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國歷史上繼五代十國之后的朝代，傳九位皇帝，享國167年。與南宋合稱宋朝，又稱兩宋，因皇室姓趙，也稱趙宋。先后與遼朝、西夏、金鼎足而立。
顯德七年（公元960年），后周諸將發動陳橋兵變，擁立趙匡胤為帝，建立宋朝，定都開封市（河南開封）。宋太祖、趙光義先后滅后蜀、南唐、北漢，統一中原；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將兵權與財政權全部集中于中央，避免了中晚唐藩鎮割據的亂象，但也導致宋朝在與遼、西夏、金朝的戰爭中常處劣勢。趙恒時，與遼簽訂”澶淵之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李仁孝時與西夏議和，穩定邊境；趙頊開展”王安石變法“，后新政與舊制交替施行，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發生靖康之變，次年被金國滅亡，北宋由此亡國。
趙匡胤滅北漢統一中原后，北宋的疆域東北以今天的海河、霸州市和山西雁門關為界，宋神宗時通過熙河開邊收復河湟，宋徽宗時期于青海省北部置隴右都護府，并重金贖回幽云七州；西北以橫山區、甘肅省東部、青海湟水為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為界。國土面積約280萬平方公里。但是北宋與遼、西夏還有其他政權常有戰事，所以疆域時有變化，北宋的疆域面積難以有一個固定的數字。北宋時期，因推廣占城稻，人口從太平興國五年（980年）的3710萬迅速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萬。
趙匡胤稱帝后，通過杯酒釋兵權，將兵權與財政權集中于中央，避免了中晚唐藩鎮割據的亂象。宋朝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天寶，采用分化事權方式，宰相職位由多人擔任，還實行官銜與實際職務分離的官吏任用制度，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造成‘積貧積弱’的局面。地方行政上分路、府州軍監、縣三個級別；賦稅有官田、民田、城郭、丁口稅和雜稅五種，徭役分職役和雜役兩類；貨幣流通主要是銅，同時流通的還有鐵、金銀、交子等，教育上官學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司法制度在援用唐制的同時在訴訟、審判上有相應的改變。北宋時期對外關系在唐朝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在文化、科技、經濟等方面發展繁榮，尤其是對外海路貿易發達，與朝鮮、日本、東南亞的越南和印尼等國、西亞及非洲等地都有貿易往來。
國號與都城
國號
北宋國號“宋”，是由于趙匡胤曾任歸德軍隊節度使，歸德軍的治所在宋州（今睢陽區），“宋”就是選擇了“宋州”中的宋。如果宋朝像隋朝、唐朝那樣，以爵號為國號，應當叫作天水朝，于是，天水朝成為宋朝的別稱。立國之初，趙匡授意，“有司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由此，宋王朝自命為“火德”。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趙構建立南宋王朝，年號為“建炎”，有火德中興之意，南宋亡國之后，益王稱帝于福州，改年號為“景炎”，仍寓意火德，火德貫穿兩宋始終，故當世和后世以“火宋”“炎宋”或“大宋”尊稱為趙宋王朝。靖康之變后徽欽二宗被俘，北宋滅亡。為保國脈，康王趙構在應天府府（今商丘市）即位，后又將首都遷到杭州市（今浙江省杭州）。從地理位置看，靖康之變前宋的都城汴梁在北，故稱北宋；趙構即位后都城臨安在南，故稱南宋。
建都開封
中國歷代都對都城的地理形勢很重視。歷史上的周、秦、漢、唐幾代多以西安市、洛陽市為都，因為這兩地有山川之險可以御敵。北宋建國之初，關于建都何地也有爭論。趙匡胤認為理想的建都之地仍然是洛陽或西安，北宋建國16年后（公元976年）趙匡胤還有遷都洛陽的打算，這年四月，趙匡胤利用出巡洛陽的時機，再次提出遷都的想法，但是很多大臣以宗廟社稷不可輕動為由反對遷都，晉王趙光義以治理國家“在德不在險”為由再三勸阻，趙匡胤放棄了遷都的打算。
建都開封市同時也是由開封的社會、經濟、歷史條件等諸多方面的優勢所決定的。交通和漕運是開封的優勢，唐、五代十國以來，開封已成為中原地區的交通樞紐，北宋時期，通濟渠、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等河流橫貫開封城，使開封處于“天下之樞”的有利地位，建都開封有利于全國各地的物質順利抵達京都。
歷史
趙匡胤開國
后周重臣
廣順元年（公元951年），郭威發動兵變建立后周政權，提拔趙匡胤為禁軍東西班行首，負責宮廷禁衛。廣順三年（公元953年），升任滑州興順副指揮使，還沒有就職就被剛被封為晉王、時任開封府尹的柴榮（郭威養子）招入麾下，轉任東京汴梁馬直軍使。顯德元年（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周世宗柴榮繼位，北漢、契丹聯軍入侵，柴榮御駕親征，趙匡胤為副將，周太祖郭威德女婿張永德為主將，大戰開始時，后周軍隊潰敗，局勢危機，趙匡胤與張永德帶精兵以死拼殺，加上周世宗親率兵馬襲擊北漢皇帝的大營，后周士氣大振，最終打破北漢軍。此次戰役后，趙匡胤被破格提升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來賓東南，時為南漢轄地）刺史，十月，又升領永州（今湖南永州，時為武平軍轄地）防御使。
高平之戰后，柴榮決定整頓侍衛司，擴充“殿前諸班”的兵力為殿前軍。趙匡胤根據周世宗的指示，精選侍衛司馬步軍組成龍捷（馬軍）、虎捷（步軍）、鐵騎等諸禁軍。在這次整頓禁軍的過程中，趙匡胤在軍中結拜了楊光義、石守信、李繼勛等“義社十兄弟”，并扶植了一大批親信，在殿前司中培養了自己的勢力。
顯德二年到顯德六年（公元955—959年），趙匡胤隨周世宗先后征后蜀、南唐屢立戰功，被任命為殿前都指揮使，不久又被加授為定國軍節度使，后又移領忠武軍節度使。
陳橋兵變
顯德六年（公元959年），柴榮在軍中病倒，回到開封市罷免了張永德殿前都點檢之職，讓趙匡胤擔任此職。不久，周世宗病逝，他七歲的兒子柴宗訓繼位，趙匡胤改任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顯德七年（960年）元旦，鎮州、定州市兩州報告遼朝會合北漢入侵。宰相王溥、范質未核實軍情，倉促派趙匡胤統率宿衛禁軍北征抵御，大軍駐扎在開封東北四十里的陳橋驛，當晚軍中就有將士制造輿論說周帝幼小，將士即使冒死立功也沒人會知道，不如讓點檢做天子然后再北征。
次日，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和親信趙普授意將士將一件象征皇權的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并高呼皇帝。趙匡胤與將士們做好不驚擾太后和皇帝，不欺凌公卿，不得侵掠市場府庫的約定后率軍回到開封市。守備首都的石守信、王審琦等打開城門接應，趙匡胤接受柴宗訓的禪讓成為皇帝，定國號為“宋”。
結束混亂時局
建國之初，北宋周邊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遼朝，西北有黨項族的強大勢力。夾在中間的是割據山西省一帶的北漢，江淮以南，有南漢、南唐、吳越、南平、湖南省等八個割據政權。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趙匡胤確立了“先南后北”的統一方針，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當年十一月改元干德），趙匡胤平定荊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將曹彬、劉光義率兵滅后蜀；開寶三年（公元970年），趙匡胤命潘美率軍進攻南漢，次年，南漢滅亡；開寶七年（公元974年），宋軍攻破金陵，南唐滅亡。南唐滅亡后，吳越與漳州市、泉州市等地的地方勢力對宋朝俯首稱臣，混亂的時局逐漸結束。
同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趙匡胤召弟弟趙光義進宮飲酒，當時趙匡胤身體很好，酒后困頓，就躺下休息。宦者宮女皆被屏退離開，趙光義自己來照料皇兄。眾人只遠遠看見趙匡胤和趙光義說了一些話，接著蠟燭光影搖晃，似乎趙光義離席退避，隨后聽到玉斧戳雪之聲，聽見趙匡胤高聲說：“好為之，好為之”。天快亮時，趙光義急喚人，叫皇子都來，說趙匡胤已經逝世。二十一日晨，趙光義就在靈柩前即位，且一反次年改元的慣例，立刻改元太平興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趙匡胤去世，謚號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其弟趙光義即位。
太宗趙炅
結束分裂局面
趙炅（生卒年939年11月20日—997年5月8日，公元976年－997年在位），北宋第二任皇帝，是宋太祖趙匡胤之弟，本名“匡義”，宋朝開國后因避其兄趙匡胤名諱而改名“光義”，即位后又改名“炅”。
北宋建立初期，宋太祖幾次御駕親征都是趙炅留守京都，穩定后方，后被任命為開封府尹、同章平事。太宗繼位之時，中原尚未統一，南方吳越和閩雖然臣服宋朝，卻仍然保留國號；北方有北漢。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趙光義迫使吳越和閩兩個國主上了降表，削去他們的國號，徹底統一了南方各地。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決定親征北漢，太宗先派宣徽南院使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先以兵圍攻汾、沁、嵐諸州，然后合兵圍攻太原市，崔彥進，李漢瓊、曹翰、劉遇四將分別攻打東、南、西、北面。二月，太宗御駕親征，三月，郭進擊潰前來援救北漢的數萬遼軍，四月，太宗親自到太原城下督戰，五月初一，太原羊馬城陷落，五月三日，北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郭萬超投降，五月五日，太宗下詔書要求北漢國主劉繼元出降，當夜，劉繼元派遣客省使李勛奉表請降，趙匡胤派通事舍人薛文寶持詔書入城安撫并告知。六日清晨，劉繼元率百官投降獻城，自此，河東一郡、十州、四十一縣并入宋朝，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至此完全結束。
親征遼國
趙光義滅了北漢后，就打算收復被后晉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六月，宋太祖討伐遼國，遼朝東易州刺史劉禹、涿州市判官劉原德先后降宋，宋很快就得到易州、涿州兩地。宋太宗到達幽州城南指揮攻城，在遼國守臣耶律學古的防守下，宋軍攻城失利，隨后耶律休哥的援軍趕來與宋軍在高梁河交戰，宋太宗親自指揮作戰，后中箭逃離戰場，宋軍敗退，宋太宗帶著殘兵敗將倉皇回京。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再次北伐，派曹彬、米信、田重進、潘美、楊業等人率領30萬宋軍，兵分三路伐遼，起初三路各有勝利，后因糧草不足、指揮失誤等原因雍熙北伐以失敗告終，此后，宋對遼由攻勢轉入守勢。
宋太宗即位后，太祖的兩個兒子趙德昭和趙德芳先后自殺身亡（一說德芳死因不明），太宗弟弟趙廷美也遭到猜忌被貶后憂郁而死亡，太宗的長子得知叔父之死后神經錯亂被廢為庶人，皇二子也暴死。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八月十八，宋太宗正式立皇三子趙恒為皇太子，改名趙恒。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三月二十九日，宋李世民駕崩于萬歲殿，謚號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
真宗趙恒
咸平之治
趙恒（生卒年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在位997年5月8日－1022年3月23日），北宋的第三任皇帝，本名趙德昌，改名趙元休、趙元侃，立為皇太子后改名為趙恒。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趙恒即位，改年號咸平。真宗即位后，重新處理秦王趙廷美一事，恢復趙元佐的封號，緩和了宗室關系；同時重用呂端、曹彬、李沆、呂蒙正等人，經濟得到了發展，史稱“咸平之治”。
反擊遼軍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七月，耶律隆緒下詔伐宋，趙恒重用傅潛、張昭遠、秦翰等人并檢閱二十萬禁軍，準備反擊遼軍。同年九月底，遼軍在保州附近的長城口被宋軍先鋒田紹斌、石普部和本地駐軍楊嗣部阻擊，先勝后敗。后轉攻保定市，保州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昭堅守城池，遼軍久攻不下后撤退，接著遼軍主力兵分兩路繼續接近北宋邊境，十一月，真宗下詔親征。咸平二年十二月五日（公元1000年1月14日），宋真宗率大軍從東京汴梁出發，經長垣市（今屬河南省）、韋城縣（今河南滑縣東南）、衛南縣（今河南滑縣東）、澶州（今濮陽市）、德清軍（今屬河北），最后身披盔甲，到達大名府（今大名縣）。到達大名府后，趙恒派石保吉、上官正率部北上，傅潛南向與他們形成合擊之勢，戰事失利，宋真宗換掉主帥，調來援軍，在莫州擊破遼軍，取得了一次勝利。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正月十六日，真宗從大名出發返回京城。
澶淵之盟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到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與遼朝在邊境多次交戰勝少敗多，邊境的告急文書增多，宋真宗決定再次御駕親征。次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宋真宗抵達澶州南城（澶州跨河分南、北兩城），后又親往北城鼓舞士氣。在此次戰役中，耶律隆緒與蕭皇后經宋降將王繼忠之手多次與趙恒通信討論議和之事，宋真宗派右班殿直、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曹利用與遼議和，最后遼宋兩國達成協議：雙方休戰，皆為兄弟之國，宋為兄，后世以世侄論，使者定期互訪；以白河溝為國界，雙方休戰，遼歸還宋遂城（今徐水區）及瀛、莫二州；宋每年向遼“歲貢”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邊境設市，兩國開展互市貿易。因協約在澶淵簽訂，史稱”澶淵之盟“。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1005年1月17日），澶淵之盟正式達成。此次結盟后，北宋邊疆戰事危機解除，國內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封禪祭祀
澶淵之盟簽訂后，寇凖被罷相，在王欽若的建議下趙恒準備“封禪”。景德五年（公元1008年），真宗先后奉祀泰山，禪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市西南），去曲阜市祭祀孔子。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二月，趙恒再次帶著“天書”西祀萬榮縣后土娘娘，次年（公元1012年）改謚孔子為“至圣文宣王”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正月，趙恒又去亳州市（今屬安徽）太循吏，祭祀被道教徒尊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天書封祀對真宗一朝的政治和財政產生了重大影響，到其晚年“內之蓄藏，稍已空盡”。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節，趙恒下詔冊立八歲的趙禎為皇太子，改名趙禎 。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趙恒于東京延慶殿駕崩，群臣為其上謚號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廟號真宗。
仁宗趙禎
慶歷和議
趙禎（生卒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 ），北宋第四位皇帝，宋真宗趙恒的第六子，初名趙受益，后改名趙禎。
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13歲的太子趙禎即位，即宋仁宗，次年改元天圣，朝政大多由劉娥決策。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劉太后病逝，趙禎開始親政。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十月，李元昊稱帝，建國號為大夏，即西夏。次年，李仁孝拒絕承認西夏政權，元昊帶兵入侵保安軍（今陜西志丹縣），宋與西夏開始交戰，在韓琦、范仲淹的努力下打退了西夏軍。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十月，宋與西夏達成和約：夏對宋名義上稱臣，宋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每年”賜“絹13萬匹，銀5萬兩，茶2萬斤。宋夏議和后，在遼朝的要求下對遼的”歲貢“銀絹各增加了10萬。
慶歷新政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范仲淹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內容包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發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他認為有了“賢能”的官吏，就能夠搞好政治，使百姓“各獲安寧，不召禍亂”，緩和社會矛盾。趙禎采納了范仲淹等人的建議，然后以詔令的形式來推行這些主張，號稱”新政“，史稱”慶歷新政“。由于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新政一開始便遭到了朝中守舊派的強烈反對，他們污蔑范仲淹等改革派為”朋黨“，仁宗對新政的信心也開始動搖，加上當時各地不時爆發農民起義，有些地方還發生了蝗災，仁宗認為這些都是推行新政所致，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初，仁宗將改革派范仲淹、歐陽修等貶，新政隨之結束了。
宋仁宗13歲即位，15歲立皇后，但沒有子嗣（有過三子均夭折）繼位，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他冊立養子趙曙為皇子，改名為趙曙。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逝，葬于河南永昭陵，謚號”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
英宗趙曙
趙曙（生卒1032年2月16日—1067年1月25日，在位1063年5月1日—1067年1月25日），北宋第五位皇帝，原名趙宗實，是趙光義趙光義曾孫，趙允讓趙允讓第十三子，宋仁宗趙禎養子，立為皇子后改名趙曙。
宋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光獻皇后垂簾聽政，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趙曙病體恢復，曹太后撤簾還政。趙曙親政之后為如何尊自己親生父母之事與朝臣產生爭論，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在韓琦、歐陽修等的支持下議定王（趙曙生父）稱皇考。同年九月，李諒祚李諒率軍親征，大規模入侵宋境，西夏軍劫掠大順城（今華池縣東北）、柔遠寨（今甘肅華池）各地，英宗憂心邊境之事，病情加重，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宋英宗病逝，臨終前，倉促立長子趙頊為皇太子。朱祁鎮死后，葬于河南永厚陵，謚號”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英宗“。
神宗趙頊
決意變法
趙（生卒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1067年—1085年），北宋第六任皇帝，宋英宗趙曙長子，初名趙仲針，后更名為趙頊。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次年改元熙寧，趙頊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在國內，積貧積弱的局勢日益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各地起義不斷；在邊境，軍費開支龐大，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治平二年（1065年）的時候，宋朝財政虧空已達1750余萬，年輕的趙頊決定變法。
熙寧變法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趙頊任命他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神宗又任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次年，任命王安石為宰相，開始實施變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提出并推行了一整套新法，主要分為”富國“”強兵“和改革科舉制三個部分。
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趙頊特命設置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之、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主持。這次改革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如司馬光、蘇轍等都反對新法，趙頊皇帝迫于太后、大臣的壓力，兩度罷免王安石，但依然推行”新政“，他將部分新法改頭換面后繼續推行下去，以改革官制和強化軍兵保甲制度為改革的重心，改革一直持續到神宗去世。
痛失永樂城
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領兵抗擊交州軍，宋軍連連取勝，收復不少失地，十二月攻進交趾國內，迫使交趾國王李干德奉表投降，此后，交趾不敢再侵擾宋境。元豐年間北宋兩次對西夏戰爭均告失敗，其中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李遵頊在銀、夏交界修筑永樂城來屯軍，想要困住興州的西夏軍，不料西夏出動30萬大軍圍城，永樂城失陷，宋軍損失民夫工匠20多萬，戰報傳至汴京，趙頊受打擊身體越來越差，立六子趙煦為太子，改名為“煦”，國家大事由皇太后暫為處理。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世，葬于河南永裕陵，謚號”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廟號”神宗“。
哲宗趙煦
廢除新法
趙煦（生卒1077年1月4日—1100年2月23日，在位1085年4月1日—1100年2月23日 ），北宋第七位皇帝，宋神宗趙頊第六子，原名趙傭，立為太子后改名趙煦。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10歲的趙煦即位，即趙煦，次年改年號為元祐，哲宗年少由高滔滔主持朝政，高太后掌權后將新法全部廢除，宋朝又恢復了原先的統治方式，重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大批守舊派人物得勢，奉行新法的官員遭到嚴厲打擊，此事史稱”元祐更化“。至此，北宋開始走向衰亡。
恢復新法
元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次年改元紹圣。宋哲宗親政后，召回趙頊變法時的重要人物章惇，追謚王安石為”文“，大力打擊元祐大臣，追貶司馬光，將蘇軾、蘇轍等舊黨全部貶謫。哲宗恢復了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募役法、青苗法等，減輕農民負擔，使國勢有所起色。軍事上對西夏采取強硬措施，一方面修筑防御工事，一方面武力打退西夏的進犯。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平夏城之役，擊敗敵軍三十萬，迫使西夏求和。
英年早逝
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至九月，趙煦派將軍王、王贍等攻取邈川，占領青唐，閏九月，宰相章惇率百官稱賀。戰后，趙煦以青唐設置鄯州，以邈川設置湟州。同年八月，趙煦寵愛的賢妃昭懷皇后生下兒子，哲宗大喜，封劉氏為皇后，九月二十五日，皇子夭折，四天后，小女兒懿寧公主也病死，趙煦接連受到打擊病情加劇。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十二日，趙煦去世，葬于河南永泰陵，謚號”憲元顯德欽文睿武齊圣昭孝皇帝“，廟號哲宗。
徽宗趙佶
改元崇寧
趙（生卒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在位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北宋第八位皇帝，是趙頊的第十一子，趙煦的弟弟。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病逝，無子繼位，端王趙佶在向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即位，即宋徽宗，徽宗即位后，向太后協同處理國事，太后當政后任命守舊派，新法派相繼受到打擊。也有官員認為元祐、紹圣有失誤，應該消除偏見，調和矛盾。次年，趙佶改元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十一月，蔡京被任命為相，徽宗決定次年改元為崇寧，明確宣告放棄調和政策，改為推崇熙寧變法。
各地起義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宋江在河北省路起義，徽宗下詔招降，宋江未接受，次年轉而南下京東路，活動于青、濟鄆等州。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南方方臘起義，次月建立政權，先后攻占了睦州、歙州、婺州、處州等地。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宋江率起義軍乘船來到海州（今連云港市區西南部），陷入宋軍重圍，走投無路之下，被知州張叔夜設伏兵制服，投降了北宋。由于北宋末年官吏的腐敗，人民紛紛起兵反抗。同年，方臘被韓世忠所俘，起義失敗。起義軍的余部轉戰于浙東地區，至八月間才最后失敗。方臘被俘后被解往首都開封，于八月下旬被殺害。
海上之盟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與金達成”海上之盟“，兩國議定聯合討伐遼朝，遼燕京由宋軍攻取，金軍進攻遼中京大定府（今遼寧寧城西）等地，遼亡后燕云地區歸宋朝，宋將原來給遼國的歲幣轉給金朝，但宋數十萬大軍未能攻下遼燕京。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金主完顏阿骨打占領燕京，向宋朝索取100萬貫”燕京代稅錢“后，于次年才將洗劫一空的燕云諸州還給宋朝，宋設燕山府路統治燕京地區。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國入侵宋朝，金兵分東西兩路，東路軍由完顏宗望率領，從平州（今盧龍縣）攻打燕山；西路由完顏宗翰率領，從大同市進攻太原市，兩軍計劃在汴京會師。金軍勢如破竹，兩軍先后占領檀州（今密云區）、薊州（今天津縣）、朔州市（今山西朔縣）、武州城遺址（今山西神池）等地，十二月十八日，開始圍攻太原。宋軍失利的消息傳入京城后，宋徽宗寢食難安，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將帝位禪讓給兒子趙恒，第二天趙恒即位，即趙桓。
欽宗趙桓
宋欽宗（生卒1100年-1161年，在位1125年—1127年）趙桓，北宋第九位皇帝，宋趙佶趙佶的長子。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宋徽宗將帝位禪讓給趙桓，靖康之變元年（公元1126年），太上皇徽宗倉皇逃往鎮江市，二月金軍從汴京退走，趙桓派人請徽宗回宮。同年八月，完顏晟再次發動大軍進攻宋朝，十一月金朝完顏宗翰攻占開封市外城，宋欽宗派弟弟趙構趙構去金營談判求和，閏十一月初，金軍開始攻城，為鼓舞士氣，趙桓穿著盔甲親自登城巡視，到宣化門慰勞軍隊，但沒起到太大作用，宋軍軍心渙散，三萬禁軍逃亡一大半，金軍不斷進行佯攻恫嚇并宣稱要議和退兵。趙桓派宰相何栗和齊王趙栩到金營求和，金將領說可以議和，但必須太上皇親自前來商議。太上皇趙佶不敢前去，欽宗決定親自前往。十一月三十日，欽宗率大臣前往金營并按金軍統帥的要求寫下降表，接著金朝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宣讀降表。
投降儀式后欽宗回到朝廷，金人就來索要金一千萬錠，銀兩千萬錠，帛一千萬匹，高額的賠償金無法湊齊，金人要求欽宗再次到金營商談，欽宗到金營后被扣留，金人揚言金銀布帛一日不湊齊，一日不放欽宗。靖康之變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六日，趙桓被廢為庶人，七日，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營。四月初一金軍俘虜徽、欽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貴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寶璽、輿服、法物、禮器、渾天儀等也被搜羅一空滿載而歸。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變”，北宋由此滅亡。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初七，金人立張邦昌為帝，建立偽楚政權。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徽欽二帝及在開封的宗室3000余人被金兵擄走，宋徽宗第九子，趙構趙構因為被委派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出外招兵而免于此難，不久在應天登基，金兵繼續追殺，他逃到了揚州，后來又被逼無奈，出海逃亡，最后在臨安（今杭州市市）落腳，暫時穩定下來。四月十一日，元祐皇后（趙煦的第一位皇后）垂簾聽政，張邦昌退居左相，五月初一，趙佶第九子康王趙構在應天府即位，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南宋王朝拉開序幕。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八月，金帝辱封徽宗為昏德公，趙桓為重昏侯，關押于韓州（今遼寧省昌圖縣）。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金朝又將二帝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城北舊古城）軟禁。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宋徽宗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國城，享年54歲，完顏亶將他葬于河南廣寧（今洛陽市附近），南宋遙上尊謚圣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趙佶。宋欽宗去世時間不詳，他去世的消息在南宋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五月才傳回南宋朝廷。同年七月，趙構為趙桓上謚號“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
疆域和人口
領土范圍
北宋盛時疆域范圍，據《宋史·地理志序》記載：東南瀕臨大海，西部延伸至巴僰地區，北部以三關（瓦橋關、益津關、高陽關，為宋遼交界地帶）為界。具體地域覆蓋：東部抵達東海，包括今山東省、江蘇省、浙江全境及福建省、廣東省東部；南部延伸至南海，涵蓋今海南省、廣東、廣西大部（因交趾國獨立，疆域南界退至廣西南部）；西部抵達四川盆地西緣、甘肅東南部；北部止于河北中部、山西省北部，因燕云十六州被遼占據，北疆邊界較天寶南退約300公里。疆域東西跨度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跨度一千六百二十里。至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全國劃分為二十六路，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未列軍）、縣一千二百三十四處，疆域與行政建置達至鼎盛狀態。這是一個大概的統計，因為宋統一后，東北與遼人作戰，西北與西夏作戰，西南又與南中作戰，地域有得有失，州縣增減時有變化，疆界時有出入，所以北宋疆域難有確切固定的數字。
如宋朝與遼朝的疆界在雁門山—大茂山—白溝一線。與西夏作戰，趙頊時取得了綏、熙、河、洮、岷等州，趙煦時取得湟水流域、洮河上游與貴德一帶德土地。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收復河湟，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宋與金聯合伐遼后得幽云七州，宋與大理白族自治州交界處設立了黎、敘、瀘、黔、邕[yōng]等州。
人口變化
一般認為北宋人口最多時超過一億。例如，王曾瑜在《天津社會科學》1984年第6期發表《宋代人口淺論》一文說，據北宋趙佶大觀三年（1109年）的統計，有2000多萬戶，人口應在1億以上。《中國人口史》第三卷（吳松弟著）的研究認為：“北宋承唐末五代十國天下大亂，太平興國五年(980)只有約3540萬人。經過百余年的迅速增長，到12世紀初的北宋末年達到峰值階段。當時，在北宋、遼、西夏、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國范圍內，總人口達1.4億。”其中，宋徽宗大觀三年（1108）的北宋總人口約為1.1275億，宣和六年（1124）的北宋總人口約為1.26億 。也有學者認為北宋人口數字應以5000萬為上限。
行政區劃
北宋的疆域區劃，從趙光義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分全國十五路后，建立“路”、“府、州、軍、監”、“縣”三級制。“路”為監司區劃，猶如唐之諸“道”，“府”、“州”、“軍”、“監”，雖名稱性質不同，則同為一級，北宋一朝，四次改變區劃：第一變在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仿唐制分全國為十“道”，至道三年改為十五“路”；第二變在趙禎天圣時分為十八“路”；第三變在趙頊元豐時分二十三“路”；最后在趙佶時，再增加三路（京、燕山、云山），共二十六路。
內政
中央
官制
北宋官制全部承襲唐和五代，有臺、省、寺、監、院、部等名號。這些官并不管事，只依品級領受祿俸。此外又有階有勛有爵，也都是領受祿俸的一種名義。實際管事的稱為職或差遣。
中央設三個機構分割宰相的權力，一是設中書省，這是最高行政機構，長官是“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又設“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來分散宰相的權力；二是設樞密院，長官叫樞密使，管軍事；三是設三司，鹽使、度支、戶部合稱三司，長官稱“三司使”，地位僅次于宰相，或稱“計相”，把財權從宰相中分離出來。
外任官也沿用唐制，有節度使、防御使、團練使、剌史、觀察使、節度、留后、大都督等名號，都不管事。實際管理地方軍民的路、州、縣官員，都由中央官兼攝，算是朝廷臨時差遣，所謂“以京、朝官權知，三年一替”。趙匡胤時全國分為十五路（后二十六路），每路設經略安撫使，安撫使下每路有轉運使，主管所屬州郡財賦的上繳及水陸轉運，還擔負提點刑獄管刑法等職。路下分府、州、軍、監，長官稱判某府（州、軍、監）或稱知某府（州、軍、監）事，副職稱通判，通判有權與知州共同處理州事，與地方長官互相牽制，最低級地方官稱知縣。
唐代官員選任機構只有宰相和吏部兩個層級。北宋時形成了宰相、審官院和流內（武選官屬三班院）三個層級的選官體系。其中三班院負責低級武官的差遣，樞密院負責中高級武官的選任，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中高級武官的差遣從樞密院分離出來，由審官西院負責，樞密院進行監督。元豐（公元1078-1085）改制，三層級的選官體系變成四選，增加了吏部。具體做法是將武官的選任事務也歸尚書吏部，三班院改稱吏部侍郎右選，審官西院改稱吏部尚書右選，從樞密院的下屬機構改為尚書吏部的一部分，與分管文官選人的侍郎左選和尚書右選相對應。
兵制
太祖建國后建立了新兵制，分全國軍隊為禁兵、廂兵、鄉兵、藩兵四種。禁兵是皇帝的衛士，禁兵駐守京城，輪流到外州縣就食，號稱就糧軍；廂兵是地方兵，只服勞役，從不訓練武藝；鄉兵是點抽壯丁充當地方守軍；藩兵是招募歸順部落充當邊境守軍。禁兵、廂兵的養兵之費由國家擔負，兩者構成了常備軍。其中禁兵是戰斗兵種，地位高于廂兵。
北宋六朝禁兵、廂兵人數（單位：萬人）
北宋的禁軍設有殿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稱三衙或三司，但他們只負責管理和訓練，禁軍一般由皇帝調動和指揮禁軍，樞密院承旨照辦。
禁軍分別戍守邊鎮、內郡或守護漕運軍糧，一般三年一輪換，有的地方是半年或者兩年一輪換。將官由朝廷任命，經常調換，其結果“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趙頊時，王安石變法改革了兵制，采用將兵法。將兵法的推行，使部隊得以精強；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之前“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弊端，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
法律
制定法典。建隆四年（公元963）八月，趙匡胤命竇儀、蘇曉、奚嶼、等人在總結歷朝法律法令的基礎上，制定了《宋建隆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宋太祖下詔大理寺刻板摹印后頒布天下，《宋刑統》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封建法典。
司法實踐。北宋時的司法實踐是以前事作為后事的標準、依據，這種做法叫“例”，即成例。“例”分兩種，一種為“斷例”，亦即案例；一為“指揮”，即尚書省與吏、戶、刑部對下級官署的指示。在宋朝審判實踐中，“例”最初是臨時性的措施，其后因有利于統治階級的司法鎮壓，遂為慣例。宋統治者把“例”編纂成冊，賦予其法律效力，廣泛地適用于社會生活，如《熙寧法寺斷例》《元符刑各斷例》等。
刑罰制度。宋代在隋唐以來笞、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礎上有新的變化，如折杖法、刺配法、凌遲法等。折杖法作為一種代用刑，是將五刑中除了“死”的另外四種刑罰折成相應的臀杖或脊杖，減輕了原來的刑罰。刺配法就是指在臉上刺字，外加杖脊而后流配充軍，是僅次于死刑的重刑。凌遲是最重的死刑，也叫陵遲、割、寸，俗稱“千刀萬剮”，趙頊時，凌遲法逐漸增多，至趙昚時，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將凌遲列為法定死刑之一。
地方
行政制度
北宋地方行政基本有三個級別。路、府州軍監、縣。路約相當于現在的省的大小，北宋時路主要是起監察和司法以及財政等作用，如提刑司管司法；轉運司管財政和監察；常平司管糧倉賑災等事。“府、州、軍、監”約相當于現在的“市”，府約相當于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州大約相當于地級市，軍較州稍小一些，一般而言地勢沖要、戶口少而不成州的，就設軍，它大約相當于縣級市，監則是宋代于坑冶、鑄錢、牧馬、產鹽等設置的特別行政區的名稱。安撫使之帥司、轉運使之漕司、提刑之憲司、提舉之倉司，分掌一路軍、政、刑、財，總稱監司，為州縣上級地方領導。
賦稅徭役
賦稅
《宋史》記載，北宋的賦稅有五類：一是官田，指公臣的閥戶所交納的地租；租額比私田的地租稍低一些，可要受吏胥的敲榨勒索；二是民田，民田按上、中、下三等九則收稅，按畝征稅是征稅的基本標準；賦稅所征品物，分谷物、布帛、金銀貨幣、物產四類，大體上土地所有者的中等田，每畝收獲一石；三是城郭，包括房稅、田地稅；四是丁口稅，屬于人頭稅，這不是全國一律征收的稅種，如比較富庶的東南淮、浙，湖廣等路都有丁口稅；五是雜稅，包括牛皮、蠶絲、鹽、茶等稅收。
此外還有和糴，和買。和糴是強制收購民田糧米，和買是強制收購民問布帛，名為糴買，實是強征。對農民壓力最大的是折變和移支。折變是夏稅規定現錢和綢綿、布、麥等定額，根據物價狀況，借口公家需要，任意折換。如以絹代錢，再以錢折麥，折麥時任意抬高或壓低價格等等。在征收秋稅時，要求農民將秋稅運至指定地點交納（如豐收區的秋稅運至歉收區交納），若不愿承擔長途運輸之勞，就需多交一筆支移腳錢。
徭役
北宋初年主要是差徭制，差徭制分兩類：一是職役(吏役、差役)，主要由富家豪戶充當，如衙前(押運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耆老、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二是雜徭(力役、夫役由）貧下戶按丁口派遣，應役的項目有修建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戰時運送物質，傳遞公文等。
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制定了募役制（也稱募役法），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正式頒布，免役法的核心是役人可以出錢免役，政府以役錢雇役，北宋的差徭制變成了募役制。宋神宗死后，募役法被廢，復行差役法；趙煦親政后，又恢復募役法；北宋末年，是募役法和差役法交替行之。
貨幣制度
北宋時期沒有統一的貨幣，金、銀和銅錢(北宋的西北和中國西南地區還并行鐵錢)都是硬通貨，并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會子。北宋政府也曾嘗試將四川地區納入銅錢流通體系，但是限于客觀條件，沒有成功。最終四川省形成了獨特的鐵錢交子貨幣體系。趙禎朝，政府迫于解決西北軍費的壓力，在西北鑄造鐵錢，實行銅鐵錢并行的貨幣制度，使西北又成為一個特殊的貨幣流通區。這樣就在銅錢區之外，形成了兩個特殊的貨幣流通區。在北宋，銀已具備貨幣職能，成為流通于全國的通用貨幣。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后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達六百余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征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
教育制度
北宋教育制度基本沿用了唐制。官學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
中央官學分三類：第一類由國子監管轄，有國子學、太學、辟雍、武學、律學、廣文館、四門學，國子學是宋代最高學府，招收七品以上的官員入學，太學學生為八品以下官員子弟和庶民中有才華的人，武學學軍事，律學學法律，廣文館和四門學是專為四方士子入京科考者而設立的預備學校；第二類是由中央各局管轄的學校，有醫學、算學、書學、畫學，分別隸屬于太醫局、太史姓局、書藝局和圖畫局；第三類是專為教育宗室子孫而設立的貴胄學校，主要有資善堂、宗學、諸王宮學、內小學。
地方學校有兩種，即由州或府、軍、監設立的，稱州學或府學、軍學、監學，由縣設立的稱縣學。宋代地方學校比唐代有所改進，主要有：第一，設置主管地方教育行政長官——各路提舉學事司；第二，普遍實行“三舍法”；第三，撥給學田，保障經費；第四，創立了分齋教學制度。
王安石變法時對北宋的教育制度進行了相應的改革，不僅恢復了很多名存實亡的地方學校，而且對中央太學也進行了改革，對于太學生中的優異者直接由朝廷召試而授予官職。對于教學內容，王安石也主持進行了改進，他認為學習要培養學生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王安石注解了《周官》一書，他的部下呂惠卿則注解了《詩》《書》二經，頒發于各級學校，作為學生的必讀教材。
司法制度
司法機關：初期基本援用唐制，中央主要以刑部及大理寺分掌司法。但以加強刑部‘復按”的職權，作為集司法權于中央的主要措施。地方司法機關審級與各級行政機關是合一的。為加強中央對地方司法機關的控制，于各路設置固定的提點刑獄公事，簡樸提刑，其官署稱司，號“憲司”。提刑由朝廷直接領導，監督州縣司法工作，加強司法鎮壓。開封市府界諸縣鎮公事，職掌京畿地區內縣，鎮司法刑獄。
訴訟制度：宋初告訴人的年齡限制在八十以下，十歲以上，但謀反大案不受此限制。干德四年(公元966年)將告訴人的年齡上限減為七十以下，此外，身患重病及懷孕婦女不得起訴。宋初，訴狀的書寫格式沿后周之制，或自己書寫，或請人代書，如當事人不識文字，亦可以白紙一幅權當訴狀。隨著訴訟活動的增加，對訴狀的要求也趨向嚴格，譬如，訴狀由在官府注朋的“書鋪”統一書寫，并須取得他人“保識”，才能呈遞。經過官府開拆司審查合乎規則，方能收受。宋朝沿行唐代擊登聞鼓訴冤的制度，設立“登聞鼓院”，”登闖檢院”受理申告的案件。
審判制度：宋律法規定凡杖以下案件屬縣管轄，徒刑（五刑之一）以上重案，須將人犯，案卷解送楚州。元豐改制以前，州有權判決徒刑以上直至死刑案件。元豐改制以后，死刑案須經過路一級主管刑獄的機關復核。為了防止專權濫刑，規定州屬判官或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參軍，須對以知州名義發布的判決，負連帶責任。死刑重案如有法重情輕，情重法輕，事有可疑，理有可憫”等情況，須向朝廷“奏”，由大理白族自治州寺詳斷。凡應奏不奏，或不應奏而奏，知州要受到一定的處分。
外交
公元960年，趙匡胤通過兵變開啟了宋代的統治，為了防止類似的情形再發生，趙匡胤制定執行了重文輕武的國策，并為歷代皇帝奉行。文臣知任地方，武將受到種種約束，再加上北宋兵制（見上）使宋朝軍隊指揮不便，戰斗力不高，與周邊國家交戰常打敗仗。在這種情況下，北宋的崇文抑武政策深深影響了對外交往的格局和姿態，面對遼夏金等國的侵擾多采取議和的態度，對沒有糾紛的海外國家采取的是招撫、貿易等措施。
北宋與遼
北宋建立以后，遼統治者以燕云十六州為基地，多次南下侵擾，對剛剛建立約宋王朝形成很大威脅。 北宋為了穩定局勢，也為了集中兵力統一南方，因而對遼采取守勢。公元979年，趙光義攻取太原市，滅掉十國中最后一個王朝北漢后，對遼的態度由守勢轉為攻勢， 宋太宗立即移師河北省，準備一舉收復燕云十六州，接著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對遼的態度再次由攻勢轉為守勢。
公元1004年，遼兵大舉南下，迫近黃河。在宰相寇凖的堅持下，趙恒親臨澶州御敵，后與遼于此訂立“澶淵之盟”，商定雙方以白溝河劃界，宋朝每年給遼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1042年又增為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 訂盟后，雙方多年未再發生大的爭端。宋遼在邊界設立互市場所，北宋以糧、茶、瓷器、絲織品等換取遼的牛、羊、駱駝等牲畜。此外，民間貿易也取得了進展。這種和平交易，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北宋與西夏
宋初，北宋與西夏之間連年戰爭不斷，后來西夏已感實力不足，同時也為了穩定東方，向西線用兵，公元1006年，與宋議和，在當時北宋、西夏邊境開榷場，進行互市交易，兩國的貿易得到迅速發展，邊境上出觀“商販如織”的盛況，這種和睦的交往維持了約三十年，有利于黨項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加強了他們與漢族人民的融合。
元昊稱帝后，曾奉表向宋稱“臣”，要求宋廷承認夏國，冊封帝號。宋朝一句天無二日， 國無二主的觀念，不僅不同意，反而募人擒斬元昊，凡能斬得元昊的人，即封定難軍節度使，又關閉榷場，禁止互市，宋夏睦鄰關系宣告破裂，以后六七年間，西夏不斷對宋朝發動戰爭。
戰爭期間，雙方的人力和財力都受到很大的損失，李元昊向宋提出和議。公元1044年，北宋與西夏共同簽訂“慶歷和約“，其中規定元昊取消帝制，北宋給西夏”歲賜“，重新榷場，促進了西夏境內各民族的融合和經濟文化的交流。
自北宋治平元年(1064)，北宋與西夏的關系又開始緊張起來。趙頊以后，加強了對西北的防務和經營，逐步取得軍事上的優勢地位，迫使西夏與宋和好。金軍南下，宋無力對西夏用兵，西夏“乘虛盡取河外諸鎮”，直到北宋滅亡。
北宋與高麗
北宋建立后，高麗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向宋廷朝貢，次年高麗行宋年號，同年宋派使者冊封高麗國王，至此，北宋與高麗建立起宗藩關系。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趙光義下詔要求高麗與宋聯合進攻遼朝，高麗未參戰，雍熙之戰后，遼與高麗多次交戰，高麗向北宋求援，希望聯宋制遼，但宋未同意。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遼、麗再次交戰，高麗向遼求和，次年，兩國停戰。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高麗行契丹年號，遼國和高麗建立起宗藩關系。
趙頊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高麗同意與宋復交，但申明繼續奉遼為正朔。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北宋與高麗重建邦交。
北宋與交趾
趙匡胤開寶元年（公元968年），丁部領統一交趾地區，建立“大瞿越國”。開寶三年（公元970年），派遣使者與宋通好，向北宋稱臣。開寶八年（公元975年），宋太祖派使者冊封丁部領之子丁璉為檢校太尉、交趾郡王，至此，北宋與交趾的關系從中央與邊郡的關系演變成國與國的宗藩關系。
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丁部領被殺，次年，大將大行皇帝廢殺丁部領幼子，建立（前）黎朝。宋太祖為維護交趾正統，于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出兵討伐黎桓，最后戰爭以宋軍失敗告終。交趾黎桓采取了兩面手段，一方面，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二月，黎桓遣使進貢，上表謝罪；另一方面，兩次侵略占城，向宋朝施加壓力。在此情況下，宋朝便默認了黎朝代替丁朝的事實。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十月授予黎桓檢校太保等官爵，同時廢黜丁氏。直到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宋朝才封大行皇帝為“交趾郡于王，正式承認黎姓政權。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李公蘊篡黎氏之位，李朝建立。趙恒將“交趾郡王”封號轉給李氏。趙頊熙寧年間，交趾與宋交戰，交趾王李乾德被迫納地奉表求和，宋神宗同意議和。后在宋、交趾確立邊界時，宋神宗將交趾的乞降之地全部還給交趾。此次戰役后，宋朝再不愿南征，宋、交之間形成了軍事上的均勢局面，北宋與交趾進入了穩定的藩屬關系時期。
北宋與大理
干德三年（公元965年），北宋平定川蜀之后，宋軍主帥王全斌主張乘勢攻取云南省，趙匡胤否定了這一點建議。大理白族自治州國派人入宋祝賀，乾德六年（公元968年），又上表要求通好，趙光義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命令黎州官吏建造大船方便大理入貢。太宗之后的北宋其他皇帝也遵循太祖、太宗對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外交思路，與大理政權一直保持疏遠的外交關系。大理多次遣使入貢，但宋朝只是以禮相待而不行冊封。
直到趙佶時，朝廷主張開邊。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大理國主段和譽遣使進貢，次年到達京師，受到徽宗的召見，制以其王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云南省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為示鄭重，宋遣使臣前往大理白族自治州進行冊封，同時頒賜宋行日歷一冊，大理白族自治州與宋臣屬關系首次正式確定。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北宋與大理的宗藩關系中斷，直到大理被蒙古滅亡。
北宋與金國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北宋與金國訂立海上之盟，兩國聯合伐遼，商定滅遼后遼南京之地歸宋，宋每年給遼朝的五十萬歲幣轉送給金國，同時兩國互市貿易。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底，金兵攻克燕京，次年將燕京歸還給北宋。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北宋招降叛遼金將張覺，金國要求北宋將叛將送回，北宋用死刑犯之首假冒張覺之首送給金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國以張覺事件為由攻宋，宋金聯盟破裂。
北宋與西北陸上諸國
北宋初年，趙匡胤派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取道陸路，西行印度求取佛教經典，順道詔諭沿路諸國向宋進貢。西北國家如“天竺、金玉國、回鶻、大食、高昌國、龜茲、拂棘等國，雖介遼、夏之間，筐亦至。”于、高昌和龜茲三國與北宋來往密切，宋對這些國家也有冊封。這三國為傳統西域國家，北宋與這三國密切交往主要是基于從西面牽制遼、西夏的地緣戰略目的。
北宋與日本
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日本僧人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渡海到宋，獻銅器十余件以及本國《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趙光義召見然，賜紫衣，將其安置在太平興國寺居住。宋太宗得知日本國王一姓傳繼，官員也為世官很是贊嘆。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日本僧人寂昭等八人來宋。北宋授予他圓通大師的封號，賜紫方袍。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日本僧人誠尋到臺州天臺國清寺。誠尋向宋廷進獻銀熏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牛肉干、水精、檀香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青色織物綾。趙頊將其安置在開寶寺居住，賜同行的僧人紫方袍。
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明州地方政府上報說日本僧人仲回帶著貢物到宋，明州當局建議由他們自行發文日本，并回贈等價物品，由仲回返歸日本時帶回。宋廷批準了這一建議，并賜仲回慕化懷德大師的封號。
縱觀整個北宋時期，中日兩國沒有建立起直接的官方關系，雙方往來主要經由僧人、商旅，外交文書也局限于明州地方政府與日本太宰府市的層級而已。日本學者對此評價說：“蓋非純粹之公開國際，亦全無政治意味。”
經濟發展
根據研究，咸平三年（1000年）GDP為265.5億美元，占據世界比重的22.7%，人均GDP為450美元，超過當時西歐的400美元。而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2286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32.9%0可見北宋是中原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占據世界比重的最高峰。1820年，清代人均生產總值為600美元，當時已經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人均生產總值為1250美元。宋朝是繼春秋戰國之后中國文化發展的又一鼎盛時期。
農業發展
有利條件
第一，生產工具改進，耕作技術提高，鐵制農具已基本配套。從考古發掘的材料看，北宋時期的鐵制農具已基本配套，有犁，、，耙，鋤、鐮等，當時的犁有尖頭、圓頭、桃形等多種樣式，耬車上也安裝了犁鏵。
第二，水利事業發展，墾田面積擴大。北宋時，不論是渠堰的數量、規模，還是灌溉面積，都遠遠超過以前的封建王朝。較大的工程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疏浚等。
第三，人口增加，糧食產量提高。據統計，大觀四年（1110),北宋有兩千余萬戶，人口約在一億。單位面積產量因各地自然環境不同而有較大差異：南方普遍高于北方，水田一般高于旱田。
第四，農作物優良品種推廣，經濟作物種植。北宋時期，北方一些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大面積種植水稻，南方丘陵山區也開始種植五谷。
農作物推廣與交流
南北農作物交流。隨著北宋的統一，南北各地的農作物品種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勸諭(如)江南以至福建省、廣東省等地種植原北方主要糧食品種粟、麥、黍、豆等。水稻的好品種也在各地推廣，其中“占城稻”是從越南引進到福建，后來政府把它推廣到江浙和淮河一帶。甘蔗、棉花、水蛇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范圍也較前擴大。茶樹的栽培種植也有很大發展，福建和長江中下游平原的丘陵地，新辟了很多茶園。
農作物優良品種得到大面積推廣。北宋的經濟作物，主要有茶、棉、桑、麻等。茶的種植地區越來越廣，茶園遍及南方各地，并出現了“以種茶為業”、脫離糧食生產的“茶戶”。茶稅成為北宋政府的一項重要收入。棉花最先在的西北和中國西南地區種植，北宋時，福建省、廣東省一帶已普遍種植。桑、麻是傳統的經濟作物，與家庭紡織業緊密相連，當時南北各地均有廣泛種植。此外，藥材及各種水果、蔬菜的種植也很普遍。
手工業發展
印刷業
北宋印刷業發達，尤其是雕版印刷術，在此基礎上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東京作為全國印刷業的四大中心（杭州、蜀、福建、東京）之一，官、私作坊都很發達。官辦作坊技藝更優，規模更大，當時東京有專管印書的官署，國子監、崇文院、秘書監、司天監等所屬的刻書作坊，陸續刻印了大批儒家經書、史書、醫術、宗教典籍等。
東京的私營刻書作坊，稱為“書鋪”“書肆”，是一種亦工亦商的手工業，既刻書也賣書，如相國寺東街的榮六郎書鋪，所印書籍種類繁多，各類經史、奏議、政論文章、科考范文等，不僅暢銷宋境，還流通到遼、西夏等少數民族地區。此外，私刻作坊也印年畫等多種印刷品，受百姓歡迎，甚至到了可與官營刻書作坊相抗衡的地步。為此，官府曾屢次下發禁令控制私刻業的發展，然而，私刻卻因深得民心而繼續發展。
軍器制造業
東京汴梁是北宋軍器制造業的中心，軍器規模、數量、質量都居全國首位。火藥早在北宋之前已經發明，至北宋時才被廣泛運用到軍事領域，東京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藥作坊。火藥作是一個專門制作火藥武器的作坊，仁宗時已具備相當的規模。
《武經總要》一書記載了當時許多火藥武器的名稱、配藥方法及使用方法，如火箭、火藥鞭箭、火槍、火雞、毒藥煙球、霹靂火球、火炮等。另外，還有猛火油作，也是先進的軍器制造作坊。北宋猛火油用于戰爭，制有專門的猛火油銅柜，類似現代的火焰噴射器，以強烈的燃燒來殺傷敵人或焚燒敵方器具。北宋猛火油已廣泛用于戰爭，并出現了不少使用猛火油的能手。
其他軍器制造業亦各有作坊，如南北作坊、御前軍器所、弓弩院等，生產大量軍用武器設備。《宋史》中，對當時生產的兵器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戎具精致犀利，近代未有”。
絲織業
北宋絲織業以兩浙、川蜀地區最為發達。開封市設綾錦院，為皇室貴族織造高級織品。河北路產絹，有“衣被天下”的稱號。麻織業集中在成都府路和廣南西路。廣南西路廣泛種植苧麻，麻布產量比唐代大有增加。東京有官營的染院，也有民營的染坊，還有推車染色的手工業者。各州也有民營染坊和染工。唐朝的印染技術，到北宋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給染工印染“斑”（印花綢）。刺繡業：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汴繡、宋繡尤為著名。
北宋絲織品的花色、品種都比前代增多。南北皆有珍品，如蜀錦暢銷全國；定州絲，用各色絲線織出花草鳥獸，如雕刻一般；單州(今河南單縣)的薄，每匹僅重四兩，輕軟柔美。
冶鐵業
北宋的礦冶業水平先進，規模大。很多冶坊已經使用石炭(煤)作燃料，鼓風設備也由體積大、風力足的木風箱代替了鼓風皮囊，加快了冶煉過程。當時主要的煤礦，有河南的鶴壁、江西的萍鄉、江蘇的徐州等，煤炭資源豐富的山西省地區更是遍布煤礦，很多當地人就依靠開采和販運煤炭為生。由于煤炭供應充足山西境內和東京一帶的城鄉居民，已經用煤作燃料。
北宋的冶鐵業，有官營的，有民營的，也有半官營的。宋代多數的鐵冶地點、鐵礦，都是由豪強大家經營，由官家監督管理。在趙頊王安石變法的時期，曾聽任民營冶鐵業的發展，采用“二八抽分”的抽稅率，這一時期是宋代民營冶鐵業最發展的時期，也是宋代整個冶鐵業最發展的時期。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北宋的鐵產量由趙光義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年產量五百多萬斤發展到年產量十五萬噸。
制瓷業
著名的瓷窯，有開封市的官窯，汝州市的汝窯，鈞州的鈞窯，定州市的定窯和越州的哥窯，稱為五大名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政府把唐朝出產瓷器的新平務改名為景德鎮，在那里建官窯生產瓷器，景德鎮出產的瓷器質地細膩，色澤瑩潤。后來，景德鎮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著名的制瓷中心。
宋朝官窯、民窯遍布全國，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瓷器精致美觀，其中，鈞瓷以神奇的窯變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產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制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的提高。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朱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并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
造船業
北宋初，趙匡胤為了征伐南方，曾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水軍，因此專門設置了造船務，負責制造戰船，南康郡(今贛州市)、吉安市(今吉安市)、溫州市(今屬浙江)、明州(今寧波市)是著名的造船基地。趙光義時，全國每年造船已達三千三百余艘，遠遠超過唐代。在對外貿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國制造的船只。根據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二《江海船艦》的記載，大型中原地區海舶載重達1萬—1.2萬石（500—600噸），同時還可搭載500—600人。中型海舶載重2000—4000石（100—200噸），搭載200—300人。
商業發展
城鎮商業繁榮
坊市合一
北宋以前的城市有嚴格的坊市制度，坊是居住區，市是交易區。趙光義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東京城內的主要街道景陽門大街開始出現“侵街”現象，之后越來越多人推倒坊墻，坊制開始崩潰，商業活動不限于市的區域，店鋪遍布在各個地方。其中州橋因為位于全城的中心，成為了商業的中心，州橋以南的御街兩旁，到處都是酒樓、飯店、香藥鋪和其他店肆，一直延伸到南熏門里；州橋以東至宋門，有魚市、肉市、金銀鋪、彩帛鋪等；州橋西的西大街兩側是珠子鋪、果子鋪等。東京城的商業鋪子不僅擺脫了地域的限制，還在經營時間上更加自由、寬松，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通宵達旦的夜市。
瓦市和定期市場交易
“瓦舍”亦稱“瓦舍”“瓦子”，東京的瓦市一般伴廟會開設。尤其以市中心的相國寺最為典型，《東京夢華錄》中描述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交易的商品類型很多，珍禽異獸、各類食物、生活用品、繡品首飾、古玩字畫等應有盡有。參與的人有商人、手工業者，還有官員、道士等，相國寺瓦市已經變成一個定期的商業市場，集中反映了東京瓦市的諸種特色。其他廟會，如四月八佛生日、六月六崔府君生日等買賣隨之進行。
除了廟會，在許多傳統節日中，也形成了以買賣節日用品的專門市場，如正月十五元宵節，有燈市；端午節端午節，有鼓扇百索市；七月七夕有七夕市等。
行會
北宋東京汴梁的坊戶，按經營種類的不同，分為很多行業，每個行業建立有本行的行會，首領稱行頭、行首、行老。當時京城中行業種類繁多，如肉行、魚行、果子行、牛行、馬行、梳行、茶行、紙行、米行、面行、紗行、金行、布行，以及供水的水行，送殯的仵作行，介紹雇用買賣的牙行等。這些行包括了東京的手工業、商業以及其他服務性行業、迷信職業者等。各行業一般均建立有行會組織，除了應付官府科索，還負責制定本行的“則例”“規格”，以約束各行鋪戶的商業行為。
榷場和市貿易
北宋在與遼、西夏相鄰的邊境地區設榷場，進行雙邊貿易，互通有無，獲利甚豐。趙光義、趙恒時，先后設立機構專門管理宋遼邊境貿易，宋遼貿易宋朝商人輸出的貨物主要是香料、犀牛角、象牙、茶葉、絹帛、漆器、糯米谷等，遼朝商人以銀、錢購買，或出口駱駝、馬、羊及布等，宋朝每“歲獲（利）四十余萬”。北宋與西夏之間，也設榷場進行互市貿易。宋真宗時先于寶塔區（今陜西延安）設榷場，景德四年（1007年）又于保安軍（今陜西志丹）設榷場，這是陜西二榷場。宋朝輸出繒帛、羅綺、香藥、瓷器、漆器、姜、桂等，從西夏輸入的貨物有駱駝、馬、牛、羊、氈毯、甘草、蜜蠟、麝香、毛褐、羚角、砂、北柴胡、肉蓯蓉、紅花、毛等。
對外貿易
陸路貿易
北宋與西方各國陸路貿易形式之一是以“朝貢”換取“回賜”。從西方輸入宋朝的商品大致有三類：織造品，如五色雜花番錦、西錦、胡錦、花蕊布等；香藥，如苯甲酸、白龍腦、牛香、眼藥；珠寶玩好，如珊瑚、翡翠、象牙、琥珀、犀牛角等。從宋朝輸出的商品包括金銀器物、茶、絲綢、銅錢等。
海路貿易
由于北宋地方割據政權的阻礙了陸路交通，海上貿易的發達起來。中國絲綢作為大宗出口商品的同時，瓷器的外銷量也急劇增長，瓷器的特性更適合海船載運，這也促進了海路貿易的發達。對海路貿易的商舶征收賦稅是一筆可觀的財源，宋朝政府對外貿收入很重視。宋初采取“榷貨”政策（政府專買專賣政策），來壟斷對外貿易，同時政府還對長住東南沿海城市的番商示好安撫，通過他們帶來更多外商前來貿易。
北宋在廣州市、杭州市、明州、泉州市、密州（今山東諸城）、秀州（今浙江嘉興）六地設市舶司，使外貿規模成倍擴大，北宋中期，每年市舶收入達63萬貫，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北宋時先后與中國發生海上貿易主要有南海、印度洋的孟加拉灣和波斯灣，非洲東岸的沿島及海島諸國。
從中國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紡織品、瓷器、陶器、金屬及金屬制品、日用雜品和茶、酒、糧食、鹽等農副產品；從各國輸入的，主要是珍寶異物、布匹、香料、藥物等等。
文化發展
文學
散文
北宋散文的發展，以歐陽修為標志分為兩個階段。北宋初年，沿襲晚唐浮艷的文風，這種文風被稱為“西昆體”，石介、柳開等人抨擊這類散文，極力提倡文言文，但是始終未能扭轉當時的文風。趙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歐陽修進士及第，后逐漸成為文壇領袖，領導文風革新，他認為文道并勝的文風才能流傳后世，經過歐陽修、王安石、三蘇等人的努力，北宋散文文風革新獲得成功。
北宋出了許多文學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韓愈、柳宗元是唐朝人，其余六人均為北宋人，這六個人分別是：蘇洵、蘇軾、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宋代散文大家各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如歐陽修的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蘇的散文縱橫馳騁，雄辯滔滔；王安石的散文簡潔明凈，尖銳深刻；蘇轍的散文穩健暢達，一唱三嘆；蘇軾的散文隨物賦形，自然高妙，但他們的散文風格有一致的地方，即以歐陽修、蘇軾為代表的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風格，這也就是北宋散文的主體風格。北宋散文的這一風格特點，奠定了北宋之后直至近代散文健康發展的基礎。
詩歌
北宋初年，在詩壇上占有統治地位的是西昆體詩派，這類詩歌的特點是用典多，辭藻華麗，內容晦澀，華而不實，這種詩風在北宋初年很流行，直到歐陽修、梅堯臣和蘇舜欽等人起來倡導詩文革新，他們提倡提倡詩歌復古和以詩為文，詩的散文化和議論化比較明顯。
歐陽修等人提倡革新詩風，王安石、蘇軾等一批詩人開創了宋詩革新的新局面，拓寬了詩歌的題材，提升了詩歌的藝術境界，北宋后期黃庭堅開創了詩壇影響最大的“江西詩派”。
詞
北宋詞的發展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北宋前期，詞人創作基本上沿襲晚唐五代“花間詞派”的詞風，形式上以小令為主，風格婉約，代表詞人有晏殊、晏幾道、歐陽修等；第二階段是北宋中期，柳永大量創作慢詞，創造了層層鋪敘的“屯田家法”，蘇軾在形式和內容上對詞進行了新的開拓，突破了“詞為艷科”的觀念，開創了豪放詞派，北宋詞風至此有了新的變化；第三個階段，周邦彥在藝術創作上集大成，體現了宋詞的深化和發展。三個階段時間上沒有明確的界限，在繼承中創新。
北宋的詞受到很多文人的推崇，認為詞之巔峰在北宋。例如周濟認為北宋詞作有渾厚的內涵；潘德輿從詞作德發展歷史出發，認為北宋詞堪比盛唐詩歌；劉熙載認為北宋詞在審美觀和藝術手法上都有誘人的魅力，王國維也認同他們的說法。
北宋時，詞得到了很大發展，擅長寫詞的文人有柳永、晏殊、張先、歐陽修、晏幾道、黃庭堅、范仲淹、蘇軾、秦觀、李清照等。
藝術
繪畫
北宋重文輕武，文人士大夫除了寫詩文寄托情感外，還將精神情感寄托在繪畫之上，同時，人民大眾經歷了連年戰亂后，珍惜統一后的和平光景，對繪畫的需求也大為增加。北宋宮廷中建立了規模很大的翰林畫院，這就使得宮廷畫家、民間畫家、文人畫家紛紛涌現，北宋時期畫風多樣，題材眾多，繪畫作品名目繁多，且豐富、精致。
宋趙佶趙佶精通各種技藝，書法、繪畫尤其擅長，趙佶注重寫生，講求意境，追求構思，畫工精細逼真，尤為生動，趙估在位期間，親自掌管翰林書畫院，親自選拔繪畫奇才，為北宋繪畫藝術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例如《千里江山圖》就創作于徽宗年間，少年畫家王希孟10多歲入宮中“畫學”為宋徽宗趙佶生徒，初未甚工，后召人禁中文書庫，曾奉事徽宗左右，徽宗慧眼獨具，認為“其性可教”，于是親授其法，徽宗政和三年( 1113)四月，王希孟18歲時，用了半年時間終于創作出了一卷鴻篇杰作《千里江山圖》，作品意境雄渾壯闊，氣勢恢宏，充分表現了自然山水的秀麗壯美，因此名垂千古，成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
北宋畫家有李成、范寬、燕文貴、文同等早期名家，以及蘇軾、李公麟、張擇端、米芾、米友仁、宋徽宗（趙佶）等中后期名家，其中北宋的山水畫最能代表中國畫最高的藝術水平。
書法
北宋書法基本承襲晚唐五代以后的風格，北宋在金石學、文字學、鐫刻叢帖乃至筆、墨、紙、硯的考據、制作上尤求精進，這對北宋書法影響也深。北宋書法前期（偏早）存有復古傾向，以篆作書成為當時書法的風氣，代表書家為郭忠恕（?-977年）、僧人夢英與南唐入宋的徐鉉（917-992年）、徐鍇（920-974年）等人。這些書法家的篆體書藝曾風靡一時。到了趙恒、仁宗時代，書風有較大變化，“立意”“重意”的創作傾向越來越鮮明，掀起這一書法風格的中堅人物是蘇軾、黃庭堅、米芾。此三家與蔡襄合稱“宋四家”，他們讓北宋書法藝術大放異彩。他們不僅寫出了精妙的書法作品，而且在書法理論方面也立論述旨，闡發了許多精辟的新觀點。此外，宋徽宗博采眾長、獨出己意創造的“瘦金書”也別具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
雜劇
北宋雜劇是以歌舞、諸宮調、唱賺、說話、木偶戲、皮影戲等諸類表演技藝為依托發展起來的新的表演藝術。隨著北宋城市文明的興起和市民階層的出現，發達的城市中出現“瓦舍”“勾欄”，勾欄瓦肆的出現，中國戲曲進入了發展時期。《東京夢華錄》中就寫到“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當時汴京的商業娛樂活動通宵不絕，瓦肆、勾欄很多，藝人觀眾數不勝數。
北宋的折子戲一般是把一個個短劇和雜技串連在一起演出的諸種伎藝的大會演。如北宋時有《目連救母》，雖然無劇本流傳下來，但從唐代、明代、清代的相關傳奇和民間根據宋舊本整理的有關劇目中，可知道劇的內容是目連遍歷地獄各殿尋母時之所見，后求助佛主得到幫助救出母親的經過。演出中有《尼姑思凡》《和尚下山》《啞子背瘋》《王婆罵雞》等小戲，也有跳圈、竄火、竄劍、蹬壇、翻桌、度索等雜技表演。據此推測，這部雜劇是以目連救母為線索串聯起諸多短劇和雜劇。
宋時雜劇劇本今已無存，只有周密《武林舊事》卷十《官本雜劇段數》存劇目二百八十種，故宮博物院藏有宋雜劇表演的絹畫兩幅，其中一幅為《眼藥酸》。
史學
鄧廣銘說宋代史學發展所達到的水平在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是最高的。在官修的史書當中，有起居注、時政記、日歷、實錄、會要、國史等類別的書，記錄的都是原始資料。除了官修史書，還有私家著述不僅質量高，而且體裁豐富。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首先把有關資料編寫為“長編”，最后把不采入正文中的歧義記載收入另冊，名《通考異》，與《資治通鑒》并行，這在歷史編纂學方面開創了一種很好的方法和體裁。
哲學
北宋哲學家提出了三個實體，分別是周敦頤的“誠”、張載的“神”和二程（特別是程顥）的“理”。“理”本體即以天理為基礎的世界觀。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理學”，這是一種更接近宗教的新儒學，以儒家為表，以釋道為里。以北宋的二程和南宋的朱熹為代表，故又稱“程朱理學”。
北宋在哲學領域遠超唐代，出現了一批理學家，其中，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這五位開創者被稱為“北宋五子”，石介、胡瑗、孫復被稱為“理學三先生”。
科技
北宋是古代科技發展的高峰期，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大發明至北宋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天文、數學、醫藥、建筑等各個領域的成就，當時的世界上均處于領先地位。北宋時，人們已經掌握了利用天然磁石制成指南針的技術，并運用到了航海上，促進了海上交通的發展。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極大地促進了世界文化的發展。火藥此時也已得到廣泛應用。
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科學專著，例如個人著作有沈括的《夢溪筆談》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氣象、醫藥、工程技術等各個領域，是一部綜合性的科技學術著作，反映了當時中國的最新科技水平；蘇頌的《新儀象法要》上卷介紹渾儀設計，中卷介紹渾象設計，下卷介紹水運儀象臺的設計，圖文并茂，詳解其法，具有較高的科學性，代表了北宋天文學的新成就，反映了當時中國機械制造的水平；李誠編著的《營造法式》34卷，是古代最詳盡、全面、系統的建筑手冊，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完備的建筑學著作。
官修的著作有《本草》，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太祖令馬志等人修訂成《開寶本草》，增藥133種。嘉祐二年（1057年），神宗又令更修，編成《嘉祐補注本草》，增藥82種。嘉祐七年，又出圖文并茂版《本草圖經》。大觀二年（1108年），唐慎微集歷代大成，編成《政類本草》，收藥1558種。不久，宋徽宗改之為《大觀本草》。此書重修多次，后世沿用五百余年，是中醫藥學的杰作。
飲食
酒文化
北宋的酒樓有正店（大酒店）和腳店（中小型酒店）之分，正店都設在繁華的街市上。在正店中，豐樂樓、樊樓最為有名，除此之外，潘樓街北面的潘樓，宋門外的仁和店、姜店，州西的宜城樓、班樓名氣也比較大。北宋末年東京的酒店正店有72個，腳店接近萬數。
北宋時沒有宵禁，夜市通宵達旦為酒客提供了飲酒的便利。每個節日人們都會飲酒，在飲酒聚會的同時賦予了酒不同的含義。人們在節日飲酒時很多都表達了一個共同的訴求———祛病災。例如清明節之時，人們在野外擺上果盤酒品，祭祀祖先，祈求祖先降下福祉，保佑風調雨順、子孫綿延；端午時日舉辦各種玉貔貅活動，并飲菖蒲酒；重陽節時飲菊花酒，菊花有降火清熱、明目祛毒的功效，故而菊花酒被看作祛病禳災的“山佬重陽酒”。在各種祭禮中飲酒表達求吉納福的心愿，在古代，誕生禮、冠禮、婚嫁禮、喪葬祭禮被視為人生中的重要禮儀，在這些活動中酒事活動都是不可缺少的。
茶文化
宋人蔡攸的《鐵圍山叢談》說：“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本朝尤盛。而本朝又至陵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宋初期，品茶會友的風氣在文人士大夫階層興起，久而久之，擴散到世俗商肆里，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東京夢華錄》記載：“以南東西兩教坊司，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開封市的茶肆環境優美，茶具精良，提供服務 的項目多樣化，茶肆的娛樂活動很豐富，如弦歌，表演者為樂伎歌女或說唱藝人、說書者等；有的茶肆還有博弈活動。東京的茶行成為當時京城百姓生活所必需。
北宋時期茶會已經成為文人休閑生活的一部分。在茶會上文人會進行斗茶活動，所謂斗茶，即比茶、賽茶，又稱“茗戰”，是一種鑒別茶湯品質高下的活動。一般是三五好友在茶會活動中鑒別茶湯品質，在品鑒茶的同時，文人們在茶會中還會切磋詩藝，品茗賦詩，互相唱和，在推動了北宋社會茶藝的提高的同時，還營造了一種具有深厚人文意蘊的藝境。
帝王世系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