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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今雙峰縣荷葉鎮），中國晚清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被稱為晚清“中興第一名臣”，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并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曾國藩是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

曾國藩少時跟隨父親曾麟書讀書，愛新覺羅·旻寧六年（1826年），曾國藩應長沙市府試，名列第七。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進士，入庶吉士，由此更名曾國藩。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年（1840年），曾國藩以庶常館散館授檢討而入仕，此后十余年大多都供職于北京。清咸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得江西省鄉舉試差，期間獲悉母親去世而回鄉丁憂。

時值太平軍起義，清政府為圍剿太平軍，諭旨曾國藩在籍興辦團練，奉諭組建湖南鄉勇，即“湘軍”。他以羅澤南等人興辦的“湘勇”和江忠源興辦的“楚勇”為基礎，抽調各縣練勇，湘軍由此初見。次年于田家鎮大勝北伐的太平軍。此后為增強湘軍的實力，曾國藩一面招募兵勇，一面修建北洋水師。至咸豐四年(1854年)2月，曾國藩率湘軍出兵作戰，但幾度被太平軍挫敗，最終被困江西。咸豐七年（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父親去世發訃告，由此回籍丁憂，得以脫困江西省。咸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再度被起用，他率領湘軍攻陷安慶市，又以安慶為基地，圍困天京（今南京）。同治三年（1864年）7月9日，湘軍轟塌天京城門，天京陷落，太平軍主力基本覆滅。曾國藩在鎮壓太平軍起義中以首功被清政府封為“毅勇”侯稱號，留任兩江總督。為避免朝廷對其手握重兵的猜忌，他主動奏請裁撤湘軍，并令弟弟曾國荃回鄉養病，日常行事愈發謙恭謹慎。

同治四年（1865年），曾國藩奉命前往山東地區圍剿捻軍，到任一年之中，曾國藩剿捻未見成效，于次年返回南京原任。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被授為武英殿大學士，調任直隸總督，在查辦“天津市教案”期間，曾國藩因主張向法國求和，嚴查“兇犯”，遭到天津人民的指責，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11月回到兩江總督任上。此后，曾國藩終日憂郁，病逝于1872年3月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兩江總督衙門。清政府追贈其為太傅，謚號“文正”。

曾國藩信奉程朱理學，又結合經世思想，創立了理學的經世功能，還將其應用于湘軍的治軍思想中。曾國藩改革軍制，創辦湘軍，彈壓太平軍，暫時挽救了清代的滅亡，但也同時撼動了清王朝的中央政權的軍事基礎。曾國藩也被稱為中國近代軍閥的鼻祖。《曾國藩家書》是曾國藩的書信集，是曾國藩與家中子女信件往來的書信集，同時集中體現了曾國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清史稿》評價曾國藩：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國藩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府湘鄉市南白楊坪村。曾國藩祖籍衡陽市，家中世代務農，清初時期遷至湘鄉，家中傳至五世祖時，已頗有產業。曾國藩初名曾子城，是家中長子，父親曾麟書是一名秀才，曾國藩五歲起開始跟隨父親曾麟書讀書。在曾麟書的督責下，曾國藩九歲時便讀完了“五經”，開始學作八股文。

愛新覺羅·旻寧六年（1826年），曾國藩應長沙市府試，名列第七。此后，曾國藩先后入讀衡陽唐氏家塾、湘鄉漣濱書院。愛新覺羅·旻寧十三年（1833年），曾國藩考中秀才后，又入長沙知名學府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學習。一年后，曾國藩從岳麓書院肄業，參加湖南省鄉試考中舉人。年底，曾國藩動身前往北京參加會試。

曾國藩到達北京后先后參加了兩次會試都未考中，只好南歸返鄉。在經過金陵（今南京）途中，曾國藩把大部分路費都用來購書，回到家鄉后又苦讀了兩年，最終于愛新覺羅·旻寧十八年（1838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三十八名，在殿試中又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時列一等第三名，拔置第二名，入庶吉士，由此更名曾國藩，即國家之屏藩。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曾國藩成為曾家第一個翰林，曾國藩返鄉后，其祖父大宴賓客。

京師為官

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年（1840年），曾國藩以庶常館散館授檢討而登入仕途。此后，曾國藩接連擔任過侍讀、國史館協修、禮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等職。除去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三年（1843年），曾國藩曾出任四川省正考官半年，其他時間他大多在京師為官。曾國藩在京為官十余年，對自己的職務大都十分盡責，久而久之便在當時的京都頗有盛名。

由于曾國藩在京供職期間，所任大多時官職地位不低、但沒有實權的閑散官職，期間曾國藩結識了京中的諸多人才，如與其同出翰林、對其有扶持之功的滿洲鑲藍旗郭佳·穆彰阿，經世派人物劉蓉、郭嵩燾、江忠源、羅澤南、歐陽兆熊等人。此外，在京任職期間，曾國藩注重學術研習，曾師從當時知名的理學大師唐鑒系統學習理學。這一階段被視作其知識積累與人格品性的重要塑造時期，為其后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咸豐初年，太平天國起事后，愛新覺羅·奕詝召集群臣進行商討，曾國藩奏陳“今日急務，首在用人”，并推舉了“李棠階、吳廷棟、王慶云、嚴正基、江忠源”五人。隨著太平天國的起義的聲勢愈加好大，曾國藩上“簡練軍實以裕國用”折，陳“天下大患，一在國用不足，一在兵伍不精”，并向咸豐皇帝提出“惟有量加裁汰，痛加訓練，庶餉不虛糜，而兵歸實用”的見解。

創辦湘軍

清咸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得江西省鄉舉試差，并獲準事罷回家探親，南下至安徽太湖縣時，曾國藩獲悉自己的母親江氏去世的訃聞，遂匆忙回籍奔喪。隨著太平軍愈加激烈，曾國藩在籍期間接到上諭，命他在籍幫辦團練。起初，曾國藩想要以“丁母憂”為由推辭，但湖南巡撫張亮基、曾國藩好友郭嵩燾等接連勸他出來保衛地方。最后，曾國藩決定從湘鄉市動身前往長沙市組織團練。

曾國藩到達長沙后與湖南巡撫張亮基進行籌商，曾國藩認為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為要務，操練為其次。同時，長沙省城兵力單薄，行伍空虛，沒有防御能力。曾國藩主張招募鄉民來省，他以羅澤南等人興辦的“湘軍”和江忠源興辦的“楚勇”為基礎，抽調各縣練勇，在省城成立一大“團”，一方面便于“剿匪”，一方面增加防守省城的兵力。

在興辦團練的方式上，曾國藩主張把“團”與“練”區分開，團者即為“保甲之法”，練則是制器械、練丁壯、造堡壘。在興辦團練期間，曾國藩委任黃廷、曹光漢等編查保甲，同時曾國藩認為查辦“土匪”為第一要務，因此他在長沙市城中魚塘口行轅中，設立審案局，委專人承審。不到半年的時間里，被斬首、杖斃的多達二百多人，由于曾國藩殺戮很多，被時人稱之為“曾剃頭”。

曾國藩在長沙督辦的團練成為了鎮壓湖南省境內農民起義的武裝力量，以羅澤南等人率領的“湘軍”組成的“大團”則成為了最初的湘軍。清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南京），曾國藩見太平天國聲勢浩大，而自己所辦團練規模太小，曾國藩上奏朝廷，招募團練的丁勇為官勇，并模仿戚繼光所練戚家軍編練新建陸軍，團練由此逐漸變成正式軍隊，“湘軍”也由此形成。

與此同時，江忠源被任命為湖北按察使，奉清政府令往江南大營，幫辦軍務，他致信曾國藩，稱“在江、楚、皖各省造戰船數百艘，調閩、廣水師數千人，先肅清江面，而后三城可復。否則沿江各省后患方長”。曾國藩開始考慮創立北洋水師。時值湘軍出湖南省作戰，赴江西省援助江西兵勇。由于提督提督鮑起豹和曾國藩意見不合，營兵和湘勇不和發生械斗，曾國藩于是移駐衡州。在衡州期間，曾國藩委任衡陽生彭玉麟、湘陰外委楊載招募水勇，湘軍由此開始創立水師。八月，曾國藩獲準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

水師創建后，既缺乏資金又船炮不齊，同年11月朝廷詔令曾國藩救援湖北，曾國藩以此為由予以回絕，曾國藩還奏請朝廷撥款四萬兩白銀作為購炮造船的經費。至清咸豐四年（1854年），湘軍共造成大小船只三百六十一號，并裝備又大小炮四百七十門，其中新購洋炮三百二十門。

圍剿太平軍

初戰不利

咸豐四年(1854年)2月，曾國藩練成水陸兵勇各十營五千人。時值太平軍攻陷九江、安慶市，江忠源戰死廬州，太平軍乘勢襲擾湖南省。曾國藩遂發布《討粵匪檄》的檄文，于2月25日從酃縣出發東征，經湘潭市到長沙市。

太平軍因寡不敵眾，拋棄岳州，曾國藩便進駐岳州，肅清太平軍殘部，3月間率軍北進，在洞庭湖被太平軍擊敗潰后退回岳州。太平軍乘勝追擊，攻入岳州，曾國藩退回長沙，太平軍乘機襲取湘潭，占據長沙上游。4月，曾國藩親自督師，進擊靖港鎮，但適逢西南風發，水流湍急，戰船不能停泊，或為太平軍所焚毀，或為太平軍所奪。曾國藩接連失利于岳州、靖港，憤懣不已，遂投水自殺，幸被左右隨侍救起。

接連兩次戰敗使得曾國藩當時的聲譽大有減損，曾國藩回到長沙市后重整水陸各軍，并在衡州府、湘潭市開設船廠，繼續造成；潰敗的各軍，曾國藩另募新勇，進行訓練。兩次失敗使得曾國藩得到了諸多的教訓，積攢了實戰經驗，使得曾國藩明白了“兵貴精而不貴多”的道理，此后他便開始策劃“減兵省食”，還確立了“早起早食，嚴厲營規”的要求。

占領武昌

在長沙經過一番休整，咸豐四年(1854年)7月，曾國藩率湘軍再度出擊。雙方在城陵磯要塞展開作戰，由于湘軍北洋水師中存在著湖南人與外省人，他們互相排斥，互不救援，導致城陵磯水戰太平軍獲勝。8月11日，塔齊布率湘軍陸師趕到城陵磯，大敗太平軍曾天養部，曾天養戰死，太平軍遭受打擊，軍中大亂，遂退向武昌區。

城陵磯大戰之后，曾國藩水師順流而下進抵武昌，陸軍則兵分兩路，一路攻洪山區、一路攻花園。10月12日，湘軍攻毀了太平軍花園大營。防守武昌的太平軍見湘軍氣勢洶洶，于10月13日逃往田家鎮，漢陽太平軍守將見武昌失守也棄城而逃。愛新覺羅·奕詝得知曾國藩占領武昌的捷報后頗受鼓舞，任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但軍機處進言“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間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皇帝聽后便收回成命。在御史沈葆楨的奏請下，咸豐賞賜曾國藩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令其率領水陸各軍乘勝東下，迅速攻取江西省、安徽的太平軍。

湖口慘敗

武昌失守后，太平軍燕王秦日綱在田家鎮布置戰守，截擊湘軍，雙方在此進行了十天的激烈戰斗，太平軍迎戰失利，田家鎮半壁山要隘被湘軍奪占。太平軍險要盡失，士氣大喪，遂于12月3日撤退，后遭湘軍連續追擊，最終撤向九江。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與羅大綱趕到，率軍撤至孔驛一帶布防，阻擊湘軍。雙方于12月31日在孔垅驛開戰，最終太平軍抵擋住了湘軍的進攻。曾國藩連日攻城也未能奏效，最后決定將湘軍陸師分為兩支，一支由塔齊布率領繼續攻城一支由羅澤南率領進駐湖口縣城外的盔山，以牽制湖口太平軍，割斷九江與湖口的聯系。

太平軍認為湘軍能夠取勝是依靠北洋水師，于是決定先攻破湘軍水師。次年1月29日，太平軍針對湘軍水師多次發起襲擊，至2月11日間發起大規模的襲擊，導致湘軍水師大亂，船只損失無數，曾國藩座船也被太平軍俘獲，曾國藩再次投水自殺，被幕僚救起。

坐困江西

湖口戰敗后，曾國藩一面命羅澤南、塔齊布等繼續圍攻九江，一面繼續招募兵勇。曾國藩水師座船丟在九江后，便棄船登陸，移駐南康區，并改為重點發展陸師。7月初，太平軍回師江西，江西省大受震動，曾國藩遂速召羅澤南、塔齊布回防江西。但塔齊步死于與太平軍作戰途中，羅澤南則應當率兵回援武漢，以堵截太平軍由鄂返贛之路。曾國藩猶豫再三后決定放棄讓羅澤南回防江西。

羅澤南走后，曾國藩在江西的處境日益困難，太平軍石達開部趁羅澤南回防武漢之機，大舉進攻江西，接連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仲的八府五十四州縣，曾國藩部被困守在南昌市和南康兩府的狹小地區，文報不通，聯系中斷。羅澤南在回防武漢后不久戰死，此后，曾國藩部一直被太平軍圍困江西省，直至咸豐六年（1856年）秋，太平軍內部發生了內訌，湘軍趁勢發動反擊，形勢有所扭轉。

咸豐七年（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父親去世發訃告，認為這是脫困江西的大好時機，于是奏請回鄉丁憂。期間，曾國藩接連兩次向朝廷奏請在家終制，最終獲咸豐帝準許。

東山再起

曾國藩為父守制期間，對前幾年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全面的總結，領悟出領兵而未兼地方實權這一道理，還對自身的修養進行了檢討。而在曾國藩離開江西，太平軍內部發生矛盾后，江西大部為清政府所攻陷，但湘軍進駐收復的江西后，由于內部派系問題也多有矛盾，清政府對湘軍進入江西后的安置問題猶疑不決。

太平軍失去江西省后，轉而于咸豐八年（1858年）以二十萬大軍由饒州、上饒市一帶轉入浙江省，攻占常山縣、江山等地，并對衢州市發起圍攻。胡林翼奏請朝廷希望能重新起用曾國藩率軍援浙。同年7月，曾國藩接到了朝廷諭旨，動身離家，前往長沙市準備援浙。

曾國藩在江浙與太平軍作戰之時，湖北方面太平軍在攻陷九江之后，大舉進攻安徽廬州，湘軍將領李續賓、曾國藩的六弟曾國華在與太平軍交戰的過程中戰死，致使戰場形勢發生轉變，曾國藩不得已奉命馳援安徽。曾國藩計劃啟程之時，聽聞太平軍一部進入景德鎮，曾國藩受江西省地方政府之托，在江西進攻太平軍。咸豐九年（1859年）7月，石達開久攻寶慶不下，欲意入川作戰，由于當時湖北境內湘軍的厘餉大多籌于四川省，為確保四川境內的安全，胡林翼奏請清政府任命曾國藩為四川總督并入川坐鎮。

攻陷安慶

最終愛新覺羅·奕詝僅以曾國藩為督軍，胡林翼遂奏請清政府讓曾國藩暫緩入川，駐扎湖北，以圖安徽，并得到咸豐皇帝的同意。同年11月，曾國藩率軍萬人進駐太湖，占據從湖北通向安慶的要道。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陳玉成率軍救援太湖，最終作戰失利，被迫放棄太湖，曾國藩由此率軍直逼安慶，與荊州市將軍呼爾拉特·多隆阿配合圍困安慶太平軍。同年5月，太平軍攻克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兩江總督何桂清被革職。6月，清政府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署理兩江總督，率軍進攻皖南。

曾國藩提出了湖北、江西省、安徽三省合防，“固上游以圖下游”的戰略主張，7月28日，曾國藩從皖、鄂交界地段抽調軍，進駐皖南祁門縣制訂了進攻皖南的方案，計劃分三路進攻皖南，一路由池州市進攻蕪湖市，一路由祁門經旌德、太平進攻陽，一路由廣信入浙江。曾國藩的方案獲清廷允準，愛新覺羅·奕詝還依照胡林翼的奏請，下令左宗棠在曾國藩幕下幫辦軍務。此后，湘軍一面以安慶市為中心進行圍點打援，一面修筑長壕，為攻陷安慶作準備。

太平軍起義期間，正值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皇帝下令曾國藩等人率兵北上“勤王救駕”。當時，曾國藩孤守祁門，他擔心分兵北援會造成戰場形勢變主動為被動。在猶豫不決中，曾國藩見各地接到北援的督軍大都親自率兵北上，但咸豐皇帝的旨意中未特意說明是否需要曾國藩本人帶兵前往，于是他決定寫奏折遞上行宮詢問。奏折自祁門至行宮之間往來約需月余，曾國藩料想咸豐的奏折下達祁門時，清政府與英法等國應已講和。最終因《北京條約》的簽訂，曾國藩未出兵北援。

咸豐十年（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分三路進攻祁門，曾國藩困守祁門，在太平軍的屢次進攻下，曾國藩于次年5月從祁門啟程到達東流，將大營設置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北洋水師護衛，以躲避太平軍的圍殲。同年，太平軍發動西征，各地告急，曾國藩一面命各地湘軍緊守陣地，一面固守安慶市。當時安慶被合圍，城內糧食短缺，沿江炮臺亦被湘軍水師陸續攻破。9月5日曾國荃部湘軍轟塌北門城墻，越壕而入，太平軍將士餓得難以舉刀槍，主將葉蕓來以下一萬六千人皆陣亡。

攻克天京

咸豐十一年（1861年）11月20日，清廷命曾國藩管轄蘇、贛、皖、浙四省軍事，自巡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皆歸節制。次年初，清政府又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沈葆楨為江西省巡撫，駱秉章為四川總督，李鴻章為江蘇巡撫。至此，東南地區大多掌握于以曾國藩為首的漢族官員中。此后，曾國藩對太平軍發起了更大的攻勢。太平軍攻克蘇州市、常州等地后，引起了在華西方人的不滿，對此清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發布上諭，聲稱“借師助剿”，即借外國勢力鎮壓太平軍。

曾國藩計劃以安慶市為基地，圍困天京，同時為了避免在天京集結過多的軍隊而讓太平軍趁機攻擊清軍后方，曾國藩設立了三個進攻區攻打太平軍，分別是以李鴻章統轄的江蘇省、由左宗棠統轄的浙江省合由自己統轄的安徽。隨著蘇、常地區的太平軍接連被攻克，太平軍失去了太湖地區的戰略重地，至同治三年（1864年）曾國荃率湘軍對天京地區形成合圍。天京被圍困后，城內糧食匱乏，天王洪秀全帶頭與軍民吞食百草充饑。同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天京，忠王李秀成扶立幼主洪天貴福即位，此時天京外圍州縣已全部喪失，朝不保夕。

同治三年（1864年）7月19日，湘軍轟塌天京城門，天京陷落，太平軍主力基本覆滅。曾國藩在鎮壓太平軍起義中以首功被清政府封為“毅勇”侯稱號。太平軍平定之后，曾國藩繼續留任兩江總督，駐留南京。期間，他恢復了江南地區因太平軍起義暫停許久的學術活動。曾國藩頒布條例在南京、蘇州市、揚州市、杭州市等地開建書局，即“官辦五局”，后又于12月20日恢復了南京地區中斷已久的鄉試。

山東剿捻

同治四年（1865年），因親王僧格林沁在與捻軍交戰時遇難，清政府任命曾國藩統領山東、直隸及河南省軍事，前往山東剿捻。當時湘軍已大部裁遣，分駐江南之湘軍愿跟隨北征者僅三千余人，曾國藩提出“因兵力有限，剿辦捻軍，必無力兼防直隸。為了他建議重點設防于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的廬州、鳳陽縣、穎州、泗州；河南的歸德、周口市；江蘇省的淮安安、徐州市、連云港市；山東的沂州、兗州、曹州、濟寧市等；同時他命令地方官清查圩寨。

雖然曾國藩進行了層層設防，但捻軍吸收了太平軍失敗的經驗，更改了作戰方式，改為運動戰，只與清軍在遭遇時展開作戰。同治五年（1866年），捻軍突破了曾國藩的沙河、賈魯河防線，曾國藩被迫承認對于捻軍“無術制之”，于同年12月推薦李鴻章繼任其職，自己則返回南京原任。

直隸為政

同治六年（1867年），曾國藩補大學士，李鴻章在德州剿捻時，因河水猛漲受困，曾國藩派遣水師前往援助，大破捻軍于荏平，平定西捻軍。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被授為武英殿大學士，調任直隸總督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地區頻繁發生兒童失蹤案，天津府縣捉拿了迷拐兒童的匪徒張栓、郭拐兩名，并將其正法。然民間傳說兩名兇犯與天主教堂有關聯，與此同時其后所查獲的迷拐幼孩的嫌疑犯皆供認是受教堂中人所指使，天津人民對天主教堂早已疑懼不滿。6月21日，天津道周家勛和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杰等押解兇犯前赴望海樓教堂查問對質的消息傳出去之后，解放民眾皆前往教堂圍觀，對峙結束后觀眾未散，教堂人員開始驅打群眾，雙方發生斗毆事件，天津知縣前往鎮壓，事件逐步發酵，群眾圍攻法國天主教徒望海樓，毆斃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由此釀成“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發生后，北洋通商大臣完顏崇厚上書朝廷建議對民眾進行嚴懲，引發天津民眾的抗議。時患眼病的曾國藩奉命到天津辦理此案。出發之前，曾國藩與奕?、崇厚等人書函往來，他提出了自己對于處理此案的幾點意見，主要原則是“要保全法國體面，以為與法國公使交涉的轉圜余地；盡快捉拿兇手，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如果法國立意要調派兵船前來打仗，“立意不欲與之開釁”。抵達天津后，曾國藩大張告示，曉諭士民，嚴戒滋事，同時緝拿兇手；同時曾國藩接受法國人的要求，將涉案人交予法國人。曾國藩向法國人求和的態度引發了民眾極大的不滿，此外他對被緝拿之人嚴加審訊，部分疑犯在受審期間喪命，造成了多起冤案。

法國政府見到曾國藩的退讓，于7月31日向清政府提出了解決天津教案的辦法：第一，將提督陳國瑞抵命；第二，緝拿兇手抵命，同時以開戰威脅曾國藩。期間，馬新貽被刺殺，清廷以曾國藩補兩江總督，李鴻章補直隸總督。最終天津教案以天津府縣官員流放；處死事件中為首的20人（其中4人緩刑）、流放二十五人；賠償各國銀兩四十九萬兩；派崇厚為中國特使赴法國道歉結案。

郁郁而終

同治九年（1870年）11月，曾國藩黯然南下，于11月中旬抵達南京就任兩江總督。接任兩江政事之后，曾國藩神魂不安，終日憂郁。1872年3月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國藩以“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的心情，病逝于兩江總督衙門，時年六十二歲。

曾國藩去世之后，愛新覺羅·載淳輟朝三日，追贈其為太傅，謚號“文正”，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其爵位由其子曾紀澤承襲。

思想主張

理學思想

曾國藩師從理學大師唐鑒，一生信仰程朱理學，又與純粹的程朱學派有所不同。受到經世思想影響的曾國藩，希望能夠經世致用，增強了理學的經世之用。

在理學家中不少人有門戶之見，但曾國藩主張消融各門戶之間的爭論。曾國藩不同于單純的程朱理學，排斥漢學，他重視漢學修養，吸取漢學家訓之長，以補理學空疏。受到時局的改變和經世之學的影響，曾國藩用經濟改造理學，使理學不脫離現實、為現實服務，相對擺脫了過去的空疏無用，從理論上加強了理學的社會實踐巧功能。另一方面，又以理學為宗，使現實社會的發展不脫離理學的范圍，在實踐中提高了理學的社會地位。以理學為宗中，曾國藩又提出以“義理之學為大”。曾國藩的治軍思想便是其理學思想的重要體現。曾國藩再造理學對晚清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他一方面使理學在咸同時期得以復興，同時也為后來理學的的終結埋下伏筆；他以理學號召士人，以權變經營軍務，最終成功地鎮壓了太平軍和捻軍起義。

治軍思想

曾國藩將始終效忠朝廷以及“茍利于國，或益于民”作為自己的道德準則，因此他在管治湘軍的過程中，也認為“忠君”“愛民”是綱常之道、立人之本；曾國藩還創造性地將儒家思想的“仁”“禮”引入到具體的治軍事件中，通過向湘軍將士灌輸“忠”“孝”“禮”等封建倫理，提高他們為朝廷“效忠”、為百姓“請命”的思想；曾國藩還利用理學等思想理論，強化湘軍將士的道德戒律，號召他們在前方“殺身成仁”，促使他們義無反顧的維護清代的統治。

曾國藩吸取了八旗子弟“將與兵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的教訓，注重對湘軍以“和”治軍，曾國藩將將精誠團結、彼此照應歸結為湘軍克敵制勝的法寶。為實現“將卒親睦”，曾國藩在招募兵勇時大量夾雜同鄉、父兄、親情私誼，依靠情感為組帶；另一方面，曾國藩創設了全新的“兵為將有”的募兵制度，“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由此以來一級對一級感恩，一級對一級負責，在戰場上也能共進退。曾國藩還特別重視“軍與民和”，他親自創作《愛民歌》，要求兵勇每日誦讀、熟記在胸。在選拔將帥上，曾國藩秉持“忠義血性”“勤恕廉明”的將帥武德觀，認為只有在將帥有了“忠義血性”之后，“將軍有必死之心，士卒無生還之氣”；各級帶兵將領則都應該圍繞“勤恕廉明”四字標準加強自己的武德修養。

曾國藩改革軍制，創辦湘軍，彈壓太平軍，暫時挽救了清王朝的滅亡，但也同時撼動了清代的中央政權的軍事基礎。湘軍制度取代了清王朝的綠營制度，軍權和政治實權也由以滿族為首的貴族轉向了漢族督撫手中。曾國藩也由此稱為中國近代軍閥的鼻祖，這種軍閥制度的產生也加速了清王朝的分裂，此后軍閥割據和連年戰爭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痛苦。

洋務思想

曾國藩在組建湘軍時，為了解決湘軍的武器裝備問題，他將魏源所著《海國圖志》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應用于實際，始倡洋務運動。為了達到曾國藩“造船制炮”的目標與修理槍炮以適應戰事的需要，曾國藩于1862年冬在安慶市設立“制造發射藥、子彈各局”，又內設軍械所，制造洋槍、洋炮。安慶軍械所的創建，也標志著洋務運動的開始。次年，曾國藩在美籍華人容閎的影響下，委托李鴻章在上海籌建江南制造總局。在曾國藩的帶動下，左宗棠、沈葆楨等人接連加入洋務運動。

對于洋務之事，曾國藩不僅局限于武器，他還鼓勵公派留學生赴海外學習各國技藝。同治十年（1871），曾國藩會同李鴻章奏請公派留學生，開啟了派遣學生出洋的先聲。

家庭教育思想

曾國藩自幼“受學于庭，誦讀穎悟”，曾家良好的家風是曾國藩思想品德的源頭。曾國藩在繼承曾家重視耕讀家風的基礎上不斷發揚它，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家庭教育思想。《曾國藩家書》是曾國藩的書信集，是曾國藩與家中子女信件往來的書信集，同時集中體現了曾國藩的家庭教育思想。

曾國藩說：“仆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鄉黨”。實際就是把家庭作為道德修行的場所，家人同心同德，以身作則，于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無一不在家庭中實踐。曾國藩自己力行孝道，同時感化全家都要行孝悌，他經常在家書中時常勸導子弟要孝敬長輩。

曾國藩說：“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曾國藩認為歷代官宦之家的破敗源于腐敗，所以他提出“勤儉持家”的觀點。

曾國藩不希望子孫為大官，希望子孫讀書明理。曾國藩打是出了讀書可以改變氣質的觀點，勉勵諸弟及子侄奮發讀書，愿他們為“讀書明理之君子”。他的家書中多次提出自己的讀書觀：只要自己肯發奮、下功夫，什么地方都可以學。在曾國藩的家教下，曾氏子弟大都學有所成。

個人作品

文學作品

曾國藩是一個各體皆善的散文家，被稱為“明清八大家”之一，其文學創作振興了走向沒落的桐城派，最終稱為桐城派之正梁，被稱為桐城派的中興。曾國藩的文學講究氣勢與文采兼勝，故而保持了中國文言文之正傳，他的散文基本特征是量多而文正。此外，曾國藩在文學批評領域亦有建樹，主要體現在“道統的梳理”“經世的強調”“譴責性批評”三個領域，制藝訓練是曾國藩散文創作的基礎，經學思想則是曾國藩批評理論的根基。

曾國藩生前大部分作品收錄于《曾文正公全集》并傳于后世，該書由李瀚章編輯、李鴻章校刊，是研究曾國藩的重要資料。《曾文正公全集（全16冊）》共有4冊，第一冊為《文集》、《詩集》《鳴原堂論文》和《孟子要略》，首卷有黎庶昌所編曾國藩《年譜》；第二冊為《奏稿》；第三冊含著作六種，即《書》、《批牘》、《日記》（內分問學、省克、治道、軍謀、倫理、文藝、鑒賞、顧養、品藻和游覽十類）、《讀書錄》、《治兵語錄》和《雜著》；第四冊含著作三種，即《家訓》《家書》和《嘉言錄》。

近些年來的《曾文正公全集》還收錄了《十八家十鈔》二十八卷和《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前者為曾國藩編選的古代詩歌選集，后者為曾國藩編輯的文言文選集，但是它們并非曾國藩撰寫的作品，而是他編輯的書籍。

書法作品

曾國藩幼時臨習柳公權、顏真卿字帖，打下了良好基礎。20歲時師從汪覺庵先生，書法深得柳體剛健俊美的精髓。后又學趙孟頫、董其昌。在廣泛的學習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黑色飽滿、行筆流暢、結構嚴謹、間架寬綽的書寫特點。其書法以顏、柳特征為主,在用筆和氣韻上又深受趙孟頫、董其昌的影響。

長沙市博物館收藏的曾國藩所書對聯：“十年楷洗見真妄，少日結交皆老蒼”，通篇結體嚴整而又疏朗開闊，橫畫自然舒展、剛健有力，豎畫收放有度、雍容大方。

《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家書》是曾國藩給其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妻子、諸兄弟、子侄等的家信。起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終至清同治十年(1871)，歷經道光、咸豐、同治三個朝代計32年。《曾國藩家書》不僅體現了曾國藩的齊家教子之道，同時也是研究曾國藩思想的重要史料。曾國藩家書初刊于清光緒五年（1879年），即曾國藩死后七年的，由長沙市“傳忠書局”刊行。

人物評價

《清史稿》評價曾國藩：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稱他：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江蘇巡撫何璟在曾國藩去世后評價他：其生平盡報國，克己省身，器識過人，堅貞自矢。

與曾國藩共事多年的湖廣總督李瀚章說曾國藩：過人之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為浮議所搖。

曾國藩弟子黎庶昌稱他：可謂臣道粹精，希世之人杰已。

郭嵩燾稱曾國藩：公器量恢，望而知其偉人。

梁啟超曾說：曾文正者，豈唯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唯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毛澤東曾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人物關系

人物故事

拜師唐鑒

曾國藩，巨蟒轉世，比賊笨，處世交友，改名國藩，治家方略，曾剃頭，人格修煉，修身之法，審雞蛋案，千年死一個，在京為官時，某日愛新覺羅·旻寧要在乾清門接見理學大師唐鑒，即當時知名的鏡海先生。曾國藩與唐鑒有同鄉之誼，聽到道光皇帝贊譽唐鑒躬自實踐，是個篤實誠敬的君子，曾國藩暗自思索：認為自己在皇上身旁，要得到皇上的重視就必須投皇上所好，皇帝最為看重的便是對義理之學的研究。

幾日后，曾國藩到唐鑒的住處，以弟子之禮拜見，唐鑒對這位同鄉后輩早有耳聞，又見他如此謙卑，便收他為自己的門生，此后曾國藩開始跟隨唐鑒學習義理之學的研究，修身養性。

后世紀念

曾國藩墓

曾國藩墓位于今岳麓區坪塘街道(原望城區坪塘鎮)伏龍山，伏龍山多桐樹，山澗名桐溪，山下有著名的古剎桐溪寺。曾國藩墓在桐溪寺后，原來離墓冢不遠處有墓廬和御碑亭，今已不存。碑文為李鴻章所撰，黃自元書，小楷，全文二千八百余字，傳述曾國藩生平及主要功績，今已斷為兩截。曾文正公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搗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局部修復。2013年，曾國藩墓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曾國藩舊居

曾國藩故居始建于清咸豐七年(1857)，占地面積4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萬余平方米，是中國迄今保存最完整的“鄉間侯府”，200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入選新瀟湘八景。天坪村白楊坪的白玉堂是曾國藩的第一故居。

萬宜堂石村，建造于曾國藩去世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由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潢主持建造的一座頗具明代歷風格、規模較為宏大的住宅。

文藝影視

參考資料 >

..2025-04-24

曾國藩.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025-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