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約前280年—前233年），又稱韓子、韓非子，戰國末期韓國都城新鄭市（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市）人。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散文家，法家學派代表人物。
韓非出生于貴族之家，天生口吃，但善寫文章。在他年少時，韓國就經常受他國侵擾，不斷被削弱，于是韓非立志報國，積極向君主上奏自己政治主張，卻始終未被韓厘王認可，韓非遂將自己的主張寫成文章。韓非為求治國良方，還曾游學于儒家學派代表人物荀子，與李斯同學，學成后潛心著述，但思想觀念卻與荀子大不相同，他沒有承襲儒家的思想。韓王安即位后，韓非逐漸受到重視。后來，韓非的文章傳至秦始皇處，得到嬴政稱贊，并感嘆道：“寡人若能見到此人，同他交游，死而無恨。”秦國遂欲進攻韓國奪取韓非。韓王安五年(前234)，韓非到了秦國，但因立場受懷疑等原因，并未受到信任和重用。后來，李斯等進讒言，秦王政下令將韓非治罪。前233年，李斯派人用毒藥逼韓非自殺。韓非想親自向秦王表白，沒能見到。后來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韓非，韓非已經死了。
韓非著有《孤憤》《五蠹》《內儲說》《外儲說》《說林》《說難》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編纂成《韓非子》一書，該書共55篇，十余萬字。韓非傳承荀子、結合老子思想發展了法家學派，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于一身，具有君主集權思想。他指出，法是社會群體唯一的行為規范與標準，具有強制性、權威性、客觀性、公開性等特點。韓非認為君主必須運用自己的權力和勢位才能令行禁止，君主的權力主要體現在賞罰生殺之權。此外，君主要掌握駕馭群臣和調節君臣關系的秘術，要知人善任、循名責實。法、術、勢相互依存，法為中心。韓非的法治思想源自其人性論，他認為人性莫不自私，莫不趨利避害。而君主之利與國家之利一致，須富國強兵，獎勵農戰，務實而不道仁義。這些思想具有功利主義特點。韓非還認為歷史無常，事物不斷變化，以此為自己的變法理論辯護。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書中寓言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成為文學經典，對后世有深遠影響，秦國用他的理論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歷史上立志改革的政治家也多受其影響。
人物生平
出身貴族
韓非出生于韓國新鄭市（今屬河南）的一個貴族之家，是韓姓眾多公子中的一員。韓非天生口吃，不善于言談，卻很有文才，善于寫文章。
讀書欲挽危國
在韓非青年時代，韓國屢次敗于秦國，損兵削地，國勢日衰，韓非于是就多次上書勸諫韓厘王變法圖強，但卻始終未被接受。然后，他又寫了《難言》《和氏》等進奏韓厘王 (約公元前 273 年)，以和氏獻璞自比，再次勸諫韓厘王納諫聽言，運用法術來治國圖強。當時堂谿公受韓厘王的命令召見了血氣方剛的韓非，看見了韓非的上書后，勸韓非行禮辭讓，修行藏智，以求身全名遂，而不要設法度以犯眾怒，舍安途而行險道。但韓非表示提倡法治乃是“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自己不會改變信念，他認為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要繼續宣傳自己的法家思想主張。雖然韓非并未得到君主認可，但他并未放棄了自己對政治理想的追求，他針對現實、總結歷史，寫下了《孤憤》《說難》《五蠢》《內外儲說》《說林》等十余萬言的著作。
拜于荀子門下
韓非為謀求救國方略，曾在荀子到楚國任蘭陵令(公元前 255 年)后，就學于荀子。和韓非一樣投奔荀子門下學帝王之術的還有李斯等人。公元前247年，李斯學成告辭老師荀子，西行入秦。后來韓非也返回韓國，潛心于寫作，十萬余言。韓王安即位后，韓非才得到重視，并曾與韓王安研究削弱秦國策略。
游說敗亡于秦
韓人鄭國作秦國間諜事發后，秦始皇遷怒于一切士人，下逐客令。李斯力諫取消逐客令，并提議先攻打韓國以威懾他國。同時，有人把韓非的著作傳播到秦國。秦始皇見到《孤憤》《五蠹》這些書后佩服不已，認為能見到作者死而無憾。于是，李斯告訴了秦始皇作者是韓非。秦始皇因此立即攻打韓國以得見韓非，韓王安于是就派遣韓非出使秦國。韓非到秦國，上《存韓》書，批評李斯、揭大臣姚賈，由此得罪了李斯和姚賈。因此，秦始皇雖然喜愛韓非，但還沒重用就被李斯、姚賈諫言要加罪名處死韓非，因為韓非是只會幫韓國而不幫秦國的韓國公室子弟，若放他回去則后患無窮。秦王同意了，李斯派人給韓非送毒藥勸他他自殺。韓非想要當面向秦王剖白，但終不能見到。后來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時，韓非已死。
思想主張
作為先秦思想家中的最晚出者，韓非的理論體系帶有集眾家之長的性質，其思想核心圍繞君王的統治之術展開，最關注的主題是君王如何利用臣下，同時防范臣下篡位的野心。為實現這一目標，他提出“術以知奸”（通過策略辨析忠奸）、“以刑止刑”（以刑法抑制犯罪，最終減少刑罰）的主張，并強調“事因于世，備適于事”（政事需結合時代實際調整，措施要針對社會事務制定）的原則，在人性論和道德觀方面，他對老師荀子的哲學加以繼承和批判，對“人性惡”的一面進行了發揮，從人的本性好利惡害到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利益關系。所以韓非把加強法治作為治理社會的手段，而不是只依賴人們的道德自覺。基于此，法治之賞迎合人的好利本性；法治之罰，針對人的惡害本性。同時，韓非思想也受道家影響，司馬遷認為韓非思想“其本歸于黃老。”在《解老》《喻老》篇中可見其的改造性發展，通過對道的解釋讓君主的權力有合法性為“術勢”思想創建基礎。此外，韓非還在法家先賢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不同程度地發展和改造，提出“法術勢”合為一體、不可分割的思想即“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同時，韓非積極入世宣傳自己的思想，不同于當時流行的從春秋開啟的“復古、崇古”的歷史觀，韓非抱有積極改變的歷史進化觀，提倡因時變法即“古今異俗，新故異備。” 以及要適應時勢的需要，“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而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即一成不變的統治方式。
思想形成
從荀子處傳承
韓非雖是在荀子“性惡論”的基座上建構他的洽世學說，但卻在此基礎上批判地將之改造成人性趨利、自利自為的人性論，并在這一基座上建構起他的法術學說。即旨在讓人君可以運用手中的權柄，以嚴刑重賞為其杠桿，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私心引導人們 “背私為公”。也就是說趨向雖異，但方法相同，韓非的人性論是在荀子的性惡論基礎上往前走了一步。
道家思想影響
道家尤其是老子對韓非的影響深巨，司馬遷認為韓非的思想“其本歸于黃老之道。”韓非若干方面的思想受到老子影響，在文章中能間接體現。但韓非并非基于本旨繼承，而是有所改造。即使在韓非所作的《解老》《喻老》篇中，韓非子也是按照他的理解改造了老子的思想，為他的學說作注。韓非提倡“因道”，就是要人們遵循宇宙發展的客觀規律，即所的“緣道理”、“不逆天理”。而韓非主張的這“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對限制統治者的隨心所欲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此外“因道”的哲學觀不但是韓非“全法”思想的暫學基礎，同時又是其為君主獨裁思想的理論根據。韓非提出的“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通過解釋道可以支配萬物運行的合理性，運用到社會政治生活中，便成了“君不同于群臣”、君主應該支配群臣的觀念，所以他認為，“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
法家先賢影響
對韓非法家思想影響最大的是商鞅“法”，申不害的“術”以及及慎到的“勢”。
韓非子法家思想中的“術”就是出自申不害，并在其基礎上發揮而成。申不害所主張的“術”思想有兩層含義，其一是人君任免考核賞罰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其二是人君暗中駕馭臣下的陰謀權術。楊幼炯認為韓非的“言人君無為之術”，是來自管仲、申不害、慎到。《韓非子》中所引申子的言行多集中在《內外儲說》諸篇及《難三》篇中，其言多宣揚做君主應該實行無為之治。在韓非的《外儲說右上》就有“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效見，人司之;其有效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申不害的“術”是隱秘于無為之中的，他對韓非的啟示除了術的隱秘無為，還有名實相符。前者啟示韓非，君要不顯露出好惡，使臣子無法揣測君主的用意而只能本分地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后者啟示韓非，君主在設置職位、委任官吏，用人聽言，乃至考核政績等方面都應該用術，使名與實相符合。
申不害認為國君和臣下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臣下只能按照國君的決定行事，國君必須依靠法令才能建立自己的尊嚴和權威。申不害強調了“馭下之術”的重要性，卻對統一法令、加強法治等方面認識不足，韓非因此批判道，“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所以針對這一缺陷，韓非的“術”在申不害的基礎上又擴展至具體的“術治理論，用以解決日益突出的君臣矛盾。
于是，韓非吸取了申不害的“術 ”思想 ，并使 “法 ”和“術 ”結合起來 ，成為“術治”，同時為他的“以法為本”，法 、術 、勢相結合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韓非認為，“秦行商鞅而富強” 。商鞅對法的一致性、不分貴賤的一斷于法的見解無疑影響到了韓非“言無二貴，法不兩適”嚴格行法思想，商鞅的言、行、事“不中法者”都不應為之也在韓非“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能找到痕跡，蔡元培認為韓非“襲商君而益評其條理”。楊幼炯也認為韓非思想本源中“變古與重刑”是“本諸商鞅”。
韓非充分繼承到了慎到對“勢”的客觀性及強制性的理解。韓非在《難勢》篇引用了慎到的說法，“賢人而進于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并指出堯和桀之所以能治天下并不在于其賢而在于“勢”，即說明“勢”的客觀性。
韓非雖然繼承慎到對“勢”的理解，但韓非的“勢”與慎到的“勢位”有質的不同，韓非的“勢”結合了“術”與“法”。韓非認為“勢”要與法結合即“抱法處勢則治”，且不能離開術，“國者君之輿也，勢者君之馬也”而只有“法勢結合”才能避免人治主義的缺點即“不仁而在高位”的危險。
主張內容
人性自利論
韓非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自為”即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的。所以，“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即此祈愿無關善惡“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只是他們都從自身利益出發“情非借人，利在人之死也”。”君主和后妃、兒子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利害沖突，所以他們“欲君之死也”以達到“勢重”目的。奸臣也就常常利用這一點窺現君權，以至劫君弒主。故君主應該“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時刻“備內”，“則奸邪無所容其私”。因此關于“人性自利”的認識也極大影響了韓非立法的基礎，他特別提出君主的立法應合乎人的趨利避害的本性，且不應為人的主觀意愿或好惡、情感所左右，特別是應防止奸臣劫弒君主、篡奪君權的各種“奸術”“名內”。
歷史進化觀
韓非善于從歷史進化觀和當今的歷史現狀出發，論證法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得不化”是韓非哲學思想的精髓，因為韓非認為，“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進而又提出萬物的異理“無常操”，繼而點出“萬事廢興焉。”也即由“道”主宰的各種事物都有興衰存亡。因而歷史在不斷地變化發展，政治措施也就“不得不化”，否則就難以把社會治理好。韓非結合上古實例總結出出，“圣人立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即圣人是不期望完全效法陳規，而是研究當代事情從而制定相應的措施。他還以周文王、徐偃王為例，指出治國方法應隨時代而發生相應的變革，“世異則靠異，事異則備變”。他認為立法應因時制宜，因時變法“古今異俗，新故異備。”，指明不能采用過去的“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
此外，韓非還認為立法一定要適應時勢的需要，“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即法度順應時代變化就能治理國家，統治方式適合社會情況就能收到成效。“時移而治不易者亂”即時代發展而統治方式一成不變，社會必然危亂。所以韓非認為，治理民眾要“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即法制和歷史時期同步發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變更。
嚴格貫行法治
韓非思想的基本特點是要堅決而全面地推行法治。在韓非眼里，情感即“親疏”、道德即“善惡、忠奸”以及智力即“賢愚”，不可作為君主決策的依據。而帝王并沒有精力“身察百官”，即使“身察”，又由于在性惡論里人都是趨利避害的，當“上用耳”時，“則下飾聲”，“上用慮”時，“則下繁辭”。出于對情感和道德具有主觀性的判斷，韓非認為唯有簡省明了的法律能管理好天下即“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所以“法者，事最適者也。”此外，在韓非看來，封建國家的富強和諸侯霸業的完成，都必有賴于法治。韓非主張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讓廣大人民群眾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他還認為“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人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韓非還舉出當魏國在彰明立法、從事法令建設的時侯，因強調“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盛得可以匡正天下。等到法令懈怠，賞賜混亂，國家也就日益衰弱了。所以韓非認為，“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即賞罰分明才能讓人民拼死，兵力才會強盛，君主才會尊貴。反之，“是以刑法不必則禁令不行。”
在貫行法治時，韓非的標準是“不游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動無非法”。他堅決地要強調以律法作為治理國家的唯一途徑，以行為結果是否合法作為行賞罰、作決策的唯一標準，既不能包庇權貴“法不阿貴，繩不撓曲。”，賞罰也不區別對待大臣或匹夫“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更不能用智者的言辭開脫，勇者的抗爭而逃脫“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
法術勢合一體
韓非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張在以法為中心的原則基礎上，用權勢和權術來輔助法的實施。他繼承并發展了戰國以來早期法家特別是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的法治思想，形成了一個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體系。
韓非不僅論說了嚴格執“法”的重要性，而且還認為“徒法”而無“術”“勢”與之結合，就不能真正成功地實行法治。韓非認為，如果君主只是行“法”，則會導致“無術以知奸，是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商鞅于秦孝公時在秦國實現的變法就是如此。而如果只有“法”和“術”，沒有“勢”也不行，君主要獨有勢，即“威不貳錯，制不共門”，如果君臣共同擁有威勢與權力，那么眾多的邪者就肆無忌憚了。韓非還以桀堯作對比，“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也即“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說明“勢”之所以能夠不分是非善惡地發揮作用在于“勢”是一種客觀存在且具有強制特征的權力形態，也即《八經》所謂“勢者，勝眾之資也”
韓非還將三者關系形容為“千鈞得船則浮，錨鐵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錯鐵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所以，“法”“術”“勢”一定要相互配合運用，不可分離，所謂“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
主要著述
韓非的主要名篇有《孤憤》《五蠢》《內儲說》《外儲說》《說林》《說難》等，現均收錄于《韓子》，今稱《韓非子》，20 卷，共55篇，約有13萬字左右，為后人編集整理。在史籍上沒有明確記載《韓非子》的編集者，因此學界有不同說法。迄今知道為《韓子》最早作注的是北魏的劉昺，惜其本失。現今流傳的最早版本是南宋乾道年(1165年)黃三八郎刊刻本，簡稱“乾本”。
按文體可將整部《韓非子》分為九類：
第一類為“游說類”，包括《初見秦》、《存韓》、《難言》和《愛臣》，旨在“說秦”。
第二類為上書類，包括《主道》《有度》《二柄》《揚權》《八奸》《十過》《孤憤》韓非子·說難《和氏》《奸劫弒臣》《亡征》《三守》《備內》《南面》和《飾邪》15篇，多為“諫韓”之書。這一類著作為韓非平素所作，其篇名俱有意義,，經韓非之手定也。
第三類為老學類,包括《喻老》、《解老》兩篇。二者區別，陳千鈞引馮振心先生云“解當徑釋老義,喻則援引古事以明之。”
第四類為紀事類,包括《說林上》、《說林下》兩篇。陳千鈞認為，韓非子最排斥放言高論之徒,故其言必有事實以證明之。
第五類為君術類，包括《觀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體》、《內儲說上七術》、《內儲說下六微》、《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左下》、《外儲說右上》、《外儲說右下》共12篇。其中內儲、外儲,經(附傳)。陳千鈞引馮振心先生云:“《內外儲說》左右上下共六篇，皆先經后說，所言盡人主御下之術，人情機變譎詐，可謂發露無余···..”內外儲諸篇篇首所謂“經”,韓非子之文,實為列出的論綱,然后輔以若干事例來說明謂之“說”。
第六類為辯難類,包括《難一》、《難二》、《難三》、《難四》與《難勢》5篇。陳千鈞說這是“辟當時之俗論”。是“韓非子極辯論之能事，俱歸諸法術賞罰之道，難勢》一篇尤佳，吳汝綸以為議論之絕調。”
第七類為問答類，包括《問辯》、《問田》和《定法》3篇，為韓非子之徒所記。
第八類為通論類，包括《說疑》、《詭使》、《六反》、《八說》、《八經》、《五蠢》和《顯學》，共7篇,陳千鈞說，旨在“痛斥時弊力尚功利”。
第九類為補輯類，包括《忠孝》、《人主》、《傷令》、《心度》和《制分》5篇。陳千鈞認為乃“韓非子之徒所雜錄者”。
以上參考來自：
文學成就
《韓非子》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韓非子》 還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它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韓非子》的理論文章不純粹只有概念和推理組成的，且具有很強文學性。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李翱曾稱《韓非子》“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清代盧文強認為，“非之辭辨鋒銳，瀾翻不窮，人以其故尤愛之。”時至現代，人們以新的文學觀來看待先秦諸子的文章，《韓非子》在文學家的心目中仍具有崇高的地位。如郭沫若曾將它視為先秦散文的“四大臺柱之一，他認為，“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語的峻峭，單拿文意來講，實在是各有千秋。”現時出版的各種《中國文學史》，幾乎都不否認《韓非子》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寫作手法
說理剖析嚴密
恰如韓非學說的質實直切，《韓非子》的文章也犀利峻峭，長于面面分析，層層剖剝，鞭辟入里，直指要害。一如《荀子》說理的全面周到，且更著力全方位捕捉回題的各個側面和各種可能。論人臣成奸，有八術 (《八奸》)論人生之失，有士過 (《十過》)談亡國之征，一連列舉出四十六個“可亡也” (《亡征》)。《說難》討論說人主之術，一論“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分別列出對方“為名高”“為利厚”“陰為厚利顯為名高”三種心理、四種結果;二論可能導致說者身危的種種情況，一連列出七個“如此者身危”;三論可能導致對方誤解的方面，“則以為”如何，有八處;四論“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須揣摩之后方可進辭者有十一項;五論進辭時的處境，有可言不可言之分;六論進辭時對方的情緒，有或喜或怒之別。
巧用史及寓言
取材實而不玄
《韓非子》中的故事取材十分廣泛，凡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倫理、民俗、技藝、醫術，甚至兒童嬉耍都在搜羅之列。然而取材雖廣泛，但平而不奇，實而不玄。《韓非子》中用來“喻”“說”事理的故事與莊子中傾瀉胸臆的“寓言”大不相同。莊子超現實的想象讓他的“寓言”往往隨著自我意識的流動任意杜撰，因而帶著汪洋恣肆、奇幻玄虛的浪漫主義色彩。然而韓非是個面向現實的人，他竭力把思想貫穿在現實世界中，所以他的故事很少以擬人化的動物或神異色彩濃厚的神話為題材，也很少出現虛幻的想象和奇異的描繪，而往往以較為平實可靠的歷史事跡或現實生活為題材，并且寫得具體踏實、毫發逼真，帶著現實主義的光彩。即使是古代帶有神奇色彩的傳說，到韓非手里也給歷史化、現實化了。如《國語·魯語下》載孔子言云:“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在《韓非子·飾邪》寫道，“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后至而禹斬之。”
構思跌宕有趣
而且韓非引用的構思往往起伏跌宕，富有沖突。韓非無論是引用史料，還是創作古代寓言故事，雖其取材雖平而不奇、實而不玄，但他記述的故事在藝術構思上卻能于平實中見奇妙，從而使這些司空見慣的社會生活與歷史故事能夠深深地打動人，說服人。《韓非子》 中的故事，往一開始就揭出尖銳的矛盾糾葛，而在情節進展的過程中，又往往波瀾起伏，跌巖生姿。如《說林上》，“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映其一目，奚如?’ 君曰:“我必殺之。’ 惠子曰:“蓉，兩目映，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映。’ 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于欺人，瞥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故事一開頭就把田駟置于將被殺頭的驚險遭遇之中，以懸念吸引讀者;但接著卻寫了惠子拐彎抹角地與鄒君說起“笑話”，不緊不慢;接著，惠子又用一個類比推理將故事推向高潮，使其中的矛盾白熾化。鄒君對這一招無法抵擋，故事就在這矛盾中結束。這種時起時伏、急緩相間的構思藝術，是韓非文學特色之一。
語言幽默雋永
此外，韓非語言幽默風趣，樸素雋永。有些故事的描述，雖然片言只語，卻寫得形象生動，風趣幽默，具有言簡意、馀味無窮之妙。如《說林上》，“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溫人的答辭，充分利用了古代對《詩經》斷章取義的傳統方法，寫得詼諧風趣，令人回味無窮。至于 《說林上》魯丹所說的“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 ，更是豐富生活經驗的藝術結晶，寫得洗練生動，充分反映了韓非語言的概括力和表現力。韓非的言辭不但發人深省，而且寓可笑于嚴肅之中，顯示出了韓非的幽默技巧。
人物爭議
稱謂
關于韓非稱謂，有“韓子”、“韓非子”兩種，其變化原因已無可考，只有現代學者的一些推測。
“韓子”出現最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對韓非以“韓子”稱,如“韓子皆著書”,“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以及“韓子引繩墨·.....”等。而《漢書·藝文志》明確記載“《韓子》五十五篇”。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論衡》中有《非韓篇》,通篇稱“韓子”。其后《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下》《新唐書·藝文志三》《宋史·藝文志》均在子部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關于何時將“韓子”改稱“韓非子”,《韓子》也就成了《韓非子》已無法詳考。有一說法是始自宋晁公的《郡齋讀書志》，其在法家類列《韓非子》二十卷·其后列《商君書》五卷。但是，到元代尚有何犿的《校韓子序》，即何依然稱之為“韓子”。至明朝，在現存的明代研究韓非子的“序”或“后語”中,只有門無子、茅坤依舊稱“韓子”;而陳深、王世貞、張鼎文以及趙用賢皆稱“韓非子”。而張榜的題雖然為《韓非子序》，但是在文中將“韓非氏”與“韓子”混稱;王道則在《重刻韓非子序》中,直呼“韓非”。到清代，王先謙、王先慎均已稱為《韓非子》，不復稱《韓子》。但《四庫全書總目》依然在子部列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雖然變化原因無可考據，但學者陳千鈞猜測，因唐朝的韓愈也稱韓子，為了避免混亂，改稱韓非為韓非子,書也改為《韓非子》。
生年
韓非的生年在現存史籍中均無記載，現代的學者根據各種資料加以推測，說法并不一致。
學界流行的說法之一來源于著名學者錢穆，其在《先秦諸子系年》中根據韓非和李斯同學于荀卿的史實，假定韓非與李斯年齡相當，所以韓非死的時候應在四十到五十歲之間，從韓非的卒年(公元前 233 年) 向前推算，那么韓非便生于韓藍王十五年(公元前 281 年)前后。這種說法現已經被很多詞典、辭書及各種著作所采用。
但這一說法被另一位著名學者陳奇猷反駁，其認為錢穆的依據即韓非與李斯年齡相的假定并不可靠。因為在古時同學之間年歲相差大的例子很多，如孔子與其弟子。仲由(字子路) 比孔子小九歲，公西赤(字子華) 比孔子小四十二歲，卻同時就學于孔子。
陳奇認為韓非約生于韓厘王元年 (公元前 295 年)，他分析的依據是，在秦王見到韓非書時是李斯告訴秦王作者是韓非，所以李斯是在與韓非同學時見到韓非書，而從李斯辭別荀子已在始皇前一年或二年以前，則此時韓非已大有成就，其年齡當可能為 50 歲左右的人。而李斯人秦 15 年，韓非被害當在 65 歲左右。他還以韓非與堂豁公的對問，堂黔公又與晉昭侯對答于時代亦合,作為補證。
與此論相近的是陳千鈞的說法，他也通過韓非子與堂豁公的問答之言，堂豁公與韓昭侯同時，推測“假定”韓非生于韓厘王元年。這主要根據《韓非子·問田》關于堂谿公與韓非談論的記載以及《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關于堂谿公與韓昭侯 (公元前 358 年~公前 333 年在位) 對答的載推測出來的。堂谿公與韓昭侯同時，他可能只有二三十歲，等他與韓非談論時已九十多歲，那時韓非可能已二十多歲。再根據他被殺時 (公元前 233 年) 可能已六十多歲，推定他生于韓厘王元年（公元前 295 年）。
出生地
學界考據韓非出生地者少，目前存在兩個說法。一說,韓非的故居在韓國國都西北部的小韓城，即今河南禹州市淺井鄉小韓村理據是，三家分晉后,哀侯在國都陽翟西北筑小韓城。另一說,韓非的故鄉應在今河南西平縣出山鎮棠溪北岸的韓堂村。
歷史評價
秦始皇在見韓非所作的《孤憤》五蠹之書后，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西漢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申不害、韓子皆著書，傳于后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韓非子·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于資治通鑒寫道，“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烏足哉！”
清代著名經學家王先謙于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中作序道，“非勸秦舉韓，話質無厘，君子于此猶悲其志也。”
日本學者蒲阪圓評，“念諸子中，唯韓非子書，最切世用。”
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楊立華在訪談中評論道，“韓非子看向歷史的目光是冷峻的，有點像手術刀一般的那種寒鋒。”
著名刊物《歷史評論》評論，“《韓非子》自然不例外，只不過它是從政治學角度思考這兩個問題而已。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我們正確認識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優點與不足，探尋實現中華優秀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方法路徑，至關重要。”
《中華讀書報》評，“韓非是一位批判現實主義者，他以敏銳的觀察力和理解力，對現實進行了深刻清醒的剖析，抓住了當時的主要矛盾；他的批判建立在對社會強烈的責任感和熱情的理想追求之上，因而能夠針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韓非思想的影響貫穿兩千多年的中原地區歷史進程，而且今天的許多社會政治現象都需要到《韓非子》一書中去尋找根源。”
參考資料 >
《世界百科名著大辭典 社會和人文科學》韓非子.中國知網數字出版物.2023-02-19
熙園文史錄——韓非家住韓堂村.駐馬店市情網.2023-02-18
【楊立華】刺向歷史深處的刀鋒：韓非子與《春秋》學_嗶哩嗶哩_bilibili.嗶哩嗶哩彈幕網.2023-02-23
今天應如何評價《韓非子》?.中國歷史研究院.2023-02-23
怎樣讀韓非子.光明網.2023-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