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銘是世界范圍內通用的紀念逝者的方式，任何一篇墓志銘都承擔著紀念式的現實功用，好的墓志銘往往閃爍著思想的火花。在中國，它還是一座特殊的文化寶庫，既反映了前人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思維方式，又表達著人們對待自我、社會、世界的認知。
墓志銘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延續至今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從材料上說，早期是“磚、瓦、石并用”，后來逐漸形成了石刻墓志；從文體上說，墓志銘由簡入繁，由隨意寫刻變成了有固定格式；從名稱上看，由早期的墓記、柩銘等名目統一為墓志銘。
唐朝是墓志銘發展的巔峰時期。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社會繁榮，另一方面是有了前代文學的積淀，使得墓志銘的創作達到鼎盛，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均被后世所借鑒。
概述定義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載有死者傳記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時，無論是持家、德行、學向、技藝、政績、功業等的大小，濃縮為一份個人的歷史檔案，以補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國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斷代的確證。
墓志銘包括志與銘兩個部分。關于它的起源，縱說紛繁，但墓志銘真正成為一種文體應該始于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會·墓志銘》書中就這樣認為，比較可信。
出處介紹
明代徐師曾在《文本明辨序說》中說：“按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志是用散文記敘死者姓名、字號、籍貫、官級、功德事跡的。銘是用韻文概括志的全文，并對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揚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記(文)或碑銘的。
銘本是記載、鏤刻之意，它開始是刻(或鑄)在銅鼎上；以后也刻在石碑、金屬板等器物上，或以稱功德，或引申借鑒，逐漸演變成獨立的文體。劉勰著的《文心雕龍》中有《銘箴》篇；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中有班固等人的銘文五篇；吳楚材、吳調侯編選的《古文觀止》中有劉禹錫的《陋室銘》，至今傳誦。
銘文精短活潑，或用騷體，或類五、七言詩歌或似佛家倡語，或同警世格言，妙語珠璣而不浮華，蘊藏哲理而不晦澀。這是墓志銘及其它座右銘在記功、記物等銘文的特色。明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按狀：公諱可立，字禮卿，別號節寰。（袁可立）先世居鳳陽縣，始祖榮，國初以戰功屢調堅城衛百戶，即今睢陽區衛也，遂徙于睢，代以德望著。”
文體風格
墓志銘用于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于墳前。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贊揚死者的功業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寫的（偶爾），也可以是別人寫的（大多）。主要是對死者一生的評價。
墓志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撰寫墓志銘，有兩大特點不可忽視，一是概括性，二是獨創性。墓志銘因受墓碑空間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長，再說簡潔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讀者閱讀與記憶。因此，不論用什么文章樣式來撰寫墓志銘，均要求作者有很強的概括力。漢朝大將韓信的墓聯為：“生死一知已；存亡兩婦人。”寥寥十個字，高度概括出韓信一生的重大經歷。（節選自《應用寫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銘寫作摭談》）
墓志銘為在墳墓中或墳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跡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于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常有墓志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志銘。
墓志銘是給過世的人寫的。在古代，墓志主要是把死者的簡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進墓穴里，中國人講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后這些都是要寫進墓志銘的，以求得人死留名。在現代，主要是記述一生的重要事件，然后對人做一個綜合的評價。
經典識趣
1、16世紀德國數學家魯道夫花了畢生的精力，把圓周率計算到小數后35位，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圓周率數值。在他的墓碑上就刻著。把自己一生最得意的成就寫在墓碑上，獨一無二的貢獻的確可以引起世人對他偉大貢獻的尊重與認同。對于這位數學家來說，一個數字足以給他的生命無與倫比的光環和榮耀。
2、古希臘大數學家丟番圖的墓志銘：“過路人，這里埋葬著丟番圖的骨灰，下面的數字可以告訴你，他的一生有多長。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愉快的童年。在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他的面頰上長了細細的胡須。如此，又過了一生的七分之一，他結了婚。婚后五年，他獲得了第一個孩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命運給這個孩子在世界上的光輝燦爛的生命，只有他父親的一半。自從兒子死后，他在深切的悲痛中活了四年，也結束了塵世的生涯。”
3、“37，22，35，R.I.P”是美國影星瑪麗蓮·夢露的墓志銘，許多人鬧不明白這是什么意思，最終這個謎由夢露研究會揭開，這三個數字是夢露的胸圍、腰圍和臀圍的英寸數，縮寫字母的意思是在此長眠。死者生前最大的嗜好是愛美，她用數字將自己十分鐘愛的形體永久記錄了下來。
4、杰弗遜是和華盛頓、林肯齊名的美國三大偉人之一，美國的第三任總統。他的墓碑碑文是他自己寫的：“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弗吉尼亞大學之父。”如此中規中矩地按順序寫下自己一生都干過什么事，正是“美國精神”的最實在表現。
5、對任何一位畫家的贊美，又有什么樣的語言，能勝過出現在意大利畫家拉斐爾·桑西的墓碑上的：“活著，大自然害怕他會勝過自己的工作；死了，它又害怕自己也會死亡。”
6、伏爾泰，這位《哲學通信》和史詩《亨利五世》的作者，順理成章的在專門迎葬偉人的先賢祠里占了一“席”，并受到這樣的贊美：“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他拓展了人類精神，并且使之懂得它應當是自由的。”
7、馬克·吐溫：“他觀察著世態的變化，但講述的卻是人間的真理。”
8、司湯達：“活過、愛過、寫過。”
濫觴介紹
曾鞏說:“夫銘志之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韓愈善寫墓志銘，李漢《昌黎先生集序》載韓愈計有碑志75篇。韓愈文名日盛，達官貴人常求其為先人撰墓志銘，潤筆甚高，韓愈亦來者不拒。其友劉叉甚覺眼紅，取其黃金數斤而去，云：“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歐陽修也寫過《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師魯墓志》、《杜祁公墓志》，但其子孫皆不滿意歐的文章[。曾鞏曾對歐陽修為其祖父作墓碑銘深表謝意說“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蘇軾本人則少作行狀、碑志。不過蘇軾還是代張方平作〈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志銘〉，這是由于張方平當時已病故。
文化角度
從文化的角度看墓志銘，能在歷史上占一席之地的當屬鳳毛麟角，這里收錄的一些文學家和數學家的墓志銘均各有味道，可以“奇文共欣賞”。
文學家的墓志銘
莎士比亞（1564－1616），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戲劇家和詩人，他的作品是世界藝術的瑰寶。他52歲故世，葬在斯特拉福特鎮。他在臨終前為自己撰寫了墓志銘：
“看在耶穌的份上，好朋友，
切勿挖掘這黃土下的靈柩；
讓我安息者將得到上帝的祝福，
遷我尸骨者定遭亡靈詛咒。”
亞歷山大·普希金（1799－1837），偉大的俄羅斯民族詩人。1831年他與美人娜塔莉亞·岡察洛娃結婚，1837年不容于世俗，死于決斗。當他16歲時，出于好奇給自己寫了一首《我的墓志銘》：
“這里埋葬著普希金，他和年輕的繆斯，
愛情與懶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
他沒有做過什么善事———可在心靈上，
卻實實在在是個好人。”
科學家的墓志銘
舉世聞名的英國科學家牛頓的墓志銘：“他幾乎神一般的思維力，最先說明了行星的運動和圖像、彗星的軌道和大海的潮汐。”
1953年逝世的蘇聯火箭技術和星際航行家齊奧科夫斯基的墓碑上，刻著他的格言：“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不能永遠生活在搖籃里，他們不斷地爭取擴大生存時間和空間，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氣層，然后就是征服整個太陽系。”
數學家科林·麥克勞林是艾薩克·牛頓發現和培養的，他的墓碑上刻著這樣6個大字：“承蒙牛頓推薦”
希臘著名物理學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著一個圓柱體和它的內切圓，因為它證明了球的面積和體積是它外切圓柱體面積的2/3。
魯道夫是德國著名數學家，在圓周率的研究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墓志銘上鐫刻著他為之奮斗一生的科學數字，他把圓周率準確推算到小數點后第35位，為了這個數字，他獻出了他的一切。
各具特色
數字銘介紹
16世紀德國數學家魯道夫窮其畢生精力，把圓周率計算到小數點后35位，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圓周率數值，他的墓碑上就刻著這一組數字。
圖示銘介紹
古希臘著名數學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著球內切于圓柱的圖形，以紀念他發現球的體積和表面積均為其外切圓柱體積和表面積的2/3這條著名的幾何學原理。德國約翰·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因其發現了正17邊形的尺規作法，他的墓碑上刻上了一個正17邊形。法國生物學家路易斯·巴斯德的墓碑上刻著許多小雞、小羊和幼犬。
美詩銘介紹
英國詩人珀西·雪萊的墓志銘是莎士比亞《暴風雪》中的詩句：“他并沒有消失什么，不過感受了一次海水的變幻，他成了富麗珍奇的瑰寶。”法國浪漫主義詩人阿爾弗雷德·德·繆塞的墓志銘是他寫的六行詩：“等我死去，親愛的朋友，請在我的墓前栽一株楊柳。我愛它那一簇簇涕泣的綠葉，它那淡淡的顏色使我感到溫暖親切，在我將要永眠的土地上，楊柳的綠蔭啊，將顯得那樣輕盈、涼爽。”
幽默銘介紹
偉大的戲劇家、詩人莎士比亞墓碑上刻著他臨終前為自己撰寫的幽默的銘文：“看在耶穌的份上，好朋友，切莫挖掘這黃土下的靈柩；讓我安息者將得上帝祝福，遷我尸骨者定遭亡靈詛咒。”大文豪蕭伯納的墓志銘：“我早就知道無論我活多久，這種事情還是一定會發生的。”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墓志銘：“恕我不起來了！”
名字銘介紹
法蘭西民族英雄、法國前總統夏爾·戴高樂的墓碑上只刻有他的名字：“夏爾·戴高樂”。曾經“捕捉”天上雷電的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的墓碑刻的是“印刷工富蘭克林”，因為他畢生引為自豪的，還是他青年時代做過的印刷工。
歷史名作
明文淵閣大學士孔貞運
【錄者小引：明大司馬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寰，睢州（今河南省睢縣）人，中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子樞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天啟二年為登萊巡撫，主持遼務多年，參與并指揮明清戰爭。以智取策反收降努爾哈赤姻婿劉興祚，在任上為毛文龍請餉募兵，后因指斥毛文龍貪功冒餉又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天啟末起袁可立兵部左侍郎，極力反對袁崇煥與后金議和，注重加強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后袁崇煥因此獲罪而遭殺身，然毛文龍被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的牽制形勢已蕩然不存，致滿族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鮮淪陷。”
明末朝鮮歸登撫節制。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袁可立嚴詞質責，并牽及朝鮮勾通倭寇等舊事。五十年后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朝開館延修《明史》之時曾派專使來中國在康熙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記載。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有傳記史料均被刪削，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見的干練之才。二十八歲彈劾炙手可熱的應天巡撫李淶，平反蘇州市知府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視西城，懲辦權貴；因直諫觸帝怒，削職為民二十六年，史稱“震門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間，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陽郡戶部尚書，改兵部，因公開反對魏忠賢再遭罷官。皇帝念可立登萊勞，授兵部尚書，特準馳驛乘傳歸。
天啟四年春，登州巡撫即將離任，作《觀海市》詩，描述海市生動真實，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道藏輯要》所記最詳，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文出自明崇禎年間大學士孔貞運，字為明末著名書法家大學士門生王鐸書丹，工部尚書靳于中篆蓋，內容十分詳實可考，能補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見和不足，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資料。另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節寰大司馬像贊》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著名作品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柳子厚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
皇甫湜：《昌黎韓先生墓志銘》
歐陽修：《瀧岡阡表》
孔貞運：《節寰袁公墓志銘》
主要區別
“墓志銘”一詞被普遍誤用和濫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關于墓志銘，《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解釋得很清楚：“墓志：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有的有韻語結尾的銘，也叫墓志銘。”當今的誤用者和濫用者，他們并不知道墓志銘是放在墓里的，墓外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而把地面上的墓碑及碑文錯稱為“墓志銘”。近讀《禪繞著的墓志銘》、《人生的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銘和墓地》等圖書，書名本身就弄錯了，因為這些書中介紹的眾多歷史名人的所謂“墓志銘”，實際上幾乎都是這些人墓碑上的碑文。如莎士比亞的墓碑上刻著他的遺言：“看在耶穌的分上，朋友，切莫動底下的這黃土。讓我安息者上天保佑，移我尸骨者永受詛咒。”再如萊納·里爾克的墓碑上也刻著他的遺言：“玫瑰，啊，純粹的矛盾，希望不是像任何一人那樣睡去，在這么多的眼瞼下。”這些墓碑迄今仍然被完好地安置在他們的墓外，碑上刻的名言從來就不是什么“墓志銘”。讀近年十分暢銷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發現這位著名的學者和翻譯家竟也誤解了“墓志銘”的意思：“約翰·濟慈的epitaph(墓志銘)是他死以前為自己寫的，非常有名，即：‘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tteninH?O(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在這里，何先生將epitaph譯為“墓志銘”，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王爾德在《濟慈墓》一文中明確說過，是濟慈自己在臨終之際要求把這句話刻在他的墓碑(tomb-stone)上的。好在很多種英漢詞典的編者頭腦還是清醒的，他們對epitaph都提供了兩種釋義：“墓志銘；碑文。”這樣做，至少能給人們以正確選擇的機會。
“墓志銘”一詞被濫用，與很多人不了解它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一種文化載體有關。東漢末年，曹操嚴令禁碑，魏晉兩代亦因循此令。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產生了將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銘形式。墓志銘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簡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銘”，即用韻語概括前一部分內容，并加以褒揚和悼念之意。墓志銘又稱“埋銘”“銘”“壙志”“葬志”等，由這些稱謂也可看出它確實是埋在地下的。至北魏時，方形墓志成為定制，即為兩塊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疊，刻銘文者在下為底，刻碑額者在上為蓋。禁碑令廢除后，此風仍不改，從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格局。墓志銘大行于隋唐，以唐朝最為繁盛，出土的數量遠勝北朝。宋元以后，墓志銘數量銳減。近代以來，西式葬法逐漸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銘之作漸衰。解放后，實行喪葬改革，喪事從簡，并推行火葬，墓志銘失去了物質載體，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臺。至于啟功先生那篇著名的以“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開頭的《自撰墓志銘》，其實是他生前以韻語形式表達的心跡，后來鐫刻在他墓碑前的一方巨石上，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墓志銘”。
前些年報上曾刊載《中山陵為何沒有墓志銘》一文，提到“孫中山陵墓竣工后，樹立墓志銘……這在當時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中山陵建成之后，碑亭雖在，卻沒有墓志銘”。吳小如先生曾在《文匯讀書周報》撰文批評，指出該作者“缺乏常識，故行文不免訛”，“墓志銘雖刻在石上，卻是埋藏在地下的，凡立于地面之上的碑文是從不稱為‘墓志銘’的。今傳世的歷代墓志銘，都屬于出土文物。如果在地面上撰文樹碑，應稱‘碑文’，若篇末加韻語，則稱‘碑銘’……立在碑亭中的應是‘碑銘’，而絕非‘墓志銘’”。吳先生的糾錯言猶在耳，但是報刊圖書上的誤用和濫用依然不斷出現，實在令人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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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份，廣平縣平固店鎮周莊村群眾挖魚塘時發現一塊墓志銘。經文保部門鑒定，墓志銘為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鐫制，距今已有500多年歷史。
參考資料 >
墓志銘：不簡單的人生謝幕詞.中國新聞網.2024-03-08
河北廣平發現明代正德年間墓志銘.今日頭條·光明網.2022-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