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是門第和閥閱的合稱，又被稱為“閥閱世家”。是中國歷史上一種特殊的社會階層，他們在政治上累世為官；在經濟上擁有大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
兩漢時期的累世公卿的顯赫家族是門閥士族的起源，黃初元年（公元220年），九品中正制確立，國家選拔官吏只看家世出身，導致門閥士族壟斷了政府的重要官職。他們通過大族之間互相聯姻，在統治階級內部構成了一個門閥貴族階層，并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特權制度，即"門閥政治"。司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占田令頒行，門閥士族相繼取得了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標志著這一階層的形成。到東晉南朝時門閥士族的影響達到了頂峰。南北朝時期，農民起義的發生與統治者的有意削弱，南北方士族相繼開始衰落。隋唐時，統治者通過科舉選士與《士族志》等的編修等手段打壓士族，門閥士族逐漸走向消亡。
北方士族重視宗族關系，積極參與政治；南方士族宗族關系淡泊，從政意識淡泊。門閥士族把持朝政，造成了皇權的分化，影響了人才的流動。經濟上，士族南遷促進了南方經濟的開發。后期門閥士族政治上的失意，轉化為思想文化的開發，促進了思想解放和文學藝術發展。田余慶評價"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也是皇權與士族勢力的平衡。"門閥士族中較為出名的有瑯琊[yá]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等。
名稱含義
門閥，中國古代達官貴人家的大門外有兩根柱子，左邊的叫“閥”，右邊的叫“閱”，經常用來榜貼本戶的功狀，閥、閱成了做官人家的一種標志，因此，封建社會里世代為官的人家，又稱閥閱、門閥士族或世家大族。
產生背景
社會
門閥制度源于兩漢以來的地方大姓勢力，這種地方勢力是在宗族鄉里基礎上發育滋長起來的，具有古老的農村結構根源。地方大姓這類宗族團體以血緣為紐帶，內部關系十分緊密，勢力相當強大，帶有很強的地方色彩。
東漢后期，名士的活動對于當時政治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對于選舉則幾乎起決定性的作用。儒家所提倡的倫理秩序為由內向外、由親及疏的擴展，將起點放在作為一個家庭成員的道德行為上，然后推及鄉黨。因此考察一個人的道德行為，其宗族鄉黨（包括師友）的評論，即所謂“鄉論”，是最有權威性的。太守辟舉屬僚、舉薦秀孝，都必須考慮和依據鄉論，而主持鄉里清議即操縱鄉論的，往往是地方大姓中的名士。
經濟
隨著秦漢土地私有化的發展，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地主階級手中。至西漢中期劉徹時期，漢代田莊已初現端倪。《漢書·汲黯傳》和《田傳》所記載的“田園”，實際都是田莊。到西漢后期，田莊得到進一步發展。
東漢時期，地方豪族為了保住自己和家族的財產和社會地位，他們比宗室地主和軍功地主更加注意對土地的控制和管理，更加精通農業以及與農業相關的畜牧業、手工業乃至商業的知識。隨著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他們的管理經驗不斷完善和系統化，出現了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莊園以大土地所有制為基礎，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園藝、手工業，形成“有求必給”，“閉門成市”的自給自足經濟體系。同時，勞動者主要是由奴隸逐漸轉化為農奴的“童隸”，具有較強的人身依附關系。莊園兼營高利貸和少量的商業活動，并為鞏固和進一步擴大莊園經濟服務。東漢豪族就是在莊園經濟的基礎上，以土地私有對抗土地國有，以大量蔭庇徒附來對抗政府強化對編戶的控制，以相對獨立來對抗中央集權，其勢力逐步由“武斷鄉曲”，而發展到左右朝政，為門閥制度的形成，創造了條件，開辟了通途。
文化
自西漢劉徹獨尊儒術，尤其是劉奭以后，經學興盛，著名儒者世以傳經為業。在東漢時期，一些家族出現了世代專門研究一種經典的現象，比如桓氏等。同時，一些高官也以傳授經典為標榜，以提高家族的地位和聲望。他們的教學范圍廣泛，包括皇室、京師太學以及地方州郡，因此許多官員都出自他們的門下。學生以弟子自居，弟子的弟子則被稱為門生。這樣，就在大小官吏的上下級關系之上，增加了一層師生之間的關系。同時，這些授業經師與弟子、門生也往往具有薦主與故吏的雙重關系。他們的弟子數量往往數百甚至數千人。通過學習經學進入官場，從而形成了一些世代貴族的家族。
歷史沿革
形成
門閥士族萌芽
在西漢，察舉制度導致了少數世祿家族的興起；然而，東漢時期的察舉制度則催生了一系列門閥世族。這是因為東漢時期的選拔士人依據的是“論族姓閥閱”，實際上，權力的掌握在那些有名望的大家族手中。到了東漢后期，地主世家相互吹噓，自我宣傳，極為盛行。“鄉里的名譽”、“時人的評價”、“天下的稱贊”，構成了統治階級“公眾輿論”。這種“公眾輿論”的好壞決定了被評價者的前途，因此，掌握“公眾輿論”的世家大族擁有巨大的權威。所謂的人物評價，實際上是世家大族依據經濟和政治實力，將被評價者劃分為不同的等級，然后按照等級享有做官的權利。由于東漢時期的世家地主控制了詔舉、歲舉等所有進入官場的途徑，因此權力相對集中在少數世家大族手中，從而形成了門閥。
門閥士族形成
黃初元年（公元220），曹丕稱帝后，吏部尚書陳群制定了九品中正法作為新的選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度下選官主要依靠“德才、家世”，中正官一職常被世家大族所把控，故德才在選拔的標準之中被忽視，家世變得愈發重要甚至成了唯一的標準。到了晉朝初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門閥士族獲得了在政治上的特權。
司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晉統一，下令實施占田法。《戶調式》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固定了門閥士族在占有田地、蔭親屬賓客上的特權。根據這項制度，西晉的各級官員按照他們自身的官階的高低可以占有一定數額的土地，一二品官為最高可以占有田地五十頃，從上至下遞減到最低級的九品官可以占有十頃。九品中正制下，士族的官位具有實際的世襲性，也保證了他們經濟特權的世襲性。同時，在《戶調式》中明確規定了官員的蔭族權力，即使士人子孫不在為官也依舊可以獲得蔭的權力，只要祖先是士那么子孫依舊是士族。晉朝時期，門閥正式形成。
鼎盛
成為重要政治力量
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時，東海王司馬越并不具備皇室近親的名號，號召力有限，只得求助于世家大族，希望利用他們的力量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在這種政治結合下，司馬越以宗室名號和地位向瑯琊王氏家族提供了官位；瑯琊王氏則為司馬越網羅名士，助長其聲勢。在當時得到了較多世家大族的支持，一時之間東海王司馬越府被稱之為“多名士，一時俊異”。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九月，瑯琊王司馬睿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同瑯琊王氏的王導渡江南下，前往建鄴，司馬睿此舉也開啟了東晉立足江南的局面。同時，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司馬越病死，北方在劉淵、石勒等胡族攻擊下局勢更加混亂。
門閥士族把持政權
建興五年（公元317年）西晉滅亡，南方的司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重建晉朝，稱為東晉。東晉政權是司馬氏皇權和以王、庾、桓、謝諸大姓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江南吳姓士族的聯合專政，其中江南吳姓士族處于非主流地位，門閥士族的勢力比肩甚至超過皇權，連皇帝也要依賴士族的支持，門閥政治也在東晉達到鼎盛。東晉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這種聯合專政的政治格局持續了一個世紀。在東晉時期，門閥士族在政治上壟斷政權；在經濟上占有土地山澤；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門閥士族們重視家譜的編修，講究淵源，將其作為享有特權的憑證。
東晉初年，王敦與王導掌握了東晉軍事與政治實權，王導輔佐司馬睿進行朝政改革，治理內政。而王敦則在外征伐，平定叛亂，使東晉的統治范圍擴大到長江中游。司馬紹太寧二年（324年），王敦準備第二次東下，奪取建康，意圖廢明帝立東海王，但在途中病死。晉成帝即位（325年），由于帝王年幼，王導、郗鑒與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遺詔輔政。而庾亮妹妹庾后臨朝稱制，庾亮地位迅速上升，庾氏崛起。
永和政局，由中樞司馬昱、殷浩和上游方鎮桓溫構成，中樞為名士清談集團，上游桓溫繼承了庾氏兄弟長期經營的荊、梁等八州廣大地區。永和十年（354年），桓溫以殷浩出師敗績為由，逼迫朝廷廢殷浩為庶人。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溫第一次北伐，出師順利，軍至灞[bà]上。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溫第二次北伐，大敗羌帥。桓溫聲望大增，但未能插手中樞政權。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第三次北伐，敗于枋頭，但取得徐、豫二州，掃清進入建康的障礙，掌握中樞權柄。
衰落
南方門閥的衰落
東晉末年孫恩、盧循起義，大批士族被殺，失去大量田園，別墅被付之一炬，且有大量的奴婢和佃客參加起義，門閥士族勢力損失重大。東晉軍隊北府兵主將謝琰被殺，寒門出身的宋武帝等人控制了北府軍，士族喪失了對軍隊的領導權。
南朝后，門閥士族以不涉及實務為“清流”，按照才能辦事為“濁流”。所謂清濁在漢代用以分別善惡或君子、小人。東晉以后，士族與寒門的界限基本凝固，只有極少數的寒門能夠上升為士族；士族在發展中也有分化，如清河崔氏門第高于博陵崔氏，瑯邪王氏后裔的門第也有高下之別。西晉以后，清濁之分即士庶之別，官職亦以此為準，凡是士族做的官就是清官，寒人做的官則是濁官。南北朝評定門第標準是婚與宦，“宦”不是完全看他自己及其家族所任官職之高卑，重要的倒是在于所任官職特別是出身官的清濁。當時在品級高低和位望清濁之間有時不甚一致，即有品高而較濁者，也有品低而較清者，在這種情況下，士族通常寧可選擇清官。南朝后期自蕭衍建立九品十八班制后清濁之分更為顯著，士族也基本只任清官。皇權對士族則采取壓抑政策，雖授高官卻不給予實權。當時士族子弟甚至有“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如何則秘書（郎）”的說法，僅憑門第即可獲得清要官職。
士族將軍事視為恥辱，鄙薄實際指揮打仗的中下級軍職，不任武事已成習俗，即使擔任軍職，也不問軍中庶務。而寒門庶族之人，由于仕途被門閥士族所把持，所以，他們往往走軍功發跡的道路，軍權逐步被庶族出身的將領所掌控。蕭賾稱門閥士族是“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在侯景之亂中，侯景攻破建康，焚燒了大量藏書，文人學士飽受戰亂之苦，庾肩吾、謝舉、任孝恭等著名學者都在戰亂中喪命。南朝文化遭到重大損失。并且侯景直指高門士族，搶掠其妻兒錢財，并進行殘酷屠殺，高門士族損失慘重。而庶族地主政治地位上升，經濟、軍事實力增強，在南梁逐漸形成了“寒人掌機要”的局面，
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軍攻陷江陵城，魏軍攻陷江陵后，再次焚燒藏書，自東晉以來歷代搜集著述的典籍，幾乎盡毀于之前的侯景之亂和此次的江陵之變。大批士族被殺。江陵的陷落是南朝士族繼侯景之亂，再一次遭到的毀滅性打擊，兩次戰亂導致門閥在南朝的衰落。
北方門閥的衰落
北朝門閥衰落較之南朝稍遲一些。北朝時期，鮮卑貴族與漢族高門并立，二者時常發生爭吵。北魏孝文帝統治時期，頒布了區別姓族的標準，北朝門閥制度得到強化。神二年（429年），拓跋燾授命崔浩與鄧淵之子中書侍郎鄧穎及中書侍郎高允等續修《國記》。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領導眾人修成《國記》三十卷。書成后，崔浩在著作令史閔湛、郗標勸說下，太子拓跋晃的支持下，召集工匠，將《國記》刻于石碑之上，列于路，引人駐足討論，鮮卑族官宦子弟告崔浩居心不良。六月，拓跋燾對崔浩做出了嚴厲的判決，將崔浩一門及同宗的清河崔氏，無論枝系遠近男女老幼一律問斬；凡與崔氏有姻親的家族，也全部族誅；此外，崔浩的僚屬乃至僮吏仆役全部賜死。如果不是朝臣高允的極力抗爭，喪生于此案的人當有數千口之多。北方士族在這場變故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周滅北齊之后沒多久，又被隋政權取代。隋政權采取了遷徙、禁止內婚和取消起家清望官特權的措施，這些措施切斷了士族與地方政權的聯系途徑。這些措施導致了山東士族的逐漸衰落。并且隋朝進行了有效的戶籍檢查，從豪強手中奪回了許多編戶，打擊了豪強。楊堅統治時綜合周齊之制，在政治上削弱士族。北方士族經過北朝后期和隋代，逐漸走向衰落。隋末農民起義對山東士族進行殺戮，對山東士族的社會地位造成了重大傷害。政治、經濟等一系列打擊決定了北方門閥的衰落命運。
消亡
隋唐時期，廢除了九品中正制而推行以個人文化水平考試為依據的科舉制，“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打破了魏晉以來門閥在政治上的壟斷地位。科舉制的實施使門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過考試參加到政權中來，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礎九品中正制。經濟上，隋唐施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禁止了世家大族無限制的占有田地和買賣土地，抑制了土地兼并的發展，門閥士族的經濟特權被削弱。
李世民時期，在確保關隴集團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注意吸收山東、南方的士族和庶族寒門人士參政，以拉攏山東、江南人士，穩定統治。唐太宗命人編修《士族志》，將原先一等的山東士族崔、盧、李、鄭等降為第三等，列皇族為第一等，達到了打壓山東士族的目的。除此之外，還下禁婚令。宰相李義府因為自己的兒子向山東士族求婚未果，開始奏請李治禁婚，于是唐高宗下禁婚令，北魏隴西李寶、太原市王瓊、滎陽市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等七姓十家，被禁止自由婚配。該詔令是中央政府準備使用強制權力來打破士族的內部聯姻。但是崇尚門第的社會風氣仍然根深蒂固，《氏族志》并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助長了崔、盧、王等山東舊士族自恃族望、不愿與他人婚配的風氣。例如，晉陽大房的王慶祚[zuò]娶了清河小房崔玄弼之女，盡管李世民嚴禁與山東士族締結婚姻，但像魏徵、房玄齡等大臣仍熱衷與士族聯姻，導致山東士族舊望不減。
在李治時期，由于反對武則天，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為代表的舊士族遭到打擊，一大批庶族地主被提拔任用。武后掌權篡唐后，進一步打擊舊士族勢力，這一階段，關隴士族受到打擊，山東士族則相對穩定。但是，之前在修訂《氏族志》時，武氏被排除在一等之外，還有一些庶族官員地位較低，也被排除在士流之外。因此，唐高宗便修訂了《氏族志》，更名為《姓氏錄》。《姓氏錄》將武氏列為第一等，并讓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員，無論出身，都晉升為士族。同時，老牌士族子弟擔任六品以下官員的，被排除在士族之外。其完全以官員品級的高低為標準，不再提倡門第，提高了出身低微官員的地位，打擊了門閥士族。到了武則天當政時期，為了鞏固統治，打擊關隴世族，積極吸收大量的庶族地主參加政權。除此之外，此時的一些世家大族還陷入了貧困境況，如出身清河崔氏的崔慎在未入仕之前極為貧困。士族失去了政治、經濟上的特權，為了保持昔日的地位，放下門第觀念，通過科舉考試入仕。到李隆基統治時，政治上，科舉幾乎是唯一的入仕途徑；經濟上，貴族官僚也很少存在和一般地主不同的特點。
盡管在隋末農民起義的沖擊下，世族門閥并未被徹底摧毀，反而適應了社會和政治的變革，得以在朝代更迭中存續下來。安史之亂后，他們依然保持著政治優勢，能夠世代出仕朝廷，同時在中央政府和藩鎮幕府中壟斷高位。然而，以黃巢為首的唐末農民大起義，對世族造成了致命的一擊。黃巢率領的農民起義軍轉戰南北，四處打擊并消滅了世族集團的勢力，幾乎摧毀了所有門閥世族的地位和影響力。這次起義不僅動搖了李唐王朝的統治，也徹底消除了門閥的存在。
特點
宗族關系
宗族上，北方士族重視同姓，宗族、鄉里和家族關系比南方更為密切。北方郡姓在魏晉時，不受重視，大都沒有提升到士族地位，仍是地方豪強，在宗族鄉里間擁有較大的勢力。拓跋魏占領河北省后，北方豪強組織武裝進行反抗，拓跋政權建立后，只能通過宗族首領來進行對人民的統治。這些地方豪強在拓跋宏分別氏姓高低，仿照南朝確立士庶區別時便成為郡姓。北方郡姓是自塢主，宗主一脈相承，他們在本地有較穩固的基礎。
南方士族的宗族緊密性較差，少有組織武裝反抗的事發生。南方士族在基本上是繼承魏晉舊門，從宗族中分化已久，缺乏雄厚的宗族基礎。加上大量僑人的遷入，原有士族的力量受到制約。人口流動加強，宗族和鄉里組織被削弱。
政治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主要有以下特點：士族壟斷仕進：士族地主通過門資為選拔官員的基本標準，壟斷了官員的選拔和任命權；以門資為選拔官員的基本標準：士族地主通過門資來確定一個人是否有資格擔任官員，而不是僅僅依靠個人能力和才華；士族地主控制全國官員任命權：士族地主擁有控制全國官員任命權的特權，可以任命自己的家族成員或親信擔任高官顯職；世官世祿制度：士族地主的子孫可以世代擔任高官顯職，形成了世官世祿制度，使得士族地主的地位和特權得以延續；合法的私人武裝：士族地主具有合法的私人武裝，這使得他們在地方上擁有一定的軍事力量和影響力；合法蔭客之權：士族地主可以合法地蔭襲官職給自己的子孫，以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
唐朝時期，門閥地主的特點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唐朝發展了科舉制度，使其成為選拔官員的重要途徑。這使得士族地主不能再完全依靠門資來選拔官員，而是需要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有才華的人才；唐朝實行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國家政權更加集中。這導致士族地主在政治上的影響力相對減弱。
婚嫁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士族婚姻習俗發生了變化。在當時，士族之間的婚姻通常是在自己的身份等級內進行，也就是所謂的“身份內婚制”或“等級內婚制”。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習俗逐漸變得不那么嚴格。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士庶通婚現象依然存在。然而，到了東晉時期，門閥制度更加嚴格，士、庶之間的地位差距更加懸殊，士族間等級內婚姻變得更加壁壘森嚴。
此外，門閥士族還有“國婚”習俗，即皇室與門閥士族之間的婚姻聯姻。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室大多與門閥士族聯姻。然而，到了東晉時期，門閥士族對于“國婚”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不再像以前那樣傾慕“國婚”。這表明門閥士族已經掌握了強大的政治權力，擁有了雄厚的物質財富，占據了崇高的社會地位，不再需要通過“國婚”來擴大勢力或尋找靠山。
文學
唐之前的士族文化追求主要集中在經學上。魏晉以來,玄學逐漸取代了儒學的統治地位，過去的世家大族階層也逐漸演變而成士族階層。兩晉時期，需學家族如果不人玄風,就產生不了為世所知的名士,從而也不能繼續維持其尊品的士族地位。與此同時，儒學并未衰絕，為南朝儒學的漸興留下了一點根基,而南朝儒學漸興，開始儒釋道兼修。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科舉制度的發展，唐代門閥士族的文化追求發生了變化。唐代士人的入仕過程包括三個途徑：門蔭入仕、科舉入仕和雜色入流，其中，科舉成為唐代后期高級官僚的主要來源。因此，唐代門閥士族的文化追求開始向文學轉變，并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詩詞歌賦等文學形式。
經濟
門閥士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通過土地、財產和人力資源的積累，逐漸形成了雄厚的物質財富。他們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產，掌握了豐富的資源。門閥士族在經濟上以大田莊為物質基礎。，主要靠占山護澤，具有較強的自足自給性。他們還從事商業、手工業等各種經濟活動。他們通過經商、出租土地、投資等方式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經濟上處于壟斷和控制地位，由于門閥士族擁有豐富的資源和財富，他們能夠在經濟上實施壟斷和控制。他們通過控制土地、資源和市場，限制其他社會階層的發展，從而保持自己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總的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制度在經濟方面呈現出富裕、多樣和壟斷的特點。
影響
鞏固政權
在五胡亂華之后，北方陷入混亂，大批的北方士族衣冠南渡，為東晉在南來士族中建立提供條件，司馬氏得以繼續在江南立國。一方面滿足了廣大漢族官僚貴族和百姓在南方建立與自己民族利益相一致的政權，有利于維護自身權益；另一方面，隨著司馬氏政治中心的南移，北方的士族門閥紛紛南遷，進一步壯大了南方漢族官僚貴族的力量，這為東晉政權奠定階級的基礎，使得東晉政權的建立成為可能。同時，門閥士族把持朝政，造成了皇權的分化，控制了選官制度，進而影響了人才的流動。
南遷士人加快了對南方的開發，他們在南方進行生產活動，將北方帶過來的農耕技術應用在南方，由此江南地區開始成為漢族的政治文化與經濟中心，成為江南地區后續一千多年長盛不衰的開始，而作為首都的建康，也拉開輝煌的歷史序幕。
文化交流
北方的中原文化與南方的吳越文化發生交融碰撞，對中華民族總體形成具有重要的歷史影響。使得中原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轉移，在民族矛盾尖銳、戰亂頻繁之時，以華夏正統為號召與北方少數民族相抗衡，對于保證優秀傳統文化的延續具有重要影響，與此同時，維護了江南地區的穩定和諧，對于江南經濟的穩步發展，文化的繁榮昌盛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后期門閥士族政治上的失意，轉化為思想文化的開發，促進了思想解放和文學藝術發展。
歷史評價
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評價：“選舉官員的方式是先看門第背景，然后再考慮人才，這是魏晉的深刻弊端，歷代沿襲下來，無法改變。然而，一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并不取決于他的財富和地位。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道理。在那個時代，即使像魏孝文那樣的賢明之士，也無法避免這種偏見。”
田余慶：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也是皇權與士族勢力的平衡。
唐長孺：門閥的本質及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必然將按照歷史規定的道路走向衰亡。
劉欣凱：門閥士族對于穩定三吳地區和開發南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北方南下的士族將先進的農耕技術應用在南方，北方的中原文化和南方的吳越文化開始交融。
郭飛：門閥制度是中國歷史上從兩漢到唐朝前最為顯著的選拔官員的系統，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姓氏家族所壟斷，個人的出身背景對于其仕途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長。
學術爭議
歷史學家田余慶在《東晉門閥政治》中提出：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東晉時期，此后的南朝和北朝均不是門閥政治，門閥士族在歷史上起著不同的政治作用。門閥政治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
學者李文才指出：君臣“共治”乃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常態，而非“變態”。中國歷史從秦始皇統一開始進入了“皇權—吏民”時代，這一時代的政治模式就是皇權政治，并延續至清朝被推翻為止，歷時兩千年之久。東晉的主要社會矛盾依舊是“皇權與吏民”的矛盾，所以東晉依舊是皇權政治時代，并非是“門閥政治”時代。
門閥代表
東晉瑯琊王氏
王敦與王導等瑯邪王氏諸兄弟和晉瑯琊王司馬睿，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結成密切關系。王導以他所居司馬睿左右的關鍵地位，艱苦經營，始奠定東晉皇業和瑯琊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與馬，共天下”（出自《晉書·王敦傳》）之語。王與馬的結合，開啟了東晉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東晉初年諸帝，待王導以殊禮，不敢以臣僚視之。
晉成帝即位（325年），成帝年幼，王導、郗鑒與庾亮等七人同受司馬紹遺詔輔政。庾亮妹妹庾后臨朝稱制，庾亮地位迅速上升，其與王導之間的明爭暗斗成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
成、康之交，咸康、建元之際，瑯邪王氏家族發展史上經歷著又一關鍵時刻。王允之是企圖以軍事實力維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瑯琊王氏雖然還是代有顯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蔭，靠社會影響。由此到晉末為止，無人能影響政局。
東晉陳郡謝氏
從晉朝至南陳的300余年間，陳郡謝氏綿延了10余代，族大枝繁；尤其陳郡謝氏曾一度與瑯琊王氏齊名江左，是六朝歷史上著名的一流世族。
陳郡謝氏的始祖謝纘為典農中郎將，謝之子謝衡，是西晉博物多聞的碩儒。陳郡謝氏謝鯤與謝裒渡江。謝鯤在西晉末年擔任過一些有實權的官職，但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高。后來謝鯤曾被太傅東海王越辟為掾，轉參軍，之后為王敦長史，并因平杜弢之亂有功而封咸亭侯。謝鯤改父輩儒素習尚，入元康玄風，進入名士行列，家族地位也隨之提高，這是謝氏家族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謝鯤的子侄謝尚、謝萬兄弟身居要職，陳郡謝氏的政治勢力、軍事實力開始強大。謝尚鎮歷陽為豫州刺史，得列為方鎮，謝尚死后，從弟謝奕與謝萬先后繼任豫州刺史，豫州成為謝氏家族地盤，是謝氏家族興旺發達的實力基礎。
謝萬死后，謝安入仕。謝安先后任尚書仆射、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司徒、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等職，封建昌縣公。謝安韜光養晦，避桓溫鋒芒，保全謝氏，后成為東晉的首席大臣，執掌政治、經濟大權。謝氏家族的地位得到了鞏固和進一步提高，淝水之戰大捷更是把陳郡謝氏的門戶地位推向頂峰。
淝水之戰后，皇室加緊了對謝氏的控制，謝氏子弟逐漸喪失手中的實權，謝氏家族開始走向衰落。元興三年(404年)，孫恩、盧循舉兵起義，東晉朝廷派謝琰及他的兩個兒子謝肇和謝峻鎮壓義軍，父子三人反被義軍殺害。“孫恩之亂”歷時八年，謝氏子弟中吳興太守謝邈、南康公謝明慧、黃門侍郎謝沖等被害，謝氏家族的勢力再次遭到削弱。元嘉三年(426年)，謝晦因廢弒劉辯之罪伏誅，受到牽連的還有謝世休、謝世基、謝世平、謝紹等族人。這次變故不僅造成了謝氏族員的銳減，更因為是國除，家族子弟失去了仕進之路。至此，謝氏家族的勢力徹底衰落。侯景之亂，陳郡謝氏族員或流散，或死亡，家族的最后一點元氣被耗盡。
隋唐太原王氏
東漢末年，王柔(字叔優)、王澤(字季道)為當時名士郭泰所稱道，謂此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王柔“當以仕宦顯”，王澤“宜以經術進”。此二人后來分別官至北中郎將、代州知府。王柔子王機，仕魏，官至東郡太守，早亡。王澤子王昶少有才名，是太原王氏晉陽一支走向興盛的關鍵，為太原王氏日后成為煊赫大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嘉平二年(250年)，王昶受命出擊孫吳，在江陵一戰中，由于他指揮得當，大敗東吳軍隊。是役，王昶因軍功遷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魏末，大將毌丘儉、文欽、諸葛誕先后起兵反對司馬氏，在鎮壓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的斗爭中，王昶以赫赫戰功為他及家族贏得了空前的尊崇，由于王昶對曹魏政權以及后來司馬氏的巨大功勞，此后太原王氏之晉陽王氏一支一路飛黃騰達，身為魏晉之時北方一流的高門大族。
陶淵明《群輔錄》中謂太原王氏“五世盛德，聞之故老”，所列五世為昶、湛、承、述、坦之。王文度的四個兒子各有仕任，三子王國寶最受安帝重用。王國寶被任命為副相，和會稽王司馬道子一起操縱朝政。后來兩個人因為疑忌王恭、殷仲堪等將領，與王恭發生矛盾。桓溫之子桓玄說服殷仲堪、王恭一道舉兵征討司馬道子和王國寶。消息傳到建康后，司馬道子誅殺了王國寶和王緒等人向王恭謝罪，平息了這場兵禍。隆安二年(398年)，王恭與殷仲堪反叛，二人兵敗被殺，王恭的五個兒子和他的弟弟王爽等在這場戰亂中遇害。元興三年(404年)，晉陽王氏尚書右仆射王愉和他的兒子荊州刺史王綏因不滿宋武帝專權，密謀起兵，事情泄露后被劉裕族誅，王氏一家幾乎被誅殺盡。此后，顯赫一時的晉陽王氏家族在南梁幾近消亡。
在家族衰落時，晉陽王氏一支的后裔王慧龍，在沙門僧的幫助下幾經輾轉渡江北歸。王慧龍到達北魏后，因為高門望族的身份背景，取得了宰相崔浩之弟崔恬的信任。王慧龍憑借望族出身，與當時北朝的士族——清河崔氏建立了聯姻關系。在北魏，王慧龍被任命為龍驤將軍，鎮守南境，在數次對劉宋政權的戰爭中獲勝，官至安南將軍、荊州刺史，為太原王氏在北魏的顯貴奠定了基礎。經過太原王氏成員幾代人的努力，在魏孝文帝太和年間分族定姓時，太原王氏躋身北方一流高門大族之列。其后，歷北魏、北齊、北周，直至隋唐仍舊位列“五姓七家”(唐初確立的望族，分別為“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人才輩出。
隋唐，隨著舊的門閥士族由盛轉衰，庶族地主逐漸興起以及科舉制度的推行，太原王氏家族身上濃厚的政治色彩淡化。
隋唐隴西李氏
隴西李氏的地位，是由李崇祖孫三代人奠基的：李崇，隴西郡郡守；李崇次子瑤任南郡守，封狄道侯；孫信，為秦之大將軍，封隴西侯。此三公均以武功封爵，以隴西郡為封號，是隴西郡的第一代李氏名人。
漢初，李信的兒子李超是大將軍，李超的次子仲翔任征西將軍，奉命討伐叛羌，因為寡不敵眾，死在戰場上，因為軍功被賜封太尉。如今隴西李氏后人都尊李仲翔為狄道房的始祖，因為他是第一個葬于狄道并安家于隴西郡的李氏名人。劉徹時，隴西李氏出了李廣李廣和其從弟李蔡。史料記載李廣和李蔡都是隴西天水市人，他們的先祖李信在秦朝時遷徙到成紀。李蔡是漢代三朝的武將，功成名就后被封侯，官至丞相。二人提高了隴西李氏成紀的聲望，隴西李氏家族成為望族。到李廣之孫李陵以戰敗被俘，投降匈奴而連坐滅族時，隴西李氏的聲望開始大大下降。
東晉十六國時，以狄道房和成紀房為主干的隴西李氏宗族又逐漸興盛起來。西涼王李暠，是隴西縣宗族中的第一個皇帝，他開創的西涼國，后為北涼所滅，其孫李寶、曾孫李沖入仕北魏，官高位顯，使得隴西李氏名望興隆。到北周以后，原來沒入匈奴的李陵后裔，也回歸中原，將賜姓丙氏、拓跋姓恢復為李姓，如李賢等。
李唐王朝建立以后，為了提高皇族地位，唐太宗命人修撰《氏族志》，要把國姓李置于諸士族姓之首。編修《宗室世系表》，將李氏列為歷史淵源悠久的氏族，并把皇家的族源與當過西涼王的李暠連接起來，以表明李唐皇族是有皇族血緣的家族。同時，李氏王朝把顯貴的皇姓大量分賜給有功之臣，而且有大量自愿改姓為李姓者。隴西李氏從一個血緣系統的宗族演變成為一個多元一體的龐大世族，到南宋鄭樵編《李氏源流》時就變成了“故言李者稱隴西”的局勢了。李唐王朝奉李姓為國姓，并追根溯源到隴西李氏，提高了李氏隴西郡望，隴西李氏的發展達到了全盛時期。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