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王國楨[zhēn]，字靜安區，又字伯隅，號禮堂、人間、永觀、東海愚公、觀堂等，謚號是忠愨[què]。漢族，
王國維，中國學者，海寧市人。清朝秀才，早年科舉仕途不暢，王國維就到上海市的《時務報》擔任書記一職，并結識羅振玉。之后羅振玉出資讓王國維赴日留學。1903年歸國，然后王國維進入張謇創辦的通州師范學堂就職。在1904年下半年，王國維前往蘇州市就任江蘇師范大學學堂教員。1905年11月，王國維離開蘇州回到海寧老家。同年，王國維跟從羅振玉北上京都謀職，不久后王國維為學部總務司行走，后又轉任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以及被委任為“編定名詞館”協修。1911年11月，王國維前往日本，1916年2月份回國。回國之后，在哈同所辦倉圣明智大學執教。1922年，王國維前往北京大學就職，之后離職。在1923年4月到1924年11月，王國維擔任南書房“行走”。1925年，王國維到清華大學就職，除研究古史外，兼作西北史地和蒙古史料的整理考訂。其后又因為長子去世這一變故所發生的事情與羅振玉決裂。最后，由于社會環境惡劣，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于北京頤和園昆明湖。
王國維早年追求新學，接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研究哲學與美學，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后又治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他精通英文、德語、日語，對外國語言文學的研究使得他在研究宋元戲曲史時具備獨樹一幟的優勢，成為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原地區舊文學的第一人。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王國維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術大師，被稱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考古學家，在教育、戲曲、美學等領域也有深遠影響。王國維生平著作六十二種，收入《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亦稱《王國維遺書》）的有四十二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其著譯以2010年出版的《王國維全集》收羅最全。顧頡剛評價道：“他雖然只活了五十一歲，假使他能有康有為般的壽命，他的成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現在呢，他竟然中年而逝，竟然自己將自己筑起的學術高臺毀滅。為學術界著想，他的死是一個極重大的損失，說不出代價的犧牲。”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寧州鹽官鎮雙仁巷（今浙江省嘉興市海寧），祖籍開封市。王氏家族世代書香，家學淵源及學人輩出的海寧市鄉風，對王國維的成長和人生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將王稟及襲封前爵、賜第鹽官的王沆，在海寧受到當地人民的長期敬仰。?
王國維出生后，四歲時，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顧，而他的讀書生活，則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光緒九年（1883年），他七歲起，先后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啟蒙教育，并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涉獵了傳統文化的許多領域，并初步接觸到近代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維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讀書的志向和興趣。他生活在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家庭里，從小聰穎好學。
光緒十二年（1886年），王國維全家遷居城內西南隅周姓兜新宅，此處后成為王國維故居紀念館。光緒十八年（1892年），王國維入州學，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四月，王國維前往杭州市參加府試，但是結果不盡人意。經過一年多時間的進一步學習，王國維于光緒十九年（1893年）七月再次前往杭州參加恩科考試，但是又失敗了，1894年，他前往杭州考入崇文書院。可王國維對崇文書院主要教授的八股文無興趣，再加上各項開支費用較大等原因，不久他就離開崇文書院回到海寧市。回到海寧市后，王國維密切關注時局變化，又充任幾家私塾先生來獲取薪水補貼家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學向中原地區輸入，王國維接觸到新的文化和思想，產生了追求新學的強烈愿望。雖然因為家貧而不能以資供其外出游學，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匯編》等等。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1月28日，王國維時年20歲，與同邑商戶莫寅生之女莫氏結婚，生高明。婚后，王國維繼續按照父親意愿準備參加來年的鄉試，又未及第。至1897年，他在同邑陳枚肅家任塾師時，很不安心在家鄉為人做家庭教師，由其父為之請人推薦留洋學堂，向往出國留學。??
“時務”謀生
出洋留學不成，科舉仕途不暢，于是王國維不得不奔赴上海市開始他新的人生征途。王國維到上海后，他許多的同學好友都積極為其謀劃，終于由當時在上海《時務報》擔任書記一職的同學許家惺，他辭掉了書記一職并推薦王國維就任。《時務報》創刊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根據康有為策劃，在上海創辦的一份專門宣傳維新思想的旬刊。剛到報館沒幾天，王國維就向同事借閱梁啟超撰寫的《讀西學書法》及《農務新詮》等書籍，從中學習閱讀外國書記的要領以及先進的西方科學知識。在這期間，王國維得以師從“康門弟子”歐矩甲；同年3月，康有為在京發起保國會，王國維曾去拜訪。之后，王國維因為薪水問題和當時報館總理汪康年兄弟發生了嫌隙，讓王國維心里更加郁悶。但是王國維對追求新學的熱情絲毫不減。為了實現其新學救國的夢想，利用公余時間，他到金石學家羅振玉和藤田豐八辦的“東文學社”學習外文及物理化學，他和沈纮、樊炳清雖未及格但仍入學。之后，王國維就結識了羅振玉，并且還在羅振玉的幫助下完成了學校的課程。???
留洋前后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中旬，王國維因營養不良加上勞累過度導致腿病發作，就不得不回到海寧市老家治療修養。八月，王國維出生兩個多月的長女夭折。九月，維新變法失敗，《時務報》停刊。十一月，王國維再次離開家鄉前往上海市。羅振玉在創辦了《農學報》，于是王國維就被羅振玉安置在《農學報》館里，擔任東文學社庶務，月薪30元大洋。與此同時，王國維還繼續在東文學社繼續學習課程，不僅日語有進步，在英語、數學、化學等課程上也有一定的學習。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王國維的謀生很順利，且與妻子還有了一個兒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初，王國維知曉了浙江省將開設官費“出洋考試”。三月，王國維在羅振玉的支持下來到回杭州市準備參加這場考試，但是時間被推遲了，于是王國維又回到海寧市等待出國留學的時機。之后，羅振玉再次去到上海市，邀請王國維繼續辦理《農學報》事務的同時，還表示愿意資助王國維到日本留學的一切費用。六月，王國維再赴上海做翻譯工作，結識狩野直喜。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春，應羅振玉之邀，赴武昌湖北農務學堂任譯授。夏，王國維到滬主編《教育世界》雜志。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二月，王國維在羅振玉資助下赴日本留學，進入東京物理學校研習數學與理學，專注于學業。次年（1902年）六月，王國維因腿疾復發提前歸國。
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七月，王國維從日本歸來后，就返回海寧市老家學習西方哲學。十月，王國維接到了京師大學堂和南通市（今南通市）師范學堂的邀請，經過與其父親的商議，于十一月就任由張謇創辦的通州師范學堂教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但是王國維在此學堂近一年的教學生活并不如意，還在結束教學工作返回海寧的途中，行李箱上的鎖掉落，箱內的貴重物品要么被浸濕要么不知所蹤，然后這件事就致使他大病一場。而且，在即將完成教學任務時，王國維得知了有一個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但是在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春節過后，王國維一直沒有等到這個消息，卻接到了羅振玉邀請王國維出任《教育世界》的真正主編。十二月，王國維前往蘇州市就任江蘇師范大學學堂教員。同時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兼通世界之學術”的“獨學”階段，寫出《紅樓夢評論》等多篇哲學、美學論文。后自編為《靜庵文集》，于1905年出版。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十一月，王國維離開蘇州回到海寧市老家。???
寄寓京城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羅振玉入京師任學部參事，王國維就跟從羅振玉一家北上京都謀職。初到京城，王國維就住在羅振玉的寓所里面，一邊等待羅振玉為他向學部謀職，一邊為《教育世界》編譯稿件。此后，王國維一直在謀職上受挫，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八月，王國維的父親病故。于是，王國維辭別羅振玉一家，南下海寧奔喪。在為父親守孝期間，王國維還為父親撰寫了一本生平事跡——《先太學君行狀》。在守孝期滿過后，王國維送二十歲的弟弟王國華前往上海市謀生，自己又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初春返回北京市。不久之后朝廷就任命王國維為學部總務司行走。隨后，在羅振玉升遷之后，就舉薦王國維，王國維進而轉任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之后又被委任為由嚴復任總的“編定名詞館”協修。然而，就在他進入學部圖書編譯局工作不久，妻子莫姓因生產染病病危。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七月初，王國維回到家鄉，但是十天過后妻子還是離世了。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一月，繼母也病逝了。同年3月，王國維迎娶莫氏的表外甥女章懷皇后。隨后，王國維攜帶一家老小北上京城，安居在北京宣武門內新簾子胡同后。雖然他每天要到清朝廷學部所屬的圖書編譯局“上班”，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卻始終沉浸在戲曲的史海鉤沉里。從這一年的八月到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十月，王國維先后完成了戲曲考原》、《曲錄》《錄曲馀談》《優語錄》《唐宋大曲考》《錄鬼簿校注》等作品。
流寓日本
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一月，光緒帝去世，于是兩歲多的溥儀即位。宣統三年（1911年）以前的十年間，清代已經經歷了近千次人民暴動和國內民眾武裝斗爭。隨著孫中山和黃興領導的黃花崗起義打響，接著隨著四川省的“保路運動”發動，四川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全國各地的暴動此起彼伏。面對全國這樣的局勢，在宣統三年（1911年）十一月中旬，王國維與羅振玉等四十多個人，在天津市乘坐日本商輪從大沽口起航前往日本神戶，并在當月27日安全抵達神戶碼頭。初到日本，王國維一家住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一帶的田中村，王國維一家住在山坡上。之后，王國維又搬遷定居在神樂岡凈土寺附近的一處住所里，一住就是接近五年多。抵日后，其研究方向開始從哲學、文學轉向經史、小學。他與羅振玉在學術上相互交流切磋，協助羅氏制藥整理大云書庫藏書。王國維專力于研究新發現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學為基礎，研究古代中國歷史，從古器物到古代書冊、服裝、建筑，各方面皆有涉及。在日本期間王國維“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1912年，和繆荃孫、鈴木虎雄多有書信往來，并結識青木正兒。1913年，創作《宋元戲曲史》。而在中國這邊，溥儀退位，中華民國在南京市宣告成立。在流寓日本的幾年時間里，王國維主張回歸“國學”，于是在國學方面的著作有《簡牘檢署考》《齊魯封泥集存》《流沙墜簡》等。自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六月開始，王國維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共編撰了《宋代金文著錄表》(1卷)和《國朝金文著錄表》(6卷)等著述及兩篇序文。王國維所著涉及多個領域，在歷史地理學方面的著作有《鬼方昆夷護猶考》，在日本期間，王國維有感于清王朝滅亡，結合人生體驗，有詩作問世，編定詩集《壬癸集》。在中國古代歷法方面，就撰寫了《生霸死霸考》。
歸國路途
王國維自宣統三年（1911年）十一月到達日本后，曾兩次回國，第一次是1915年3月，攜眷返國，會海寧市掃墓后到上海市，本打算到安陽市、洛陽市考察，但因為眼疾未果。正巧沈曾植寓居麥根路，常常去請教，與之結交。月底，與羅振玉一起返回日本，結識神田喜一郎。第二次是1916年2月4日，王國維到京都已經歷四暑五冬，均有羅振玉出資補助，由于生計問題，且不愿再麻煩羅氏，便決定回國。正巧同鄉鄒安替上海著名英國富商哈同給王國維寫信，希望他可以出任《學術叢編》的編輯，于是在給羅振玉拜年后，偕長子回國任職。2月11日，王國維到滬后移居吳興里392號，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
“哈園”就食
王國維回國后，就應邀到“哈園”來主持一份還未創刊的名叫《學術叢編》雜志。哈園，是哈同花園的簡稱。其實這個花園的正式名稱叫作愛儷園。創建哈同花園的是哈同夫婦。19世紀末哈同夫婦在時來運轉之后成為了上海市首屈一指的房地產大鱷，并擔任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在有金錢和地位之后，這對夫婦就開始熱心文化、教育、慈善事業，并創建了哈同花園和華嚴大學，之后改名為倉圣明智大學。?
當時這所大學準備創辦關于甲骨文研究的相關研究來提高學校的聲譽，而此時恰逢王國維回國并希望到上海就職，于是同鄉好友鄒安知曉王國維在甲骨文公司研究方面已經卓有成就，就邀請王國維到這所大學研究哈同花園內收藏的多達一千余片的甲骨，并籌辦相關學術雜志之舉。但是王國維認為這所學校沒有治學方法以及主持者也是沒有治學精神，有點后悔當初的貿然應聘。但是羅振玉勸告王國維不要與哈同花園鬧僵，希望王國維能夠利用這一機會使自己的學術研究更上一層樓。于是王國維又與介紹人鄒安經過多次協商，終于正式進入了哈同花園。之后，王國維就發表了《學術叢編》，由哈同花園出資，但是發表著述的決定權由王國維一人掌握。
據統計，在其主筆《學術叢編》四年間，該雜志共出版發行24期發表著述52種，而王國維一人就有24種著述刊登其上，數量幾乎達到一半。由此可見，《學術叢編》成為王國維和羅振玉在幾年間發表著述的主要陣地，而王國維也成為《學術叢編》名副其實的“主筆”。當時，倉圣明智大學的主持者姬覺彌希望王國維兼任此大學的教授，為學生講授經學。王國維礙于種種原因不得不答應下來。由于家中子女眾多且開銷大，王國維于民國六年（1917年）12月份，又通過友人得到了一份編寫書目的兼職。
北大之決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自1898年創建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長，在這20年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滋生了嚴重不良習氣，可以說是積弊叢生、流速橫溢。北京大學邀請王國維就任文科教授，是在蔡元培上任半年之后，也就是在民國六年（1917年）9月。但是此時的王國維正在研究甲骨文，沒有貿然答應。在四個月后，北京大學第二次邀請王國維，但是王國維因為種種原因還是婉辭了。在民國七年（公元1918年）6月，王國維收到第三次邀請，又拒絕了。第四次邀請是在民國八年（1919年）底，第五次邀請是在民國九年（1920年）底，這個時候，北京大學已經成立了國學研究所，希望聘請到王國維擔任研究所的學術遠程指導導師。最終，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3月，王國維終于接受了北京大學的邀請，入職北京大學。民國十二年（1923年）4月16日，經升允推薦的王國維獲溥儀下“諭旨”任命，與楊鐘羲、景方昶、溫肅一同在南書房行走。5月31日王國維抵達北京市。四天后便進入故宮從此開始了他“行走”南書房的短暫歲月。
京都際運
然而，王國維與北京大學的合作，因為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在報刊上發表的一篇宣言而宣告結束，這一宣言指斥清小朝廷皇室人員盜賣寶藏、毀壞古跡，引起王國維的強烈不滿，于是就寫了一封長信為清室予以辯護。而且在這封信中王國維還向北京大學發出了“決裂”的宣言，以自己身體病弱為借口，停止在北京大學就職。在民國十三年（公元1924年）底，王國維單方面終止了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一職，結束了與北京大學的合作。同年11月，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結束了他的“行走”南書房之職后。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清朝），因阻于家人而未果。王國維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學問的胡適、顧頡剛等人推薦他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而不就院長職，僅任教職。在民國十四年（1925年）2月，王國維就應清華大學之聘入住清華園，從而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為穩定舒適的短暫生涯。王國維初到清華時，國學研究所正處于籌建當中，具體負責籌建工作的辦公室主任吳宓就經常前往王國維的寓所請教籌建事宜。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于民國十四年（1925年）9月9日正式開學。王國維在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的兩年間，主要時間都用在了教授學生如何進行學術研究等方面。
羅王之裂
1919年，王國維與羅振玉結為親家，民國十五年（1926年）6月王國維長子王潛明突然生病，經過治療但是病一直不見好，并在9月26日病逝，這成為王國維與羅振玉30年莫逆之交決裂的導火索。王潛明是海寧市王家的長房集團長孫，寄托了王家的殷切期望。之后，王潛明投考海關成功，準備調往天津海關工作。但是，王潛明和其妻子的性格都非常要強，王潛明不愿意之后再天津市工作的時候住在羅家。在長子王潛明病逝之后，王國維就在上海市辦理王潛明的喪事并沉浸在悲痛之中，羅振玉也趕到了上海，并在女婿王潛明入殮后帶著自己的女兒羅孝純不辭而別回到了天津。于是，王國維感到極為不滿。隨后，隨著兩位親家關于海關發放的撫恤金歸屬問題展開了書信辯論，雙方的言辭逐漸激烈并且上升到人格方面，從而最終導致了近三十年的深厚友情和學術情誼的徹底決裂。在這之后，再無交流。
學人之死
1926年7月，中原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下，國民革命軍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北伐戰爭。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時候，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北洋軍閥內部也發生內部戰爭，北京市的政權交換頻繁。學界也在政府高壓下抗爭、惶恐和茍活，當時的社會狀態極為混亂。像王國維這樣的品格高貴的學界鉅子，是經受不住侮辱的。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吸完一根煙，11時左右，躍身頭朝下扎入水中，于北京頤和園昆明湖魚藻軒自沉，并留下一封遺書，遺書的封面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時間和簽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遺書內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后當草草棺殮，即行藁[gǎo]葬于清華塋[yíng]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移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茍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死因爭議
殉清說
持這種觀點的有兩類不同的意見。第一類是最早提出的，正面肯定“殉清”，支持這類說法的多為清代遺老或以清朝遺老自居的人，認為王國維的死是為清室殉節。殉清論的炮制者是羅振玉，在王國維自沉過后，他寫了一份《遺折》交給溥儀，溥儀大為感動。第二類支持“殉清說”，他們站在反面立場上，對“殉清”持否定態度，認為王氏“殉清”是錯誤的。他們站在革命者的立場、人民的立場批判王國維，認為王國維是遺老的身份，為封建統治勢力的滅亡而殉葬。從近十年的論文研究來看，支持“殉清”說的大多為第二類。但是“殉清”的疑點很多。首先，王國維如果要殉清應該在辛亥革命時，因為在1927年，就算北伐軍要進攻北京市，溥儀也在日本人的保護下自保，談不上折辱。其次，王國維當時只是南書房行走，是一個五品小官，當時擔任大官的都不殉清，他何來理由殉清。第三，《遺折》是羅振玉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所捏造出來的。綜上所述，“殉清”一說是站不住腳的。
迫害說
這種觀點認為王國維是羅振玉逼迫而死。但是關于這個逼迫而死又有不同的版本。在溥儀《我的前半生》里面，王國維是因為幫溥儀賣畫，羅振玉去幫賣畫并將所賣的畫的錢扣下以抵償王國維欠的錢款。在郭沫若的《魯迅與王國維》里面，王國維的兒子幫助羅振玉在天津市開書店，但是這書店賠本太多，于是羅振玉就帶著女兒回天津，這就傷了兩個人之間的情誼。還有一個說法是史達在《王靜安先生致死的真因》，羅女是王國維的兒媳，在王國維長子去世后，羅振玉要求王家每年拿出兩千元作為津貼給羅女。以上三個說法都試圖證明王國維因債務問題，被羅振玉逼得太急不得已自沉于昆明湖。
畏懼革命說
這種觀點認為，王國維是出于對國民革命北伐戰爭的恐懼而導致其自沉于昆明湖。顧頡剛在《悼王靜安先生》一文中認為，國民革命軍在湖南長沙把葉德輝槍斃，在浙江省把章太炎的家產籍沒，深深刺痛了王國維的心，使王國維認為革命軍進入北京后，他們也會依法炮制，辦他一個復辟的罪名。因此，與其到時受辱而死，還不如趁早做個清室忠臣，落個千載流芳。梁啟超在給其女兒梁令嫻等人的信中也談到了與此差不多的觀點。衛聚賢在《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了一些》一文中，除了提到以上幾點，還提到，1927年6月1日晚上王國維看到了《世界晚報》刊出的《戲擬黨軍到北京市后被捕的人物》，王國維的名字也列在其中，并認為這有可能對王國維最終走向死亡起了重要刺激作用。他們認為由于王國維埋頭于故紙堆，并且還拖一個大辮子，和他所了解的葉德輝有些類似，因此王國維擔心北伐軍到達北京后，他就是第二個葉德輝。但是，“畏懼革命”說只能是誘因或一個并不主要的因素，王國維所殉的乃是趨于消亡的中華文化，“辮子”和“清”都不過是這種傳統“舊文化”“舊道德”的象征。
獻身文化說
關于“殉文化”說，最早的提倡者是陳寅恪，陳寅恪是王國維的弟子、同事以及好友，所以說，他的話事頗有份量的。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序》首先提出殉文化一說。陳寅恪的學識、家世以及為學的性格與王國維很相似，且兩人只是交往一年有余就成為王國維的知己，所以陳寅恪很了解王國維。所以，陳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說，是王國維自沉的諸多外因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是真正的導火索。
悲觀論
繆鉞與蕭艾是最早提出王國維自沉是受阿圖爾·叔本華悲觀主義人生觀影響的人，他們也是悲觀論中最具代表和權威的人。趙利民也認為王國維的悲觀主義人生觀促使他的自殺，而王國維之所以具有叔本華式的悲觀主義人生觀是因為他無法擺脫矛盾和文化心態。這種矛盾的文化心態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傳統思想觀念與資產階級啟蒙思想觀念的矛盾；第二個是王國維自身對西學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心理。總的來說，持“悲觀論”的文章都沒有跳出繆與蕭艾的圈子，沒有找到更新的材料來佐證此觀點。
主要著作
文學
縱論“紅樓”
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紅樓夢評論》一共五章，約一萬五千個字。“欲”是王國維評論《紅樓夢》的理論支點，然后將《紅樓夢》與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浮士德》進行比較，進而闡釋《紅樓夢》的美學價值以及作出倫理反思，最后為后起的“新紅學”提出了研究“發題”——作者的姓名以及著這本書的年月。
《靜庵詩稿》
《靜庵詩稿》是王國維1905年9月親自選編后出版的《靜庵文集》的附屬品。一共有49首詩歌，承載了王國維短暫人生中珍貴的片段記憶以及太多的情感和思想發酵。
“詞話”人間
闋詞
王國維一生填詞115闋，其中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春編選的《人間詞·甲稿》收有61闋，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冬編選的《人間詞·乙稿》收有43闋，這些詞都是王國維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之間填寫的，并陸續發表在《教育世界》上，另有11闋詞是他后來填寫的。在王國維這115闋詞中，有一個現象很有趣，那就是所有的詞幾乎都是“小令”，并無一闋“長調”，而且《蝶戀花》和《浣溪紗》的詞牌使用最多。
《人間詞話》 ??
《人間詞話》寫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之間），并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于《國粹學報》上分三期連載，是王國維運用中原地區傳統詞話方式所寫的一部文學批評著作。在這部著作中，共收錄詞話64則，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對詞學理論中的“境界說”進行闡述；二是以時代為脈絡通過對歷代詞家之作的解析，對如何創造“境界”以展示詩詞魅力進行分析；三是通過對歷代文學體式演進過程進行解析，作為詞學理論中“境界說”的補充和延伸。
戲曲
《戲曲考原》
王國維從宏大處著眼，由細小處著手，用中原地區傳統而精審的考證方法，巧妙地結合西方文學觀點，對戲曲的起源進行了科學而細致的考證和闡釋。在這一考證、闡釋過程中，王國維筆鋒干脆而犀利，觀點明確而嚴謹，全篇布局嚴整，文字洗練精準，諸多論點都是前所未有的。
《曲錄》
作為中國近代第一部劇目匯編性著作，王國維歷時10個月參閱近百種書刊，終于在宣統元年（1909年）5月完成了《曲錄》的編撰工作。在這部規模宏大、編撰嚴謹的《曲錄》中，王國維將全書分為“宋金劇院本部”、“雜劇部上”、“雜劇部下”、“傳奇部上”、“傳奇部下”和“雜劇傳奇總集部”六卷，共輯錄曲目3178種，雖然留傳于世的全本只有十分之二三，但對王國維全面了解戲曲則有了一個整體概念，為他后來撰寫戲曲研究扛鼎之作《宋元戲曲考自序》打下了不可忽缺的基礎。
《錄曲馀談》
宜統二年（1910年）6至8月分三期連載于《國粹學報》上的《錄曲馀談》，是王國維繼《曲錄》后完成的第三部戲曲專著。在這部專著中，王國維不僅記述了戲曲總目或總集的得失，而且對中國歷代戲曲進行了深入的考辨，并運用西方生理學學理對中國戲曲中的角色進行觀照。
《優語錄》
《優語錄》，是王國維參閱前人諸多史話和筆記等書籍，輯錄自唐至明期間共50則“優人”戲語的一部戲劇研究論述。優人，在這里專指扮演雜戲的人。而由這些人演義的雜戲，也就是俗稱的滑稽戲是向來不受文人雅士看重的，而王國維卻苦心孤詣在浩瀚的史料中扒剔整理，不僅意在保存這些散佚盡的稀有戲劇劇種而且還由此探求中國戲劇的源流，并獲得了戲劇與這種滑稽戲之間存有內在聯系的一大發現。
《唐宋大曲考》
《唐宋大曲考》，是王國維在連續五期發表于宜統二年（1910年）《國粹學報》上的《宋大曲考》的基礎上的深化之作，也是他繼《戲曲考原》后對戲曲進行細化考證的又一篇大著述。這篇著述中，王國維指出“大曲”一詞最初見于東漢蔡邕的《女訓》，而詳細的解釋則在沈約的《宋書·樂志》，是以同一種樂調重復演奏的大型樂舞。為了考證這種樂舞的起源，王國維參閱諸多經典史料和筆記資料，先是輯錄宋代大曲的相關內容，隨后從中發現宋代大曲實際上是出自唐朝大曲，而唐代大曲又起始于《伊州》和《涼州》等曲目，由此不僅可以得出大曲起源地在中國西北的邊遠地帶，而且還與少數民族地區獨創的一種雜劇相關聯。所以，王國維在文章最后指出了“大曲與雜劇二者之漸相接近”這一新穎觀點。
《錄鬼簿校注》
《錄鬼簿校注》，顧名思義，是王國維對元朝鐘嗣成所著《錄鬼簿》的校注。鐘嗣成，字繼先，號丑齋，是元朝一位劇作家。這部完成于元至順元年（1330年）奇書異典，應該是一部主要記述元代劇作家及其劇作的傳記類著作。確實，在這部兩卷本的書中，鐘嗣成共收錄劇作家152人，劇作四百余種，其中不僅有如今人們都比較熟悉的關漢卿及其劇作《竇娥冤》和《漢宮秋》等，更多則是一些不知名的劇作者及其作品。對于這些劇作家及其作品，鐘嗣成既為他們一一作傳、留存其作品，還對那些生活窘困但很有才華的底層劇作家給予了充滿感情的點評。而正是這樣一部沒有把筆墨涂抹給已經鮮亮名家的著作，自元代傳世以來競屢屢被世人傳抄，也因此傳到王國維手中時已經是誤比比，使其覺得實在有必要對這部著作進行重新校注。
《古劇腳色考》
《古劇腳色考》，是王國維對唐宋以來中國古典戲曲中角色的淵源及其變化發展所進行的一次深入考證。在這篇著述中，王國維可謂是旁征博引，融貫中西，不僅對戲曲中各種角色的名稱、源流、發展和變化進行嚴謹審慎的考證，而且對這些角色在劇中的作用及其如何發揮展示作用都做了科學的分析，特別是他借用西方心理學和生理學中的觀點來觀照中國古老戲曲的這一做法，堪稱是站在了世界文化前沿且帶有中國特色的一次學術考證行動，在當時具有無人能及的前瞻性和科學性。
《宋元戲曲考》
民國元年（1912年）11月，王國維欣然接受商務印書館的邀約，開始撰寫《宋元戲曲考》這一在中國戲曲史上具有開山作用的著作。在這部《宋元戲曲考》中，王國維將五萬余字的全文分為五大部分十六章，從其內容上來看確實應該屬于考證范疇。這五大部分為：一、闡述中國戲劇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二、考證中國戲劇形成于宋、金的根源，并對這一時期中國戲劇的現狀予以論述；三、對雜劇的源流、興起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其存亡和結構等進行解析，并論述了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四、對元雜劇的院本與南戲之間的淵源進行論述，特別是對南戲作了重點考證；五、作為全書的“余論”，對中原地區戲劇進行了縱向和橫向的比較論述。另外，王國維在全文之后還附錄了43位元代戲曲家小傳，這很顯然是引自他在輯錄《曲錄》時所獲。
國學
《簡牘檢署考》
旨在考證中國古代書冊制度演化源流的《簡檢署考》，雖然全文只有一萬三千字，但王國維竟先后四次對其修改和完善，可見他對這篇學術著述用功之甚、重視之深。
《齊魯封泥集存》
所謂封泥，其實就是在捆扎簡牘的絲繩兩端或交叉處用黏土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鈴印以備驗證，而這塊蓋有印章的黏土就叫“封泥”。這塊相當于后來火漆或現代封條的“封泥 也有叫著“泥封”或“芝泥”的，主要隨記載有重要文書的簡牘而存在，一般盛行于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部與《封泥考略》并行于世互為補充的《齊魯封泥集存》中，王國維以其卓越深的學術目光，從小小封泥中洞悉了其中價值，那就是以封泥上寥寥幾字考釋古代官制和古地理形態，這實在不是現今名為學者之人所能相望的。例如，王國維在《齊魯封泥集存》序言中提到的他由封泥考釋出“漢諸侯王官屬與漢無異”的這一結論，就很明確地解決了以往人們通過隸書資料而沒能考證確鑿的問題。例如，王國維在輯成《齊魯封泥集存》的基礎上，后來還撰寫了《秦郡考》、《秦都邑考》和《漢郡考》等著述，這些著述都很好地解決了關于秦漢歷史和地理中存在的一些疑問。
《流沙墜簡》
民國三年（1914年）1月，羅振玉和王國維分工協作，開始對沙碗所寫《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坦沙漠發現的漢文文書》一書稿中，所收錄991枚漢簡中具有諸多舛誤的588枚進行重新考釋。歷時三個多月完成的《流沙墜簡》，共分三卷，羅振玉主要負責其中與小學、數術、方伎及殘損或字跡不清簡牘的考釋，而王國維則專門對記述有漢代屯墾戍邊軍事方面內容的殘損簡牘進行考釋。《流沙墜簡》初名《屯戍叢殘考釋》，由此可見王國維所負責考釋的內容，無疑是這部著述的重點。
《明堂寢廟通考》
一部中國古代宮室建筑史。明堂，原指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場所，舉凡朝會、祭祀、慶典或開科選士等國家重大活動都在此舉辦。然而，就是這樣一處極為重要的政治場所，其建筑制度多有變化，以致到秦朝時就已模糊了先前的具體制度，而到漢朝后更是眾說紛紜，聚訟不決。對此，王國維不僅參閱《全本史記》、《考工記注》、《三禮圖注》、《明堂通釋》和《隋書》等大量經典典籍，還將其與新近出土的甲骨文及金文等對照考訂，從而廓清明堂建筑制度的歷史迷霧，為古代宮室建筑的歷史和禮制做出了科學的總結。在這篇著述中，王國維同樣發揚了其貫通中西學問之擅長，采用演繹、比較和歸納的治學方法，溯本追源，詳加考釋，將明堂最初由家庭居室到帝王宮室的演化過程予以詳細分析，同時還對聶氏宗祠和寢廟等建筑的形制及名稱做了明晰。
《布帛通考》
《布帛通考》，又名《釋幣》。在這部上下兩卷本的著述中，王國維以自己的廣采博識，通過漢魏以來之歷史文獻比對出土文獻實物，對自漢代至元代的布帛價格進行排比綜合，并參照金銀價格的漲落，從而對兩者之間的關聯作出了精審的考釋。由此可見，這是一部通過中原地區服飾文化來考察古代經濟情況的著述。
《胡服考》
一部關于中原地區少數民族服飾史的著述。在撰寫這部著述的過程中，王國維通篇采用大段排比式的史料，可以說是引經據典，考證精密，參閱和引用的典籍數量是極為龐雜的。在初名《袴褶服考》的這部著述中，王國維不僅明晰了胡服流行于中國的經過，以及歷朝歷代胡服演變的情況，還對胡服在各個朝代中與其相配使用的各種裝飾品，以及服裝的質地和顏色等進行考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國維在對胡服的考釋中，還就此展開對中原地區古代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歷史進行考察。
《宋代金文著錄表》（1卷）、《國朝金文著錄表》（6卷）等著述及兩篇序文
自民國三年（1914年）6月開始，王國維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共編撰了《宋代金文著錄表》（1卷）和《國朝金文著錄表》（6卷）等著述及兩篇序文。由于王國維采用分類著錄，并加注新式簡稱，不僅使這些著述成為金文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書，而且也大受學界的贊揚。對于在短時間內完成如此浩大的著述工程，王國維明了其中難免有疏漏之處，所以他序言中真誠地懇請后世學者予以補錄。當然，王國維在隨后轉向甲骨文等學術研究領域時，特別是回國后也曾相繼撰寫了《毛公鼎銘考釋》、《兩周金石文韻讀》、《秦新郵虎符跋》和《小孟鼎跋》等文章。
《古代外族考》
《古代外族考》，后定名為《鬼方昆夷嚴猶考》。王國維廣泛參閱孟鼎、梁伯戈和毛公鼎等青銅器銘文，對照《史記》、《詩經》、《竹書紀年》和《周易風水》等典籍，運用古地理和古音韻學的知識，首先指出“鬼方”是族名而不是地名的論點，隨后便肯定地指出“鬼方、昆夷、葷粥、嚴猶，自系一語之變，亦即一族之稱。”而這心族即是匈奴。作為中國近代第一位考釋匈奴民族源流的學者，王國維不單是考釋出匈奴民族這一族名的變化過程，還就此引起他對這一民族多年來融合變化問題的關注，但由于手邊相關資料的不足，他坦率地表示他只是提出這一問題，留待后人詳加考證。
《生霸死霸考》
這部著作是王國維對中原地區古代歷法方面的一篇著述。霸，在這里讀pò，又可寫作“魄”，是指陰歷月初時的月光。漢代劉歆在《三統歷》中說：“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對此，自清代以來一直是莫衷一是，甚至搞不清什么是“生霸”、“死霸”，就連清代大學者俞樾在援引漢代大儒許慎和馬融等相關著述證明自己觀點的過程中，竟然也出現了偏差。于是，王國維根據許慎的《說文解字》等典籍比照智鼎等三代青銅器銘文，終于指出這是古代把一個月分為四份的做法：“一曰吉初，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日即生霸，謂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日即望，謂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日即死霸，謂自二十三以后至于晦也。”對于王國維的這一解讀，學術界現在雖然仍有爭議，但還沒有人提出能駁到這一解說的系統理論。
主要成就
甲骨文研究
甲骨的著錄與綴合
在甲骨的著錄方面，王氏編纂姬佛陀具名的《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書，公布了劉鶚舊藏甲骨655片。甲骨的綴合是甲骨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最早進行甲骨斷片綴合工作的是王國維。他1917年在寫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時，發現了《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1·10與《后上》8·14應為一片之折，并將它們連綴在一起，從而論定了殷人先公上甲至主癸的世次與《史記·殷本紀》不合，糾正了《史記·殷本紀》的錯誤。
甲骨文字的考釋
王國維在甲骨文字的考試方面也多有發現，其考釋甲骨文文字的方法有兩種：①歷史的考證。即根據“時代之情狀”和“文字之變化”，觀察字形、字音、字義分化演衍之跡，結合所有辭例進行釋讀，一次考察甲骨文字在具體歷史語言環境中的應用。②二重證據法。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將《二重證據法》總結為：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相互佐證。
甲骨年代的考定
甲骨年代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兩種。①二重證據法：即把地下出土的甲骨材料與文獻相印證，以此考定甲骨之年代。②用卜辭中的稱謂考定甲骨的年代：王國維通過父、兄等稱謂，判定甲骨文的具體時代。
二重證據法
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古史新證》，提出“二重證據法”。其一重證據是“紙上之史料”、紙上之文獻、已有古典文獻；另一重證據即是“地下之材料”、出土的地下文獻和文物等。在實物和文獻互證方面，王國維主要利用璽印封泥、虎符、唐尺等來考證經史，在研究版本目錄學時也利用了很多古籍版本實物。在文獻和實物銘文互證方面，王國維主要根據甲骨文、金文研究商周史，根據漢簡研究漢唐歷史，據碑文考證高昌國、回鵲史實，以及對石經作研究等，在使用材料時，文字考釋、實物分析與文獻考證三者融為一體。在文獻與文獻互證方面，王國維充分使用他當時所能看到的敦煌市文書，討論了中古時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問題。所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從而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上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領域，王國維也因此成為中原地區第一代著名的敦煌學專家。然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的應用最突出的還是上古史文獻上，是《古史新證》，《古史新證》精義紛呈，是二重證據法的典范之作，在語文學上、學術研究上產生極大影響。
人生三重境界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戀花》：“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R 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D 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王國維以這句話形容學海無涯，只有勇于登高遠望者才能尋找到自己要達到的目標，只有不畏怕孤獨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兩句原出自北宋柳永的《鳳棲梧》（即《蝶戀花》）：“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里。無言誰會憑闌意。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原詞本是表現作者對愛的艱辛和愛的無悔，若把“伊”字理解為詞人所追求的理想和畢生從事的事業，亦無不可；王國維以這兩句比喻成大事業、大學問者，指出這并非輕而易舉就能實現，必須堅定不移，經過一番辛勤勞動，廢寢忘食、孜孜以求，就是累瘦了也不覺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棄疾的《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里尋它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王國維用這句話比喻經過長期的努力奮斗后突然獲得成功的心情，這雖不是辛棄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遠意。做學問、成大事業者，要達到第三境界，必須有專注的精神，反復追尋、研究，下足功夫，自然會豁然貫通，有所發現，有所發明，就能夠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乃恍然間由失望到愿望達成的欣喜。
"三種境界說"出自晚清學者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之二六，結構渾然一體,審美哲思雋永,是人類經驗本質的藝術表達,揭示出人類某種帶有普遍性的情境,旨在說明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即"自我覺醒——忘我求索——真我存在"具有層進關系的三個過程。
康德哲學
王國維在中國哲學學科建構上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提倡思辨哲學，重視哲學研究的久遠價值，促使哲學理論向縱深發展。他分析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與西方的差異，認為我國的思維特質是實際與通俗的，西方的則是思辨的與科學的。他要求把哲學從政治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來，不為一時的政治目的所左右，以深化哲學研究。此外，王國維提倡純哲學，徹底否定程朱理學，促進哲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王國維運用西方哲學理論，主要是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觀念，研究我國傳統哲學，這一開創性工作很大程度上決定了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雛形，他批判程朱理學，為近代哲學革命起到了清道作用。王國維本人也就是以敢于沖破封建道統束縛的精神來批判官方哲學從而否定“理”的客觀存在而宣傳唯意志論，強調個人的作用。這對當時資產階級要求改革和哲學革命是有積極意義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國維既集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大成，又開中國現代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先河。他是第一個在中原地區將美學獨立為專門的學科。不僅介紹伊曼努爾·康德、阿圖爾·叔本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美學理論，同時還介紹德國的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席勒，英國的博克、約翰·洛克、大衛·休謨，法國的經驗主義美學理論，并以此與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結合起來考察我國的文學藝術作品。王國維的美學思想基本上屬于伊曼努爾·康德的超功利形式主義美學理論，對我國美學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王國維重視形式邏輯和吸取西方實證科學與乾嘉學派考據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文學、歷史學的研究。他不僅在分析批判“性”“理”等傳統觀念時運用了邏輯方法，而且在文學學、語言學以及史學的研究中運用邏輯方法，且多有創新，如“二重證據法”。
敦煌學
宣統元年（1909年）9月當王國維與羅振玉等人一同觀看、抄錄保羅·伯希和所得“敦煌遺書”時，他不僅與羅振玉等人一起積極地校勘和研究這些敦煌寫卷，還撰寫了《唐寫本敦煌縣戶籍跋》《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和《唐諸家切韻考》等大量論文，其內容涉及制度史、宗教史、俗文學、西北歷史地理學和古音韻學等諸多方面，且論述深度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關于王國維在敦煌學研究領域中，將其視角掃射到他所諳熟的歷史、地理和音韻學等方面的成就。
到1920年為止，王國維發表的敦煌寫卷專論文有30篇（則），而且這些里面還不包括這一時期王氏所撰與敦煌學研究又密切關系的《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西胡考》《井渠考》《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絕句》及為新疆所出些簡牘、文書所作的跋文等。
王國維對敦煌市寫本的早期研究，在敦煌學的初創時期具有多方面的典型意義。其在治學方法上的啟示，塞風先生曾在《王國維與敦煌典籍研究》一文中作了以下四點很精要的概括：(1)堅持篤實的學風，實證的方法；(2)傳統考據方法與近代邏輯方法相結合；(3)微觀的考據與揭示歷史的宏觀事實相結合；(4)創始近代文史學的規范。
人物評價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中原地區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啟超：王先生在學問上的貢獻，那不是為中國所有而是全世界的。王國維先生年過五十而毫不衰疲......若再加以十年，在學問上一定還有很多量的發明和建設，尤其對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偉的造就和貢獻。
法國巴黎大學教授保羅·伯希和：王國維是現代中國從未產生過走得這般前面又涉獵如此豐富的第一流學者。
著名歷史學家，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蔡尚思：先師王國維，學問博且精；半生僅半百，貢獻令人驚。
中原地區現代著名歷歷史學家、民俗學家顧頡剛：今年他只有五十一歲，假使他能有康氏般的壽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現在呢，他竟“中道而廢”了！他竟把想象中的一座偉大的九仞之臺自己打滅了！為學術界著想，他的死是一個極重大的損失，說不出代價的犧牲。
學者竇忠如認為王國維的人生旅途雖然只有短暫的50個春秋，但他在如此眾多學術研究中幾乎每一領域都有著極為獨到精深的創見和造詣，所取得的許多成果至今也無人能與比肩。
中國現代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胡適曾回憶王國維：“他的人很丑，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現今的中原地區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太炎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并就當時學術界的情況指出“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歷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胡適還提到：此老真是可敬可愛的，其學問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幾乎沒有第二人。
中國文學家、思想家魯迅：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王攸欣：王國維寥寥幾萬字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比朱光潛洋洋百萬字的體系建樹在美學史上更有地位。
家庭成員
軼事典故
海寧四才子
王國維16歲時，就已順利通過了縣試、州試和府試的資格考——歲考之后，這個年僅16歲的“童生”在家鄉開始聲名鵲起，遂與陳守謙、葉宜春、褚嘉三人被當地民眾譽為“海寧四才子”，而王國維當推第一。不過，“海寧四才子”的這種交游進學并沒有延續多長時間，便分散異地各奔前程了。
羅王之學
羅王之學指的就是1928年殷墟發掘之前（主要是20世紀前三十年），以羅振玉與王國維為代表的“甲骨文”學的研究。這一時期，甲骨學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于資料整理和文字考釋方面，商史研究所占比例較小，但意義重大，對于確立甲骨文的學術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對于中原地區現代意義上考古學的誕生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錄書《鐵云藏龜》出版，甲骨文從古董轉變成可資研究的資料，此后一批著錄書出版，大批甲骨文資料得以公布。最基礎的文字考釋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甲骨文開始被用于商史的研究。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商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確立了商朝的世系，極大促進了古史研究的進步。甲骨學已經初具規模，但總體的研究方法依然未完全突破傳統學術的模式。
研究特點為：（1）熟習占代典籍；（2）能承受有清代考據小學音韻等治學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4）結合古地理的研究： （5）以二重證據治歷史學經學；（6）完成史料之整理與歷史紀載之修正的任務。
拒收“脩金”
王國維在應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后不久，北京大學便于1922年春專程派張嘉甫前往上海市，面交馬衡書信和前兩個月的脩金200元（每月100元）。不料，王國維收下了馬衡的書信而堅決拒絕了“脩金”。隨后沈兼士將每月100元的脩金解釋為通郵往返指導北大學生的郵資費用，王國維復信馬衡，表示愿意暫存該款項，不再拒絕。但王國維后來北上入直后，就再度拒絕了北大的束脩，因其此時已在北京，“郵資”便不成其理由了。
后世紀念
海寧故居
王國維故居坐落在浙江省海寧市鹽官鎮西門內周家兜，是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少年時代的住宅。庭院坐北朝南，建筑為磚木結構。前廳正中置放王國維半身銅像，陳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王國維故鄉、家世及其生平。第二部分，介紹王國維的主要學術成就，陳列王氏各種著作和手稿。第三部分，為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王國維的論著。陳列室開放以來，吸引了眾多游人和學者前來瞻仰。
清華故居
在清華大學園西側，東臨校河，坐落著一片整齊的平房，散布著十幾戶院落，這里便是清華早期教師的宿舍——西院。國學大師王國維曾在環境如此清幽的西院中度過了他最后兩年的學者人生。?1925年4月18日，他偕夫人搬入西院16號與18號，兩所住宅皆為平房，自成小院，兩院緊鄰，坐北向南，有朱漆門窗、廊柱和灰色瓦頂，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
王國維銅像
此銅像位于王國維海寧故居的前廳。他頭戴瓜皮帽，身穿中式旗袍，嘴唇上留著短須，瘦削的臉上戴一副高度近視的眼鏡。看上去既斯文又折拗的樣子。
王國維紀念碑
在清華大學第一教室樓北端后山之麓，有一座莊嚴肅穆的紀念碑，正面 端書“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這是為紀念中國清末民初大學者王國維先生而建。
王國維墓
北京福田公墓位于北京京郊西山風景區，北依燕山龍脈，西鄰佛教勝地八大處，南邊是永定河引水渠，東望六朝古都，占地120余畝。在福田公墓南4組天字區，有近代著名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墓。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王國維：清華國學院第一位導師.清華大學校史館.2025-08-13
96年前，國學大師王國維為何投湖自盡?.科普湖南在線網.2025-08-13
王國維辛亥革命后仍留辮子 胡適：樣子真難看.中國新聞網.2023-08-17
《熱風》：《不懂的音譯》.中華典藏網.2023-08-17
王國維故居.清華大學.2023-08-11
王國維紀念碑.清華大學.2023-08-11
福田公墓名人王國維.北京殯葬服務網.2023-08-11
王國維.豆瓣電影.2023-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