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公元265年－420年）是中原地區歷史上繼三國之后的一個朝代，分為西晉（公元265年－316年）和東晉（公元317年－420年）兩個時期。共傳位于十五位皇帝，其中西晉四位，東晉十一位。
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晉朝，定都洛陽市，史稱“西晉”。公元280年，西晉滅掉孫吳，結束了三國時期的分裂局面，統一了中國。司馬炎在位時期，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西晉社會獲得了短暫的穩定，百姓專心從事生產，經濟得到了發展和繁榮。司馬炎去世后，西晉王朝發生了內亂，經歷了賈后亂政、八王之亂，社會動蕩不安，百姓流離失所，流民暴動此起彼伏。少數民族趁機大量南遷，在西晉北方地區建立了各種政權。為了躲避戰亂，大批宗室子弟、世家大族及庶民百姓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遷徙，史稱“衣冠南渡”。公元316年，匈奴貴族劉聰派軍隊攻入長安，俘虜了司馬鄴，西晉滅亡。次年，帶領皇室南渡江南的司馬炎從子司馬睿在建康重建了晉朝，史稱“東晉”。東晉建立后，曾經多次進行北伐，試圖收復北方地區。與此同時，東晉王朝內亂不斷，國力衰弱。公元420年，權臣宋武帝篡位，建立劉宋，東晉覆滅。中國歷史進入南北朝時期。
晉朝歷時155年，占田制保證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九品中正制使得高門大族壟斷政治特權，由此形成了鮮明的門閥世族制度。輔佐皇帝做決策和處理政務的中央行政體制采用尚書省、中書、門下三省制。晉朝時，受到戰亂影響，中原經濟區遭受到較大的破壞，經濟發展速度緩慢。而隨著人口流徙劇烈，特別是“衣冠南渡”后，中原經濟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向江南地區推廣，江南地區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全國經濟重心出現了逐步向江南地區轉移的態勢。晉朝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田租（土地稅）、戶調（農戶家庭手工產品稅）、工商稅、徭役制度等。百姓承擔著繁重的稅賦和徭役，迫使他們不斷走向反抗的道路。
晉朝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關鍵時期。晉朝以后，經、史、子、集四部分目確立，史學正式脫離經學成為重要的獨立部門。佛教、道教是晉朝主要的兩大宗教。晉劉徹太康（280年~289年）前后，文學創作十分繁榮，詩人眾多，名家輩出。玄學清談在晉朝十分盛行，玄言詩風行東晉詩壇長達百年時間。東晉后期，田園詩、山水詩興起。繪畫、書法、雕塑等藝術在晉朝也得到了發展，涌現了諸如顧愷之、王羲之、王獻之等一批書畫大家，將中國的繪畫和書法藝術推向了鼎盛時期。
國號
“晉”原本是西周、春秋至戰國初年的一個諸侯國。春秋時期，晉國疆土占據今山西省大部、河北省西南部、河南省北部和陜西省一角，地跨黃河兩岸。戰國初年，晉國被韓、趙、魏三國瓜分而亡。司馬氏是河南溫縣人，溫縣曾屬于晉國的領地。建立晉朝的司馬炎之父司馬昭曾被魏帝受封為“晉公”“晉王”。所以司馬炎以“晉”做為國號。
晉朝最初建都洛陽市，后遷都長安。被劉聰滅亡后，宗室子弟司馬睿在建康重建了晉朝。為了區分兩段歷史時期，依據其首都相對位置一西一東，故稱司馬炎建立的都城在洛陽、長安的晉朝為“西晉”，司馬睿建立的都城在建康的晉朝為“東晉”。
東晉保有原西晉的江南之地，亦有“中晉”和“江東”之稱。漢朝稱東漢為中漢，“中晉”一名模仿“中漢”而來。當時的人們以東為左，故而將位于江南的東晉又稱為“江左”。
歷史
晉朝的建立
公元239年，曹叡曹病死，臨終前命太尉司馬懿、大將軍曹爽輔佐年僅八歲的繼位者曹芳。曹芳繼承帝位后，曹爽獨攬大權，把持朝政。公元249年，曹爽陪同曹芳離開京都洛陽至高平陵掃墓。司馬懿趁機起兵，發動”高平陵政變“，控制了洛陽市。隨后以”謀逆罪“斬殺了曹爽及其親信，奪取了曹魏軍政大權。
司馬懿去世后，其子司馬師為大將軍，輔佐朝政。公元254年，司馬師將曹芳廢為齊王，擁戴曹髦曹髦繼位稱帝。公元255年，司馬師病逝。其弟司馬昭繼承了大將軍的權力，專攬國政。公元260年，魏帝曹髦被弒殺，司馬昭立曹奐為帝，即魏元帝。
做為曹魏的輔政大臣，司馬懿父子先后更換了三位皇帝，逐步消滅了曹魏宗室勢力，將曹魏皇室的權力徹底架空。此后司馬家族控制了曹魏的軍政大權，為晉朝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公元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逼迫魏元帝禪讓，自立為帝，即晉武帝。國號“晉”，建都洛陽，史稱“西晉”。
太康之治
在西晉建立之前，公元263年，司馬昭滅掉了蜀漢。西晉建立后，公元280年，晉武帝派兵滅吳。三國鼎立的局面結束了，西晉成為大一統的帝國。
晉武帝在位時，采用無為與寬松的治國策略。設立三省制，頒布《泰始律》為法律依據，保證了社會穩定。為了促進生產，晉武帝發布了《占田法》。《占田法》規定，農民可以根據年齡和性別向政府申請土地進行耕種。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獲得了土地，開始從事農業生產。
從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到太康十年（公元289年），社會穩定，農業生產得以恢復，百姓安居樂業。人口有了顯著的增加，太康縣元年，全國有2459840戶，太康三年，全國有377萬戶。這是西晉比較繁榮的時期，被稱作“太康之治”。
賈后亂政
公元290年，晉武帝去世，其子司馬衷繼位，即晉惠帝。冊立太子妃賈南風為皇后，以太尉楊駿為太傅，輔佐朝政。晉惠帝智商有缺陷，生性懦弱，無法處理朝政大事，對賈后言聽計從。為了防止賈南風插手朝政，楊駿任用親信掌管機密要事，掌握中央禁軍。因為防范嚴密，賈南風未能找到干預政事的機會。次年，賈后與楚王司馬瑋合謀，誅殺了楊駿。大亂從宮廷政變開始了。
楊駿死后，賈后并沒能如愿掌權，而是受制于汝南王司馬亮。于是她讓晉惠帝下密詔給司馬瑋，利用司馬瑋與司馬亮的不和，誅殺了司馬亮。又以司馬瑋擅自殺害司馬亮為名，處死司馬瑋。先后除掉了掌權道路上的絆腳石，賈南風獨攬朝政。
賈后信任親族，其族兄賈模、堂舅郭彰、賈充的嗣孫賈謐一并被委以要職，權勢日隆。賈后啟用名士張華為司空，世族裴頠為尚書仆射，裴楷為中書令，王戎為司徒，共同管理機要。因為這幾人都有從政經驗，元康年間（291年-299年），西晉還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局面。
賈南風沒有兒子，隨著太子司馬遹的成長，她越來越擔心太子將來為帝后會對自己不利。公元300年，賈后捏造罪名廢黜并殺掉了太子。趙王司馬倫與齊王司馬冏以替太子報仇為名闖入宮中，逼迫賈南風飲下毒酒身亡。宮廷政變轉變為皇族爭奪政權的斗爭，進一步演變成為“八王之亂”。
八王之亂
西晉初期，司馬炎精心設計了針對宗室成員的分封制。在公元265年、277年和289年，晉武帝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分封，目的就是以諸王駐守在各地，拱衛中央政權的長治久安。“分封”限制在同姓宗族范圍內，分封的對象主要是宗室。根據形勢的需要，賦予諸王一定的軍事權力。晉武帝有能力控制全局，可是到了司馬衷時期，由于賈后殺掉了皇位繼承人，破壞了朝廷中各派勢力的平衡，導致諸王紛紛覬覦皇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
公元301年，趙王司馬倫廢掉晉惠帝，自立為帝。齊王司馬冏、河間王司馬颙、司馬穎司馬穎起兵討伐司馬倫，司馬倫不敵，被迫飲下毒酒身亡。晉惠帝復位后，委任司馬輔政。公元302年，司馬颙起兵討伐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趁勢在洛陽市響應，將司馬冏斬殺，此后司馬乂控制大權。公元303年，司馬颙、司馬穎進攻洛陽，騶搖司馬越趁機拘禁了司馬乂，司馬乂身死。司馬穎進入洛陽后，成為丞相，廢掉太子覃，自立為皇太弟。司馬越擁立晉惠帝討伐司馬穎，討伐失敗后，晉惠帝被司馬穎所俘。公元305年，司馬越再次起兵，相繼殺掉司馬颙、司馬穎，將晉惠帝接回洛陽，此后司馬越獨掌大權。
自公元291年，楚王司馬瑋參與賈后誅殺輔政太傅楊駿開始，一直到公元306年，東海王司馬越將晉惠帝接回洛陽市，十六年的時間里，八位宗室子弟為爭奪中央政權而引發了巨大的內亂，史稱“八王之亂”。八王之亂最初由中央開始，后來波及到地方。參戰諸王相繼敗亡，數十萬人民喪失了生命，許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毀，社會經濟遭受到嚴重破壞。西晉王朝也很快走向滅亡。
西晉滅亡
在八王混戰期間，戰爭接連不斷，加之頻頻出現的天災，百姓流離失所，無法維持生計，各地出現了大量的流亡人口。公元301年，氐族人李特在益州領導流民暴動。接著，各地的流民暴動就此起彼伏。同時，從漢朝就開始向中原內遷的少數民族，趁亂大規模進入中原地帶，由于受到官吏的壓迫，生活困頓，也開始起兵反晉。
公元309年，匈奴貴族劉淵派兒子劉聰兩次進攻洛陽。公元311年，劉聰攻陷洛陽，西晉王公貴族及百姓死者三萬多人，司馬熾被俘。史稱“永嘉之亂”。公元313年，劉聰殺死晉懷帝。晉懷帝的侄子司馬鄴在長安繼位稱帝，即晉帝。
公元316年，劉聰派大將軍劉曜攻入長安，俘虜了晉愍帝，西晉滅亡。西晉建國51年，是一個極其短促的統一王朝，此后中國陷入了長時間的南北分裂狀態。
五胡十六國
早在東漢時期，居住在中原周邊地區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北方的少數民族開始內遷。三國時期，魏、蜀、吳之間不斷發生戰爭，各國人口都驟然下降，邊遠地區人口不斷遷到中原內地。西晉的八王之亂使得中原、渭河平原的生產力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大量流民漂流異鄉，暴動此起彼伏。趁著西晉朝廷力量薄弱之際，匈奴人看準時機，進兵中原，滅亡了西晉。少數民族進一步內遷，大量向中原移民。
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紛紛建立政權，競相爭奪地盤。參與這場斗爭的少數民族以匈奴、鮮卑、、羌、氐為代表，史稱“五胡。公元304年，氐族首領李雄在巴蜀稱成都王。兩年后稱帝，國號“成”，史稱“成漢”。也是在公元304年，匈奴貴族劉淵宣布獨立，自稱“漢王”。公元308年，劉淵稱帝，國號“漢”，史稱“劉漢”。此后的一百三十五年時間里，原來西晉的江南、荊湘地區由東晉控制。北部、西南地區先后建立了二十多個國家。其中以成漢、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前涼、后燕、后秦、西秦、后涼、南涼、南燕、武威郡、北涼、大夏、北燕為代表，因此后世稱為“五胡十六國”。公元439年，北魏皇帝拓跋燾滅亡北涼，統一了中國北方地區。歷時135年的五胡十六國時代結束。
五胡十六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較長的一次大分裂、大混亂時期。不同民族建立的割據政權紛紛出現，戰亂連綿不息，經濟停滯，百姓經受了深重的苦難。這段時期也是民族大融合的獨特時期。中原建立了很多少數民族政權，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由漢族在中原實行統治的局面。為了使自己的政權穩固并且發展下去，少數民族逐漸接受漢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先進經驗，漢族也開始接納少數民族，二者最終實現融合。
衣冠南渡
為了躲避戰亂，公元307年，司馬炎的從子司馬睿渡江至建康大批宗室、紳、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隨之向南遷徙，史稱“衣冠南渡”。公元317年，西晉滅亡后，司馬睿在建康登基稱帝，即晉元帝。晉朝政權得以重建，史稱“東晉”。
大批世居中原的漢人選擇南下避禍，給當地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同時極大地改變了當地原有的文化結構。此后，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開始向江南轉移。
東晉北伐
在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國的混亂狀態時，東晉政府偏安于東南。為了收復北方失地，東晉持續不斷地進行北伐，國家的軍政活動幾乎都圍繞著北伐展開。比較知名的有祖逖、桓溫、謝安、宋武帝等人組織的北伐活動。
祖北伐是東晉最早的北伐活動。公元317年，奮威將軍祖逖率軍北上，收復黃河以南大片領土。后因東晉內亂，收復的土地得而復失。安西將軍桓溫于公元346年西征伐蜀，攻克成都市，成漢政權滅亡。隨后又進行了三次北伐，一伐前秦，大敗。二伐羌族首領姚襄，收復洛陽市。三伐前燕，大敗。桓溫去世后，謝安與桓溫之弟桓沖先后組織北伐，應對北方政權南侵。中軍將軍劉裕組織了東晉最后一個階段的北伐，他先后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北伐。公元409年，宋武帝興師北上伐燕，南燕滅亡。公元416年，劉裕伐后秦，收復洛陽，攻陷長安，后秦滅亡。
東晉北伐是在西晉滅亡、國土淪喪的背景下展開的。北伐是一種“以攻為守”的策略，目的是維護東晉政權的穩定。為了滿足北伐的需要，東晉積極地進行了軍事經濟的建設。推動了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進步，以及以門閥為主導的田莊經濟的興起，從而提高了江南的經濟水平。
淝水之戰
東晉北伐的同時，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也在不斷建立、更替、兼并，壯大起來的少數民族政權不時侵擾南方。公元377年，前秦君主苻堅經過七年的戰爭，統一了北方，開始了南征的步伐。
起初，前秦與東晉進行了一些局部戰爭，摩擦不斷。公元383年，苻堅下令進攻東晉，前秦軍先鋒部隊三十萬人先行抵達淝水西岸。東晉總指揮謝安派出八萬北府兵，在淝水東岸與前秦軍隔水對峙。晉軍派人給前秦軍傳遞信息，兩軍隔著淝水無法決戰，希望前秦后退一步，讓晉軍渡過淝水后，以決勝負。前秦諸將都反對讓晉軍渡河，苻堅卻認為，前秦軍隊可以趁晉軍渡河過半時出擊，必然會取勝。于是，苻堅令前秦大軍后退一步。前秦大軍一退就無法停止，晉軍渡水突擊。前秦大軍陣腳大亂，一敗涂地。
淝水之戰是一次以少勝多的戰役，改變了南北對峙的形勢，遏制了北方崛起的態勢。前秦短暫統一北方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北方再度分裂。
東晉衰亡
淝水之戰大獲全勝后，東晉乘勝北伐，收復淮河流域，將國防線向北推進到黃河以南；克復四川省和漢中，全據長江天險，解除了來自長江上游的威脅。東晉獲得了暫時的安穩。
公元385年，謝安去世，東晉朝廷逐漸混亂。司馬曜的弟弟司馬道子大權獨攬，提拔了王國寶、王緒等人，對抗孝武帝的親信王恭、殷仲堪，朋黨之爭由此拉開序幕。擊敗王恭等人后，司馬道子的兒子司馬元顯謀奪了父親的權力，成為實際的掌權人。為了與地方軍閥桓玄抗衡，司馬元顯決定自己組建一支軍隊，下令強征世家大族的佃客擔任兵役。這一舉動引起了世家大族和佃客們的不滿，浙東地區發生了民變。
公元399年，五斗米道道士孫恩率領起義軍趁亂攻下上虞，又攻破會稽郡，部眾驟增至數萬人。周邊的七郡同時起事，攻殺東晉官吏。東晉政府對浙東民變極其重視，派出北府兵力圖撲滅這次動亂。在鎮壓孫恩起義的過程中，北府兵的將領宋武帝脫穎而出。孫恩的起義持續了三年，雖然最終事敗身死，卻對東晉朝廷進行了沉重的打擊。
公元402年，桓玄殺掉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逼迫司馬德宗退位。次年桓玄自立為帝，國號楚。公元404年，劉裕聯絡北府軍中下級軍官百余人，起兵討伐桓玄，桓玄兵敗身死。劉裕起兵成功后，掌握了東晉政權。隨后，劉裕北伐破燕，接著滅亡后秦。公元420年，劉裕廢黜司馬德文，自立為帝，建國“宋”。東晉滅亡。
東晉建國103年，偏安東南，與北方的五胡十六國并存。東晉滅亡后，中國歷史進入南北朝時期。
疆域
領土變遷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實現全國統一。西晉疆域為：東部至東海，南部至南海，西至蔥嶺，西南達今廣西、云南以及越南北部、中部，北抵燕山，東北地區至朝鮮半島西北部。直至公元316年西晉滅亡的三十六年時間中，西晉的疆域比較穩定，并無大的變動。
東晉時期，東南疆域比較穩定。四川和北方疆域由于胡人入侵和東晉北伐，時有變化。以公元382年為例，東晉所轄范圍：北至淮河及荊州市之竟陵郡、建平，寧州之南廣、建都等郡；西至寧州之西河、滄州雄獅足球俱樂部兩郡；西南至寧州永昌郡、興古郡，交州之下平、九真、九德、日南四郡；東、南則至東海、南海。 東晉疆域被擴展到最大的時期是公元416年，劉裕北伐，平了南燕，滅了后秦：東北有了山東半島，西北有了渭河平原，北抵黃河。這塊疆域存在的時間較短，不久后因為內亂，關中地區又重新喪失。
行政區劃
兩晉時，地方行政體制為州、郡、縣三級制度。
司馬炎統一全國后，西晉有十六州：司、豫、、青、徐、荊、揚、交、廣、益、冀、梁、幽、并、雍、涼。后來，又將原有各州拆分合并，增加了秦、江、寧、平四州，西晉有二十州的建制。西晉滅亡后，北方疆域被胡人占領，東晉統轄九州：揚、荊、湘、江、益、梁、寧、交、廣，另外，徐州的一半也在東晉管轄范圍內。
西晉將京師周圍的地區設置為司州，以司隸校尉負責治理。司隸校尉除了管理司州事務外，還可以檢查官吏百姓，劾奏百官，權力很大。除司州外的其他州，西晉初期設置都督和刺史，都督管理軍事，刺史管理民事。司馬衷末期，都督與刺史兩個職責合二為一，由一人統領。非重要州則不設置都督，只設置刺史。
晉朝的州以下為郡國，郡國之下為縣。西晉統一后有173個郡國，1232個縣。東晉由于政局不穩，北方國土大片淪陷，大量北方民眾逃到東晉，東晉設立了許多僑置郡縣。司馬睿稱帝后，在建康僑置懷德縣，安置最先到達江南的一批流民。后來晉成帝又設置了南瑯邪郡、臨沂縣。此后東晉政府又設置了62個僑郡安置南下的流民。由于戰亂不止，編戶流徙不斷發生，郡國和縣的設置非常混亂。
西晉分封諸王，以郡為國。東晉時，諸王大多不在郡國內，王國徒具虛名。郡國和縣設置太守和縣令進行管理。
人口
公元290年開始，西晉多地連年旱災，蝗災、瘟疫盛行，饑荒嚴重。各地人口不斷遷徙以尋求生存機會。秦、雍等州各族人民向梁、益、荊、豫等州遷移，遷出的漢族人口占當地總人口的1/3，大約有四、五萬戶。太原市的漢族人民在匈奴的威脅下，流徙至冀、豫等州，遷出人口占當地總人口的2/3，約四萬多戶。冀州的漢族人民遷移到兗州一帶，遷出者約有一萬多戶，占當地總人口的1/30。益州的漢族人民被迫遷移到荊、湘、寧等州，梁州、益州的遷出者約有二十萬戶，約占當地總人口的9/10。總計遷徙的人口大約將近三十萬戶。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衣冠南渡開始后，中原人民相繼流徙南下，集中在荊、揚、梁、益諸州，截至劉宋之季，南渡人口約有九十萬。北方平均八人之中，就有一人遷徙至南方。
與此同時，各少數民族頻繁地移居中原腹地。例如，公元318年，氐、羌、胡羯等族十余萬人遷徙至河北郡縣。公元320年，巴氐部落二十余萬人遷徙至長安。公元329年，氐、羌十五萬人遷徙至河北。黃河下游一度布滿了氐、羌等族，胡漢人口的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由于人口頻繁流動，戰亂時期缺乏詳細而又精確的史料記載，對晉朝人口只能進行粗略的估計：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西晉人口可能達到了3500萬。永嘉之禍后，大約在公元317年左右，東晉人口約1050萬。東晉末年，大約在公元420年左右，東晉人口約在1578萬-1746萬之間。
內政
官僚制度
世族門閥制度
東漢后期，出現了一些高門世家，他們之中有的是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門，授徒講學，注籍的弟子門生成千上萬，形成一種社會力量，二者兼而有之的也不在少數。其后代子孫一直延續至晉朝，并處于高位。比如瑯邪王氏，王仁在漢朝任青州刺史，他的孫子王祥在魏國任太傅，王祥的侄子王衍在西晉任太尉，另一個侄子王導在東晉任丞相。
西晉采用九品中正制進行人才選拔，由各郡國現任官員與高門大戶來品評本地人物，這就使得高門大姓，特別是現任官員更容易壟斷官位，保證了門閥世族的政治特權，有助于門閥世族的形成和壯大。東晉是門閥世族的鼎盛時期，朝廷的高級官位幾乎都由門閥世族把控。
西晉頒布的《占田法》中，戶調式規定各級官吏按照官品來享受蔭客的特權。門閥世族的蔭客不用繳納租稅，也不用服徭役，因此大量人口依附于門閥世族。門閥世族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廣大土地，這是門閥世族得以壯大的經濟基礎。特別是衣冠南渡后，南遷的流民往往需要依附高門大姓才能生存下來，因此東晉時期的門閥世族非常興盛，他們不僅在政治上有特權，而且還掌握兵權。瑯王氏、陳郡謝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四大家族都掌握政權和兵權。兩晉的政權是以司馬皇族為核心的高門大族的聯合專政。
三省制
兩晉時期，皇帝是軍國大事的最高決策者，皇權至高無上。可是在很多時候，由于權臣或者門閥勢大，皇權被削弱。例如東晉末期，因為權臣宋武帝專政，司馬德宗和司馬德文基本上不能行使皇帝職能。即使是晉朝開國皇帝司馬炎提議征伐吳國，也遭到了賈充、荀勖等世家大族的反對和抵制，拖延達十年之久才得以實施。
輔佐皇帝做決策和處理政務的中央行政體制采用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制。尚書省是全國的政務中心機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最高政務官是尚書令，總率百官，位實權重。中書省是執掌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的機構。中書省的官員既要能夠掌管機要、決策軍國大事，又要能夠草擬詔令。門下省是宮內侍從官的辦事機構，侍從皇帝左右、顧問應對。皇帝外出時，隨侍皇帝身邊。門下省的最高官員為侍中，西晉時，皇帝常常讓侍中處理各類大小事務。東晉時，皇帝頒發詔書一定要先通過門下省，門下省又有了審核詔書的權力。
九品中正制
兩晉的官員培養、選拔、任免采用九品中正制。中正由郡國長官推薦，其主要職責就是品評人才。按照中央的要求，人才劃分為九品。由中正根據人才的家世、才能、道德等方面進行評定。吏部委任官員時，官職必須與品第相匹配。西晉時，品評人物高下主要是依據家世，高門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維護自己的政治特權，寒門庶士的上升渠道越來越狹窄。東晉王朝的官僚群，除了少數因為軍功上位者外，幾乎都是高門大姓的子弟。
司法制度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晉武帝司馬炎頒布了《泰始律》，也被稱作《晉律》。《泰始律》于公元264年在漢代律文的基礎上開始編寫，由名臣羊祜、杜預等十四人耗時二年半完成。全部律文共20篇，共620條，27657個字。再加上屬于律令的《晉令》40篇，《諸郡中正六條舉淹滯令》，《尚書十二條》。另外還有《晉故事》共30卷。《泰始律》將以往繁雜的漢代律文簡約化，是兩晉時期唯一通行于全國的法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晉朝初期，三省制尚未完全形成，晉朝沿襲了曹魏的九卿制。此后兩晉時期，屬于九卿的廷尉系統和屬于三省的尚書省都可以掌管司法、審訊機構。九卿之中，廷尉做為中央司法最高執行長官，對于州府重大刑事案件，廷尉有復審權。對于品官刑事案件，廷尉可以受理審訊。三省中，吏部尚書掌領刑獄。在地方州、郡、縣三級行政體制中，由刺史、太守、令長處理民事，司法為其中的重要內容。
財政制度
晉朝時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田租（土地稅）、戶調（農戶家庭手工產品稅）、工商稅、徭役制度等。財政支出主要用于軍事支出、官員俸祿支出、公共事業支出、皇室支出、佛事支出、外交支出等。
尚書省分置度支曹，由度支尚書執掌全國財稅事務，對軍國財政大事進行規劃調配。形成了一整套面向整個國家的財政管理體制。在財政收入方面，度支尚書參與制定租調征收定額、征收方式、繳納程序的全過程。直接參與生產管理、經營軍屯，甚至關心生產工具的改造創新。度支尚書還關心交通運輸、庫藏保管等事宜，以便如粟、帛等實物類的物資能夠保管、庫藏和運輸。在財政支出方面，度支尚書對全國的財政支出進行統籌規劃。例如，西晉度支尚書杜預“興常平倉，定谷價”就是按照全國統一支付的方式來開展的。
無論是短暫統一的西晉，還是偏安一隅的東晉，各地負責管理軍事的都督幾乎都兼管著地方財政。區域性政權與中央形成分庭抗禮之勢，中央政府與地方軍政長官之間爭奪財政權和財源的斗爭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賦稅徭役
田租與戶調
西晉的《占田法》中規定：“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也就是說，應交租的土地田畝數與農戶的人丁數目有關，而與農戶實際擁有的土地數量無關。農戶內的丁男、丁女、次丁男都必須無條件的按照固定的課田數繳納田租。《占田法》中的戶調式規定：“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為了保證官僚集團的利益，戶調式規定，各級官僚可以根據官品高低占有土地，蔭庇親族和蔭客。例如：一品官員占田五十頃，每品遞減五頃，至九品官員占田十頃。這種占田的數額，并非是世家大族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額，而是政府按照官品重新加給他們的畝數。官吏還可以按照官品蔭親屬多至九族，少至三族，還可以蔭衣食客及佃客，被蔭人可免賦稅和徭役。
東晉的戶調制大體沿襲了西晉舊制，只是所納物由絹、綿換成了麻布。田租制卻一變再變。公元330年之前，東晉的田租制是西晉田租制的延續，此后到公元383年的五十多年時間里，田租制變為按人口繳納稅米的制度，以擴大田租征收量。按口稅米制一直實行到了晉末。
賦稅
晉朝的賦稅除了占主導地位的田租、戶調制之外，還存在其他稅制，最主要的是商稅。其中包括商品流通稅，被稱為“關津之稅”。鹽稅、鐵稅、買賣契約稅、貿易稅、市租，商旅通過浮橋時必須繳納的“桁渡稅”等。
徭役
兩晉時期的徭役制度與服役者的起役與止役年齡密切相關。徭役中規定“成丁、次丁、老、小”等不同年齡采用不同的服役方式。“成丁”為成年人，服全役；“次丁”為半成年人，服半役；“老、小”為超過服役年齡者和未成年者，屬于免役范圍。成丁始役的年齡為16歲，老免年齡為66歲。13歲到15歲、61歲到65歲服半役。13歲以下、66歲以上免役。此制度一直延續到東晉。
晉朝的徭役種類很多，其中包括：
西晉時期的《占田法》規定，各級官員可以按照官品高低蔭庇親族和佃客，被蔭人可以免除徭役。所有在職官吏、皇族成員、世家子弟以及他們蔭庇的親族、佃客獲得了免除徭役的特權。這些五花八門的徭役成為勞動人民的沉重負擔。
貨幣制度
西晉未鑄過新錢，在流通中沿用漢魏的五銖錢和各種舊錢。衣冠南渡后，東晉沿用東吳地區原來使用的舊錢。這就造成流通中的貨幣量嚴重不足。由于兩晉時期長期戰亂，國家處于分裂狀態。金屬貨幣流通混亂，貨幣經濟處于衰退時期。以布帛、谷粟等實物進行以物易物的方式比較流行。
教育制度
西漢設置了太學，生員經過教育、考試，合格的可以授官。曹魏時期，只要愿意學習的人都可以去太學讀書，并不強調學生入學的資格。晉朝建立后，世族門閥勢力迅速發展。公元272年，司馬炎對太學中的七千多名生員進行了整頓，留下了已經通過考試的生員，將其余生員全部遣返原籍。同時，又在官員子弟中選拔了一批人，令他們進入太學。太學生員的身份向門閥官僚傾斜。
公元276年，晉武帝為貴族官僚子弟專門設置了“國子學”。司馬衷時期規定，只有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進入國子學學習。隨著世族門閥制度的建立，門閥貴族的子弟入學只靠門第，不再倚仗自身的能力。國子學的作用漸漸可有可無。東晉時，國子學時廢時辦。例如司馬睿時期恢復了太學，卻沒有重建國子學。晉成帝時期，恢復了國子學。到了晉穆帝時期，國子學又被廢除。司馬曜時期又重新將國子學建立了起來。究其原因，世族門閥靠門第就可以進入仕途，進學校只不過掛名念書而已。
軍事制度
兩晉時期長期戰亂，軍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政府可以直接控制“中央軍”。地方州郡可以直接指揮“州郡兵”。甚至一個政治集團、大家族都可以直接控制自己的“家兵”“部曲”。
總領中央軍的是皇帝、重臣或者權臣。中央軍一部分負責京師的安全，被稱作“禁軍”“中軍”。還有一部分負責要沖和重鎮的防守，被稱作“方鎮兵”或者“外軍”。中央派遣都督統帥中央軍屯駐重要方鎮。西晉初期，都督所統轄的軍隊與地方州郡由刺史統轄的軍隊是兩個系統，并不混淆。隨著都督兼任當州刺史的情況普遍化，外軍與州郡兵之間的界限日益混淆。東晉時期，都督已經不再是中央派遣的官員，而是最高一級的地方長官。他們所統率的軍隊，包括都督府兵和州郡兵，實際上都成為地方武裝。因為皇權衰弱，各州郡往往不受朝廷節制，一些州郡軍的兵力甚至超越中央禁軍，對中央造成很大的威脅。因此，孝武帝時期，中央招募北方流民組成“北府兵”，北府軍戍衛首都建康，并在中央的指揮下對外作戰，屢次擊敗強敵。
兩晉時期的征兵主要采用“世兵制”。兵民分籍，民戶承擔田租、徭役，由州郡縣管理。兵戶承擔兵役、征伐戍守，由軍府或者營署統轄。兵戶子孫相承，世代為兵。同時，兩晉也采用招募的方式做為補充兵源的一種手段。招募對象主要是農村喪失了土地的流民。
經濟
春秋、戰國乃至秦漢，主要的經濟活動發生在關東、關中兩大區域，合稱為中原經濟區。兩晉時期，戰爭頻繁，少數民族內徙，中原經濟區遭受到較大的破壞，經濟發展速度緩慢，呈現衰落之勢。而隨著人口流徙劇烈，特別是“衣冠南渡”后，中原經濟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向江南與邊遠地區推廣，江南地區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長期以來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懸殊性縮小了，全國經濟重心出現了逐步向江南地區轉移的態勢。
農業
土地制度
三國時期，魏、蜀、吳都在所轄地區內推行由漢朝流傳下來的“屯田制”，屯田的土地所有權屬于國有，國家強制農民或士兵耕種國有土地，征收一定數額田租。三國中，曹魏的屯田規模最大。曹魏的屯田制依據屯田者的身份不同而劃分為軍屯和民屯。軍屯以兵士屯田，其收獲物全部歸國家所有。民屯強制或者招募流民屯田，國家按照一定比例收租。
晉朝初期，廢除了民屯制度，屯田民大都轉成了州郡小農土地私有者。軍屯制度一直貫穿晉朝始終，不過遠不如曹魏時期興盛。公元280年，司馬炎頒布《占田法》：用法律認可了土地的私有性質。《占田法》中的戶調式將“占田”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平民以年齡和性別為標準占有土地，“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另一類是官吏以官品高低為標準占有土地。對于官員來說，除了可以根據官品高低占有土地，還可以蔭庇親族和佃客，土地和蔭客數量可傳給子孫。因此世族地主的私有土地迅速膨脹起來，勢力不斷擴大。東晉時期農業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地主田莊經濟的發展，與此對應的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逐漸衰落。
生產水平
兩晉時期的農業耕種采用的技術方法為牛耕、鋤耕區種、火耕水耨三種。牛耕比較普遍實行。鋤耕區種往往用于災荒之年，耕作面積較小時，將勞力和肥料集中于一小塊土地上以保證單產較高。火耕水是江南地區多水處的一種耕種方式，用火燒掉耕地中的雜草，然后灌水，草木灰可以充當肥料，播種稻谷等農作物。
西晉統一全國后，采取了獎勵農桑、表彰生產的經濟政策。《占田法》的實施，使得大量流民有了土地，開始進行農業耕種。此外興修水利也取得了成效，農業得到了恢復發展。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少數民族進入中原，漢族勢力大量南遷，農業水平降至低點。東晉時，南方經濟得到了發展，荒地被大量開墾，農業生產技術有所提高，興修的水利工程擴大了灌溉面積，農業產量大為提高。
手工業
晉朝的手工業分為官府手工業和民間手工業。官府手工業所有權屬于國家，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其經營范圍廣泛、門類眾多。民間手工業受到諸多限制，發展緩慢。
制鋼工藝技術在兩晉時期取得了重要成就，推廣了“百煉鋼”，發明了“灌鋼法”。百煉鋼需要反復加熱鍛打，煉制成含碳量高、含雜質少而組織均勻的優質鋼。灌鋼法起源于西晉，即把熔化的生鐵水灌注到熟鐵之中，使熟鐵生碳得到鋼。灌鋼法是一種快速的煉鋼工藝，可以生產大量的鋼鐵，是煉鋼技術的重大革新。
西晉的絲織工業相當發達，綾、綺、紗、織成、羅紈等各類絲織品均可生產。東晉時期，江南的織錦業也逐漸發展起來。隨著腳踏紡車的發明，紡織效率得到了較大的提升。
西晉初年，在益州建有規模較大的造船工場，能夠建造樓船及各種戰艦。東晉時，造船業更為發達，在荊、湘、江、揚各州和交廣閩越一帶都有官府的造船工場。
兩晉時期，官府和民間的造紙都很發達。東晉末年，紙張已經完全替代了竹簡和絹錦。
晉朝的瓷器燒制技術達到了成熟階段，瓷器代表作品為通體施以青釉的青瓷。紹興市地區的越窯、溫州市地區的甌窯、金華市地區的婺州窯、江蘇宜興的均山窯是東晉時期的四大窯區。
商業
西晉統一后，首都洛陽市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商業中心，與長江以南地區經濟交往密切。棄農經商與官僚經商逐漸盛行起來。八王之亂和五胡十六國的混戰中，黃河流域的大量人口被屠戮，城市遭到了毀壞，北方的商業發展趨于停滯。東晉時期，北方人民大量涌入江南，南方經濟持續開發，促進了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東晉首都建康成為南方最大的商業都市。這一時期雖然南北分裂，南北互市依然不時進行。
海外貿易
兩晉時期的對外貿易比較興盛。海上對外貿易的交通路線向東通過朝鮮半島諸國和日本，向西越過中南半島和馬來半島，直達印度和斯里蘭卡，并間接地聯系上西亞和北非。
西晉時，日本使者多次到洛陽訪問，饋贈禮品給司馬炎。東晉時，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和新羅都建立了密切聯系。印度支那半島上的大國扶南與中國路途較近，兩國商人彼此往返，扶南王也常常派遣使者到晉朝訪問。當時，航行于印度洋、馬六甲海峽、爪哇海、南中國海之間的商船，搭乘的大都是商人。大秦（東羅馬帝國）多次派遣使者來訪。中國商船常常航行至波斯灣。
文化
思想
兩晉時期，儒學經典仍舊是讀書人的首選。不過經過多年戰亂的影響，儒學一尊的地位無法維持下去。在分裂和戰亂中，多元文化開始叢生，其中玄學的影響最大，占據了兩晉學術文化的主要位置。玄學又稱“形而上學”，是用純思辨的方法來闡述對經驗之外的各種問題的看法。玄學以高度的抽象思維和簡明深刻的哲學概括，開創用義理解經的新風。玄學斬斷了漢代儒學構建的天人之間的神秘聯系，在一定程度上理順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向理性化的方向進行了發展。
玄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魏晉玄學的形成期，以何晏、王弼為代表。 第二個階段是竹林時期，這是玄學的拓展期，以阮籍、嵇康為代表。 第三個階段是元康時期，這是魏晉玄學的成熟期，以裴頠、向秀、郭象為代表，他們將儒道融會貫通，使玄學發展到了新的高度。魏晉玄學開啟了宋明理學，其邏輯、判斷、推理方法豐富了中國古代哲學運用形式邏輯論辯的技巧。西晉時，玄學主要在洛陽市的世家大族中流行。永嘉之亂后，中國南北分裂，一部分洛陽世族渡江而東，玄學也隨之傳播到江南一帶。北方仍以儒學為主。
文學
正始時期（240年~249年），司馬懿、司馬昭通過高平陵之變，相繼執掌朝政。大肆殺戮異己分子，政治氣氛緊張，許多文人都因卷入政治斗爭而死于非命。這一時期學術思想上開始盛行清談玄理之風，產生了玄學。文人常抒發個人在外部強大壓力下的的悲哀，隱晦曲折地抨擊社會不合理現象，懷疑一切事物，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代表人物是著有82首五言詠懷詩的阮籍、著有《與山巨源絕交書》《聲無哀樂論》《難自然好學論》等作品的嵇康。
司馬炎太康（280年~289年）前后，文學創作十分繁榮，詩人眾多，名家輩出。在文壇上有一定影響的代表人物，晉初有傅玄、張華，太康年間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云）、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左思的代表作《三都賦》的文學成就較高。
兩晉時期，玄學清談盛行。士人為了逃避慘痛的現實，關注哲學領域，對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東晉文學普遍采用抽象的語言來談論哲理，那些專門論述老莊哲理的詩，就叫做玄言詩。玄言詩風行東晉詩壇長達百年時間。東晉后期，山水詩興起。這一時期文學造詣較高的代表人物有陶淵明、謝靈運。陶淵明的詩以田園生活為題材，反映出閑適恬淡、與世無爭的意境。其代表作有《飲酒》《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等。陶淵明開創了田園詩，擴大了詩歌題材的范圍。謝靈運是東晉名將謝玄的孫子，他喜愛山林生活，是山水詩派的鼻祖。他開創的山水詩是中國古典詩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史學
晉朝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關鍵時期。晉朝以后，經、史、子、集四部分目確立，史學正式脫離經學成為重要的獨立部門。晉朝歷朝政府都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史官制度，私家修史之風也非常盛行，史書日漸豐富。例如西晉史學家司馬彪所著《續漢書》，西晉學者華嶠所著后漢書等史書都為后世推崇。
宗教
佛教
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兩晉時，佛教借助玄學傳播，不斷調整以適應本地的文化和社會需求，在漢地扎根并得到發展。釋道安、鳩摩羅什、慧遠等高僧在佛經翻譯和佛教傳播中做出了貢獻。釋道安的思想主要是般若思想。他有很多著作，譯出眾經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萬字。鳩摩羅什是天竺高僧，在長安居住了十三年，主持譯經三百多卷。慧遠是釋道安的弟子，他宣揚因果報應和神不滅論，講儒家經典，用玄學來解釋佛家教義，使得佛教在上層社會廣為傳播，在上層力量的支持下，轉向社會中下層傳播。東晉時期，講究修煉之說的禪學和因果報應之說在北方比較流行。講究義理的般若學借助玄學在南方發展較快。由于佛教的傳播，兩晉時出現了一種新型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別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層的佛塔。
道教
當佛教在中國廣為傳播時，本土的道教也在不斷發展。道教提出了“長生不死”的概念，繼承了許多原始宗教的巫數術，援引老莊思想做為理論基礎。同時，道教具有干預政治的愿望，非常適合當時的社會需求。東晉初年，受到玄學與佛學的影響，葛洪著抱樸子，系統地闡述了神仙道教的理論。他在著作中反復論證神仙的存在，認為“學以致仙”，消除了人與神仙的不可逾越性。葛洪把世俗倫理道德規范和行善救人看作修仙的必要條件，強調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融合了神仙道教理論和儒家綱常。對后來的道教發展有著深遠影響。
藝術
晉朝時期，繪畫、書法、雕塑等藝術領域都有發展。
東晉的大畫家顧愷之善于繪畫人物，他的人物畫傳世的只有唐代摹本女史箴圖，藝術成就很高。此圖依據西晉張華《女史箴》一文而作，原文十二節，所畫亦為十二段。描寫上層婦女應有的道德情感，帶有一定的說教性質。因年代久遠，現存僅剩九段，為絹本設色，現收藏于大英博物館。
顧愷之亦被后人稱作“山水畫的祖師”，他的《雪霽望五老峰圖》是中國最早的傳統水墨畫，可謂是開山之作。
晉朝書法造詣最高的是東晉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王羲之被尊稱作“書圣”，他的書法自成一體，無論楷書還是行書，均是筆畫靈活、秀麗多變，對后世影響很大。代表作有《蘭亭序》《黃庭經》等。
因為佛教在兩晉時期盛行，雕塑藝術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寺廟和石窟里。東晉末年的雕塑家戴逵曾經為會稽山陰靈寶寺雕無量壽佛一尊，藝術成就頗高。
科技
兩晉時，數學、天文、歷法、地圖理論等科學技術得到了發展，一些科技發明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
魏晉時數學家劉徽著有《九章算術注》《海島算經》。《九章算術注》始于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完成于西晉劉徹時期。此書有九卷，創造了許多解決數學實際問題的新方法，例如關于圓周率、球體積、圓錐體積、十進位等的創新。在精確計算圓周率時，劉徽創造了“割圓術”這一重要方法，是中國數學史上第一個使用“極限”的人。他還最早提出了“方程”、分數、正負分數、無理數的相關定義。《海島算經》是當時官立算學的重要教材。
晉朝時，有不少優秀的科學家在天文和歷法方面刻苦鉆研。東晉河間相虞聳撰作《穹天論》，虞喜作《安天論》，認為天是無窮大的，天上日月五星的運動有規律可循。
為了出行方便，地圖理論也發展了起來，西晉的裴秀繪制了《禹貢地域圖》，還提出繪圖應遵循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等六項原則才能繪制出精確的地圖。
西晉時，有兩項重大的機械發明大大提高了生產力。一個是機械制造家杜預發明的用水力推動的連機碓和水轉連磨，利用水力推動幾個碓同時米，大大提高了谷物加工效率。另一個是劉景宣發明的連轉磨，用一頭牛可以牽動八個磨同時轉動，節省了勞動強度。
社會
西晉的短暫統一后，中國處于長期的南北分裂狀態，戰亂頻繁。居住在周邊的少數民族大量入居中原，，各民族之間的風俗不斷碰撞和融合，促成了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進一步融合。
飲食
兩晉時期，南方的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兼種菽麥。南方人以米飯、粥為主食，用米為原料的點心也不少，例如粽子。南方人喜食鮮魚，魚是南方人的主要菜肴。南方沿海居民還會捕食海蜇，采集海帶等水產制作佳肴。北方種麥居多，用麥粉作餅是北方人的主食。牛羊肉是北方權貴餐桌上的美食，普通民眾首選肉食為雞肉。晉朝主要的蔬菜品種有葵、蔓菁、、韭、茄子等。
南方普遍種植茶樹，南方人喜歡飲茶。北方人受到少數民族的影響，喜食奶酪。
飲酒之風在南北方都很盛行，不僅達官顯貴流行飲酒，平民百姓中也不乏酷好飲酒之人。晉朝時如“竹林七賢”等知名文人都好酒，阮籍曾經創作音樂名作《酒狂》，劉伶縱酒放達，自己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東晉后期，飲酒之風愈演愈烈。司馬曜就常常沉溺酒色，徹夜宴飲。
服飾
晉人無論男女，均為長發。漢族人通常將頭發攏成發髻，貴族男人用“冠”固定發髻，庶民百姓則用“巾”包頭，便于勞作。婦女的發式多種多樣，除了花樣百出的發髻，西晉永嘉年間，婦女中流行頭發披散下來，用很長的劉海蓋過耳目。東晉太元年間，女子戴假發盛行一時。通常女子的發式上會用步搖、花鈿、珥、簪、釵等飾物進行裝飾。
文武百官穿長袍，平民所穿衣物一般用麻織造，男子的服飾有衫、襦等。東晉時，士大夫生活優越，衣服的款式越來越博大，廣袖長裙，追求自由奔放的境界。婦女上著襦衫，下系裙子。腰間加有束帶，帶子較長，顯得飄逸出塵。
行旅交通
由于交通和通信不便，晉朝人出行一次都極為慎重。旅費可以是錢、米、絹。出行前，一般要擇吉日、燒香祭拜路神。晉朝政府會在交通要道上設置關卡，行人經過關卡時，需要提供官府發給百姓出行的證明文件，關卡守吏會核驗行人身份及所帶物品。
陸路的交通工具有車、、輿，以車為最重要。除乘車外，人們也經常騎馬出行。水路旅行在晉朝也比較常見，江南地區河道縱橫，舟是民間的主要交通工具。
由于旅行時間一般較長，有的人自帶糗、鍋巴、面餅等干糧，有的人在客店或者飲食店解決飲食需求。官吏出行時，飲食由驛站解決。商旅、平民出行，民間開辦的客店可供應食品，也可提供炊具，客人自己烹煮食物。除客店外，城市和鄉村的交通要道上也有很多飲食店供應食物。
官員出行可以住在傳舍驛站，平民百姓出行則住在私人經營的客店中，士大夫們更青睞具有文化氣息的僧寺，將僧寺做為外出旅行的住宿之地。
君王年表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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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律》的禮法之治.新華網.2023-03-16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經濟與錢幣流通.中國政府網.2023-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