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又名《新晉書》，是由唐代房玄齡、令狐德棻等二十一人合著的官修紀傳體史書，是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
唐王朝出于史學統一且以史為鑒的政治需求，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下詔令重撰《晉書》，由房玄齡領銜修撰，于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全書修成。《晉書》該書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記載的歷史上起于東漢末年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宋武帝廢晉帝自立。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
《晉書》作為官修史書，在政治上，秉承了李世民“華夷一家”的思想，對于樹立中國不可分割的政治觀念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歷史學方面，延續以史為鑒的指導思想，其體例較為完備，史料充實，是后世了解兩晉史事的主要歷史文獻之一；在編撰特點方面，注重讖緯服務政治、注重女德、論贊眾多，文學色彩較為豐富。同時，《晉書》也存在詞藻華麗，倉促成書以致多有矛盾之處，作為封建王朝官修史書，具有普遍存在的宣揚皇權的封建階級局限性。
《晉書》版本較多，主要有南宋監本（即百衲本）、元大德九路刊本、明南北監本、吳本、周本、汲古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刻本等。清朝學者趙翼認為《晉書》的修撰是博采眾長，史料眾多，同時也批評其言辭華麗，不該是史書文風。
撰修背景
歷史背景
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淵在太原起兵，進入長安，隋朝滅亡。次年，李淵稱帝，改元武德。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在長安城皇宮的北宮門（太極宮玄武門遺址）外伏殺長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齊王李元吉，后又誅殺二人諸子，史稱“玄武門之變”。唐高祖李淵被迫立李世民為太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淵退位稱太上皇，李世民繼位，改元貞觀。唐王朝初期的動蕩局面結束，隨即著手進行大規模的歷史總結。
政治需求
唐朝之前，有關晉史的史書眾雖多卻不完善，在內容、體裁、史學觀、史料采擇等方面存在各種缺陷，已不足以應對剛剛一統天下的唐王朝對于史學統一的政治需求。同時，唐王朝自上而下的重視歷史、重視歷史教訓的政治氛圍和唐太宗李世民出于探究晉王朝興衰、以史為鑒的需要，在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下《修晉書詔》重修晉史。
學術環境
魏晉南北朝時期，私人修史盛行，兩晉時期有關晉史的史書達二十余種，至唐初仍存十八種。如陸機撰《晉紀》四卷、干寶撰《晉紀》一十三卷、晉人荀綽撰《晉后略記》五卷、梁人張緬撰《晉書鈔》三十卷、張姓的《晉書鴻列》六卷以及南齊臧榮緒所撰紀傳體《晉書》一百一十卷等，給隋唐及以后的修史工作留下了充實的史料。同時，唐初修史政策相對開明，“官修”和“私修”都受到唐王朝的重視，于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設史館于禁中，為梁、陳、齊、周、隋五朝史的編修機構，重新開始修五朝史，并以制度形式把史書的編修作為朝廷行為基本固定下來。其史館制度的確立對史書的修撰提供了良好的學術環境，史官修史得到良好的制度保障，修史的效率較高。
作者介紹
史館合修
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李世民詔令重撰《晉書》，由房玄齡領銜修撰。參加《晉書》修撰的前后共二十一人：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為總監修；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懷儼為總編，負責制定體例和審正定稿；天文、律歷、五行由李淳風撰寫；修史體例為敬播擬訂，未能流傳下來；其余由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邱馭、劉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趙弘智分工撰修。近三年后《晉書》修成，其中，唐太宗親自為書中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陸機、王羲之四篇做論贊，也有“御撰”一說。
主要作者
房玄齡（公元579-648年），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今淄博市東北）人。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任房玄齡為中書令。后世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范，合稱“房謀杜斷”。貞觀三年（公元629年）二月，房玄齡為尚書左仆射，監修國史。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封梁國公，綜理朝政，之后受詔重撰《晉書》，著有《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刪定《唐律》十二篇，《貞觀格》十八卷，《大唐新禮》一百卷等。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
令狐德棻（公元583年—666年），宜州華原(今銅川市耀縣)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唐武德時期，令狐德向李淵李淵建議修撰前朝正史，李淵遂下詔修魏、周、隋、梁、齊、陳六史。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李世民下詔修撰周、齊、梁、陳、隋五代史時，令狐德棻主修周史，同時“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令狐德棻與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共修《晉書》。
成書歷程
第一階段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高祖接受大臣令狐德棻的建議，出于政治統一需求，下《命蕭等修六代史詔》，詔修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詔書要求史書編撰“多識前古，貽鑒將來”，表明了對撰修“六代史”的關切。詔書還對修撰人選作了安排，并強調修史原則是“務在詳核，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因當時政局未穩，修史人員多為朝廷要員，未能專注于修史，修史之事一度擱置。
第二階段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設史館于禁中，重新開始修梁、陳、齊、周、隋五朝史。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詔“令修國史所更撰《晉書》”，房玄齡受詔重新編撰《晉書》，與令狐德棻、許敬宗、來濟、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陸元仕等人分別撰寫。他們以臧榮緒《晉書》為藍本，參考諸家。由于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唐王朝的全力推動，《晉書》于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全書修成，歷時不到三年，時間較短。由于前人所著“晉史”眾多，在當時也稱之為《新晉書》。
主要內容
《晉書》該書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是唐朝初年編修的史書中卷最多的一部。在史料內容上多采自前人所著各家晉史以及晉人文集，最主要的是以南齊人減榮緒所撰較為完整的《晉書》為藍本。全書以“帝紀”作為兩晉史事的“世界時間”，列傳、天文志等則圍繞帝紀展開敘述，從宣帝司馬懿開始，到宋武帝取代東晉為止，記載了晉朝和東晉兩個封建王朝一百五十六年的興亡史，同時載述了東晉十六國政權的狀況。《晉書》的史論形式較為豐富，包括篇頭沒有明確標志的序可稱為前論，有明確標志的“史臣曰”可稱為后論，另外還有“贊曰”“制曰”等形式均為史論。
《晉書·帝紀》以時間發展為順序，以帝王更迭的體例載錄了宣帝司馬懿、劉啟、劉恒、劉徹、劉盈等十八位帝王統治期間的言行、歷史事件及其相關神話，其中帝紀史論包含李世民和史臣對兩晉興亡的總結。
《晉書·志》二十卷，載錄了天文、地理、律歷、禮、樂、職官、輿服、食貨、五行、刑法各類事宜，其內容主要是考察了典章制度的演變。
《晉書·列傳》由卷三十一開始，至卷一百結束，合計七十篇。大致以以年代排序和以事類相合的方式載錄劃分了后妃、開國功臣、宗室、王侯、各類人物，四夷包括前涼、武威郡等類相。
《晉書·載記》是《晉書》創設的撰述形式，記述了東晉割據政權十六國中前趙、后趙等十四國政權的狀況。
編撰特點
《晉書》作為官修史書，載錄了較多讖謠，其數量上超越了歷代前朝所載，并呈現出記載設置上相對集中，且在功用上多為政治服務的撰寫特點；在對女性歷史人物的載述方面，《晉書·列女傳》具有著重于描寫女性氣節品格，強調并突出“婦德”，在展示女性的精神面貌和塑造婦女形象的同時，注重對婦女進行教化的特點；《晉書》中論贊眾多，文學色彩較為豐富，引用典故的形式和方法上具有多元化特點，議論方法則多采用舉例引證、分析、對比等，且修辭種類多樣，如使用對偶、比喻、反問、夸張等。其文體特點方面，多使用具有對偶性駢文的“贊曰”形式，押韻手法則更多吸收了樂府民歌及歌行體詩歌的押韻技巧。在取材方面，《晉書》多取材六朝志怪小說，據后世學者彭緯璇統計，該書所征引之六朝志怪小說共14種，條目共135條，存在歷史敘事與小說敘事極大融合現象，以致其敘事方式上具備小說敘事特征。
歷史影響
政治影響
《晉書》作為官修史書，秉承了唐太宗“華夷一家”的思想。《晉書》從唐王朝統一大國的立場，重新整理、記載、論述、編纂了晉王朝之興衰及其所處的大分裂的歷史時期，創造性的載記了兩晉包括十六國史事，解決了漢族正統中心與胡族各國并備于一史的難題。其所遵循的社會主義，對于樹立中國不可分割的政治觀念起到了積極作用，并對后世修史擺脫“貴中華賤夷狄”的觀念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同時，《晉書》除了在體例上創設“載記”，在內容上也區別于前史的狹隘立場，體現出對胡漢一視同仁的民族觀。
史學影響
唐太宗親筆為《晉書》宣武帝紀、武帝紀和陸機傳、王羲之傳起草了論贊四篇，亦稱“御撰”，體現《晉書》以史為鑒的史學思想。在編撰方面，《晉書》體例嚴謹，列傳分類恰當，而且設載記三十卷，載錄了十六國割據政權的興衰成敗；其次，其取材廣泛，史料豐富，編撰《晉書》的過程中，除參考了十八家晉史外，還將晉代國史、起居注以及晉代舊事的雜著、十六國史事雜著等幾十種史料作為憑借資料，史料保存豐富；再次，《晉書》大量采用了《世說新語》中的小說、雜傳。據現代學者高淑青在《唐初<晉書>采<世說新語>因由初探》一文中統計，《晉書》所設十四個類傳中，有十個類傳采用了《世說新語》的條目，吸收了其小說家言的文風，對后世修史采集小說、雜文具有較深影響。
《晉書》合眾家之手編撰合成，其以房玄齡、令狐德棻為代表的二十一人是當時著名文史名流，編寫者合理分工，充分發揮個人所長，其在修史工作中，注重文史并茂，雅信兼得，同時力求行文優美、流暢，打破了前人修史唯實錄、國史是據的傳統方法，使《晉書》具有較高的質量和鮮明的文學特色。
不足
《晉書》因由眾家集力合修，且資料眾多復雜，倉促成書，故其在連貫性上缺乏統一，多有自相矛盾之處；在內容上，具有普遍存在的封建階級局限性，如烘托天命，借助講述鬼怪神異來宣揚皇權天命封建思想；贊頌封建忠孝，并為此單獨列出《孝友列傳》《忠義列傳》等；在文風方面，亦因其辭藻華麗而受歷代史學家所詬病。
歷史評價
唐宋時期
《晉書》的歷代評價褒貶不一，且批評的意見基本集中在其浮華的文風方面。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論贊》中曾評價《晉書》，他認為《晉書》在每篇都設有論、贊的形式過于繁瑣，批評其用辭藻華麗的駢文寫論贊。《舊唐書》作者劉昫認為《晉書》在史料采集上比較充實，但文辭輕浮又多引用異聞，被學術界詬病。南宋文學家、政治家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強烈貶斥《晉書》的史論“史臣語陋，無一可采。”
清代時期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一》中同樣認為《晉書》所述內容華而不實，史料采集不夠嚴謹，基本持全盤否定的態度。清朝著名學者趙翼則較為全面的對《晉書》做了評價，他認為《晉書》的修撰是博采眾長，史料眾多，是勝過前人所著各家晉史的，他也批評了《晉書》“又史論競為艷體”，同樣認為其言辭華麗，不該是史書的文風。
近現代時期
臺灣省學者廖吉郎在《六十年來晉書之研究》中指出：唐修《晉書》“雖不及史漢三國諸書，然以視唐宋以下諸史，猶當較勝一籌、其拽討之博，包羅之富，誠漢以后一偉大著作也。”現代學者李培棟《晉書研究》一文中對歷代學者批評《晉書》的言論持不同觀點，他認為“唐修《晉書》之可貴就在于它去古未遠，基本上重視真實性”。
相關爭議
《晉書》開撰時間在史學界存在貞觀十八年、貞觀二十年兩種觀點。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的出版說明認為“從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開始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成書”。一九七九年版《辭海》則認為“修于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至貞觀二十年間（公元646年）”。史學界持后者意見的主要有如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柴德庚《史籍舉要》、朱學勤《中國古代史學史》、李宗鄴《中國歷史要籍介紹》、葛兆光的《晉書》、鄧瑞《略談唐修<晉書>》等。而持前者之說的有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馬德真《房玄齡》、李培棟《<晉書>研究》、趙俊《唐修<晉書>時間考》等，認為《晉書》應該開撰于貞觀二十年。現多以開撰于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為準。
相關研究
古代研究
中國古代對《晉書》進行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唐代劉知幾《史通》、后晉劉昫《舊唐書》以及清乾隆時期《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其價值、體例及流布情況作評。清代學者們多對《晉書》史料某一“志”或“紀”的細節進行考據，如萬斯同《兩晉諸帝統系圖》，錢大昕《一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洪亮吉《東晉疆域志》、錢儀吉《補晉兵志》、方愷《新校晉書地理志》、畢沅《晉書地理志新補正》、盧文弨《晉書禮志校正》等。
近現代研究
民國時期對《晉書》的研究沿襲了對史料的傳統考證。如吳士鑒、劉成幹《晉書斠注》、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中有關《論晉書》有七條，分析王隱、陸機、干寶、孫盛等修史的概況，并且認為《晉書》多采撰荒誕之事，從中可見當時風氣；周一良對《晉書》史料進行考證，如《晉書》改易史料文字、《晉書音義》等諸條。
現代學術界對唐修《晉書》的校勘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有全面總結吸收前人校勘成就的中華書局《晉書》校點本，于各卷之后附有《校勘記》，其它有王文暉《<晉書>校勘一則》等；在分析《晉書》成書原因方面，李培棟的《<晉書>研究》，認為十八家晉史存在不足以及服務唐朝的政治形勢，是推動《晉書》重修的原因，岳純之在《唐朝初年重修<晉書>始末考》中從史學角度出發，認為前人所著晉史不能適應唐初的政治形勢；在《晉書》編撰人員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李培棟的《<晉書>研究》、彭久松《<晉書>撰人考》等；關于《晉書》史論的研究方面，宋鼎立在《<晉書>的史論》中肯定《晉書》史論能夠實事求是，認為具有自身的特色以及對歷史興亡的總結十分獨到。陳霞飛在《<晉書>史論研究》中從結構、語言特征，以及所體現的歷史盛衰觀、民族觀四個方面對《晉書》史論進行了論述。
版本流變
《晉書》版本較多，主要有南宋監本（即百衲本）、元大德九路刊本、明南北監本、吳本、周本、毛晉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刻本等。
參考資料 >
《晉書》.故宮博物院.2023-03-24
史部之晉書.新浪新聞.2023-03-24
從正史修撰看民族交融的歷史進程——談唐修八史和元修三史.今日頭條.2023-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