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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別稱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是中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廣、綿延時間久，文學史所罕見。一般以康熙的方苞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軍馬其昶去世，代表桐城派結束。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nài]，姚瑩，曾國藩，吳汝綸，馬其昶等，其中方苞、劉大櫆[kuí]、姚鼐被尊為“桐城三祖”。

清朝建立后80年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思想界、文化界反抗斗爭較激烈的時代。清初的散文作家大抵都沿著明代唐宋派的道路發展。清代科舉制度對桐城派古文的興盛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桐城派創始人方苞編選的《古文約選》與《四書文選》，更是將古文與時文緊密聯系起來，推動了古文“義法”的廣為傳播。桐城派的思想譜系，多元多樣，復雜豐富。其中，有三條思想脈絡尤為重要。一是以程朱理學為主的儒學思想，從“桐城派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到桐城派殿軍“二姚一馬”(姚永樸、姚永概、馬其昶）皆奉程朱為圭臬[niè]，建構起桐城派思想體系的底色和主色；二是老莊思想；三是佛禪思想。這三類思想相互并存，相互競爭，相互影響。

桐城文派初創時期為清康熙、乾隆，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明代中葉以后，桐城學術興起。方苞授徒數十年，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桐城文派興盛時期為乾隆年間至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揭示桐城古文形成。至此形成所謂“家家桐城”，影響日益擴大，許多治古文者往往借同鄉、師生、親屬等關系來證明、強化自己與桐城派的關系，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文派末流時期為1840年鴉片戰爭后至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其中多數為桐城派末流作家。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后，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新文化運動起來之后，在一片聲討“桐城謬利種”的呼聲中,這一流派終于隨著古文寫作的衰殆[dài]而漸趨消亡。桐城派的崛起與擴展，恰好與當時的政治、學術、文學發展流變相吻合，故一發不可收拾，逐漸發展為清代影響最大的散文派別。桐城作為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與其本身所具有的豐富文化底蘊也為桐城派的崛起提供了支撐，為古文一派的成“派”提供了地域關系的紐帶與必要的條件。

桐城派文人把他們所寫的散文稱為“文言文”，他們繼承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創作，并在理論上深入發展，在散文創作上提出更多具體的文體標準。桐城派文言文具有鮮明的特色，內容上以宣揚程朱義理、封建倫理道德為主；形式上結構謹嚴，剪裁精當，文辭雅潔，平易暢達，聲調抑揚，雜以說理，輔以考證。桐城派古文理論的核心是“義法”，這也是桐城派古文藝術論的起點和基石。桐城派的另一大特征是在文言文形式方面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標準。

桐城派自其形成之日起，即為世所詬病。晚清時期的學者，出于“改良群治”的需要，對桐城古文墨守程朱、面于義法的文風更是深為不滿。如“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梁啟超，不僅創立“新文體”以與桐城古文相抗衡，且于理論上對桐城古文做了極為尖銳和嚴厲的批評。50年代后，學界對桐城派在文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及地位，大多予以或多或少的肯定。從徽觀上來看，無論在古文理論和古文藝術實踐上都有其杰出的貢獻。對桐城派的政治傾向和社會作用，學界則大多持否定態度，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把這個文派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考察”，不宜在政治上特稱其為“反動派別”。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師事、私淑或膺[yīng]服桐城派的作家遍及全國19個省(市)計1211人，傳世作品2000余種，主盟清代文壇200余年，其影響延及近代，對當代為文亦不無啟迪借鑒之作用。清代以來，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姚鼐的《惜抱軒全集》85卷，方東樹的《儀衛軒文集》12卷，方宗誠的《方柏堂文集》92卷，劉開的《劉孟涂文集》44卷，姚瑩的《中復堂全集》98卷，戴鈞衡的《味經山館詩文鈔》10卷，吳汝綸的《桐城吳先生全書》19卷，馬其昶的《抱潤軒文集》22卷等。

概念定義

桐城派，作為文學流派一般指以“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所代表的古文流派，又稱桐城文派、桐城散文派、桐城古文派。安徽桐城人方苞、劉大櫆和姚鼐三人等人把畢生的精力都用在文學理論和文言文寫作的研究上，建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文論體系。后來，人們就把追隨他們的一批散文家，叫做桐城派。桐城派一般以康熙的方苞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軍馬其昶去世，代表桐城派結束。

桐城文派流衍地域之廣，幾乎包括了當時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大部分地區，北至京，南達嶺外，東抵江左，西至云貴高原。與桐城三祖有直接或間接師承關系的，還有所謂陽湖派（江蘇省）、儀征派(江蘇)、湘鄉派（湖南省）、侯官派（福建省)等支派，在江西、廣西壯族自治區也有一定影響。桐城文派的文論中心，就是“義法”之說。“義法”一語，最早見于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序》：孔子“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

廣義上，桐城派還可以代指桐城詩派和桐城畫派。清代最早以“桐城派”論詩的是程秉釗，其《國朝名人集題詞》云：“論詩轉貴桐城派，比似文章熟重輕。”指出桐城派的詩歌與文章一樣頗有價值，所論仍重在文言文。現代學界最早以“詩派”稱呼桐城的是錢鍾書，《談藝錄》專列“桐城詩派”一條，其云：“桐城亦有詩派，其端自姚南菁范發之。”桃范(1702-1771)乃姚鼐伯父，字南青，號姜塢。乾隆七年(1742)進士。著有《援鶉堂集》五十卷。其詩善于儷事，導源義山，而別開蹊徑，實與昆體不同，亦無宋人粗勁之習。

在書畫領域，桐城與新安、宣城市、姑熟三畫派并稱安徽四大畫派，以姚元之為代表據《墨林今語》《歷代畫家匯傳》《中國畫家大辭典》載：桐城書畫家有劉雞儀、方孟式、方維儀、方以智、姚文燮、張度、吳廷康、姚元之、張似誼、張若靄、張若澄、張乃軒、龍汝言、闡嵐、姚康之、張祖翼、胡璋、胡琪、胡直、陳鼎、陳度等數十人，均為桐城畫派代表人物。

產生背景

社會背景

清王朝建立后80年間，滿貴族征服者用比較野蠻的手段，以維持他們的罪惡統治，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政治、文化專制統治最殘酷的時候，也是思想界、文化界反抗斗爭較激烈的時代。這種現實在清初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中，有較強烈的反映。黃宗羲、屈大均和蒲松齡等人的詩文與小說，便有明顯的現實主義傾向。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時期，即清代的所謂“鼎盛”時期。這時，經過清統治者幾十年的大規模鎮壓，漢族人民對清政府的反抗，已由軍事斗爭轉入秘密的地下活動。社會環境逐漸安定，社會經濟也由恢復進入發展的階段。還不斷開拓邊疆，形成和平統一的局面。可是，由于整個封建制度日益沒落，人民起義仍四處紛起，國內階級關系異常緊張。

清代科舉制度對桐城派文言文的興盛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此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時文與古文的密切關系，二是桐城派創始諸人與科舉制度的密切關系。清代開國以后，在順治二年（1645）舉行首次鄉試，清朝科舉制度遂正式開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官員選拔制度發展到清代已相當嚴密、成熟。科舉制度通過功名吸引了眾多知識分子的注意力，許多士子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窮經。由于清代科舉以八股文為規定考試文體，故八股文成為各級學校的教學重點，成為士子們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風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興盛，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條件。八股文又被稱為時文，以與文言文相對。時文雖有種種弊端，但卻與古文有許多相通之處：首先，時文與古文都恪守程朱義理；其次，在藝術手法上，時文講究開闔、頓挫、呼應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古文藝術手法的借鑒。許多士子為了避免熟濫，很自然地借鑒古文的某些藝術特征來創作時文。明清兩代就有不少以時文標準選編、評點古文的選本。

桐城派創始人方苞編選的《古文約選》與《四書文選》，更是將古文與時文緊密聯系起來，推動了古文“義法”的廣為傳播。《古文約選》作為八旗子弟學校教本的頒行，不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義法”說具有了官方的權威性，“義法”之說自然得以廣泛的傳播，也正式將古文義法引入時文寫作，使古文與時文空前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文言文與時文空前緊密的關系，不僅使古文成為科舉道路上的士子必須修習的重要內容，也極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與地位，為古文一派重登文壇提供了基礎。桐城文派發展至姚鼐時漸成規模，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相通的特點，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場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進士，姚鼐是乾隆癸未進士，他們的弟子也多有科舉功名，此處不再一一枚舉。桐城派在科場上的成功又反過來促進了桐城派古文的傳播，尤其是當個別桐城派文士擔任科場考官時，桐城派古文更讓考生頂禮膜拜。

思想背景

桐城派的思想譜系，多元多樣，復雜豐富。其中，有三條思想脈絡尤為重要。一是以程朱理學為主的儒學思想，從“桐城派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到桐城派殿軍“二姚一馬”(姚永樸、姚永概、馬其昶）皆奉程朱為圭臬，建構起桐城派思想體系的底色和主色；二是老莊思想，劉大櫆、姚鼐、曾國藩、郭嵩燾、郭慶藩、王先謙、吳汝綸、馬其昶、嚴復等人亦服膺老莊之學，大多著書以立其說；三是佛禪思想，姚鼐、方東樹、姚永概、方鑄等人亦耽悅佛禪之學，其著述中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佛性禪心。這三類思想，相互并存，相互競爭，相互影響。

清代的散文作家，有些雖然生于明代，而其主要活動時期是在清代，一般不存在什么民族氣節問題。加上當時文網嚴密，因此，從錢謙益、侯方域到魏禧等人，大抵都沿著明代唐宋派的道路發展。其中汪琬與戴名世二人，要把正統文言文推進一步，開了桐城派的先聲。戴名世也是桐城人，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有一定的愛國思想，但也信奉封建統治階級所倡導的程朱理學。他比方苞更早提出“立誠有物”。

桐城派自己所講的系統是這樣子的:

左傳--史記--韓愈歸有光方苞

柳宗元

歐陽修

三蘇

王安石

曾鞏

可以看出桐城派的思想是承接著唐宋八大家的系統下來的：上承左馬，而以唐朝的韓愈為主，將明代的歸有光加入，再下來就是方苞，不過在他們和唐宋八大家之間，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雖主張“文以載道”，但其著重點，猶在于文言文方面，只不過想將所謂“道”這東西放進文章里去作為內容罷了，所以他們還只是文人。桐城派諸人則不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學家”。他們以為韓愈的文章總算可以了，然而他在義理方面的造就卻不深：程朱的理學總算可以了，然而他們所做的文章卻不好。他們以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可分離，這樣的主張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股文作家。

從文學角度看，唐宋古文的勃興源于駢文末流的衰敝，清代桐城派的興起則源于唐宋以后古文的沒落。文言文一脈，興盛于唐宋，至元代日漸衰落。在有明一代，則幾經興衰沉浮。明初，宋濂重倡韓、柳的載道之文，但作為個人的文學主張，并沒有在文壇上形成多大的影響。明代中葉，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不滿于“前后七子”的一味擬古，他們推尊韓歐之文，反對盲目復古、摹擬剽竊的文風，提倡唐宋古文諸家學古創新、平易通達的傳統。繼唐宋派而起的明末公安派受李贄“童心說”的影響，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不僅與機械地摹古擬古的“前后七子”針鋒相對，也與唐宋派文道合一的主張迥異，具有濃厚的反道學思想。公安派強調文學應充分表現作者的個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思想對文學的束縛，是對傳統文學與政治緊密聯系模式的突破。明清易代，亡國的教訓使遺民作家一改明末浪漫頹廢的文風，走向簡潔崇實，這就為文言文的復興提供了契機。汪琬、魏禧、侯方域為清代古文三大家，三人行文皆宗唐宋韓、歐古文傳統。三人確為古文在有清一代的先導，為桐城派的崛起打下了根基。?康雍年間桐城人方苞提倡文宗韓、歐，學宗程、朱，以“義法”為特色的桐城派古文正式走上清代文壇。經過劉大櫆、姚鼐的傳承，蔚然成派。

發展演變

初創時期

桐城文派初創時期：時間為清康熙、乾隆，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

明代中葉以后，桐城市學術興起。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于文言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過程的繼往開來者，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1644年清王朝入關，為鞏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學，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范。方苞領導的古文流派應運而生。方苞授徒數十年，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主要有縣人葉酉、張莘農，寧化縣雷，吳江區沈彤，天津市王又樸，仁和沈庭芳，大興王兆符，歙縣程鑒等。劉大櫆，主要在乾隆時期，其弟子以桐城市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為聞名，自成“陽湖派”――實為桐城派初創期的別支。

惲敬與張惠言共同開創了桐城派的旁支一陽湖派。對于陽湖派與桐城派的淵源，陸繼輅說：“錢魯斯親受業于海峰之門，時時誦其師說于其友惲子居(敬)、張皋聞(惠言)。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文言文”。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則言：“錢伯垌，字魯斯，陽湖人，監生，卿事劉大櫆，受古文法，轉以授之張惠言、惲敬、遂以能文名天下。論者謂伯垌得人而授，使桐城市文學大明于世，賢于自為。“二家之說，大同小異，但都指出了劉大櫆在桐城、陽湖之間的橋梁作用。且惲敬、張惠言皆為姚鼐私淑弟子，文學主張源出桐城派。所以世人視其為桐城派的旁支。之所以稱為陽湖派，因開創人惲敬、張惠言為陽湖人，后繼亦多同縣人，故名。但當時并無“陽湖派”這一名目，直至光緒間，張之洞《書目答問》出，始有桐城，陽湖兩派之說。

乾隆、愛新覺羅·颙琰時出現了以惲敬為代表在的陽湖派,這也是因為這一流派中的人大都出于陽湖(今江蘇常州)地區的緣故。他們不滿于桐城市文言文的貧瘠,追本窮源,認為方、劉、姚等幾位宗師識見不高,影響到寫作上的成就。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謂方苞"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上舉主簽帆先生主書》謂劉大櫆"識卑且邊幅未化",《與章南》書謂劉"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謂姚鼐"才短不敢放言高論"。后起的文人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不能"有意于古文",以文人自限,而是應該提高修養,擴大學習習的面《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說:"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蔽而經義起,經義散而文集益滴。"補救之方,則"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這就跟桐城派的見解有所不同了。陽湖派于不廢唐宋文言文的前提下,還主張吸收漢學成就,采納駢文的筆法,與阮元等人的見解有相通處。總的說來,緣飾經術,縱橫百家,是是這一流派的特點,也是桐城市古文的擴展。

興盛時期

桐城文派興盛時期：時間為乾隆至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在姚鼐提出的八個字中,理、格、律三者多襲方說,神、氣、聲三者多襲劉說,而神、氣二者又遠承歸有光之說。歸有光曾用五色筆圈點《史記》,每一種顏色表示一種義例,其中之一便是精神氣魄。生辰八字中之味、色二者則是姚氏的獨創,這也是為了補弊救偏而提出的。桐城古文的普遍缺點是貧薄。文理清順,語言質樸,只是藻彩不足,使人有枯瘠之感。于是姚鼐在《古文辭類》十三類中特辟"辭賦類",希望擴大散文寫作的源頭,吸收駢文寫作的成果,使洞城古文在味、色方面豐富起來。

姚鼐是桐城市派集大成人物，揭示桐城文言文形成。主講鐘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余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謂“家家桐城”。桐城派發展到姚鼐時，影響日益擴大，許多治古文者往往借同鄉、師生、親屬等關系來證明、強化自己與桐城派的關系，故桐城派在發展的過程中，人員籍貫日益摻雜，傳播地域日漸擴展，其成員的構成也最終脫離出桐城這一地域的界定而走向全國，成為一個囊括眾多地區杰出文士的文派。姚氏門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杰”。其次桐城市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文言文流派。??

末流時期

桐城文派末流時期：時間為1840年鴉片戰爭后至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其中多數為桐城派末流作家。

到了咸豐、同治年間,又有所謂桐城中興之說。曾國藩(1811-1872)利用他政治上的聲勢,大力提倡桐城古文,曾給處于后勁不繼狀態中的這一流派注人過一支強心劑。因為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后人有稱圍繞曾國藩而形成的這一流派為湘鄉派的,借以區別于原來的桐城文派。但桐城派可并不因為曾國藩的大聲疾呼而挽回殆勢,這是因為他們文章中的"義理"或"經濟",都已趕不上時代潮流,只在文章作法上努力,無法寫出成功的作品。盡管其后還有嚴復和林紓出來維持桐城派的殘局,林以孤臣孽子自命,而又熱衷于翻譯小說,這就犯了該派"文言文之體忌小說"的禁律,因此自命為桐城文派正宗的人還不肯引之為同調。只是不管桐城文派如何抱殘守缺或曲意迎新,還是無法避免衰亡的命運。新文化運動起來之后,在一片聲討"桐城謬利種"的呼聲中,這一流派終于隨著古文寫作的衰殆而漸趨消亡。

文章與世變相同。曾氏自稱私淑姚鼐，世稱：“湘鄉派”，實為桐城派的變體。曾國藩弟子以武昌區張裕釗、桐城市吳汝綸、遵義市黎庶昌、無錫薛福名重，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張、吳立教燕、冀，弟子多達數百人。侯官嚴復、林紓、陳衍、吳宗祺等，時稱“侯官派”，實為桐城派末期支流。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后，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多數桐城派作家愛國主義立場、民族氣節、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和創作中有反映。?1930年，桐城派殿軍馬其昶去世，代表桐城派結束。

主要特點

創作理論

桐城派文言文具有鮮明的特色，內容上以宣揚程朱義理、封建倫理道德為主；形式上結構謹嚴，剪裁精當，文辭雅潔，平易暢達，聲調抑揚，雜以說理，輔以考證。桐城派的文章，內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語言則力求簡明達意，條理清晰，他們的許多散文都體現了“清真雅正”這一特點。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在文風上，是選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藻，不用詩詞與駢句，力求“清真雅正”。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順通暢，尤其是一些記敘文，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都是代表作品。

大體說來，早期的桐城派作家，由于其時階級和民族矛盾還不那么尖銳，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主義革命也沒有發生，他們的作品在內容上的反動性也不那么突出。特別方、劉、姚等人在文言文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方面所作的努力，對于封建文化的發展，確實起過較大的促進作用。

文學觀念

關于有物有序的問題

為文須義法并重，有物有序，這是桐城文派眾口一詞、堅守不渝的一條基本原則，也是他們許多人在寫作實踐中努力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不過，連曾國藩也曾對姚鼐表示不滿說：“惜抱雖云辟漢學，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桐城文派在義法和物序關系的論述上，對于唐宋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明代唐宋派所主張的文道合一的理論，有一定的繼承性。道與文的關系，從廣義說，是指政治與藝術的關系；從狹義說，是指文章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從桐城文派的寫作實踐看，他們的文章從內容到形式，也確實大致符合清代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文集，主要是些應用文字，其中最大量的是碑志傳狀，還有不少是議論文。這些文章的所謂“義”和“物”，很少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實況，也沒有反映晚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革命內容，更不可能接觸到下層人民的疾苦。從其基本政治傾向看，這個文派的作家，大多是封建秩序的忠實“衛士”；這個文派的作品，不少是充滿封建說教的御用文學。即以方苞、姚鼐而言，他們的作品，半數以上是壽序、墓志、碑碣、頌銘、哀辭、祭文、家訓和贈序這一類一望而知為以宣揚程朱道學為中心的封建糟粕。特別桐城派的末流，更是仇視革命、仇視新文化的一支極端反動的文學流派。

關于復古與創新的問題

在形式上，桐城派提出結構嚴謹、剪裁適度、起承轉合、虛實呼應和雅潔“無滓”等要求，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散文創作理論的總結。中國的散文形式源遠流長，先秦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就有不少優秀的作品。但有意識地把散文作為文學的一種樣式來運用，到韓愈、柳宗元才取得較高的成就。此后，經過宋代歐、曾、王、三蘇和明代歸有光等人的發展，散文創作已獲得豐富的實績。可是，對于散文的特點和創作方法，僅有一些零星的、原則性的議論，還沒有上升為完整的理論。到了桐城諸人，經過系統的整理和長期的研究，集唐宋以來文言文理論的大成，融化和兼采各代各派文論的特長而自成一派，建立起相當完整的散文創作理論體系。

關于雅潔的問題

在桐城派看來，雅和俗、潔和繁是對立的。方苞在《書歸震川文集后》一文，批評“近俚而傷于繁”，就是不“雅”不“潔”。他們說的“雅潔”，可以說是“義法”的標準，不僅是語言問題，主要是風格問題。換言之，除了經、史中的文言之外，一切口語和淺近、俗白的語言，都在桐城文派的排斥之列。這種保守觀念，自是他們熱衷于“古道”，信守儒家教條所使然。要確實讓他們的作品顯得“古色古香”，就必須在語言和風格上仿古和擬古，藝術形式才能與其思想內容相適應。于是，桐城派要刻意求“雅”，勢必同現實生活與日用口語的距離越來越遠。

古文理論

桐城派文人把他們所寫的散文稱為“文言文”，他們繼承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創作，并在理論上深入發展，在散文創作上提出更多、更具體的文體標準。

桐城派古文理論的核心是“義法”，這也是桐城派古文藝術論的起點和基石。桐城派的另一大特征是在古文形式方面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標準。最系統的如姚鼐提出的選文和作文標準，即“八章八要”的主張。他在所編選的《古文辭類纂》的序目中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者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他所說的神、理、氣、味，是指文章的思想精神；格、律、聲、色，是指文章的形式及語言的音韻文采。精寓于粗，即內容寓于形式。至此，姚鼐也就系統概括出了散文創作的藝術特征，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言文創作論。

桐城派以神氣韻味論文以詩論文意味著古文理論的重心由理性內涵轉向了審美意蘊，是對古文中的文學與非文學進行分離的關鍵環節。對古文家而言，道是文的理性內涵，而神氣是文的審美意蘊。強調文以載道，最終會以文的邏輯形式代替藝術形式，混淆文學與非文學的不同；強調神氣韻味，就必須注重藝術形式，最終把具有審美作用的文學從雜文學中分離出來。桐城派發展并完善了以詩論文的理論傾向，為形成科學的文學觀念作好了準備。

神氣韻味作為文言文的審美意蘊，是所有成功的作品都具備的。只要作品達到了自由的神化境界，就可稱為“神完氣足”、“氣韻生動”、神韻天成等等。但由于不同的創作主體有不同的審美趣味和藝術追求，所以他們的作品就可能表現出不同的審美傾向和藝術風格。這樣，神氣韻味在具體的作品中就表現為陽剛、陰柔、雄渾、飄逸等不同的形態。而審美意蘊的這些具體形態，實際也是藝術創作的審美標準和審美要求。劉大櫆提出“奇高大遠簡疏瘦華渾浩雄逸”等審美要求，同時也就是抽象的神氣韻味表現于經典作品中的具體形態和藝術風格。劉大櫆把他對作品的審美要求概括為十二“貴”，但這十二個概念并沒有使用統一的分類標準。如“文貴去陳言”，是從創作方法的角度而言，并不是作品的審美特征或藝術風格；再如“文貴品藻”，意思是作品應該具有獨特的風格、品格，品藻實際上就是各種藝術風格和審美形態的總稱。但在邏輯形式上，“品藻”卻與子概念并列。并且，劉大櫆又說“品藻”有“渾、浩、雄、奇、頓挫、跌宕”等種類，這些概念實際上可與他提出的十二“貴”中的概念并列或互換。例如，“品藻”中的“奇”，就包括在十二“貴”中。不過這無非就是劉氏對文言文創作提出的一些原則要求、審美標準和理想風格，不妨礙我們對它們進行具體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劉大櫆對古文創作提出的一系列審美要求，大多是詩、書、畫論中的范疇，這進一步證明了其古文理論的詩論化傾向。

義法說

桐城派的文道觀，實際上是古文家與理學家文道觀的融合。理解了古文家和理學家的文道觀，桐城派的文道觀也就基本清楚了。

方苞在《漢書貨殖傳后》中提出做文章既要“言有物”，又要“言有序”。前者是說文章要有內容，主要是宋儒的義理，但又力戒空疏，強調實用；后者是說文章講究表現形式，要有章法結構。義與法的關系，有主有次，相輔相成，內容和形式要成為完整的統一體。方苞認為，形式要為內容服務，內容決定著形式。義法說還包括對謀篇布局“尚簡去繁”的要求和對語言文字“雅潔”的提倡，認為只有剪裁得體，結構嚴謹，語言簡潔，才是好文章。劉大櫆在義法說方面加以豐富和補充，強調了散文應具備的情感和氣勢。他認為，文章的思想內容固然居首要地位，但藝術本身卻有相對的獨立性，他為此提出了神氣音節說。所謂“神”，大體上是指作者的性格特征、思想修養在藝術上完滿而成熟的表現；所謂“氣”，大體上是指流注在作品中的氣勢及其所呈現出的面貌；所謂“音節”，則是指長短相間，錯綜配合的句式結構和抑揚頓挫、瑯瑯可誦的語言因素。后來，桐城派文人都把因聲求氣奉為不易之旨。

方苞的“義法”說，主要不是從審美的角度認識文言文，但正如朱熹的文道一體觀，它對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系有很深入的揭示，影響了劉大櫆和姚鼐對作品審美構成的認識，同時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審美意蘊與藝術形式之間的關系。我們在第一章中，曾指出方苞的“義法”主要是作為一個偏義復詞使用的，它的意義就是“法”，就是指古文的創作規律和寫作技巧，在作品中它就凝結為結構形式。當義與法對舉的時候，義指作品的內容，法指作品的形式。方苞描述義與法的關系時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內容與形式在邏輯上是同一的，所以有物與有序的關系也應該是同一的。也就是說，沒有無物之序，也沒有無序之物。但方苞所說有物有序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唐宋古文家所說道與文的關系，所以同樣不免裂有物與有序為二物。方苞對“義法”的另一描述是“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這種說法就比“有物有序”圓通得多。因為經是織物上的縱線，緯是織物上的橫線，“經”與“緯”是相對而言，如果沒有對方的存在，“經”與“緯”就只是一堆沒有差別的線，不成其為“經緯”。這種意義上的“義法”，是對作品內部結構的深刻認識。

姚鼎則擴充和發展了方、劉之說，提出了著名的文言文寫作原則，使桐城派古文理論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在《復秦小峴書》中，姚鼐指出：“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

代表人物和作品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姚瑩，曾國藩，吳汝綸，馬其昶，其中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三祖”。

圖片參考資料：

代表人物

戴名世

戴名世（1653年-1713年），清桐城人，散文家，字田有，號南山、夏庵等，康熙進士，曾任教習、知縣、翰林院編修。少年才思敏捷，尢留心明代史事，綱羅放失，訪明季遺老，考求史實。1702年刊行《南山集》，其中多采方孝標《滇黔紀聞》所載南明抗清之事，五十七歲中進士，三年后被參劾，以“大逆”罪被殺，為清代著名文字獄之一。

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驅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文言文創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難，留下282篇古文作品。他生前為了完成“振興古文”的歷史使命，對古文創作提出了一系列理論主張。他要求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在散文創作上主張“道、法、辭三者兼備，精、氣、神三者渾一”，系“三祖”文論之直接源頭。

方苞

方苞（1668年—1749年），字鳳九，一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文學家，桐城派散文創始人。因與同鄉戴名世交往甚密，又曾為《南山集偶鈔》作序，被株連下獄，定為死罪，后經重臣李光地多方營救，方免死出獄。康熙六十一年（1722）充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九年（1731）授左中允，次年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后升內閣學士，十一年充《一統志》總裁。

他將道統和文統結合起來，首創“義法”說，為桐城派散文理論奠定了基礎，被視為“凡文之愈久而傳”的根本法則，是集古今文論之大成”。“義法"說，是方苞文學理論的核心。他在《又書貨殖傳后》文中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司馬遷發之，而后之深于文者變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這里的‘言有物’，指文章在思想內容上主要反映客觀現實。方苞以“言有物”“言有序”為主要內容的“義法”說，總結了中國文言文創作的歷史經驗，極大地促進了清代古文的發展。

劉大櫆

劉大櫆（1698年～1780年），清安徽桐城（今樅陽縣）人，桐城派代表人物。他終生以教書為主要職業，與方苞、姚鼐是承上啟下的師生關系，被方苞贊賞為奇才、“國士”，故劉大櫆對恩師方比較敬慕。雍正四年(1726)，劉大櫆初至京師，年富才盛，文動京師。方苞得其文，贊他是韓愈、歐陽修一流人物，一時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與其結交。劉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詩集》6卷、《論文偶記》1卷等。

劉大櫆的文學主張是“神氣”說，他在其文藝理論專著《論文偶記》中說：“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組處也；然論文而至于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劉大櫆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拓展，從而豐富了桐城派的文學理論。

姚鼐

姚鼐(1732年—1815年)，室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與方苞、劉大櫆并稱“桐城三祖”，被后世譽為“中國文言文第一人”。清代乾隆二十八年中進士，任禮部主事，官至刑部郎中，充《四庫全書》纂修官等。姚鼐是詩人、書法家，著名散文家，其散文以“醇正嚴謹”著稱。姚鼐中年辭官南歸，先后主講于揚州梅花書院、江南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四十余載，著有《惜抱軒全集》等。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學主張的核心是“義理、考證、文章”兼長相濟說，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聞淺識”，他從古文創作諸要素的客觀要求出發，提出為文的“八字訣”：“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又從“文之至美”出發，從美學的角度，闡明了“陽剛、柔美”的風格論。姚鼐在直接繼承與發展戴名世、方苞、劉大櫆的桐城派文論的同時，對整個中國古代文論和文學創作的經驗進行了前無古人的總結。

姚瑩

姚瑩（1785年～1853年1月24日），字石甫，號明叔，晚號展和，因以十幸名齋，又自號幸翁，安徽桐城人。晚清史學家、文學家。從祖姚鼐，是桐城派古文主要創始人。姚瑩于愛新覺羅·颙琰十二年（1807年）中舉，次年為進士。愛新覺羅·旻寧三十年，協助陸建瀛主持鹽務。咸豐初，奉旨赴廣西壯族自治區贊理軍務，鎮壓太平軍，先后任廣西、湖南省按察使，卒于官。代表作有《康輶紀行》《東槎紀略》《識小錄》《東溟文集》等幾十部。

曾國藩

曾國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今雙峰縣荷葉鎮）人，晚清中興名臣，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道光十八年（1838年）進士，入翰林院，累遷大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卒謚“文正”。論學主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并重，遺稿經后人編為《曾文正公文集》。

吳汝綸

吳汝綸（1840年~1903年）字摯甫，又作摯父。安徽桐城人。清同治三年（1864年）舉人，次年中進士，授內閣中書。先后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府。主講蓮池書院時，曾特聘英文、日文教師，為全國書院首創。又曾為嚴復譯《天演論》《原富》和美日學者多種著作寫序，倡導啟蒙。《天演論序》傳誦尤廣，在清末思想界發生很大影響。

馬其昶

馬其昶（1855年－1930年），字通伯，晚號抱潤翁，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少學文言文辭，師事桐城派作家方存之、吳汝綸，其文日工。他30歲以前，以古文名，著有《抱潤軒集》，義寧陳立三推為曾、張而后一人，章太炎亦許為"能盡俗"。30歲以后，專治群經，旁及子史，編纂選述，數十年如一日。著作凡300卷，撰經有《易費氏學》《毛詩學》《尚書誼》《禮記讀本》《呂學中庸經合誼》，撰史有《清史稿》《桐城耆舊傳》《左忠毅公年譜》；著述諸子百家有《老子故》《屈賦微》《金剛經次詁》。

主要作品

清代以來，桐城市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劉大櫆的《劉海峰詩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軒全集》85卷，方東樹的《儀衛軒文集》12卷，方宗誠的《方柏堂文集》92卷，劉開的《劉孟涂文集》44卷，姚瑩的《中復堂全集》98卷，戴鈞衡的《味經山館詩文鈔》10卷，吳汝綸的《桐城吳先生全書》19卷，馬其昶的《抱潤軒文集》22卷等。

影響

地域影響

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派“四祖”，師事、私淑或膺服他們的作家，遍及中國19個省(市)計1211人，傳世作品2000余種，主盟清代文壇200余年，其影響延及近代，對當代為文亦不無啟迪借鑒之作用。

桐城宜人的自然風光對桐城派作家師法自然、清正雅潔文風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而桐城市“外江內湖”的開放性和“群山為之左右”的封閉性的地理位置，又使戴、方、劉、姚“四祖”等“得以經常往來于南揮作用，提高聲譽，擴大影響”。桐城人歷來把“窮不丟書，富不丟豬”奉為金科玉律，《沒有先生名不成》《勸學》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間社會尊師重教的良好風氣。正因此，桐城明清兩代就擁有進士265人，舉人589人，其人數之多，比同屬安慶府的懷、潛、太、宿、望五縣進士和舉人的總和還要超出數倍以上。

圖片參考資料：

文學影響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主要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姚瑩四人之外，還有方氏門人雷鋐、沈彤、王又樸、沈庭芳、王兆符、陳大受、李學裕，劉大櫆門人錢伯、王灼、吳定、程晉芳等，姚鼐門人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追隨梅曾亮的還有朱琦、龍啟瑞、陳學受、吳嘉賓、鄧顯鶴、孫鼎臣、魯一同、邵懿辰等。愛新覺羅·旻寧咸豐年間，曾國藩鼓吹中興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諸老，氣清體潔”，“雄奇瑰瑋之境尚少”，欲兼以“漢賦之氣運之”（吳汝綸《與姚仲實》），承其源而稍異其流，別稱“湘鄉派”。

五四新文化后，桐城諸家的古文創作也被罵得一無是處，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傅斯年等新文化陣營的主要人物，都以其犀利的筆墨，對桐城文派大加撻伐。陳獨秀甚而將“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統斥之為“十八妖魔輩”，錢玄同在1918年7月2日《寄胡適之》的信中也說：“彼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與肉麻之句調，戕賊吾青年。”是他首次將“謬種”這一諢號加在桐城派頭上。20世紀50年代后，學界對桐城派在文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及地位，大多予以或多或少的肯定。王氣中通過對“桐城派的文論體系、桐城派反時文反駢體文反考據文的性質以及桐城派對于中國散文的貢獻等方面”的考察，認為桐城派在這些方面都有其突出成就，尤其是桐城派“繼承了中國文論以前的傳統，加以總結發展，給散文建立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這是應該在中國文學史上引起注意的大事”。因此，“桐城派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是有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的”。王文的這一看法在20世紀80年代后學界頗多擁贊者。

社會影響

有學者認為桐城派所起的作用，是妨害了中國古典散文的健康發展，和清王朝妨害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常發展一樣，除此以外，桐城派再也沒有其他重要作用了。80年代后，不少學者對桐城派的政治傾向和社會作用持否定態度，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是敏澤。其所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在論及桐城派時，認為桐城派“從他的創始人方苞起，都是和封建統治者一個鼻孔出氣，以維護封建反動統治為己任的”。

桐城派曾經因敢于直面時代問題、為文經世、“因時適變”而獲得發展、傳承，但面對西方文化強勢崛起之大變局，桐城派最后依然堅守傳統天朝思維，很難完全改弦更張，最終必然和封建王朝一起退出歷史舞臺。

桐城派作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體，解決了當時士人普遍關注的問題。眾所周知，在科舉時代，讀書入仕是無數士人的夢想，因此如果能夠有效助力讀書入仕，就會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員都是文章大師，又兼具教師身份，使得他們掌握了文章秘訣，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義法、劉大櫆的因聲求氣、姚鼐的義理考據辭章，都為如何寫好文章提供一條清晰可行的路徑。不僅如此，桐城派還把文章理念編入教材，便于更廣大范圍的士人學習，為共同體不斷補充新鮮血液提供支撐。比如方苞主持編纂的《欽定四書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導的科舉教科書，既為科舉主管部門提供衡文之準繩，也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該書刊行后，迅速頒布京師及督撫各地，成為士子研讀的范本。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也因為編纂之精良而受到讀書人追捧。可以說，桐城派文章講求法度，易學易用，有利于科舉入仕，是桐城派延續三百年的真正秘訣。

文化影響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代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長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方苞《書柳文后》）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編選《文言文辭類纂》，流傳尤廣。

理念認同，是傳統文化共同體生成的思想基礎。共同體是人與人的群體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礎是價值認同與思想歸屬，伊茲歐尼認為，共同體形成不外兩點，一是彼此交織的緊密關系，二是共同的價值規范與意義。從桐城派的生成歷史來看，三百年一以貫之的是古文辭章與經世濟民，而連接辭章與經世的理念是義法。義法最早是經史之學的通行概念，后來方苞把它引入辭章，開創古文義法。簡單地講義法，義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兩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憑空想象，而是源自現實，寄托經世濟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辭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間流貫生命之氣。義法既是格律與神氣之統一，也是德行與辭章之統一，還是立言與立功之統一。后來劉大櫆發展了義法理論，強調文人之能事，通過字句、音節來體悟文章的神氣，在吟詠唱嘆之間蕩滌靈府，在吞吐俯仰之際貫通古今。姚鼐在方、劉基礎上，吸收乾嘉漢學考據之法，與義理、辭章相融合，義理以盡性，考據以窮理，辭章發其奧蘊，最終實現義理、考據與辭章的統一。此三合一之論，既欲合真善美而為一，又欲合儒林、道學與文苑而為一，體現了姚鼐“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的文章至境論。曾國藩紹述姚氏，在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增加了經濟之學，經濟在孔門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國藩雖重義理，堅守桐城市派一貫之立場，但更強調經世濟民才是思想的基礎，如此一來，曾國藩挈攬眾長，其文經史百家，其學思辨融通，其事經國濟民，通達宏闊，中興桐城，開辟新境。晚清民國，嚴復、林紓以桐城之文，翻譯西文、西學，啟蒙民智，他們與無數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進中原地區社會由古代向近現代的轉化。可以說，桐城派三百年歷史，延續幾代人，弟子門人逾千，大體都遵循相近的價值理念，把辭章學術與立身相結合，把個體命運與時代家國相聯結，與時俱進，淑世民。

第二，師事學緣，是傳統文化共同體建構的基本路徑。共同體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識的群體結合。不同類型的共同體，結合方式也不同。斐迪南·滕尼斯把共同體分為三類，即：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精神共同體。這三類共同體，也對應著三種共同體的建構方式，一是以血緣為中心的家族型共同體，二是以地緣為中心的區域型共同體，三是以價值信仰為中心的精神共同體，精神共同體是共同體的綜合形態，結合前兩種共同體的特征，“構成一種真正屬人的、最高級的共同體類型”，而文化共同體就是精神共同體的主要存在形式。作為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共同體，桐城派建構的基本方式是師事學緣。桐城派的師事學緣，涉及人數眾多，延續時間漫長，呈現的具體形態也比較復雜，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私下傳授、公共教習與家學賡續。私下傳授，又包括家庭設館、登門拜師與門外別傳三種。比如方苞曾受聘寶應劉氏，教授劉師寬、劉師向、劉師恕諸兄弟，劉氏兄弟就成為他正式及門弟子。而范當世負拜師張裕釗，薛福成攜文拜師曾國藩等，都成為登門拜師的佳話。門外別傳，是指隨機指點或信札傳授，比如唐文治之于吳汝綸，楊彝珍之于梅曾亮。方苞與劉大櫆，最初也只是偶爾點撥，晚年歸隱金陵后，彼此接觸才逐漸多起來。相對來說，劉大櫆與姚鼐往來較多，討論詩古文辭也比較頻繁。公共教習主要指翰林院教學與書院教學兩種，方苞兩度教習庶吉士，雷鋐、儲晉觀、陳大受等都在這一時期加入方門。姚鼐弟子主體源自書院，方東樹、梅曾亮、陳用光、管同、劉開諸人是姚氏書院教學的高第。其他諸如朱琦、龍啟瑞、王拯、彭昱堯受教呂璜于秀峰書院，姚永概、尚秉和、傅增湘、高步贏受教吳汝綸于蓮池書院等，不勝枚舉。比較而言，家學傳授是圍繞血緣生成的師徒關系，既包括家庭子侄，也包括姻親外戚。

互利共生，是傳統文化共同體發展的基本保障。文化共同體作為一種集體存在，并非想象的群體，而是一種功能性的社群有機體。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凝聚龐大人群，有的甚至延續數百年，不僅因為成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還因為他們是一個互利共生的群體。社群最核心的吸引力，就是能幫助其成員解決實際問題，促進其持續成長。桐城派作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體，解決了當時士人普遍關注的問題。眾所周知，在科舉時代，讀書入仕是無數士人的夢想，因此如果能夠有效助力讀書入仕，就會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員都是文章大師，又兼具教師身份，使得他們掌握了文章秘訣，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義法、劉大櫆的因聲求氣、姚鼐的義理考據辭章，都為如何寫好文章提供一條清晰可行的路徑。不僅如此，桐城派還把文章理念編入教材，便于更廣大范圍的士人學習，為共同體不斷補充新鮮血液提供支撐。比如方苞主持編纂的《欽定四書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導的科舉教科書，既為科舉主管部門提供衡文之準繩，也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矱，該書刊行后，迅速頒布京師及督撫各地，成為士子研讀的范本。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也因為編纂之精良而受到讀書人追捧。可以說，桐城派文章講求法度，易學易用，有利于科舉入仕，是桐城派延續三百年的真正秘訣。當然，除了正常的功用之外，桐城派還有一些額外的福澤。比如借助名家推薦，獲得發展良機。像劉大櫆入京科考就經方苞推薦，聲名大噪。其次，通過師長延譽，獲得較好的職業崗位。方苞擔任三禮館副總裁時，引薦陳大受、官獻瑤、葉酉、趙青藜等多名弟子入館修書。再次，從事某項共同事業。鄧廷楨任安徽巡撫時，援引梅曾亮、管同、方東樹、陸繼輅、宋翔鳳等桐城派成員入其師爺，參贊政務。而曾國藩辦理洋務，吳汝綸改良教育，都有大量桐城派成員側身其間，共襄盛舉。

評價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壇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廣、綿延時間久，文學史所罕見。（安慶師范大學皖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評）

桐城古文運動，是唐宋古文運動的繼續、發展、終結。（辭賦大師潘承祥評）

桐城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稱桐城文言文派，世通稱桐城派。它以其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有顯赫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碑。（上海安慶經濟文化促進會評）

每一時代的理論的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我們要從歷史寶庫中尋找那拿來即用的東西，是為數極少的。從思想內容看，桐城古文沒有多少好東西，陳腐和反動的文章占大多數；從藝術形式和表現方法看，有用的、無用的、有害的又混和在一起，某些多少有用的東西也夾有濃重的八股味。因此，它從剛剛興起的時候開始，便不斷受到許多非議，并不是偶然的。（《文史研究論稿》評）

桐城文派的存在，確實是個充滿矛盾、相當復雜的文學現象，要簡明精當地判別他的好壞，是頗費斟酌的。（《文史研究論稿》評）

桐城派從清代產生，延續有清一代，至民國依然余波不斷，這三百年基業，顯然不是單憑文章就可以支撐。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難發現，它并非單純的文派，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藝術等諸多領域，皆成就斐然。（光明網評）

參考資料 >

桐城派簡介.安慶師范大學皖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2024-05-01

桐城派文學簡介.西安市桐城商會官方網站.2024-05-01

文化周刊丨在桐城派的故鄉 .安慶晚報.2024-05-11

桐城派概述.桐城市人民政府.2023-12-21

從文化視角考察桐城派的興起.國家清史纂修工程.2024-05-01

桐城派:清代書院教育的典范.光明網.2025-07-03

學術史的追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24-05-17

[名家傳略] 崇尚名節，興文為務--惲敬傳略.桐城網.2024-05-17

桐城派作家師承膺服關系圖.桐城市人民政府.2024-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