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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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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原名張白圭,字叔大,號太岳,出生于湖廣荊州市衛(wèi)江陵縣(今湖北省荊州市)而又被稱為“張江陵”,祖籍安徽合肥,明初功臣張關保之后,荊州衛(wèi)落第秀才張文明趙姓的次子,明朝政治家、改革家、萬歷年間內閣首輔。

張居正自幼聰穎絕倫,十六歲時中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進士及第,被選為庶吉士,得徐階等人的器重和賞識,兩年之后改授翰林院編修。但其初入官場時因不滿嚴嵩專權而托病家居,返京之后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被罷免而徐階任內閣首輔,張居正開始得到晉升。隆慶元年(1567年) 張居正先后擔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吏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次年八月上《陳六事疏》,提出省議論、振紀綱等六事以力主改革,后張居正任命譚綸、戚繼光等整頓北邊武備,并同以俺答汗為首的蒙古右翼諸部建立封貢互市關系,使北方邊塞數(shù)十年得無事。朱翊鈞即位后,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聯(lián)合太監(jiān)馮保高拱排擠出朝并自任內閣首輔進行改革。在此期間他提出以“考成法”“一條鞭法”等措施,對明朝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萬歷五年(1577年)九月,張居正遇父喪“奪情”而未歸里守制,反對改革的官僚豪強趁機彈劾但未得逞,之后張居正下令整頓錢法,并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減輕水患使漕運暢通,同時實行“外示羈,內修戰(zhàn)守”改善民族關系,以戚繼光、李成梁鎮(zhèn)守邊關。萬歷七年(1579年),他還通過俺答汗同西藏藏傳佛教格魯派首領達賴三世建立封貢關系。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1582年7月9日),張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歲,神宗為之輟朝并贈上柱國,謚號“文忠”,尋以言官誣劾而籍沒全家。主要著作有《張文忠公全集》《張?zhí)兰?/a>》《書經直解》《帝鑒圖說》等。

張居正為挽救明朝的危亡而進行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掃除積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強、減輕農民負擔、安定人民生活。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政府收入也有所增加,國家財政狀況有很大好轉,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強勢力的百般阻撓,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會矛盾逐漸激化。明末清初史學家谷應泰評價:“我認為張居正拯救時局像唐朝的姚崇,做事偏激則像北宋初年的趙普,專政弄權像西漢霍光,剛鷙則像北宋中期的王安石?!?/p>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明嘉靖四年端午節(jié)日(1525年5月26日),張居正出生于湖北荊州衛(wèi)江陵縣(今湖北省荊州市),他祖籍本是安徽合肥,先祖張關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同鄉(xiāng),因跟隨朱元璋起義并屢立戰(zhàn)功而被封為湖北歸州長寧所千戶長,后納入軍籍成為世襲的軍戶。張居正的曾祖父張誠雖有軍籍但生活貧困,祖父張鎮(zhèn)曾擔任荊州遼王府護衛(wèi),父親張文明雖然有才學但屢試不中,最后只是個落第秀才。據《張文忠公行實》記載,張居正出生時其家中有白龜自甕中浮現(xiàn),祖父張鎮(zhèn)篤信天人感應因而為其取名“張白圭”。

張居正五歲時入學,十歲能熟讀經書而在荊州市小有名氣,十二歲考取秀才時被荊州知府李士翱更名為張居正,并將其推薦給學政田頊,張居正當場寫出《南郡奇童賦》一文,獲得考官等人的贊賞。嘉靖十七年(1538年),張居正參加武昌鄉(xiāng)試又受到主考官湖廣巡撫顧東橋的高度贊賞,顧東橋將自己的腰帶和錢贈予張居正,并預言他日其必定能身佩玉帶,但顧東橋為磨煉張居正而故意使其落榜,同年第五代遼王朱致格之子朱憲?強迫張居正的祖父張鎮(zhèn)飲酒,致使張鎮(zhèn)當場醉死。嘉靖二十年(1541年),十六歲的張居正再度赴試并中舉。

宦海沉浮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張居正以優(yōu)異的成績中二甲進士,被選為庶吉士進入翰林院。見習閑職的張居正工作之余攻讀歷朝典章制度,兩年之后張居正被提拔為翰林院編修,期間他走訪官員并考察地方民情,勤于處理分析政務,同時受到大學士徐階等人的賞識,并于同年撰寫《論時政疏》,首次提出政治改革包括抑制宗藩、整頓財政、整肅吏治、修繕邊備等主張,同時他與受寵的嚴嵩一黨保持距離,但《論時政疏》并未引起朱厚熜的重視。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張居正的妻子顧姓去世,同時張居正的恩師徐階遭受嚴嵩排擠,而自己在官場也非常失意,于是他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告病請假還鄉(xiāng),之后張居正一直自稱“山居者”蟄居鄉(xiāng)里,期間他修身養(yǎng)性、閉門讀書,但同時他還倡導農事耕作并在家鄉(xiāng)建造數(shù)間茅屋,種竹植樹,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上回京,但回朝后的張居正只被朝廷封為到汝寧冊封崇端王襲封的差使,由于汝寧靠近江陵,因此他辦完公事后返回家鄉(xiāng)并于兩年后再次北上。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徐階兼任吏部尚書,同年經徐階引薦張居正從七品翰林院編修升為六品右春坊右中允,負責國子監(jiān)司業(yè)的工作,可以參與朝廷決策和主導社會輿論。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張居正承修《興都志》后又晉升為副總裁,期間張居正兼任裕王府講官,趁機結識交好李芳等太監(jiān)。朱厚熜去世后,徐階起草遺詔并引張居正與之共謀,不久張居正升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與朱載坖潛邸故講官陳以勤一起入閣,不久升為吏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隆慶元年的大學士包括李春芳、郭樸、陳以勤、徐階、高拱、張居正六人,前三者才學政績平庸而提前告老還鄉(xiāng),徐階、高拱、張居正三人逐漸成為內閣的核心,同年四月,張居正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隆慶二年(1568年),也就是張居正進入內閣的第二年,徐階因諸子不法被迫致仕,而其政敵高拱上臺成為內閣首輔,張居正在首輔高拱的支持下管理軍備邊防事務,他推薦徐階的故舊和門生譚綸戚繼光主辦州練兵,致使外患平息且邊境貿易得以發(fā)展。之后他呈上《陳六事疏》集中提出他對時弊的分析和對策,其中包括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策。

隆慶四年(1570年),韃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市并企圖稱帝,而俺答汗的孫子把漢那吉等十幾人請求歸附明朝,張居正鑒于此事涉及兩國外交,于是致信宣大總督王崇古要求將把漢那吉歸附的詳情“密示”。張居正得知俺答汗與把漢那吉都愛上三娘子,于是他再次致信王崇古要求其妥善安置把漢那吉,派人通報俺答后張居正指示王祟古等人上奏皇上納降。但之后俺答汗率領騎兵逼近北方邊境,張居正授意王祟古準備迎戰(zhàn)并以其孫要挾,俺答被迫妥協(xié)并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xiāng),而自己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俺答汗見到把漢那吉身著皇帝賜袍回來后,表示不再侵犯大同市并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同年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隆慶五年(1571年),張居正和首輔高拱成功勸說皇帝朱載坖封俺答為順義王,并在沿邊三鎮(zhèn)開設馬市與韃靼貿易。同年,張居正向朱載上奏三篇《辛未會試程策》,其中初步提出變法的總體思路。

內閣首輔

隆慶六年(1572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被朝廷進封為少師,同年五月明穆宗朱載垕駕崩,內閣大臣高拱、張居正、高儀受顧命輔佐東宮太子,而后年僅十歲的太子朱翊鈞繼位,高拱為防止居中用事的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馮保專恣跋扈,與張居正、高儀謀劃鏟除馮保,但張居正暗中將消息泄露給馮保,于是兩人共同計劃將高拱排擠出內閣,后馮保傳李太后和皇帝的旨意以“攬權擅政”為由將高拱免官并令其回原籍,同年六月張居正順理成章成為內閣首輔。同年八月,張居正又加左柱國,并進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四次推辭都被明神宗和李太后回絕。

明神宗臨幸平臺,同時賞賜張居正金幣和繡蟒斗牛服,而張居正也因皇帝的信任而以天下為己任,他勸說明神宗遵守祖宗舊制,將講學、親賢、愛民、節(jié)用視為緊急要務,同時應該尊崇兩宮皇太后。此時太監(jiān)馮保想討好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暗示張居正讓他提出兩宮并尊的建議,于是張居正議定明穆宗皇后的尊號為仁圣皇太后,明穆宗皇貴妃李姓為慈圣皇太后,而慈圣皇太后遷移到乾清宮,撫養(yǎng)皇帝,宮內事情任用馮保,朝廷的大權全交給張居正。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掌握大權后,以尊主權、整頓吏職、明確賞罰、統(tǒng)一號令為主。

萬歷新政

張居正主政期間,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改革,實行了長達十年的“新政”,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五年,即萬歷元年(1573年)至萬歷五年(1577年),主要從政治上加強集權、伸張法紀,進行體制性的改革,為經濟等其他領域的改革奠定基礎;后五年,即萬歷六年(1578年)前后至萬歷十年(1582年),重點為經濟領域改革,通過清丈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等措施,力圖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

萬歷元年(1573年)六月,張居正上《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詳細規(guī)定公文處理的過程并實行考成法,其中由中央各部把擬辦的公事一律登記造冊,分別制成一式三份的公文簿:一本留部作底本;一本送六科備案;一本交內閣查考。大小事務按照輕重緩急,路程遠近,嚴立期限,責令完成,逐一注銷,如有欺瞞不實的,從嚴查處;按月進行考成,每年進行總結,吏部通過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評定官吏的勤惰,以此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和官員的執(zhí)政能力。為恢復考察官員,張居正要求皇帝勤政,他于萬歷二年(1574年) 聯(lián)合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特制十二扇屏風,并將其放置在文華殿皇帝讀書的地方,同時在上面繪制全國官員分布圖并粘浮帖,每十日更換一次,致使皇帝對官員的情況了如指掌,以便皇帝隨時掌握各地官員的升遷、調任。

萬歷三年(1575年),張居正對百姓怨聲載道的驛傳制度進行改革,嚴格規(guī)定勘合的發(fā)行、管理及驛站的使用章程。萬歷四年(1576年),張居正先在湖廣地區(qū)試行示范一條鞭法,一年后得到多數(shù)人的稱道再推向北方。次年張居正在忙于改革明朝政治之際,其在家鄉(xiāng)養(yǎng)老的父親張文明去世,明朝祖制要求朝廷官員的父母逝世后返回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期滿才可以重回職位做官,張居正意圖上書請求回籍守制,但正逢天象異變(彗星出西南),張居正的門生盟友以及他的政敵趁機要求朱翊鈞對張居正奪情起復,他們或以倫理綱常為由反對奪情,或是出于擔憂或是打擊報復,但最終由明神宗下詔再要求張居正奪情者誅無赦,同時將吳中行、趙用賢等五人杖刑或罷職。

明萬歷五年(1577年),張居正在政治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的情況下,將改革的重點轉移到經濟領域,次年命令由戶部尚書張學顏親自主持重新丈量全國田畝,清丈各府州縣所有的莊田、民田、職田、屯田、蕩地、牧地等一切生產用地,并按照實際田畝分上、中、下三等納稅,對于欺騙隱瞞的官員從嚴懲辦,農民既為逃避賦稅而投獻,就由受獻者承擔賦稅,清丈查出隱占的土地一律補交稅款;萬歷六年(1578年),張居正再次定守藩條例,停止封爵世襲并汰除諸多冗費。同年開始實行用開方法丈量土地的政策,并限定三年時間完成工作,過程中將田地劃分成大小不等的方形,逐一計算各個田地的面積并統(tǒng)一匯總,以此避免欺瞞現(xiàn)象和面積失準,最終清丈結果顯示明朝的田數(shù)總計為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畝,一部分被勛戚豪強所隱沒的田地被計算在內,對豪強大族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又規(guī)定只要是功臣之家,除撥賜公田以外的田土盡數(shù)報官,與庶民一樣納糧。同年張居正開始改革徭役制度、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將賦役中的各項名目如雜泛、均徭、力差、銀差等項合為一種,將力役歸入田賦,一律按田畝核算統(tǒng)一征收。除漕糧外都可改折銀兩,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稅,允許被征調的差役出銀雇人代役。同時簡化征收的手續(xù),減去由里甲征收的中間層次并改成官收官解,“一條鞭法”通過將雜稅差役統(tǒng)一攤派,解放社會生產力和削弱人身依附關系,對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一條鞭法實行之后的萬歷十年(1582年),明朝的太倉市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的積金至400余萬兩,同時“一條鞭法”也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的賦稅制度由實物稅階段轉入貨幣稅階段。

人物逝世

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1582年7月9日),張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歲,趙頊為之輟朝并贈上柱國,謚號“文忠”,在過世前十天,神宗加封其為“太師”,為有明一代唯一生前受封此職大臣。同年十二月初八日,江西省御史李植上疏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狀,于是朱翊鈞查抄馮保家產并將馮保發(fā)配南京孝陵種菜,之后宦官張誠及江西道御史李植、云南省道御史羊可立、山東省監(jiān)察御史江東之等先后上書彈劾張居正勾結馮保,而陜西道御史楊四知上疏彈劾張居正結黨營私,明神宗下詔不予追究。萬歷十一年(1583年)正月,南京刑科給事中阮子孝又上疏彈劾張居正,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彈劾張居正構陷遼王朱憲?,同時遼妃上書為遼王辯冤,于是明神宗于次年下令查抄籍沒張居正府邸,張居正長子張敬修屈打成招后自縊身亡,二子張嗣修投井自殺未遂后發(fā)配邊疆,三子張懋修后戍煙瘴地而死。終萬歷一朝,沒人敢再提及張居正,后都御史鄒元標等人于天啟年間倡議為張居正平反昭雪,直到崇禎即位后為張居正徹底平反。

為政舉措

政治

加強皇權

張居正鑒于嘉靖、隆慶兩朝皇帝怠政而引發(fā)的禮制混亂的情況,于萬歷二年(1574年)朱翊鈞接見廉能官吏之際安排以大禮覲見,效仿明朝先祖在會極門午朝的禮儀,張居正特命禮部事先擬定程序,預先進行演習,力圖重振威儀雄風,以解決大臣們朝參的禮儀程式混亂無序、言行舉止隨意的毛病,在他主政期間,始終把君臣禮儀作為樹立別克君威GS的重要手段。同時張居正提出“一號令”的政策,其核心要義是由至高無上的君主對朝廷的各種方案和議論作出最終的裁決,國家事務由皇帝一人獨斷乾綱,從根本上消弭各種浮言旁議,以此加強統(tǒng)一執(zhí)法的力度,增強政府詔令的權威。

節(jié)制權貴

明朝中期權貴貪贓枉法的例子數(shù)不勝數(shù),許多積案常年無人敢于觸及,張居正主政期間采取措施節(jié)制權貴。開國功臣沐英之后云南省黔國公沐朝弼在云南作惡多端,朱厚熜寬大處理將其免官,改由他的兒子沐昌祚繼承爵位,但沐朝弼表示揚言要殺地方官并勾結番人為害鄉(xiāng)里,張居正將沐朝弼逮捕并意圖將其處死,考慮到沐氏祖先三代的大功和云南土司的安定,而將其終身囚禁;李太后的父親李偉李偉要求朝廷供給他自造墳的銀兩,張居正認為只能參照完顏雍給外公蔣輪二萬兩的舊例;萬歷初年宦官馮保的侄兒馮邦寧在酒肆鬧事犯法,張居正不顧和馮保的關系而革除馮邦寧的職務,杖打四十大板,同時待罪一年,并囑告馮保嚴格家教。張居正用這種嚴明的法紀昭示天下,通過打擊豪強大族,使得萬歷初年內閣悉數(shù)掌握宮中、府中的事務,并使內臣宦官都聽命于外廷。

裁革驛傳

驛傳是由官方設立、為官員和民眾生活提供服務的重要工具,但官員免費乘驛、惡意敲詐勒索并從中漁利、隨意攤派差役等不良行徑致使百姓生活遭受嚴重影響。萬歷三年(1575年),朝廷頒布裁革驛遞的通令,張居正從限制官員乘驛的特權入手,規(guī)定非軍國大事,一概不準領取通行的印信,各衙門公文不得差人用驛,公文傳送交由急驛鋪專辦,從而最大限度地減省驛差;大力削減驛站的供應,同時撤銷或合并部分驛站;嚴加整頓,杜絕弄虛作假,在公差勘合中如實填報驛站官員的職位姓名,勘合用畢后及時上繳,地方官填寫供應項目和數(shù)量、驛傳的起點和目的地,并加蓋印章,由使用人核對,簽注“對同”,由主事部門進行查核,有違例者點名參奏。張居正通過削減官員免費乘驛的特權,來約束他們的行徑,為之后的整肅官場吏治打下基礎。

整肅吏治

明代中期的官場存在結黨營私、玩忽職守、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等惡劣弊病。萬歷元年(1573年)六月,張居正上《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詳細規(guī)定公文處理的過程并實行考成法,按月對官員的政績進行考成,每年進行總結,吏部通過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評定官吏的勤惰,以此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和官員的執(zhí)政能力。同時張居正在考察中充分發(fā)揮監(jiān)察機構的作用,規(guī)定京官與外官分別以三年、六年考滿,稱職者提升,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罷免。知府、知縣六年一遷,遇有不宜于官,或官不宜地的,都要量情更替。各地大員如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遷,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遷。此外張居正還建立一套以理財為核心的官員考核辦法,以解決明朝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要求吏部悉心查訪官員追繳所欠賦稅的情況,如果官員存在弄虛作假的情況,一律給予嚴格制裁;同時又一定程度上放寬限制并免官員的積欠以示恩遇,逐步做到賦稅在一之內清債,大力裁減節(jié)省官衙的日常開支。張居正的考成法制止了權貴地主的違法活動,懲戒了受賄的貪官,增加了國家的財源,填補國家的虧空。

任用人才

張居正提出“立賢無方,唯才是用”的用人原則,堅持“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氣”,無論身份、資歷、個人看法,只看有實干精神和為政能力。為推行新政張居正主張重用支持改革的人才,以彌補原有官僚隊伍中人才不足的局面,比如張居正委任原來政敵高拱的門下張學顏清丈土地、推薦曾經彈劾自己的禮部尚書馬自強入閣、重新起用被貶為民的龐尚鵬出任福建巡撫并參與經濟改革、任用曾被罷免的水利專家潘季馴治水,并給予潘季馴經費和人事權以保證工程順利完成,此外在北方防務中張居正起用了一大批英勇善戰(zhàn)、嚴于治軍的將才,比如出自行伍的李成梁、由南北上的戚繼光、善出奇招的王崇古、有勇有謀的凌云翼、殷正茂以及曾省吾、張佳胤等人,他們在穩(wěn)定北部邊防和平定南方戰(zhàn)亂的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張居正的用人思想和原則推動了萬歷年間的各項改革進程,使社會經濟得以暫時的恢復和發(fā)展,明朝的國力暫時得到恢復。

經濟

土地清查

萬歷五年(1577年),張居正在政治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的情況下,將改革的重點轉移到經濟領域,次年命令由戶部尚書張學顏親自主持重新丈量全國田畝,清丈各府州縣所有的莊田、民田、職田、屯田、蕩地、牧地等一切生產用地,并按照實際田畝分上、中、下三等納稅,對于欺騙隱瞞的官員從嚴懲辦,農民既為逃避賦稅而投獻,就由受獻者承擔賦稅,清丈查出隱占的土地一律補交稅款。他認為“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是“國匱民窮”的根源。在萬歷六年(1578年),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到萬歷八年(1580年),統(tǒng)計全國查實征糧土地達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期增加了近三百萬頃,致使朝廷的賦稅大大增加。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又規(guī)定只要是功臣之家,除撥賜公田以外的田土盡數(shù)報官,與庶民一樣納糧。

一條鞭法

萬歷四年(1576年),張居正先在湖廣地區(qū)試行示范一條鞭法,一年后得到多數(shù)人的稱道再推向北方。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開始改革徭役制度、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將賦役中的各項名目如雜泛、均徭、力差、銀差等項合為一種,將力役歸入田賦,一律按田畝核算統(tǒng)一征收。除漕糧外都可改折銀兩,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稅,允許被征調的差役出銀雇人代役。同時簡化征收的手續(xù),減去由里甲征收的中間層次并改成官收官解。一條鞭法雖然同樣由民眾承擔,但以銀充役致使民眾可以選擇自由支配人身,同時削弱人身依附關系,推動貨幣流通的范圍擴大,使商販和工匠獲得人身自由,有利于促進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

興修水利

張居正在調整經濟政策的同時,還把興修水利作為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厚農利商的重要工作。隆慶年間漕運受阻,海運又不安全,高拱主張開鑿膠萊河代替漕運,張居正委派工科給事中胡玉吾去山東省實地勘察,發(fā)現(xiàn)水源不足而作罷。之后張居正轉而采用筑堤束水,以水沖沙的合流法以疏通河道,他委任治河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潘季馴提出“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等理論,張居正支持潘季馴摒棄傳統(tǒng)的分流舊方案,采取漕運與民生兼顧的治水方針,運用以水攻沙的辦法,疏浚黃河,三年筑堤三百多里,塞決口一百三十多處,用完備的堤防把滔滔黃河水約束在原來的河道中,利用奔騰的河水,全力沖沙入海,沙刷水深,河循軌道而暢流無阻。

軍事

張居正意識到明朝的軍事積弊和邊患嚴重,認為以文官統(tǒng)率武官的舊制致使指揮和實戰(zhàn)脫節(jié),因此張居正開始改革明朝以文制武的傳統(tǒng)軍事制度,首先他在首輔徐階的支持下賦予譚綸獨立的指揮權,又調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zhèn)的練兵事務,以特旨的名義任命戚繼光為薊州鎮(zhèn)總理練兵事務兼鎮(zhèn)守,節(jié)制三鎮(zhèn)總兵并使其直接管轄薊州軍務;其次張居正為激勵將領兵士的積極性而重獎有軍功的將士,比如封戰(zhàn)功卓著的宣府總兵馬芳為蔭子千戶、升立有戰(zhàn)功的陜西延綏總兵趙苛至大同市總兵、破格提拔李成梁為鎮(zhèn)守遼東的主將;此外張居正在軍事戰(zhàn)略上實行以防御為主的戰(zhàn)略轉移,他采納戚繼光和譚綸的建議建筑敵臺以固守,從山海關區(qū)西到到鎮(zhèn)邊(今昌平區(qū))的兩千里防線上修筑一千余座敵臺,又整修長城并加高加厚城墻,沿線植樹設險。

同時張居正支持戚繼光開展整軍練兵活動,將薊鎮(zhèn)防區(qū)分設十二路,根據薊州的地理環(huán)境與作戰(zhàn)的特點,建置車營七座,并配以騎兵、步兵進行混合訓練以積累作戰(zhàn)經驗,又派遣杭嘉參將胡守仁調用三千戚家軍到薊鎮(zhèn)進行示范。隆慶五年(1571年),張居正說服皇帝朱載坖下詔封俺答汗為順義王,促成明朝與韃靼的封貢通市的和議,雙方又約定歲貢的馬匹數(shù)量和交換的物品,定時定點進行貿易,比如在宣府、大同市、山西三鎮(zhèn)開辦馬市,隆慶和議后邊境貿易擴大為官市、私市、民市,大市、月市、小市等共存的局面,以各種生產、生活用品為交易主體的民市,已遠遠超出官辦馬市的規(guī)模并逐漸取代官市。民市所經營的品種也從富家的奢侈品轉向普通百姓的大宗商品,邊境線內外的商民隨時可以入市買賣,此舉使得明朝邊疆穩(wěn)定以及邊境百姓的生活得以安定。

張居正在隆慶年間的軍事改革通過整飭邊防、加強戰(zhàn)守、封貢通市等方式促進明朝邊境的穩(wěn)定,同時促進蒙漢兩族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以此使得明王朝的政治和財政危機得以解救。保障邊界安定的同時軍事改革也保障了改革的整體環(huán)境,在改變邊防廢弛、邊患日深狀況的基礎上,軍事改革措施成為社會改革的突破口,為后來萬歷年間的政治和經濟方面改革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

人物評價

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李贄評價:“張居正為宰相之杰?!?/p>

明末清初史學家谷應泰評價:“我認為張居正拯救時局像唐朝的姚崇,做事偏激則像北宋初年的趙普,專政弄權像西漢霍光,剛鷙則像北宋中期的王安石?!?/p>

明末清初學者唐甄評價:“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之時,在他接受任命之際百官凜凜肅然,各自擔任自己的職務,紀綱就理,朝廷肅然,效果果然早晚立刻呈現(xiàn)。他處理朝政十年,海內安寧,國富兵強。他尤其擅長用人,籌備邊務預料敵情,就好像在眼前一樣?!?/p>

清朝大臣張廷玉評價:“居正處理政事時英勇果敢,經常以豪杰自許。但他深沉且胸有城府,別人都不能都猜測出來……而他操持權威把柄幾乎到震主的地步,所以最終才導致引禍上身?!?/p>

清代的四庫全書館臣評價:“朱翊鈞初年,張居正一人把持國家權柄,之后毀譽不一,到現(xiàn)在都沒有定論。他振作有為的功勞,和他威福自擅的罪過,都不能互相掩蓋?!?/p>

民國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明代有種種特點,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p>

民國著名歷史學者黎東方評價:“以施政的成績而論,他不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漢朝以來所少有的。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強可以與他相比。諸葛亮的處境比他苦,不曾有機會施展其經綸于全中國。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實行,有本事獲得趙頊的信任,而沒有才干綜核僚佐與地方官的名實。”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評價:“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軒朗,長須,而且注意修飾,袍服每天都像嶄新的一樣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儀表相一致。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辭簡短準確,使人無可置疑,頗合乎中國古語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p>

著名歷史學者田澍評價:“張居正是嘉隆萬變革的繼承者和終結者,效法嘉靖前期的明世宗為其“法祖”的核心內容,其改革所帶來的腐敗和弊政不容忽視,成為明朝覆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國明清史學家吳量愷評價:“張居正‘公而忘私’的精神、勇往直前的奮斗意識、忍辱負重的寬容氣質及剛直、坦率的性格是其改革事業(y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張居正在進化、發(fā)展的歷史觀和‘審機度勢,更化宜民’的政治觀指導下進行改革,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p>

歷史學者張舜徽評價:“張居正承繼法家思想,在明王朝處于內憂外患的困境中,銳意改革,使國家走上富強之路?!?/p>

家族成員

人物作品

文集

詩歌

張居正不僅政治成就突出,其平生所作詩文成就甚高,在現(xiàn)存的《張居正集》48卷中,6卷為詩作,古近體詩三百余首,大體有詠物詩、懷古詩、紀游詩、山水詩、懷鄉(xiāng)詩、送別詩、應制詩、悼亡詩等等,內容豐富,形式多樣,風格獨特,“清華莊整,自成一家”。張居正詩歌創(chuàng)作的第一時期是他30歲進入翰林院之前的時間,其中的詩歌作品通過揭露明朝的社會危機與險惡官場以抒發(fā)郁郁不得志的苦悶,比如《送高廉泉之任》《送黎忠池二首》《送方金湖之寧津》《適志吟》等;第二個時期是張居正三年退隱回鄉(xiāng)之際,其詩歌傳達出寄情家鄉(xiāng)山水和擔心仕途及國家前途命運的復雜思想,比如《臨湖曲六首》《詠江濱梅得陽字》《元日感懷》《江中對月得郎字》《桃溪書屋》《寶劍篇》《割股行》《獨漉篇》等;最后一個時期是33歲回京至病逝京城,這一時期張居正大刀闊斧地改革朝政,政治成就和國家前途走向輝煌,其中詩歌作品展現(xiàn)出一代政治家的志向與情懷,比如《秋夜感懷寄欽之二首》《遼左奏捷》《送敕使閱武》等。

人物軼事

白龜傳說

張居正的家庭出身較為普通,但后世關于他的出生傳說比較神奇。據《張文忠公行實》記載,張居正的母親趙夫人曾經在夜里看見住的房子里有火光,火光向上照的天都很亮,頃刻一個約五六歲的青衣童子緩緩地從天而降,然后在趙夫人的床邊繞了一下,于是趙夫人就懷有身孕了,一共懷了十二個月的時間才出生。張居正出生當晚,其祖父東湖公張鎮(zhèn)夢見有大水突然出現(xiàn),然后溢到了張家的庭院里。張居正的祖父大驚便問奴仆大水從哪里來,仆人對他說大水是從已故少保張純的家中流出,正好當天晚上張居正的曾祖父懷葛公張誠也夢見有月亮墜入水甕中,隨后化為一只白龜,浮在泛動的波光中,不久張居正就出生了。

因夢易名

張居正十二歲投考秀才時,荊州市知府李士翱做了一個夢,夢見雅威要他把一個玉印獎給一個兒童。第二天他監(jiān)考,一見張居正就怦然心動,認定這就是夢中所尋之人,興奮地對張居正表示“白圭”不足以成為他的名字,張居正日后一定能成為當朝皇帝的老師,而自己是因為得到天皇氏上帝的使命而已,之后他就將張居正的原名“白圭”改為“居正”。

人物爭議

出生爭議

關于張居正的出生年月,學術界有不同的說法,根據明朝嘉靖刻本的《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登科錄》、明朝《萬歷起居注》和《明神宗實錄》記載,張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端午節(jié)日(1525年5月26日);而中國近現(xiàn)代文史專家韋慶遠朱東潤認為,張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1525年5月24日)。

死因爭議

關于張居正的死因,學術界至今有不同的看法,最早介紹張居正死因的文獻是王世禎的《嘉靖以來首輔傳》,王世禎認為張居正服用房中藥后致使體內燥熱,又飲寒劑導致腹瀉成痔,從而脾胃虛弱不能進食,瘡瘍拔去不久因肛門排便不順而復飲寒劑,致使腹瀉難止且大腸被排出體內;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則認為張居正死于服用過多的海狗腎而體內燥熱;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認為張居正的死因是割除痔瘡后致使脾胃衰弱,最后過勞而死。

相關形象

文學

影視

相關研究

墓葬與紀念

墓葬

張居正紀念館,又稱張居正紀念館,位于湖北省荊州市中心城區(qū)張居正路,屬于荊州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時也是荊州市著名的文物景點和游覽勝地。墓區(qū)占地10余畝,原有石人、石馬、石龜、石獅等,后大多毀于文革時期。2004年復建,2005年建成,占地14229平方米,整座墓園呈長方形,坐北朝南,主體建筑分布于南北一條軸線上,由南到正中的北依次為石牌坊、石獅、山門、半月池、張居正塑像、神道、墓碑。兩廂附屬建筑東側為太岳堂,堂內展出有張居正畫像、帝鑒圖說等珍貴文物及生平簡介;西側為純忠堂;園內亭、廊環(huán)繞,磚石鋪地,植銀杏、香樟苗、松柏及梅、竹于其間,張居正紀念館以土筑塋墻將其周合,在神道兩側分別置有石望柱一對,石虎、石羊、石馬、石人各一對。其結構按明代墓葬等級制度布局。儀門后面的窗花設計分別為“鵲雀登枝”和“白鹿獻瑞”。

故居

張居正故居位于湖北省荊州市的荊州古城東隅,旁邊就是外表雄偉的賓陽樓,其故居曾經在幾百年間多次損毀。1989年,原江陵縣政府為紀念張居正而投資780萬元重建其故居,歷時三年于1992年10月正式對外開放。張居正故居仿明清四重院落,東房西園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后期擬建的故居陳列館拆遷量較小。項目占地6000多平方米,景區(qū)內數(shù)百件名家真跡,保存完好。且環(huán)境優(yōu)美,無需進行大規(guī)模整治。同時,項目選址符合荊州市城市規(guī)劃和歷史事實。故居規(guī)劃呈四合院格局,以故居原有建筑景觀和張居正生平史跡文化為兩條旅游線布局,主要包括仿明清四重院落、純忠堂、捧日樓、西花園、張文忠公祠、九鳥苑、白圭池、陳列館、停車場、文化藝術碑廊、張居正立像等,張居正故居現(xiàn)為國家AAA景區(qū)。

參考資料 >

北京人藝年度歷史大戲《張居正》首登人藝舞臺 陪觀眾一起大戲跨年.新浪微博.2025-01-03

“元輔良辰”張居正:上相太師的故里鄉(xiāng)音.央廣網新聞.2024-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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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帝圖.豆瓣讀書.2023-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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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改革群體研究.豆瓣讀書.2023-10-06

張居正紀念館.荊州市人民政府網.2023-10-06

我為荊州當導游:探訪張居正墓園 追憶一代名相.荊州市人民政府網.2023-10-06

張居正故居.荊州市人民政府網.2023-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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