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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贊（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原名象時，男，生于湖南常德桃源縣，維吾爾族，中國共產黨黨員，是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

翦伯贊1916年入讀武昌商業專門學校，參加過“五四運動”，1919年畢業后回到湖南省任教，1924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就讀，次年退學回國。1926年，他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了北伐軍的政治工作。隨后從事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歷史的研究，積極參加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1937年5月，翦伯贊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統一戰線和理論宣傳工作。“七·七事變”爆發后，他參與創建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和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創辦《中蘇》半月刊并任主編，隨后在遷至湖南的北平民國大學任教授。1940年2月，他奉命到達重慶市，任《中蘇文化》月刊副主編和中蘇文化協會總會理事。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秘密開展對愛國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1949年9月，翦伯贊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翦伯贊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他于1955年受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61年兼任全國高等學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次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66年任民族歷史研究工作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多次出國參加國際政治和學術活動。翦伯贊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期間，翦伯贊遭受沖擊，于1968年12月18日服藥自殺，1978年平反。

翦伯贊主張“史”“論”結合、“文”“史”融合等，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專著，并且初步建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料學。他的代表著作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第一、二卷）《中國史論集》《歷史問題論叢》等，并主編了《中國史綱要》等。著名史學家范文瀾稱翦伯贊是“令人敬仰的新史學大師”，著名史學家侯外廬稱翦伯贊是“我們這個時代德才學識兼備的良史”。

人物生平

年少求學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 4月14日，翦伯贊出生于桃源縣翦旗營（今桃源縣楓樹維吾爾族回族鄉回維新村翦家崗），屬維吾爾族。翦伯贊有兄弟姐妹共6人，他是家中老大、長子。翦伯贊的父親翦奎午是個秀才，曾在湖南省立第三中學當老師，因而家風嚴謹，翦伯贊從童年時的生活和學習就受到父親的嚴格要求。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 ，5歲的翦伯贊進入私塾學習，次年轉入本村清真初等小學就讀。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 9月，他考入桃源縣立高等小學校。清宣統二年(1910年) 9月，翦伯贊轉入常德官立中學堂預科，兩年后升入本科學習。在父親的教育引導下，翦伯贊自小廣泛閱讀了《詩經》《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等一系列中國古典文學，從而打下了良好的傳統文化及文言文基礎。民國五年(1916年) ，18歲的翦伯贊從常德市中學畢業，與常德女子李守箴結婚。同年9月，他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入學一個月后退學，于10月進入武昌商業專門學校讀書。民國八年(1919年) ， “五四”運動爆發，他積極參加了武昌的示威游行和集會活動，同年7月畢業，回到老家。

工作經歷

民國時期

工讀深造

民國九年(1920年)2月，翦伯贊到長沙市的湖南甲種商業學校任教員，在父親的建議下，于同年9月回到母校常德中學任英語教員。民國十一年(1922年) 2月，妻子李姓病故。民國十三年(1924年) 春，26歲的翦伯贊與常德市女子戴淑婉結婚。同年秋，翦伯贊遠赴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研讀經濟學，并且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研究《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次年冬，他因不滿所學課程和種族歧視，從美國退學，回到上海市。民國十五年(1926年) 1月，他從上海到北京，3月參加了北京市民和青年學生的游行示威，隨后回到老家。

供職民國政府

民國十五年(1926年) 9月，翦伯贊到長沙，經親友介紹，投奔武漢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并且加入國民黨，參加了北伐戰爭。次年1月，翦伯贊以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特派員身份，去動員山西督軍閻錫山和綏遠都統商震起義，以響應北伐。隨著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閻錫山電令商震逮捕翦伯贊，翦伯贊逃至上海避難。民國十七年(1928年) 5月，他應第三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商震之邀到保定，在商部的政治部工作，6月隨軍進入北平（今北京）。8月，他不滿于國民黨反動派發起的“清黨”事件，從商部離職。同年，翦伯贊在北平結識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和北京師范大學進步教授譚丕謨，從而開始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社會問題和歷史問題。民國十九年(1930年) 8月，應父親的同學、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覃振之邀，翦伯贊在北平參加了國民黨反蔣勢力聯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擴大會議”，隨后參加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隨之，翦伯贊連續在北平《三民半月刊》上發表文章，批判包括“托派”在內的反動知識分子的反動觀點。民國二十年(1931年) 5月，應覃振之邀，翦伯贊到廣州參加了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該會議以“共赴國難”名義與蔣妥協而告終，翦伯贊洞悉國民黨內反蔣派的多數人不過是以反蔣為幌子企圖向蔣討官做，并無救國救民大志，于是他在散會之后回到上海。這一時期，翦伯贊開始從事古代史的研究，積極參加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提出“中國農村社會的本質是封建的生產方式，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等，并于1930年11月和12月分別發表了《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歷史的發展階段之劃分》《前封建時期之中國農村社會》等論文。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國抗日反蔣怒潮，翦伯贊發表文章揭露批判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陰謀和分裂倒退活動。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 1月，他遷居天津市，住在意大利租界，主編《豐臺》雜志，連續發表《東方民族革命運動的過去與現在》《世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中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走到反帝國主義的最前列》等文章，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同年8月，他和呂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一書出版，揭露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滔天罪行，指出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次年春，他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被捕，不久被“驅逐出境”，轉居上海市，隨后應時任國民黨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之邀，陪同赴歐美考察司法。

加入中國共產黨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 5月，翦伯贊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他以著名史學家和中共地下黨員的雙重身份，克服重重困難，潛心學術研究的同時，秘密開展對愛國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翦伯贊于9月回到長沙市，與呂振羽、譚丕模等人創建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和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任常務理事，創辦《中蘇》半月刊并任主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 3月，翦伯贊在《中蘇》半月刊的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抗戰的過去及其前途》的長文，深刻分析了中國抗戰的歷史進程，并論證了打持久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年，他在遷至長沙的北平民國大學任教授；11月，隨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遷至沅陵縣，任中共湘西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 3月，翦伯贊奉命轉移到溆浦縣，在遷至浦的北平民國大學任教授，并與中國共產黨黨員教授譚丕模、張天翼等團結進步學生，與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及“托洛茨基主義”分子進行斗爭。

從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開始，翦伯贊長期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重慶、上海市等地從事統一戰線和理論宣傳工作。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 2月，翦伯贊按照黨的指示，到達重慶市，以中蘇文化協會總會理事兼《中蘇文化》雜志副主編身份為掩護，繼續從事抗日文化宣傳和歷史研究工作。同年，他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聘為名譽委員，被馮玉祥將軍聘為歷史教師。“七七事變”三周年之際，翦伯贊在《中蘇文化》發表了《中國抗戰的歷史原理及其發展邏輯》一文，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并將其與中國革命形勢緊密結合。民國三十年(1941年) 1月“皖南事變”后，翦伯贊被解除中蘇文化協會總會理事職務，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撤銷名譽委員；同年秋，他應重慶育才學校校長陶行知之邀，到該校教書。在此期間，翦伯贊一方面針對重慶市文化學術界上層人士做統戰工作，發起重慶大學教授聯誼會，向社會各界進行演講，用歷史史實頌揚抗擊侵略的人民，譴責投降與分裂等；另一方面，他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潛心研究古代史，著手編寫《中國史綱》等，并發表了多篇歷史論文。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10月，翦伯贊編寫的《中國史綱》第一卷出版；12月，他編寫的《中國史論集》第一集出版。次年11月，翦伯贊的家鄉桃源及常德相繼淪陷，翦伯贊悲憤寫下《常德桃源淪陷記》。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8月中旬，抗日戰爭勝利，為避免內戰、爭取和平，毛澤東于8月28日飛抵重慶市進行和平談判，翦伯贊協助對馮玉祥、覃振等高級民主人士做統戰工作，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 1月，應中國民主同盟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之聘，翦伯贊任該代表團顧問。隨后，翦伯贊還與中共上海工委書記華崗保持聯系，參加中共地下的各種秘密活動。4月，他編寫的《史料與史學》一書出版，他編寫的《中國史綱》第二卷于7月出版。5月4日，他乘中共代表團的專用飛機由重慶飛抵南京，不久赴上海市，繼續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10月，周恩來在上海召見翦伯贊等人，決定改組大孚(原名大呼)出版公司，指定翦伯贊任總編輯。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 夏，翦伯贊與張志讓、周谷城等人發起成立“上海市大學教授聯誼會”，任常務理事，主編《大學月刊》；還到各高等院校、工會以及其他群眾團體演講，積極推進民主運動。10月，他奉命轉移到香港，任達德學院教授，繼續從事民主運動。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 9月，《文匯報》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復刊，翦伯贊與茅盾、侯外廬等主編了《文匯報》的副刊；11月，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他與郭沫若、馬敘倫、侯外廬等人北上。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 2月，他以文化接管委員身份，隨軍進入北平市。3月，他任燕京大學社會系教授，隨后參加中國代表團，赴捷克斯洛伐克出席“擁護世界和平大會”。7月1日，在北京成立了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于主導地位的全國性新的歷史學學術組織--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籌備會，翦伯贊等11人為籌備常務委員會委員。9月，翦伯贊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翦伯贊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并且任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1951年7月28日，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郭沫若任主席，翦伯贊等七人為常務理事。9月，翦伯贊被任命為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次年，他被推舉為燕京大學節約委員會教師組主任委員；北京大學院系調整時，他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還兼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西南研究室主任。從50年代初開始，翦伯贊致力于歷史學建設，首先發起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共11個專題，約2000多萬字，他親自主編其中《戊戌政變》和《義和團》兩個專題。1954年9月23日，翦伯贊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民族委員會委員。同年，他擔任新成立的“重編改繪楊守敬歷史地圖委員會”編委。1955年9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正式成立，翦伯贊被聘為學部委員。8月，第八次西歐青年漢學家會議在荷蘭萊頓召開，翦伯贊和周一良受命出席，這是美蘇冷戰開始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學工作者第一次與西方學者直接接觸。11月，他參加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日本。1956年2月，他與人合編的《中國歷史概要》出版；5月，他撰寫的《歷史問題論叢》出版。5月，他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身份參加到湖南省的視察工作，專門考察了長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同時，在他的積極建議下，家鄉桃源維吾爾族回族鄉的建制被保留下來。

1957年夏，在“反右”運動中，翦伯贊在《北京日報》發表了文章《擁護大鳴大放，反對亂鳴亂放》。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會科學界批判右派的大會上，翦伯贊發表《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1958年2月10日，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翦伯贊等19人擔任小組成員。1959年夏，中國歷史博物館落成，但是“中國通史陳列”按哪一種歷史分期觀點來布置尚無定論，在多種學說觀點爭議時，參與討論的翦伯贊主動提議按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進行布展，從而解決了這個難題。1961年春，翦伯贊兼任全國高等學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主編通用教材《中國史綱要》《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資料》等。1962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66年3月6日，民族歷史研究工作指導委員會成立，翦伯贊任副主任委員。

晚年情況

1965年12月，《紅旗》雜志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文章公開對翦伯贊的歷史觀點進行了批判。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翦伯贊被劃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沖擊。1968年12月18日晚，翦伯贊與夫人戴淑婉同服安眠藥在北京離世，享年70歲。

人物成就

思想

將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

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正式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這是將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歷史研究的首次大規模實驗，初步塑造了一種既不同于傳統史學，又不同于實證史學的全新的學術范式。翦伯贊為總結這次論戰經驗教訓而于1938年撰寫的《歷史哲學教程》一書，是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專著，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進行了系統闡述。他在《歷史哲學教程》書中剖析和批評了教條主義“機械論”的研究傾向，認為“機械論”與“觀念論”殊途而同歸，它們在無視存在與意識的適應性這一點是相同的，強調只有辯證唯物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翦伯贊于1943年發表的《略論中國史研究》文中，高度重視漢族與其他民族歷史的關聯互動，提出“真正的中國史，是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內其他諸種族的歷史活動之總和”；同時，他還強調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聯，從而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水準。翦伯贊于1952年發表的《關于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文中，在理論上明確提出了歷史主義問題，批評了當時評價歷史人物中出現的兩種非歷史主義傾向：一種是脫離具體歷史條件，用現代工人階級的標準去要求歷史人物；另一種傾向是對歷史上正面歷史人物特別是勞動階級的代表無原則拔高，甚至用現代詞語來描寫，使那些歷史人物現代化、理想化。翦伯贊認為這兩種傾向都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原則，“要嚴格聯系到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歷史時代和歷史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

“史”“論”結合

翦伯贊對理論與史料關系問題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的考察，首先反對將歷史學降格為史料學，把考證當作歷史學，特別是陷入煩瑣考證之中不可自拔，讓人們看不見歷史全貌、歷史骨干和脈絡，使人失去掌握歷史全局的能力，他在《歷史科學戰線上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文中具體闡述了這一觀點。對于一度出現的“以論帶史”口號，翦伯贊表示不認同，提出“史論結合”的主張：“歷史是具體性的科學。論證歷史，不要從概念出發，必須從具體的史實出發，從具體史實的科學分析中引出結論。不要先提出結論，把結論強加于具體的史實。”翦伯贊相繼撰寫《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并結集出版《史料與史學》一書，率先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在中國傳統歷史學、中國實證主義史學的基礎上，對史料的范圍、史料的分類以及不同史料的相對價值、史料搜集與整理的方法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從而初步建立了中國卡爾·馬克思主義史料學。

“文”“史”融合

翦伯贊以堅實的史料為基礎，將其對文史關系的認識充分運用于史料學研究、歷史撰述和文學研究之中，從而使他的治學具有明顯的文史融合的特征。他主編的《中國史綱》第1和第2卷"文史合一"的撰述風格，實現了對傳統歷史敘事方式的現代性轉換；他在歷史劇研究中對歷史真實的強調，以及將歷史主義運用于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體現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科學性以及學科之間融貫的特點；他以散文、詩歌的方式記錄歷史，開創了現代中國歷史散文體裁，有傳世的歷史散文、歷史論文、政論文、游記散文以及詩歌作品。例如翦伯贊于1961年率團訪問內蒙古后，將所見所聞與《漢書》《史記》《戰國策》等經典古籍融會貫通，以其史家之筆縱論古今，寫下散文《內蒙訪古》，于1962年12月13日在《人民日報》刊發，并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　

教育

1952年，北京大學院系調整時，翦伯贊出任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三校歷史系合并而成的新北大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執掌這個中國史學重鎮達十多年之久，并且贏得兩派學人的信任與擁戴。翦伯贊擔任《北京大學學報》文科初創時期的主編，使《北京大學學報》不僅成為學校文科教師的重要學術園地，也成為全國高校最早的示范性學術刊物；他與有關學者創建了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并將這一專業放在中文系，推進了中文學科的發展；他創辦并親自主持了“北京大學歷史問題講座”論壇，邀請國內外一批歷史名家、學者來論壇演講，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擔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16年，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6年，為北大尤其是北大人文科學概論的發展建設傾注了畢生心血，在史學理論創新和史學人才培養方面，貢獻卓越；在翦伯贊等老一輩歷史學家的帶領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歷史眼光和淵博知識的人才，沉淀下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與嚴謹扎實的治學態度，成為北大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61年春，翦伯贊兼任全國高等學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主編通用教材《中國史綱要》和《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資料》等。其中《中國史綱要》是1961年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決定，委托翦伯贊組織編寫，作為高校文科中國通史教材。

社會

翦伯贊在青年時期參加過“五四”運動、北伐戰爭等。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翦伯贊以著名史學家和中共地下黨員的雙重身份，克服重重困難，潛心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秘密開展對愛國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1940年起，翦伯贊長期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在重慶從事統一戰線和理論宣傳工作；解放戰爭時期，翦伯贊按照周恩來的部署，在上海、香港特別行政區、北平市等地繼續進行統戰和宣傳工作，團結愛國民主人士，堅決反對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熱情支持各地蓬勃發展的愛國民主運動和青年學生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翦伯贊很重視發展少數民族的文教事業：1956年，他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赴湖南省視察，重回維吾爾族鄉；1961年，應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邀請，翦伯贊率領民族歷史研究指導委員會代表團對內蒙古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訪問，并在不少學校和文化單位舉行了座談會和報告會；1963年，他與郭沫若又訪問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等。

影響

政治影響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翦伯贊自加入中國共產黨之日便獻身于抗戰文化宣傳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作為中共直接指導下發行的刊物，翦伯贊主編的《中蘇》半月刊以宣傳中國抗戰和溝通中蘇文化為宗旨，為鑄造中蘇友誼、推進抗戰勝利搭起了一座牢固的精神橋梁，在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中，發揮了思想上的積極引導作用。《中蘇》半月刊發表的極富政治理論性的時評和論文、介紹蘇聯文化的譯文和專論，以及圍繞抗戰主題發表的詩歌、散文、短論，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湖南省的唯一合法的輿論陣地”，在抗戰文化宣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抗戰時期的特殊歷史環境下，翦伯贊以其深刻的論辯、雄厚的筆鋒，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培育抗戰時期的先進文化，促進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開展，提供了豐厚的精神力量。

學術影響

1961年，翦老明確指出“以論帶史”是錯誤的，“寫任何時期的歷史都必須掌握這一時期的歷史全局，既要看到經濟也要看到政治、文化，還要看到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系”，這對當時歷史學科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翦伯贊主編、1956年出版的《中國歷史概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編撰的一部完整記述中國古代、近代和現代歷史的通史著作，體現了當時中國歷史學界對于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體認識，提出了革命化的中國歷史敘事模式。翦伯贊與郭沫若、范文瀾等發起組織編纂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主編了《光明日報》“歷史學”專刊，創辦并主持了“北京大學歷史問題講座”論壇，籌建中國歷史學會，對改造舊史學、創建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做出了卓越貢獻，推動了歷史科學的發展，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翦伯贊的歷史學思想，結合中國歷史實際，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論題范圍，推進了對許多問題的思考深度。特別是在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建設過程中，翦伯贊對于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歷史相結合有關論題的探索，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關系的見解和主張，對于“史論關系”問題的深入分析與觀點，不僅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的寶貴資源，而且至今還具有發人深思的意義。

人物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契丹文字的首席學術權威”劉鳳翥曾評價翦伯贊：“翦老的文筆特別好，史書可以當文學作品讀。”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在長期實踐探索中，產生了郭沫若、李達、艾思奇、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馬寅初、費孝通、錢鍾書等一大批名家大師，為我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進行了開拓性努力。”

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系統闡釋歷史唯物主義的教科書，被進步的學術界譽為培養教育了一代愛國知青的好書。--《光明日報》2008年4月16日刊文評價

2018年11月舉辦的翦伯贊誕辰120周年和逝世50周年暨《中國史綱要》出版55周年研討會上，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郝平評價：“《中國史綱要》是幾代人學習、研究中國歷史的入門書，在一定意義上，也塑造了我們的歷史觀。”這樣的經典之作，幾十年來不斷再版重印，影響了一大批讀者。

翦伯贊和郭沫若、范文瀾被學術界譽為中國著名的三大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光明日報》2018年11月19日刊文評價

翦伯贊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名家”之一，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作出了奠基性貢獻。1949年以前，他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構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9年以后，他是新中國史學建設的重要領導者。翦伯贊的一生，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中國史研究、歷史文學等領域都有突出建樹。他在處理史學與現實的關系上不隨波逐流，為堅持真理不懈奮斗，集深厚的理論功底、卓越的史學成就和高尚的史家情操為一體，為學者所景仰，號稱“良史”。--《歷史評論》2021年第2期刊文評價

翦伯贊是馬克思主義新史學“五名家”（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之一，他治學嚴謹，著作宏富，為史學界所推崇和頌揚。--《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0月12日第2263期刊文評價

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為開創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體系、繁榮中國歷史科學作出了重大貢獻，是中國史學界德高望重的領導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3年第3期刊文評價

主要論著

發表論文

著作

譯著

家庭成員

軼事典故

毛主席與翦伯贊文史交流

五十年代中，毛澤東讀了翦伯贊關于曹操的文章后對其產生興趣。1957年，毛澤東在頤年堂約見翦伯贊，討論高校中重理輕文的問題，并提出重視文科的建議。此后，翦伯贊在北京大學推動文科教學和科研。然而，“文革”期間，翦伯贊被批斗，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帽子。1968年，在毛澤東提出尊重翦伯贊后，其待遇短暫改善，但隨后又遭逼供，最終自殺。毛澤東和周總理對此深感悲痛，多人因此受處分。

翦伯贊與馮玉祥的友誼

1979年，翦伯贊的骨灰盒中有一支馮玉祥贈送的派克牌自來水筆，此筆象征兩人之間的深厚友誼。這支筆是馮玉祥1948年在美國準備回國途中，通過吳茂轉交給翦伯贊的。馮玉祥原計劃在歸國后繼續與翦伯贊交流，但不幸在途中因船難逝世，自來水筆成為了他給翦伯贊的遺贈。翦伯贊與馮玉祥的交往始于1940年，當時翦伯贊作為中共秘密黨員，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并接受了為馮玉祥講授中國歷史的政治任務。

后世紀念

平反及追悼會

1978年8月，中共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親自批示為翦伯贊平反昭雪。1978年9月1日，北京大學黨委召開全校大會，為翦伯贊平反昭雪；8日，《人民日報》等報道了為翦伯贊平反的消息。1979年2月22日，北京大學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翦伯贊舉行追悼會，鄧小平、胡耀邦、烏蘭夫、沈雁冰等送了花圈，王震、方毅、胡喬木、包爾漢、周揚等參加了追悼會，楊靜仁主持追悼會，周培源致悼詞，翦伯贊的骨灰盒被安放在革命公墓。

翦伯贊故居

翦伯贊故居位于桃源縣楓樹維吾爾族回族鄉回維新村翦家崗，始建于清咸豐年間，“文革”時期被破壞，2010年經中共中央辦公廳批準在原址按原貌修復，于2010年10月完成。翦伯贊故居由祖居、伯贊大道、廣場三個部分組成，占地面積18畝；整個建筑平面呈“萬”字形，具有典型的湘西北民居風格，坐北朝南，木質結構，有大小房間18間，建筑面積822平方米。翦伯贊故居前半部分為復原區，復原了翦伯贊一家當時生活場景，體現了清末民國初年當地生產、生活、民俗文化特色；后半部分為翦伯贊生平業績陳列區，利用翦伯贊珍貴遺物和大量的圖片資料展現了翦伯贊光輝而又坎坷的一生。2011年1月，翦伯贊故居被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確定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省級紅色教育基地。2023年11月16日，常德市圖書館翦伯贊故居分館揭牌成立，該分館位于桃源縣楓林花海景區內的翦伯贊故居，成為“圖書館+紀念館”融合創新之舉。

書籍

1998年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歷史學家、從師翦伯贊的張傳璽著的《翦伯贊傳》，全書分為十六章，介紹了翦伯贊從出生到逝世的一生事跡。

2006年10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歷史學家、從師翦伯贊的張傳璽著的《新史學家翦伯贊》，介紹了學術大師翦伯贊具有傳奇色彩的一生，主要是有關他救國救民的偉大抱負、追求真理的堅強意志、探索學術的執著精神和寧死不屈的高尚品德。

藝術形象

2023年3月29日，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翦伯贊》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李瑩廳舉行首映禮，該影片由湖南一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中共常德市委宣傳部、湖南文理學院等單位聯合攝制，是首部記敘翦伯贊人生歷程的傳記類電影，重點講述其擔任馮玉祥將軍的歷史老師、組織民主進步人士宣講中共和平建國主張等革命活動事跡，再現了翦伯贊在重慶期間傳奇而光輝的革命歷程。

現代漢劇《翦伯贊》內容取材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應中國國民黨一級上將馮玉祥的請求，舉薦翦伯贊為其講授歷史課程，留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的一段佳話。該劇由國家一級導演、文化部優秀專家何藝光和中國戲劇獎·梅花表演獎得主王陽娟執導，于2020年10月26日在桃源縣文體中心劇院成功首演。

紀念會議

2008年4月14日，紀念翦伯贊先生誕辰110周年暨《翦伯贊全集》首發大會在北京大學隆重舉行，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彭佩云出席大會并與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王學珍為翦伯贊銅像揭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司馬義?鐵力瓦爾地，全國政協常委、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胡德平、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院士及史學界、出版界、翦老家鄉代表、親屬等在大會上先后致辭和發言。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司馬義?艾買提，北京大學歷屆老領導郝斌、王義遒、王效挺、梁柱等也出席了大會。為紀念翦伯贊先生的110周年誕辰，上海大學雕塑系創作完成了兩座翦老的銅像，除了會場里的一尊外，另外一尊雕像被安放在了北京大學附屬小學的翦伯贊故居。會后，與會嘉賓及翦伯贊先生的家屬還參加了北大附小“翦伯贊故居”的掛牌儀式。

2018年11月，值翦伯贊誕辰120周年和逝世50周年，也是他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出版55周年，史學界一批專家學者齊聚北京大學，共同回顧翦伯贊卓越的學術貢獻、豐富的學術思想和追求真理的人格品質，并對歷史學科建設和發展走向進行熱烈探討，其中北京大學校長郝平、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張帆、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侯旭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劉鳳翥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兄弟單位的領導和嘉賓，以及北京大學相關院系部門負責人和教師代表出席，會議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黨委書記徐健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