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約公元前46—公元23年），字子駿，后改名“劉秀”，改字穎叔，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校學家、古文經學派的開創者，曾任黃門郎、侍中大夫等職。
劉歆是劉知遠劉邦四弟劉交劉交的五世孫，他年少時就通習《詩經》《尚書》、善寫文章，被劉驁任命為黃門郎，與王莽相識。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劉歆同父親劉向一起受詔主持校勘皇家藏書。在劉向離世后，劉歆繼承父業，繼續整理六藝群書，編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綜合性群書分類目錄《七略》。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劉欣即位后，劉歆被大司馬王莽舉薦為侍中大夫，請旨設置學館宣揚文言文經書，并用新方法注解古文經書《春秋左氏傳》等，遭到今文經學派的強烈抵制，致使劉歆無法在朝中立足，只能外放補吏，先后任河內、五原、涿郡太守。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大司馬王莽重掌朝政，劉歆重受重用，此后大力宣揚古文經學，并考定律歷，著成《鐘律書》《三統歷》《三統歷譜》。王莽代漢后，劉歆被封為國師、嘉新公，成為新朝四輔之一，并為王莽新朝制定了“五均賒貸”“六之令”等經濟政策，但這些政令的推行多以失敗告終。劉歆的兩子一女先后因符命占卜之事受到牽累，被王莽所誅，劉歆心懷怨恨。地皇四年（公元23年），劉歆與王涉、董忠等人謀劃政變以誅殺王莽，因計劃泄露自盡身亡。劉歆死后，王莽隱瞞了其自殺的真相，免去了他侍中中郎將的職位，更為中散大夫。
劉歆在其編成的《三統歷》首次提出了歲星超辰的概念，以及接近正確的交食周期（包括日食和月食），在其所著《三統歷譜》中厘定了度量衡單位系列和進位關系奠定了中國古代度量衡研究的基礎，所造圓柱形的標準量器，據量器銘文計算，所用圓周率為3.1547，被后世稱為“劉歆率”。此外，劉歆開創了古文經學派，打破了今文經學對儒學的壟斷，開辟了以文字和歷史解經的新方法，提出了“《易》為之原”的觀點，將《周易》置于“五經”首位；并試圖通過廣學、正經、經來變革利祿之學的衰局，而后，今古文經之爭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兩千余年。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劉歆出身王侯之家，為漢高祖劉邦之四弟劉交劉交的五世孫，生年無記載。歷史學者湯志鈞認為劉歆年紀應比王莽稍長，或生于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至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之間。
劉歆的天祖父劉交年少時師從先秦儒學大師荀子的門人浮丘伯學《詩》，尊崇儒學。劉歆曾祖父劉辟彊也喜好讀《詩》，劉徹“獨尊儒術”以后，經學已成為士人仕進的重要工具，但其常與書為伴，不愿意出仕，到八十歲時才被拜為宗正。受家族文化傳統浸染，劉歆的父親劉向在經學方面造詣深厚，而劉歆年少時就因通習《詩經》《尚書》、善寫文章被劉驁召見，成為一名給事于宮門之內的郎官（黃門郎），在宦者署候命。其間，他與同為黃門郎的王莽相識。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劉歆同父親劉向一起受令主持校勘皇家藏書，注釋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等，并接觸到在當時較為罕見的各種典籍。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馬，在此前后，劉向離世，劉歆繼承父業，繼續整理六藝群書，并在劉向所著《別錄》的基礎上刪削編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綜合性群書分類目錄《七略》。
倡古修經
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劉驁離世，劉欣即位，光勛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提議應毀劉徹之廟，劉歆援引經文大義予以駁斥，得到漢哀帝的認同。而后，大司馬王莽舉薦劉歆擔任侍中大夫，不久，又晉升其為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校。十月，劉歆請旨設置學館，讓經學博士講授《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并與研究《五經》的博士們一起解釋、討論《五經》的微言大義，但遭到今文經學派的強烈抵制，致使劉歆無法在朝中立足，只能外放補吏，先后任河內、五原、涿郡太守。學者祝瑞開認為劉歆倡導古文經是為了經世致用，以反對今文經學派“以空言說經”的臆斷學風。
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劉歆或為避漢哀帝劉欣名諱改名為“秀”，更字為穎叔。同年，劉歆奏請校勘此前發現的用篆文傳抄的文言文《春秋左氏傳》，認為這才是孔子經書的真義，漢哀帝令丞相史尹咸與其一起校勘。在校經過程中，他一改當時只解釋字義的注經習慣，引用解釋經文的著作對其進行詳細解釋，以相互引證，推陳出新。
以學輔政
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劉欣去世，此前受到孝哀傅皇后外戚打壓的王莽重拜大司馬，迎劉衎繼位，執掌朝政。同年，劉歆受王莽舉薦，任右曹太中大夫，后遷中壘校尉、太陽神、京兆尹。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想要將女兒嫁給漢平帝為后，請劉歆為其占卜吉兇。劉歆認為所占為逢吉之符，并為之“雜定婚禮”。王莽在女兒順利入宮后，得加號“宰衡”，其子王安、王臨皆封侯。
元始四年（公元4年），劉歆奉詔治明堂、辟雍，進封為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被加賜“九錫”，基本掌控了整個朝廷，古文經學被普遍立于涿州學宮。同年，劉歆考定律歷，著成《鐘律書》，重新規定了度量衡的標準；作《三統歷》《三統歷譜》，將樂律、易數、五行等編入歷書，并將經學家董仲舒歷史循環論中的“三統說”引進歷法。
元始五年（公元6年）十二月，劉衎離世，王莽被封為安漢公居攝踐，先后任劉歆為秩二千石的少阿、揚武將軍，另將《周官》立為博士。初始元年（公元9年），王莽代漢，劉歆被封為國師、嘉新公，成為新朝四輔之一。劉歆之子劉疊也被封為伊休候。劉歆趁機增立學官，并為王莽新朝制定了“五均賒貸”“六之令”等經濟政策，但這些政令的推行多以失敗告終。
自殺身亡
王莽稱帝后，將國家治理得混亂不堪。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甄豐子（即甄尋）不滿王莽乃作符命，說新室當立其父為右伯，又說王莽女（即漢平帝皇后）當為自己的妻子。王莽怒而下令將其收捕，誅殺了數百個與其有關的人，劉歆的兩個兒子也因“甄尋符命”事件受誅連而死。
地皇元年(公元20年)，太子王臨謀反被誅，劉歆之女劉忻(一作劉)即王臨之妻因在其謀反時為其占卜星術也被王莽逼迫自殺。而王莽執政后期，開始刻意打壓漢室宗親。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劉歆與王涉、董忠等人謀劃政變以誅殺王莽，因計劃泄露，董忠被戮，劉歆自盡身亡。王莽隱瞞了劉歆自盡的真相，但免去了他侍中中郎將的職位，更為中散大夫。
主要成就
文獻學
劉歆參與的校書活動，使大量經書文獻得以傳承，適應了西漢“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需求，有利于西漢的政治統治，給當時的文化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促進了西漢典籍制度的發展，使之成立了專門的藏書機構，統一管理圖書，自此以后太常、太史姓不再收藏圖書文獻，僅博士官因教授太學需要而保留部分藏書，并由此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國家文獻機構，對文獻收藏制度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此外，他在父親劉向所著《別錄》的基礎上，刪削編成《七略》。而《七略》作為中國第一部較系統的綜合性群書分類目錄，與《別錄》一起奠定了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基礎，把中國古代的分類思想應用于圖書整理，正式提出了圖書分類法；把文獻典籍進行了系統地分類和編目，使雜亂的學科、流派各歸其類，呈現出有序化狀態，使書目著作的體例更加成熟和完善；為文獻“四分法”的形成打下基礎，對中國二千年來的圖書事業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有利于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發展。
校勘學
在劉向校勘的基礎上，劉歆創立了正式的校勘規程、方法。他主張在整理圖書前先廣收異本，勘對補充，確定全書的基本內容；其次通過對校，發現脫簡和錯誤，再校脫文與錯字；接著整理篇章次第；然后擬定書名；最后編寫敘錄、分類編目，以方便查閱。而敘錄的主要內容是篇目編次、校勘說明、書籍流傳、作者介紹、評論思想內容、探究學術源流、考辨真偽、權衡價值等。此法促進了辨偽學的發展，為后世研究古代編纂方式提供了根據，至今仍被視作編輯校有用方法。
古文經學
劉歆首次披露了《尚書》和《逸禮》的來歷，將秘藏的古文經本傳出內朝；首次把《周官》《毛詩》歸于古文經典，而其對“五經”古文經典的整理和倡導，使之免于佚失，得以流傳。他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書的義理，開辟了以文字和歷史解經的新方法。為了發揚古文經，他重視訓詁，不僅憑此以讀經，且據古文的字體筆意以解經。在校勘經書的過程中，劉歆提出了“《易》為之原”的觀點，認為《周易》是一部關于“天人之道”的著作，在六經中居于本原地位，并因此將“五經”的順序作了調整，把《周易》置于首位。
此外，劉歆對今文經學以家法傳授的弊端進行了指責，認為他們“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試圖通過廣學、正經、詁經來變革利祿之學的衰局。但其對《春秋》《周禮》等古經的倡導和重視，客觀順應了王莽代漢以及新朝“托古改制”的政治需求，對當時的政治變局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而劉歆對古文經學的倡導，打破了今文經學對儒學的壟斷，開啟了古文經學的發展道路，同時引發了今古文經之爭。自漢以后，今古文經之爭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兩千余年，直至清末以康有為等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家和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家，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經之爭，而歷代以來的今古文經之爭又對諸子學研究以及疑古辨偽學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天文歷法
劉歆在太初歷基礎上發展編制成了三統歷，該歷法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歷法，并成為了現已散佚的《太初歷》的主要依據。劉歆所作的《三統歷》及《譜》中，提出1回歸年=365.2456日，1朔望月=29.530496日；首次提出了木星超辰的概念，即認為木星(歲星)每144年內要行145次，而不是按每年行一次的速度運行，恒星周期不是前人所定的12年，而是11.917年(今測值為11.86年)。此外，該歷法中所用的二十八宿體系及冬至點位置，提出接近正確的交食周期（包括日食和月全食），認為135個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
主要著作
人物評價
原左將軍公孫祿在王莽召問群臣平亂方略指出，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
唐代盧綸在《送崔邠拾遺》中稱 “劉歆不敢師儒”，將其視作德行高尚的士人。
南宋官員、學者林栗認為劉歆編造了《左傳》，說《左傳》中“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明代樂律學家朱載堉在《樂律全書》中，對劉歆制律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批判，認為“劉歆偽辭，全無可取”。
清末康有為認為劉歆否認六經為孔子作，也就等于否定了孔子的教主資格，而他對孔子的認識敗壞了孔子大道，給孔教以及中國造成了無法彌補的致命后果。
近代學者章太炎說：“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劉歆”，近代學者顧頡剛[gù xié gāng]稱劉歆為“學術界的大偉人”。近代學者范文瀾認為，劉歆完成的《七略》對中國古代文化有巨大貢獻。
當代中國史學史研究學者汪受寬認為，劉歆是西漢今文學之異軍，是東漢古文經學之宗師。
相關爭議
南宋官員、學者林栗認為劉歆編造了《左傳》，說《左傳》中“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聲稱《春秋左氏傳》《周官》等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假經典，是為王莽篡漢制造歷史根據的“偽學”。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錢玄同等“疑古派”的學者也堅持這種觀點，認為劉歆借在宮廷整理皇家藏書之機，偽造了《左傳》《周禮》《尚書》等。錢穆在《劉向歆父子年譜》中根據《漢書·儒林傳》及與此相關的大量史料，梳理出從劉弗陵元鳳二年(公元前79年)劉向出生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劉歆、王莽死亡為止的經學史實，對這種看法進行了駁斥，認為劉歆不可能在短期內偽造諸多經書，并認為他制經本意不是為了幫助王莽篡漢。
人物關系
參考資料 >
劉歆.中國社會科學詞條庫.2024-02-07
劉歆.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2-08
“劉歆不敢衒師儒”的意思及全詩出處和翻譯賞析.古詩句網.2024-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