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原無題名，又可名《紀年》等，由中國戰國后期魏國史官編纂[zuǎn]，是晉朝太康初年在汲郡（今河南省汲縣西南）戰國魏襄王（一說魏安釐王）墓地中發掘出的竹簡古書之一。關于具體的出土時間，陳夢家歸納為四種說法：咸寧五年（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晉書·束皙傳》）及太康八年（《尚書·咸有一德正義》）。
荀勖、和嶠、束皙、衛恒等西晉著名學者，將出土的文言文摹擬作隸書，并整理出先秦古書約十余種，共七十五篇，其中包括“古本”《竹書紀年》?！肮疟尽痹缫焉⒇?，如今輯佚出約四百條，內容始于夏、商、周，終于魏今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按年編次，在夏、商、西周時期紀年使用夏歷，東周時期用晉紀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以后用魏紀年。
現存的《竹書紀年》即“今本”，是后人重編的版本，包括兩卷，上卷包括黃帝、五方上帝以及夏、商的帝王，下卷從周牧野之戰直到周隱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用周王紀年，從東周平王開始記錄晉國史事。
《竹書紀年》，尤其是“古本”《竹書紀年》，是中國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編年體通史，第一次較為系統地記述了夏、商、周三代的歷史。它對晉唐間的史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今也為中國上古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并能與傳世、出土書籍進行補充互證，尤其是它與《史記》傳統儒家歷史記載的區別，進一步揭開了歷史真相。
書名
《竹書紀年》本無書名，根據其按年編次的體例，出土當時的整理者將它命名為“紀年”?；蛴指鶕鴮戄d體，稱之為“竹書““竹書紀年”“汲冢竹書”；或根據出土地，稱之為“汲冢紀年”“汲郡竹書”“魏郡竹書”“汲冢書抄”；或根據文字，稱之為“汲郡古文”“汲冢古文”；還有“書紀年”“紀年篇”等稱法。但最通行的稱呼還是《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書名繁多，尤其是古時各家所述，往往各隨所便，沒有定式，汲冢所出之書皆可稱為“竹書”或者“汲冢書”，渾言不別，即在籠統的稱呼上相同，在閱讀時需要加以斟酌鑒別、辨析異同。
出土與整理
中國晉朝初年，汲郡（今河南省汲縣西南）人不準在戰國魏襄王（一說魏安僖王）墓地中發掘出一大批的竹簡古書，史稱“汲冢書”，其中就有《竹書紀年》。該批竹簡“汲冢書”因戰亂散失，僅《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通過傳抄保留下來?！吨駮o年》原用戰國文字書寫，荀勖《穆天子傳序》稱之為“文言文”，即《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三體石經等所保存的六國文字資料，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后序》稱之為“科斗文字”，則是古文的別名，這是因為古文的筆畫一般寫得前粗后細，或兩頭細中間粗，形狀像蝌蚪的緣故。
出土年代
關于具體的出土年代，史書記載并不統一，主要存在咸寧市五年（公元279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太康八年（公元287年）這四說?，F在一般持太康初年的說法。
《竹書紀年》出土年代的不同說法及相關記載
整理經過
汲冢竹書的出土受到了當時的重視，經過了荀勖、和嶠、束皙、衛恒等當時著名學者的整理，寫定成書七十五篇，共計十余萬字。《竹書紀年》十三篇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部。
荀和本
傳世文獻如《隋書·經籍志》、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對汲冢書的出土與整理經過有所記載。司馬炎時期，汲冢竹書出土，但由于發掘者不以為意，竹簡散亂無序，字跡漫不清，已經不能辨認，在傳抄中訛誤益多。于是中書監荀、中書令和嶠奉命對其展開編次工作，并用“今文”，即隸書書寫，遂有初釋本《竹書紀年》，又稱“荀和本”，共十三篇。
《晉書·荀勖傳》記載：“及得汲郡冢中文言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這是說，汲冢書經過整理編次后，還被荀勖列入了中國第一部四部體系分類目錄《中經新簿》丁部之中。
衛束本
由于竹簡文本的殘缺、文字轉寫的訛誤、古文理解的困難等諸多原因，初釋本的內容解讀也存在諸多爭議?！稌x書·王接傳》與《束皙傳》記載，劉徹下命編次隸定工作以后，司馬衷時，任秘書丞的衛恒也展開了對汲冢書的考正釋義，但未完成而遭永嘉之亂，于是佐著作郎束皙接續完成了義證。衛恒、束皙相繼對汲冢書展開了考正、釋義，是為考正本，又稱“衛束本”。
其他
《晉書·王接傳》還記載了在衛恒、束皙之后，還有一代代學者參與了整理工作，比如，時任東萊太守的王庭堅，與束皙一樣，也對汲冢書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考證，他們二人皆亡故，散騎侍郎潘滔支持并勸說王接繼續開展論說，解決二人留下來的疑問與糾紛，王接于是開始著述論證，其成果得到了對汲冢書有所研究的摯虞、謝衡的贊同?！度辶謧鳌だm咸》記載西晉的文臣續咸也有著作《汲冢古文釋》十卷。
《竹書紀年》的出土整理過程中，在統治者命令下，荀勖、和嶠進行編次隸定，束皙、衛恒進行考正注釋。后續過程中，還有王庭堅、王接、摯虞、謝衡、續咸等學者自發參與了汲冢書的考釋與討論。當時《竹書紀年》流傳甚廣，學術界對其給予了很高的重視。但歷經安史之亂、五代十國等變故，最初的十三卷本，在《宋史·藝文志》僅存《竹書》三卷，元代以后連三卷本也失傳了。
內容與體例
古本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是戰國時期魏國的編年體通史，其內容與體例和一般列國史書有很大的不同。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后序》對《竹書紀年》的性質有扼要的說明：“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下至魏襄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薄吨駮o年》是一部始于上古夏商周三代，終于魏今王（或稱哀王、齊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即秦統一六國（公元前221年）之前78年的通史，是魏國的史書。
杜預所見荀和本《竹書紀年》起自三代，如今的“古本”《竹書紀年》則輯佚出了五帝紀部分。五帝紀內容簡略，不如“今本”有規整的脈絡，因此其是否應該屬于正文，學界仍存爭議。朱右曾、方詩銘等學者就認為，編年紀事始于三代，五帝紀別為一編，將其視作夏商周紀的附錄。
《竹書紀年》按年編次，在夏、商、西周時期，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立春”，使用夏歷，記敘的重點是王室世系與年代，并不涉及王室下屬的列國；東周時期，敘事重心轉移至晉國，用晉紀年；姬午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也是晉烈公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成為諸侯后，“晉國滅，獨記魏事”，開始專詳魏國史事，用魏紀年。
“古本”《竹書紀年》所記時代及其君王順序
“古本”《竹書紀年》在內容方面存在與傳世史籍截然不同的歷史記載，可以進行對比考證，起到證史補史的作用。例如，《史記·五帝本紀》對堯舜王位繼承過程的記載十分平和：“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瓐蛑拥ぶ熘恍ぃ蛔闶谔煜?，於是乃權授舜?！眻蛘J為自己的兒子丹朱不足以勝任，于是將舜推薦給上天。“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彼捶Q自己繼承王位是上天的安排?！?a href="/hebeideji/6558436341660581687.html">史記正義》引述《竹書紀年》則指出“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通過囚禁堯獲得王位。
又如，對于禹的兒子啟得到王位繼承，《史記·夏本紀》記載為“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竹書紀年》則記載殊異：“益干啟位，啟殺之。”《竹書紀年》這一記載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戰國策·燕策一》中有相近的說法，與《史記》的傳統說法形成抗衡之勢，《史記索隱》《史記正義》也正是注意到這一點，故時而引用《竹書紀年》對《史記》有所補充。
今本竹書紀年
“今本”《竹書紀年》包括兩卷，上卷始于黃帝，后有五帝，以及夏、商的帝王，記載了夏、商每任君王的即位年、卒年以及相關史事。從堯元年（公元前2145年）開始有系統的編年，各王元年有天干地支紀年。下卷記載了周代從周武王伐紂直到周隱王（周郝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期間每一任君王的即位年、卒年以及相關史事。用周王紀年，從東姬宜臼開始記錄晉國史事，不再記錄周王即位。
“今本”《竹書紀年》卷次及其所記君王順序
古今對比
記載時代上，“古本”始于夏，“今本”始于黃帝，“今本”推前了時代的上限，有更豐富的夏朝以前的六帝的資料。
格式體例上，“今本”相比“古本”增加了注釋。
采用紀年上，“古本”春秋戰國時期采用魏、晉紀年，“今本”改為東周王室紀年，并且從堯開始增加了甲子天干地支紀年。
記事內容上，“古本”記事偏重東周以后，“今本”則在東周以前更加詳細，“今本”所記史事基本涵蓋了“古本”的內容。
“古本”“今本”《竹書紀年》與《春秋》對比
價值與意義
古之視角
從古之視角來看，《竹書紀年》對晉唐間的史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外篇·申左》通過引用束晳之語，給予了《竹書紀年》高度的評價：“若使此書出于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史通》還指出，杜預援引《竹書紀年》與《春秋》經傳互證，干寶以《竹書紀年》為師范，《竹書紀年》在未散佚時，流傳甚廣，被視為信史：“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竹書紀年》客觀上推動了晉唐間古文經向史學的轉化，以及歷史考證學與疑古精神的發展。
今之視角
從今之視角來看，作為一部編纂于戰國時期魏國的編年體通史，《竹書紀年》補充了上古歷史史料的空缺，還可以和其他已有的文獻記載進行對比互證，糾正紀事之誤。
上古歷史的重建
《竹書紀年》為上古歷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竹書紀年》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編年體通史，也是最早系統記錄夏商周三代的傳世文獻。而在此之前，文獻中只有西漢劉歆《三統歷世經》、晉朝皇甫謐《帝王世紀》和漢代所傳殷歷，這三類文獻記載了商周的積年（天文學上的紀年方式），而《竹書紀年》提供了有別于這些資料的夏、商，盤庚遷殷到殷亡、西周的積年。
作為出土的汲冢書之一，《竹書紀年》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價值也被王國維先生給予了充分肯定。孔子壁中書、汲冢書，以及甲骨文、敦煌漢簡、敦煌唐寫卷、內閣檔案，這大三類文獻被并列為“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如今，“孔壁汲?！背２⒎Q，除了實際含義以外，還可以用來代指先秦古文，或用以比喻珍貴的古代文化典籍。
文獻記載的補充
《竹書紀年》可與傳世、出土文獻進行對比，起到證史補史的作用。傳世文獻中，《竹書紀年》可與先秦秦漢歷史典籍對讀，如《春秋》《史記》等。例如，對于夏啟即位的這段歷史，《竹書紀年》記載：“益干啟位，啟殺之?！边@與《史記·夏本紀》“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之記載殊異，但與《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戰國策·燕策一》的說法正相合。又如，帝太甲因暴虐被伊尹放逐桐宮，最終又回歸帝位，關于這段過程，《史記·殷本紀》稱帝太甲“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迎回了太甲，“古本”、“今本”《竹書紀年》則皆記載為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吨駮o年》出土于晉朝時期，《史記》的撰寫并未受到它的影響，且西漢時儒學思想已經占據主導地位，與儒家正統相悖的歷史記載也就難以見于史籍。《竹書紀年》可以進一步為拋開儒家敘事模式來了解歷史真相提供證據。
此外，《竹書紀年》還可以與《史記·六國年表》互為補充，糾正魏、韓、趙、楚、燕、齊六國紀年的混亂。例如，《史記》記載有三位魏王，魏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襄王在位十六年，哀王在位二十三年，但據輯佚的“古本”《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后改元紀年，于是又從一年開始，直到改元十六年，這三十六年與十六年皆是魏惠王在位。
在出土文獻中，清華簡《系年》與《竹書紀年》都是戰國時期所撰的史書，與“古本”《竹書紀年》體例有相近之處，在西周部分的史實上也可以互相印證。
歷代評價
歷代學者對于《竹書紀年》存在不同的評價，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古本”、“今本”的真偽性質問題。而隨著文獻證據的不斷發現，各種觀點又有不斷的修正與補充。
歷代評價及其代表學者
學術爭議
今本真偽討論
“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問題，一直是各國學者討論的焦點，并且有過兩段重要的研究時期。
清代中期至民國初年
清代少數學者，如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認為“古本”“今本”皆偽，汲冢原書可能就是晉人作偽的；一些學者篤信“今本”為真，并常引之為史證，如顧炎武《日知錄》、戴震《水經注》校本、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等；還有不少學者主張“今本”出于“古本”，如洪頤煊《校正竹書紀年》、趙紹祖《校補竹書紀年》、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考訂竹書紀年》、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林春溥《竹書紀年補證》等，他們認為“今本”并非出于杜撰，可以和經史互證。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受到此說影響，將“今本”《竹書紀年》譯成英文出版。
此外，還有學者主張“古本”為真，“今本”為偽。此說影響最大，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漸成為主流。清代官修解題書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崔述《竹書紀年辨偽》、郝懿行《竹書紀年校正》、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等，皆認為“今本”《竹書紀年》是偽作。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在朱右曾的基礎上又作《古本竹書紀年輯?！贰督癖局駮o年疏證》二書，其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逐條證明了“今本”《竹書紀年》偽托之跡，徹底否定了此書的真實性。這是“今本”《竹書紀年》真偽問題討論史上的重要轉折點。此后，“今本”《竹書紀年》是偽書這一觀點被海內外研究者廣泛地接受。
20世紀80年代以來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青銅器等考古實物的不斷出土，器物銘文等出土文獻的釋讀，讓學界對“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問題進行不斷的修正與補充。仍有相當多的學者堅持“今本”《竹書紀年》之偽，他們除了繼承發展王國維的辨偽方法和觀點，還進一步從“今本”的歲名干支、列王年數、思想傾向、著書體例等方面進行闡發。與此同時，海內外一些學者對王國維的觀點進行了駁斥，認為“今本”《竹書紀年》并非偽作，它雖然經過了后人的篡改和增飾，但與“古本”是一脈相承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四川大學陳力《論別本〈竹書紀年〉》，還有美國漢學家倪德衛（David S. Nivison）《今本竹書紀年論集》，美國漢學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竹書紀年〉與周武王克商的年代》，在西方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然而此兩說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見，《竹書紀年》仍待新的研究與發現。
版本流傳
當今學界一般將《竹書紀年》分為“古本”“今本”。這個說法源于清代樸學大興之際，當時的學者認為，晉朝時出土的原本《竹書紀年》十三篇在兩宋時期逐漸亡佚，稱為“古本”。而通行的《竹書紀年》為“今本”，或稱“今書”“近本”。
也有個別學者持不同的看法。例如，美國漢學家倪德衛（David S. Nivison）認為《竹書紀年》應分為“原本”“今本”“古本”：“原本”可能早已亡佚，“今本”來自晉人對汲冢出土竹簡的整理本，“古本”是近人輯錄古書所引用《竹書紀年》而成的輯佚本。
按照主流的分法，《竹書紀年》可分為以下兩部分。
古本竹書紀年
晉朝出土的《竹書紀年》竹簡早已經散佚，晉代學者所作的整理、釋文也逐漸失傳。
晉、唐間，引用《竹書紀年》的典籍眾多，因此“古本”《竹書紀年》輯佚的文獻來源，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歷朝官私所修的大型類書，如《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等；二是對前代古籍的私家注釋，如郭璞《山海經注》、酈道元《水經注》、顏師古《漢書注》、李賢《后漢書注》、李善《文選注》，以及《史記》注文，如徐廣《史記音義》、《史記》三家注（裴骃《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剩下的專書總歸為一類，如皇甫謐《帝王世紀》、干寶《搜神記》、道宣《廣弘明集》、瞿曇悉達《開元占經》等。
清人朱右曾開創《竹書紀年》“古本”輯佚之先，作《汲冢紀年存真》；在他的基礎上，近人王國維進一步搜集各家類書、古注中所引《竹書紀年》佚文，進行整理、匯輯、校訂，從而形成《古本竹書紀年輯?！?，在海內外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今人范祥雍對王國維《輯?！愤M行訂補，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這三部成果前后相繼，在“古本”《竹書紀年》輯本中影響顯著。此外，還有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等。
今本竹書紀年
現存的《竹書紀年》即“今本”，是后人重編的版本。
由于《竹書紀年》在明代刊刻眾多，清以來學者往往以為“今本”《竹書紀年》是明人所編。范欽《范氏奇書》、趙標《古今逸史》、何允中《廣漢魏叢書》、汪士漢《秘書廿一種》、吳宏基《史拾遺聞》校本、孫承澤《五經翼》校本，皆可見“今本”《竹書紀年》。其中，范欽的天一閣刻本是現存較早的版本。
天一閣本及大多數今本《竹書紀年》系統的版本，卷端都題有“梁沈約附注”，其實是后人重編過程中大量抄錄了后梁沈約所撰《宋書·符瑞志》。
清代雷學淇在其《考訂竹書紀年》中言曾見一部元明間的刻本，今所未見。洪頤煊又在《校正竹書紀年》中指出“羅泌已見今本”，指的是南宋時期羅泌所撰雜史《路史·國名紀》中，引用了《竹書紀年》桓王十二年事，與“今本”全同，將“今本”的出現時間進一步提前到南宋時期。
關于其確切的版本源流，至今仍限于推測，未有直接的證據。
參考資料 >
詩不可說丨神馬傳說，八駿日行三萬里.今日頭條.2026-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