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約252年-312年），字子玄，河南洛陽人，是晉朝時期的玄學家。據《晉書·郭象傳》記載，郭象年少時有才理，喜歡《道德經》《莊子》等學說，能夠清談玄理，當時有人將他稱作“王弼之亞”。
郭象約生于魏嘉平四年（252年），三十二歲時受到了州郡的征召，但是拒不就任，潛心著述。三十七歲時，他被征為司馬越的司徒掾，后來又出任黃門侍郎。此后他先后出任太傅主簿、丞相府主簿、豫州牧長史等官職，于晉永嘉末年（312年） 病逝。郭象雖為玄學清談大師，但熱心追求權勢，《晉書·郭象傳》中稱其“任職當權，熏灼內外”，錢穆批評郭象“曲說媚勢”。
郭象代表性的著作有《莊子注》《論語體略》《老子注》《郭象集》《碑論》十二篇等，但其著作大都已亡佚，存世著作僅有《莊子注》。哲學上，他提出獨化論，倡導自然與名教的結合；歷史觀上，他主張順時而變；政治觀上，他對“圣人”作出獨特的闡釋，并主張臣民自治；人生論上，他提出了逍遙的境界。其“獨化論”標志著魏晉玄學的成熟，同樣也標志著魏晉玄學的終結，他的哲學體系代表著玄學的高峰。此后中國的思想進入了佛玄合流的時期，這一過程中，郭象的玄學起了較為重要的作用。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晉朝時期士族們壟斷了選官的路徑，因此寒門子弟想要身仕途，其方法十分有限，大致有兩種途徑：其一，投身諸王幕府發跡；其二，通過清談以及人物品評活動，控制人才輿論，以此進入上流社會。郭象則選擇了一條二者兼顧的路徑。
元康時期，在王衍、樂廣等人的推動下，貴無派思潮在西晉士族社會有著較大的影響。因此郭象在早年間選擇順應時代潮流，鉆研老子、莊子的學說，憑借此在玄學清談中獲得了較大的聲望。其清談水平和玄學思辨能力得到了貴無派的認可。在其三十二歲時，他受邀參加貴無派領袖王衍為慶賀其四女兒與裴遐結婚舉行的清談。在宴會上，郭象還以主辯者的身份與當時的清談家裴遐進行對壘。這表明此時的寒門子弟郭象，已經得到了士族上流社會的認可。
拒絕征辟
王衍對郭象較為賞識，在各種場合都對他給予高度評價，這為郭象的仕途之路奠定了基礎。不久州、郡征辟他為佐史，但由于州、郡佐史的層次較低，因此郭象拒絕出任此職。《晉書·郭象傳》記載，他常閑居在家，寫作文論自娛自樂。
仕途生涯
在三十七歲時，郭象被辟為司徒掾，由此步入仕途。在進入司空府后，他得到了騶搖司馬越的賞識，派他出任黃門侍郎，在皇帝身邊參與機要，以便控制朝政。八王之亂后，司馬越的太傅府已掌握了朝廷的實際控制權。四十一歲時，郭象就任太傅主簿，手中握有較大的權力。永嘉元年（302年）郭象四十二歲時，司馬越率軍離開洛陽市，郭象作為太傅主簿，也隨太傅府轉移。同年十一月，司馬越在許昌市自任丞相，郭象轉為丞相府主簿。
在司馬越出鎮許昌期間，司馬熾司馬熾周圍形成了新的政治集團，司馬越對于權力的控制受到了威脅。因此，永嘉三年，司馬越回師洛陽“清君側”。除清君側外，司馬越還對宮廷衛戍軍進行了改造。在司馬越的改革措施中，他沒有設置統帥宮廷禁衛軍的領軍將軍官職，而是由太傅的私人佐史郭象兼管宮廷禁衛軍。
永嘉四年，劉聰、石勒等人進攻中原，晉朝王朝已面臨生存危機。司馬越為擺脫在洛陽市面臨的饑荒和軍事打擊，便以集結袞、豫二州的兵力，討伐石勒為借口，準備放棄洛陽東行。同年十一月，司馬越率領晉綏軍主力離開洛陽，向許昌市進發。郭象作為太傅主簿隨行。當部隊進駐項城市后，司馬越宣布自任豫州牧，郭象轉任長史。
因病去世
《晉書·郭象傳》記載，郭象于永嘉末年病逝。
主要作品
《莊子注》
在玄學發展過程中，《莊子》成為了玄學的基本經典，于是玄學家們對《莊子》進行研究，以闡發莊子的思想。魏晉時期有許多玄學家都對《莊子》進行注解。郭象對《莊子》進行注解，并不是為注而注，而是借《莊子》詮釋他自己的哲學見解，建立郭象自己的哲學體系。在《莊子注序》中，郭象對于《莊子注》的篇目選擇進行了說明。他以當時較為流行的篇目為例，認為諸如此類的篇目都是巧雜，因此他的《莊子注》刪繁就簡，只留下了三十三篇，分為內篇、外篇和雜篇，也就是后世流傳的《莊子》。郭象的《莊子注》，廣泛吸收了當時各家《莊子注》的成果，綜合各家，集其大成。其《莊子注》在當時代表了玄學發展的高峰，在后世取代了各家的《莊子注》一直流傳了下來。
《莊子序》
郭象的《莊子序》不同于他為《莊子注》所作的序，《莊子序》是為《莊子》這部書所作的序。因此《莊子序》實質上是一篇《莊子》的提要，在文中他對莊子的哲學體系、歷史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闡述，并簡要的論述了《莊子》的要點。
其他作品
據《晉書》記載，郭象除有《莊子注》外，還著有《碑論》十二篇。《隋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中均著錄了郭象的《論語體略》。江熙在《論語集解》中將郭象列入了為《論語》作注的十三家中，由此可見《論語體略》體現了郭象個人的思想體系，在晉朝時為人所重視。郭象還著有《老子注》，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中著錄有郭象的《老子注》。除上述作品外，郭象還著有《莊子音》《致命由己論》《郭象集》等。但其作品大都已亡佚，存世作品僅有《莊子注》。
主要思想
獨化論
郭象認為，莊子思想的主旨是一種天人之學，而貫穿于這種天人之學的指導思想，即為“獨化”。他將獨化解釋為“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他認為萬物不是由虛無產生的，也不是萬物相互作用產生的。在探究萬物具體的產生原因時他指出，如果造物者存在，它不可能創造出這么多形態各異的事物，因此真正的造物者就是物體自己，是它自己產生了自己。萬物的出現和存在，只能是自己出現、自己存在。
為了解釋萬物“自生”“自為”“自有”，郭象提出了萬物“獨化于玄武之境”的思想。他認為如果一定要追溯萬物生化的條件和原因，就會陷人無窮無盡的因果的惡性循環中。所以，世間萬事萬物的生成變化是獨立的、不依賴任何條件的，也就是“獨化”。事物不僅各自“獨化”，而且相互之間也不存在轉化的關系。“雨師之境”則是萬物“獨化”的場所和境界，是一種沒有差別、取消是非、不分彼此、自滿自足的境界。
也就是說，每個具體的事物雖然都按照自己的特質而“獨化”，但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涉，而是結成一種協同關系，在玄武之境中得到統一，創造出整體性的和諧。郭象將這一觀點進一步引申到社會層面，他認為人們無拘無束，任性而行，就能與道義相符，不用知道仁義禮樂、蔣孝慈忠信卻能自然的合乎它們的規范，因為這些規范實際上就是人們的本性的流露。如果人們能保持這種質樸的本性，國家政治就能獨化于玄冥之境，保持永恒的和諧。郭象通過萬物“自生”以及萬物“獨化”，否定了外因的決定性作用，而將“本性”視為事物生成變化的終極原因，從而建立了其“性”本體的地位。
心性論
郭象的心性哲學，是在其“性”本論的基礎上，對人性的類型、外在表現以及正確的認識途徑等方面展開論述，其心性論可歸納為“性分”“性理”和“冥極”三種學說。
“性分”即為個性。郭象認為“性分”是先天形成的，是后天無法改變的。而“性分”中的有些因素是無需學習的，如氣質性格；但有些因素則是潛在的，需要后天的學習才能顯現出來。他以此論證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認為皇帝與臣民、地主與奴仆，都是天然的由性分所決定的，因此即使是差役、奴婢，也應該安于現狀，因為這是本性所決定的。他認為人們的行為只要適合各自的“性分”，便會達到生命的最高境界；如果不適合自己的“性分”，則會性命堪憂。
除“性”外，郭象在《莊子注》中也頻繁的提到了“理”的概念，他認為“理”與“性”的關系在于，“理”產生于“性”，只要人們順應自己的本性活動，便自然會與“理”相符，這便是郭象的“性理”說。
而順應自己的本性活動，其關鍵便在于認識本性。人們無法通過學習知識與理性分析對本性加以認識。故郭象借用了“冥”的概念，表示通過餃子之心，與本性進行冥合，從而認識本性。由于存在圣人與凡人兩種不可混淆的人性，因此人類與本性冥合，也有圣人的“冥物”與凡人的“冥極”兩種類型。郭象認為，凡人通過與本行契合的“冥極”過程，可達到自己生命的最高境界，人生的價值便得以實現。而圣人心性空靈，大智若愚，則表現為無知無情，永遠處于“冥”的混沌狀態，即“冥物”。
圣人之治
郭象的政治學說圍繞“圣人”展開，在他眼中圣人無心，圣人的行為順應外物，其內在的精神自由與外在的政治功業之間為本質與外在表現的關系。而他政治學說的核心則在于“圣人與凡人（臣民）”之間的關系，他主張臣民“自治”。
郭象認為，圣人的本質是“神人”，而神人并不是指精通仙術的神仙，而是指生活在最高精神境界，通曉宇宙奧妙，卻以無心的態度順應自然的頂級人物。“神人”還有許多其他稱謂，如至人、無待之人等。而“圣人”，則是從興邦治國的角度，對“神人”政治形跡的稱謂。他指出，由于圣人能以“無心”順應一切社會變化，因此當其不得不介入社會政治時，便會被人民擁戴為帝王。而縱觀伏羲、皇帝、堯、舜、禹等帝王的治國方略，卻發現他們治國的共同本質是相同的，即以“無心”順應民心（時勢）。由此郭象得出治國之本不在圣人而在臣民的結論。圣人政治的本質則在于臣民的自治。
而郭象所指的臣民自治，其重點在于各級官員的“自治”。其圣人之治的核心為：在尊崇無為圣王的旗幟下，保留君主政體形式，虛化君主權力，確立臣民(士人)的政治“自治”地位。他用“性分說”對此進行闡明。由于人類的政治“性分”不同，因此有人天生便能順應所有人的本性，故能發揮所有人的政治才能，這是帝王之性；有人生來能任用某些人的本性，使某些人能發揮其各自的政治才能，這是各級官更之性；有人天生便能接受管理，這是百姓之性。而圣人雖是治國方略的制定者，但方略的實施，卻是依靠各級官員和民眾（臣民）各自完成，因此臣民才是真正的政治主體。圣人領導下的理想社會，便是使每個社會成員處于與自己“性分”一致的政治崗位上。在這種和諧社會中，人們雖然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位于不同崗位，但實際上已不存在治理與被治理的關系，均處于“自得”狀態。
名教即自然
郭象對莊子《齊物論》的思想加以改造，指出大鵬鳥和小鴳各有其既定的特質，因此他們不必彼此羨慕，只要順應它們各自的本性，就可以做到“大小俱足”。從“各安其分”“各適其性”的觀點出發，郭象主張調和“名教”與“自然”的關系，認為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即為名教。故而名教所主張的仁義等道德規范并不在人的本性之外，實際上正是人性自然的一部分。人們如果能夠順應其天性，順應名教的規范，就能展現自己的個性，實現自然。他以圣人為例論證這一觀點。圣人身處名教的包裹之中，似乎是難以實現其自然的本性的，但“自然無為”并不是指終日隱居在山林之中，只要順應本性，即使身著帝王之服，居朝堂之上，仍然不會改變其自然無為的本性。
逍遙論
人生論上，郭象提出了逍遙的境界。他認為“逍遙”，是行為與本性一致而獲得的心理愉悅。對每個生命個體來說，只要能按照自己的本性（即性分）生活，思想行為與本性保持一致，便達到了“逍遙”的境界。而達到逍遙之境的途徑，是放棄主觀好惡的“無心”狀態，使思想情感與自然本性合一。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莊子·逍遙游》中體態和能力都懸殊較大的各種生命，從大鵬鳥、小鴳、列子到至人、神人，都達到了逍遙的境界。但由于存在圣人與凡人兩種不同的人類本性，因此二者達到逍遙之境的外在條件便會存在差異。故“逍遙”可分為凡人之有待的逍遙與圣人之無待的逍遙兩種條件。
其一，對于“有待”的凡人來說，認識到自己“性分”的極限范圍，放棄非分之想，以無為的態度順應自己的本心，行為不超出“性分”的范圍，便可以達到舒適、自由、幸福的境界，成為“有待”的逍遙。其二，圣人的本性空靈，通曉宇宙的奧妙，卻表現為“無心”，能適應一切條件與變化，因此被稱為“無待之人”。郭象認為，圣人的“無待”，不是指以神力并且一切條件，而是指以無心無為適應一切條件。因此“有待的凡人”與“無待的圣人”之間根本的區別，則在于前者只能適應某些條件，而后者則能適應所有條件。
相關人物
向秀
向秀（約227年-272年），字子期，是河內懷（今武陟縣）人，是魏晉時期的玄學家，“竹林七賢”之一。向秀早年間無心仕途，有隱居之志，在嵇康被殺害后，向秀為了避禍，不得不出任一些閑職，他的主要著作有《莊子注》。而就《莊子注》的作者究竟是向秀還是郭象，學術界一直有著爭議。
裴頠
裴頠（267年-300年），字逸民，河東聞喜（今絳縣）人，是魏晉時期的哲學家。他的父親是魏晉學者裴秀。裴頠自幼發奮讀書，博學弘雅有遠識。當時的人們稱他為“言談之林藪”。他曾歷任要職，后為司馬氏殺害，年僅三十三歲。他代表性的著作為《崇有論》，在此文中他對萬物自生的觀點加以論述，同時還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憑借此文，他成為了與貴無派進行對壘的“崇有派”的領袖。郭象與裴頠一樣，都是崇有派的支持者，二人的思想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在認同裴頠萬物自生的基礎上，郭象進一步提出了“獨化論”。
王衍
王衍（256年-311年），字夷甫，瑯邪臨沂(今臨沂市北)人，是晉朝時期的玄學家。司馬衷時官至尚書令、司徒、司空，遷太尉。他喜好老子、莊子的學說，承襲了何晏、王弼的清談玄風，崇尚貴無之說。他對郭象十分賞識，在各個場合都對他給予較高的評價。王衍的賞識對郭象的入仕之路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司馬越
司馬越，字元超，是高密王司馬泰的次子。元康時期，司馬越在朝廷的中樞機構任職，在洛陽市上層有著較高的聲望，并與各種政治勢力保持距離。此后他直接參與了八王之亂，并在八王之亂的后期獲得了晉朝政權的實際控制權。永嘉五年，司馬越在項城憂懼而死。自郭象入仕開始，他一直跟隨在司馬越身邊，作為司馬越的下屬。
相關爭議
郭象去世時間
針對郭象去世的具體年份，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他病逝于永嘉六年（312年）。另一種說法認為他病逝于永嘉五年（311年），其理由在于：其一，郭象為病逝而非死于石勒圍殲，故說明他在永嘉五年四月前就已病逝。其二，《世說新語》及《晉書》的相關記載表明庾敳曾任河南省長史，且以長史的身份被石勒俘殺。而司馬越于永嘉五年三月逝世，因此庾數此前已繼郭象之后任此職，說明郭象至少在永嘉五年三月前逝世，故將其逝世時間定為永嘉五年。
《莊子注》的歸屬
郭象的代表作《莊子注》一直流傳下來，在中國封建時代成為《莊子》的標準注解。但有關其作者，一直存在著爭議，學界大致有三種觀點：其一，《莊子注》為向秀所著，后被郭象竊取；其二，《莊子注》為向秀、郭象二人合著，郭象在向秀注本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其三，今本《莊子注》是郭象所著，向秀《莊子注》已失傳。
思想家錢穆、文史學家余嘉錫等人認同第一種觀點。他們認為郭象竊取了向秀的成果，將《莊子注》據為己有。其根據在于《晉書·郭象傳》以及《世說新語·文學》的記載，據上述記載，《莊子注》的原作者應為向秀，他完成了除《莊子·秋水》《至樂》兩篇之外的所有注文。但由于向秀去世較早，其子又年幼無知，便被郭象鉆了漏洞，補注了《秋水》《至樂》兩篇，又對《馬蹄》一篇注文進行修改，對其余的篇目的文句進行了解釋，并以自己成果的名義公布出來。因此，《莊子注》的主要作者實為向秀，郭象實際上剽竊了向秀的成果。
哲學家湯用彤、張岱年、楊憲邦等人則認為，今本《莊子注》應為二人的共有成果，是郭象對向秀的《莊子注》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因此《莊子注》可以代表郭象的思想。其根據在于《晉書·向秀傳》的記載。《向秀傳》中記有，《莊子注》是通過郭象“述而廣之”方才得以完成，郭象也是《莊子注》的主要著作者之一。
哲學家馮友蘭、湯一介等人則認為二人各有一部《莊子注》，向秀所著《莊子注》已亡佚，而郭象的《莊子注》流傳至今。湯一介在《郭象與魏晉玄學》中指出，《晉書·郭象傳》中的記載表示，從晉朝時期至天寶時期，向、郭二人的《莊子注》同時流行，而在長達三百余年的流傳過程中，如果二者的內容完全一樣，則無法長期同時并行，因此只有兩版注本的內容不完全相同，才能夠長期同時流行，因此二人應各著有一部《莊子注》。馮友蘭則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以朱熹《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同樣收集了許多別家之言為例，說明郭象的《莊子注》廣泛吸收各家《莊子注》的成果，也是為了更好的表達自己的哲學見解，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從而綜合各家，集其大成。同時，他通過論述陸德明、徐邈、李軌等人給《莊子》作音義，都以郭象注為主，力證郭象本比向秀本更為流行，表明二人各有一部《莊子注》。
目前學術界大多采用第二種說法，認為郭象的《莊子注》是在汲取向秀成果的進一步發展而成。該書整體上可以說是二人的共同成果，但思想的主旨以郭象為主。
影響
郭象所處的時代位于魏晉玄學發展的最后一階段晉朝玄學時期，在此之后，中國的思想便進入了玄佛合流的時期。郭象的哲學體系不僅對玄學的發展以及后來的政治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引進和消化佛教文化的過程中也起了較為重要的作用。
其一，從其對魏晉玄學的影響來看，郭象的《莊子注》廣泛的吸收了當時各家《莊子注》的成果，綜合各家，集其大成。他的《莊子注》在當時成為了玄學發展的頂峰，也作為后世通行的《莊子》注本，一直流傳于世。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的獨化論也標志著玄學的終結。這是因為在郭象之后，除了張湛提出的貴虛論外，再也沒有影響較大的玄學體系了。
其二，從郭象的玄學體系對政治的影響來看。中原淪陷，晉室南渡，王導輔助王敦在江東建立功業，其理論依據便是玄學思想，尤其是郭象所闡發的內圣外王之道。王導根據郭象所說的“無心”制定了“鎮之以靜”的政策，具體應用于經濟、政治和軍事領域，在處理各方面的矛盾上收到了極大的成效。后來這種政策被桓溫、謝安相繼執行，成為東晉的一項國策。
其三，從其對玄佛合流的影響來看，郭象的本體論在玄學體系中水平最高，卻始終沒能達到佛學那種體用一如、即體即用的水平。郭象在人生論中提倡的“逍遙境界”被清談名士認為是不可超越的，但卻被支道林的佛學新解所取代。因此，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學習郭象的玄學思想，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外來的佛教思想來豐富充實自己，用來解決玄學本身所探索的本體論以及人生論等問題。郭象的思想對于人們理解和消化佛教文化起了促進作用。
軼事典故
口若懸河
晉朝玄學家王衍，是玄學貴無派的領軍人物，也是當時較為重要的人物品題的權威。而寒門子弟郭象，崇好老莊，尤其擅長清談，具有較強的思辨能力，已經得到了士族上流社會的認可。王衍對郭象極為賞識，在各種場合予以高度的評價。王衍評價郭象說：“聽郭象說話，就像懸掛的河水傾瀉而出，滔滔不絕。”后世用“口若懸河”形容說話者擅長言談，說起話來滔滔不絕。
郭裴之辯
散騎郎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女兒。婚后三天，王家邀請自家所有的女婿一起聚會，當時的名士和王、裴兩家的后輩全都聚齊了。郭象也在座中，他主動要求和裴遐談論玄理。郭象才學淵博，剛交鋒幾個回合，還覺得不夠快意。他陳列鋪排玄理，氣勢較盛，裴遐則從容不迫的梳理前面的議論，義理與情趣都很精微，座中人士對此贊嘆不已，感覺痛快。王衍也覺得很不錯，于是對大家說：“你們不要再這樣做了，不然就要被我女婿困住了。”
相關評價
晉朝玄學家王衍對郭象較為賞識，在多個場合都對他給予高度評價，王衍說：“聽郭象說話，就好像懸掛的河水傾瀉而出，他說話滔滔不絕，文辭流暢而奔放。”
南梁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對郭象進行評價稱：“郭象年少時便頗具才氣，崇道而好學，當時的人都稱他為‘王弼之亞’。”
歷史教授王曉毅評價郭象：“司馬越太傅府形成新的權力中心后，一些元康時期的小人物脫穎而出，郭象就是其中令人矚目的‘黑馬’。”
哲學家馮友蘭評價郭象稱：“他是最大的玄學家，也是士族的最忠實的代言人。”
哲學家余敦康評價郭象稱：“郭象的為人一方面對現實抱著一種超越的態度；另一方面又熱衷于追逐權勢，對現實抱著一種迎合的態度。郭象把這二重性格統一于一身，要想做到恰到好處，不露痕跡，是相當困難的。”
哲學家湯一介評價郭象稱：“郭象注《莊子》一事雖有矛盾，但郭象在魏晉玄學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點是毫無疑問的。”
唐代房玄齡在《晉書·郭象傳》中評價郭象稱：“郭象熱衷于追逐權勢，由于他深受寵信，因此任職當權，權勢威逼朝廷內外。”“郭象為人操行淺薄，因為向秀所著的義理不傳于世，便將其竊取據為己有。”
《晉書·荀晞傳》中記載：“主簿郭象操弄權勢，刑罰與賞賜全憑自己心意。”
歷史學家錢穆批評郭象稱其“曲說媚勢”，即歪曲義理、趨炎附勢。
相關名言
《莊子序》：“至仁報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樸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于雨師之境而源流深長也。”
《齊物論注》：“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于玄武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
《養生主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