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1513年1月19日－1578年8月4日），字肅卿，號中玄（清代為避康熙帝諱亦稱‘中元節’），河南新鄭市人。明代政治家、思想家。仕官歷經嘉靖、隆慶、萬歷三朝，官至內閣首輔，卒謚文襄。著作收入《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出身官宦世家，十七歲鄉試奪魁，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進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任朱載坖府侍講，與裕王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高拱升任禮部尚書，次年，在內閣首輔徐階舉薦下進入內閣。后來，高拱與徐階矛盾激化，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政治斗爭，最終高拱獲勝。隆慶元年（1567年）五月，高拱稱病告休，次年十二月，居家賦閑的高拱東山再起，再度入閣成為內閣首輔。擔任大學士期間，高拱推行政治改革，為后來的張居正改革奠定基礎，被后世稱為“隆萬大改革”，高拱還推動了“俺答封貢”，結束了明朝與韃靼[dá]之間長期的戰爭關系。隆慶六年，高拱升任柱國、中極殿大學士。高拱日益自負專橫，與內閣大學士張居正矛盾激化，招來物議，朱載坖死后，張居正、司禮監太監馮保密謀將高拱驅逐回鄉。高拱被罷歸后隱居鄉里，潛心著述，于萬歷六年（1578年）十二月病逝，享年67歲。萬歷三十年（1602年），朱翊鈞詔贈高拱太師銜、謚文襄。
《明史》認為，高拱自詡有才識謀略，傲氣凌人，所以在政治斗爭中被張居正擊敗。后世學者指出，高拱才能卓著，他促成的俺答封貢為漢蒙民族團結揭開了新的一頁，推行的各項改革措施也為后來的張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礎；在學術上，高拱為推動明代實學思潮的勃興和氣學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被贊為“經綸偉業”的“社稷名臣”。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高拱祖籍河東山西道晉寧路洪洞縣（今山西省洪洞縣），其六世祖高成在元末時為躲避戰亂，遷徙到今河南省新鄭市市東北高老莊居住。景泰元年（1450年），高拱的祖父高魁出生，高魁官至工部虞衡司郎中。成化二十年（1484年），高拱的父親高尚賢出生，高尚賢官至光祿寺少卿。高尚賢共有六子，高拱排行第三。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1513年1月19日），高拱在新鄭縣（今河南省新鄭市）出生。高拱自幼受到嚴格的家教，聰穎好學，五歲即善對偶，八歲時能每日背誦千余字。
嘉靖二年（1523年）起，高拱跟隨李麟山學習，十七歲以“禮經”魁于鄉（鄉試奪魁）。中舉后，高拱開始跟隨賈詠學習，后來又就讀于開封市“大梁書院”，嘉靖二十年（1541年），高拱考取辛丑科進士，取得會試第四十九名，殿試三甲第四十五名的成績，同年十一月考選為庶吉士。
初入官場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高拱被授予翰林院編修。兩年后，高拱奉旨抄錄列祖御制文集，完成其著作《外制集》。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八月，朱載坖（朱載坖，即后來的明穆宗）出閣讀書，高拱擔任裕王首席講讀官。高拱在裕王府邸度過九年，講授經筵，敷陳剴切，謹慎用事，與裕王建立深厚的王臣、師生關系。當時，皇太子朱載壡已歿二年而新儲未建，嘉靖皇帝忌諱提冊立太子的事，裕王與其異母兄弟景王（朱載圳）都居京城，論序當立裕王但世宗似屬意景王，朝廷內外擔心裕王能否順利即位，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調護，始終擁護裕王，給裕王很大寬慰，得到裕王的敬重，裕王手書“啟發弘多”“懷賢”“忠貞”等字贈賜高拱。其間，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高拱九年考核期滿，升為侍讀。
當時，嚴嵩、徐階先后主持國政，他們將高拱舉薦給嘉靖皇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高拱升遷為翰林侍講學士，兩年后，高拱升任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又過了兩年，高拱晉升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升為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
首次入閣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份，高拱在徐階的推薦下擔任了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職務，正式進入內閣。高拱入閣后，就想施展自己的才華。起初，徐階與高拱關系很親近，高拱進入內閣后，和徐階產生了矛盾。當時，朱厚熜住在西苑，閣臣值宿的處所就在西苑中。高拱沒有兒子，便把家移到西苑附近，經常悄悄回家。有一天，嘉靖身體欠佳，被宮人誤傳為病重，高拱急忙把值宿處行李搬出。給事中胡應嘉是徐階的同鄉，他注意到徐階和高拱有矛盾，就彈劾高拱不安守值班房、私運器具。高拱認為胡應嘉是受了徐階的指使，于是開始嫉恨徐階。
隆慶元年（1567年），朱載坖朱載坖即位，是為明穆宗。同年，高拱升任太子太保。此時，徐階雖然身為大學士，但高拱以皇帝舊臣身份自居，又得到了另一位大學士郭樸的幫助，與徐階爆發了激烈的權力爭奪，徐階逐漸處于下風。
辭職歸家
隆慶元年（1567年），陳以勤和張居正入閣，張居正與徐階曾有交集，徐階草擬遺詔時避開高拱，只和張居正商量，使高拱憤懣不平。隆慶帝登基之時，需要大學士共同商議的登基儀式、犒賞軍隊、裁決大臣去留幾件大事，徐階也不聽高拱的意見，進一步激化了兩人之間的矛盾。
當時，吏科給事中胡應嘉考察官吏，考察將要結束時，他突然為人說情。皇帝斥責他前后矛盾，下令內閣大臣商議給他定罪。郭樸說：“胡應嘉沒有人臣的禮節，應該將他削官為民。”徐階看到高拱怒氣沖沖，不得不同意了郭樸的意見。言官認為，胡應嘉被驅逐是因為高拱出自私怨。后來，大臣們紛紛上奏章彈劾高拱。徐階對于高拱的爭辯，草擬了命令安慰挽留他，但卻沒過多譴責彈劾高拱的言官，高拱更加惱怒，于是與徐階之間交惡更甚，以至于開始相互詆毀。
御使齊康因此彈劾徐階，齊康被罷官處置，隨后，大量官員彈劾高拱，高拱多次上書請求辭職還鄉，皇帝最終同意，還賜給高拱銀錢物品，并派人護送。不久后，徐階也辭官回鄉。
再次入閣
隆慶三年（1569年）冬天，朱載坖召回高拱，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吏部，晉升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成為內閣首輔。高拱的執政策略與徐階針鋒相對，他試圖治徐階重罪，在各方面打擊徐階，他罷免了大量與徐階關系親密的舊臣。徐階的子弟橫行鄉里，高拱任命蔡國熙做監司，將徐階的子弟立案偵查，都編入邊兵軍籍。由于隆慶帝性格寬厚，未能如高拱所愿。直至高拱再次辭職，徐階才得以解脫。隆慶四年（1570年）四月，他因海瑞當年劾他的舊怨，將海瑞從應天巡撫調南京清銜。不久，又并其職，逼使海瑞告病歸家。高拱執政后，開始多方面改革，其中推行政治改革與促成俺答汗封供影響最大。
遭逐返鄉
高拱執政期間，日漸專橫，驅逐了同為大學士的趙貞吉，與宦官馮保也產生了矛盾。隆慶六年（1572年）正月，朱載坖加封高拱為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并蔭封其兒子高務觀為尚寶司丞，蔭封其孫子高杠為錦衣衛正千戶。三月二十四日，戶科給事中曹大楚上書，將高拱比作權奸，高拱幾次上書請辭，隆慶帝都未同意。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隆慶帝駕崩，遺詔封高拱、張居正、高儀為顧命大臣，馮保通過篡改遺詔也取得了一定權力。六月十日，朱翊鈞即位，是謂明神宗，改元萬歷。
神宗即位后，高拱上書奏請皇帝抑制司禮監，要求把權力還至內閣，他還命令給事中雒遵、程文一起上書攻擊馮保。高拱與張居正協商共同驅逐馮保，張居正表面同意與高拱共進退，私下里卻聯系了馮保。馮保向太后哭訴，稱高拱擅權，得到太后認同。萬歷元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太后召內閣、五府、六部眾至，宣讀詔書。高拱誤以為這是要對馮保進行驅逐，然而詔書宣讀時，卻切責其擅權無君，列舉罪狀并宣布對他進行驅逐。高拱倒在地上不能起身，張居正扶起他離開宮殿，并雇騾車從宣武門送高拱離去。
張居正與高儀上奏請求高拱留任，但未得到批準。他們又請求為高拱提供驛站的馬車作為交通工具，被皇帝允許。高拱離職后，馮保還捏造了王大臣案，試圖陷害高拱，但未能成功。
晚年去世
萬歷六年七月初二（1578年8月4日），高拱去世。張居正奏請恢復高拱的官位，并按照舊例安葬，但皇帝下旨給予半葬的禮儀，祭文中有很多貶損之處。
萬歷三十年（1602年），高務觀上書，請求為父親高拱恢復名譽，頒給謚號，萬歷皇帝頒發命，追贈高拱為太師，謚號文襄。
施政舉措
推行政治改革
高拱是一位政治才能出眾的人物，其觀點多數得到皇帝的贊同并在全國實施。
管理吏部時，高拱要求全方位了解人才，并要求各部門記錄下包括能力、地位、出身在內的官員情況，他要求部下每年提供一份匯編，以便在需要時可以迅速挑選并任命合適的人選。
高拱重視軍事。他建議增設兵部侍郎作為將來總督的候選人，再由總督升任兵部尚書，以解決國家的邊防問題。高拱認為，軍事是專業的學問，沒有定期訓練就無法勝任軍事工作，所以他主張從從兵部司屬開始培養將才，要選拔有智慧、才能，且熟悉軍事事務的人擔任司屬，并長期任職，不調往其他部門，作為未來邊防的督撫預備人選，同時，他堅決反對讓非正途官員和被貶謫[zhé]的官員擔任邊疆的重要職務。高拱還改革了軍事人才的考核方式，強調獎懲機制，鼓勵將士為國效力。
高拱也改革了文官隊伍。他反對論資排輩，提出將科舉考試的進士和貢士一起任用。在調整官員時，他會說明提拔、罷免的原因，得到了官吏的支持。高拱任免官吏更重視才能，古田瑤叛亂時，他任命貪污但有能力的殷正茂為兩廣總督，貴州省土司安國亨叛亂時，他任命阮文中代理貴州巡撫，順利平亂。
高拱也治理了貪污。高拱特意奏請皇帝表揚廉潔的知府侯必登，以警醒廣東省的其他司官，他也注重管理負責官府驛道的低級官員，主張重視從當地選拔這些官員，確保他們為官廉潔。
高拱推行的政治改革為后來的張居正改革奠定基礎，他與張居正的改革被后世合稱為“隆萬大改革”，對明代政治發展的歷程產生了深刻影響。
促成俺答封貢
“庚戌之變”后，俺答汗不斷南下犯邊。隆慶四年（1570年）八月，北部邊疆告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陽郡御史護守山陵；又啟用御史劉燾在天津市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于布置周密，防范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隆慶四年（1570年）十月，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沖突，率十余人前來歸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并接納了他，向朝廷稟報，請求給把漢那吉封官，朝廷中多數人表示反對，但高拱和張居正極力主張接納把漢那吉，并給他授官。后來，俺答汗率重兵前來索要把漢那吉，在高拱、張居正、王崇古的共同努力下，用叛徒趙全交換了把漢那吉，此后俺答表示以后永不侵犯明朝，并請求“封貢通市”，得到了明朝批準；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明廷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
思想主張
哲學思想
氣本論
高拱的氣本論強調了氣與理的密切關聯性，并指出兩者本為一物，不存在先后關系。他的觀點與明代以王廷相為代表的氣學思想的“理氣歸一”派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對程朱理學的“理先氣后”觀點進行了挑戰，并推動了陽明心學的改造，提出“天地之間惟一氣而已”，且這氣的運行表現為萬物。在他的理論中，“理”是事物的規則、性質，離不開構成事物的氣。這一觀點對于理學家將“理”視為宇宙最高精神實體的理論形成了挑戰，強調了氣作為理的基礎，從而將程朱的唯心論改造為唯物論。高拱的理論認為理是“事之理”，無事即無理，拒絕接受理學家的“理先事后”的玄虛說教。他將氣學思想貫穿于認識論、無神論和人性論中，建構起了一個完整的氣學思想體系。
辯證法
高拱的經權思想是他辯證法的核心內容。他提出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強調權的普遍應用性和處理事物的應變能力，提高了權的地位。這種新經權論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經和權要靈活運用，依照實際狀況作出調整，這樣才能在現實中實現“經”的要求。他闡述了經權之本與末、體與用、“衡”與“錘”的對待性，以及經權的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為用而不相離的統一性。
高拱的辯證法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教育和人才等多方面，他全面闡發了各種辯證關系，并以經權觀念為核心，將這些理論聯系到實際。他提出“義”并非空洞的概念，而是公共利益的總和，“義“與“利“是互相滲透的統一概念，并非處于絕對對立地位。他進一步強調義與力的相輔相成關系，為義必須用力，以力才能成就義。這一直觀辯證法是他在哲學上超過王廷相的顯著標志。
認識論
高拱的認識論是一種直觀反映論。他在認識方法上強調實證，重視通過“見之”“聞之”“驗之”等實踐觀察獲取知識，并以此為基礎進行獨立思考。他主張打破門戶之見，克服爭勝之心，以實踐為客觀標準來判定是非，追求真實的理論。高拱提出了“尊德性而由于問學”的觀點，將尊德性與道問學統一起來，以避免空洞無物的理論。他反對知行合一的理念，因為這與孔子之言以及實際情況并不符。他用孟子的言論反對王守仁的良知觀，盡管他對王學的批判并不深刻，但他的態度表明他并不盲目迷信。在他的認識論中，包含了四個方面：“事必求其實”的求實論，“虛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論，“貴乎知而能行”的知行論以及“聞見”與“問學”相統一的知識論。
無神論
高拱以歷史事實和矛盾律為武器，堅決批駁有神論，如“五德終始”和“天人感應”等觀點。他認為天災是自然現象，與社會政治人事并無直接關系。他還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天人感應說，并且斷然否定了漢宋儒家宣揚的“符瑞”說、災異說和“記異”說。他揭露了這些說法自身的矛盾，甚至從邏輯上揭露了宋儒的錯誤。雖然高拱對天人感應論的批駁可能沒有王廷相那樣全面，但他集中地揭露了神學在經學上的迷霧，打擊了經學中的神學迷信，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了經學。他通過闡發“在天有實理”的天道觀和“在人有實事”的人道觀，旨在否定“五行生克”的歷史循環論和“帝王受命而興”的歷史宿命論。他認為無神論和有神論的產生都有其認識根源和社會根源，因此他決心“化無道之世為有道之世”，希望通過實際行動推動社會進步。
心性論
高拱反對程朱的人性二元論，認為人只有一個性質，即“氣質之性”。這一觀點將心性學科從空洞、偽善的狀態中拉回到實際的人生中，使它更接近現實和人的自然性格。高拱反對將性和理看作相等的概念。他從“性”和“理”兩個概念的不同內涵和外延出發，否定了“性即理”的說法。他提出的“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用”的思想，不僅反映了地主階級改革派希望發展生產、緩解社會矛盾的政治愿望，而且在理論上揭露了封建倫理道德的虛偽性，并給予人的情欲以合理的道德地位。高拱堅持“圣人以人情為天理”的觀念，他認為綱常間存在互相抵觸的地方，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才能達到最佳狀態，即合乎人情。這種人情即天理的觀點，體現了他務實的精神。他反對抽象的道德規范被抬高為“天理”，而基本人性與情欲被貶低，他主張情理相合，反對情理分離，認為脫離人情的“天理”是不存在的。
政治思想
經濟和民生思想
高拱的經濟和民生思想強調了義利的辯證統一和公共利益，以公私之分來解讀義利，并提出“義者利之和”的觀點。他主張計功謀利，反對“以名為利”的超功利主義，并提出“理財，王政之要務”，推崇實際的經濟活動。針對當時商業的困境，高拱主張懲貪革弊，解除商困，并推行恤商惠商政策。他特別重視對理財官員的任用，并批評理學末流對理財官吏的誣蔑和攻擊。此外，高拱的經濟思想強調了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這既是他批判超功利主義的武器，也是他推行經濟改革如一條鞭法、清丈、幣制等的思想指南。他還倡導建立完善的錢幣制度，對穩定民生和方便商民至關重要。
高拱的民生思想集中體現在主張為公眾謀利益，為生民興利制定與論述政策。他對中央和邊區官員的配置與選用富有創新，同時高度重視商業在民生中的作用，他重視發展生產，整頓吏治，以創造穩定環境改善民生。他的民生思想強調“義為利和”，“生財理財”，并強調恤商惠商和對錢糧官員的重要性。
法治和改革思想
高拱的法治和改革思想強調實事求是、公平公正、從嚴執法、禮法并重和變法改革。他主張以實際效果評定政府工作和官員優劣，并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賞罰，任何與這種精神不符的都應破除。他提出了“本之以公，祥刑之經“的立法價值論，“法必貴當”，“罪必責實”的司法原則論，反對大赦的執法實踐論，以及“禮樂馴服，法度繩約”的禮法互補論。高拱的法治思想蘊涵了可資借鑒的精神品格，包括公平公正精神、變法改革精神、從嚴執法精神和禮法并重精神。
在高拱的法治思想中，改革思想是其重要內容。他主張承認變動，堅持通過變革以求治，闡發了“法以時遷”，“更法以趨時”的變革理論。雖然他在表面上仍自詡為儒臣，但實際上他倡導并推行了戰國時期商鞅、申不害、韓非子等法家學說。他的改革理論摘取了儒法兩大學派的精粹，吸收并甄別選汰，構筑了一套比較系統的變革理論。他既強調法的穩定性，又強調變法的必要性，并試圖把這兩者統一起來。他的法治思想中強調的重點是變法改革，因為只有變法改革，才能打破陳規，使法律為社會的發展變化提供理論服務，這為他主持和推行的改革提供了法學依據。
教育思想
高拱的教育思想強調實際性和現實主義，他主張教育應符合治國的實際需求。他提倡帝王和翰林學者應深入理解本朝典制，并結合歷朝經驗，以滿足治理政治的需要。同時，他認為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應因材施教。高拱還強調“用其所養、養以致用”，主張教育內容必須切實用，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治理國家、造福人民的目的。在教育方法上，他主張因材施教、寬嚴適宜，靈活采取策略，針對學生的具體情況來確定寬嚴的要求和教學內容。
人才思想
高拱的人才思想強調人才的儲備、培養和正確使用，他倡導創建人才檔案，以隨時為朝廷提供全國賢才的信息，此舉在封建吏治中具有創新性。他注重選培軍事人才，親自選拔和使用了一批對鞏固邊防有積極影響的邊方重臣。他主張應用有真才實學的人，而非單憑學歷和資歷。授官之后，他更注重政績而不是出身。在選擇邊疆州縣正官的問題上，他主張“不當為官擇地，只當為地擇官”，并要求選用年富力強且通曉軍事的官員。
軍事思想
高拱的軍事思想主張義力統一，認為“力”和“義”并非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強調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他反對虛說，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主張動機與效果的統一。高拱的具體戰略思想是“南剿北撫”，無論是剿還是撫，他都堅持以力行義的原則。在戰爭性質問題上，高拱批判宋儒“義不以力”之說，闡述了正義戰爭論。在戰略問題上，他分析了軍事戰略所涉及的諸多矛盾，提出了寓戰于守，寓守于和的防御戰略論。在策略問題上，他提出了“先實后聲”和“以威聲下之”的靈活策略論。高拱還致力于吏治的清整、人才的培養和邊防的鞏固。他為了改革軍事體制和改善邊防形勢，實施了一系列軍事改革，包括增加兵部官員、創設軍事官員人才儲備制度、特遷制度、邊防官員休假和內遷制度等激勵機制，同時強化了對軍備人員瀆職誤事的懲處制度。高拱的軍事思想和他的軍事改革對明中后期軍備的振興和邊防形勢的改觀產生了重大影響。
民族思想
高拱的民族思想是實事求是和人道主義的，強調對邊疆民族問題的特殊性和多元性的尊重，同時倡導務實、靈活的處理方式。他提倡以撫為主，追求和平解決問題，倡導對邊疆民族事務的特殊處理，以靈活、開明的民族政策實施為主。高拱主張以真實情況為依據制定策略，并以冷靜的態度確定行動方案。他的民族觀包括“華夷之防”和“華夷一家”，這兩個觀念雖然在當時的環境下難以實現，但反映了他對和平統一的努力和追求。高拱的民族政策體現了他對“華夷一家”的追求，以及對“華夷之防”的警覺，特點是“懾之以威”、“因俗而治”、“懷之以恩”、“務實靈活”和“慎選官員”。
人物著作
高拱一生撰有十八種著作，散佚三種，現存十五種，收入《高文襄公文集》，作品概況如下表所示。
歷史評價
正面評價
朱載坖朱載坖認為高拱在國家危難之際運籌帷幄，保衛了明朝邊疆，是可以完成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朱翊鈞認為高拱才能卓著，肩負重任而銳意進取，是國家的忠良之臣。
萬歷年間大學士沈鯉認為高拱是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一樣的賢能之士。
萬歷年間戶部主事馬之駿將高拱與張居正并稱，認為他是人中豪杰。
明朝史學家支大綸認為：高拱在鼎革之日，承擔保濟之任時，開誠布公、周防曲慮且不阿私黨，即便古代的社稷之臣也不過如此；不幸的是他結交小人，反遭其害，狼狽出走且盤纏盡喪，實在令人悲嘆。
明代史學家談遷認為高拱是匡扶社稷的名臣。
明末清初學者傅維麟認為高拱是拯救時局的賢良之臣。
《明史》贊語認為高拱關于選拔官吏的各項政令均可有效推行，高拱有治理國家的才能。
近代歷史學家孟森認為高拱政治能力強，是拯救時局的好宰相。
近代歷史學家嵇文甫認為“高拱是一個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有特別表現的人物，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面開風氣的人物。”
當代歷史學家牟鐘鑒稱贊“高拱不僅是一位能干的有謀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學精慮的思想家”，他說：“隆慶三年到六年，在李恒充分信任與重托下，高拱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洗刷頹風、振興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選儲人才、安邊強兵等方面都頗有建樹，使明朝多年因襲虛浮、積弊叢生的內政外交有所改觀，生出一股清明節剛健的新風。”
當代歷史學家岳天雷認為“高拱的氣學是構成從北宋張載到明清之際王夫之氣學發展的中間環節，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
負面評價
明代學者王世貞認為高拱剛愎自用，雖然有一些才能，但是并不值得稱道。
《明史》中認為高拱恃才傲物、過于重視與他人的恩怨。
當代歷史學家樊樹志認為高拱“一向以精明強干自詡，傲視同僚，先后趕走閣臣陳以勤、李春芳、趙貞吉、殷士儋。”
當代歷史學家姜德成認為高拱“刻意制造不同政見，落入政客嘩眾取寵的套路。”
軼事典故
新鄭沒有土地廟
隆慶中，貴州省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民間傳說高拱小時候在縣城讀書時，半夜里看不清路，走不穩當，急了就說：“要這土地爺是干啥吃的，不如不要！”百姓認為高拱是天上星官下凡，縣城里的土地聽了此話，只好卷鋪蓋走了，因此在其他地方都有土地爺廟，而唯獨新鄭城內沒有。
祝壽趣話
有一年，高拱返回家鄉探親，碰巧他的親家正在慶壽。高拱穿著普通的衣服，騎著一頭毛驢，而其他的賓客則都騎著駿馬，攜帶著禮品而來。因此，他選擇從后門進入，簡單地品嘗了一些酒和菜，然后提早離開。這使得他的親家感到非常不悅，并嚴厲地責備了高香。一年后，為了開導親家，高拱穿著官服，帶領他的侍從，連夜趕到親家的家中。當親家看到高拱乘坐在八人抬的大轎中，前后有人擁戴，莊重的隊伍有三百多人，院子里無法容納，更不可能安排飲食，他感到非常困擾，連連請求高拱的寬恕。于是，高拱借此機會告訴親家：“你們每年的奢侈和浪費，只為了展示你們的財富和地位，但你們有沒有考慮過給親友和鄰居帶來的負擔？你們不怕他們會因此而嫉妒和憎恨你們嗎？”從那以后，親家再也沒有為慶祝壽辰舉辦過盛大的慶祝活動。
家族成員
相關爭議
《病榻遺言》是否為高拱所作，存在爭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認為高拱被罷官逐出京城后，在家編寫了《病榻遺言》，書中詳細陳述了高拱與張居正矛盾的由來及發展，極力為高拱自己辯解，對張居正多加指責。清代學者夏燮、近代學者黃仁宇認為《病榻遺言》是否出自高拱還需要考證。
相關文物
平反誥命
朱翊鈞授予高拱的平反誥命現藏于新鄭市博物館。該誥命的寬0.545米，高0.3米，用料考究，絲絹底色以五彩淡黃、淺黃、深黃、灰、白為主，頂部織有祥云和瑞鶴來點綴底紋，右側織有“奉天誥命”的篆書，字兩側飾有銀色的雙龍圖案，左側的落款處刻有“萬歷三十年四月六日”的印記，并附有“制誥之寶”的印章。
墓葬與紀念
高拱墓
高拱墓，又稱閣老墳，位于新鄭市西北二里，占地約三十畝。高拱墓曾是陵園，由南向北，包含石坊和弓形的大門樓，門前設有一對守護的石獅。二門內的神道兩側，曾分布著石猴、石羊、石豬、石兔、石馬、石人等儀仗雕塑，周圍配備有廂房。神道直達被稱為“明三暗五”的大殿，大殿后方約60米處是墓冢，冢周圍種植有象征“五龍捧壽”的5棵柏樹。陵園的建筑在早年已經遭受了破壞，現只余墓冢。1982年被列為新鄭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被列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高拱祠堂
高拱祠堂曾位于新鄭市北街，即現今軒轅廣場西南角的位置。祠堂的前方曾設有一個拱形的大門樓，但被侵華日軍在1944年拆毀。門樓前面，曾有“明柱國太師文襄高公祠”石牌坊。祠堂有坐北朝南的五間大殿，在大殿中央的神里，有一塊高五尺、寬二尺的深綠色牌位，嵌有一排金字：“明特進柱國太師兼太子少保累贈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高拱謚文襄公之神位”。神龕前方懸掛一副栗色的木制對聯，上下聯分別是“幾人得脫權閹手”和“此人終回少帝心”。祠堂內部設東西配房各三間。祠堂現已不存。
澄心洞達觀亭
澄心洞達觀亭，俗稱八卦洞，位于新鄭市市東大街南側（原新鄭影劇院），是朱載坖朱載坖賜高拱所建，曾是高拱讀書寫作之地。洞內正間懸掛高拱畫像，該亭1958年拆除，現已不存，僅余“八卦洞”地名為民眾所用。
鑒忠堂寶謨樓
鑒忠堂寶謨樓位于新鄭黃帝故里鼎壇南側綠化帶東南側，高拱多次在此迎接圣旨，所以百姓叫它接旨亭。樓有三間屋，面寬8米，進深7米，高約10米，現已殘損，只剩底層的鑒忠堂過廳遺址。鑒忠堂寶謨樓是新鄭舊城保存下來唯一的明代建筑。
新鄭諸石牌坊
新鄭市原有20余座明代石坊用以表頌高拱家族，保存較完整的有7座。其中4座位于南大街，分別為“少師大學士坊”“少輔冢宰坊”“少保宗伯坊”“廟堂底砥柱坊”，北大街有“贈太師高文襄公祠坊”“都堂總憲坊”和“柱國元輔坊”。20世紀60年代，7座牌坊均被破毀。2018年起，在新鄭南街原位復建了4座牌坊。
研究書目
明官修《明實錄》世宗、穆宗、朱翊鈞朝部分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卷6
張廷玉等《明史》卷213
《高拱全集》
《高拱年譜長編》
《高拱與隆慶政治》
藝術形象
文學形象
在《大明王朝1566》《張居正評傳》《帝國首輔張居正》《明朝原來是這樣》《大明江山三百年》《明史演義》幾部文學著作中，高拱均被刻畫為醉心權術，先后與徐階、張居正爭斗、處心積慮地打擊異己、波及無辜、飛揚跋扈的權臣形象。在熊召政的小說《張居正》中，為襯托張居正的形象，突出了高拱個性上性急暴怒、氣勢逼人的毛病，其描述有不符合史實之處，被認為是“厚誣”了高拱，“粉飾”了張居正。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新鄭】高拱墓.鄭州市文物局.2025-09-23
明實錄.豆瓣讀書.2024-04-27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豆瓣讀書.2024-04-27
明史(全二十八冊).豆瓣讀書.2024-04-27
高拱全集(上下冊).豆瓣讀書.2024-04-29
高拱年譜長編.豆瓣讀書.2024-04-29
高拱與隆慶政治.豆瓣讀書.2024-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