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嬴姓,趙姓,名政(或作“正”),本名嬴政,又名趙政、呂政、祖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為秦莊襄王之子,曾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創立了中央集權制度,被稱作“始皇帝”。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嬴政為秦莊襄王和趙姬之子,由于當時秦莊襄王在趙國做人質,故嬴政生于趙都邯鄲縣。秦莊襄王成為秦國太子后,嬴政跟著回到秦國。秦莊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子楚在呂不韋的幫助下繼任秦國國君。在其離世后,13歲的嬴政于前247年繼位秦王,因為年幼,國事多由相國呂不韋處理。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親政后平定嫪毐嫪毐叛亂,殺掉與趙姬私通的嫪毐、黜免呂不韋,任用李斯、尉繚等客卿執掌國事,并自前230年起接連兼并韓、趙、魏、楚、燕、齊六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集權制國家。之后,他自詡“德兼三皇,功過五方上帝”,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稱號,改稱號為“始皇帝”,建三公九卿制、推行郡縣制,又北驅匈奴修建長城,威服百越,巡行四方刻石立碑彰顯功德,但六國舊地仍對秦始皇心生怨恨,秦始皇在巡行期間先后兩次遭到刺殺。秦始皇還曾任用方士尋求長生之道,因諸生非議秦始皇坑殺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期間病逝于沙丘宮平臺遺址(今河北省廣宗縣西北),享年五十歲。其少子胡亥和丞相李斯、宦官趙高一起發動沙丘政變,得以繼承皇帝位。同年九月,胡亥將秦始皇下葬在秦始皇陵。胡亥即位兩年后,秦朝滅亡。
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創立三公九卿制,將五德終始說付諸實踐,并通過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等強化皇權;經濟上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統一貨幣度量衡,同時規制財稅戶籍、實行賦稅徭役并行的賦役制度,強迫遷徙六國富民和平民;法律上以“法治”“重刑”作為指導思想;軍事上銷毀六國兵器,集權于一身,通過派兵征伐開疆擴土,北擊匈奴收取河南地并修筑萬里長城,南征百越修筑靈渠溝通長江和珠江;以首都咸陽市為中心修筑通往各地的道路;文化上統一文字,并用強制手段統一思想,規定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禁除私學,規制教育。
近代史學家呂思勉認為秦始皇為人嚴酷、施法嚴苛,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則對他的施政舉措予以肯定評價,認為他所建立起的政治制度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對后世有積極影響。而自秦始皇之后,中國以統一為常規,以分裂為異常,且由秦始皇創立的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保持統一的政策,成為中華民族此后長期保持統一的重要因素。秦始皇被明代思想家李贄譽為“千古一帝”。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昭王次子秦孝文王被任命為秦國太子,不受他重視的庶子秦莊襄王被派去趙國為質子。因秦趙兩國時有戰事發生,子楚在趙國備受欺辱,趙國大商賈呂不韋卻看中子楚的潛力,認為子楚“奇貨可居”,特意接近并幫助他,并將自己的姬妾趙姬送給他為妻。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趙姬在趙國邯鄲(今邯鄲市)生下一子,取名為政,也就是嬴政。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國派王齮圍攻趙國邯鄲,情況非常緊急,身為質子的子楚因趙國想殺死自己,為躲避殺身之禍,在呂不韋的幫助下只身逃離趙國。趙國便想殺掉趙姬和嬴政泄憤,因趙姬是趙國富豪人家的女兒,在娘家人的幫助下,帶著嬴政四處躲藏,才在危機重重的趙國生存下來。
繼位秦王
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嬴政的祖父秦孝文王即位。在呂不韋重金收買下,秦孝文王的寵妃華陽夫人助秦莊襄王成為太子,嬴政和趙姬也在之后被呂不韋送回秦國。秦孝文王正式繼位三天后就陡然離世,嬴政的父親子楚(秦莊襄王)繼位三年后也因病離世,于是,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年僅十三歲的嬴政繼任秦王,封文信侯呂不韋為相國,敬之為“仲父”,尊母親趙姬為太后。同年,嬴政依照秦國舊俗下令在驪山為自己修建陵墓。
因為年幼,嬴政在繼任秦王之初,國家大事多由大臣和母親趙姬做主,其中,丞相呂不韋權勢最大,還和趙姬私通往來。當時,秦國的疆域已經南兼巴蜀(今四川省境內)、漢中市(今陜西漢中),并設置了南郡;北括上郡(今綏德縣)以東地區,東侵滎陽市(今河南滎陽),滅掉了東西周,還在不斷向外用兵,在七國中實力最強,滅掉六國已成定勢。
與此同時,呂不韋廣攬門客寫下《呂氏春秋》,號稱其“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但所括的不同于法家的政治主張和嬴政意愿相悖,呂不韋卻對《呂氏春秋》大加宣揚。楊寬在《戰國史》中認為,呂不韋此舉是想對即將親政的嬴政施加影響,從而將《呂氏春秋》作為秦國完成統一的指導思想以及統一后新王朝的施政綱要。
嬴政日漸長大后,呂不韋怕自己與趙姬私通之事被他發現,想要擺脫趙姬糾纏,于是將門客嫪毐裝扮成宦官送給趙姬。此后,趙姬先后為毐生了兩個孩子,而受趙姬寵愛的嫪毐以雍宮(兩人住處,在今陜西寶雞鳳翔府境內)主人自居,并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被封為長信侯,據河西太原郡(今山西太原)為封國,和呂不韋各成一股勢力開始爭權,還曾于酒后自稱“秦王假父”,甚至和趙姬商議讓他們的兒子以后繼任秦王。
親政平亂
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加冠禮后開始主理國事,且已獲黑蚱嫪毐和母親趙姬的私情,對他們生下兩個兒子以及嫪毐此前的不敬言行極為不滿,有意懲辦嫪毐。嫪毐聞訊盜用秦王大印和太后印璽作亂,但很快被嬴政抓獲,車裂處死,為趙姬舉薦嫪毐的呂不韋也被嬴政遷怒。
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罷免了呂不韋的相國之位,令他遷居洛邑(今洛陽市)。秦國中央集權得以加強,兼并六國的步伐也隨之加速。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秦國趁趙國出兵攻燕之際,以救助燕國為名派出將領王翦等率兵夾擊趙國,并趁勢攻取了韓國的閼與(今山西和順)、趙國的轑陽(今左權縣),以及魏國鄴縣(今臨漳縣南)與安陽(今河南安陽西南)等邑,占據了漳河流域。
由于此時仍有他國的門客和呂不韋暗中往來,嬴政怕其生亂,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令呂不韋遷居更為偏遠的蜀地,呂不韋心生恐懼遂飲毒酒自盡。之后,嬴政任用李斯執掌國事,聽從門客尉繚建議,用重金賄賂諸侯重臣以分化六國,并準備采取“先取韓,以恐他國”的戰略順序伐滅六國。
伐滅六國
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國對韓國用兵。為達到保存韓國的目的,韓王安派韓非子出使秦國,想把秦國武裝力量引向趙國,并借機離間秦國君臣,以破壞秦王特使姚賈破縱為橫的外交計劃。不料,韓非之策被秦國察覺,于次年被李斯毒殺。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九月,韓國南陽郡守騰(即內史騰)主動投降秦國并獻出南陽地(今河南省境太行山南、黃河以北地區),秦國遂以此為基地為進攻韓國作準備。次年,秦國派內史騰攻打韓國,一舉攻克韓國都城新鄭(今河南新鄭),擒獲韓王安,滅掉了韓國。之后盡收其地設穎川郡(治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
韓國滅亡后,魏國心生憂懼,于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向秦國主動獻地求和,秦國隨即在此設麗邑(今陜西臨潼區),魏國暫獲安寧。同年,趙國發生大地震,次年,趙國又遭遇大旱引發大饑荒。
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國趁趙國連遭災害國力衰弱,派王翦率上黨郡駐軍直下井陘縣(今河北井陘),另派將領楊端和帶河內兵進圍邯鄲縣,并派羌瘣助戰。趙國將領李牧、司馬尚奉令率軍抵御,使秦軍出兵一年仍無法取勝。為早日拔除障礙,秦國以重金賄賂趙王寵臣郭開,讓他誣告李牧、司馬尚反叛,趙王遂改派趙蔥及顏聚為將。李牧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拒不交出兵權,被趙王處死。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國殺死趙蔥,擊敗顏聚,大破趙軍,攻占趙國首都邯鄲,俘虜了趙王遷。之后,嬴政親赴邯鄲坑殺了自己在少年時期在趙國結下的仇家。趙公子嘉則率領數百人逃至代郡,自立為趙代王嘉,與燕國兵將聯合駐扎上谷郡(今張家口市境內)。
此后,王翦引兵北上,兵臨易水(位于今河北省易縣境內),屯軍于與燕國相鄰的中山(今河北省境內),但因秦國當時正經歷“大饑”,沒有對燕國發起攻擊。燕國燕太子丹怕秦國不久后就會逼境,于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派荊軻刺殺嬴政,卻功敗垂成。嬴政怒而將荊軻肢解示眾,并派王翦、辛勝攻打燕國。燕王喜驚慌之下,聽從代王嘉的計策,獻出太子丹首級向秦求和,并北遷至遼東郡(今遼寧省及吉林省東南)繼續稱王。在此期間,秦軍主力為追擊燕軍,深入北方作戰。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 226 年),原韓國貴族乘機在新鄭市反叛,嬴政迅速調兵平亂后,處死此前被俘的韓王安。
之后,嬴政令王翦之子王賁率軍攻楚,占領了楚國的十幾個城池,把攻滅楚國提上日程。在商議滅楚大計時,王認為“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則認為“不過二十萬人”便可打敗楚國,嬴政遂棄用王翦,派李信和蒙恬率兵二十萬,南下伐楚。王翦因此稱病辭朝。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在南下攻楚的同時,嬴政派王賁攻魏圍大梁(今開封市),無招架之力的魏國縮兵于大梁城內,欲借堅城高墻做最后抵抗。王賁挖渠引來黃河水灌城,三月后城墻坍塌大梁城破,魏王假投降被殺,魏國滅亡。但與楚國交戰的李信軍卻遭遇戰敗。
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嬴政強行起用已稱病回鄉的王翦,湊齊他所要求的六十萬大軍再次攻打楚國。王翦吸取李信冒進失敗的教訓,在進入陳邑(今河南省淮陽縣)、平輿縣(今河南省駐馬店市)一線后便停止前進與湘軍相持。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楚軍松懈向東撤退,王翦趁勢大敗楚軍,俘虜了楚王負芻。楚將項燕隨后擁立昌平君熊啟為楚王,在淮河之南繼續抗秦。同年,秦軍再次大敗楚軍,昌平君死,項燕自盡,王翦又伐取了長江以南的楚地置會稽郡(治吳,今蘇州市),楚國滅亡。
與此同時,嬴政又派王賁對遼東作戰。燕國此時國力羸弱,不堪一擊,遼東很快淪陷,燕王喜被俘。燕國滅亡。秦以其地置遼東郡。隨后,王賁又伐滅代國,俘虜趙代王嘉,徹底滅亡趙國余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賁從燕地出兵,南攻齊國,誘降齊王建攻克齊國首都臨淄 (今山東益都西北)后,將其逐到共地(今輝縣市)活活餓死,齊國也隨之滅亡,而六國至此也盡數被滅。
創制稱帝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完成了對六國(齊國、楚國、燕國、韓國、趙國、魏國)的兼并建立秦朝。在秦代之前,“王”是最高稱謂,但嬴政認為此時稱“王”已不足以顯示其威嚴,于是發詔令重臣“議帝號”,經過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人議論,并在廷尉李斯以及“掌通古今”的博士們的建議下,嬴政自詡“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稱號以確定其至高無上的權力。規定皇帝的自稱為“朕”,命令叫“制”和“詔”,皇上使用的玉質大印稱作“璽”,另外,要在文書上避諱皇帝名字。廢除謚號,將“始皇帝”作為稱號以示子孫萬世相繼。
同時,他采納“終始五德說”,從“土、木、金、火、水”相互制約依次更替的歷史政治理論出發,將秦朝定為水德主運,以示秦朝取代以火德主運的周代是天命所歸。此后,秦朝以代表“水”的黑色為尊,數目以“六”為終極,將十月作為第一個月。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設置“三公九卿制”,以建立起一個以他為首的封建朝廷。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丞相分左右相,太尉掌管軍事,御史大夫則負責轉承詔令制書,監察百官。九卿則分管朝廷的行政事務,人數不止九人,又稱作諸卿。其中包括有奉常、郎中令、衛尉、太仆、廷尉、典客等職位,另有負責內宮事務的侍中、給侍中等內朝官。
在議定尊號、確立“三公九卿制”之后,秦始皇又號令諸臣議定行政制度,丞相王綰等認為應該沿襲商周時的分封制,將皇子封王鎮守六國舊地。李斯卻認為如今天下應由秦始皇一人說了算,應該普遍推行自商鞅變法以來就實行了的郡縣制。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在全國設立36個郡??は略O縣,縣下設鄉、亭、里,里之下十戶成一什,五戶成一伍,并改稱平民作“黔首”。
開疆拓土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軍滅楚后遠征東越,于該地設會稽郡。但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六國舊地對秦始皇依舊心存怨恨。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韓國貴族張良雇刺客刺殺秦始皇,卻只擊中了他巡游隊伍中的備用車輛,但秦始皇也因此受到驚嚇。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十二月,秦始皇在咸陽市微服出訪時再次遇刺,滅掉刺客后,秦始皇渭河平原地區進行了十二天的大規模搜查。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秋,令屠睢率領五十萬大軍攻打百越;次年,取閩越之地建閩中郡,并繼續謀取西越、南越國。為方便轉運糧餉,秦始皇下令開鑿靈渠,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214年),秦軍占領南越、西越,在此設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但傣族之民不肯屈服,藏至山林繼續與秦作戰,為穩固對百越之地的統治,秦始皇將幾十萬他認為有罪的商人、農民等遣送到越地(嶺南地區,主要包括今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及越南北部地區)。
戰國時期,因匈奴時常襲擾與之相鄰的燕、趙、秦三個國家,燕、趙、秦三國分別在北方邊境修筑長城予以防范;后來,匈奴趁秦國伐取六國之際,占領了河套平原的大片土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蒙恬率兵三十萬北擊匈奴,將匈奴一路從榆中縣(今甘肅省榆中縣)趕到高闕(今內蒙古自治區杭錦后旗東北)、河目(今內蒙古烏拉特旗內)。隨后,秦始皇下令在燕、趙、秦舊長城基礎上繼續修筑長城,這條歷經十余年才完成修筑的長城,西起臨洮縣(今甘肅省岷縣),北至山海關區;再從造陽(今河北赤城縣境內)至遼東郡,達朝鮮之平壤。
此外,秦始皇還先后五次巡行各地,并在途中七次刻石立碑彰顯自己的功績。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立瑯玡(今山東黃島區西南)石刻、嶧山(今山東省鄒城市境內)石刻,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立之(今山東福山區境內)東觀石刻,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立碣石石刻,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立會稽(今紹興市南會稽山)石刻。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中修建朝宮,僅其前殿阿殿就“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加上他繼任秦王之后就開始修建的陵墓,以及之前下令仿建的“六國宮”,學者楊寬認為,秦朝每年要征服勞役人數一百五十多萬,接近當時秦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祈求長生
天下初定后,秦始皇嬴政為得到東方六國學者們的支持,設置博士參事行政,他們之中有來自齊魯的學者,也有來自燕齊之地的方士。受方士影響,秦始皇篤信命數,相信有神仙居住在海上的蓬萊區、方丈、瀛洲三島,且持有可“長生不老”的“不死之藥”,并任用盧生、韓終、徐福、侯生等為其尋仙求藥。
為示虔誠,秦始皇自稱“真人”不再稱“朕”,并花費重金令徐等人入海尋找仙藥,但一直沒有結果。由于秦始皇曾規定若方術不能應驗便處死方士,徐巿便欺騙秦始皇,說自己是被大魚阻礙所以不能抵達仙山。秦始皇便令人入海捕殺大魚,并在之后又派徐巿帶領三千童男童女,乘樓船入海求仙山,但徐巿離開后沒有再回來。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又令盧生等為其尋找仙人蹤跡,令韓佟、侯生等為其尋“不死之藥”。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儒生學者淳于越勸諫秦始皇實行分封制,這與秦始皇推行郡縣制、加強皇權的初衷相違背。加之當時常有來自諸子百家學說的學者反對政府法令,為加強思想文化上的控制,秦始皇下令燒掉六國舊史書,并焚燒《詩》《書》以及百家語等涉及到社會、政治方面的書籍,但保留了有關技術的比如醫藥、卜、種樹等方面的書籍。同時,將不同于法家的思想和學說都定為“私學”予以禁止,要求學習百家語等禁書者需拜特定的博士官為師,學習技藝等有關智識方面的學問也需拜官吏為師。
次年,術士盧生、侯生因尋仙求藥未果害怕受罰逃走,臨行前非議秦始皇,說他“樂以刑殺為威”。秦始皇一怒之下坑殺了四百六十多個“非議”他以及秦國國政的儒生(有爭議),他的大兒子扶蘇為此勸諫秦始皇,說用法嚴苛不利于治國,卻被秦始皇遣至上郡(今綏德縣)蒙恬駐守處。
病逝沙丘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外出巡游,除了丞相李斯外,他還帶上了想同去游玩的兒子胡亥。返回咸陽市的途中,秦始皇來到瑯邪(今臨沂市),見到海中仍有大魚,便令人射殺。不久,秦始皇病倒,病重后他寫信給公子扶蘇,讓他返回咸陽(實際是以扶蘇為繼承人)為自己治喪;這封蓋上御印的遺詔未及發出即因始皇崩逝而留存,并將原信存放在宦官趙高處。同年七月,秦始皇病逝于沙丘宮平臺遺址(今河北邢臺市廣宗縣西北)。
身后生亂
秦始皇病逝后,隨行的丞相李斯恐諸皇子因爭皇位引起朝堂動蕩,便選擇秘不發喪,瞞過眾人將秦始皇的遺體悄悄放置在辒涼車中。與此同時,對此知情的宦官趙高沒有將詔書送往扶蘇處,反而想借機擁立與之交好的秦始皇少子胡亥為繼承人。于是,趙高和胡亥對李斯進行威逼利誘,李斯隨即同意和趙高一起扶持胡亥即位。
為此,李斯等人假傳詔令扶蘇以及親近扶蘇的將軍蒙恬自盡,扶蘇不疑有他,不顧蒙恬勸阻自盡。胡亥隨后繼任皇帝位,而被其長時間放在辒辌[liáng]車中的秦始皇,到達咸陽市時遺體已經腐敗發臭。同年九月,秦二世胡亥將秦始皇下葬在驪山陵墓。翌年就爆發了埋葬秦朝的秦末農民戰爭。而秦二世即位兩年后,秦朝滅亡。
施政舉措
政治
創建三公九卿制
秦始皇稱帝后,汲取了戰國時期設置官職的具體經驗,建立了與皇帝制度配套的官僚制度即三公九卿制。“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丞相分左、右,為中央政權機構的最高行政長官,負責協助皇帝處理全國政務;太尉是中央的最高軍事長官,協助皇帝處理全國軍務;御史大夫掌管監察工作,協助丞相處理政事。
“三公”之下設有“九卿”,即負責聶氏宗祠禮儀的奉常;負責執掌宮廷戍衛大權,統轄衛戍軍的郎中令;掌管宮門警衛的衛尉;負責皇帝使用的車馬的太仆;管理RNG電子競技俱樂部事務的宗正;負責管理皇室私家財富、掌管山林池澤稅收和宮廷手工業的少府;負責租稅賦役和財政開支的治粟內史;主管與秦友好的少數民族交往事務的典客;掌管刑罰的廷尉。此外,秦始皇還設置了“掌通古今”的博士,以備皇帝咨詢,同時負責圖書收藏;負責掌管已投降秦朝的少數民族事務的典屬國;負責管理皇后、太子事務以及宮殿建造的詹事。
學者馬平安認為,由于秦始皇深受法家思想影響,賦予最高司法長官廷尉很大的職權用以震懾百官。但這套中央集權的政權機構,使丞相僅為文官之長,且其首設的御史大夫又分去了監察權,進一步縮小了相權。且類似于顧問和智囊的博士,在秦代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事實上構成了對相權的一種侵削。而掌管兵權的太尉,也始終由秦始皇控制。秦始皇創制的三公九卿制,實質上是讓百官公卿通過互相牽制,更好地服務于皇權,主張皇帝與中央政府實行絕對的集權。也確立了傳統中國政治制度中的一種分權原則以及基本框架,對當時的分裂局面具有重要意義,并對此后兩千年來的封建制度形成重要影響。
踐五德終始說
因水、火、木、金、土自中國上古時期就被視作構成萬事萬物的基礎,并因此衍生出五行相勝的學說,即“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進而在戰國時期形成了關于王朝更替的五行相勝的“五德終始說”,即新王朝建立必須有符瑞出現;符德遵循五行相勝、周而復始的規律;新政權建立后必須根據符德改易服色和官號,以示新舊之別。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將“五德終始說”首次付諸實踐,因為周代符德為“火”,便將秦朝定為能“勝”火的“水”德。“五德終始說”源自道家,于是秦始皇將代表道家“道”“一”的“人皇氏”被視作世間最尊貴之王,便采用“泰皇”為帝位號,為示尊崇不敢與其齊名特意去“泰”稱“皇”,并改號為“始”。另將衣服以及旄旌節旗的顏色以五行為“水”的黑色為尊,將十月(冬天的開始,而冬天對應的五行為水)作為每年的頭一個月,數目則以六(對應的五行為水)為終極,虎符、法冠皆六寸(約13.86厘米),并以六尺(約138.6厘米)為一步,六馬為一乘,將黃河改名為德水。又因“水主陰,陰刑殺”,主張嚴刑厲法。
李申在《中國儒教史》中認為,秦始皇踐行五德終始說,指出了周代覆滅的必然性,從而讓人們認識到王朝迭代具有合理性。湯其領的《秦漢五德終始初探》以及學者臧知非的《秦漢歷史轉折的思想史分析》均認為此舉除了向天下證明秦朝政權是順應天意而生,還成為推行法家路線的理論基礎。趙瀟在《論五德終始說在秦的作用和影響》中認為,秦始皇將陰陽五行之說與方術相結合,多次派人尋訪“神仙”,祭祀名山大川以及八神,又將自己置于僅次于“人皇氏”之下,高于三皇五帝的位置,從而“人神合一”以示自己才是自然界的主宰,借此加強了皇權。
學者顧頡剛認為五德終始說在他的推行下,在秦朝影響廣泛,并促進了西漢末期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德始終說的創立,而自此后,中國歷朝歷代都將五德之序的推演作為本朝合法性的理論依據。汪高鑫在《五德終始說與漢代史學的正統觀念》中認為,五德終始說作為解釋王朝興替的理論基礎,包含了經世意識與正統觀念,對后代史學造成影響。比如班固出于史書服務政治的訴求,在撰寫《漢書》時摒棄了《史記》的紀傳體通史的形式,拒絕將漢朝排列在秦朝之后,新辟了斷代紀傳體的史書寫法,而此后史書也多以斷代史的形式體現。
廢分封行郡縣
自春秋時期起,秦、晉、楚等國家常把新兼并的土地改為“縣”而不作為卿大夫的封邑,以鞏固邊防、加強中央集權,但各國依舊是分封制與郡縣制并存的政治體制,且郡縣制度也各有不同。在統一六國、強化中央集權機構之后,為管理遼闊的國土,秦始皇與群臣討論過后,采用李斯建議,摒棄了會侵奪君權的分封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郡縣制。
為此,秦始皇規定宗親貴族需有軍功才能享受貴族待遇,徹底廢除了分封制,結束了國家君主與貴族共治天下的時代。推行秦國自商鞅變法起就實施的郡縣制,將全國分為三十六個郡,隨著邊境的開發和郡治的調整,全國的郡數最多時曾達到四十六郡??さ拈L官由朝廷任命。郡下設縣,萬戶以上的大縣設縣令,萬戶以下的小縣設縣長。縣令是一縣的最高長官,直接由國君任免,另設負責輔佐縣令的縣丞;掌管一縣軍事的縣尉;掌管畜牧的縣司馬;掌管農業的縣嗇夫。
縣以下設有鄉、亭、里,大致是百家一里,十里一鄉。大鄉為一千五百戶到二千戶,小鄉為三百戶。鄉的官吏設置有兩種,一種為三老、嗇夫,一種為有秩(職同嗇夫,規模大者設有秩,小者設嗇夫)、游檄以及鄉佐。其中嗇夫(或有秩)負責管理訴訟、收賦稅,主管鄉內主要行政事務;三老掌教化;游檄禁賊盜管理地方治安;鄉佐負責輔佐協助處理有秩的相關事務。對于西南、東南和西北少數民族的統治,設立少數民族地區置吏,使之成為秦國的一個組成部分。
亭是和鄉同級的地方政府,直接隸屬于縣,一亭直接管轄的戶數有幾百戶到一千多戶居民。設有亭長、亭嗇夫、亭佐、亭校長、求盜、亭父、鼓武吏等。其中亭長掌一亭事務,兼管停留旅客;亭佐為亭長副職;亭嗇夫理民事;亭校長掌治安;求盜捕盜賊;亭父負責管理衛生;鼓武吏在遇有盜賊等緊急情況下負責擊鼓報警。
鄉、亭之下設里,里設“里正”,為秦始皇名諱一般稱“典”或“里典”,負責派遣徭役、監督戶口、維護本里的治安、協助官吏辦鄉事,組織生產等。里之下十戶成一什,五戶成一伍,并改稱平民作“黔首”。
萬昌華在《郡縣制度評價理論述評》中認為,秦始皇廢除分封制,實施郡縣制,消除了諸侯割據的隱患,加強了對普通勞動人民的控制,促使中國從奴隸制國家向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邁進,自此國家權力運行多憑借皇帝個人意志,皇帝之所為也成為帝制時代國家興衰治亂的緣由和根據。冉光榮在《論郡縣制度》中認為,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有利于中國在政治上長期保持統一,從而促進了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
學者馬平安認為,郡縣制的推行,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便于國家統一調配人力、物力,為加強國家國防力量,推行統一思想、統一貨幣度量衡等制度改革打下基礎,推動了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交流,使中國社會走向統一的趨勢越來越強勁,對中國政治制度的進步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移民通路
為防六國原有貴族和士族生亂,秦始皇稱帝初年就下令“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市十二萬戶”。南征百越、北驅匈奴后,秦始皇遷徙50余萬人口去東南地區居住,又遷徙數十萬人口到東北邊境處生活。學者王子今認為,經過大規模的移民,邊境人口構成發生變化,帶動當地生產生活方式發生改變,促進了文化融合,對社會秩序的治理以及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起到積極作用,秦朝也由此加強了對邊境地區的控制。
戰國時期,各國道路標準不一,為防他國侵襲,特意采用不同的車距,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下令拆除六國舊地的關塞堡壘和城墻,隨后在各地修筑馳道,并將馬車兩輪之間車寬統一定為六尺(約合今138.6厘米)。此外,秦始皇還以京城咸陽市為中心向全國各地修筑發散性的馳道,兩旁種植松樹并標明路線,馳道中央是皇帝獨用的專路,專路兩旁允許老百姓行走。掘通由六國修筑堤壩,疏浚鴻溝連通濟、汝、準、泗等河流,在吳、楚、齊、蜀等地大興水利工程,以方便各地行船和周邊農田的澆灌。在西南夷修筑五尺道,以加強對西南夷的控制。并在各交通要道上,每隔30里便設“郵”或“置”,專為差官信使的過往、換乘、飲食和住宿所用。
學者馬平安,秦始皇決六國關隘壁壘,修成馳道,通達水路,使秦國各地有了發達的交通網絡相連接,方便了各地居民的經濟和物資交流,也讓各國貴族失去了再次據險關、修城池、割據稱雄的地理條件。郵傳的設置,保證了皇帝的指令能夠及時地傳達到全國各地。而這些舉措為秦朝的統治帶來了方便,也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實效。
學者王子今認為,隨著道路交通的便利,槳輪船等交通工具的制作工藝得以發展,車馬出行也被后世沿用,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重要交通形式。而便利的交通和先進的交通技術,不但加強了咸陽市與各地的政治聯系,還有利于秦人吸收和學習各地先進文化,促進了秦文化的發展,從而使秦文化具有具有高度開放的富于進取性的特點。
李金池在《秦開五尺道 漢通西南夷》中以及李進在《秦朝的邊疆經略》中認為,秦始皇修筑“五尺道”連接云南省和四川省之后,巴蜀商人將鄧地(今西昌市、鹽源縣和滇西北)的牛馬輸入四川各地,又把四川的鐵質生產工具輸進云南,從而提高了西南夷地區的生產技術。同時,又密切了西南夷與中原地區的經濟聯系,沖破了當地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結構,傳播了漢族文化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對西南夷的社會開化和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而西南夷地區的茶文化也開始向中原地區傳播。其對中國西南地區的開發和治理,為漢代對西南邊疆的進一步開發奠定基礎,促進了中國社會民族融合和經濟文化的發展。
經濟
實行重農抑商
由于其統治者認為,國家需要從事農業之民來生產糧食和繳納稅賦,但百姓不管從事商業、手工藝業還是農業都可以糊口,且如果不抑制商業,從農之人就會減少,于是,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一直實施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而秦始皇建立秦朝后,更是將重農抑商在全國范圍內予以推行。
為此,他鼓勵農業生產,承認土地私有制,并采用“黔首自實”的方式統計平民田產數量,以提高百姓進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從而為賦稅征收創造了條件。為解決部分地區勞動力不足的現象,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后,用免除徭役的方法鼓勵農民遷移到勞動力不足的郡縣,往南北邊境遷徙人口令他們開荒墾地,又興修靈渠等水利工程用以通行以及灌溉。與此同時,秦始皇打擊包括商業在內的與農業無關的行業,將各地有財有勢的大商人遷到外地,還曾把有錢的商人同犯人一起發配,令他們遠征或者戍守邊境,甚至規定家中三代內有商人戶籍的都要予以發配。
學者林劍鳴認為重農抑商的經濟舉措,維持了以農業為基礎的封建經濟秩序,保護了封建經濟所有制,從而為秦朝打下經濟基礎,有助于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形成?!吨剞r抑商思想在我國經濟社會中的影響》一文認為,重農抑商也為秦代以后的封建王朝采用,雖推動了農業發展、鞏固了封建統治者的地位,有利于穩定社會秩序,但同時也禁錮了人民的思想,阻礙了資本主義在我國的發展,并為我國后續的經濟的平衡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統一貨幣度量衡
秦朝統一之前,貨幣和度量衡混亂。貨幣制度、計量用具、衡量單位各不相同,對統一國家的商品交換、國家賦稅征收、財政管理以及社會治理造成障礙。為此,秦始皇將秦制度量衡作為標準在全國推廣,并立法杜絕私造度量衡器。隨后他又下令廢除六國舊錢幣,規定此后由國家統一鑄造錢幣,在全國范圍內使用黃金和銅錢兩種貨幣,并規定了新舊錢幣的兌換率。而新貨幣中,以黃金為上幣,銅錢(半兩錢)為下幣。貨幣和度量衡統一之后,會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的貨幣以及度量衡的混亂,從而鞏固封建國家的統一,客觀上有利于經濟發展和全國各地之間的經濟聯系,并促進商品經濟發展。
《關于秦始皇統一貨幣的問題》一文認為,由于秦始皇沒有按照當地經濟情況來衡量貨幣價值,致使兌換不公,加上秦始皇頒布統一貨幣舉措的當年便離世,新繼位的胡亥為維持貨幣流通,又發行了更多貨幣,使用了不當的貨幣政策,給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并招致強烈不滿,此舉也成為秦朝滅亡的誘發條件之一,致使秦朝貨幣的統一最終并未實現。《秦統一貨幣的形制及其歷史意義》一文,秦始皇統一貨幣以及度量衡的政策對后世產生較大的影響。后世封建王朝多提倡貨幣由官方統一鑄造,貨幣也多沿用圓形方孔的形制,同時奉行統一的貨幣和度量衡政策。
規制財稅戶籍
戰國時期,宗室貴族在封邑內有征收財稅之權,秦始皇在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后,將財稅之權也收歸中央,設“治粟內史”統領國家財稅,另設“少府”管理皇室財務,將國家和皇室的財稅徹底分離,同時,在地方設“縣丞”“嗇夫”“部佐”負責國家賦稅的征收和管理。加強對國家財稅的管理。
在實施“黔首自實田”的同時,對戶籍內容進行豐富,將有田人家的男女人口、性別、年齡、擁有土地面積等狀況分門別類進行登記造冊。學者黃天華認為,秦始皇規制財稅戶籍方便了國家的賦稅征收和管理,在此之后,戶籍制度成為封建國家“庶事之所自出”的一項重要制度。而秦始皇創制的統一的財稅制度,也對后世封建王朝產生深遠影響。學者馬平安認為“黔首自實田”法令的頒布,在中國土地制度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秦始皇承認土地私有制的做法,既順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又為民間土地兼并創造了新的條件,從長遠看也順應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標志著中國封建制度的基礎一一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全國范圍內確定,并得到了國家政府的保護。使國家獲得了穩定的賦稅來源,迅速增強了國家實力。
并行賦稅徭役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首創了賦稅徭役并行的賦役制度。除了繳納田稅(土地稅)、計口稅(人頭稅)等賦稅外,百姓還需要參加無償性的力役,再加上其他雜稅課征,百姓負擔很重。學者楊寬認為,此舉為秦末爆發農民大起義埋下伏筆。學者黃天華認為,賦稅徭役并行的賦稅制度成為后世中國封建國家沿用并賴以生存的經濟支柱,以及用來調節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主要手段,在中國財稅制度發展史上占有較重要的地位。
法律
戰國時期,各國治理國家的方式不同,而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推崇法家思想并因此逐漸強大,最終統一了六國。秦始皇建立秦朝后,決定繼續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天下,且將“法治”“重刑”作為秦朝的立法指導思想,制定了較為完備的秦律,在全國范圍內加以推廣。
秦朝的法律有律、令、法律答問等多種形式,現已無完全版本流傳。根據1976年湖北云夢縣出土的秦簡得知,秦律主要分為:其一,單行條例,如《田律》《工律》《搖律》《軍爵律》《置吏律》《除吏律》《效》等近 30種;其二,案例與疑案問答,其中有60多條是關于治“盜”的。其三,關于判決程序的規定與說明。其四,地方政權發布的文告(僅在當地有法律效力)。
此外,秦朝實行“通法入仕”即熟知法律的人就可以在秦朝任官,且秦朝的官員必須是熟知律法之人。又在中央另設置廷尉專門執掌刑罰,由于秦朝奉行法家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治國理念,要求法官依法斷案,并會對違法斷案的法官施加懲罰。
秦律法國網球公開賽嚴密、條目繁雜,單是死刑,就有棄市、腰斬、車裂、梟首等十多種。學者楊寬認為,秦始皇傾向“輕罪重刑”,對違反秦律者常進行重判,在他的影響下,官吏多執法嚴厲,百姓也因此痛苦不堪。學者劉澤華、王連升認為,延續秦始皇法制思想的胡亥為繼承皇位,不惜殺害兄弟姐妹,對百姓實施高壓政策,為秦末農民大起義埋下伏筆。
學者閆曉君在《秦律:中國“第一”律》一文認為,秦始皇首創了“律”這種成文的法律形式,以及律法名詞、術語以及原則,體現出高超的立法技術,初步構建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司法體系,產生了完整的法官法吏制,其所創的刑罰原則也被后世沿用,進而影響后世封建王朝的律法制定以及實施。學者林劍鳴認為,秦始皇制定的法律,多為嚴明社會秩序、保護封建階級利益而設。自他之后,后世封建王朝也多將君主旨意作為唯一的法權淵源,進而影響到封建法制、以及中華法制體系的特征。
軍事
管理兵器
秦滅六國后,為消除六國反對勢力,下令將六國兵器集中到咸陽市銷鑄,用以鑄造十二座“鐘金人”,將它們作為懸掛編鐘的架子,這些大小不一的銅人,都被鑄成“狄人”形象,以示天下一統。同時,將秦朝公有的兵器通過銘刻等方式進行標記,要求士兵在戰后及時歸還,對攜帶兵器逃跑的士兵嚴加懲治。并私有兵器進行限制,有償征收民間非法擁有的兵器,不允許民間持有殺傷力較強的長兵器等,持私有兵器斗毆之人會受到嚴厲處罰。秦始皇對兵器的管理,為維持秦軍戰力做出貢獻,且有利于穩定社會秩序,而其管理公有、私有兵器的方式被漢代以及后世沿用,這種對私有兵器相對包容的兵器管理方式,在一定時期內緩和了社會矛盾,但也對封建政權的統治造成不利影響。
收歸兵權
秦始皇實行普遍征兵制,以徭役的形式征召軍士,凡十七歲以上,爵位在“不更”以下的男子,隨時都有可能被征召入伍。他們多成為材官(步兵)、騎士(車兵和騎兵)、樓船(水兵)被編入直屬中央的部隊或者地方武裝部隊當中,組成一支陣容強大的軍隊。秦始皇規定凡“用兵五十人及以上”必須有調兵的虎符,即便是調動地方武裝,也要有兵符或者蓋了御璽的詔令,從而將調兵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強了軍事集權。
征伐拓土
自嬴政繼任秦王以來,秦國不斷出兵蠶食六國。嬴政親政后,采取“先近后遠”“先弱后強”的軍事策略,籠絡魏國和齊國的同時,先伐滅韓國和趙國,繼而又接連興兵,直到統一六國,建立起秦朝。之后,秦始皇又派兵在北面擊退匈奴、南面攻取百越,又以軍威迫使西南夷臣服,從而更大化地開疆擴土,為建立起一個“大一統”的王朝打下基礎。
文化
書同文字
戰國時期,六國對文字的讀寫各有異同,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為方便各種文書和檔案的書寫和傳播,下令廢除六國各有不同的舊文字,在原來秦文字的基礎上簡化字形形成小篆,并命李斯、趙高、胡毋敬用小篆分別撰寫《倉頡》《愛歷》《博學》以推廣小篆作為統一文字。此外,字體規整的隸書也是秦始皇認可的另外一種通行字體。這些字體相比以往舊文字更容易書寫,有利于文化的傳播,而秦朝以前的文字也就此斷絕。學者白壽彝、林劍鳴認為,自秦始皇統一文字后,在此后的漫長歷史進程中,中國文字始終是統一的,而文字的統一,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統一,以及文化上“大一統”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統一思想
戰國時期,中國社會正處于大變革時期,思想上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狀況,諸子百家雖均認為控制人心、統一思想是統治者實現社會控制的基本途徑,但對實現統一思想的方式觀點,比如儒家提倡人治而治人心,法家提倡以法專制從而統一思想。秦始皇統一全國后,運用國家政權之力,強制推行思想上的統一,根據李斯提議禁除一切不同于秦朝“法教”的學說和思想,不允許人們對國家政策和法令進行批評議論,以達到沒有任何“巷議”和“心非”的高度的思想統一。
為此,他下令焚燒《詩》《書》、百家學說等一切可能教會人們思考問題的書籍,并規定若想要學習醫藥、卜筮、種樹等技藝,則要“ 以吏為師”。將那些對“焚書”等統一思想的舉措不滿并私下議論朝政的方士和復古儒生一律坑殺。秦始皇統一思想的舉措,確立了以法家為中心的思想專制,鞏固了新生政權,但其所使用的專制手段,加劇了統治文化和地區文化的沖突,而其實施的“焚書”“坑儒”等強制手段,毀壞了六國史書和《樂經》等文化典籍,中斷了先秦學術文化趨向融合的發展大勢,禁錮了人們思想,使其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引起諸多知識分子的強烈不滿,秦始皇也“焚書坑儒”長期背負暴君罵名。
規制教育
秦朝之前,貴族的啟蒙教育主要來自家庭設立的私塾,平民的教育則主要來自家庭長者關于的道德方面的傳授,求學問者也多拜私人為師,教育權主要歸于“私學”,而學識不同的老師,往往授予學生不同見解,并由此衍生出諸子之學。戰國時期,秦國采用商鞅重視法教的文教政策,排擠除法學之外的諸子之學,法教精神在秦國廣為流傳,呂不韋曾試圖在秦國推崇儒家、道家,批判墨家和法家,卻受到排斥以自盡而告終。而以法教為主的秦國也和其他六國的文化傳統相互對立。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在六國盛行的諸子百家各有師傳,經常對秦朝政治舉措提出質疑,而秦始皇認為私學容易滋生朋黨,并根據李斯提議把一切不同于秦朝“法教”的學說和思想都稱為“私學”予以禁止。
又在中央和地方設置法官法吏,令他們傳播法治,宣揚教化。同時設置學室,教授《史籀篇》《倉頡篇》等以培養史之類的吏員,并規定欲學習詩書、百家語等禁書者,需拜專門的博士官為師。而欲學習智識技能之人,需到相關機關單位實地學習操作,欲學習醫藥、卜筮、種樹等技藝法令者也需以官吏為老師。從而將教育權收歸中央。
由于該制度的文化專制性、片面性和局限性,最終誘發了焚書坑儒。但其相關制度促進了漢代郡國教育的形成與發展,其以實用性為教育內容的特點被漢代教育吸納繼承,并最終形成了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基礎的“六藝”,以及《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基礎的“新六藝”,使其成為中國古代傳統教育的主要內容。而將育才與教化相結合、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統一也成為秦漢學吏教育的主要特點,在中國古代教育史占據重要地位。同時,其為學室所編著的教材如《倉頡篇》等被后世歷代采用影響較為深遠。
成就及影響
統一中國
經過商鞅變法及秦國前幾代國君的積累與發展,秦國國力在秦始皇嬴政繼位后達到鼎盛,從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接連出兵伐滅韓、趙、魏、燕、楚、齊六國,建立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大一統的秦朝。在此之后,秦始皇由南征百越,向北驅趕匈奴,修筑長城,并在中國西南地區設郡縣,加強對西南夷的控制,使秦領土東至太平洋,西到臨洮縣(今定西市)、羌中(今青海省、西藏自治區及四川西北,甘肅西南),南到北向戶(今珠江三角洲),北據黃河,達到空前的遼闊,促進了中國民族關系的發展,使中國開始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并在政治上進入一個“大一統”的時代。
學者王子今認為,秦始皇兼并六國,結束了中國自西周之后幾百年來的紛爭,并建立起中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為中華帝國版圖的主體部分確立了基礎輪廓,構建了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和文化意識。學者翦伯贊認為,秦始皇的統一促進了中國社會從初期封建社會大范圍內轉變為一個嶄新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帝國。但學者林劍鳴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有其積極一面,但沒有解決秦國與六國相互仇視問題,為其滅亡埋下伏筆。
韓在忠在《秦始皇經略嶺南越人地區述議》中認為,秦始皇征服百越后,在百越設郡縣將其納入治下,擴展了原有的疆域,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控制,卻令百越之地飽受戰爭之苦,同時牽制了秦朝兵力,削弱了秦朝在中原的控制力。學者王子今認為,在南征百越過程中,秦朝使用了駕駛樓船的特種軍隊(樓船之士),是中國乃至東方造船史、航運史、軍事史上的一次重要進步。秦始皇在南海置郡,擴展了中國海岸線,對中國海疆史、南海資源開發史和海洋交通史都有著較重要的意義,為西漢時期開通南洋航路打下基礎。他在百越地區所修建“靈渠”,促進農業發展的同時溝通了長江水系和珠江,強化了交通,為中國建立起南北貫通的內河體系打下基礎,對東方史、世界史產生積極影響。
學者李治亭認為,秦始皇北驅匈奴、修筑長城是當時防御匈奴南襲的較好手段,緩解了戰爭的發生,且長城的防御功能在此后近兩千內被歷代王朝所接受,長城也成為因此被視作內地與邊地的分界線,從而出現華夷之分的觀念,形成了新的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影響著歷代疆域版圖的確立,以及民族關系和文化融合。
后世影響
近代政治學家、學者蕭公權在《君主專制政體的實質》中認為,自秦始皇稱帝之后,皇帝的稱號被歷代封建帝王沿用了2000多年之久,他所建立的君主專制制度奠定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礎,他開創的統一帝國也標志著中國開啟了封建制度的王朝更迭?!蛾P于大一統思想理論體系的歷史考察》一文認為,自秦始皇創立的帝國使大一統思想以及理論深入人心。
近代學者王韜認為,在秦始皇建立的君主專制制度影響下,君尊民卑之風盛行,君民上下隔閡,官員高高在上、獨斷專行,對人民層層剝削,將國家盛衰興亡系于皇帝一人。近代學者章士釗認為,秦始皇建立的君主專制制度使專制權力不受約束,阻塞言路,從而使中國封建社會君主陷入長期的自我蒙蔽當中。中國早期的駐外使領薛福成還指出,秦始皇創立的君主專制制度成為近代中國落后的根源所在。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先生則認為秦始皇創建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是中國兩千余年來利用暴力手段和愚民手段壓榨人民、摧殘學術的開端,且根深蒂固,辛亥革命雖在形式上推翻了君主專制統治,卻無法結束中國的專制之禍以及帝制思想。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認為,秦始皇建立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啟了中國歷代爭當皇帝的亂局。
歷史評價
曾為秦始皇出力的謀士尉繚認為他“少恩而虎狼心”,不得志時會輕易屈居人下,若得志則“天下皆為虜”,為此不愿和他長時間相處。曾為秦始皇尋“長生之道”未果的方士盧生則說他“天性剛戾自用”,喜歡用殺人的方式立威。西漢時對秦始皇的負面評價進而延展到他的施政舉措上,比如西漢政論家賈誼認為秦始皇是暴虐貪婪的人,“行自奮之志”對功臣、士民都缺乏信任。西漢名臣主父偃認為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不知道休養生息以至于民生凋敝?!?a href="/hebeideji/7222845980315893819.html">鹽鐵論》中則認為秦始皇嚴苛刑罰且喜歡使用武力并因此不得人心。
漢代史學家對秦始皇的評價則有正面部分,比如史學家司馬遷雖也表明過秦始皇“取天下多暴”又好大喜功“自以為功過五帝”,但同時又認為秦始皇開啟了在全國范圍內明法度、定律令的施政舉措。東漢史學家班固更加明確地指出秦始皇“并兼天下”“制成政令”,對后來的王朝產生了影響,且他認為秦始皇是個勤政之君,每天要處理一石重的公文才肯罷休,但又因為他“專任刑罰”“晝斷獄”,給百姓造成危害,因而認為秦始皇是個“奸邪并生”的人。他同為史學家的父親班彪則直接肯定了秦始皇的部分施政舉措,認為他實行郡縣制是正確的,而漢承秦制改立郡縣,能使“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
唐代以后,關于秦始皇的正面評價多起來,比如柳宗元在《封建論》里認為,秦始皇廢除分封制,使用郡縣制,是大勢所趨。明代政治家張居正對秦始皇進行正面評價,認為他創制立法貢獻大,直至明代還能“守之以為利”,并認為秦朝亡國都因“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內發,六國余孽尚存”所致,而秦始皇卻不幸遭受罵名。近代學者章太炎在《秦政記》也贊揚秦始皇,認為他可以和三皇五帝一起比較。梁啟超在《戰國載記》表示,在世界范圍內像秦始皇這類的雄才都罕見,認為他所設政治制度對后世影響很大(多有皋牢百代之概),并認為漢代對他的惡評有失公允。魯迅還曾為焚書坑儒一事為秦始皇叫屈,認為秦始皇雖為統一思想而燒書,卻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還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以博采各種思想,與阿道夫·希特勒燒書不能相提并論,他還認為秦始皇在歷史上是做過貢獻的,落下壞名聲是后世之人“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
另有一分為二的近代評價:比如近代史學家呂思勉認為,秦始皇是個有政治理想的人,制定的政策也好,但“行之似過于急進”,使人民不堪重負他卻“虐民以自奉”,并認為“過于急進”是施政失誤但他“嚴酷淫侈、用法刻深”是不可饒恕的。近代學者黃仁宇則認為秦始皇的確“殘酷無道達到離奇之境界”,但他目光長遠地設計了統一中國的步驟,手腕高明又“何能不加仰慕”。美國史學家勒芬·斯塔夫羅斯·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秦始皇的改革“侵害了許多既得利益集團”,引起了普遍的憎惡,“加上秦朝缺乏能干的繼承人”才導致秦王朝短命,但自他之后,中國從分封制的國家變作中央集權制的國家。
相關爭議
焚書坑儒
《史記》載秦始皇(公元前),曾因方士非議秦始皇坑殺四百六十多名術士,但同時也提到“諸生皆誦法孔子”,從而將術士和儒生歸為一類。《漢書》將此認定為事實,并首次提出“書坑儒”的說法,焚書坑儒也被歷代視作秦始皇實施暴政的證據之一。
近代學者魯迅認為秦始皇雖為統一思想而燒書,卻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沒有造成嚴重后果,還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以博采各種思想,還認為秦始皇落下壞名聲是后世之人“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當代秦史專家王子今認為,因為秦始皇對思想方面的嚴格控制,的確燒掉了他認為“不中用”的書,坑殺了傾重“議論”“談說”的稷下學宮學者(不僅僅是儒生),造成了一場文化浩劫。當代學者李開元認為,焚書是事實,但《史記》中關于被坑殺之人的名稱記載卻依次從方士變為文學方術士、諸生以及“皆頌法孔子”的儒生,且有名的方士如侯生等卻沒有被坑殺,且此事還經歷過后世的編造,所以坑儒事件并未發生,是后世儒學的經師編造出的偽史。梁安和、徐衛民在《秦漢研究》中對李開元的觀點表示支持,并認為歷史上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記載有污名化嫌疑。
暴君之議
據《史記》載,秦始皇鼻子周正,眼睛狹長,聲音像虎狼,胸骨較為突出。另外一種說法是《太平御覽.卷八十六皇王部十一始皇帝》中,描述秦始皇的外貌是:嘴唇豐滿較厚大,額頭中間隆起象太陽,長眼睛,鼻子豐隆,身高有8尺6寸(近兩米)?!?a href="/hebeideji/7163966767587934245.html">史記》記載說秦始皇于37年7月丙寅日因為疾病而死,地點在沙邱平臺。趙高等篡改遺囑立胡亥為太子繼位。秦始皇為政期間大興土木,致使民不聊生,西漢政論家賈誼也認為秦始皇是暴虐貪婪的人。近代學者黃仁宇認為秦始皇的確“殘酷無道達到離奇之境界”。學者楊寬更是在《戰國史》里申明秦始皇為大興土木,致使人民承受沉重的賦役,的確是個殘酷的暴君。但由于歷代來,有學者如魯迅等認為其焚書并未造成嚴重后果,也有學者如李開元等對坑儒事件進行質疑,,且據后世考古發現,阿旁宮在秦朝時連前殿核心工程都未完成,而關于秦始皇是否是暴君也存在爭議。郭沫若曾認為,秦始皇被稱作“暴君”并不客觀,抹殺了他對歷史的貢獻性。而漢代之后,如學者黃仁宇、呂思勉、楊寬等,在認為秦始皇統治殘酷的同時,也曾肯定其在歷史上的貢獻性。另有學者如梁安和、徐衛民等認為秦始皇在歷史進程中曾被污名化。學者段清波認為,秦始皇的形象在西漢時遭到了妖魔化,秦始皇在位期間多次出巡以及前往泰山去封禪是想向東方六國宣傳他的施政綱領,告訴他們“未來人們的生活怎么樣能更加美好”,想做一個文化的整合,雖然在他死之前都沒有完成,卻奠定了此后秦漢文明形成的根本基因。只是,晚年的他過于迫切,才造成了許多決策失誤。但不能只將秦始皇視作暴君,而忽略了他是一個有作為、勤政的皇帝這一事實。
姓氏之爭
關于秦始皇的姓氏,《史記》中有三種記載,據《史記·秦本紀》載,秦始皇先族自舜帝之時就被賜姓贏氏,故秦始皇為贏姓,《史記·秦始皇本紀》卻載,秦始皇名為政,姓趙姓。而《史記·秦始皇本紀》在記載班固評價其“呂政殘虐”時,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注解說,秦始皇之所以被稱作呂政,只因為其母嫁于秦莊襄王子楚時已懷有身孕,而其生父是呂不韋。
呂氏之說,多源于后世對秦始皇的身世猜疑(詳見身世爭議),先秦考古專家李零認為,族姓是西周時期的制度,而《史記》中關于“舜賜姓嬴氏”的記載應該是后世的傳說。關于秦始皇的姓氏為趙的說法來源,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做出兩種解釋,其一認為秦始皇于趙國出生,所以名曰趙政;其二認為,秦、趙同祖,而周穆王曾將趙城封作造父,而秦也以趙城為榮, 所以秦始皇姓趙。
《秦始皇生平考略》一文中認為,秦始皇之前,秦國以嬴為祀,故其姓嬴不姓趙。《<史記>所見秦始皇姓氏辨析》一文中認為,先秦時期,姓與氏一分為二,其中男子稱氏, 婦人稱姓,而春秋時姓氏發生變革,并于戰國末期開始合二為一,秦始皇姓氏之爭或與正處于姓氏合流的轉換期有關,并認為秦漢,秦始皇不會采用先古嬴姓,而會因司馬貞所述的“趙城之故”,姓氏為趙。《秦始皇姓氏議——兼及先秦秦漢時期姓氏問題》一文中認為,先秦時期,只有氏才能冠于名之前,也就是說秦始皇即便姓嬴,卻不能稱“嬴政”。同時,由于氏代表尊貴,秦始皇及其先祖多為秦國國君,而趙姓不過是晉國大夫之氏,秦始皇不會因趙氏尊貴冠趙氏,所以稱其趙政、嬴政均不合適,或可以稱之為秦政或秦王政。
身世爭議
據《史記.呂不韋傳》載,呂不韋將已懷了自己孩子的趙姬送給在趙國為質的秦莊襄王,趙姬嫁給子楚十二個月后生下了秦始皇,漢代史學家班固在評述秦始皇時直呼他為“呂政”,以示其是呂不韋之子。但漢代之后,學術界多認為秦始皇的生父不是呂不韋。比如明代王世貞認為秦始皇不可能是呂不韋之子,還推測認為此流言要么是呂不韋故意編造用來保富貴,要么是他被貶職后門客們故意編造用來泄憤。當代學者孟祥才則認為,秦始皇生父就是子楚,關于呂不韋是其生父的傳聞是呂不韋被罷免后才傳出來的,或是呂不韋黨羽有意編造并想借此為奪權做輿論上的準備。當代學者李開元也認為呂不韋是秦始皇生父這一傳言是后世添加。美籍華人學者梁少熊認為,說秦始皇是呂不韋之子,完全是無稽之談。
不立皇后之謎
《史記》等史書上并沒有關于秦始皇立后的記載,學者王育民由此認為,秦始皇沒有立后是因為秦朝沒有皇后制度。秦史學者王子今卻認為,史書沒有相關記載,且胡亥發動沙丘之變即位時秦朝也的確沒有皇后,但不能就此斷定秦始皇不曾立后、秦朝沒有皇后制度。而學者安作璋、孟祥才根據《漢書》中“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的記載認為秦朝當時已經建立完備的皇后制度。當代學者張敏進而認為,秦代時已經有了立后制度,但秦始皇出于自身性格、對母親趙姬的怨恨、對皇后人選的猶豫不決等原因沒有立后或者沒來得及立后。秦史學者張文立認為,秦始皇因為性格多疑且獨斷、妻妾眾多挑花了眼、天下一人獨大覺得是否立后無所謂等原因不想立后,而秦始皇也沒有皇后。
大興土木爭議
歷史上有很多關于秦始皇大興土木的記載,學者楊寬認為,秦始皇因為大興土木,每年要征服勞役人數一百五十多萬,接近當時秦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楊振紅通過考察秦朝涉及官徒勞役分配規定的《岳麓書院藏秦簡 (肆) 》“2132+1998簡”認為,秦始皇在位期間的確有過大興土木,自他伐滅六國起至胡亥滅亡秦國共計建造皇宮關中三百、關外四百余,僅咸陽市旁二百里內就有宮觀二百七十余所,其中以阿殿最為壯觀。當時參與營建皇宮和驪山墓的主要是“隱宮徒刑者”常年保持在七十余萬人。
任怡則認為,秦始皇為政期間,全國有近200萬人同時服役的時間大概存在了兩年,把時間模糊計算為整個秦始皇在位時期,未免有失偏頗。除了數據之外,且被他派去做勞役的主要是犯人以及一些不從事或從事較少農業勞動的人,比如贅婿和商人。雖有濫用民力的地方,但說他大興土木是夸大其詞。學者段清波認為,秦始皇修建陵墓的實際時間不到十年,司馬遷在《史記》中拿秦始皇說事,其實在影射劉徹。秦始皇在最后的五年時間里,由于過于急切看到治理效果,做出了包括修秦始皇陵、長城、阿房宮遺址、弛道,以及開發嶺南的失誤決策,這些大型工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也只是個短期過程,但《史記》帶給我們關于秦始皇大興土木的印象卻是不準確的。
阿房宮的爭議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渭南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宮前殿,且其核心宮殿“東西五百步(650-700米),南北五十丈(約115.5米),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規模宏大,但根據現有考古發現,其公認的前殿臺基最大尺寸為東西長1270米,南北寬126米,地面以上現存部分高9米,且根據考古數據發現,阿房宮在秦朝時只建成了臺基及其北墻、東墻和兩墻(墻頂部有建筑),連阿殿的核心建筑前殿也沒有最終建成。另據《史記》載,項羽曾放火焚燒阿房宮,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阿房宮考古隊領隊李毓芳等在阿房宮考古探測中,并未發現被火焚燒過的痕跡。
學者楊東宇、段清波認為,漢初為了政治需要,大興土木被列入秦始皇執政期間最嚴重的罪過之一,阿房宮也成為一個“罪證”,但近代通過考古發現,司馬遷筆下關于阿房宮的記載或許只是一個政治概念,或是根據當時國家檔案中秦朝的相關設計文獻所述,而實際并未建成。所謂項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的記載也不是為了佐證阿殿的雄偉,但根據現有的考古發現,阿房宮沒有被焚燒的痕跡。
防銹技術之爭
1975年初一把秦制青銅劍從秦始皇陵兵馬傭坑出土后,引起國內外學者的爭議。這把劍出土時表面無銹,且可以輕易刺穿十幾張報紙,經檢測其劍體表面存在含鉻的氧化層,被認作秦人已掌握了用鉻防銹的技術。然而,西方學者如劍橋大學考古學家馬科斯·馬汀·托雷等對此表示懷疑,曾發表論文認為直到1935年、1950年時德國和美國才分別掌握使用鉻酸鹽或重鉻酸鹽的防銹技術并申為專利,2000多年前的秦朝人不可能掌握這樣技術,并認為青銅劍表面的鉻是來自漆料中的鉻污染,屬于巧合??脊艑W者何堂坤通過對6件表面含鉻的青銅器的研究后也指出所謂鍍鉻有可能是出于自然污染。然而學者王學理、徐衛民則認為,在秦朝以前中國就有了這種青銅器防銹技術,王學理還認為越王勾踐自用劍就采用了這項防銹技術。
秦始皇陵地宮之謎
據《文獻通考》考證,《漢舊儀》曾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曾向秦始皇上書,稱其帶了72萬人修筑驪山陵墓,挖掘已經深入地底。秦始皇便令“再旁行三百丈乃止”。于是,民間曾傳說秦陵地宮在驪山里,且驪山和秦陵之間還有一條地下通道,每到陰天下雨的時候,地下通道里就過“陰兵”,人歡馬叫,非常熱鬧。但考古學家根據這個傳說曾作過很多考察,但卻一直找不到這個傳說中的地下通道。學者張占民認為,這僅是一個傳說,目的或出于保護秦始皇地宮不被盜掘。
據《漢書》載,秦始皇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墓封土“五十余丈”(約合115米),但據學者段清波在《秦始皇帝陵園考古研究》一書中記載,現代考古數據顯示,秦始皇陵封土有 35.5米、43米、45.72米、46米、52.555.05米、71米、73米、76米、77米、86米等多種說法,但均與“五十余丈”相差甚遠。劉占成等人認為文獻中“陵高五十丈”的記載有誤,應為“十五丈”,即應約35米。武麗娜也贊同這一觀點,認為若選擇合理的測點并排除水土流失的影響,封土的高度就是十五丈。學者段清波則認為《漢書》中記載的“五十余丈”很可能是陵墓封土的設計高度。但或因受秦末農民起義的影響,秦始皇陵并未最后完工,造成現存封土高度與記載不符合。
學術界對秦始皇陵封土的建筑形式來源也有不同的看法。劉占成等認為秦始皇陵的封土堆之所以如此高大,是受春秋時期墳丘墓發展的影響。李毓芳認為秦陵封土制式,源于先秦時期常在祭祀的墓上建筑“堂”。王志友則認為此乃先秦時期墓上建筑形式發展演變的結果,并受神仙、通天思想的影響,其三層臺階的形式則是當時“數”的觀念的產物。 段清波則提出,秦始皇陵封土內部的建筑形式與建成于公元前 351年的土耳其摩索拉斯陵墓的部分建筑形式有相似之處,兩者之間或許會有關聯性。
此外,對于秦始皇陵封土的土源,學者袁仲一認為有一部分來自于秦陵地宮中挖出的土,另一部分來自于陵墓中的魚池。但劉占成等認為秦始皇陵封土含有較多沙石,與秦陵地宮以及魚池所出之土不符,封土的土源或來自于驪山山腳之下的沖積土。
20世紀80年代,曾在秦始皇地宮東側勘探發現五條墓道,另在地宮西側中部發現一條墓道,南側因沙石無法勘探而未發現有墓道存在。學者袁仲一據此認為秦始皇帝陵地宮四面都設有墓道,其中東邊五個,為主墓道,西、北邊各一個,南邊不明。2002年到200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再次勘測時發現秦始皇陵東側只有一條墓道?!?63”計劃中,通過“秦陵考古遙感與地球物理學綜合探查技術”進行物探遙感探測,發現地宮東西兩側各有一條墓道,且東墓道長度、規模大于西墓道,南北兩側封土下的細夯土墻上則未發現有墓道跡象。
學者段清波認為,地宮墓道的設置,是為了合乎禮制和提高施工效率,秦始皇帝陵僅發現東西兩條明確的墓道??赡苄杂腥皇乔亓杲ㄔ鞎r的確有四條墓道,后來因故將南北墓道封堵;其二是最初為四條墓道,在地宮建成后,開始建筑臺階式墻狀夯土臺時,將失去實用功能的南北墓道覆壓;第三種可能性是秦始皇陵只有兩條墓道。且雖然如今只發現南北墓道,但并不排除墓南北或許有與東西向墓道結構不同的通道。此外,段清波還認為東墓道不僅是秦始皇帝陵的主墓道,也是從墓室建好后至埋葬秦始皇帝之間地宮和地面間唯一的通道,在下葬完秦始皇帝后,至少墓道建筑的地面部分被完全拆除。
定陵地下宮殿是放置秦始皇棺槨和隨葬器物的地方,因為史載具體情況不詳,而出于保護秦始皇陵墓的考慮與需要,現代對地宮的考古工作也局限在考古鉆探與利用科技手段進行探測的程度之上,關于地宮的形制、規模以及內部情況存有多種猜測。
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學家推測,地宮形狀為拱形,直徑約 50米,深度約500米,地宮中還有四條直徑 25 米的青銅環狀物,總重超過萬噸。學者袁仲一一則認為,地宮應該有多層臺階組成或近似方形的土壙。從事秦漢時期考古工作的王學理先生認為,墓室由巨型豎井式壙穴構成,猶如一個倒置的“四棱臺體”。
考古專家張占民曾鉆探發現,秦始皇陵封土下有用生磚坯壘成的宮墻,且“西墻一段長42米,東墻一段長38米,北墻東西長392米,墻寬3.5至4米”,據此認為定陵地下宮殿是一座東西向的長方形建筑,且規模至少在70000 平方米以上。21世紀初,通過對秦始皇陵的高精度重力測量,推測出秦始皇陵地宮里墓室規??赡苁恰皷|西長約50米、南北寬約40米,埋深約43米,高約10米”,而地宮周圍或存在石質宮墻,宮墻上部有一寬約15米、高約30米的細墻。
張占民還認為,史載秦始皇陵地宮“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地宮中所存星相圖很可能類似于西安交通大學漢墓的制作形式,且更具寫實性,彩繪更精致,制作更精美。張占民還通過秦始皇陵封土中汞含量的異常這一情況,并參照《史記》《漢書》記載,認為秦陵地宮中埋有大量汞。段清波認為秦代已經具有煉制水銀的技術,現代技術也證實秦始皇陵地宮之中含有大量水銀,但秦始皇向地宮傾注大量水銀目的和任何朝代的墓室不同,他不是為了防盜、防腐、顯示財富,或用于醫療,而是想將帝國最輝煌的歷史以物化的形式載錄下來,是秦始皇帝心系天下,想讓天下能得以長久地傳承的企盼。
關于秦始皇帝陵定陵地下宮殿中棺槨的情況也有過探究,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棺槨制作時“下銅而致槨”,1985年發掘鳳翔一號秦公大墓時在槨木接茬處發現有以錫為主的合金澆筑跡象,馬振智據此認為,《史記》所載“下銅而致槨’是為了防止木節處過早腐朽,將其挖空鑄入一種以錫為主要成分的合金。張占民則進一步認為,秦始皇的木槨或是用數百根方形柏木壘成的“黃腸題湊”,為更加牢固,方木的接茬處曾用銅液澆筑。
此外,關于解決地下潛水層對地宮的危害的方法,學者袁仲一據《漢舊儀》“錮水泉絕之,塞以文石,致其丹漆”的記載,認為地宮的防水方法是用帶有圖案花紋的石頭鑲砌,并涂以紅漆,從而把地下泉水封堵。學者王學理認為除了用石頭阻塞泉眼外,還在石隙中澆灌了銅液,并筑成擋水壁和引流槽,將水引至北壁上鑿的幾個蓄水滲池中。1998年至2001年的考古勘探中,發現了由夯土層、阻水渠、青膏泥夯層自上而下構成的圍繞秦始皇陵的地下阻排水系統。據段清波在《秦始皇帝陵園考古研究》載,秦始皇陵地下阻排水系統由前、后兩段組成,前段位于陵園封土的東南西三側,為排、阻水設施,由平面略呈T形的地下水渠組成;后段為排水設施,由位于陵墓封土西側以外的明井暗渠組成。
據《史記》記載,秦陵地宮修建時曾“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進者輒射之”,用以防盜。另據史載,秦始皇陵曾遭到過五次大洗劫。其中大規模盜掘者有項羽、五胡十六國時后趙國國君石虎,及唐末農民起義軍首領黃巢。但據考證,地宮封土上曾發現兩個直徑不足1米深不過9米的小盜洞,但這兩個盜洞遠離地宮。《秦始皇陵被盜之謎》一文認為,總體來說,目前沒有發現秦始皇地宮被盜的痕跡。學者張占民認為,從近20余年的考古調查資料來看,秦始皇陵地面建筑確實遭遇過大規模的焚燒,或是項羽所為,目前沒有跡象顯示如《漢書》所載又遭受大規模的盜掘。但并不能據此就確認秦始皇陵地宮沒有被盜。
秦陵兵馬俑之謎
就已面世的近萬個秦俑來看,它們近乎人人都有一張自然和生動的臉,對此,沈允慶認為這是中國古代寫實藝術的體現?!肚刭浮扒饲妗敝i》一文認為,這種雕塑技巧已經大大超越了一般工匠的制作水準,秦朝不可能擁有那么多高超水平的藝術家,根據現代科學研究,秦俑的身體大多使用“范”(即模具)來制作,以保障穩定的產品質量,但頭面制作卻沒有通過這種快速復制的方式,而秦俑是為秦始皇陵制作的殉葬俑。并由此認為,秦始皇百般尋求長生未果,希望那些驍勇善戰的近衛軍能在他死后繼續拱衛左右,助他完成未競事業。與此同時,秦始皇又希望繼任者能擁有同樣一支彪悍的軍隊來守護秦朝江山,最終秦始皇利用其篤信的巫術,將自己的近衛軍鏡像分開。而兵馬俑的頭面和近衛軍成員對應,才出現了“千人千面”的特點。而根據對秦俑頭部的材料研究,推測秦俑頭部是采用軟性材料在真人臉上翻模,焙烘硬化之后再用于鑄造人俑臉部。
關于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作用與軍陣研究,學者袁仲一在考證后指出,作為整個兩周王陵建制中一個組成部分的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其軍陣則象征秦朝京師的屯衛軍。其中以戰車、步兵相間排列的一號兵馬俑一號坑為右軍,以戰車、騎兵和弩兵組成的二號兵馬俑軍陣為左軍,未建成的四號坑為擬建的中軍,三號兵馬俑坑是統帥右、左、中三軍的軍幕。學者徐衛民認為兵馬俑坑象征著秦的國家軍事力量,是以軍隊屯聚的形式布成的“常陣”行列。其中,一號坑是設備完善的長方形軍陣,二號坑是多兵種再現的曲尺陣,三號坑則表現的是軍事指揮部。學者劉占成則認為,兵馬俑除了彰顯軍事武功、宣揚統一大業,也是用以碎邪壓勝、防神驅鬼的方式。學者秦鳴認為,兵馬俑除了象征宿衛軍之外,還有秦始皇東巡衛隊的象征。黃展岳認為,兵馬俑象征送葬俑群。學者王學理認為,兵馬傭以陣、營、戰、幕四種軍事形勢出現,是為了展示秦始皇軍事生活的陳兵圖。范仲遠認為,兵馬俑是秦始皇用來統轄指揮的“御前冥軍”。林劍鳴則認為,秦俑坑并不屬于秦始皇陵建筑中的一部分,是為了表彰統一全國軍功所豎立的紀念碑式的“封”。
劉九生曾對“兵馬俑”的身份提出質疑,認為秦俑并非像現在學術界認定的那樣是“兵馬俑”“軍陣”或者“宿衛軍”,而是只有秦始皇的近臣侍衛系統——“郎系統”的復制,呈現的是秦始皇出入或即將舉行禮儀盛典時基本范式。遭到了學者王學理等的駁斥。
關于秦始皇陵兵馬俑陪葬形式的淵源,呂智榮曾認為,秦始皇陵兵馬俑是從先秦貴族殉葬武裝侍衛之制發展演進而來。學者林劍鳴認為其來源于秦人的樹“封”傳統。范仲遠則認為兵馬俑是秦始皇對秦人傳統的尚武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家族成員
墓葬信息
秦始皇陵陵園位于今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區城東5千米處的驪山北麓,上有茂密草木。根據秦朝舊俗,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十三歲繼位的嬴政就開始為自己修建陵墓。秦始皇陵的修建遵從“事死如事生”的理念,選址上依照了“長輩居西,晚輩居東”的禮制習俗,且受到秦人東擴的趨勢以及厚葬習俗的影響,從而脫離了秦國的芷陽陵區, 出現“一冢獨尊”的現象。兩周王陵修建期間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修陵人數一度達到70萬左右,直至公元前209年,農民起義軍逼近驪山,秦二世胡亥才匆匆結束陵墓修造。
修好的秦始皇陵園仿照都城咸陽布局設計,陵園西部有呈南北向分布的長方形“回”字形小城,內城周長3870米,外城周長6322米。小城南半部中心位置是秦始皇的墓冢,北半部有寢殿及其附屬建筑。墓冢高76米,近似正方形,占地約120750平方米。據《史記》載,墓內有宮殿及百官位次,陳列各種“奇器珍異”,并“以汞為百川”,布滿機關。關于秦始皇陵園的勘察開始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自公元 1974年起,秦始皇陵的發掘全面展開,在挖掘過程中,另在陵園四周發現大量遺跡,其中陵園東部有兵馬俑坑和陪葬墓群,西部有役徒墓、窯址、石料加工場,南部靠近驪山處有防洪堤遺址,北部有因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魚池遺址。目前已發掘了銅車馬坑、部分兵馬俑坑、馬廄坑、陪葬墓和役徒墓,已出土文物共5萬多件,但地宮內部構造,目前尚不清楚。
相關遺址
秦始皇陵大遺址
秦始皇陵文物大遺址位于渭河平原中部,其文物遺存范圍南至驪山、北至渭河、東至代王、西到臨潼城區,面積達 56.25 平方千米。其中有45平方千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1961年時,秦始皇陵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設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對其已開放的秦始皇帝陵國家遺址公園(麗山園)進行管理。
兵馬俑坑
現發現的兵馬俑坑遺址有四個。其中一號坑、二號坑發掘了一部分,而三號坑已經全部發掘,四號坑則是一個沒有建成的廢坑。這些兵馬俑坑規模較大,一二三號坑的總面積約為 20780平方米,共有武士俑應有 7000 個,戰車 100 多輛(配馭馬400多匹),坐馬 100多匹,并按照秦始皇時代的軍陣進行編列。
軍陣中有戰車兵、步兵和騎兵,配有遠射程的弩機弓箭和長木柄的戈、矛、戟,且它們大多是由中央官署機構“寺工”鑄造的青銅武器,為研究秦朝軍隊編制、作戰方式、秦代步卒裝備以及秦代社會提供了實物資料。
馬廄坑
現已發掘的馬廄坑遺址有二處。一處在秦始皇陵東門外;另一處在陵園內外圍墻的西垣之間。約有六七百匹馬匹被活埋在馬廄坑內,還配有負責“飼養”馬匹的坐俑和馬飼料,另附葬供坐傭“使用”的陶器。
銅車馬坑
兩周王陵西側有銅車馬坑,內葬有兩輛彩繪銅車馬,分別馬頭向西放置在一個木槨內。陪葬的銅車馬鞍具齊全,與真馬無異。用作秦始皇死后“出行”。
陪葬墓
秦始皇陵中的陪葬墓現已發掘的有兩處,一處在陵園東門外,另一處在秦始皇陵墓之北。其中東門外的8座陪葬墓已經被發掘,墓內皆有一棺一槨,另有銅器、陶器和少量金銀器作為陪葬品,墓主人有男有女皆被肢解后葬入,年齡約在20一30歲左右,或是被胡亥處死的秦公子、公主和近臣。
相關文物
秦陵兵馬俑
在秦始皇陵中“回”字形城的東北側,隨葬了象征戍衛兵的兵馬俑。現今已出土了三座兵馬俑一號坑,其中規模較大的一號坑中,有6000個面向東方的兵馬俑,有弓弩手、步兵、車兵、騎兵等,三座兵馬俑坑,共有俑7000余件,它們均采用模塑結合的方式塑造而成,又加以彩繪元素,身高1.8以上,表情各異,根據不同身份穿戴不同戰服攜帶不同武器,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地下軍陣。1974年,兵馬俑坑被發現后,被時任法國總統的雅克·希拉克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
彩繪銅馬車
彩繪銅車馬是指在秦始皇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封土西側出土的兩乘大型馬車,被視作秦始皇在死后用以“巡幸各地”的交通工具,都是駕四匹馬的獨雙輪結構車,兩車各配有駕車的“御官”,御官佩劍,車上另置放銅弩和青銅盾。兩輛銅車上裝飾有云紋,有“通神”之寓意。一號馬車通長225厘米,高152厘米,總重1061千克,是橫式立乘車。二號馬車通長317厘米,通高106.2厘米,帶有長方形后輿,類似秦始皇生前巡游所乘坐的辒辌車。兩乘銅車馬在1980年11月至12月出土,出土時已被壓碎,后經過修復,現保存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內。
青銅劍
1975年時,在秦嶺兵馬俑一號坑出土了一柄青銅劍。其劍長 89 厘米,徑長16.7厘米,劍身寬 2-3.6 厘米,這種窄且長的劍,在戰場上有利于殺敵。且其出土時表面光潔無銹,依舊鋒利堅韌,能一次性劃透十幾張紙。經測定其銅、錫比例 3:1,硬度為 HRC22-24度,大約相當于中碳鋼調質后的硬度,且其表面有一層致密的含鉻化合物的氧化層,這種防銹技術在1935年和1950年時才分別被德國和美國掌握。
后世紀念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中國北部臨潼區向東5公里處的驪山北麓。秦始皇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歷時39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規模龐大,設計完善的帝王陵寢,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結構最奇特、內涵最豐富的帝王陵墓之一。
當時筑陵勞役達72萬之多,陵園布置仿秦都咸陽市,分內外兩城,內城周長2.5公里,外城周長6.3公里。陵墓總面積達到50平方公里。據史料記載,秦陵中還建有各式宮殿,陳列著許多奇異珍寶。秦陵四周分布著大量形制不同、內涵各異的陪葬坑和墓葬,已探明的有四百多個,其中包括“世界第八大奇跡”中的兵馬俑坑。僅看秦始皇陵的兵馬俑,可看出修建這座陵墓的百姓負擔之重。
秦始皇故里
公元前259年正月,秦始皇出生在趙國邯鄲城的一座老宅(在今城內中街以東,叢臺西南的朱家巷一帶)。邯鄲市決定在其出生地附近城內中街建造秦始皇出生地紀念館,并將展出當地戰國時期出土文物和有關秦始皇的史料、學術論著和文學作品。
詩詞歌賦
地名
秦皇島市,是秦始皇第四次出巡,看到遠處島上郁郁蔥蔥的荊條樹,他馬上下車跪拜。大臣不解問他為何跪拜,秦始皇說:“此島所生荊條正是朕年幼時老師所用的荊條,見荊條如見恩師,怎能不拜?”后人把這個島稱之為秦皇島。
秦皇河,相傳,濱州秦皇河為秦始皇東巡時開挖。秦統一六國后,秦始皇派徐福率千名童男、童女東渡出海,訪仙山尋求長生不老之藥。
建筑
秦皇求仙入海處、秦行宮遺址、始皇廟、秦皇古道、秦始皇東巡宮。
金幣
秦始皇金幣,1984年,中國發行了第一組《中國杰出歷史人物紀念幣》中就有秦始皇。
軼事典故
天外來客
《拾遺記》里記載,秦始皇曾與“宇宙之民”有過接觸,他們乘坐“水浸不入”的螺旋舟,穿著用鳥獸之毛編成的衣服,教會秦始皇一種將鉻金屬鍍到青銅劍上的鑄造技術,改進了他的武器。
圖窮匕見
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秦滅掉韓國和趙國后,燕國太子丹心生憂慮,催促門客的荊軻讓他按照此前謀劃去刺殺當時還只是秦王的嬴政,于是荊軻假以向秦國獻地的名義前往咸陽。為了迷惑秦國,他特意帶上之前逃往燕國的秦叛將樊於期的首級以及燕國督亢(今河北涿縣東南)的地圖,又將了毒藥的匕首藏進地圖中。而燕太子丹則另派了勇士秦舞陽做他的助手。到了咸陽宮前,捧地圖匣子的秦舞陽心生驚慌引起秦國大臣猜疑,荊軻為之遮掩過后只能捧著地圖孤身進殿。在向嬴政一點點介紹地圖的同時,卷在地圖后面的匕首終于露出來,荊軻揮刀斬向嬴政,但刺殺沒有成功,荊軻死后也被肢解示眾。
封禪泰山
封禪泰山是指古代帝王在泰山上和山腳下設祭,以向天地“申報”自己的功德。這個儀式很早就有,但秦始皇即位前封禪儀式早已失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統一韓、魏、楚、燕、趙、齊兩年后,召集齊、魯的儒生博士重議封禪典禮儀式,由于儒生們意見不一致,秦始皇便用秦國舊制封禪泰山,并刻石碑為自己頌德。
五大夫松
封禪泰山之后,秦始皇在前往梁父山封禪的途中忽遇暴雨,恰好路旁有棵樹,秦始皇便在樹下躲避,事后,他認為那棵樹有功,封它為“五大夫”。東漢時應劭在《漢官儀》中將那棵樹認定為松樹,后來以訛傳訛,認為“五大夫松”是五棵松樹。
釋義讖語
六國被滅后,六國舊民對秦始皇心存敵意,加之其大量征召百姓修建陵墓宮殿,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民間便有“阿房、阿房,亡始皇”的童謠流傳。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東郡出現一塊石隕石,上面刻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樣,秦始皇懷疑這是附近百姓所刻,但沒有查出到底是誰,便把住在石頭附近的人全部殺掉,并燒毀了那塊隕石。同年秋天,秦始皇在外巡游,有陌生人攔車送上玉璧,在說完“今年祖龍死”后離去,因為“祖龍”象征皇帝,他這句話的意思便是說秦始皇當年就要死。秦始皇認為不吉利,便對人說,他所說的祖龍是指人類的祖先。秦始皇晚年時,喜歡尋仙求藥,方士侯生因尋訪未果逃走后又返回,自稱在海外尋得“天書”,寫有“亡秦者胡”的字樣。秦始皇認為“胡”便是胡人,于是派人北擊匈奴,并奪取了大片領地。
伐樹赭山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外出巡游時,在湘妃祠遇到大風,以至于不能渡河。當得知此地祭拜的是湘君時,認為此時起風是湘君在故意與自己作對,便派人砍光了山上的樹,由于山土原來是紅色,山也因此變成了紅色。但關于此,秦代簡牘則記載說秦始皇在巡游湘山時,感覺它“樹木野美”,下令不準砍伐。
始皇射魚
方士徐福欺騙秦始皇說可以找到蓬萊區仙藥,只是海中有大魚阻擋,無法到達那里。徐市希望秦始皇派箭法好的弓弩手同他前去,見魚后射死它。秦始皇命令徐市等人隨船帶上捕大魚的工具,自己則親自攜持諸葛連弩等待射殺大魚。船到之罘時,射死一條大魚。
鞭石入海
傳說秦始皇作石橋,想過海觀看日出。有神人能驅趕石頭下海成橋,石頭行得慢,神人就用鞭子抽打,石頭甚至流出血來。
秦鏡照膽
相傳秦始皇得到一面長方形的鏡子,可以照見人的內臟,能用來診斷內病。秦始皇將鏡子掛在宮中,用來照視宮女,如果照見膽張心動,就被斷定是心術不正的而予以處死。
徐巿入海
傳說渤海之中的蓬萊區、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中,有仙人居住,秦始皇出游東海時,聽信齊國舊地方士徐巿的話,令他帶領數千名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但此后徐巿總說海上有風阻攔無法到達,還稱自己遠遠看見了仙山,再后來則一去不返。
藝術形象
文學形象
民間形象
民間傳說“跑馬修堤”的故事中,秦始皇性格嚴苛,說的是秦始皇為快點修好黃河大堤,讓人騎馬巡視,規定所到之處大堤必須修好,否則民夫要受到嚴懲,但事實上,傳說中的“金堤河”修建于漢朝,和秦始皇無關。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邯鄲春秋·秦始皇.澎湃新聞.2024-04-22
邢臺非遺丨秦始皇與沙丘的傳說.微信公眾號.202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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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呈現》 20150910 消失的古國——南越國(上).央視網.2025-01-08
西安的土,可能才是秦始皇兵馬俑青銅器的真正“防腐劑”.文匯報.2023-06-18
邯鄲將建秦始皇出生地紀念館.新浪網.2024-05-13
故事中的威海⑤ | 成山始皇廟.威海市人民政府.202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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