望古城長安將元政權當作天道一樣來遵奉。奉元路直接管轄咸寧、長安、咸陽、興平、臨潼、藍田、涇陽、高陵、郿縣（今眉縣）等11個縣，還有同州、華州、耀州、乾州、商洛市5個州及其下轄縣。元朝末年，社會矛盾尖銳加上連年災荒，因而爆發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奉元路地區在元末農民戰爭中屢遭兵燹，經濟蕭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閏七月，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常遇春率大軍進攻元大都（今北京），元順帝逃往元上都遺址，元朝覆滅。之后徐達等率軍進攻西北關中地區，駐守關中地區的元朝將領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漢名王保保）先后與明軍作戰。
明清時期
明洪武二年三月初五（公元1369年4月11日），徐達率軍抵達奉元城北三陵坡（今草灘一帶），元朝的陜西行省官員棄城逃亡，長安千余百姓前往三陵坡迎接明軍，明軍于次日入長安城。朱元璋為表達克城之喜和希望統一全國的雄心，下詔宣布改奉元路為“西安府”，并從河南省調運糧食救濟西安府，而且他還令耿炳文耿炳文主持西安的軍政要事，由此明王朝在西安的統治逐漸穩定。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朱元璋封兒子朱樉為秦王，封地西安市，耿炳文又被拜為秦王左相都督僉事，主持明秦王府城墻遺址興建事宜。耿炳文沿用元代陜西省諸道行御史臺署的舊址，在西安城的東北部修建秦王府，朱元璋還將唐興慶宮遺址上的景龍池賜給朱樉以供其游樂。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七月，耿炳文、都指揮使濮英等人聯名上書朱元璋請求擴建西安城墻，直到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西安城墻的擴建工程基本完成。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一（公元1380年9月29日），秦王朱樉授意耿炳文等人在元代敬時樓的舊址上修建鐘樓，鼓樓總高36米，占地面積1377平方米。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攻進京師稱帝并改元永樂，朱棣任命已故朱樉朱樉的嫡長子朱尚炳嗣位。隆慶年間的陜西巡撫張祉在西安城墻上加砌一層青磚，明末陜西巡撫孫傳庭又增修四座關城。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月，李自成在西安市守將王根子射書投降后攻陷西安，末代秦王朱存極被農民軍俘虜，之后他被李自成帶到北京以要挾崇禎投降，明亡后李自成被吳三桂擊敗而撤出北京，李自成在山西境內將朱存極處死。
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二月，清軍攻占西安城，并以明朝明秦王府城墻遺址為基礎，在西安的東北地區城區建設滿城，直到順治六年（公元1649年）筑成。滿城周長8767米，東西長2466米，南北長1917米，占地面積約4.7平方千米，約占西安大城面積的40%。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廷實行陜甘分治，陜西布政使司的左布政使仍駐在西安府，管理西安、延安市、鳳翔區、漢中市4個府以及興安州（今安康）直隸州；右布政使移駐到鞏昌府（治在今隴西縣），管理河西走廊以及臨濟、鞏昌、慶陽市、平涼市4個府。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陜西右布政使司改為鞏昌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司改為陜西布政使司。
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冬，歷時8年的“三藩之亂”被平定，期間叛亂的陜西提督王輔臣自殺身亡，康熙帝為加強西安市的軍事防御，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向西安增駐左翼八旗漢軍，又在滿城之南修筑“南城”安置駐防新建陸軍。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康熙皇帝西巡西安并到校場檢閱八旗兵訓練。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五月，進入高潮，西安府為阻止關中回族起義軍與城內回民聯絡，于是將城內回民限定在回民小吃街之內，并設立柵欄為界，命官兵把守。清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后，陜西新軍于同年農歷九月一日（10月22日）響應武昌起義，迅速攻占西安大城，次日午后3時左右革命軍順利攻入滿城，旗兵將軍文瑞投井身亡，滿城遂被革命軍占領，由此清朝在西安267年的統治結束。
近代時期
西安市在辛亥革命后受制于北洋政府。1928年，西北軍閥馮玉祥主政陜西省，首次設立西安市政府，并實行以工代賑，進行初步的市政建設和城市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在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命令下“清黨”反共，這屆市政府僅存在兩年又被撤銷。1930年11月，國民黨中央決議撤銷西安市政府。1932年3月，國民黨中央決議將長安作為陪都，定名西京并成立西京籌備委員會，但直到1941年底西京市政府終未成立。西安市的行政區劃歸長安縣，其市政建設和行政管理則由陜西省政府有關廳局承擔，而西安地方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卻始終存在，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1942年，陜西省政府為統一對西安市市區的管理，而設立西安市政處，但市政處的業務范圍僅限于市政工程建設、自治財政稽征及一部分公益事業。1944年，西安市政府再次設立，市參議會亦隨之建立。1947年，西安市政府由省轄市政府升格為國民政府行政院轄市政府，這一時期的市政府在市政建設、學校教育和衛生事業方面略有建樹。蔣介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后，西安市政府在“戡亂建國”的旗號下，不斷開征新稅捐和提高稅捐率，查禁進步書刊，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和對共產黨及進步團體的監視，而西安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持續的革命斗爭。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國民黨西安市地方政權被徹底瓦解。
行政區劃沿革
秦漢時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國后實行郡縣兩級建制，設內史轄京畿各縣，治所駐咸陽市，轄境相當于今關中和商洛市，今西安市轄域屬其管轄范圍。漢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西漢在原秦內史地置渭南市、中地、河上三郡，其中渭南郡駐咸陽渭河南，在今西安市區，轄渭河以南關中東部。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建都長安，九年（公元前198年）撤銷三郡復設內史。劉啟二年（公元前155年）分內史為左、右內史，其中右內史轄長安以東、渭河以南和長安以西地區。劉徹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右內史、左內史和主爵都尉為京兆尹、左馮翊和右扶風，均為郡級建制，同治長安城中，合稱“三輔”，直屬朝廷。
新朝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分三輔為師尉、翊尉、光尉、京尉、扶尉、列尉六尉郡，取代原來的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東漢建武元年（公元25年），劉秀以長安為西都，復設京兆尹，轄區約今西安市市區及以東渭河以南和商洛市，隸于駐洛陽市（后改稱洛陽）的司隸校尉部（初為監察區，逐步變為行政區）。同時復設左馮翊（治所移駐高陵）、右扶風（治所移駐槐里）。建武二年（公元26年）置武威郡，治所駐長安，轄京兆尹等郡。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裁雍州，京兆尹復歸雒陽司隸校尉部。劉協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長安為都，分左馮翊西數縣置左內史郡（駐高陵），不久廢。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在長安復置雍州，轄京兆尹等郡。
魏晉南北朝
曹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改京兆尹為京兆郡，轄區約今西安市（不含周至縣、鄠邑區）和渭南市渭河以南、華州區及商洛市大部，治所在長安，隸屬于涼州。黃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封其子曹禮為秦公，以京兆郡為秦國，三年改為京兆國，六年復為京兆郡。青龍三年（公元235年），曹叡曹睿封其子曹洵為秦王，復改京兆郡為秦國，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復為京兆郡。晉朝仍置京兆郡，隸屬于雍州，轄區較三國魏時縮小，約今西安市（不含周至、戶縣）、渭南市渭河以南及華縣地區。
十六國時期，前趙建都長安，仍置京兆郡，隸于武威郡，轄區同西晉，后趙沿前制；前秦建都長安，改京兆郡為京兆尹，隸于司隸校尉，轄區同后趙；后秦建都長安，仍置京兆尹，隸于司隸校尉，轄區同前秦。北朝時期，北魏神麋四年（公元431年）復置雍州，改京兆尹為京兆郡，治所移駐霸城，轄區縮小為今西安市除渭河以北和周至縣地以外的地區。西魏建都長安，仍置京兆郡，治所遷回長安，仍隸雍州，轄區同北魏。北周建都長安，仍置雍州京兆郡，宇文毓二年（公元558年）改郡守為尹，轄區較西魏增加今渭南市渭河以南地區。
隋唐五代
隋朝建都長安（新都大興城），開皇三年（公元583年）撤銷京兆郡，由雍州統縣。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改寶雞市為京兆郡，治所駐大興城光德里（今碑林區友誼西路西段北側），轄區約今西安市及東至潼關縣、西至武功縣、北至銅川市、南至寧陜縣北部地區。唐朝建都長安（改唐長安城為長安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京兆郡為雍州。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復改武威郡為京兆郡，同年又復為雍州，隸于關內道（監察區）。開元元年（公元713年）改雍州為京兆府，治所依舊，轄區約今西安市及東至渭南市、西至武功縣的渭河兩岸地區。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改隸京畿道（監察區）。后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廢京兆府置涼州，同年撤雍州置大安府，轄區約今西安市及東至渭南市，西至興平市、盩厔縣，北至三原縣，南至寧陜縣、柞水縣北部地區，隸于永平軍。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改大安府為京兆府，曰唐長安城。后晉京兆府隸于晉昌軍，后漢京兆府隸于永興軍，后周沿前制，轄區均未變。
宋元明清
北宋置京兆府，初隸于關西道，至道三年（公元997年）隸于陜西路，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改隸永興軍路，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升為大都督府，四年（公元1110年）又復為京兆府，轄區約今西安市（不含周至縣）及北到涇陽縣、西至興平市、南至鎮安縣。金天會八年（公元1130年）占據長安，沿置京兆府，轄區較北宋京兆府增加今周至縣東部。皇統二年（公元1142年）改永興軍路為京兆府路，京兆府屬之。從五代十國起，京兆府治所移駐長安城指揮街（今西大街東段路北社會路口西側）。
蒙古太宗三年（公元1231年）沿設京兆府，隸于京兆府路，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隸于陜西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忽必烈封三子忙阿剌為安西王，于京兆府城置王相府，京兆府隸于王相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改京兆府為安西路總管府。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安西路隸于陜西等處行中書省。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改安西路為奉元路，轄區約今東至韓城—商南縣一線，西至永壽—眉縣一線，北至銅川市，南至鎮安縣，治所仍在今西大街東段路北社會路口西側，府城改名奉元城。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占領長安，廢奉元路，設西安府，西安由此得名。治所仍在今西大街東段路北社會路口西側，隸于陜西省等處行中書省（后改為陜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轄境東至潼關縣、西至武功、北至王益區、南至鎮安縣，約今西安市、咸陽市、銅川市（不含宜君縣）和渭南、商洛市轄地。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占領長安，沿明制設西安府，治所在明西安府舊址，隸于陜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康熙帝三年（公元1664年）隸于左布政使司，后改隸陜西布政使司。乾隆在省下設道級巡視區，西安府屬西乾鄜道。西安府轄區縮小為東至今渭南市、西至周至縣、北至銅川市、南至寧陜縣地區。
近現代時期
1911年，西安是全國最早響應辛亥革命的省會城市之一，隨著現代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西安于20世紀20年代誕生并逐步形成新型地方行政建制，即市級建制。1927年11月25日，陜西省政府議決設立西安市。1930年11月8日，陜西省政府撤銷西安市建制，轄區復歸長安區。1932年3月5日，中國國民黨確定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并成立西京籌備委員會，但西京市政府始終未成立，后西京籌備委員會撤銷。1936年12月12日，八路軍在西安事變后設置駐西安辦事處，為延安革命根據地輸送青年知識分子和軍需物資。
1944年9月1日，陜西省正式成立西安市政府。1947年8月1日，西安市升格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市，為全國12個院轄市之一。同年12月，內政部核準西安市簡稱鎬，后西安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西安是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員會所在地、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轄市；1954年改為省轄市；1984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計劃單列市；1992年被批準為內陸開放城市；1994年被批準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城市和副省級市。2002年6月，原西安市長安縣撤銷縣建制，設立長安區，仍由西安市管轄，沿用“長安”這一古都名稱。
城市布局
漢長安城
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0年），西漢王朝在今西安北郊未央區境內營建漢長安城為都。漢長安城南倚龍首原，北臨渭水，因在秦咸陽興樂宮基礎上逐步擴建而成，形狀布局不甚規則，平面略呈方形而缺西北角。城市方位為正南正北，東墻長5917米，西墻長4716米，南墻長7453米，北墻長6678米，城墻內面積34.39平方公里。此外，城墻外西郊有建章宮遺址宮殿區，南郊有明堂等禮制建筑群及外郭居民區。
漢長安城的每面墻都有3座城門，從城門通向城內的每條大街可同時并行12輛馬車，史稱“長安城中八街九陌”。其中“八街”即城內主要街道，比如未央宮北闕向北直對橫門、橫橋的軸心大街、長樂宮與未央宮之間貫通長安城的軸心線安門大街；“九陌”則指從長安城通往郊區的9條大道。漢長安城內的功能分區包括宮廷區、行政區、商業區和居民區，包括未央宮、長樂宮、桂宮、北宮和明光宮在內的宮廷區占全城總面積的2/3以上，未央宮北闕外為大臣府第區以及公車司馬衙署區，桂宮、北宮及明光宮以北為商業市場區及居民區。
據《三輔黃圖》記載，“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但宮殿以外城內面積所余有限，所以除城市北部外，多數閭里應在外郭。城內向北出橫門有外郭，向東出3座城門外也都有外郭，向東南去下杜城（漢宣帝陵邑）則有大街，這幾個區域都有可能是長安居民叢聚之處。按照西漢以前內外城郭和“造郭以守民”的傳統觀點，漢長安城的外郭能容納160個閭里和8萬戶居民。此外據《三輔黃圖》記載，商業區位于長安城北部，共有九個市場，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每個市場皆為方形，面積大小統一，市井四周筑有圍墻，人們皆由市門出入。
隋唐長安城
整個隋唐時代長安城規模龐大，城市的結構基本是棋盤式布局，長安城的中軸線是宮城、皇城、朱雀大街。宮城即皇宮，隋朝叫大興宮，唐朝改名為太極宮，太極宮內嚴格遵循“前朝后寢”的原則，以朱明門、肅章門、虔化門等宮院墻門為界，把皇宮劃分為“前朝”和“內廷”前后兩個部分，其中“前朝”又依照《周官》的外、中、內三朝制度來布局，外朝的承天門多舉辦舉行朝政及禮儀活動，包括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楊堅平陳后的獻俘儀式、李旦即位典禮、李隆基接受吐蕃宰相尚欽藏獻盟書等；中朝太極殿是隋代和唐前期皇帝主要的聽政視朝之地；內朝兩儀殿在太極殿之北，是原隋朝的中華殿，李世民于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三月在此宴請西突厥使者，后于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十月在此宴請吐蕃使者。
長安皇城是隋唐中央衙署機關的所在地，比如三省（尚書省、門下外省、中書外省）、九寺（太常寺、司農寺、大理寺、衛尉寺、光祿寺、宗正寺、太仆寺、太府寺、鴻臚寺）、四監（少府監、軍器監、都水監、將作監，唐朝的國子監在務本坊）、南衙十六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金吾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等，歸屬太子東宮的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家令寺、率更寺等位于皇城的東北方向，太廟位于皇城的東南隅，太社位于皇城的西南隅。皇城的正南門是朱雀門，朱雀門直對著長安城的正南門明德門，兩門之間便是長達5020米、寬約150米的朱雀大街，朱雀大街將長安城分為左右對稱的東西兩部分，東半部屬萬年縣，西半部屬長安縣。
長安城除宮殿區和皇城行政區外，還有稱為坊市的官民生活區。隋朝大興城本來設計建設110個坊，街東有55個坊及東市，街西有55個坊及西市，但是因曲江流過城東南而空出兩坊之地，所以為108個坊。唐長安城坊的數量并不固定，李治時期由于修建大明宮，因此宮前的兩坊一分為二，街東坊數由53成為55；李隆基即位后，原來的王府改為興慶宮，占地一坊半，因此街東坊數又變為54。長安城的坊市都是封閉式結構，四周都建有夯筑的坊墻，據《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載，唐代坊墻的墻基厚度大致都在2.5米-3米。此外唐朝的坊市制度較為嚴格，每天晚上至凌晨關閉坊門，入夜之后不許在坊外的大街上行動，否則以“犯夜”罪論處，坊門的啟閉是以金吾衛早晚傳呼喊叫或街鼓為信號。
明清西安城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奉元路為西安府，次年封朱樉為朱樉駐節西安并擴建西安城。具體是將南城墻向東延長1470余米，西城墻向北延長1800余米，新筑東城墻和北城墻。根據后世考古實際測量，西安大城東城墻長2886米，西城墻長2708米，南城墻長4256米，北城墻長4262米，周長14112米；城內面積約12平方千米；城墻高12米，頂部寬12-14米，底厚15-18米；明代共開東門長樂門、西門安定門、南門永寧門、北門安遠門4座城門，使城墻四門重新形成大致對稱的格局。由于歷史與地形的限制，明長安城以今東、西大街為界分為南北兩半，北半部面積為南半部的2倍。城內主要建筑如西安府治、按察使司署、貢院、長安縣署等絕大多數在西半部，東半部僅有咸寧縣署和秦王府，全城重心在西半部。
清代西安市城市布局的最大變化是建立“滿城”。清順治六年（1644年），將北大街以東、東大街以北約占全城1/3的城區筑墻設防。“滿城”西墻從鐘樓東北角延至北門東側，南墻從鐘樓東南角延至東門南側，東、北兩面直抵東城墻和北城墻。“滿城”內拆毀明秦王府城墻遺址并建為封閉的軍事區，另置將軍府、八旗教場和八旗駐軍營房。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又在今大差市以東從“滿城”南墻至南城墻間筑墻，將城市東南部劃為南城以作為漢軍駐防區，“滿城”、南城軍事區加上陜甘總督、陜西巡撫、陜西布政使治所和府縣衙署等占據全城面積的一半以上，而城市的居民人口和經濟重心居于城區的西半部。
人口變遷
原始社會時期
距今約6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今西安市境的河流一級階地出現原始居民村落，其中以西安市區的西安半坡博物館和臨潼縣的姜寨遺址為代表，據對今西安市境發現的仰韶文化時期村落遺址數量及村落人口規模估算，當時該地區總人口約為7萬-7.5萬人。距今約5000年的龍山文化時期，今西安市境人類活動范圍進一步擴大，該時期農耕文明逐步定型和發展，據估計這一時期該地區的人口總數約為7.5萬-13.5萬人。
兩周秦漢時期
西周王朝建都的豐京和豐鎬遺址均在今西安市境內，史載在豐鎬兩京駐扎的西周常備軍“八師”約8萬人，包括貴族、平民、商人和手工業奴隸、工匠，估計豐鎬兩京人口當在15萬以上。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市十二萬戶”。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朝又徙3萬戶于麗邑，此外咸陽附近還置有杜、櫟陽、藍田縣、鄠、高陵區、芷陽、弋陽等縣，加上秦都咸陽渭河南部分，人口已相當稠密。
西漢初年因經歷戰爭和災疫，人口死亡散失嚴重，于是西漢政府決定從關東移民渭河平原，并且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以增殖人口。漢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遷徙故齊、楚貴族田、昭、屈、景、懷五姓和豪強10萬余戶于關中，還從沛縣移民萬戶定居于新豐（今臨潼區境）。在西漢朝廷的政策刺激下，長安等關中地區的人口持續增長。據《漢書地理志》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長安城有80800戶、246200人，而京兆尹共有195702戶、682468人，京兆尹轄12縣，縣均戶數16308.5戶，京兆尹下轄的長安、新豐、藍田、南陵、奉明、霸陵、杜陵七縣總人口約484000人。如果將各種人群（包括商人等）均包括在內，西漢最盛時長安城大概有50萬人口。
歷經西漢末年的戰亂，加之東漢建都洛陽，長安人口規模大為縮小。東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今西安市境有京兆尹轄六縣、左馮翊轄二縣、右扶風轄一縣，按縣均戶數和戶均人數推算出的人口總數約199900人，較西漢元始二年減少72.09%。東漢末年以后，雖然全國人口持續下降，但長安地區的人口卻有較大幅度回升。
兩晉隋唐時期
晉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今西安市境有京兆郡轄八縣、始平郡轄一縣，總戶數約39150戶，但因史籍未載各州郡戶均人數，按當時全國戶均6.57人推算，長安等渭河平原地區的總人口約為257200人，較東漢增長28.66%。西晉末年長安人口又急劇下降，據《晉書·愍帝紀》記載，匈奴軍于西晉建興四年（公元316年）圍攻長安，“人相食，死者大半，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自十六國至南北朝的280多年間，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古代少數民族遷居關中。前秦建元六年（公元370年），前秦遷徙燕地和關東民4萬戶于長安，該地區的人口規模有所恢復，但由于國家動蕩且戰火不斷，這一階段的具體人口數據無法得知。
隋初為避免隱匿戶口造成農業稅減少，隋朝政府采取嚴格的戶口清查措施，該階段京兆人口迅速增長。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京兆郡共有308499戶，縣均戶數14022.68戶，屬人口密集區域。隋都大興城（長安）的人口數據已不可考，但按京兆郡縣均戶數和全國戶均人數（5.17人）推算，今西安市境約579900人。唐代前期的戶口統計數低于隋朝，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京兆府18縣共有207650戶、923320人。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載，顯慶元年（公元656年）四月，長安仕女觀看唐僧迎接李治御制碑典禮有百余萬人；另據《韓昌黎全集·論今年權停選舉狀》稱，“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大致也反映出長安城內的人口規模，如果加上未納入戶口統計范圍的人，唐長安城實際人口在100萬以上。
自李世民起，將“增戶”或“減戶”作為考核各級官員政績的一項重要內容，人口數量得以迅速回升。天寶元年（公元742年），京兆府20縣達到362921戶、1960188人，縣均戶數為9878.5戶，據估計當時今西安境內人口為132萬人。“安史之亂”后渭河平原地區人口減少，元和年間（公元806年-820年）的京兆府23縣總戶數241202戶，縣均戶數減為10487戶。唐末農民起義后，藩鎮割據造成五代十國時期分裂局面，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逐步移向中原和南方，加之戰爭的影響，致使人口大量減少。天祐元年（公元904年），長安城遭到毀滅性破壞。但由于文獻缺佚，無法得知當時這一地區的人口數量。
宋元明清時期
北宋初年，經歷五代十國時期的長期戰亂，全國戶數僅及唐天寶的一半。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京兆府共有60726戶，縣均約4669戶，盩厔縣所在的鳳翔府縣均4456戶，按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全國戶均2.08口計算，當時今西安市境九縣合計約為86900人。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京兆府縣均戶數上升到17177.8戶、鳳翔府縣均戶數上升到19058.8戶，按全國戶均口數1.42計，今西安市境九縣約為243500人。北宋后期，當時的關中地區人口有較大回升。北宋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京兆府13縣共有234699戶、537288人，縣均18053.77戶、戶均2.29人，鳳翔府縣均15930.44戶、戶均2.25人，今西安市境九縣共約160300戶、366600人。
金朝轄區戶數比北宋后期大為減少，但戶均人口上升到6人以上，金代后期的京兆府12縣共98177戶，縣均8181.4戶，鳳翔府縣均6922.5戶；今西安市境九縣共約72300戶，按金轄區戶均6.36人推算，人口約460200人。元代全國人口長期處于低谷，其中原長安所在的陜西行中書省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僅有0.29人。據孛兒只斤·蒙哥二年（公元1252年）統計，奉元路26縣33935戶、271399人，縣均1357.4戶、戶均8人。明初采取許多政策措施安置流民，從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登記各地人口，到洪武末年，全國戶口接近元代最盛時的規模。天順初年（公元1457年-1461年），西安府31縣有131120戶，按嘉靖年間西安府戶均8.68口計算，總人口約256900人。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陜西通志》記載，西安府有181902戶、1579116人。
清代自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實行“攤丁入畝”的賦稅改革，宣布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后，人口數量比歷代顯著增加。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西安府轄15縣、1散州人口2423368人，今西安市境七縣共有1201161人，占西安府人口總數的49.57％。至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西安府的總人口上升到2962547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54.29人。清同治以后，由于清廷在陜西省地區鎮壓回民起義，再加上光緒年間（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的連年災荒，西安府及周邊地區的人口急劇下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咸寧、長安兩縣共674000人，而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僅存371518人。據各縣舊志記載，清末長安、咸寧、鄠縣、盩厔縣、臨潼區、藍田縣、高陵七縣人口總數約為1198727人。
社會經濟
西周時期
西周的首都豐京、豐鎬遺址是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豐鎬為中心的方圓千里之地稱為“王畿”，王畿內全部資源和產品為周王室所有，司徒管理王畿內的農業生產，田畯監督奴隸在公田上集體耕作。當時西周吸收商代耕作方法，并改進農具和技術，致使社會生產力得以提高，使渭河流域成為全國最發達的農業區。手工業方面，豐鎬城內有養蠶、繅絲、織帛、染色、刺繡、種麻、采葛等多種官辦手工業，豐鎬遺址內出土的青銅器較商代有新的發展，當時已有絲織業、麻織業和玉器雕刻業，由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等協作勞動的制車業已相當發達，制陶業等在西周公國達到了相當的水平。
西周最早有較完善路政管理，以豐鎬遺址為中心的周道方便臣服的諸侯向豐鎬運輸貢品，當時的主干線有國道和野途，井田間有徑、畛、途、道、路。周代通過宰、太府征收“九賦”，用“九貢”之法收取各諸侯國的貢物，還直接掌握公田生產的農產品、官辦手工業品、山澤產品。姬誦時交州以南的越裳氏派人攜白雉、象等物到鎬京朝貢，據《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從鎬京西巡，跨昆侖山脈、越蔥嶺直達中亞，沿途以互贈禮品形式與西域各國進行物品交換，發展了與西域之間的通商關系。
商業是西周王朝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周王為滿足奢侈享受的需要，設官吏“賈正”驅使商業奴隸到遠方換取異物和手工業原料，或在鎬京市場坐市販賣。此外還鼓勵外地商人到豐鎬遺址經商，并在交通、住宿、市場、貨幣、物資等方面提供方便，吸引四方商賈云集豐鎬市場，使之成為“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的西周商業中心。但豐鎬在市場規模、商品構成和市場管理等方面的發展仍具有歷史局限性。
秦漢時期
公元前350年，秦國由櫟陽遷都咸陽市。商鞅變法取消奴隸制土地占有制，實行按軍功賞田和授田制，封建制度和封建生產關系得以確立，而且較早使用鐵制農具，采用“以牛田，水通糧”，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經濟實力迅速壯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大規模的統一戰爭，削平群雄，建立中央集權的秦朝，咸陽由秦國之都一躍為帝國的首府——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秦帝國形成以咸陽為中心的全國道路輻射網，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勞動者經濟地位的相對改變，促進了秦商品經濟的發展。秦推行重農抑商政策，雖強調了財富的增加有賴于發展農業，卻忽視了手工業生產與商品流通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限制了商業的發展。
秦都咸陽手工業門類齊全、技術精湛，手工業生產區多分布在秦咸陽渭北區的北部和西南部，已發現有冶銅、鑄鐵、建材、制陶、琢玉、骨器遺址。比如兵馬俑坑現已發掘出的青銅兵器為4萬余件，種類齊全，囊括當時古代兵器的遠射、長兵、短兵等三大門類，造型規正，冶鑄和外加工技術高超；秦始皇陵西側的駟馬銅車馬通過鑄造成型，再經銼、磨、沖、鑿、鉆等手法，采用鑲嵌、拉拔、焊接、套接、鉚接、活鉸連接、銷釘固定等機械技術，把423種3700個零部件組合并表施彩繪。秦朝還重視采礦和冶鐵業，比如咸陽冀闕宮廷遺址、秦始皇陵園出土了不少鐵制農具和手工工具。制陶業與銅器制造業、冶鐵鑄造業并稱“三大支柱產業”，中央官營制陶工場供皇宮生活和陵墓的需要，民營制陶業是以生活用陶器的商業生產為主。
西漢初年實行獎勵農耕的休養生息政策，農業普遍使用牛耕和鐵制農具，渭河平原的水利灌溉網逐漸形成，土地輪休、農時節令、施肥、選種、下種等耕作制度逐步確立，經過70余年的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長安城內出現一派興旺繁榮的景象，長安成為全國財富中心。手工業方面，冶鐵、木工、漆器、制革、絲綢紡織、機械制造、磚瓦業等在西漢均有大的發展，絲綢紡織業是漢代手工業中規模大、品種多、技術先進的部門，京師長安和山東臨淄是當時聞名全國的紡織業中心。西漢初年的“灞橋紙”由大麻、苧麻纖維制成，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纖維紙張。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長安的釀酒業、醬醋加工業等也很發達。?
西漢在秦馳道網的基礎上，以京師長安為中心，修建子午道和褒斜道，絲綢之路，沿用函谷道、武關道、蒲津關道、散關道及秦直道，延伸通往西域、全長7000多公里的絲綢之路。是世界古代最長最重要的商道，是當時溝通中外經濟的大動脈。長安在西漢時是全國商品集散中心、國際性都市，長安九市是當時最為有名的商業市場，九市為東市、南市、西市、北市、柳市、直市、交門市、孝里市、交通亭市，以東市、西市為盛。除九市外，長安還有一些著名的地方小市場和專業市場，如長陵小市、茂陵小市、槐市等，其中槐市可稱為中國最早的書市。
商品經營粟、米、餅、姜、酒、鹽、醬、醋、豉、蔬菜、水果、魚、豬、牛、羊等食物；帛絮細布（麻布）、榻布（棉布）、文采、皮革、狐裘紫貂、羊羔裘、鞋履等衣物；燒的有薪稿；用的有竹器、銅器、素木器、上漆木器、氈、席、朱砂石、草藥、棺槨、衣衾等；奢侈品有珠寶、金器、玉器、遠方珍奇，還有待售的奴婢等。“絲綢之路”開通之后，中外商業貿易迅速發展。西域的葡萄、胡桃屬、紅花、胡麻、胡豆、大蒜、芫荽、胡蘿卜、石榴、黃瓜、苜蓿開始引進在長安附近種植，西方的使者和商人帶來駿馬、寶石、象牙、犀牛角、玳瑁、火浣布（石棉布）等“四海夷狄器服珍寶”。從長安輸出的商品除絲綢之外，還有鐵器、銅器、漆器、竹器等。
魏晉隋唐時期
東漢末年至隋統一全國的400余年間，長安幾次遭到毀滅性破壞，雖然曾有新朝、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王朝在此建都，并且也曾進行過一系列經濟改革，或一度出現過“小康“景象，但均未能再現西漢長安的繁華氣象。隋唐時期，長安逐漸成為國內最大最繁榮的商業都會。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長安逐漸成為7-9世紀的亞洲與國際貿易的中心，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之一。
唐初繼續整修渭河平原水利網，發明用輪轉動的水車以提高灌溉效率，深耕、淺耕技術和犁壁工具得到改進，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方面，唐代的官營手工業品主要供應皇室和官府使用，機構龐大且分工很細，主要有少府監（主要監掌一般手工業）、將作監（監管土木建筑工程）、軍器監（監管軍器）及監以下設的若干署；私營手工業生產品主要參加商品交換，長安城的私營手工作坊多集中在東市、西市和交通要道附近，比如城東靖恭坊制氈的氈曲、東市之東的道政坊和常樂坊有釀酒作坊等，此外以長安為出發點的絲綢之路的暢通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極大地刺激和促進了唐代絲織業和陶瓷業的發展。
唐初形成了以長安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陸路的驛道上每三十里設一驛站；水路方面長安以漕渠接渭河、黃河、大運河，使全國的漕糧、貢物能直接抵長安城東長樂坡下。對外貿易的陸上商道包括自長安至營州（含河北省昌黎縣）入安東道，通高麗；自長安至夏州（今陜西省橫山區）通大同云中道，通漠北各國；自長安至中受降城城址（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西）入回鶻道，通塞外各少數民族地區及鄰國；自長安至安西入西域道，通中西亞及歐非洲各國；自西安市至交州（今越南河內）入天竺道，通南亞、印度半島各國。海上商道包括自長安至登州（今山東省蓬萊）入高麗渤海道，過高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國；自長安至廣州市入通海夷道，經越南、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抵印度、斯里蘭卡，再西達西亞及歐洲、非洲各國。
唐初對鹽酒不實行專賣，減輕商稅，準予出售永業田作為住宅、邸舍、碾磑之用，政府出租官營的邸店、車坊、碾磑，給私營商人經營，這些經濟開放政策致使長安城商業繁榮興盛。唐長安城商業市場多集中于東、西兩市，東市有邸（貨棧）、肆（店）共220行業，西市有“金市”之稱也是國際貿易市場，有來自中亞、南亞、東南亞及高麗、百濟、日本等地的商人，尤以中亞與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地區）的“胡商”最多，其中種類繁多的精美絲織品運到長安后，通過西市的商人們沿著絲綢之路銷往海外。此外唐三彩、青瓷和金銀器皿、茶葉毛織品、文房四寶、漆器、糧食、木材、鹽、酒等在長安交易也很活躍。唐長安市場還出現新興的商業服務行業，比如寄存和出租車馬的官營和私營車場；兼有典當和高利貸行業的質庫；代客保管金銀財物的柜坊；類似近代信托寄賣業的寄附鋪；兼具堆棧、客舍、商店性質的邸店、客邸；類似近代商業匯兌的飛錢業等。
宋元時期
唐末以后首都東移，社會經濟發展中心東移，西安市社會經濟發展緩慢，但西安依然保持西北最大經濟中心的地位。北宋時期，長安仍是西北地區最大的一個城市，該時期長安出現商人組織行會。宋初渭河平原土地荒蕪，人煙稀少，農田水利失修，鄭白渠灌溉面積不及唐中期的三分之一。后經百余年得到修復，水利發展，使關中農業逐漸得以恢復，長安多年連續豐收，關中各州倉儲糧食可供3年食用，還大量外調接濟周圍地區，僅北宋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經漕渠運向京師的糧食達80萬石，居全國四大漕運地區的第二位。寶元年間（公元1038-1040年）大規模的宋夏戰爭爆發后，持續不斷的戰爭又破壞了長安經濟。
元代的長安城附近出現許多著名市鎮，如鳴犢、灞橋、義谷、莎城、杜角、秦渡、甘泉縣、零口、櫟陽、高陵、中渭橋、毗沙等鎮。市鎮設有固定的商鋪，每逢定期的集市，周圍幾十里內的鄉民來此交易。宋金時期時斷時續的絲綢之路，元時得到恢復。絲路的東段雖部分北移（由河西走廊經寧夏回族自治區東向北京），但長安城仍然是中外商人必經之路和東西方商品的交易、集散地之一，依然是與西北少數民族進行絹馬貿易、茶馬貿易的中轉地。據元史記載，陜西省的酒課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標準中占第六位，醋課占第四位，商稅占第六位，說明長安的商業仍然興旺。
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西安市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如耕地面積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經濟作物的種植，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等。清末在西安也出現了近代機器工業。明中葉以后，由于資本主義工商業在東南沿海地區萌芽興起，西安地區與東南沿海經濟的差距逐漸拉大。明清時期，西安是連接西北與東南地區的商業都市，西北地區的皮革、毛皮、毛紡織、羊毛、駝毛以及藥材、水煙等經西安運銷東南沿海地區，東南地區的布匹、綢緞及湖廣地區的茶葉經西安運銷新疆、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省等地，但交通閉塞和商稅沉重對西安的商業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明清時期渭河平原水利網失修，灌溉面積大為縮小。井灌始于明末，清雍乾年間，關中地區普遍打井。西安市地區主要生產小麥、糜子、谷子及各種豆類，水稻的種植在明清時也有發展。番薯（紅苕）乾隆時傳入西安，清末各縣普遍種植。經濟作物主要有棉花、染料作物（紅花、藍）及油料作物（油菜、芝麻、麻籽等）。清末玉米始在西安地區種植。?明清時期，西安棉紡織業相對發達。家庭紡織業相當普遍，一般婦女都能紡織，紡織成為家庭經濟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城鎮中還有紡織小作坊，產品多銷往甘肅省、陜北地區。明代陜西布政司每年賦稅中棉布12.88萬匹，其中11.61萬匹由西安府負擔，占全省總額的90％以上。
文化藝術
西周秦漢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西安半坡人就制作出精美的人面魚紋彩陶盆，表現了高超的雕塑藝術和繪畫藝術。西周建都豐鎬遺址，文學、音樂、舞蹈、雕塑等光輝燦爛的青銅文化，代表了中國奴隸社會文化藝術的最高成就，其中西周初期的重要文獻《泰誓》《牧誓》《大誥》《康誥》等都是用散文體裁寫成的，西周許多青銅器的銘文、秦國最早的文學作品《石鼓文》均為散文；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許多詩篇也誕生于西周首都豐鎬；西周《穆天子傳》記述周穆王西游的傳說故事，初步包含了小說的因素；西周官方在長安設有龐大的音樂機構，西周宮廷音樂大致分為雅樂和頌樂兩大類；西周豐鎬鑄造的宮廷青銅器造型端莊、意蘊深厚。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建都咸陽，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藝術開始發展，秦朝的陶塑文學、音樂、舞蹈、美術等文化藝術形式可圈可點。秦代的樂器有琴、瑟、管、簫、竽、笙、篪、鐘、磬等；樂曲有《鈞天大樂》《六英》《壽仁樂》《昭容樂》等；樂歌有《祠水神歌》《瀚婦歌》《真仙人詩》等；秦朝咸陽還誕生出中國最早的音樂理論著作，比如《呂氏春秋》中的《呂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明理》八篇；秦始皇陵兵馬俑的雕塑采用民間常用的堆、捏、刻、畫、貼、塑六法并施以彩繪，制作工藝和雕塑風格都趨于成熟；秦朝開創的小篆字體勻圓齊整，筆畫遒勁，存世有《瑯玡臺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等，此外秦代下杜（今長安縣杜曲鎮）人程邈還在咸陽市創制隸書。
西漢長安的辭賦和傳記文學等散文創作成就不凡，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辭賦華麗、敘事鋪張，代表了西漢辭賦的最高水平，司馬遷《史記》里的傳記文學作品堪為古代散文的典范；西漢武帝在長安城擴充音樂機關樂府，并命人“采詩”即搜集民歌，之后樂府演變為一種詩體的名稱，漢樂府民歌里有不少內容豐富、藝術精湛的優美詩篇；西漢長安還出現了托名的《神異經》、《海內十洲記》《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等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班固《漢書·藝文志》錄小說家書15種，共1380篇，其中多數作品誕生于西漢長安；西漢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劉徹命人在長安建造茂陵霍去病墓石雕，極富立體感且氣勢雄渾；西漢長安還誕生出最早的草書，劉恒時史游以隸書草寫《急就章》，從而創出一種新字體章草。
盛唐時期
盛唐時期政治清平，經濟繁榮，社會相對安定，中外交往頻繁，長安城的各種文化藝術形式發展繁榮并取得輝煌成就。文學方面，詩歌創作進入黃金時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王維、杜牧、李賀、李商隱等一大批杰出的詩人匯聚長安，中國古代詩歌、律詩、絕句等發展完備而臻完盛；韓愈、柳宗元發起古文運動，主張散文創作“言必己出”、“文從字順”，反對艷冶淫靡之風，他們的散文作品精煉、含蓄、犀利、優美；唐代傳奇標志中國小說創作進入新階段并逐漸成熟。音樂、舞蹈方面涌現出杰出的音樂家、歌唱家和舞蹈家，誕生出諸如《秦王破陣樂》《九功舞》《霓裳羽衣》等場面宏大、氣氛熱烈的樂舞。美術、雕塑、書法、篆刻方面名家薈萃，高手和佳作繁多，影響深遠，雜技等民間文藝發展繁榮。
宋元明清
唐末以后，西安失去國都地位，但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使文化藝術源流連綿不絕。五代十國的繪畫，宋代的碑石，元代的雜劇，以及延續不斷的西安鼓樂等，都和漢、唐長安文化一脈相承。明清時期，以秦腔為代表的西安戲劇藝術迅速崛起，成為中國文化藝術寶庫中一顆璀璨耀眼的明珠。清乾隆年間，西安著名的秦腔班社多達36個。經過有名的“花雅之爭”之后，確立了秦腔在中國戲劇史上的崇高地位。進而由魏長生帶領秦腔戲班進京演出，又南下揚州演出，極大地擴展了秦腔的影響，期間西安其他地方劇種如西安二黃、迷胡（眉戶）、長安道情等也有長足發展。
定都王朝
考古遺址
周都豐鎬京
豐京遺址在今西安市長安區境內客省莊至張家坡一帶，方圓六七千米，東界緊鄰灃水，西至靈沼河；鎬京遺址位于高陽原上（今斗門、普渡村一帶），遺址西鄰灃水，與豐京隔河相望。考古學家在豐京遺址中發現了青銅器窖藏和夯土臺、陶制下水管道等遺跡，而普渡村一帶的西周墓葬則出土過周穆王時代的青銅器。在京邑周圍有專供游樂的園囿，文王園囿方圓70里，考古工作者曾在這里發現大量鹿、獐等的骨骼和魚骨、蚌殼等。1956-1957年，在西安市長安區泮西張家坡東村，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考古隊曾發掘出西周車馬坑遺址。
秦都咸陽
秦都咸陽遺址位于今陜西省渭城區窯店街道一帶，南北長6700米，東西長7200米，外圍沒有發現城墻。咸陽宮位于遺址北部牛羊溝、姬家溝一帶，平面呈方形，東西長約870米，南北寬約500米，宮墻（原報告稱為城墻）周長約2747米，宮內已探明大小夯土建筑基址8處，宮墻墻基寬5.5-14米，墻外有壕且最深為1.8-3米。咸陽宮的周圍以西有鑄鐵、冶銅和制磚瓦的遺址，西南約4公里有制陶和制骨遺址，墓葬區在宮殿區以西約3.5公里處。
漢長安城
漢長安城遺址位于今未央區的未央宮、漢城、六村堡街道和三橋街道辦事處范圍以內，漢長安城平面近方形，城墻周長為25700米，城外有城壕，每面三門，共有十二個城門，城內共發現8條大街。目前根據考古工作者的多年發掘成果，漢長安城現存宮墻、宮門、道路、前殿、椒房殿、少府、中央官署、天祿閣、石渠閣、滄池、明渠等建筑遺址。漢長安城內還有桂宮、北宮、明光宮和東市、西市、武庫等遺址分布，城的西面有建章宮遺址，城南還有禮制建筑遺址。在漢長安城周圍還發現一些漢代遺址，主要是上林苑中的離宮別館，有城南的昆明池、漕渠，西安門外的排房建筑遺址等，城東的道路、渭河橋，城西的泬水橋。
20世紀50-60年代初，考古學者調查了城墻、城門、大街和各宮范圍，并發掘了部分城門及南郊禮制建筑。70年代后期發掘了武庫遺址，80年代發掘未央宮內幾處重要宮殿及官署遺址，90年代發掘部分手工業作坊遺址，勘探出北宮宮墻，發掘桂宮內的幾座宮殿遺址。1994年，考古學家勘探了北宮的范圍，并發掘11座西漢早期窯址。進入21世紀以后，漢長安城考古取得較大進展。2000年在相家巷遺址發現一大批秦朝封泥，2001-2007年發掘長樂宮內6座建筑遺址。2003年勘探十六國北周時期的小城，并發掘一座宮門址。2004-2005年，考古工作者先后清理北周佛造像坑并發掘建章宮一號遺址。2008年重新揭露了直城門和西安門遺址。2009年對直城門大街、安門大街進行試掘，2011年他們勘探滄池并進行局部試掘，2013年發掘了未央宮南宮門址和西安門外建筑遺址。2014年解剖了西安門外護城壕。2018年至今發掘了北宮3座建筑遺址。
隋唐長安城
隋朝初年興建的大興城，即唐代改稱的長安城，遺址位于今西安市市區，布局分為宮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1956 年，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對隋唐長安城址進行了考古調查。次年，城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改為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來具體執行。1956-1962年是唐長安城考古的起始和奠基階段，當時的西安城區主要位于明清老城，隋唐城址的大部分位于當時的西安郊區，考古工作者通過大規模的考古勘探、測量、發掘，基本完成了對外郭城的城墻街道、里坊市場、皇城、宮城禁苑等范圍和格局分布的實測和核實，繪制出了唐長安城址平面分布實測圖和初步復原圖。目前只有極少數坊（興化、永寧、安定、群賢、懷德、新昌、延康等）零星做過考古工作。
1957年至今，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考古工作持續了60余年，考古結果顯示大明宮略呈梯形且占地約3.2平方公里，已探明的宮殿池臺遺址有50余處。1957年，大明宮的麟德殿遺址開展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麟德殿代表了唐代建筑的高超水平，是大明宮中保存最完整的殿址，麟德殿遺址的兩期保護展示工程采用原址覆土、其上模擬展示的方式。1956-1957年，考古學家開始對李隆基居住的興慶宮進行大規模調查，1957年學者對大明宮的正殿含元殿殿堂遺址進行發掘，1958年為配合興慶公園建設，又在興慶宮西南隅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工作，主要揭露出勤政務本樓和花萼相輝樓等重要建筑遺址。1961年，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來被列入全國第一批國家遺址公園和世界遺產名錄。
歷史地位與影響
城市發展
漢唐時期的首都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城，漢代的長安城周長25.7千米，面積達到36平方千米，而唐朝的長安城占地約84平方千米，是漢長安城的2.5倍、北宋開封城的1.7倍、明南京城的2.03倍、清北京城的1.4倍；如果和同時期的外國都城相比，唐長安城是同期拜占庭帝國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300年羅馬古城的5倍、公元800年巴格達城的2.87倍、公元708年日本奈良平城京的3.88倍、公元793年日本京都平安京的3.82倍，可見唐長安城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都城，而且也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宏大的城市。此外唐長安城結構對稱、整齊劃一的嚴謹布局，對當時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建設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渤海國的上京龍泉府，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藤原京和長崗京，新羅的漢城等紛紛效仿長安城的規制，部分官殿、城門、街道的名稱也沿用長安城的相應稱號。
文化地位
長安文化有其鮮明的風格和個性，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長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文化。長安文化的形成，是以我國歷史上國力最為強盛、文化發展也最具影響的西周、秦（含秦國與秦朝）、西漢、隋、唐等統一王朝的文化為背景的，它通過吸收南北、利用東西、兼容并蓄，反映出統一的文化特征。以唐朝為例，唐代的長安城是當時的全國文化中心，是中原地區古代詩詞、乃至當代流行藝術文化中的重要文化意象。長安在唐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唐代詩人或長或短都在長安住過一個時期，并在這里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比如杜甫作于長安一帶的就有二百多首，白居易抨擊黑暗現實、反映人民疾苦的五十首《新樂府》等作品也是創作于長安或附近的。
世界影響
唐朝的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的國際大都市，長安的科技、教育、政治、宗教、建筑、天文、歷法、醫學、文學、藝術、文字、工藝技術等方面對世界產生了持久深遠的影響。以科技教育為例，唐長安城完備的留學生教育制度和思想，為周邊國家和地區培養了大批的各種人才，大量的新羅、日本遣唐使歸國時從長安帶回不少文化典籍等，據《日本見在書目錄》記載，當時日本所存的漢字文書多達1579部、16000多卷，長安的這些典籍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日本人還從唐長安傳入打馬球、下圍棋、喝茶、端午飲菖蒲酒、七月十五盂蘭盆會、九月九重陽節等生活習慣和節令風俗。此外唐代長安的歷法、醫藥、政治制度和造紙、印刷冶煉手工業技術也都傳到了周邊及世界各地。
參考資料 >
歷史沿革.陜西省地方志辦公室.2024-06-25
西安市志·文化藝術志·概述.陜西省地方志辦公室.2024-06-10
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絲綢之路世界遺產.2024-06-28
政權志·秦代至民國時期政權·概述.陜西省地方志辦公室.2024-06-10
國務院關于同意陜西省撤銷 長安縣設立西安市長安區的批復.中國政府網.2025-12-01
西安市志·第二卷·城市規劃·漢長安城.陜西省地方志辦公室.2024-06-10
西安市志·人口志·仰韶文化時期 龍山文化時期.陜西省地方志辦公室.202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