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澤（1839年12月7日-1890年4月12日），字劼[jié]剛，號夢瞻，乳名甲三，湖南湘鄉人，系清代外交官、曾國藩次子，中國近代史上第二位駐外公使。
曾紀澤出身名門，自幼飽讀詩書，通曉經史詩文，精算術，受洋務運動影響，力學英語，研究西方科學文化；清光緒三年（1877年）襲一等侯爵，翌年出任派駐英、法欽差大臣，在辦理洋務事宜、反對英法殖民、處置外交事務方面多有建樹；光緒六年（1880年），兼充出使俄國大臣，往圣彼得堡談判改訂俄羅斯帝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里瓦機亞條約》。于次年2月24日簽訂中俄《伊犁條約》，在界務和商務方面爭回部分主權；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曾紀澤以英文撰寫的《中國先睡后醒論》在英國倫敦《亞洲季刊》上發表，在國際社會引發強烈反響；晚年參與署理總理衙門、兵部、戶部、刑部、吏部等多方事務，在發展近代海軍、興修鐵路交通、培養外交人才和促進外交轉型方面亦頗具作為；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三日（1890年4月12日），曾紀澤在北京臺基廠寓邸中病逝，享年51歲，葬于湖南省望城縣桃子灣，嗣后授封太子少保銜，謚號“惠敏”。
曾紀澤繼承和發展了王夫之、林則徐等人的思想衣缽，形成了自身兼具中西方學養特點的“經世致用”思想認知，在內政上積極主張發展“強兵”先于“富國”的洋務運動，在外交上長期宣導踐行主權至上、實力外交、均勢外交和西學理念，從一定意義上促進了中國由傳統外交向近代外交的轉型，晚清大學者俞樾譽其“學貫中西”，與郭嵩燾并稱“郭曾”。曾紀澤早年著有《佩文韻求古編》《說文重文本部考》《群經臆說》，后人輯有《曾惠敏公遺集》《曾紀澤日記》傳布于世。
人物生平
出身名門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二，曾紀澤出生于湖南湘鄉縣的荷塘二十四都白玉堂舊宅（今屬雙峰縣荷葉鎮天坪村），系宗圣曾子七十一世孫，晚清重臣曾國藩次子。曾紀澤出生次年，即隨母親歐陽氏一同遷居京城，長期跟隨在曾國藩身邊，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啟蒙教育。
早年學行
曾紀澤5歲前后，便已開始在家館讀書，師從塾師先生馮樹堂、李如等人研習經史詩文；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時年10歲的曾紀澤，即曾作《舜征有苗篇》詩文一首，彼時頗為父親曾國藩所賞識。
清咸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回鄉為母丁憂后，曾紀澤亦隨母親歐陽氏于翌年正月返鄉，其間乘船途中曾一度險些失足溺亡，歸家后復又在父親等人的教導下繼續研習史籍經書。
清咸豐三年（1853年）起，曾國藩奉調征討太平軍的數年間，曾紀澤又或以書信來往或赴營署陪侍，時常向曾國藩討教為學經世法門，就此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國學功底。
出使英法
清光緒四年（1878年）七月，曾紀澤奉旨就任派駐英、法欽差大臣；同年十月，加授太常寺少卿一職后即遠赴歐洲履職，接替郭嵩燾成為近代中國派駐西方國家的第二任公使；光緒五年（1879年），又大理寺少卿。曾紀澤上任伊始，便積極著手聯絡邦交、整頓內務、宣傳中國，切中法國利用傳教士進行殖民陰謀的慣用伎倆，主動拜會結交并不全意庇護傳教士的法國眾議院議長剛必達；積極與英國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公眾團隊建立友好聯系，尋求籍此來抵制女王陛下政府長期推行的鴉片貿易及其殖民政策，這些工作在后續辦理鴉片稅厘并征條款、保護在外華工、對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交涉問題上均起到了一定的正面影響。
清光緒五年（1879年），曾紀澤接受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衙門指派，奉命與英國交涉處置遷延已久的福州烏石山教案。他在深入分析近代中國教案屢屢發生的基礎上，力主清政府摒棄以往治罪、賠款“兩端并舉”的教案處置方式，轉而提出依照國際慣例解決教案糾紛的治理思路，開創了近代中國零賠款化解涉外民教矛盾的先河。同年春天，巴西通過其駐英公使與曾紀澤聯系，尋求與清政府立約通商、建立外交關系。他在考稽分析國際形勢、巴西國情及其內外政策后，積極建言清政府在不失主權的前提下，與巴西訂立友好和約實現正常商貿往來，從而避免了雙方可能產生的兵戎相見，同時也從根源上打消了巴西招募奴役華工的企圖。
科舉坎坷
早年的曾紀澤，因受父親長期教導影響，個人興趣始終不在學習八股八股文上，直至年近20歲方才開始專注學習八股文書、集中備考科舉；咸豐八年（1858年）八月，曾紀澤以蔭生身份赴湖南長沙參加鄉試落榜，此后便再也無意考取科舉功名；轉而重新投身經史詩文，積極涉獵學習數理化、天文學和西方科學等知識。
清同治二年（1863年）起，曾紀澤從湖南省老家先后隨父遷居安慶市、南京等地，不斷接觸軍機政要、西學洋務；其間受到容閎、馬格里、李善蘭等人影響，開始漸次對西語西文、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等產生濃厚興趣；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風波后，認識到西學現實意義的曾紀澤，旋即決意制定計劃系統地自學英語，希望籍此深入探究近代西方科技發展、國家文明進步的要旨，繼而化用服務于清政府的國家治理。
清同治九年（1870年），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在家中親友幕僚的一再游說勸諫下，也開始轉而支持曾紀澤出仕為官；同年三月下旬，曾紀澤經過匆忙準備便出發趕赴京城考蔭，四月即受封出任戶部陜西司員外郎，然不及赴任就職便徑直告假返回，長期侍奉陪伴在日趨病重的家父左右。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父親曾國藩病逝后，曾紀澤即回鄉治喪，襲一等毅勇侯勛爵；及至丁憂期滿，又逢母親歐陽姓病故，遂再度守孝三年，直至光緒三年（1877年）四月方才赴京覲見；同年七月，受封為四、五品京堂候補，暫居京郊臺基廠寓邸一年多。這一時期，曾紀澤積極結交英美駐華公使和諳熟西方情況的各界人士，廣泛學習了解西方人文地理、時事政治、風土人情，為后續擔當駐外使節進行了大量知識儲備。
伊犁交涉
清光緒六年（1880年）正月，曾紀澤奉命兼任出使俄羅斯欽差大臣，赴俄談判改訂完顏崇厚擅簽的《里瓦機亞條約》，勵志“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誓言排除萬難爭回被沙俄強行奪去的部分主權。重啟談判伊始，清廷內部即有以李鴻章、樊增祥等為代表的朝臣反對曾紀澤赴俄，提出曾紀澤資歷尚淺、媚于西學、身份不妥等不少消極意見；俄羅斯帝國方面也不斷調兵遣將持續施加軍事、外交壓力，企圖威逼恫嚇清政府當局屈服放棄改約念頭，對中俄改約談判的順利進行均有不小掣肘和負面影響。
正是在這一形勢下，受命擔任派駐俄羅斯欽差大臣初期，曾紀澤便確定了“辦爭分界酌允通商”的重界輕商談判原則和“剛柔并濟”“聯夷制夷”的總體談判策略，在國內配合左宗棠、翁同龢、張之洞等人力排眾議，積極施行以軍事斗爭準備為后盾的“嚴兵固守、備御不測”對俄政治斗爭，在國外主動聯絡英法等國外交人士探聽俄方虛實，切中俄羅斯帝國深陷俄土戰爭無暇東顧、平添戰事的現實境遇，巧妙利用列強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和身兼英、法、俄三國公使的便利條件，以《萬國公法》等國際法為據與沙俄代表就領土歸屬、通商貿易、戰爭賠款等進行外交周旋，成功化解了來自沙俄方面的武力威脅與部分訛詐。
清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公歷2月24日），中俄雙方正式達成《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清政府就此得以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一帶的領土，廢除了俄人可在天津市、漢口、西安等地進行經商活動的諸多條款，廢止了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貿易等的相關規定，在界務和商務方面為清朝爭回了部分主權。乾嘉學派代表人物俞樾認為，曾紀澤在完顏崇厚擅簽《里瓦機亞條約》后，能夠再度與俄羅斯帝國通過談判達成新約，確系“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沖樽俎[zǔ]，奪肉虎口?！蓖昶咴?，受封遷宗人府府丞，后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官秩二品。
主張抗法
早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法屬西貢殖民政府攻占河內，強行與越南當局簽下《和平同盟條約》后，便已為中法越南事務的爭端埋下禍端，但卻長期未能引起清政府的足夠重視，遂逐步陷入被動局面。清光緒四年（1878年），曾紀澤出任駐法公使伊始，便開始積極關注中法越南事務；翌年五月，他向清廷總署衙門提出在越南西貢設立領事館，派駐領事以利保護在越華僑的設想；光緒六年（1880年）五月，察覺法國意欲增兵越南的動向后，曾紀澤再度電請清政府當局重視越南事務，警惕法國入侵越南北部地區問題，避免重蹈失去琉球王國的覆轍；同年六月起，面對法國頻頻染指越南事務，意欲擴張殖民覬覦中國西南疆土的種種行徑和清政府當局遲遲未予重視的越南事務困局，身兼駐法公使的曾紀澤開始主動出擊，通過多種外交渠道反復向法方申明清政府在越南問題上的反對立場。
延至清光緒七年（1881年），隨著法國開始公開宣稱維護“甲戌之約”，正式批準通過240萬法郎的對越軍費案，中法在越南問題上的交鋒隨即升級。感到事態日趨嚴重的曾紀澤，遂在綜合考量國際局勢后，提出利用“英法矛盾遏制法國進逼、調兵遣加強南疆海防、以退為進開放紅江通商、聯合越南抗衡法國殖民”等一系列斗爭策略，主張清政府抓住英法等國在越南問題上素來不睦，越南當局長期頗以法國殖民為苦，西方各國迫切希望參與紅江通商等焦點矛盾，采取積極的軍事和外交手段，以退為進、備戰促和、以戰止戰，最大限度地維護清王朝的主權安全和經濟利益；曾紀澤的這一斗爭策略，得到了清廷上下朝臣的積極響應，在一定程度上延宕了法國發動對越軍事侵略的步伐，給法國當年的海外殖民擴張造成了不小困擾。
同一年底，他又在分析國際局勢、法國國情、敵我態勢的基礎上，進一步向清政府提出“籌越事七條”（又稱“備御六策”），以抵御迫使法國放棄蠶食越南北部的企圖，但其所提主張皆因受重視不夠、施行多有掣肘而流產；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清政府懾于法國武力進犯的淫威，隨即詔命免去曾紀澤的駐法公使一職，改赴常駐英國倫敦辦公；同年十月，應左宗棠等人奏請晉升兵部右侍郎。
駐英歲月
煙臺續約
清光緒九年（1883年）正月，中英重啟久議難決的鴉片厘稅并征談判，曾紀澤受命負責就此與英方展開交涉。談判期間，他從“徐禁示罰、加稅禁煙”的考量出發，在把握英國政治局勢、鴉片貿易情勢的基礎上，積極利用國際慣例、社會輿論、社會團體等手段不斷向英方施壓，同時又以批準對方垂涎已久的海底電纜鋪設一事利誘女王陛下政府就范，最終說服英方達成每箱輸入鴉片厘稅并征110兩白銀的協議，以新增《專條》的方式列入早年既已簽訂的中英《煙臺條約》，僅此一項即為清政府每年至少新增創稅200萬兩白銀，且為后續遏制鴉片吸食、施行禁煙政策創造了條件。
會商緬務
光緒十年（1884年）秋，屆已移駐英國倫敦的曾紀澤，探明英國意欲出兵侵占緬甸的野心后，旋即就此向英方發出強烈抗議，后又奉旨就保存緬王、照舊納貢、界務商務等問題與英方展開交涉，初步達成了“清緬剝離宗藩關系、緬甸照舊進獻中國；東起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即伊洛瓦底江），南抵羅（今老撾）北界，西濱路江(即英稱薩爾溫江），東至渭江（中國稱瀾滄江）流域的疆域盡歸清朝版圖，南掌國、撣人各族悉尊清廷統轄；允許清朝在八莫開埠設關抽稅”的政治議約，但惜因主政朝臣反對最能未能成行，清政府再度錯失對外談判主動權，后續簽訂的《中英緬甸條款》較之曾紀澤早前所議內容大幅縮水。
置辦洋務
出使西方期間，曾紀澤廣泛考察了歐洲的政治、經濟、科技等情況，多次造訪西方的冶煉鑄造、船廠炮局等軍工企業，相繼從英德等國代為清政府操辦訂購軍艦、槍炮數起。早在清光緒五年（1879年），曾紀澤既已受托為清軍北洋水師購有英制鎮中、鎮邊、超勇號無防護巡洋艦、揚威等四條艦船；使歐后期，他更是長期往返于各大炮局船廠之間，接洽辦理北洋海軍艦炮武備訂造事宜；光緒十一年（1885年），即已接旨回國的曾紀澤，復又受托前往英德兩國考察艦艇形制構造、作戰性能，反復議商敲定購置的致遠、靖遠兩艘英制穹甲巡洋艦，為后續李鴻章創建北洋海軍奠定了基礎?；貒跋?，他還特地前往德國克虜伯軍工廠、土倫船塢、伏爾鏗廠、西門子電器等公司考察，帶回了不少寶貴的章程、圖式等軍工資料（含英國）。
歸國視事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八月，曾紀澤偕同家眷啟程回國，隨即出任兵部右侍郎、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幫辦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緬甸事務顧問，幫同醇親王愛新覺羅·奕譞辦理內政外交事務。署理海事期間，曾紀澤發揮個人諳熟西方規制的特點，運籌創制了海署的建置、海防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北洋海軍章程》即為其典型代表之一，有力促進了中國近代海軍的規范化發展與形成。光緒十四年（1888年）六月，詔授戶部管理三庫大臣，后擢兼署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這一時期，他還積極為興修鐵路交通、培養外交人才奔走呼吁，與李鴻章一道促成了津沽鐵路的建成通車；推動整飭辦理新式學堂，培養出了馮國璋、胡惟德等近代知名人物。
清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三日（1890年4月12日），曾紀澤病逝于北京東郊臺基廠寓邸，終年五十一歲；嗣后加封太子少保銜，謚號“惠敏”；其子曾廣鑾授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廣銓授兵部員外郎。
思想主張
曾紀澤自幼受到傳統儒學文化熏陶，后又自學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積極吸納西方推崇的平等、主權等價值理念，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力主“經世致用”，形成了自身兼具中西方學養特點的治世思想。但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其外交思想與實踐尚且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外交思想。
外交思想
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發之際，曾紀澤在給父親的書信中，即已開始發表個人政治見解，主張“自強必在得人，主要不在船堅炮利”。出使歐洲和署理外交事務期間，他尤為注重中西合、靈活視事，提出和開展了一系列具有經世致用和倡導變革精神的外交實踐，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學界普遍認為他的外交思想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堅持國家主權至上，反對外國的軍事干涉與入侵，主張廢除和修改不平等條約，認為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外交也是捍衛國家主權的有力武器，積極利用外交手段與西方國家展開重大問題交涉。如在中俄伊犁談判頹勢難以挽回的情況下，曾紀澤即從近代國際法的理念入手，切合時勢提出了“重界輕商”的談判策略，以犧牲一時經濟利益挽回了割讓國土的重大損失。同時，他主權至上的政治理念，在倡導設置駐外領事館保護僑民、協調處理朝鮮問題危機、中葡澳門歸屬談判等方面亦有所體現。
其二，主張平等外交、“均勢”外交，認為清政府應該摒棄“天朝上國”“宗藩關系”等傳統外交理念，主動學習引進西方外交體制進行自我變革，從而實現與西方列強之間的平等外交往來。他還積極把握西方國家的殖民矛盾和利益沖突，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法越南事務談判過程中加以發揮利用，有效制衡和消弭了西方列強覬覦瓜分中國的企圖。如在中法越南事務交涉中，曾紀澤即主張主動開放紅江通商，力圖通過拉攏其它西方國家來牽制法國，以防其在越南一家獨大、進犯中國西南邊疆；但在處理宗藩關系問題上，曾紀澤的外交思想也間有一定的矛盾性。
其三，信奉施行實力外交，曾紀澤出使西方后，一改早年力主施行“道義外交、誠信外交”的態度，開始積極宣導以國家實力為基礎的實力外交理念，提出了“邦交不可常特”的清醒政治主張，極力建言清政府整飭軍備應對法國入侵越南一事，認為唯有外交談判與軍事斗爭并舉，才可最終達成戰備促和、維護主權的目的。
西學思想
曾紀澤在內政外交理念上，繼承和發展了王夫之、林則徐、魏源等人學習西方和抵御外侮的開放思想，主張學習西方但不搞照搬襲用，相繼提出了“西學中源論”“先睡后醒論”，在西方社會一度引發強烈反響。
曾紀澤早年，受到清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念影響，他的西學思想還主要集中在軍事器物層面，認同前人所提“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投身學習西方軍事科技、先進技術；出使西方諸國后，他的西學思想遂開始逐步演化。
出駐英法后，曾紀澤在考察西方社會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國際法處理對外關系”“發展工商業以求強國”“積極興辦對外經濟貿易”“營建鐵路以利國強軍”等一系列新見解，主張學習運用、宣傳宣導以國際法作為處理對外關系的重要準則，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知識、學習西方辦學模式培養新型人才，鼓勵支持各地重商興業、開辦新式企業工廠，建言推動清政府通過興修鐵路來促進商業貿易和鞏固海防建設。他的這一思想，在處理清朝涉外事務、促進近代中國工商業發展等方面均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出使歐洲后，其對待女性的思想認知也有了一定進步，如攜帶女眷參加外事活動、教其學習語言文字等等，但同時也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主要成就
修改崇約
清光緒六年（1880年），曾紀澤作為清廷派駐俄羅斯公使，在完顏崇厚屆已代表清政府與俄國簽訂《里瓦機亞條約》（又稱“崇約”），誘發大清國內上下群情激憤、俄國不斷叫囂兵犯邊疆的復雜形勢下臨危受命，赴俄重開伊犁談判；面對俄羅斯帝國的威逼恫嚇，曾紀澤堅持通過國際法據理力爭的同時，復合利用英國與沙俄多有不睦的矛盾，抓住對方深陷俄土戰爭泥潭不欲再開戰端的心理，積極與左宗棠所率西征軍對俄進行內外施壓，迫使對方作出了同意修改“崇約”的重要讓步，以多支付400萬俄羅斯盧布賠款的代價，換回了邊疆兩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結束了沙俄在伊犁長達10年的殖民統治，開創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中國，利用外交手段維護國家主權的先河，促進了中國由傳統外交向近代外交的轉型。
先睡后醒論
光緒十二年（1886年），即將結束八年外交生涯的曾紀澤，在英國倫敦《亞洲季刊》（1887年1月號）發表“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后醒論》）一文，當即在國際輿論場引發強烈反響，后經梁啟超發揮始創“睡獅”一說。文中他首先批駁了西方世界視中國為衰落王朝的論調，認為近代中國不過是“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倍笥衷谄饰鲈驎r指出，中國“酣睡”主因在于歷代國勢強盛，政教制度長期領先他國，遂漸次陷入驕傲自滿、固步自封的境地，然而近代中國遭受的外敵入侵正使得中國幡然警醒、奮發圖強。
在具體論及中國圖強問題時，曾紀澤認為“中國修治內政必先斥絕外侮”，力言各國應平等保護華僑，反對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及附屬國，主張重修歷年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廢除外國勢力在華強行設立的租界，強調中國應該首先建設強大的軍隊，如此才能建成強大穩固的國家，由此也突顯了他本人強烈的家國情懷和主權意識。與此同時，曾紀澤的這種突出強軍，以強軍先于富國的觀點，也反映出中國早期洋務派的思想特點，且具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工于詩書
曾紀澤早年即飽讀詩書，一生曾作有詠史四言詩百余首，紀游，擬古、友朋酬唱等五言古詩三百余首，“中西合璧”詩亦有多首，其手稿后大多毀于火災而不傳，現今僅存近體詩數十首行世。光緒十九年（1893年），江南制造總局刊印有曾紀澤遺著，全書有奏疏6卷、文集5卷、詩集4卷、出使日記2卷，后輯為《曾惠敏公遺集》行世。學界普遍認為，他在書法音律方面也頗具造詣，能夠集各家之所長于一身，筆法剛柔相濟、自成一體，篆、隸、楷、草四體皆有所成，英國匯豐銀行亦曾專程向其求書題字；今長沙市博物館藏有《曾紀澤篆書十一言聯》《曾紀澤行書七言詩》等作品。
人物評價
曾紀澤逝世后，清修《清史列傳》為其立傳道：“曾紀澤才練達，任事勤能”“聯絡邦交，熟悉一切情形，辦理悉臻妥協；嗣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并幫辦海軍事務，均能盡心職守”，籍此充分肯定了他一生經世致用、勤勞國事的功績。
清代重臣李鴻章緬懷稱：“曾紀澤受任于危疑之際，力為其難，竟能廢已定之成約，折無厭之要求，易危為平，卒歸于好”“中外論者，咸謂此舉始中國辦洋務以來所無，即泰西交涉亦未嘗有也”，后又曰：“在都會議朝鮮事，曾紀澤力疾趨公，猶復長慮卻顧，情溢于言，其忠愛之誠，臨危不改，實為國之臣”，認為曾紀澤一生忠公體國，從事外交工作功勛卓著，不失為柱石之臣。
生前好友薛福成認為：“光緒初年以來出使星洋，究以曾惠敏公為第一”“至今為洋人所欽慕 ”。美國史家馬士也稱譽“曾紀澤開創了中國外交勝利不流血的先例”。
英國《北華捷報》刊發社論稱：“曾侯的早逝，對中國和對各國（在華）的權益，都是一項嚴重的打擊”“使歐八年期間，他以堅定莊嚴的立場，處處為維護中國的尊嚴而奮斗”“清廷高官中贊助維新事業的，本來不多，而像曾氏這樣真正開明分子的去世，實最可惜?！?/p>
近代學者梁啟超推崇曾紀澤“與魏源、郭嵩燾同為近代中國早期講求西學的先驅人物”；現代學者李恩涵認為：“就操守而言，他不愧為曾國藩的長子；就功業而言，他實在是清季中原地區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家族成員
人物紀念
曾紀澤故居
曾紀澤故居富厚堂，位于湖南省雙峰縣荷葉鎮富托村，系清同治三年（1864年）曾國藩受封“一等毅勇侯”時營建，建筑整體呈中軸對稱結構，占地面積近1萬平方米，歷經近10年方成規模，曾紀澤化用《漢書·功臣表》“富厚如之”之意，為其取名“八本堂”。富厚堂藏書樓，一度藏書高達30萬卷，系國內保存完好且規模宏大的私家藏書樓之一，曾紀澤曾于1866年至1877年居住于此，2006年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曾紀澤墓
曾紀澤墓位于望城區雷鋒鎮牌樓壩村桃子灣，系遵照清代侯爵制建造的具有湖南省特色的一處墓葬，整體坐東朝西，呈半環形布局，占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原墓葬由墓冢、墓圍、墓碑、拜臺、石闕、神道、石像生組群、墓廬、龜背石碑等構成，規模宏大，其中墓冢為糯米混瓷澆筑，其余建筑均為花崗石材質。1958年，當地修建牌樓壩水庫時，墓葬遭到損壞和盜掘，現墓葬布局痕跡尚存，青花墓志銘已不知去向。
人物故事
清光緒六年（1880年），時任駐外公使的曾紀澤，率先向清政府提出了譜寫國歌的建議，且親自譜有《普天樂》作為“國樂”草案上呈；光緒九年（1883年），他又親自譜寫《華祝歌》一首再次奏請為“國樂”，雖然二者當時均未得到清政府的正式批準，但出于外交工作和文化交流的實際需要，《華祝歌》曾得以清朝非正式國歌的方式多次現身海外外交場合，漸為西方多國所熟知。
清光緒十二年（1896年），李鴻章作為外交特使赴歐洲訪問時，出于歡迎儀式國歌演奏的需要，改編了一首王建所作的七言絕句詩，配以《茉莉花》古曲應急使用，后來即成了清朝對外場合的代國歌，世稱《李中堂樂》。直至宣統三年（1911年），經時任禮部左參議曹廣建提議、嚴復作詞，才最終確立頒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首國歌《鞏金甌》。
參考資料 >
曾紀澤.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05
長沙發現曾國藩長子墳墓 紅漆棺木50年不腐/圖.湖南在線.2023-05-17
曾國藩.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12
曾紀澤政治思想.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