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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鑿齒（公元317年——384年，也有說法是公元325年——393年，或者公元328年——413年），表字彥威，是襄陽市（現今位于湖北省襄陽市）人。他是東晉時期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

習鑿齒少有志氣，發憤讀書，博學多聞，以能文著稱。他曾為東晉大將桓溫幕僚，升長史，后與桓溫意見不合，出任滎陽市知府。因腳疾，解職歸襄陽。以后又曾叫他回朝廷修輯國史。十六國時，前秦國王苻堅南下攻晉，陷襄陽，其時鑿齒在家閑居，苻堅素慕他的才學與名望，曾派車馬將他請去，遺贈頗多。不久，他假稱腳有病，仍電襄陽。鑿齒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晉朝著名佛教學者道安法師有至交。道安法師是般若學傳入我國初期影響最大的「本無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陽市住了十五年。鑿齒久聞道安法師的名聲，在道安法師率領僧眾開始即將到達襄陽時，就先致書通好。

習鑿齒對玄學、佛學和歷史學都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精湛的造詣。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逸人高士傳》以及《習鑿齒集》等。其中《襄陽耆舊記》是有影響的人物志之一。

人物生平

交游桓溫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氏。家族殷富興旺。世代為鄉里豪紳。習鑿齒年輕時就頗有志氣，博學多聞，以文章著稱。荊州刺史桓溫召為從事，江夏相袁喬十分器重他，多次在桓溫面前夸獎他的才干。

永和二年（346年）左右，桓溫升遷習鑿齒為西曹主簿，關系親密，待遇優厚。此后，習鑿齒多次升遷擔任別駕。桓溫出兵征戰，習鑿齒有時行軍有時留守，所任職務，常常處在機要之位，任職理事頗有功績，擅長寫書信論議，桓溫十分器重信任他。當時著名的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皆與習鑿齒交情深厚。后來習鑿齒奉桓溫之命出使至京師，時任丞相司馬昱（即后來的簡文帝）也十分敬重他。

滎陽太守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溫收復滎陽。當初，習鑿齒與兩位舅舅羅崇、羅友皆為州從事。及至習鑿齒遷職為長史，其職位在二位舅舅之上，習鑿齒多次為舅舅向桓溫陳請升職。桓溫到后來被習鑿齒激怒后，便提拔他的兩位舅舅相繼為襄陽市都督，卻任命習鑿齒為滎陽太守。

興寧元年（363年），滎陽又被前燕攻占。習鑿齒至遲在此前應已離職，返回襄陽。桓溫之弟桓秘也頗有才氣，素來與習鑿齒相好。習鑿齒免去郡守之職后返回襄陽，給桓秘寫信。信中追思諸葛亮、龐統、鄧攸、羊祜、崔鈞、徐庶等古人的風采，并與桓秘共勉。

閑居襄陽

東晉司馬丕興寧三年（365年），僧人釋道安來到襄陽。他俊逸善辯有高才，從北方到荊州市，與習鑿齒初次會見。習鑿齒說：“四海習鑿齒。”釋道安答道：“彌天釋道安。”當時人認為這是絕妙對句。（《晉書·習鑿齒傳》則作道安出上聯、鑿齒對答，此從《高僧傳》及《金樓子》）

當時桓溫圖謀篡位，習鑿齒閑居襄陽郡里，撰寫《漢晉春秋》裁定正逆來節制桓溫。該書起于漢光武帝，終止于司馬鄴，一共五十四卷。書中記述三國鼎立時，將蜀漢列為正統，至于曹魏，雖然上承漢朝皇位、下禪讓于晉，但仍為篡逆；并認為直到晉文帝平定譙蜀時，漢朝才算覆亡，而晉朝隨即興起；還引證司馬炎司馬炎有炎興之義、后主劉禪有禪讓之兆，這樣就宣明皇位是不能憑借強力奪取的。后來，習鑿齒因患腳病，成為里巷殘廢之人。

晚年病逝

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陽市被前秦苻堅占領。苻堅平素多聞習鑿齒的大名，便用轎子將習鑿齒與釋道安一起送到長安。相見后，與他交談，十分欣賞他。賜贈禮物非常豐厚。苻堅給各鎮的文書中說：“從前晉朝司馬氏平定吳國，利在獲得陸機、陸云二位才士；今日我平定漢南，所獲得僅僅是一個半人而已。”那半個人指的就是跛足的習鑿齒。不久習鑿齒因病返回襄陽。

太元九年（384年）四月，襄陽、鄧州市回歸東晉。晉廷打算征召習鑿齒，讓他主管撰寫國史。不久（一說即同年十月），習鑿齒病死，此事便告中止。習鑿齒臨終前，還留下遺疏一件，詳細論述晉承漢正統的問題。

主要成就

史學

尊漢正統

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敘評三國史時，以蜀漢為正統，以曹魏為篡逆，并認為晉雖受魏禪（公元265年司馬炎代魏稱帝），但應繼承漢，即認為晉越魏而繼漢，否則晉朝國統不正。在臨終前又作《晉承漢統論》上疏晉帝，系統地闡述了關于晉承漢統的思想，形成了一種新的封建正統史觀。

最初，西晉陳壽做《三國志》，尊曹魏為正統，應其直承東漢。但習鑿齒則改尊蜀漢為正統。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又消極地承認了曹魏的正統性，而南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復挑起二者孰為正統之大討論，并成功地一改舊制，尊蜀漢為正統。這種歷史學觀一直綿延數百年，在《三國演義》里達到了一個巔峰。所以，蜀漢君臣同祀，共享千秋香火，實在應該感謝習鑿齒。

習鑿齒這種正統的政治歷史觀，不僅直接影響了三國故事在民間的流傳及《三國演義》，而且對中國史學和文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朝榜眼張春說：“（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謂晉雖受魏禪而必以承漢為正，此乃千古綱常之大論也。”《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則總結三國正統之爭，說：“其書（《三國志》）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

以史為用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肯定國家民族的統一，主張積極進取的人生精神。有學者分析稱，習鑿齒把歷史學看作是政治學，認為史學的任務就是臧否歷史，其功用就是提供鑒戒。而習鑿齒進行史學研究的方法，一是用儒家的仁義批評歷史，二是“原始要終”見微察著。

秉筆直書

對于魏晉禪代等史事，自王沈《魏書》即多用曲筆，尤其是回護司馬氏，而由于司馬氏承魏正統，又為曹魏回護。習鑿齒則秉筆直書，在《漢晉春秋》中對死諸葛走活司馬懿、司馬昭弒君等事多有揭露，得到劉知幾贊譽。然而，習鑿齒有時過于強調政治性，以主觀的利益裁割客觀的事實，“以今觀古”，仍難免出現記載失實的情況。

考證孔明

習鑿齒對諸葛亮深懷敬仰之情。他曾專程去襄陽市城西的隆中憑吊過孔明故宅，并撰寫了《諸葛武侯宅銘》，其中記載了孔明舊居的情景，并論述了諸葛亮志在中興漢室，追求統一大業的功績，贊佩諸葛亮公正無私、執法嚴明、鞠躬盡、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風。而習鑿齒對于孔明古宅地點的記載，也成為后世襄陽與南陽郡爭奪孔明“躬耕地”時爭論的話題。此外，在《漢晉春秋》中，習鑿齒收入了《后出師表》，因此對后來考證《后出師表》的真偽，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在成都武侯祠，近代人鐘瀚因習鑿齒對諸葛亮研究的貢獻，寫下了這樣一副對聯：“異代相知習鑿齒；千秋同祀武鄉侯。”

保存史料

習鑿齒所撰《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等書，保存了有關漢晉史實、襄陽及湖北地區的不少史料。不過，《襄陽耆舊記》由于含有一定個人創作的成分，其史料價值也受到一定的質疑。

文學

習鑿齒年輕時即以擅長文學而聞名。有研究者認為他撰寫的《襄陽耆舊記》，史傳特征并不突出，而具備較為明顯的小說品格。該書著重于人物的個性風貌，多選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人物自身的典型言行來展現人物的獨特個性、品行，并且善于設置場景，將言行置于設定的場景中加以表現，且強調美化人物。這些特征，體現出漢魏六朝雜傳創作中普遍的小說化傾向，而該傾向對于唐代傳奇小說的興起、繁榮有重要影響。

此外，習鑿齒還有詩文、聯語傳世，詳見“個人作品”。

佛學

習鑿齒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東晉著名佛教學者道安法師有至交。道安法師是般若學傳入中國初期影響最大的“本無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陽市住了十五年。習鑿齒久聞道安法師的名聲，在道安法師率領僧眾開始即將到達襄陽時，就先致書通好。（見《弘明集》卷十二《與釋道安書》）在信中，習鑿齒表達了他本人以及襄陽僧俗對道安的崇敬和期待的心情，崇敬之情，溢於言表。鑿齒在信中還對肅祖司馬紹（司馬紹）倡興佛教給予了高度贊揚，表明了自己對先行上世者未悟“真丹”的憾惜之情，也對明帝以來“始欽斯道”深表欣慰。

道安法師到達襄陽后，鑿齒便盡地主之情，對其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護。”二人往來不斷，相磋佛經妙義。鑿齒又向他的好友謝安推薦道安法師，說道安法師不僅博通內外群書，于“佛經妙義，故所游刃”，“遠勝非常道士”，“乃是吾由來所未見。”二人對佛教義理皆有深研，甚為投機。（《高僧傳》卷五）

個人作品

著作

《漢晉春秋》

《漢晉春秋》五十四卷，《隋書·經籍志》作四十七卷。該書上起東漢劉秀，下迄晉朝司馬鄴，記了近三百年的史事。篇幅浩繁、內容豐富，涉獵廣泛，歷史和文化影響深遠。

《襄陽耆舊記》

《襄陽耆舊記》，又稱“襄陽耆舊傳”，一般認為“襄陽記”是其簡稱。卷數存在爭議，一般認為共五卷。其內容主要是襄陽市人物的事跡、襄陽地區的山川城邑。該書既可被視作掌故之書，又可謂方志之作，其中保存了襄陽乃至湖北地區在自然環境、社會、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豐富史料，也為此后地記的寫作樹立了范本。

《逸人高士傳》

《逸人高士傳》《舊唐書·經籍志》有著錄，共八卷，后散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存其殘文一節，文字略異。

《習鑿齒集》

《習鑿齒集》原有五卷，后散佚。嚴可均據諸書錄得習文二十余節，載于《全晉文》中。

文章

詩銘

家族成員

另據《魏書》《北史》，習辟強曾收留王慧龍，并和王慧龍等一起謀劃舉兵奪取荊州市，后計劃流產。

軼事典故

野心異志

桓溫有野心異志。將蜀地一位通曉天文術數的占星人請來，夜里握住他的手詢問國家命運氣數的長短。桓溫對占星人的回答不滿意，過了一天，送給星人絹一匹，錢五千文。占星人便急忙找到習鑿齒，請他幫忙料理后事。習鑿齒問其緣故，占星人說：“齊桓公賜絹一匹，是讓小人自縊，給錢五千，是置辦棺材之費。”習鑿齒說：“足下差一點因誤會而死！足下曾聽說過干知星官有不殺之義嗎？桓公這是用絲絹跟足下開個玩笑，賜錢是供路途費用。這是讓足下離開回鄉而已。”星人大喜，第二天天一亮就去辭別桓溫。桓溫詢問離去的本意，星人以習鑿齒之言作答。桓溫笑道：“習鑿齒擔心足下因誤解而死，足下倒是因誤解而得生。然而這真是三十年白讀儒書，不如一問習主簿。”

回敬孫綽

晉代一位著名大儒孫綽造訪桓溫，此時習鑿齒與他還不曾相識。于是，桓溫便讓他們兩人在家中相見交談。孫綽本性通達率真，喜歡開玩笑，開口便說：“蠢爾蠻荊，大邦為？”這是《詩經·小雅·采》中的句子，原是指周天子警告蠢蠢欲動的荊州蠻族，要他們不可與中原大國作對。而習鑿齒恰好是湖北襄陽人，襄陽在古代屬于“蠻荊”之地。孫興公引用這兩句詩，是對初次見面的習鑿齒，開了一個善意而又帶嘲諷的玩笑。然而，習鑿齒更是飽學之士，便也毫不示弱，立即回送一句：“薄伐，至于大原。”這則是《詩經·小雅·六月》中的詩句。“大原”即“太原市”，“玁狁”則是周代北方的民族，曾被周天子下令討伐，被驅趕到山西太原一帶，而孫綽恰好原籍山西太原。習鑿齒移用涉及孫綽祖籍的詩句，也巧妙地笑諷回敬了孫綽。

又有一次，習鑿齒與孫綽同行。孫綽走在前面，回頭對習鑿齒說：“被沙石沖洗淘汰，瓦石就落在了后面。”習鑿齒說：“被簸箕簸揚，糠就飄在了前面。”

人物評價

總評

作為歷史文化名人，習鑿齒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曾獲當軸青睞或高官厚祿，而在于其對中國歷史學和文化領域的巨大貢獻，以及剛正不阿的精神情操。

歷代評價

桓溫：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苻堅：①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②安公一人，鑿齒半人也。

劉義慶等《世說新語》：①習鑿齒史才不常。②于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慧皎：時襄陽市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

房玄齡①風期俊邁。②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辭綜理。王雅才，虞慚惇史。干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習鑿齒、俆廣等）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敢。而朱友恭跡淪寇壤，逡巡于偽國。

劉知幾：至習鑒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

張子容：土地窮甌越，風光肇建寅；插桃銷瘴，移竹近階。半是吳風俗，仍為楚歲時；更逢習鑿齒，言在漢川湄。（《樂城歲月贈孟浩然》，一作王維詩）

習鑿齒多才多藝，少有志氣。

人物爭議

生卒年份

習鑿齒的生年，史料沒有明確記載。學界傾向于認為習鑿齒生年在司馬睿建武元年（317年）左右，而依據這個時間推算，習鑿齒轉任主簿時（永和二年左右，346年），大致二十九、三十歲，而這與《世說新語》的記載可以符吻合。關于卒年，《建康實錄》記載習鑿齒卒于太元九年（384年）冬十月，這可以和《晉書》記載的習鑿齒于襄陽市被收復（太元九年四月）后不久去世可以相吻合。這樣，習鑿齒大約享年六十七八歲。

也有學者依據習鑿齒的《襄陽耆舊記》記載朱序在太元十八年（393年）去世（一作十九年，394年），對《晉書》的記載提出了修正。《校補襄陽耆舊記》一書的作者黃惠賢曾持此說，但后因《建康實錄》等相關內容的披露，懷疑自己所依據的“心齋十種本”《襄陽耆舊記》的殘本中關于朱序卒年的記載是后人補錄而非習鑿齒原作，放棄了這種說法。

習鑿齒生于晉成帝咸和三年（328年）、卒于司馬德宗義熙九年（413年）的說法，出自江西新余《梅田習氏族譜》。但該族譜的刻印時間在清乾隆，內容與唐前典籍相矛盾，故反對者頗多，而認同該《族譜》者考信的史料也僅僅上溯到明代。不過，《晉書》因其尚文采、欠篤實，故也不可盡信，仍需進一步考證。

晚年經歷

與習鑿齒卒年爭議聯系在一起的，是習鑿齒晚年經歷、尤其是隱居地點的爭議。《晉書》《建康實錄》記載習鑿齒終老于襄陽市，而《族譜》稱習鑿齒晚年前往江西新余梅田隱居，并安葬在那里。有研究者采信《族譜》。反對觀點則認為：若隱逸，襄陽的隱逸環境和文化都較江西白梅好得多；習鑿齒被苻堅視為國器，離開襄陽和進入東晉都非易事；江西省習氏族譜有關習鑿齒為避苻堅所逼而遁隱江西新余白梅的記載漏洞百出，而這些材料的形成原因是白梅于明代出了兩位習氏顯宦，在循例修族譜時攀附先賢；至于分宜習鑿齒墓，應該是習氏族人祭祀習鑿齒的衣冠冢。兩派意見曾正面交鋒。

任職地點

據《晉書》記載，習鑿齒曾被任命為滎陽市知府。《隋書·經籍志》在著錄習鑿齒作品時，也注明是滎陽太守。不過，《元和姓纂》則作衡陽市太守，清末也有人支持衡陽說。經學者考證，“衡陽說”之所以產生，是由于一些人并不清楚晉王朝在當時曾收復滎陽的史實，而滎陽說則應該是正確的。

治史不謹

習鑿齒治史不嚴謹，受到詬病。

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一方面大量引用習鑿齒《漢晉春秋》的內容并予以肯定，另一面也多有質疑。《高貴鄉公傳》中，既稱贊習鑿齒敘述司馬昭弒君之事“差有次第”，將其記載列于諸書之前，又認為習鑿齒記載的曹髦葬禮過簡，是誹謗司馬氏之言，與史實不符；《王凌傳》中，懷疑《漢晉春秋》所記載的王廣對王凌所說的話是習鑿齒自己編造的。在《董允傳》中，引用了《襄陽耆舊記》中所謂董恢教費祎對孫權語后，又說到此處與《漢晉春秋》說法不同，懷疑他治史不審慎。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一方面稱贊習鑿齒能夠秉筆直書，一方面也批評他治史不嚴謹，將文學性強、不可據信的內容收入史籍中，貽誤后人。

當代學者對習鑿齒著述的史料價值也有質疑。例如，《襄陽耆舊記》中含有一定個人創作的成分，這種“個人創作”與作品本身作為“郡國之書”、“雜傳”的性質，有一定關系。也有觀點認為，《漢晉春秋》等作品的失實之處，也與習鑿齒過于強調歷史學的政治性有關。

參考資料 >

習鑿齒東晉著名史學家、文學家.歷史記.2024-03-25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意思出處及全文賞析.學習力.202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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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鑿齒(東晉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讀歷史.2024-03-25

高僧傳卷第五(義解二).國學導航.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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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實錄（卷八）.殆知閣.2018-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