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又名《周官》《周官經》， 是一部記載設官分職的先秦文獻，大約成書于戰國晚期。原為記載周代官職之書，至西漢時始改稱為《周禮》，列為禮經，進入儒家五經體系之中。與《儀禮》《禮記》并稱“三禮”。劉啟、劉徹年間，劉德劉德最早收藏《周官》， 因缺《冬官》， 以《考工記》補充。王莽改制時，經西漢大臣劉歆建議，《周禮》被立為官學，傳授至今。漢鄭玄、唐賈公彥、清孫詒讓都是研究《周禮》的大家，他們的研究著作《周禮注》《周禮疏》《周禮正義》， 都是《周禮》研究的代表作。
《周禮》原本與儒家“五經”無關，直至西漢末年，西漢經學家劉將其改名為《周禮》，始將其納入經學體系中。經過東漢兩百來年的發展，在東漢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周禮》成為“三禮”之首，正式身于“五經”之列。東漢經學家鄭玄又為《周禮》作注，他認為《周禮》的作者是周公，并將之代替《儀禮》成為“禮經”，并躍居“三禮”之首。《周禮》作為儒家經典不可撼動的地位至此最終確立。《周禮》是研究先秦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制度的重要文獻資料，尤其對于考察古代官職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其豐富的內容，不僅為歷代經學家所重，亦是今日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資料。
書名
《周禮》在漢初最初名為《周官》。《周官》之名最早見于《史記·封禪書》《七略》《漢書·禮樂志》和《漢書·王莽傳上》。至劉衎元始五年，王莽奏改南北郊祭禮時，《漢書·郊祀志》中仍稱《周官》。同年五月，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九百余人奏為王莽加九錫之禮，仍然引用為《周官》。《周禮》又有《周官經》之稱，見于《漢書·藝文志》。至王莽時，劉歆奏立博士，始名《周禮》。東漢史學家荀悅的《漢紀》中記載：“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土。”但在東漢時，仍有稱《周禮》為《周官》者，至鄭玄注三禮，乃確定稱《周禮》。
成書
《周禮》來源
關于《周禮》的來源，有多種不同的說法。一說來自西漢劉德劉德，是指《周禮》是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所得古書中的一種。但《史記·五宗世家》卻沒有獻王得《周禮》的記載，令人生疑。《周禮》一書最早的記載見于《漢書·景十三王傳》中的《河間獻王傳》，根據河間獻王劉德的在位時間，可以推理出劉德可能在劉啟時期從民間獲得《周官》；還有一說是李氏獻書說，可見于陸德明《釋文序錄》和《隋書·經籍志》的記載，至今已不可考；又有一說是《周禮》出自孔壁，鄭玄的《六藝論》說：“《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太平御覽》亦有所記錄，但無史實依據。還有一說是西漢孔安國獻《周禮》說，見于《后漢書·儒林傳》，有學者認為根據孔安國的年齡推斷，該說法的真實性不高；又有文帝時得《周禮》說，見于《禮記·禮器》。馬融曾發表過代表性的見解，他認為《周官》或出于山巖，由民間獻與劉德；或出于屋壁，即出自孔壁。此書在劉徹之前不為人知，武帝時，該書短暫復出后又入于秘府，從此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直到西漢的劉向、劉歆校理圖書時，《周禮》始得重現人間。
時代爭議
《周禮》的成書時代是自漢代以來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漢作說、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周秦之際說等。整體上說，大多數學者都否定了周公作《周禮》說和劉歆偽造說，戰國說得到普遍認可。漢作說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胡適《論秦畤及〈周官〉書》、徐復觀《〈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等。西周說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蒙文通《從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論周官成書年代》、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日本學者林泰輔 《周公と其時代》。朱謙之《〈周禮〉的主要思想》認為，《周禮》是西周宣王中興時代之書。春秋說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金景芳的文章《周禮》、劉起釪的文章《〈周禮〉真偽之爭及其書寫成的真實依據》等。戰國說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錢穆《〈周官〉著作時代考》、郭沫若《〈周官〉質疑》、楊向奎《〈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制作年代》等。周秦之際說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清人毛奇齡《經問》、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
歷代學者大多通過考證《周禮》中的部分職官或若干制度，傳世文獻的比勘、傳世文獻與金文的比對、思想脈絡的分析、文獻與出土玉器的比對幾種方式來考證《周禮》的成書時代。現代考古學背景下的《周禮》成書研究主要基于三種資料——傳世文獻、出土甲金簡帛文獻和考古遺存遺物，比如出土玉器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物證。然而確切的成書年代，還需要綜合各種證據來考量。
內容
《周禮》 主要記載了周代和戰國時期各國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是記載一宏大詳密的官制體系的著作，但全書并無一字提及它是何朝何代的典制。全書分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分述六個系統的職官，而皆統之于天官。幾乎每篇都以“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數語起首。
《天官》中說“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面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先總述天官一系自大宰以下六十二種職官的名稱、職級、屬員數額等編制情況，再分敘各種官職的職掌范圍。如大宰是六卿之首，百官之長，天下政務由他掌理，以輔佐王者統治天下。《地官》的體例與《天官》相同，在“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面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之后，同樣先總述地官司徒以下七十九種職官的編制情況，再分敘各官職掌。《春官》《夏官》《秋官》各篇都是如此，五篇中一共說明了五大系列三百四十余種官職的情況。這些官職除個別官職，如《地官》中的司祿、《夏官》中的軍司馬、輿司馬等十數條闕失外，其余的敘述都很具體。包括官職的執掌范圍，上至國家的政治，軍事，財政、司法、祭祀等重要事務，下至地方行政，甚至包括了管理平民百姓生產生活的內容，可以說，《周禮》 以大量的篇幅，通過官制介紹這樣一個特定的角度，系統闡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社會的情況。這個社會由各式各樣的制度控制著人的行動，秩序井然，各人的負擔也很均衡，整個社會呈現出和諧的景象。
《冬官》篇的內容已經亡佚，因冬官司空的主要職掌為工程營造，所以有人用記載當時手工業技術的著作《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不以“惟王建國”開篇，而是：“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說明本篇主要講述百工之事，所記內容為先秦時期官營手工業中的三十個工種，包括各種器具名物的工藝技術要求及產品質量的檢驗方法，部分地展現了先秦時代科技發展的狀況。
重要注本
東漢經學家鄭玄最早注《周禮》，為《周禮注》。此注本廣泛吸收了杜子春、鄭興、鄭眾、賈逮、馬融等人的成果，可以說是《周禮》學的第一次總結。此注本的重要意義在于首次論證了《周禮》為周公所作，使《周禮》取代《儀禮》，成為三禮之首。
唐朝大儒賈公彥所著的《周禮義疏》是繼鄭玄《周禮注》以后又一部重要的《周禮》研究成果，晁公武、 黃侃、錢玄及《四庫全書總目》都對此注本給予較高的評價。《周禮義疏》在學術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前承指賈公彥之疏繼承與發展了南北朝禮學舊疏，啟后指《周禮義疏》影響了后世的《周禮》研究，后人注《周禮》時，重鄭玄之注者，必重賈氏之疏。比如宋代學者王與之所著的《周禮訂義》、王志長的《周禮注疏刪翼》都保留了賈氏之疏。鄭注和賈疏都是《周禮》研究的重要基礎。
清代樸學興盛，也誕生了諸多《周禮》注本。有清代經學家李光坡著的《周禮述注》、李鐘輪《周禮訓撰》、方苞的《周官集注》、惠士奇《禮說》和段玉裁《周禮漢讀考》等，其中以李光坡著的《周禮述注》和孫詒讓的《周禮正義》成就最大，在學術史頗具地位。李光坡的《周禮述注》是一部體例完整的理學著作，其建立在賈公彥所作的《周禮義疏》的基礎之上，集合諸家議論，并闡明自己的觀點，分明標出；詳細闡釋有爭議和疑難的部分，以供讀者理解。并且，兼具宋儒的辨疑精神和義理解經，體現出由宋反漢的思想傾向。《周禮正義》共有八十六卷，集中了孫詒讓的經學研究。這本注疏博采歷代眾家之長，吸收前人的優秀研究成果，取長補短，對前人研究的錯誤及不足進行了修正，是對歷代《周禮》研究的一次全面徹底的大總結。孫詒讓的學術研究得到了梁啟超、顧頡剛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清代新疏之冠”“集歷代《周禮》研究之大成”。其使用的“以大宰八法為綱”和“義例歸納”兩種解經方法，為疏解《周禮》開辟了新的途徑；他對《周禮》進行的大量的文字訓以及名物制度的考證，為后人了解和研究上古社會提供了便利。清代阮元主持校刻的三經注疏本也在經學史上有重大意義，有利于后世學者全面了解清代校勘學、考據學的發展狀況，其發凡起例，也對經書校勘和現今的經學文獻整理工作有一定參考價值。
特色
獨特的經學價值
《周禮》對整個經學體系有著獨特的價值。《周禮》對重塑禮學觀念上有重要作用，其中東漢經學家鄭玄起到了關鍵作用。鄭玄將《周禮》列為三禮之一，使《周官》成為《周禮》，這一舉動改變了“禮”的意義。鄭玄重新整合禮經，將《周禮》的典章制度與《儀禮》的禮樂儀軌，使兩漢的禮學內涵擴大，禮學不僅指今文經學意義上的“禮”的禮學，而且包括了典章制度，即“禮經”不再指“禮”本身，而且是整全性的“禮樂制度”。此外，《周禮》借由鄭玄之手使“以《春秋》為綱”的“孔子之法”的經學體系，轉向了“以《周禮》為本”的“周公之法”。
行文特點
第一，各篇開頭皆有一《敘官》，先列出該篇或屬該系統設有多少職官，每一職官的級別及其屬員的級別和員數。《敘官》的開頭都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五句。
第二，以職官聯系著各種制度。《周禮》各篇的內容是以敘述各官的職掌為主，而各級官吏又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工作的，因此其職掌的敘述（即所謂職文）緊密聯系著各方面的制度。
第三，《周禮》的職文中還記錄了有關方面的經驗、技術或人們對某些事物認識，為了解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認識水平提供了珍貴的史料價值。
第四，互文見義。具體表現在《周禮》記述的諸多大事，如祭祀、賓客、軍旅等，皆由許多官吏共同完成，通過《周禮》記載的每一官的職文加以會通就可以推斷出某件事是由哪些官吏共同完成。
正義原則
《周禮》包括的正義原則，包括正當性原則和適宜性原則。正當性原則要求制度設計時的出發點為仁愛， 并且超越差等之愛，指向一體之仁。研究表明，《周禮》作為儒家經典， 其對于“禮”與““義”關系的理解， 與孟子大體一致，也就是《周禮》的基本觀念結構還是“仁→義→禮”。《周禮》的制度設計，如保息制度、疾醫制度、荒政制度等，體現了儒家的博愛精神。在《周禮》創作的時“公私”在制度規范（禮）層面上的分別有其具體的歷史內容。《周禮》的土均、均人的制度設計表現了“義”的原則所要求的公平性。適宜性原則要求制度設計充分考慮到具體生活方式的時間、空間的條件。適宜性原則，指的是《周禮》重視時宜、地宜的觀念。
思想
政治思想
《周禮》最基本的思想是君主專制。《周禮》提倡的君主專制并非專任暴力的君主專制，它反復強調要注意“以地得民”、“以貴得民”“以賢得民”“以道得民”“以族得民”“以利得民”“以治得民”“以任得民”“以富得民”(《周禮·太宰》)。君主應該著重思考如何“得民”。因此，在《地官司徒》里，《周禮》講述了如何通過井田制使人民富裕起來，如何通過官辦學校使人民接受知識教育的問題，這些與孔子主張的“富民”“教民”完全一致。在此基礎上，《周禮》提倡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君主要咨詢民眾的意見。《秋官司寇》和《地官司徒》曾提到詢萬民，這實際上是一種民眾大會，這種大會主要解決國家有兵寇之難、遷都邑和王無嫡而選庶子為嗣三個問題。有學者提出這種思想具有一點集思廣益的民主精神，不同于先秦法家專任暴力的君主專制。可以將其概括為一種“君主民主”的思想結構。
此外，《周禮》隱晦地將月令政治模式的要素和理念表現在設官分職的設計中，這種月令思想與模式主要集中記載于《呂氏春秋·十二紀》中。這表明《周禮》影響了戰國中晚期以月令為核心重構，大一統政治模式的思維方式。《周禮》以天地四方為形式結構，分列六官，以官制為線索來建構了一種理想政治模型，與《十二紀》以月為經，以令為緯來建構的為政綱紀互相補充，呈現出月令政治模式的多種表現形態。
經濟思想
《周禮》沒有專辟一章敘述經濟思想，其體現的經濟思想零散分布于官制的構想設置中，涉及農業、工商、財政收支等多個經濟方面，總體來看，《周禮》的經濟思想是比較豐富而系統的。從《周禮·天官·內宰》可以看出王朝統治者重視發展農業經濟的思想，書中所述的一些措施如因地制宜、優選種子等仍有當代意義；《周禮》肯定了商業是社會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經濟部門，將商人視為社會職業分工構成中的重要一員，將手工業和商業分列第五、六名。《地官·司市》還提出了市場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則等等；《周禮》中體現的財稅管理手段已經較為成熟和完備，顯示出統治者高超的管理技能和對財政工作的重視。《周禮》的經濟思想值得后人深入探索與研究。
法律思想
《周禮》是研究先秦法制的重要文獻，書中記載的法制內容涵蓋了國家治理的諸多方面，組成了較為系統的法制體系。“典”和“法”相結合的兩類規范是《周禮》法體系的根本內容，是治理國家的總體性安排。從《周禮》的六官序列可以看出，法體現著天理，是天理或天道的體現。天為陽，地為陰，陽支配陰，因此《周禮》天官設置在第一篇，地官居其次。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因此《周禮》地官之后，依次為禮部尚書、夏官、秋官、冬官。“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對應到《周禮》，《周禮》中以刑官司寇掌邦禁、輔佐王政的官員為秋官，可能是取秋天肅殺之意。這種安排表現了《周禮》主張要遵從天理、仿效自然的法律思想。《周禮》中有“命”和“令”兩類規范，這是一種王與官僚系統的結合，王命與政令分別是對“典”和“法”的具體實踐，而且《周禮》還吸收了“則” “式”等規范，這些內容實際上仍屬于“法”的范疇。此外，受先秦儒家仁愛思想的影響，《周禮》在社會治理上，強調讀法與刑罰相結合，形成了相對合理的犯罪預防體系和公平公正的刑事審判與懲罰體系。
城市建設
《周禮》的都城規劃理念見于“惟王建國”“量人掌建國之法”“匠人建國”“匠人營國”與“匠人為溝洫”五段文字中。《周禮》的都城規劃理念以井田制區域規劃為基礎，強調城鄉一體規劃，并沒有“中軸線”思想。
評價
正面評價
圍繞《周禮》的政治模式及成書時代，學者對《周禮》有著不同的看法，持正面評價的有漢代劉歆、鄭玄、 宋代朱熹、清末的孫詒讓等人，如漢代劉歆、鄭玄有言，“《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跡” ，即認為《周禮》出自周公之手，鄭玄在吸收借鑒前代研究的基礎上，寫成《周禮注》；朱熹認可《周禮》，但是認為學習、運用《周禮》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條件，一是要為權位和才能相符的人所用，二是使用者必須先身心內省才能學習政治制度；陳亮《經書發題周禮》和《六經發題·周禮》中大贊周公之道，這一派將《周禮》之說認定為周代制度，稱《周禮》為周公所作，完美詳盡，不可更改；王安石一直致力于將《周禮》的政治智慧與其變法革新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對《周禮》的內容進行批判式學習。
近現代以來，《周禮》的各方面價值，比如有關《周禮》的政治、官員設置、刑法等方面的內容都被當代學者所研究與利用。隨著古典文獻的解讀深入、新的考古資料的出土，很多學者對《周禮》的認識回歸到史料價值，他們認為《周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真實的社會制度。
不足之處
《周禮》的成書年代及作者一直廣受爭議。宋代以歐陽修、蘇轍為代表，他們認為《周禮》并非周公所著，其內容荒誕不經。清末以前，大多數學者相信《周禮》中寫的是周代特別是西周時期的實際官制。20世紀20年代以后，學者紛紛對此產生懷疑，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認為《周禮》并非現實情況的反映，只是敘述一種理想制度，如蔣伯潛、顧頡剛等學者。
影響
歷史影響
《周禮》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國家管理的理論著作，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機構設置、日常管理都采用了它的諸多主張。《周禮》對古代國家管理做出了重大貢獻，研讀《周禮》是了解古代中國的政府管理理論與實踐的重要途徑。《周禮》運用了各種超經濟的行政手段來控制民眾，它把超經濟的強制手段作為君主專制存在的前提條件，給后人提供了一個權力經濟的范本。
《周禮》最初在漢代被發現之后并沒有立刻受到重視。漢人劉歆、王莽試圖以《周禮》《孟子》等文獻的思想資料作為社會變革的依據，開創了將《周禮》用之于社會改革的先河。此后，《周禮》的職官思想、經濟思想和軍事思想運用于社會改革。王莽是第一個綜合運用《周禮》思想對社會實行全面改革的人，王莽的“托古改制”，就是對《周禮》中的制度進行了融合吸收；西魏、北周時期，軍事家宇文泰依據《周禮》建六官制度來改變三公、九卿官制的主流官制，成功地實現了官制改革；《周禮》還影響了北魏拓跋宏的禮樂制度改革中的祭祀制度改革，具體體現在：一是取消“西郊祭天”之禮，二是實行“夕不殺牲”之禮，三是冬至和夏至當天可以實行“祭日鳴鼓”之禮。王安石的王安石變法也參考了《周禮》，是王安石對《周禮》的認識和解說的體現，王安石將自己的“先王”意識及古典理想主義結合。《天朝田畝制度》的一個重要思想源頭就是《周禮》。在民間，一些鄉紳利用《周禮》完善宗族制度和風俗規章民約。《周禮》應用研究成果還零星地保留在奏章、詔書、鄉規民約和史志等文獻中。《周禮》中對史官作了系統的職務安排和說明，有利于了解先秦歷史學的產生與發展。
當代影響
《周禮》的內容豐富，其中的諸多思想被當代學者研究與利用。例如《周禮》對當代廉政文化的影響，《周禮》中的“六廉”思想指“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這不僅為中國古代官員從仕確立了基本的行為準則，而且奠定了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內容框架。借鑒《周禮》的“六廉”思想，有助于我國加強法治建設、推進反腐倡廉，提高領導干部為官從政的能力與水平。
《周禮》規定了備荒、抗災和救災等方面的主要措施，如儲糧備荒、節財省用、減賦免役等，尤其是減輕刑罰、鼓勵結婚等備荒賑災思想，是在總結前人的荒政思想和歷史上的備荒救災經驗的基礎上，對中央集權封建專制政權的荒政所作的一個氣魄很大的設計，這些救荒賑災思想對中國歷代的荒政有借鑒和指導作用。
《周禮》六藝的有三大教學特色， 即文事與武備兼具；道德與知識、技藝并重；身心交融，人我互動，這些與當代的五育的教學目標相符合。《周禮》記錄的周代的教育內容，即“三教”，主要包括“六德”“六行”“六藝”，其中“六德”包括知、仁、圣、義、忠、和，“六行”包括孝、友、睦、姻、任、恤，“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如今的思政教育也需要部分借鑒吸收周代的教育內容，做到重視道德、倫理和實踐三個層面，更好地進行人才培養。
《周禮》關于教化與刑罰關系的制度設計，在今天也仍有借鑒意義。《周禮》記述的檔案收集制度、保管制度、利用制度以及副本制度等，對研究先秦時期及整個中國古代檔案史都具有重要意義。《周禮》的風景意象對當代同樣具有影響，既豐富了后世對山水城市的制度特征、要素組成及空間結構認知等相關認知，也為當前山水城市、公園城市的建設，提供了有益的歷史經驗。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