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420年-479年），是中國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第一個朝代，也是南朝中存在時間最久、疆域最大的朝代，由宋武帝于晉元熙二年（420年）代晉稱帝，建都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史稱劉宋。
劉宋政權存續約59年。建立者劉裕去世后，先是太子劉義符繼位，但很快被權臣廢黜，接著劉裕第三子劉義隆繼位，為宋文帝。宋文帝在位約30年，在位期間勵精圖治，開創了“元嘉之治”。453年，因有廢立太子之心，宋文帝被其子劉劭弒殺。此后，劉宋皇室陷入骨肉相殘的內亂中，先后歷經了劉駿、劉子業、明帝、劉昱、順帝等五位皇帝。最終，于479年，被蕭道成奪得皇位，劉宋就此滅亡。
劉宋政權在建立初期疆域鼎盛，北部疆域到達潼關、黃河一線，與北魏劃黃河為界，包括山東大部，后稍微縮退，北至秦嶺和黃河（即今黃河稍北地區），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覆蓋今云南省，南部與越南的橫山及林邑接壤，東、東南至海，這也是南朝歷代疆域最廣闊的時期。宋巖在《中國歷史上幾個朝代的疆域面積估算》一文中，估算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時劉宋的疆域面積約為228萬平方公里。
劉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一個由寒門庶族建立的朝代。這一時期，政治上出現“寒人掌機要”的局面，中央逐步加強皇權，限制士族特權。劉宋與北魏長期對峙，同北方少數民族、古代日本、百濟、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保持良好關系。經濟上，劉宋繼續推行土斷，始行檢籍政策，以擴大稅源。隨著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劉宋經濟進一步發展，其生產水平已呈現超越北方的勢頭。文化方面，“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鮑照推動了詩歌內容和形式改革，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是六朝志人小說代表之作，史學著作代表有裴松之《三國志注》和范曄《后漢書》，建康文學史論在此時期發展到巔峰。科技領域，祖沖之、何承天在數學、天文歷法領域成就突出，祖沖之第一次將圓周率計算到小數點后七位，《竹譜》則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植物專譜。劉宋也是中國佛教蓬勃發展的時期，中國與印度僧人往來密切，諸多佛教思想逐步傳入漢地，豐富了漢地的佛教文化。
國號
南朝宋的國號為“宋”，此國號由來是開國皇帝宋武帝的封號。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被封為宋國公，封地十郡，加受九錫。義熙十四年（418年），劉裕升封為宋王，加封十郡之地，封地被稱為宋國。元熙二年（420年）四月，司馬德文禪位于劉裕，同年六月，劉裕稱帝，建都建康（今南京），史稱劉宋。
歷史
代晉建宋
劉宋政權的建立者是宋武帝劉裕。劉裕，彭城縣綏輿里人，字德輿，小名是寄奴，起初擔任北府舊將、東晉冠軍將軍孫無終的司馬，彼時他的事跡還不顯著。晉隆安三年（399年），孫恩領導的農民起義在會稽郡爆發，宋武帝被招至北府兵將領劉牢之麾下擔任參軍，隨軍征討。在征討孫恩的過程中，劉裕開始憑借自己的軍事才能嶄露頭角。
元興二年（403年）十二月，桓玄篡位稱帝。元興三年（404年）二月，劉裕等人在京口起事，先打敗了桓楚、桓修等部，后又打敗了桓玄大將吳甫之與皇甫敷，擊敗桓玄，升任為鎮軍將軍，都督荊、司等十六州諸軍事，領青、徐、兗[yǎn]三州刺史，鎮京口。義熙三年（407年）十二月，司徒王謐去世。次年正月，司馬德宗召劉裕入朝輔佐，實際掌握朝政大權。
義熙五年（409 年）二月，南燕入侵淮北，劉裕北伐，次年滅之。義熙八年（412年），翦[jiǎn]除對手荊州刺史劉毅，又命益州刺史朱齡石率軍攻打譙蜀，次年蜀平。義熙十一年（415 年），宋武帝親討司馬休之，司馬休之奔逃后秦。至此，東晉的各大割據勢力在劉裕的努力下歸為統一。義熙十三年（417年），滅后秦。義熙十四年（418 年）六月，劉裕被加封為宋公，加九錫，并以十郡食邑建宋國。次年正月，司馬德文進劉裕為宋王，增十郡給宋國。元熙二年（420 年）六月，晉恭帝禪位，劉裕代晉稱帝，改國號“宋”，改元“永初”。
劉裕在掌握東晉朝政和稱帝后，開始進行整頓、改革。為促進生產發展，他采取了一系列寬租省調，與農休息的措施，同時集權中央，抑制豪強兼并，實施土斷，打擊豪強士族；整頓吏治，重用寒門。義熙八年（412年），宋武帝下令江州、荊州二州的租稅和征調勞役，都要按實有的住戶征收，廢止了朝廷征調的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另外可酌量交納土產。此外，對于五年徒刑以下的罪犯進行了免刑處理，凡作為人質抵押的賊寇家庭其余的人，也全部寬恕釋放。劉裕還改革了荊州和武威郡的“老稚服戎，空戶從役”的苛政，規定這兩州的屬吏和軍人12歲以下、60歲以上，以及撫養孤兒者，獨子父母亡故者，都準予離去。窮獨不能自己養活者，提供長期救濟。永初元年（420年）又發布命令，禁止再向民間征調造船木材、船只、車牛。
在稅收政策方面，宋武帝將按口計稅改為按資收稅，即根據家庭財力征稅，這有利于貧困家庭。從永初年間（420年-422年）開始，劉裕允許租稅折算成錢繳納。民眾積欠的租稅，劉裕也發布命令“不再追討”，還下令、減免市稅。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緩解了社會矛盾，對生產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元嘉之治
劉裕當皇帝不到三年就去世，太子劉義符于422 年繼位，由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輔政。劉義符在位兩年，沉湎游戲，疏于政務。徐羨之等人密謀廢立，又因與劉裕次子、廬陵王劉義真有舊怨，于是他們先列其“潛懷異圖”之罪，將劉義真廢為庶人，再廢黜了劉義符，最終殺害兩人。接著，他們擁立了荊州市刺史、宜都王劉義隆（宋武帝第三子）為帝。424年，劉義隆即位，改元元嘉。元嘉三年正月，宋文帝宣布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殺害劉義符、劉義真的罪狀，捕殺徐羨之、傅亮及謝晦之子謝世休、弟謝嚼等，謝晦起兵失敗后被斬首。這樣，宋文帝把國家統治權力收回到自己手中。
宋文帝劉義隆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整頓吏治，倡導儒學，整頓律令，加強法制建設，廢除苛刻暴虐的政令，多次下詔減免租稅，勸課農桑，獎勵墾殖等。這一系列舉措改善了晉末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并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的狀況。元嘉時期成為南朝最為安定的時期，《南史》記載：“于斯為美，后言政化，稱元嘉焉”，史稱元嘉之治。
元嘉北伐
劉義隆即位后，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以及元嘉二十九年（452年）發動了三次北伐，但均以失敗告終，劉宋從此由強轉弱。
第一次北伐發生在元嘉七年（430年）。在宋武帝的永初末和劉義符劉義符的景平中，北魏就開始攻打劉宋，占領了河南省部分地區。宋文帝繼位后，意圖奪回被北魏侵占的河南虎牢等地。元嘉七年，劉宋派到彥之領甲卒五萬，精騎八千，收復河南，但最終“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
第二次發生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劉宋第一次北伐失利后，北魏進一步加強對河南的經營和對山東省的蠶食。元嘉二十七年春，拓跋燾拓跋燾入侵劉宋淮北市，大肆擄掠。劉義隆決定再次北伐，謀劃恢復河南。此次北伐，劉宋以王玄謨為主將，但在當年十一月，王玄謨等在河南省滑臺失敗，北魏軍隊直達長江北岸的瓜步，所經之處，無不燒殺搶掠，劉宋損失慘重。
第三次發生于元嘉二十九年（452年）。起因是魏中常侍宗愛暗中殺害了，決定乘機北伐。宋文帝以蕭思話為主力進攻山東。但監軍張永累攻確磝城不克，反被魏軍偷襲，而張永逃跑時又沒有通報給其他將領，貽誤軍情，劉宋軍隊一敗涂地，死傷無數。從此，劉宋失去了河南和山東省，對北魏戰爭一直處于被動地位。
骨肉相殘
劉義隆立劉劭為太子，考慮到宗室強盛，特地強化東宮兵力，使其規模與羽林軍相當，達到實甲萬人。然而，隨后文帝又有廢立太子的想法。劉見狀，先發制人，于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率東宮兵入宮殺文帝，自立為帝。這時，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劉駿正率兵攻打大別山以南的少數民族。聽說父親被殺，就利用這支武裝力量征討劉劭。宋武帝第五子劉義恭棄家逃奔劉駿，劉劭殺劉義恭十二子及有舊恨的宗室長沙嗣王劉瑾、臨川嗣王劉曄等多人。元嘉三十年五月，劉駿攻克劉劭，殺劉劭及其四子，又殺其同黨始興王劉濬（文帝第二子）及其三子。
劉駿即位，是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不久，不愿意讓他叔父劉義宣劉義宣（劉裕第六子）久任荊州刺史，調任其為丞相、揚州刺史，劉義宣不愿意并舉兵，后失敗。劉義宣及其諸子，均被司馬曜新任的荊州刺史朱修之殺害。在孝武帝統治的短短十年中，還先后殺害了自己的弟弟南平王劉鑠（文帝第四子）、武昌王劉渾（文帝第十子）、海陵王劉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和竟陵王劉誕（文帝第六子）等。其中，對劉誕及其治下人民的行為最為惡劣。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派軍圍攻劉誕鎮守的廣陵，城破后，孝武帝下令屠城，五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斬首，數千人喪命，城中的女性全部作為“軍賞”，分賜給屠城有功的將領，充當奴婢。
孝武帝改制
司馬曜即位后，通過一系列措施加強了中央集權，包括削弱東宮官屬，加強皇宮禁；裁撤“錄尚書事”，此舉既出于對宗室的猜忌，也因為客觀上錄尚書事權力太重；設立御史中丞專道制度，強化監察；取消二吏部尚書的設置與五兵尚書；取消郡縣官入仕年限和縮短任期，但任期的縮短勢必導致官員們產生臨時主義思想，在政務上不盡心竭力，官員們也難以充分展示其才干，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重新劃分重要的州郡，以削弱藩王的勢力；創設典簽制度，委任寒門人士監視州郡長官；廢除地方封君下屬對封君稱臣的制度；設立王制度以加強中央對州鎮的直接控制；創立直閣將軍制度，重新設立衛尉武官制度，以加強中央禁衛軍權；終結了世兵制，通過“征兵制”和“募兵制”擴充兵源；成功完成對武威郡的土斷屬籍，實現了僑戶和土著的戶籍統一；積極推動養馬政策，以加強軍備實力等。
齊代劉宋
465年，死，子（）繼立。劉子業即位后，殺了（第五子）及其四個兒子，還殺害了弟弟和。劉子業不僅屠戮親屬，還對許多大臣名將進行了殘酷清洗，包括始興那公、、尚書左仆射、東陽、太守等先后被殺。劉子業還計劃把剩余的六個叔父殺掉，宿衛的將士也朝不保夕，最后他們聯合起來殺了劉子業，擁立為帝，是為。明帝即位后，也殺盡了諸子，還把自已僅存的五個弟弟也殺掉了四個。
472年，明帝辭世，由其子劉昱（后廢帝）繼任。蕭鸞僅存的唯一弟弟，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范，于474年5月發動叛亂，但未成功。與此同時，建平王劉景素（文帝之孫）擔任南徐州刺史，駐守京口，目睹朝政混亂后舉兵奪取政權，但最終戰敗身亡。在皇室的傾軋中，大權逐步落入中領軍將軍蕭道成手中。477年，蕭道成廢黜劉昱，立劉昱的弟弟劉準為帝，即順帝。此后，蕭道成逐漸消滅了他的政敵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沈攸之等。最終，他像宋武帝一樣登基稱帝，即齊高帝，改國號為齊，史稱南齊。
疆域
領土變遷
劉宋政權的疆域在其建立初期達到鼎盛，北邊以秦嶺、黃河（即今黃河稍北地區）與北魏為界，包括山東大部，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涵蓋今云南省地區，南部與今越南的橫山及林邑接壤，東、東南一直延伸至海，這也是南梁歷代疆域最大的時期。此后，河南省和淮北市逐漸被北魏侵奪，劉宋的疆域幾乎恢復到東晉原有的版圖。
宋巖在《中國歷史上幾個朝代的疆域面積估算》一文中，以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為準，估算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時劉宋的疆域面積約為228萬平方公里。
行政區劃
劉宋的行政區劃實行州、郡、縣三級制。根據《宋書·州郡志》記載，大明八年（464 年），劉宋政權共得二十二州，分別為揚州、南徐州、徐州、南兗州、兗州、南豫州、豫州、江州、青州、冀州、司州、荊州、郢州、長沙郡、武威郡、梁州、秦州、益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
劉宋時期，還存在僑州郡縣的問題。所謂僑州郡縣，是將流亡人民原籍的州郡縣舊名設立在其寄居之地的州郡縣。東晉南朝僑州郡縣的數量十分眾多，且其設置十分混亂，連同時代的學者沈約也難以厘清。沈約在其編撰的《宋書》中提到：“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 要完整了解南朝宋僑州郡縣的設置情況已經十分困難，只能對其整體情況有個大致了解。東晉末年，宋武帝收復青、徐諸州后，將原州郡縣名前加上“北”字，以與僑州郡縣相區別。南朝宋以后取消了“北”字，取而代之的是在僑州郡縣前加上“南”字。南朝時期，僑州郡縣主要集中在長江下游一帶，如僅京口區（今江蘇鎮江）、揚州市（今揚州西北）一帶，就僑置了徐、兗、青、幽、冀、并等州及其所領郡縣；江南武進（今江蘇武進區西北）附近也僑置了二十個郡和六十多個縣。此外，長江中、下游以及今陜西秦嶺以南地區也有僑州郡縣的存在。
人口
人口數量
《宋書·州郡志》并未明確記載劉宋的人口數量，僅有各州的戶口數字，梁方仲據此統計了宋大明八年的戶數為901,769，口數為5,174,074。《通典》則記載劉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戶口數是：戶數906,870，口數4,685,501。此外，《資治通鑒》卷一二九在大明八年末記載宋有“戶九十四萬有奇”。
但大明八年并非劉宋國力最強盛的時期。此外，由于當時有不少人未向國家登記戶口，一些特殊身分的人也未被編入一般民戶的戶籍，因此國家戶籍上的戶口數往往要少于或遠遠少于實際戶口數。葛劍雄在《中國人口史·第一卷·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中推測，劉宋的人口峰值可能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攻魏失敗前的幾年間，約在1800萬到2000萬之間。
民族
南梁時期，南方廣大地區還生活著多個少數民族，主要有蠻、傒（xī）、俚和僚等。在這些民族中，“蠻”是人數最多的，“蠻”也通常被用作南方各少數民族的統稱。蠻族分為兩大支：一支是長沙市、武陵蠻，另一支是巴郡、南郡蠻。長沙、武陵蠻自稱是瓠的后裔，最初居住在長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帶，后發展到今天的湖北西部。劉宋政權為了管理蠻族事務，在荊州市設置南蠻校尉，武威郡設置寧蠻校尉。根據《宋書·夷蠻傳》的記載，當時蠻民歸順劉宋后，一戶交納數谷，而其余則無其他徭役。相比之下，其他百姓需要負擔繁重的賦役，貧苦者難以承受，導致許多人逃亡至蠻族。
巴郡、南郡蠻則是君蠻的后代。傳說廩君出自武落鐘離山，乘船從清江至鹽陽（今四川省、湖北相鄰地帶）。劉宋時期，沈慶之領兵多次進攻蠻族，俘獲了數十萬人口。劉宋在征服的地區設置左郡左縣，用以管理蠻族人民，強制其納租賦。根據《宋書·州郡志》的記載，晉末至宋時期，因蠻族而設置的郡有武寧、宋安、安陸、建寧等數個，以及靳水、赤亭、東安縣、陽城縣等二十多個縣。
傒族主要居住在今天江西省南部和廣東省北部，以漁釣為生，生活多在水邊。俚族則主要分布在湘、廣兩州，即今天的湖南省和廣東。《宋書·羊玄保傳附希傳》中記載：“泰始三年，出為寧朔將軍、廣州市刺史。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知府（今廣東德慶）領軍伐俚。”至于僚族，則主要棲息在長江上游的蜀地，即今天的四川省。
內政
中央官制
劉宋時期，劉宋時官品（第一品至第九品）與秩祿之制同時并用。中樞設三公：太宰、太傅、太保，均位居第一品。三公之下設相國，地位尊崇，僅少數權臣（如蕭道成）得以充任。另設丞相一員，劉駿初年，由南郡王義宣充擔任。此外，還有三司：太尉、司徒、司空，均位居第一品。又有大司馬、大將軍，也屬第一品。
中央又分三省，即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此外，中央政府設有秘書監、秘書丞、秘書郎、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侍御史等官。劉宋政府還設置了管理少數民族的職位，如平越中郎將（治廣州市）、南蠻校尉（治襄陽市）、南夷校尉（治寧州）等。
劉宋建立后，徹底改變了東晉君主的軟弱形象，實現了對皇權的重振。這一過程涉及多項措施，其中之一是賦予寒門人士關鍵職務，通過架空高門士族擔任的中書令等部門最高長官，形成了“寒人掌機要”的局面。劉宋皇帝在中書省特設中書通事舍人一職，由寒人擔任，成為君主的親信，參與重要政務的決策。但寒人掌權后，也開始弄權擅政，勢凌朝官，以致有“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的說法。此外，寒人還常常擔任尚書省的都令史，實際掌握具體政務。劉宋時期，寒人也執掌軍權，包括中央軍權和邊鎮軍權，如寒門出身的顏師伯，在司馬曜時期先后擔任黃門侍郎、驃騎長史、太守，后來還作為寧遠將軍率兵平叛臧質等人的叛亂。
地方官制
劉宋地方官制，分州、郡、縣三級制。州設刺史一人，分領兵刺史（第四品）和不領兵刺史（第五品），下置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等。自主簿而下，每州置多少人，無定制。別駕、西曹負責官吏及選舉之事，治中主眾曹文書之事，祭酒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諸事。揚州不設祭酒，而以主負責其事。
郡置太守一人，秩二千石；丞一人，秩六百石。下設功曹史，主選舉；五官掾，主諸曹事。又有主犯史，主催督期會。又設上計掾、史各一人，每歲終向上條陳郡內眾事，稱為“階簿”。郡下設縣。大縣置令，小縣置長一人、丞一人。大縣置尉二人，小縣一人。縣下置鄉。鄉的建制略如前代。
典簽制度是時期一項重要而獨特的政治制度。兩晉時期，皇室讓宗室子弟擔任各州刺史，原本是為了保護朝廷，但事實上這些宗室成員后來反而成了威脅朝廷的力量。劉宋王朝建立后，選擇了典簽制度作為解決這一矛盾的手段。典簽，原本只是處理文書的小吏。劉宋時期，皇帝指派親信擔任典簽，監視出任方鎮的宗室諸王和各州，實握州鎮全權，故典簽又被稱為“簽帥”。
選官制度
九品中正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要選官制度，由專職舉士的中正官，將人才區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品級，以便選拔官員。這一制度后來被門閥世族把持，評定人才主要側重于門第，而被選用的官員也主要來自士族，成為門閥鞏固權力工具。然而，九品中正制并非劉宋選官制度的全部內容。劉宋時期，人才還有其他途徑可以進入仕途，如辟署、察舉孝秀、學校入仕等。
辟署，亦稱辟除、辟舉、辟召等，分為中央長官辟署和地方長官辟署兩種途徑。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府、卿署、軍府、州郡府下的緣屬佐吏人數龐大，其中大部分是由長官自行辟召而來的。直到隋朝，這些緣屬佐吏的任命權才被收歸中央政府。東晉司馬德宗義熙時，掌握了軍政實權的宋武帝就著手恢復了秀孝策試制度。根據《宋書·武帝紀》記載：“（晉安帝義熙七年）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舊制，依舊策試。”劉裕即位后，繼續親自策試秀孝。《宋書·武帝紀》載：“（永初二年二月）車駕幸延賢堂，策試諸州郡秀才、孝廉。揚州市秀才顧練、河南省秀才殷朗所對稱旨，并以為著作佐郎。”《通典》卷十四《選舉二》記劉宋察舉： “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劉宋建立后，開始恢復學校制度。學員們可以通過學校策試入仕，這一制度在南朝時期也是重要的入仕途徑之一。
法律制度
南梁存續的一百六十余年間，很少修訂法律，基本上是沿用《晉律》，再以大量的令和科作為補充。劉宋時期，未頒布新的律法，只是制訂或廢除一些令、科以補充或完善晉律。如永初元年（420年），廢除了“無故自殘者補治士”，永初二年詔定杖罪之科；元嘉年間有酒禁、戒壇鑄佛像造寺觀等科。大明七年，修改了“隸殺長史科”。
軍事制度
南朝時期，最高的軍事統帥是大將軍兼都督中外諸軍事，但南朝君主往往故意空缺這一職位，親自掌控兵權。例如，劉宋的開國皇帝宋武帝一直親自掌握兵權，成為事實上的最高軍事統帥。
南朝沿用前代的都督制度，派遣都督率軍駐守地方。通常，都督還兼管其轄區內的重要州、郡的刺史或太守等地方官員。有的都督轄區有數州，有的則統轄若干州中的幾個郡。例如，宋帝劉義隆在未即位前，曾任“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省、廣平、揚州市之義成、松滋四郡諸軍事”。
南朝宋的軍隊分為中央宿衛軍和地方軍隊兩大類。根據《宋書·百官志(下)》的記載，中央宿衛軍的統帥分為領軍將軍（資歷淺者稱領軍或中領軍）和護軍將軍（資歷淺者稱護軍或中護軍），分別負責內外軍的指揮，此外還有左衛、右衛、驍騎、游擊等各類將軍名號。領軍將軍統率京城內的宿衛軍（內軍），而護軍將軍則負責京城外的宿衛軍（外軍）。鑒于當時戰事頻繁，軍事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將軍名號頗多。當時大部分擔任重要職務的官員都帶有將軍的名號，但他們并不一定親自統兵，這一做法主要是為了提高其地位。劉宋的將軍頭銜，一般分為征（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鎮（如四鎮）、安（如四安）、平（如四平）等序列。最尊貴的是征東、征西，而特別尊貴的則再加上“大”字，稱某某大將軍。如果單稱大將軍，則必定是把持朝政的權臣。除了上述將軍名號，還有驃騎、車騎、中軍、鎮軍、撫軍、左右前后將軍等其他將軍名號。
方鎮軍則是各方鎮的都督統領的地方軍隊。為了控制方鎮軍的規模以免威脅中央政權，南朝皇帝多次調整行政區劃，削減都督所統方鎮軍的編制人數，以削弱地方勢力。除了都督、太守統領的地方軍隊外，還有郡縣兵，主要用于維持地方封建秩序，有時也被調遣參與作戰。此外，還有鄉兵，鄉兵又稱部曲或私兵，是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裝力量。
南梁軍隊有步兵、騎兵和水軍，以軍為最高建制單位，軍的主將稱軍主。軍以下設幢，長官稱幢主。如劉駿攻劉劭時，將軍隊分為“三幢”，任命劉道隆等3人為幢主。基層組織是隊，隊有隊主、隊副。
賦役制度
管理機構
南朝時期，國家財政事務由尚書臺負責。《宋書》卷三九《職官志》記載：“尚書令任總機衡。仆射、尚書，分領諸曹。” 其中，尚書右丞負責主管國家財政。而為了避免出現東晉時期被強臣控制財政甚至政權的局面，劉宋皇帝強化了對財政權力的掌控，具體表現為直接掌握大宗財政支出的審批權，《宋書》卷六四《何承天傳》提及：“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并應奏聞”，說的就是大宗支出須經皇帝批準。其次是皇帝通過中書舍人或中書通事舍人介入尚書臺，間接地強化對財政的控制。
臺傳是劉宋時期中央派駐地方的財政管理機構，其長官稱臺傳御史，又稱臺使，屬于中央財政收入的錢又稱“臺錢”。設立臺傳的初衷在于加速賦調的征收，并迅速轉運上供中央財政，后來臺傳還兼有和市的職能。此外，鑒于東晉時期“主弱臣強”和強藩反叛的教訓，劉宋為加強對地方政治的控制，派皇子或宗室出鎮重要州鎮的長官，同時還委派親信擔任典簽，監視王侯在地方的活動，進一步加強對地方州府軍政和財政的控制。
收入來源
劉宋時期，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是田租、戶調，計征田租和戶調以資產為依據，尤以田、桑、屋三項為主。田租和戶調，主要征收的是“谷物”和“布匹”。劉宋采用計口（丁）稅米制，主要征收本色谷物。對于戶調，劉駿大明五年（461年）十二月重新規定為：“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即每戶一年需交納四匹布。但這只是平均稅額，實際征收時要“圍桑品屋，以準課”，即根據各戶的資產來確定應交納的稅額。除了布匹，劉宋政府還會征收絹綿。
除了田租和戶調，劉宋的國家財政收入還有商稅、雜稅及屯田收入等。劉宋時期的商稅、雜稅相當繁重，皇帝時常發布“優減”令以減輕商稅負擔。例如，宋武帝于永初元年（420年）七月下詔“優量減降”市稅。卹（xù）錢則是劉宋政府的另一項收入。卹錢，指的是代役金，即以錢免去徭役。屯田則是劉宋時期一些軍州的一項收入，也是就地供應軍糧的重要方式。屯田的勞動者有士兵，也有武吏之類的官府依附民。
戶籍制度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戶籍，分為普通民戶和特殊民戶兩類。普通民戶主要包括地主、農民等，特殊民戶包括兵、僧尼奴隸、雜戶等。國家統計戶口時一般不包括特殊民戶。東晉南朝時期，普通民戶的戶籍分為兩種，用黃紙制成的土著居民戶籍和用白紙制成的僑民戶籍，前稱黃籍，后者稱白籍。
在黃籍上要登記每個民戶成員的名字和他們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如婦人的身分（妻、繼室、妾），子的身分（長幼順序、嫡庶）等。黃籍上還需注明年齡，因為這跟賦役相關。劉宋時期，為逃避賦役，虛報戶籍年齡的做法十分常見。死亡、逃亡、在役或患病者也需要在黃籍上注明，以確認其不再服役的身份。由于士族享受免役優待，而是否為士族主要取決于宦和婚，所以在黃籍上也要注明這兩方面的情況。宦是指做過什么官。婚是指和哪些人家通婚。宋大明五年（461年），劉駿下詔說：“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雜婚”指士族和非士族通婚，按當時規定，士族雜婚即喪失士族資格，所以宋孝武帝才使他們補將吏。此外，黃籍還要登記民戶的門第等級。魏晉南北朝時期還實行給客制度，規定官員可以擁有一定數量的佃客作為他們的合法戶，這些佃客需要登記在主人戶籍的后面，稱為附籍。
有關白籍的文獻記載相對較為有限。《晉書·范汪傳附子寧傳》中提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東，庶有旋返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即需要在白籍上注明僑民的原籍，這似乎是白籍在內容上的一個重要特點。由于在白籍上注籍的人免除正常賦役，所以在白籍上登記的事項可能較黃籍少一些。
土斷和檢籍是南朝時期實施的兩項重要政策。土斷是指以土著為斷，指以現居地為準，將人戶著之于籍，而檢籍則是對戶口進行清查。土斷與檢籍在南朝時期緊密相連，實施土斷往往需要先進行檢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量北方人遷徙至南方避亂，被稱為僑人。土斷制度主要解決了當時僑州郡縣建制和僑人戶籍兩方面的問題。南朝宋歷史上進行了多次土斷，早在司馬德宗義熙八年至九年（412年-413年），宋武帝主持了“義熙土斷”。此后，劉駿大明元年（457年）和劉昱元徽元年（473年）也進行過土斷。土斷的方式包括廢置部分僑郡縣或調整它們的隸屬關系，例如在大明年間的土斷中，僑池陽縣劃歸新野郡，清水縣劃歸順陽郡，還有直接給予僑郡縣實際土地。僑郡縣獲得實際土地后，寄寓性質即告消失。總體而言，歷次土斷中，僑州郡縣主要是獲得實地而非被省并。
貨幣制度
劉宋時期鑄造了幾種不同類型的錢幣。最早的是文帝元嘉七年（430年）鑄造的四銖錢，其形制略仿漢朝的五銖錢，厚重的有三公分半，普通在三公分以內，也有更輕的。有的四銖錢背面帶有星點，有的面背都有星點。司馬曜孝建元年（454年），又改鑄孝建四銖，一面鑄有“孝建”二字，另一面仍為“四銖”二字。后來又除去“四銖”二字，只留“孝建”二字，重量約一公分左右，變成為二銖錢。永光元年（465年）又鑄二銖錢，文字改為“永光”，此外還有景和年號的錢幣和“兩銖”錢。
劉宋的幣制，在中國貨幣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在晉朝政權存續的一百五六十年間，沒有正式鑄造錢幣的記載，劉宋政權結束了這一狀態。自西漢劉徹鑄造五銖錢以來，歷朝一直沿用這個名稱，除非是不使用重量單位為名，如新莽和吳、蜀的錢幣。劉宋政權改用“四銖”這一新名稱，是一項創舉。此外，雖然年號錢在劉宋并非首創，但劉宋政權推廣了這種做法。
土地制度
南梁的土地制度分為國有土地和私人大土地占有制。劉宋王朝沿襲西晉占田法，即根據等級的不同，分配不同數量的田地。由于門閥世族地主瘋狂搶占土地，嚴重威脅了劉宋王朝的經濟基礎，劉宋大明初年頒布了“占山法”，強調在新法頒布前已經占有山林、川澤，并已進行種植養殖竹木雜果、修建捕魚設施的，不予追奪，承認其合法私有，已占有足夠數量山水的官吏不得再占有，但尚未占有足夠數量的可依法補占，違反規定者將按照盜律進行處罰，同時廢除東晉咸康二年頒布的“壬辰之科”，試圖借此限制豪強過度占有山水。
此外，南梁還存在封建國家給予地方政府和官吏的公田與祿田，部分地區還實行屯田以及南朝政府所擁有的官田和荒地。
教育制度
劉義隆元嘉十九年（442年），劉宋正式恢復國子學。同年，宋文帝下令興辦地方官學。然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由于北魏與劉宋之間爆發戰爭，宋文帝下令停辦國子學以全力對抗北魏，自此，國子學在二十年以后，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才得以恢復，并改國子學為總明觀。總明觀的設立標志著一場教育制度的徹底變革，與過去國子學只注重儒家經學傳授的傳統不同，總明觀開設了儒、道、文、史、陰陽五個學部，以更為全面的方式進行教學。
劉義隆時期，開始創設分科學校。早在宋武帝初年時，因為官學荒廢太久，一時難以恢復，武帝便鼓勵私人開館講學。他親自召迎隱居廬山的名儒周續之下山講學。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下令在京師開設單科性的四學館，南朝從此興起分門學校的建設。南朝時期的分科學校盡管規模有限，存在時間短暫，但它為后來隋唐時代分科學校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對分科教學的興盛起到了先導作用。劉宋皇帝還經常扶植當時著名學者的學館，使之具有半官方的性質。宋武帝劉裕曾為周續之立館東郭。劉義隆元嘉年間，先后讓何尚之創辦玄學館、雷次宗創辦儒學館、何承天創辦史學館、謝元創辦文學館。
外交
與北魏
劉宋與北魏之間多次互相攻伐。據統計，宋魏之間爆發過33次戰爭（不包括元嘉八年檀道濟攻魏的33戰）。宋文帝劉義隆繼位并鞏固權力后，于元嘉七年（430年）發動了第一次北伐，但未能取得成功。第一次北伐失敗后，宋魏之間處于相對和平的狀態。隨著北魏統一北方之戰的軍事活動的結束，北魏又開始南進，加之宋文帝北伐意愿并未減弱，于是有了第二次北伐（450年）。這次北伐是宋魏一系列戰爭中規模最龐大的一場，也堪稱魏晉南北朝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但最后以劉宋請和，北魏撤兵結束。隨后，劉義隆又組織了第三次北伐，但同樣以失敗告終。此后，劉宋內部政局惡化，國力虛耗，再無力組織大規模的北伐活動。時期，宋魏大體維持著和平關系。積極利用邊境豪族勢力捍邊，一再抵御北魏的軍事侵擾。盡管劉宋與北魏長期處于對峙狀態，但這并未阻止雙方的交聘活動。北魏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每次征伐前，常常遣使至宋，以避免受到兩線夾擊。也利用這些時機加強內部統治秩序，發展生產，擴充武備，伺機收復失地。有學者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統計過，拓跋燾向劉宋遣使13次，劉義隆向北魏遣使 6次。
與西北諸國
劉宋同西北各民族政權亦有交流。這些國家多與北魏鄰接，經常受到北魏的騷擾和征伐。出于生存考慮，這些國家不惜不遠萬里，遣使至劉宋，以求結成聯盟，共同應對北魏的威脅。而劉宋也希望能夠借助這些國家扼制北魏，也是欣然同意。氐族楊氏是活躍在今天陜西省、甘肅省、四川省交界處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宋武帝稱帝后，封楊氏首領楊盛為車騎大將軍，加侍中。自此一直到劉宋滅亡前夕，劉宋皇室多次封賞氐族楊氏，如劉宋完顏承麟昇明二年（478年），劉宋封楊文弘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是鮮卑慕容氏的一支，活躍在今天的大部分地區和四川西北、南部一帶。劉宋時期，吐谷渾多次遣使上表，劉宋也多次加封其王，例如元嘉七年（430年），封吐谷渾王為隴西公。，又稱“”、“茹茹”和“芮芮”等，是拓跋鮮卑的一支。公元五世紀初，柔然統一了漠北草原，建立起橫跨東北亞的大國，然而后來被力克。柔然與南朝宋保持友好外交關系，文獻顯示柔然多次遣使至宋。此外，劉宋還與大夏國、北涼、宕昌國、西秦、粟特、燕國等政權也有交流。
與東亞
高句麗和劉宋保持頻繁的使節來往。劉宋時期，高句麗派遣使節在劉宋建康，前后將近二十次。每次來訪，高句麗都要贈送大量禮品，如南朝劉義隆元嘉十六年（439年）高句麗一次就贈給劉宋戰馬八百匹，劉宋也回贈了許多禮品。
百濟也多次派遣使節訪問劉宋。據文獻記載，宋文帝的元嘉十七年（440 年）、元嘉二十年（443年），泰始三年（467 年）、泰始七年（471年），都有百濟使者到訪劉宋的記錄。制定的《元嘉歷》，也傳入百濟，史稱百濟“用宋《歷》”。
東晉南梁時期，古代日本政權倭國也曾遣使至中國。自東晉司馬德宗義熙九年（413年）到劉準昇明二年（478年），日本先后有五位倭王派遣使節來中國。第一次遣使發生在司馬德宗義熙九年（413年），其后依次為宋武帝永初二年（420年），劉義隆元嘉二年（425年）、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五年（438年）、元嘉二十年（443年）、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司馬曜大明四年（460年），宋順帝升明元年（477年）以及升明二年（478年）。
與東南亞、南亞
劉宋和東南亞、南亞國家以及一些海洋國家也有交流，如天竺國、呵羅單國、斯里蘭卡、都婆娑達國、蘇靡黎國、婆皇國、婆達國、林邑、扶南、訶羅陁等。印度半島中天竺的，很早就和中國有了友好往來。元嘉五年（428年），多王月愛遣使至劉宋建康，饋贈了金剛戒指、摩勒金環等珍貴禮物及赤白鸚鵡各一頭。泰始二年（466年），笈多王朝又派使節來訪問，并饋贈禮物。師子國王剎利摩訶南也曾在元嘉五年（428年）遣使至建康，贈送了象牙佛像。此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二年（435年），剎利摩訶南與后王迦葉伽羅訶黎邪又先后遣使至劉宋建康，饋贈方物。呵羅單國于元嘉七年（430年）遣使至劉宋，獻上了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此后，該國又多次遣使劉宋。劉義隆在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則對呵羅單國遣使策命。
林邑是越南南部地區一古國名，曾于421年遣使劉宋。但從424 年開始不斷侵擾劉宋邊境。劉宋曾于 431 年、446年反攻，先后圍困和攻破林邑的都城區粟城，此后林邑王向劉宋稱臣朝貢。中南半島的扶南也與劉宋保持密切的交往。按《宋書》記載，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十二年(435)、十五年(438)，扶南都曾遣使入貢，并拒絕幫助林邑攻打交州。
經濟
農業
永嘉之亂后，北方人口大規模向南方遷移，為南方農業提供了重要的勞動力支持，江南農業迅速發展。東晉末年，宋武帝注重農業發展，強調“抑末教本，務農重積”，使得天下呈現“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的局面。劉義隆在位期間，持續鼓勵農桑。元嘉年間，劉宋的農業生產達到高峰，被譽為“元嘉之治”。這種勢頭一直延續到劉駿大明年間，特別是荊、揚兩州，人口占了半壁江山。吳會地區成為農業開發的佼佼者，其農業生產水平超越了當時的渭河平原。除了吳會地區外，江南其他地方的農業也取得長足的進展，如湘州、郢州的序溪（今溆浦縣）、壽春、武威郡等地。南方糧食充裕，劉宋后期，有文獻記載稱“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縣以南，千斛為貨”，反映了南方糧食市場交易的繁榮。國家的糧儲也大為充實，各地設有眾多倉庫，如首都的龍首倉、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官倉等，以及地方州府的豫章倉、鉤磯倉、錢塘倉等。這一時期，南方農業生產水平已呈現超越北方的發展勢頭，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手工業
劉宋時期，朝廷設立了少府，負責管理官府手工業。少府下設左尚方令和丞各一人，右尚方令和丞各一人，負責兵器的制造。還有細作，設令一人，丞兩人，主要負責織綬、褻衣、補浣等事務，并設有金銀庫，負責金銀器皿的制作。少府還統領東冶、南冶、各設令、丞一人，負責工徒鼓鑄。地方郡縣如產鐵，則設令或丞管理。建筑材料、磚瓦燒造和造船等業，也有專門機構管理。
此外，少府還統領平準令、丞各一人，主管織染；另設將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土木之工。地方州郡政府也設有不同規模的“作部”，管理和制造各種手工業產品。同時，地方政府還有專供地方官制造器物的作場。如《宋書·劉敬宣傳》記載：“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余戶”。這種“屯”就是一種包含手工業作坊在內的官府組織，其勞動者中有一部分是從“工巧”亦即百工家庭中征發來的。
南朝紡織手工業發展迅速，宋時“絲綿布帛之饒，衣復天下”。宋武帝時，“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知府，以布還之，并禁嶺南作此布”。
商業
南朝時期，農業技術的提高和收獲量的增加，以及手工業的發展，為商業的出現創造了機會。然而，這一時期的商業，僅僅出于商品交換發展的初步階段，與現代商業有著顯著差異。當時的市場上的重要商品主要是“綿、絹、紙、席”等，由平民身份的商人及其家庭成員進行販賣，而從事貨物囤積或操縱市場販運土產的則多為王公貴戚、世家大族。當時，商業比較繁榮的城市有建康、京口、山陰、壽春、襄陽、江陵、成都、番禺等。
寺院經濟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蓬勃發展，寺院經濟也跟著繁榮起來。統治者、官員以及其他社會階層對寺院的慷慨捐贈是寺院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宋初，范泰為僧人慧義建祇寺，而且受慧義之請，將果竹園六十畝施舍給寺院。寺院既有不變財產，也有可變財產。不變財產如寺院、山林、田地，而可變財產則包括金銀錢財和布施收入，同時寺院具有奴隸性質的附屬人員如白徒、養女也被視為可變財產。此外，寺院還私放高利貸。劉義隆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伐魏時，甚至向寺院借錢以滿足軍需。
文化
文學
劉宋皇室十分鼓勵文學創作。宋文帝于 439 年建立了文學館。劉駿和劉彧都是文學愛好者，其中，宋明帝還編輯了《晉江左文章志》以及詩賦集。當時的文學代表人物有陶淵明、謝靈運、顏延之、鮑照等。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年劉宋初年，以田園生活為題材的詩歌成就極高，表現出閑適恬靜，不慕榮利的生活態度。謝靈運則以山水詩成就最高。但謝靈運寫詩，過于注重文字技巧，反而傷害了內容。顏延之寫詩，喜用典故，注重文字雕飾，他的詩比謝靈運更注意文字的雕鑿，文字顯得過于繁復。鮑照由于出身低微，常常遭到輕視，文學地位在當時并不受到重視，他的作品多有對才華無法得到應有認可和對現實不滿的憤怒情緒。然而，不論是從文學技巧還是內容來看，鮑照的詩歌都明顯高出他同時代的一些詩人。他能夠摒棄只關注形式的潮流，不過分追求文字的雕琢，而是以矯健之筆表達自己的感情，其作品對唐代詩人如李白、高適、杜甫等產生了深遠影響。
劉宋時期的辭賦文學以鮑照為代表，其《蕪城賦》是南朝抒情小賦的經典之作。魏晉南北朝還是中國小說發展的幼年階段，《世說新語》是其中的佼佼者。該作品是南梁劉義隆時，宗室劉燁劉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鮑照等撰寫的小說，分為《言語》《文學》《識鑒》《品菜》等三十八門。《世說新語》言辭簡短，記載了當時世家大族、豪門顯宦的軼事佳話。這部作品的語言特色簡明而富有風致，保留了當時流行的一些口語文字，雖然簡練，但表達能力卻十分強大，往往通過短短的幾句話，就能勾勒出人物的性格面貌，塑造非常鮮明的形象。
儒學
東漢末年以來，隨著大一統政權的瓦解，儒學逐漸失去了其“獨尊”的地位。早在劉宋建立之初，宋武帝就扶持儒學。劉義隆時期，朝廷進一步倡導儒學，元嘉十五年（438年）征召名儒雷次宗到建康雞籠山開館授徒。元嘉十九年（442年），宋文帝下詔祭奠孔子，重修孔子廟、祠，責令魯郡修復學舍，采召生徒。元嘉二十年（443年），復立國子學。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宋文帝親臨國子學"策試諸生，答問凡五十九人”，并賞賜了學業優異者和傳業教授。封建帝王如此重視儒學，這是百余年來所未有的。
宗教
佛教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佛教大發展的時期，佛教的大乘如來藏思想、小乘思想、律學思想、禪觀思想等傳入漢地，這里面既有外來僧人的功勞，也有本地僧人不畏艱辛西行求法的功績，有力地推動了佛教思想在南朝的傳播。
劉宋皇室曾資助沙門道普和書吏十人西行尋經，但到了長廣郡時船只損壞，道普的腳受傷，最終不幸去世。而在弘始六年（404年），沙門僧人智猛與曇等十五人自長安出發，前往西域求法，直至劉義隆時期采返回，元嘉年間，智猛在西涼州譯出《泥洹經》一部。西域沙門良耶舍于宋元嘉初年來到建康，翻譯了《觀無量壽佛經》《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推動了凈土信仰在中國的傳播。曇摩蜜多（355年442年），賓人，于南梁宋元嘉元年（424年）來蜀，經荊州市到建康，翻譯了《禪法要》《普賢觀經》《虛空藏觀經》等。
伊葉波羅，西域人，于宋元嘉三年（426年）譯出10卷小乘經《雜阿毗曇心論》，然而到了只譯到了《擇品》即中斷，只譯出10卷；元嘉八年（431年），求那跋摩（367年-431年）續譯，補足為13卷。此后，南朝僧人僧伽跋摩于宋元嘉十年（433年）至建業（南京），應慧觀等人的請求，在長干寺重新譯出《雜阿毗曇心論》14卷，后又譯出《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加》10卷等。
因北魏討伐涼州，439年，北朝譯經家沮渠安陽侯南下逃往劉宋，同時將所翻譯的佛經《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傳到南方。沙門功德直，又稱求那跋摩，劉駿大明六年（462年），游荊州市時應玄暢的請求，譯出了《菩薩念佛三昧經》六卷和《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一卷。這些大乘禪觀經典的傳入，進一步促進了禪觀修行在南梁的流行。除此之外，功德直還翻譯了律學經典《菩薩善戒經》《四分磨》《優婆塞五戒相經》等。
也有天竺僧人經過海路進入南朝，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陀羅（394年-468年）。劉義隆元嘉十二年（435年），求那跋陀羅經斯里蘭卡（今斯里蘭卡）等地到達廣州市，之后譯出《八吉祥經》一卷和《現在佛名經》三卷。求那跋陀羅的譯作還有《大法鼓經》二卷、《相續解脫經》二卷、《勝經》一卷、《央掘魔羅經》四卷、《楞伽經》四卷等，這些大乘如來藏思想后來被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派如法華宗、華嚴宗、禪宗思想吸收，形成了具有中國佛教特色的心性論。
劉彧時期（465年-472年），天竺人竺法眷通過海路到達廣州，先后譯出《海意經》《如來恩智不思議經》《寶頂經》《無盡意經》《三密底耶經》等。此外，還有一些從印度來的僧人進入南朝，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斯里蘭卡多等，但以禪學為主，兼以坐禪，并未參與譯經。
道教
劉宋時期的道教的代表人物是陸修靜（406年-477年），其致力于整合和改編魏晉以來的道教經典，實施了一系列改革舉措。他通過整頓道教組織系統， 健全三會日制度等手段，改造了道教組織，又整頓名籍混亂的問題，強化了“宅錄”制度，禁止道官自行署職，健全道官晉升制度，著手編制靈寶齋儀，撰寫 《三洞經書目錄》，對道教經典進行了分類整理。據稱，他鑒定了經誡、方藥、符1228卷（實際1090卷），并將其分為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奠定了《道藏》的初步基礎。他在泰始七年（471年）撰成的《三洞經目錄》，是中國最古老的道書總集目錄。陸修靜還倡導和擴充道教的齋醮科儀，將當時五花八門的祭祀祈禱儀式規制化，編著了道教齋戒儀范等書100余卷，又立道服之號，如月披、星巾、霓裳、霞袖、十絕靈幡。陸修靜被認定為道教靈寶派的實際創始人。元嘉十四年（437年），陸修靜撰寫 《靈寶經目序》，確立了靈寶齋儀的主導地位。此后的道教科儀經典，所載齋法皆以靈寶市為宗。
無神論
魏晉南北朝時期，整個社會彌漫著濃厚的宗教氛圍，但與此同時，無神論者也展開了反對宗教神學的不懈斗爭。何承天（370年-447年）是劉宋時的一位知識淵博的官員，曾擔任國子博士和御史中丞。他在天文歷數學方面頗有造詣，修訂了宋初的《元嘉歷》，他也對無神論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何承天在其著作《達性論》中駁斥了佛教的輪回學說，主張人的生死如同自然的榮枯和四季的更迭，一旦身體死亡，靈魂就不可能轉生到來世，在《報應問》中，他又批判了因果報應說的荒謬。但何承天未徹底否認鬼神存在。《后漢書》的作者范曄，南朝宋時期著名史學家，也是無神論者。范主張“人死神滅”，認為“天下決無佛鬼”。
史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家修史的風氣十分盛行。劉宋時期，劉義慶和范曄分別撰寫了《后漢書》。劉義慶的版本有五十八卷，而范曄的版本則更為龐大，有九十七卷。但劉義慶的《后漢書》已經失傳，唯有范曄的版本流傳至今。范曄的《后漢書》全面記錄了東漢時期整整196年的歷史。在書中，范曄強調社會動蕩的根源在于統治階級的倒行逆施，并對君權神授的天命論思想進行了否定。范曄還獨具創見地在《后漢書》中為皇后和婦女立傳。范曄還通過《黨固》《宦官》兩章記錄了東漢時期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的經驗教訓，對東漢時期著名的詩文及其作者進行了評介，為當時的文學創作賦予了應有的地位。《后漢書》全面涵蓋政治、社會、文學等多個領域，是一部豐富而有深度的歷史巨著。
南朝劉義隆時，中書郎裴松之為陳壽編寫的《三國志》進行注釋，于元嘉六年（429年）完成并呈上，宋文帝稱其為不朽之作。裴松之的注釋中引用了多達二百一十種書籍，幾乎涵蓋了三國時期的所有重要史料，其價值甚至超過了陳壽的《三國志》本書。裴松之的注《三國志》，與其說是注史，不如說是補史。魏晉的書籍，流傳至今的很少，幸虧得以在裴松之的注本中保存了下來。
此外，劉宋的劉謙之、王韶之、徐廣也分別撰寫了《晉紀》，檀道鸞撰寫了《續晉陽秋》，郭季產撰寫了《續晉紀》，然而這些作品均已散佚。另有徐爰和無名氏創作的《宋書》，分別有六十五卷和六十一卷，這兩部作品同樣已經失傳。
繪畫
劉宋的代表畫家有陸探微、宗炳等。陸探微，吳（今江蘇蘇州市）人，曾侍從劉彧，以其出色的人物畫技藝而著稱，尤其擅長肖像。張懷瓘在《歷代名畫記》中評價他：“參靈酌妙，動與神會。筆跡勁利，如錐刀焉，秀骨清像，似覺生動，令人懔，若對神明。”在謝赫所著的《古畫品錄》中，陸探微被列為上品，受到高度推崇，可惜他的作品未能傳世。晉、宋之際，山水畫的開始受到重視。劉宋時期，來自南陽涅陽（今鄧州市東北地區）的宗炳（375年-443年）是一位杰出山水畫家，他喜歡游覽山水，提倡山水畫，著有《畫山水序》。
書法
劉宋時期，涌現了多位杰出的書法家，其中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羊欣的楷書、孔琳之的草書、蕭思話的行書以及范曄的篆書。南梁人袁昂在《書評》中稱贊蕭思話的書法“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另一位著名的書法家是薄紹之，與羊欣齊名，后世將二人合稱為“羊薄”。薄紹之的書法風格被形容為“風格秀異，若干將（寶劍）出匣，光芒射人”。
樂舞
劉宋樂制，遵循舊典，太常設音樂機構太樂署。《宋書·百官志》記載：“太樂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諸樂事。”此外，劉宋后宮內廷中又設有“清商帥”一職，且人數不定。因此，劉宋宮廷之俗樂大曲可能由外朝機構太樂和內廷樂官“清商帥”共同掌管。劉宋時期，還盛行以清商樂為代表的民間世俗音樂。此外，吳歌、西曲也在劉宋時期盛行。《宋書樂志》記載：“吳歌雜曲，并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這說明吳歌在晉、南朝宋時相當流行。吳歌，即吳聲歌曲，源自長江下游的建鄴（今江蘇南京）地區的民間音樂。西曲，產生并流行于江、漢流域一帶，通常被稱為“荊楚西聲”，即所謂“荊楚西聲”。
南朝宋時期，代表性的舞蹈之一是《鞞舞》。鞞（pí）是一種帶柄的小鼓，舞者一邊手搖小鼓，一邊舞蹈，有時也執扇而舞，所以也稱為《扇舞》或《鞞扇舞》。最初，《鞞舞》使用十六人表演，后來改為六十四人，可算是當時規模格局較大的一種舞蹈。除了《鞞舞》，還有《杯盤舞》《巾舞》等其他形式的舞蹈。
科技
數學
祖沖之（429年-500年），南朝宋、齊時人，在天文、歷法、機械制造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成績，他最有名的貢獻是推算出圓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之間，是世界上第一位把圓周率的數值算到小數點后七位數字的人，其著作《綴術》在唐代被列為算學的主要課本之一。
天文歷法
漏刻，又稱漏壺，是中國古代在鐘表發明之前使用的一種計時工具。漢代時，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南朝宋時期，何承天對《元嘉歷》進行了修訂，并根據修訂后的《元嘉歷》，將漏刻重新劃分為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夜漏五十五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春秋二分晝漏五十五刻五分，夜漏四十四刻五分。南齊至梁初年，均采用了該漏刻標準。
劉義隆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改用何承天修訂的《元嘉歷》。《元嘉歷》施用不久，祖沖之就發現它還不夠精密，于是在宋武帝大明六年（462年）編寫了《大明歷》。祖沖之在這部新歷法中，修改了閏法，并應用了“歲差”的原理，這是當時天文學的先進成果。祖沖之測出一回歸年的日數是365.24281481日，與現代科學所得日數相比，只差約五十秒，他又求出“交點月”的數值是 27.21223 日，跟現在測得的值只差十萬分之一。交點月就是地球上所看到月球運行的軌道和太陽運行的軌道間的相互關系，對推算日食和月食是非常重要。
機械發明
根據《南史·文學·祖沖之傳》的記載，祖沖之還發明了千里船，曾于新亭江試航，日行百余里。
學術著作
《竹譜》是現存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植物專譜，據學者新近的考證，認為其成書于南梁劉宋時期。該書以韻文的形式記載了中國南北各地40余種（也有一說61種）竹子，描述了各種竹子的形態特征、分布地區、利用價值以及相關歷史典故。其中，許多竹種，特別是嶺南地區的竹種，是該書首次予以詳細記載的，為今天研究中國竹子的種類及其歷史分布提供了重要參考。此外，《竹譜》開創了中國古代植物學文獻著述的一種全新體例，在此之后，一系列專門植物譜志相繼問世，如五代十國至宋初僧人贊寧的《筍譜》、元代畫家李琦的《竹譜詳錄》等。唐朝以后還涌現了其他專譜，涵蓋禾谷、茶葉、果樹、樹木等多個領域。
社會
門閥世族
劉宋時期，門閥世族仍然扮演著重要的社會角色。盡管法律并未規定門閥世族和庶族之間的地位差異，實際上卻存在明顯的差距。南朝劉義隆元嘉年間，宰臣王弘和大臣討論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時，明言法律上并不分士庶，但實際上世族存在特權。當時士庶之間的界限十分嚴格，兩者之間的婚配是被禁止的。門閥世族擁有大量人口，而門閥世族的依附民不需要納稅和服役，結果就是多一戶依附民，國家就少一戶編戶民。因此，宋武帝采取了強硬手段打擊戶口蔭附。此外，門閥世族還占有大片土地。東晉時期，門閥世族不僅在政治上擁有實質性的權力，還掌握了兵權。但劉宋及以后，南朝的門閥世族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都還有地位，但已沒有兵權，而且政治上雖有地位，也少實權了。
服飾
南朝宋的服飾主要繼承了東漢的服飾制度，和東晉以及南朝各代基本一致。古代服飾分為祭服、朝服和常服三大類。男子服飾又可細分為首服、身衣和足服。南朝時期，帝王百官的祭服首服（即頭上的冠戴服飾）為平冕，以冕數量、施珠材質定等級。身衣為上紅下黑、赤皮蔽膝，足服為赤，而佩飾包括大帶、革帶、綬玉等，綬玉的差異反映了身份等級。命婦祭服由東漢命婦祭服“袿（guī）衣”發展而來，并一直保留東漢命婦祭服的服色、“深衣制”與“華袿飛”之飾、以蠶服做命婦朝服的制度。
至于朝服，帝王朝服的首服是通天冠、黑介幘；太子諸王朝服的首服為遠游冠，基本樣式與通天冠一致，僅冠前無金博山；文官的首服為進賢冠，以冠梁數量區分官階高低；武官的首服為武冠、平上幘；者仆射戴高山冠、執法者戴法冠。朝服基本上為冠一頂、幘一頂、紗袍一領、皂緣中單衣一領、革帶一條、袷袴一套、襪一雙、舃一雙。帝王及高級官員官多提供隨五時色的單衣五領，分別為青、朱、黃、白、黑五色；次高級官員官多提供隨四時色單衣四領，分別為青、朱、黃、黑四色。
男性的常服包括單衣與袴褶服。單衣為寬博的袍服，衣長及地，是士人主要的常服；袴褶服為短衣長袴，為最普遍的士庶常服。女性的常服主要為襦裙，即短衣長裙的搭配，而高階女官也穿單衣作為常服。地位較低的女性仆從則穿袴褶。女性穿袴褶的習俗，應受北朝影響。
飲食
劉宋是南方政權，而南方的主要糧食作物是水稻，居民自然以稻米為主食。劉宋甚至用白米支付官吏的月俸。史載劉宋官員揚州辟從事史何子平，曾用月俸所得的白米去市場換取粟麥。除了稻米外，菽麥、米也是當時主食之一。菰米即茭白的子實，長江中下游擁有眾多湖泊和密布的水網，非常適宜菰米的生長。東南地區的居民還食用魚、蟹等水產品。當時的主要蔬菜品種有葵、蔓菁、、韭、茄子等。
婚俗
劉宋時期，同魏晉南北朝其他時期的婚俗一樣，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士庶不通婚。王室豪門大多是一夫多妾制。盡管當時禁止同姓通婚，但是姻親之家的再結親卻沒有行輩的限制。例如，劉宋時期的名士蔡興宗將女兒嫁給了姐姐的孫子，另一名士江湛的兒子娶了劉義隆的女兒，其一名女兒又嫁給了宋文帝的孫子。女子喪偶或離婚后仍可再嫁，也不以娶這類女性為恥。蔡興宗之女寡居后，名門子弟爭相迎娶，并由此產生紛擾，迫使劉彧下詔判定。當時的婚姻重視門第，蔡興宗出自名門，眾人爭娶其女，主要為了維護家族的利益。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于女性的貞潔觀念相對較淡薄，而且不避諱婚外性關系。南朝一些公主和喪偶的太后甚至養有男寵。劉宋廢帝的姐姐山陰公主養男寵，并對宋廢帝說：“妾與皇帝，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
喪葬
劉宋時期，漢族人的喪葬禮儀大體分為三個步驟：葬前禮儀，包括沐浴、易服、纏斂、殯含、設位、告喪、停殯等；埋葬禮儀，即卜陰宅和下葬等；最后是反哭、服喪、掃墓、祭祀等禮儀。南朝時，厚葬已成常事。在這一時期，道教信徒追求長生不老，生前會選擇居住在山中或島嶼，而死后則以崖葬或水葬的方式，期望能夠實現成仙的愿望。另一方面，佛教僧侶的葬法雖然不盡相同，但對德行高深的和尚的遺骸，最隆重的處理方式，仍是火化。此外，許多漢族人實行二次葬，尤其是對于那些因流動而客死他鄉的人，往往對死者停柩，等待時機歸鄉，實行二次葬。如劉宋政權的建立者宋武帝的夫人臧氏先葬丹徒，后遷葬建康。
當時還有夫妻合葬墓與家族墓地的現象。當時的葬姿以仰身直肢葬為主，而佛教徒則多采用坐姿入葬，南方的僚族常將死者豎棺而埋之。在居喪守孝方面，當時實行的“五服”制度。五服根據與死者關系的親疏而定，包括“斬衰”“齊衰（zīcuī）”“大功”“小功”“麻”等。
帝王年表
參考資料 >
范曄與《后漢書》.今日頭條.2023-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