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是晉朝史學家陳壽所著紀傳體斷代史，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史書典籍之一。蜀漢滅亡后，陳壽入西晉任著作郎期間，參考當時已有的史書，歷經十年作成《三國志》由《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三部分組成，共六十五卷。至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宋真宗將三本獨立書籍收錄到一起，統稱《三國志》。
《三國志》傳承了紀傳體斷代史敘述方式并加以創新，陳壽從歷史實際出發，用“三國”命名，并分國編纂，采取三國并立的模式記錄歷史，并以魏國為正統，記述這一時期的歷史，在紀傳體斷代史中別創一格，但陳壽尊魏為正統，只是名義上而已，實際上，魏、蜀、吳三國在《三國志》中都是獨立成書的，書中記載著三國成鼎立局勢，各自為政，占據著同等地位。書中多采取將人物傳記合在一起的形式并穿插詔書、奏章等史料以充實內容，給后世的史書撰寫和研究提供了正規的范本。
《三國志》記載了從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184年)到三國結束(280年)將近一百年的歷史，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雖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稱為"前四史"，卻跟《史記》《漢書》確立的一般正史規范并不相符。其所記載之史料較為翔實可靠，是研究三國歷史的重要文獻。書中，《魏書》居前，魏帝稱“帝”，其傳為“紀”，如曹操根據曹魏所上謚號，作《武帝紀》;《蜀書》《吳書》居后，蜀、吳之帝稱“主”，其傳為“傳”，如劉備、孫權去其帝號而作《先主傳》《吳主傳》。因其真實記錄了大量三國時期的史實，成為后世《三國志平話》《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的藍本，同時也在流傳到日本、朝鮮等國家后，成為當地人民了解中國歷史的來源之一。
作品概況
作者生平
陳壽（公元233年-297年），祖籍巴西安漢（今屬于四川省南充市），曾拜譙周為師，精通歷史學。
陳壽早先為蜀漢后主劉禪衛將軍主簿，后遷任觀閣令史等。期間因不愿攀附權貴，導致仕途受阻。蜀漢滅亡后，陳壽入晉朝首都洛陽市擔任著作郎，開始編史書。此后，陳壽在接觸到曹魏、孫吳的史料后，加之自己對蜀國的了解，歷經十年完成六十五卷的斷代史書《三國志》。
陳壽晚年因秉筆直書，遭到了西晉大臣的排擠和打壓，于西晉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病逝于洛陽市。除《三國志》外，還著有《古國論》《益都耆舊傳》《官司論》等。
書名由來
陳壽編纂完成之后將三本史書分開，直到北宋趙恒咸平年間，朝廷官方將《魏書》《蜀書》《吳書》合并為《三國志》。
內容簡介
作品特色
《三國志》文質辨洽，形式與內容、語言風格與歷史史實有機統一，并對史書文體進行創造性改革，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體形式。《三國志》善于敘事，文筆簡潔，當時人就稱陳壽有良史之才。
人物合傳，三國并立
《三國志》以人物傳記為載體，記述了曹魏、蜀漢、孫吳三個國家的各自歷史。書中大部分傳記以合傳形式存在，或是人物職位相當，或是互相之間有親屬聯系。例如《魏書》當中，鐘繇、華歆和王朗三個人是曹丕曹丕時期的“三公”，所以他們合在一個傳記里面。在人物合傳進行的同時，還連帶敘述了大量其他的人物。比如在《董卓傳》的記述當中帶敘了李傕和郭汜兩個人。除此之外，魏蜀吳三國歷史的記載可以相互補充。比如決定蜀漢生死的孫劉夷陵之戰，在《蜀書·先主傳》《吳主傳》《陸遜傳》當中都有相關敘述，并且可以互相作為補充。
《三國志》的撰寫改變了之前史學傳統紀傳體的寫作模式，另辟蹊徑，采取三國并立的模式記錄歷史，并以魏國為正統，創新記述的體例，多采取將人物傳記合在一起的形式，插入皇帝詔書、大臣奏議等文章內容，并在傳記的最后面加上“評曰”的總結形式。陳壽能夠在《三國志》當中把三個國家的歷史地位平等對待，合為一書，并且突破當時政治局勢的影響，既能對魏國正統政權統治地位保持尊重和確定，也兼顧了蜀漢和孫吳兩國家的歷史繼承，可以說是對史書紀傳體形式的又一次開拓和創新，為后來史書的編寫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借鑒。
春秋筆法，微言大義
陳壽在撰寫《三國志》時，綜合采用了各種史書所記載的史料，去掉不可靠的記載，然后進行整理、完善，統一為自己的一家之言。例如魏晉時期有一部《獻帝傳》在民間流傳，作者已不可考，真實性比較高，但是記載非常龐雜繁瑣，簡單的一件事用了幾十篇勸進表和固辭，占據了大量的篇幅，而陳壽則化繁為簡，只用了短短幾十字就簡明扼要地將漢魏禪讓的經過交代得非常清楚，同時也表彰了曹丕的功德。
《三國志》中《魏書》《蜀書》《吳書》的敘事風格各具特點。《魏書》比較宏大寬闊，內容更加廣泛豐富，涵蓋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蜀書》的敘事風格是簡單奇異，內容比較少，主要是因為當時的蜀國沒有專門修史的史官，史料比較匱乏。《吳書》的敘事風格是整齊劃一。最主要的是《吳書》的敘事內容比較齊全，大部分參考了東吳時期的韋曜編撰的官方史書《吳書》。從孫吳建立的基礎開始，到東吳的滅亡，從皇帝到臣子再到儒生等等，沒有省略的部分，都非常的整齊劃一。
陳壽在寫《三國志》過程中，不僅繼承了《史記》的紀傳體形式，也繼承了《史記》的一些語言特點。《三國志》使用了多種形式的言辭來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尤其君主形象的塑造最為成功。對于大部分以政治身份為主要身份的歷史人物而言，政治的特點會表露的很多，他們的性格特質都可以從相關的政治往來和人物言辭中體現。為了突出曹操和袁紹兩個人性格和角色上的不同，陳壽描寫了袁紹與曹操早年起兵討董卓時期的一段對話，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故意打破時間順序，以這段對話為起因，解釋袁紹戰敗而曹操取勝的最終結果。通過對話和語言表達可以看出，曹操和袁紹兩人在政治高度和政治智慧上的差別，還可以捕捉到兩個人形象內涵的明顯差異，曹操善于捕捉戰機，隨機應變，而袁紹則短謀不智，應變能力不足。
尊魏正統，補充代言
由于陳壽尊魏為正統，所以《三國志》的皇帝本紀只在《魏書》里出現，而《蜀書》和《吳書》沒有皇帝的本紀，都是以列傳的形式記載人物事跡。《魏書》的《武帝紀》《文帝紀》《明帝紀》《三少帝紀》，這是《三國志》中僅有的四篇本紀，分別記載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奐六個人的生平事跡。而《蜀書》中劉備只有《先主傳》，劉禪《后主傳》；《吳書》有《吳主傳》《三嗣主傳》分別記載大帝孫權、廢帝孫亮、景帝孫休和烏程侯孫皓的生平事跡。但陳壽尊魏為正統，只是名義上而已，實際上，魏、蜀、吳三國在《三國志》中都是獨立成書的，書中記載著三國成鼎立局勢，各自為政，占據著同等地位。
陳壽的《三國志》還遵循了之前歷史學發展中形成的代言傳統，有限的史料必然會與紀傳體史書的寫作產生沖突。記述歷史的史學家必須要發揮主觀創造力，以及有限的想象力，細化對部分情節的描寫，塑造的人物的形象更加立體和生動。陳壽編撰《三國志》的時間和當時發生故事的人物年代非常接近，所以說對于史學代言的傳統，《三國志》做到了很好的傳承，雖然沒有大篇幅的出現代言的現象，但是卻能夠直接體現史學大家對于歷史人物的真摯情感。
作品思想
倫理名教
《三國志》加入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名教觀念，包括維護封建倫理綱常、重視禮樂制度、推崇名與德等內容。陳壽作為西晉的大臣，深受傳統儒家思想觀念的熏陶，很自然地就在《三國志》的撰寫當中，表達了對儒家君臣觀念的極高尊重，在人物的形象描寫方式上也明確的體現了這種思想。
例如，在《魏書·崔琰傳》中記載，崔琰是曹操次子曹植的親屬，從親緣關系來講，應該支持自己的親戚繼承帝位，但是他卻維護淵源已久的嫡長子繼承制度，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主動擁護曹丕登大寶，就體現出了作者對于儒家君臣觀念的尊重和貫徹，以及陳壽對于儒家封建正統觀念的維護。
陳壽還在《三國志》的撰寫上體現了推崇孔子禮樂教化的思想，例如《魏書·袁渙傳》中記載袁渙不被當時的罪惡風俗侵襲，潔身自好，嚴格用儒家的禮樂觀念來規范自己，對此陳壽給予了高度的贊賞。
民本思想
陳壽在《三國志》的編撰當中也特別推崇以民為本的治國思想，同時也是對自己政治理想的書面表達，陳壽在《三國志》中的《鄧艾傳》記載，鄧艾在做地方刺史的時候給魏國皇帝曹叡提建議，要貫徹實施幫助社會大眾生活的富民思想，得到了陳壽的高度贊揚和肯定，鄧艾使民富足的思想主張是對儒家提倡用仁義來施政的思想的延伸和深化，是以德治民的正確典范。從陳壽的角度來看，推崇德治和仁政是非常成功的治國方法。
作品缺點
缺少典章制度
《三國志》只有紀、傳而無表（記錄王侯、百官世系）、志（記錄經濟、地理、職官、禮樂、律歷等），要了解三國時期典章制度，只能借助于《晉書》及《宋書》等其他史籍。
有失歷史事實
《三國志》記載司馬氏與曹魏斗爭，曲筆阿時，回護司馬。書中凡涉及司馬氏與曹魏矛盾與斗爭，大都歸咎德陽鄉主，而為司馬氏“隱惡溢美”，對晉朝最高統治者曲筆迎順，使一些歷史事實失去本來面目。
過于簡略
陳壽的《三國志》，歷代史家都欣賞其史筆，又都為其過于求簡而常有失漏感到遺憾。劉知幾在《史通·人物》中說《三國志》“網漏吞舟”。至劉宋，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彌補了這一缺陷。
裴松之注
裴松之，字世期，籍貫是河東聞喜（今屬山西省聞喜縣），南朝宋著名的史學家。祖父裴昧是光祿大夫，父親裴是正員外郎。裴松之八歲的時候，就精通《論語》和《毛詩》。博覽群書，生活樸素簡約。二十歲時拜殿中將軍。晉劉徹太元年間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年間擔任吳興故鄣的縣令，治理縣務頗有政績。之后做過中央尚書祠部郎、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通直常侍、南瑯邪太守等官職。元嘉十四年致仕，被拜為中散大夫、國子博士、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去世，時年八十歲。
陳壽在編纂《三國志》時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及其他環境因素所致，使得《三國志》文辭簡約，部分人物記載不足。南朝劉義隆在位期間，命時任史官裴松之注解和補充《三國志》。裴松之從“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個方面，對三國的史料進行歸納補充的同時，對史事、人物、史家、史書進行了史評。
第一，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充實了《三國志》的內容，將《三國志》中記載不詳之處，通過引注史書內容來補充完整，不僅包括人物事件，還涉及到文章、政令、制度以及少數民族的基本情況，包含了三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民生等各個方面的內容。據統計，裴松之在《三國志注》當中一共補充了三國人物115位，援引了《襄陽耆舊記》《英雄記》《續漢書》《吳書》《逸士傳》等內容。除此之外，裴松之還對《三國志》當中董卓遷都長安的歷史進行了補充，把董卓遷都長安焚燒洛陽市的全過程都記錄下來。
第二，裴松之不僅對《三國志》進行原文的遺漏補充。裴松之認為《三國志》最大的缺陷在于記載不全面，對于史上重要的相關人物、事件和詳細的經過有遺漏的地方。《三國志》中記載簡陋或記載不詳的人物或事件，還有未記載的人物事件都被裴松之補充到了《三國志注》中。比較經典的赤壁之戰在《三國志》原文只是對赤壁之戰的過程描寫詳細，但對于曹操敗走華容道之后的情節完全沒有提及。裴松之援引了《山陽公載記》的一段，補充了曹操在赤壁戰敗之后敗走華容道的事情，將曹操的人物形象刻畫的非常的生動，將曹操敗走華容道的狼狽模樣和成功逃走之后的得意之色描繪得豐滿生動。
第三，《三國志注》對于《三國志》廣泛采取不同文獻資料的記載。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廣泛引用魏晉撰寫三國歷史的各種史書材料，對這些材料進行整理考證和取舍，或者批改和進行謹慎的考證。對于陳壽《三國志》所記載人物事件的錯誤或者各家記載不同的地方羅列在一起，根據自己的史學家客觀的判斷采用合理的內容，去掉雜亂的、沒有依據的描寫。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裴松之根據自己掌握的史料來推斷歷史事實的錯誤之處，比如歷史人物的年齡、歷史人物經歷的人生軌跡、自己的見聞以及其他史書的記載。裴松之援引了郭沖之的敘述，講述了在《三國志》當中全無記載諸葛亮空城計，并根據諸葛亮與司馬懿的活動軌跡，否定了郭沖之的敘述，所以，裴松之推斷空城計之戰是史學家的虛構。
最后一點，裴松之加上了自己關于《三國志》當中歷史人物形象和事件的評價。裴松之作為劉宋的朝廷官員，本身的職責就是要總結歷史上帝王將相的經驗教訓，以供皇帝借鑒。在《三國志注》這部作品當中，裴松之就運用了自注自評的方法，對《三國志》中涉及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以及史家的評論進行自己的見解，以實錄和考證為基礎。比如裴松之不認同《三國志魏書》當中把荀彧、荀攸和賈詡安排在一起列傳的方法。他認為人物列傳應該以事類相從為原則進行合傳，賈詡才智有余、品德差勁而荀氏叔侄智謀和品德兩方面都具備，所以他在《三國志》正文的記載后面進行了自己的批注，表示這樣的分類方法不符合客觀態度。
易培基注
近代著名學者、教育家易培基先生所做的《三國志補注》是關于《三國志》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這部《三國志補注》是以明代西爽堂私人刻本《三國志》為藍本，并和其他版本的《三國志》進行對比校勘，補充了陳壽《三國志》的不足，又補充了裴松之《三國志注》的不足，本著匯集前人研究成果并附上暗語進行對比校勘注釋的初心，易培基先生花費和數十年的精力和心血，完成了工程巨大的《三國志補注》，為后世研究《三國志》的學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由于當時中國的政局傾覆，社會動蕩不安，《三國志補注》完成的非常艱辛。導致它的內容殘缺不全，最后是在藝文出版社和易培基先生的女兒易淑萍女士的共同努力之下，這本書才得以面世。《三國志補注》全書的精華在于版本校勘方面，與其他版本的三國志進行對比，并且和其他史書典籍中引用的選段進行對比校勘，在《三國志補注》這本書當中，易培基先生注解了大量的避諱字、異體字、通假字和古今字，以及指出了一些訛傳誤解的詞語，還有脫文和衍文的現象。在史實評述、論證和歷史學例子兩個方面展現了獨有的價值，以第三者的視角與讀者產生共鳴的方式，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評論和解釋了陳壽《三國志》的創作手法、人物和歷史事實。
作品評價
總體上，陳壽所著的《三國志》是中國歷史上地位較高的正史典籍，是研究三國歷史首要參考的資料，并對后世的史學研究和史書撰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關于陳壽所著《三國志》，大家褒貶不一，歷史上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三國志》剛剛成書的時候，晉朝皇帝和政府的高官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西晉著名的大臣張華撰寫《晉書》時就以《三國志》為榜樣，西晉皇室直接將《三國志》收藏進了府庫。
不過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不少人對于《三國志》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產生了懷疑。東晉著名的史學家習鑿齒認為，陳壽在《三國志》的撰寫當中存在“曲筆回護、尊魏抑蜀”的問題，所以他在《漢晉春秋》中記錄三國歷史的時候，以蜀漢為中原的正朔，反對曹魏政權。
劉宋著名的史官裴松之也對《三國志》的完整性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三國志》失之于略，記載的歷史事實有許多缺失的地方。所以在劉義隆的支持之下，裴松之撰寫了《三國志注》，補充了大量的史料。南宋的理學家朱熹也是采取肯定習鑿齒的觀點，尤其是他的《四庫全書綱目》發行之后，很多讀書人都唯朱熹的觀點馬首是瞻，否定陳壽《三國志》的尊魏態度。
后世影響
國內影響
陳壽的《三國志》對于國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史學研究方面，其傳承的紀傳體斷代史敘述方式，給后世的史書撰寫和研究提供了正規的范本，影響了中國二十四史的撰寫。其次，《三國志》也影響了后世的說唱文學和演義小說，包括宋元時期的《三國志平話》以及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傳播了三國歷史的故事，豐富了民間文學。
國際影響
陳壽的《三國志》不僅在國內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更是將自己的影響力傳播到了海外。國外受《三國志》影響最大的國家就是日本，日本人最早接觸到《三國志》是在日本奈良時代天平寶字四年（公元760年），當時有一部小說叫《藤氏家傳》中間有記述說——蘇我入鹿的暴政與董卓暴政很像。
20世紀初，當時的日本國民級作家吉川英治所寫的《三國志》小說，就是以陳壽的《三國志》和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為底本改編的，給日本民眾了解中國文化起到幫助作用，至今仍然是日本的學生必讀書目。
朝鮮也深受《三國志》的影響。朝鮮高麗朝的李榖（1298年——1351年）曾經閱讀過《三國志》，并且在自己的詩作《稼亭集》中寫有《詠史》二首，分別引用了三國蔣干和呂布的故事，還有朝鮮的士子金時習援引史料《三國志》和裴松之《三國志注》，寫成了一部《諸葛亮傳》。
不同版本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在后來的近2000年的時間里，曾經流傳過不少的版本，宋元明清四個朝代都有官方和私人印刷編修的版本。
早期版本
首先最初的就是《三國志》早期的手抄本，也就是陳壽本人的原作。西晉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陳壽在洛陽市病逝，當時的武威郡尚書郎上表請求皇帝采納收錄、刊行印發治書侍御史陳壽所著的《三國志》，可以用來勸誡教化。于是晉惠帝司馬衷下詔，命令河南省尹華澹和洛陽令張泓在家中抄寫陳壽的《三國志》，這是《三國志》寫成之后最早的流傳版本。在陳壽去世之后，世上至少有兩種版本，一種是陳壽的原稿，一種是官方要求傳抄的版本。傳抄版本完成之后，被送到了西晉的檔案府庫之中正式收藏，之后歷代的《三國志》版本都是以西晉官方政府傳鈔的版本為藍本的。而西晉的版本今天已經遺失。
北宋刊本
北宋咸平四年，趙恒下令國子監重新校勘印出《三國志》，這是宋代第一次對《三國志》進行再一次的校正和印刷。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三國志》版本已經成熟，并且被皇帝頒發賞賜給大臣。北宋仁宗趙禎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宋仁宗再一次詔官吏校正《三國志》。北宋校勘本的問世，基本上結束了史書抄寫形式流傳的歷史。隨著北宋新刊本的流傳，使得宋代之前的抄寫板本逐漸失去了作用。目前已經遺失。
南宋刊本
南宋建國之后，中國的印刷出版行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浙江省、福建省、四川省等地成為全國書籍出版的中心城市。在史書記載當中，四川出版行業有著名的“眉山七史”之稱，以出版《三國志》而出名。南宋中央朝廷除了官方刊印的新版本之外，還不斷地對北宋的舊版本進行校勘、翻印和修補。南宋版本的《三國志》主要有兩個版本系統——衢州市本和建刻本，均源于北宋監本《三國志》。衢州本因為是在南宋紹興地區重新勘印的，又被稱為紹興本。之后，南宋在趙擴（公元1195年——公元1224年）時期，由建陽區坊間私人刊印的《三國志》版本，是《三國志》早期的私人刻本，建刻本的避諱方面不如衢州本嚴格。目前已經遺失。
元代刊本
元朝中國的出版行業延續了宋代的繁榮，但是由于蒙古族的統治不重視漢文化，科舉制度荒廢，文人轉向雜居戲曲創作，人才凋零，所以導致《三國志》的刊印數量和質量都不如宋代優秀。現存元代刊本的《三國志》為八百六十八條。元代唯一一次對《三國志》進行刊印的刻本就是元朝大德年間池州路刻印的《三國志》版本，流傳的范圍不廣，而且錯誤百出。一般認為刊印的具體年份是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但是元朝三國志的刻本著錄比較混亂。目前已經遺失。
明代刊本
明代不僅有南北二京國子監刻印的《二十一史》，也有明末藏書家、出版家等私人刊印的版本。
明代官方政府修訂的《三國志》刻印版本就是著名的南監本和北監本。南監本的底本就是刻印衢州本的宋元兩朝修補三國志書版修補刷印，明朝嘉靖南監本《三國志》分為嘉靖和萬歷兩種，明萬歷南監本《三國志》的版本是明朝萬歷二十四年南京國子監本。而明代的北監本則是明代萬歷皇帝二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公元1595年到1606年）北京國子監的刊印版本。南監本源于宋元舊版本比較多，比北監本好。北監本錯誤百出，很多地方都忘記修改，受到學者的批評。
明代出現的《三國志》私人刻印的版本，其中明代萬歷年間吳中西爽堂刊印的《三國志》版本，得到了許多學者和藏書家的高度評價。明代天啟年間，陳仁錫也刊印了一版《三國志》，是明代私人刊印《三國志》版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崇禎元年到十七年，汲古閣主人毛晉用三十年完成了十七史的刊印，其中就有《三國志》。毛晉是明末清初江南藏書家中的名人，價值極高，流傳范圍很廣。今天依然存在
清代刊本
清代中國的出版行業發展到清代已經非常的繁榮，《三國志》的各種版本，包括抄寫本、刊印本、活字印刷本和重新翻印的舊版本多達十幾種，其中以清代中央朝廷的出版機構武英殿刊印的《三國志》宮廷版本為清代最重要、最著名的版本，不僅流傳最廣、而且影響最大。武英殿的版本刊印開始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吳興的劉氏嘉業堂影印的刊本《三國志》為晚清時期私人刻印的上等作品。
衍生作品
《三國志平話》
《三國志平話》這部《三國志》衍生的文學作品，其實是三國傳說故事中的集大成者。在此之前，中國民間社會就已經流傳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三國人物故事，主要是口頭流傳、非文字形式傳播。《三國志平話》并不是由一個作者完全憑借自己的力量而寫出來的，而是將歷代民間社會流傳下來的三國故事，放入到三國歷史的大背景當中，形成了一部按時間順序完整講述三國歷史的文學作品。以魏蜀吳三國之間的斗爭為歷史背景，將各國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統一起來描述，屬于典型適合普羅大眾的文藝作品，同時也傳達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忠義禮信等儒家信條。
這部文學作品顛覆了陳壽《三國志》的創作思想，以蜀漢一方的成敗興衰為重心，強調反對曹魏的中心思想，重點刻畫蜀漢英雄人物形象，將它們塑造成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傳奇人物。在內容上給予了后世小說《三國演義》創作者思路上的啟發和結構上的借鑒，并且人物故事情節都被后來的《三國演義》小說所承襲。
《三國志平話》在人物塑造方面傳承了《三國志》中人物性格特點的一面，在此基礎之上將人物形象刻畫的更加鮮明生動，貼近人民大眾，塑造成廣大百姓階層當中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拉近老百姓與三國人物之間的距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蜀漢人物出身平民階層，都代表正義一方。擁有漢朝皇室血統的劉備是賢良之君，諸葛亮是務農的莊稼漢。關羽和張飛都明顯帶有貼近平民大眾的性格氣質，張飛的性格和特點也體現了大眾階層想要建功立業、實現偉大理想抱負的愿望。
《三國志通俗演義》
元末明初，著名文學家羅貫中所創作的《三國演義》，實際上是三國題材演義小說最成功的作品，并且做到了將三國故事推廣到全社會的巨大影響。
《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主要創作來源是陳壽所寫的正史《三國志》、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和司馬光《資治通鑒》中的三國歷史部分，從中選取有史學價值、文化內涵和文學底蘊的精華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并且運用通俗化的語言表達出來，成為最貼近人民大眾，并展現中國社會生活全貌的文學作品。
同時，《三國志通俗演義》也吸收了《三國志平話》當中民間故事集合的部分，將其融入到本身的作品當中，形成有機統一的文學作品。這其中包括唐詩、宋詞、元曲當中引用的三國故事題材，也包括雜劇三國戲中的表演內容，這些都是羅貫中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思維啟發和情感來源。
衍生游戲
1985年，日本光榮制作的一款歷史策略類型的單機電腦游戲《三國志》，游戲是一整個系列，分為很多部分。游戲的主要內容是三國時期的真實人和歷史故事。這個系列中的每一部游戲都有不同的風格，都是對上一部游戲的升級完善，主要分為武將領域和君主領域兩大主題。作品以對三國歷史嚴謹的考究和生動的三國人物群像著稱。
參考資料 >
書人說書 · 微書評 | 弘揚傳統文化 重溫國學經典——品讀《三國志》.微信公眾平臺.2025-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