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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1725-1806），字德甫，號述庵，又號蘭泉，青浦朱家角人。乾嘉時期與錢大昕、王鳴盛齊名的代表性學術家之一。清代著名學者、金石學家。

清雍正二年，王昶生于青浦珠街閣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門第。他幼年受良好家庭教育，年十八，應學考試，以第一入學。乾隆十九年(1754年)進士，二十二年皇帝南巡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協辦侍讀，入軍機處，漸升至刑部郎中。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王昶隨大學士、云貴總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乾隆四十一年，凱旋班師回京，升鴻臚寺卿，賞戴花翎，不久，又升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乾隆五十四年，王昶奉調入京，任刑部右侍郎。嘉慶十一年（1806年）病逝于朱家角，卒年83歲。

生平簡介

王昶（1725～1806），字德甫、號述庵、又號蘭泉，青浦區朱家角鎮人，清代官吏。公元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協辦待讀，入軍機處，后又刑部郎中。公元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王昶隨大學士、云貴總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前后在軍營九年，所有奏檄，均由王昶起草，加軍功十三級，記錄八次。凱旋之日，乾隆賜宴紫光閣，稱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擢為鴻臚寺卿，賞帶花，不久，又升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

王昶為人正直，執法不阿，深得乾隆信任，夸其為“人才難得”，不時委以重任。王昶一生得主要成就，不在仕途，而在學術。《辭海》稱他為“清代學者”，是名副其實的。王昶于學無所不究，名滿天下而不立門戶。

主要成就

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金石考證方面，他傾半生心血，收羅商周銅器及歷代碑刻拓本1500余種，編成《金石萃編》160卷，是一部極有價值的資料性、學術性著作，至今還在不斷影印出版。在文學藝術方面，他工詩善文，早年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文哲、曹仁虎、黃文蓮并稱為“吳中七子”，他的詩文結集《春融堂集》共60卷，姚鼐、俞樾曾先后為之作序。此外他還作了大量的文學選編工作，輯有《湖海詩傳》、《湖海文傳》、《明詞綜》、《國朝詞綜》等。

藏書之家

王昶是清代藏書家、學者。

公元179 3年（乾隆五十八年）提出辭呈，次年舉家南歸。尤好金石學、經學，精考證，富于藏書，家有藏書樓“熟南書庫”，阮元記其收藏“金石文字數千通，書5萬卷”。從軍每到一地，訪求金石、古籍。好金石考古之學，曾收羅商周銅器及宋、遼、金石刻拓本1500余種，以50年之力，編為《金石萃編》160卷。將草堂（原經訓堂）題名為“春融堂”。編印有《熟南書庫目錄》6卷。藏書印有“經訓堂王氏之印”、“一字述庵別號蘭泉”、“述庵”、“大理寺卿”、“近文章砥礪廉隅”；有一長印曰：“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愿后人，勤講肆。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墜。如不才，敢賣借。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工詩善文，作品甚多，早年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升之、曹仁虎、王文蓮并稱“吳中七子”。參與修《大清一統志》，主修過《西湖志》、《太倉州志》，編撰有《天下書院總志》。

人物評價

“陳壽評價王昶：‘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晉書》：‘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劉咸炘：‘曹魏之治，專尚刑名。徐邈通介，不隨于俗；王昶畏慎，求免于禍。合而論之，尚足見一時之得失。’”（清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清風、大理日報評）

“王昶于乾嘉時期，仕途通達，功名顯赫，著述豐碩，有通儒之譽，其能文亦被錢大昕譽為‘今之歐陽子’。”“王昶年壽長，足跡廣，經歷豐富，學問優贍，官位顯赫，好為人師，故交游人物極多；王昶積極進取，自少至老廣交天下賢才，或師或友，不斷豐富自身學識；王昶勤于著述，勤于創作，勤于紀事，足跡所至，皆有記錄，并特別關注山川地理、民俗民生，留心實學；九年滇蜀前線的從軍經歷，使他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眼界大開，詩文創作亦別開生面，終于將逆境轉為幸運；軍功使他后期官位越來越高，但他始終保持儒者本色，恪盡職守，為王事奔波；因辦事干練得力，后期深得乾隆信任和倚重。”“王昶思想通侻，不設壁壘，廣交儒林、詩壇、文壇，既尊漢儒，又敬宋儒，亦親近佛學，幾乎遇寺必拜，遇僧必參；王昶有強烈的育人和教化意識，廣收天下門徒，耳提面命，如何讀書治學作文，影響和造就了大批人材。”“其一生真是跌宕起伏，豐富多彩，功成名就，在乾嘉學者中獨樹一幟。”（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評）

“王昶為人正直，執法不阿，深得乾隆信任，夸其為‘人才難得’，不時委以重任。”（樂游上海評）

“王昶是清代著名學者、金石學家，為官為師為學都有建樹，居廟堂決案刑獄公正嚴明，披戰甲可征緬甸平大小金川，主庠序則桃李滿天下，為學更是無所不究著作等身。”（青浦區博物館評）

“王昶于學無所不究，名滿天下而不立門戶，性樂宏獎，士人多依以成名。”（綠色青浦評）

“從王昶的傳記與著作看出王昶耿介直言的天性，以讀書學道自厲，不求達官顯貴，以此認知造福鄉邑，推動書院教育。”“王昶論詩重學、才、氣、聲，以經史沖融演迤于腹中，以才運學，以氣輔才，發之于聲則音韻鏗鏘，振聾發聵，使頑者廉而懦者立。王昶還強調詩人道德品格與詩達到和諧統一，見其詩如見其人。論詞雖與朱彝尊等浙西派詞人一致，但在尊詞體的策略上，則較前賢更進一步，主張‘詩樂同源’、詞與樂合，更能抒發人之心志；詞亦符合‘溫柔敦厚’，無矜張叫囂之態，還要能以比興方法作詞，含黍離哀郢之思，寄寓遙深。”（張家欣評）

王昶，“清代著名學者、金石學家，‘高文博學，負海內譽望者數十年’。”“他一生著詩文甚多，研究與創作都為當時所推崇，特別至今流傳下來的金石之學，在中國古學研究中專業程度很高，非有長期積累、專精研究、深厚基礎、又擅考索而不能成功。王昶正是兼具這方面的學力、才能與勤奮，盡其一生精力，取得了成功。”（李克剛評）

王昶“幼年受良好家庭教育，年少時就聰穎異常，博學善文，體貌修偉。”他“一生注重學術研究，為清代乾嘉學派的著名領袖。”“在金石學上，他學識廣博，尤嗜金石之學。”“他窮盡精力收羅商周銅器及歷代碑刻拓本1500余種，匯編成《金石萃編》160卷，是一部極具資料性、學術性著作。在文學上，他工詩善文，早年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文哲、曹仁虎、黃文蓮并稱為‘吳中七子’。”（樂游上海市評）

王昶“是乾嘉時期著名的儒者、金石學家、朝廷重臣，又是領一代時風的詩壇祭酒。”“康有為的關門弟子易宗夔在《新世說》中寫道，王昶‘邃于經，健于文，富于詩詞，精于考證，達于政治韜略，窮研于性理，又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外，所過名山大川，皆足開拓胸心，增長識力’，可謂通儒也。”（徐愷評）

“王昶是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精通詩詞、經學、金石學等，著有《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為清代重要的金石學著作，對清代碑派書法的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古東燕評）

“王昶以學者而兼擅文學，合經史詞章為一。文言文延續歸有光一脈，主張博采兼綜，遵循《史記》《漢書》、唐宋大家法度，意醇旨潔；詩歌受沈德潛格調說影響，以三唐為宗，兼采蘇軾、陸游諸家，肯定以書卷學問輔詩。他對漢學家文章和足資考證的詩歌多加留心，尤其更多青睞學者之文。論詞與浙西派朱彝尊風尚相同，要求‘守律嚴、取材雅’。”（鄔國平評）

“作為經學家，王昶以重考據的態度編選了《明詞綜》等詞選；作為詞學家，王昶提出了自己獨特的‘醇雅’詞論。將兩種身份結合起來，通過對其清代詩經學的解讀，可以看出經學家王昶推崇的詞風是平和醇雅的一派。”（陳海銀評）

“王昶是清代乾嘉時期的文字家、方志學家和金石學家。他一生重視教育，培養人才；為官清正，著述宏富。《金石萃編》是其代表怍，共一百六十卷，起自夏殷，止于金，內容豐富，涉及面廣。”“有著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顧吉辰評）

“王昶，清乾嘉時期著名的學者、詩人，‘清代格調派副將’。”他“從軍滇緬這一時期的創作，不僅內容別開生面，為詩人的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對當時文壇及文化的交流與發展都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趙燕梅評）

“乾隆中后期，王昶將‘格調派’詩歌理論融入‘浙派’詞學理論當中，強調詞的‘醇雅’風格，淡化朱彝尊、厲鶚詞學中的‘騷雅’精神；強調人品對詞品的影響，淡化遭際境遇對詞人創作的影響。他的理論，體現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和審美情趣，偏離了厲鶚詞學抒寫寒士悲情的基本特色，將‘浙派’詞學帶到更加注重形式的道路上，是‘浙西詞派’走向衰落的重要標志。”（李慶霞評）

“作為淸代中期浙西詞派的代表人物，王昶既以創作引領詞壇風氣，溝通各個詞人群體，更匯輯選編了《琴畫樓詞鈔》《明詞綜》《國朝詞綜》等一系列詞選，在鼓動‘浙派’詞風，存人存詞方面，意義頗大，有功于清代詞學建設。”（余佳琳評）

“王昶是乾嘉時期的重要的學者型文人，他既是格調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浙西詞派的中堅力量，詩承沈德潛，詞承朱彝尊，在詩詞兩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董睿評）

“王昶不僅是清代格調派后期代表‘吳中七子’中的翹楚，而且是清代格調派的副將。其副將地位由以下幾種因素決定：首先，詩歌成就凌爍諸子；其次，繼承并發展沈德潛的格調說，使之更加合理；再次，編選《湖海詩傳》，嗤點時賢，總結清代格調派師徒傳承及詩學觀點，儼然詩派宗主；最后，王昶達官高壽，生徒遍天下。”（王玉媛評）

“他的文學思想多與學術思想相通。最突出者，莫過于將‘以經史為本’的治學精神與‘專于一家’的治學方法推廣到詩歌、文言文領域，在清代中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但是，王昶又沒有受考據學所限，反而展現出一種更為通融的姿態，成為桐城派代表姚鼐‘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主張的理想典型。”（武云清評）

“王昶身居要職，喜交游唱和，‘海內知交，以詞投贈者甚多’，因此，保存了大量不見于他處的詞人詞作，具有較高的文獻與詞學價值。”（孫瑾沙先一評）

“乾隆《青浦縣志》的總修即為清代著名學者、乾嘉學派領袖王昶。在青浦縣志編修過程中，王昶既從‘作史者必考之志’的理論高度思考志書修纂，促進方志理論創新；又在實踐中注重從編修組織分工細化到編纂體例結構創新，對當下修志仍有啟示。”（許旸評）

“乾嘉年間，王昶的家祠有田八百余畝，并設有家塾。其友王鳴盛記云：王氏家塾有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一千卷，‘立國以養人才為本，教家何獨不然。今合族子弟而教之，他日有發名成業起為卿大夫者，俾族得所庇茠，則無義莊而有義莊也。即未能為卿大夫，而服習乎詩書仁義之訓，必皆知自愛，族人亦得相與維系而不散，其利不已溥乎？’”（羅檢秋評）

“王昶是清代乾隆時期活躍于政界、文壇的一位著名學者，官至刑部侍郎，但卻對禪學一直保持著極濃的興趣。歸根結底，這是由其人生價值觀所決定的。基于生存需要和人格修養，他形成了‘吏隱’心態，居官但保持隱者之志，以吏為隱，而參悟禪理成為其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突出體現了乾隆時期江南士人的‘作客觀念’。”（武云清評）

家族成員

參考資料：

清史文載

王昶，字德甫，江蘇青浦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南巡，召試，授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三遷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兩淮運鹽提引，前鹽運使盧見曾坐得罪，昶嘗客授見曾所，至是坐漏言奪職。云貴總督阿桂帥師討緬甸，疏請發軍前自效。上命大學士富察·傅恒出視師，嗣以理藩院尚書溫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溫福移師討金川，昶實從，疏請敘昶勞，授吏部主事。既，復從章佳·阿桂定兩金川，再遷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省，上命察軍中事，還奏言昶治軍書有勞。

四十一年，師凱還，擢昶鴻臚寺卿，仍充軍機章京。三遷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省按察使。數月，以憂歸。起直隸按察使，未上，移陜西省按察使。在陜西凡十年，值回田五為亂，軍興，昶繕守具，佐治軍需，疏請清厘保甲，禁民間蓄軍器。遷云南省布政使。河南伊陽民知縣，竄匿陜西境未獲，昶如商州區督捕，上命俟得賊詣京師覲見。昶既得賊，入上，自陳疲憊，乞改京職，上溫旨慰遣，乃上官姓。以云南銅政事重，撰銅政全書，求調劑補救之法。旋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內遷刑部侍郎。屢命如江南、湖北獄。五十八年，以老乞罷，上許之，方歲暮，諭俟來歲春融歸里。昶歸，遂以“春融”名其堂。

愛新覺羅·颙琰元年，詣京師賀內禪，與千叟宴。四年，復詣京師謁李治梓宮。十一年，卒。

昶工詩文言文辭，通經。讀朱子書，兼及薛瑄、王守仁諸家之學。搜采金石，平選詩文詞，著述傳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