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1616年—1636年），清朝的前身，源于由女真族自制、隸屬于明朝軍事編制建州三衛，后被努爾哈赤相繼兼并。在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各部之后，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稱汗建國，后以建州領地為基礎吞并了明朝山海關以北、蒙古漠南的大片區域。?為區別于前朝的完顏氏金朝，被稱為“后金”。
萬歷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以祖、父遺甲十三副起兵，對建州女真各部展開了兼并戰爭，統一了建州各部。萬歷十九年（1591年）起征服東北女真各部，政權覆蓋疆域東起大海，西至遼東邊墻，南達鴨綠江，北接嫩江，占據了東北大部分地區。天命元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國號金，建元天命，群臣上尊號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自尊為天命皇帝。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起兵反明。天命十一年（1626年），其子愛新覺羅·皇太極繼位，改元天聰，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征服漠南蒙古。同時，皇太極針對努爾哈赤時期的社會矛盾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繼續完善和擴大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史稱“天聰新政”。并改族名為“滿洲”。疆域已經擴展到長城以北、外興安嶺以南、西起貝加爾湖、東至庫頁島之間的廣闊區域。天聰十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清代，改元崇德。前后共歷20年，兩代統治者（汗）。
明朝末期，關外各民族大多處于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階段，社會經濟發展落后。隨后金政權的建立，在其政權疆域內形成了穩定的民族格局，社會經濟得到較快發展。此前，歷代中原王朝對黑龍江省、吉林省等地民族多采取羈縻[mí]政策，只保持著稱臣納貢的關系。后金政權一系列的行政管理措施和相應的民族政策，成為東北地區完全納入中國版圖的奠基。由努爾哈赤創建、愛新覺羅·皇太極完善而成的八旗制度既維護了后金的統治，也成為清政權日后的立國之本。在軍事上，滿族統治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旗人的軍事職能，在政治方面確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體制，促進了清代政權的統一進程，也為清政府對邊疆地區的保衛和開發做出了貢獻。
國號
天命四年（1619年），努爾哈赤鑄造滿文“天命金國汗之印”行用，以“金”為國號。至天聰十年（1636年）改國號“清代”。也因其發源地被稱作“建州”，或因族名稱之為“女真”。
中國歷史學家蔡美彪認為，文言文文獻“大金”的稱謂是習慣性的稱頌；而“后金”一名多為朝鮮官員、金國漢官及明朝官吏為區別完顏阿骨打所建的前朝金朝，故在文書中對努爾哈赤所建政權以“后金”稱呼，既不是努爾哈赤自建的國號，也非出于后世史家的追稱。
歷史
民族起源
在傳說中的堯舜時代，北至黑龍江、南至長白山、東臨韃靼海峽的地方，生活著肅慎族的各支。兩漢時期，肅慎后裔改稱挹婁，族內盛產貂皮，常與中原直接或間接貿易，被用作皇帝近侍官員的冠飾。南北朝時期，挹婁改稱勿吉，隨著當時的朝政震蕩而與中原各族交往更加頻繁。隋唐時期，改稱靺鞨。其中黑水部的族長還于722年被唐王朝任命為勃利州刺史，725年設立黑水府，713年接受唐王朝“渤海郡王”封號，于926年被契丹族吞并，黑水靺鞨被契丹稱為“女真”。1114年，完顏阿骨打起兵抗遼，并建立金朝，于1234年被蒙古南宋聯軍所滅。
朱元璋時，明為包抄和壓制北元殘余勢力，在遼寧省一帶設立遼東都司，開始著手控制女真部。此時女真族人漸漸分為不納朝貢的“野人女真”，于開原馬市從事貿易的“海西女真”，以及御守建州的“建州女真”三部分。永樂二年（1404年）四月，明廷遣欽差王可仁到圖們江，正式設立建州衛。永樂十四年（1416年），明廷正式設建州左衛于鳳州，委任猛哥帖木兒專管建州左衛事宜。宣德八年（1433年），猛哥帖木兒因協助明廷招撫楊木答兀，刷還被他虜去的明人，反被楊木答兀殺害。幸存的凡察繼猛哥帖木兒后被明廷封為都督僉事。正統三年（1438年），建州衛遷至渾河上游的蘇子河流域，以今赫圖阿拉為中心住牧。正統五年（1440年），建州左衛亦遷至此地，居佛阿拉城（今遼寧新賓永陵鎮）。至正統七年（1442年）建州三衛形成，其指揮使一般為建州女真世襲首領，俾仍舊俗，各統其屬。
統一女真
1573年至1619年，東北地區陷入混亂，海西女真各部之間爭斗不斷，建州右衛首領王杲也勾結蒙古多次進犯同族和明朝，而此時的明王朝已經日漸腐朽，已經無力整頓東北地區的混亂局面。
十三副遺甲起兵
萬歷十一年（1583年）二月，建州左衛領袖愛新覺羅·塔克世同其父愛新覺羅·覺昌安為明廷勸降王之子阿臺，共赴古勒城（今遼寧撫順上夾河鄉），正逢圖倫城（今撫順縣湯圖鄉附近）城主尼堪外蘭同遼東總兵李成梁率軍征討阿臺。此二人在攻破古勒城后縱兵屠城，愛新覺羅父子在混亂之中喪生。明政府為此“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敕書”，封努爾哈赤為指揮使。努爾哈赤借此機會以塔克世“遺甲十三副”起兵，為報祖、父之仇，開始了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的序幕。同年5月，努爾哈赤向尼堪外蘭發動進攻，尼堪外蘭戰敗甲版城（今遼寧撫順東甲邦）。八月，努爾哈赤攻打甲版城，尼堪外蘭聞風棄軍而逃，部眾皆入努爾哈赤麾下。
萬歷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爾哈赤向李岱駐守的兆佳城（今新賓滿族自治縣趙家村）發動攻擊，并生擒李岱。萬歷十三年（1585年）二月，努爾哈赤在對蘇克蘇滸部、董鄂部取得勝利之后，又劍指蘇克蘇滸部左鄰之哲陳部。萬歷十四年（1586年）七月，命齋薩等人殺尼堪外蘭，父仇得報。
筑城稱王
萬歷十七年（1589），努爾哈赤所轄人口和地域繼續擴大，一面受明封為都督事，一面在佛阿拉城（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自中稱王”，已初具立國之規模。
萬歷十九年（1591年）至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努爾哈赤先后兼并了長白山三部，戰敗海西女真葉赫那拉氏首領布寨聯合烏拉部、輝發部、哈達部及蒙古科爾沁部等九部的進攻，為其統一戰爭奠定了基礎。?此時的努爾哈赤深知自身實力不足，便一邊對明廷朝貢示好，一邊與朝鮮、蒙古表示友善，同時拉攏海西女真勢力較強的葉赫那拉氏、烏拉二部。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努爾哈赤將戰時俘虜的烏拉部烏喇那拉·布占泰扶立為烏拉部首領，又娶其妹為妻，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又與葉赫部首領葉赫那拉·布揚古、葉赫那拉·金臺吉聯姻，孤立海西女真的哈達部和輝發部。
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努爾哈赤命長子愛新覺羅·褚英出征瓦爾喀諸部。此時，散居于烏蘇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兩岸包括赫哲族、費雅喀等族在內的使犬部，外興安嶺以南、烏第河流域包括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等族在內的使鹿部皆被努爾哈赤所征服。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爾哈赤以背盟為由，滅掉哈達部，擒殺猛骨孛羅。于該年二月，努爾哈赤令借用蒙古文字編制滿文。
滅輝發、吞葉赫
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努爾哈赤擇赫圖阿拉故城（今遼寧新賓永陵鎮老城村）為都城。次年，明廷授努爾哈赤“龍虎將軍”。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努爾哈赤以輝發部兵助葉赫和拜音達里背約不娶建州女為由，滅亡輝發部。?
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爾哈赤率軍進攻烏拉部所在的弗兒哈城（今吉林省永吉烏拉街滿族鎮），與布占泰展開決戰，同時命覺爾察·安費揚古奪取烏拉城（今吉林永吉烏拉街鎮），布占泰戰敗投奔葉赫部。?
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努爾哈赤命佟佳·扈爾漢征黑龍江中游的薩哈連部不久，努爾哈赤又派兵繼續收服東海散居各部，攻占庫頁島及附近島嶼。于該年四月，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稱汗建國，年號“天命”，并建立八旗制度。
天命四年（1619年）八月，努爾哈赤分軍圍攻葉赫部東城（今梨樹縣葉赫鄉）、西城（今吉林梨樹葉赫鄉），貝勒葉赫那拉·金臺吉不降被殺，其弟布爾杭古投降，葉赫部滅亡，女真至此被努爾哈赤所統一。
進軍大明
撫順之戰
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爾哈赤告之諸貝勒、大臣，征討大明在即，不會休戰。四月十三日，發八旗兵十萬征明，臨行書七大恨：第一恨，明軍殺害努爾哈赤父祖；第二恨，明朝對待建州與海西四部不公；第三恨，明朝地方官不守界約；第四恨，明朝偏袒葉赫，壓抑建州；第五恨，葉赫那拉氏毀約改聘，乃為建州恥辱；第六恨，明朝強占建州土地；第七恨，明朝地方官百般欺辱建州。努爾哈赤以此激起女真全族對明朝的仇恨，開始了南下征戰明朝廷的行動。十五日晨，努爾哈赤率兵圍攻撫順城，并在派遣之前所擒的漢人送勸降書。城主李永芳得書后假意投順，并令戍城軍兵備兵器待戰。后金軍豎云梯攻城，很快登上城墻，李永芳隨即出城來降。隨即繼續攻打撫順、東州、瑪根丹三城及其下的小堡、臺、屯等共五百馀。四月十六日，八旗兵於撫順城西郊野處駐營，此時有從山東省、山西省、河東、河西、蘇州市、杭州市、易州等八省來撫順城的商人，金軍選出十六人，給予回明朝的路費和“七大恨”之書后釋放。努爾哈赤攻占撫順后，留原主李永芳繼續管轄，城內仍依明制設大小官員，并將愛新覺羅·愛新覺羅·阿巴泰長女嫁予李永芳為妻。
撫順之役，后金俘獲人畜三十萬，讓努爾哈赤有了繼續進軍明王朝的決心。七月，后金軍破鴉鶻關而入，二十日，后金出兵攻清河城。努爾哈赤先令裝滿貂、參之車在前，軍士埋伏在車后突然殺出，但由于清河城上布有火器，后金軍攻城死傷千余人，隨后后金軍頂著木板在城下挖墻，從缺口突入破城，殺盡城內守兵。明朝援軍副將賀世賢趕來，見城已陷落，遂斬附近女真屯寨的婦幼一百五十人而還。四日后，后金軍由清河城西驅兵往遼東地界。八月十一日，派兵收割沿路糧田。十三日，努爾哈赤令納林、殷德依二大臣率諸貝勒家丁八百人至距邊二十里處打谷，并囑托夜宿須謹慎，每夜須更換宿處。兩人違背軍令在打谷場上夜宿，被明軍哨兵發現，在九月初四，明軍于黎明突襲谷場。九月二十五日，后金軍在撫順北會安堡地方俘獲漢人一千，將明邊門城前殺掉三百男丁，留一人削耳并帶，馘其兩耳付書遷入城中，書中努爾哈赤譴責明軍谷場襲擊之事，并道“爾大國之兵若偷殺我屬耕田之奴一百，則我必殺爾耕田之奴一千”，以作為警告。
薩爾滸之戰
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十五日，后金派一萬五千名步兵往薩爾滸地區運石準備筑城。明廷從全國調來各路兵馬，齊聚遼陽，以楊鎬為遼東經略，總督大軍，于同日向后金都城赫圖阿拉故城合圍而來。二月二十八日，由明將杜松率領的西路軍從沈陽市出發，一日內冒雪急行百余里，于二月二十九日直抵渾河岸，發現后金的筑城工事。杜松見狀將軍隊兵分兩處，兩萬人于薩爾滸山（今撫順大伙房水庫一帶）駐扎，杜松計劃親率一萬人渡過渾河進攻后金軍駐扎的吉林崖。
三月初一，杜松留下大量火炮等重型火器，輕裝渡河。努爾哈赤于渾河上游毀壩放水，明軍被水淹死者甚多，銳氣大挫。杜松軍渡河后開始攻打吉林崖。午時后，后金軍已經到達扎喀關，開始進軍鐵背山。明軍雖有火器之利，卻也一直未能攻下吉林崖。之后，努爾哈赤率軍趕到，命五旗三萬七千騎兵，以絕對優勢的兵力攻向薩爾滸明軍大營。薩爾滸大營果然不能抵擋，明軍隨即潰滅，逃走的明軍被后金軍追上，全部被殺。后金軍將攻打薩爾滸的兵力與同部署在吉林崖的兵力匯聚，吉林崖上的后金軍亦蜂擁而下合攻杜松軍，以數倍于明軍的兵力將其包圍。戰至夜晚，杜松被殺，明軍死傷慘重。杜松所率領的西路全軍覆沒。
三月初二，北路軍馬林得知西路杜松戰敗，便將要把軍隊一分為三轉攻為守——其主營退守在薩爾滸西北三十余里富勒哈山的尚間崖，一軍駐守斐芬山，一軍于斡渾鄂謨湖，在西路軍杜松輜重營處駐扎，形成犄角之勢，等待葉赫軍到來援助。三月初三清晨，努爾哈赤攻往馬林，將馬林三營逐個擊破。馬林見形勢不妙，乘亂率親兵數千突圍逃回開原。北路軍見主帥失蹤，開始四面潰散，全軍只有丁碧死戰得脫，逃回開原。北路的潘宗顏與竇永澄營裝備有火、火炮，使后金軍傷亡慘重。努爾哈赤將攻下馬林營后的兵匯聚，將潘宗顏營重重包圍，最后明軍寡不敵眾而敗。后金軍在大量傷亡的情況下攻下裴芬山，明朝北路全軍覆沒。
東路軍劉會同朝鮮首都元帥姜弘立等統率的一萬三千人，從東面寬甸堡進攻赫圖阿拉。一路攻克牛毛寨、馬家寨，渡過深河擊潰后金托寶大營，于三月初三至阿布達里岡（今遼寧桓仁滿族自治縣老道溝嶺），距赫圖阿拉僅七十里。努爾哈赤先派降順漢人裝扮成杜松軍卒，誘騙劉??孤軍深入。三月初四凌晨，努爾哈赤令四萬大軍迎敵東路明軍，自己率二萬大軍坐鎮赫圖阿拉以防南路明軍進攻。三月初五，愛新覺羅·皇太極由阿布達里岡山頂俯沖劉??軍隊，劉??敗退后又遭假冒西路杜松的后金軍攻擊，敗走至瓦爾喀什之曠野，反被包圍，最終戰死。朝鮮兵見明軍潰敗，便偃旗遣使，稱此戰“非我朝鮮所愿”，若后金愿意收留，愿意將隨軍的明游擊官及隨從獻上。朝鮮軍下山歸降時，明游擊官自縊。努爾哈赤對所留朝鮮官員，五日小宴，十日大宴款待。明朝東路至此全軍覆沒。
三月初六，經略楊鎬得知東路覆沒，急令南路李如柏回師。李如柏回軍途中遭后金軍偷襲，死者千余人。至此，薩爾滸之戰以后金大勝、明軍慘敗而收場。自此，明朝的軍事部屬由攻轉守，而后金則從試探性地進攻轉為主動地大舉進犯。同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西一百二十里的界藩城（在今撫順市東大伙房水庫附近）修筑衙門、行宮，遷居界藩以準備攻占明朝的遼沈地區。
進軍遼沈
天命四年（1619年，萬歷四十七年）六月初十，努爾哈赤開始率軍攻打開原，并事先遣兵一百佯裝進攻沈陽市，沿途殺三十余人、生擒二十人而回。自己則親率大軍至靖安堡，十六日得知守軍在城外放馬，遂率軍突襲開原。開原守軍對突至的金軍毫無準備。后金軍布戰車云梯從南、北、西三面攻城，主攻東側寨門。進行奪門之戰后金內應打開城門，開原城陷后金軍將財產運走后焚城。
七月二十五日，努爾哈赤率軍直取鐵嶺，城外明軍回城途中被截殺大半。后金軍布戰車云梯攻城北面，城中守將炮矢齊發，隨后后金軍登上城墻突入，守城軍隊皆敗潰。明軍拼死堅守。然而，鐵嶺守將參將丁碧被努爾哈赤收買，作為內應打開城門迎入后金軍。喻成名等明將受內外夾擊而死，努爾哈赤遂占領鐵嶺。同年八月，努爾哈赤平定西海女真葉赫部，從赫圖阿拉城移駐界藩城，為進兵遼沈做準備。
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十一日，努爾哈赤率軍分八路進攻遼東重鎮奉集堡，開始了與明朝遼沈之戰的序幕。奉集堡守將李秉承出城六里安營，遇后金軍開營奔城而去。閏二月十一日，薩爾滸城（今遼寧省撫順市市區東郊）筑成。三月初十，努爾哈赤與諸王臣領大兵取沈陽市。當時沈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率守軍一萬，后金不敢貿然攻城，于城東七里扎營。次日，攻城兵布云梯戰車攻城東側，努爾哈赤派騎兵在東門城下挑戰，尚有酒氣的總兵賀世賢率家丁千余出城，被努爾哈赤誘敗并遭到伏擊，身中數十箭墜馬而死。努爾哈赤一面趕殺賀世賢余部，另一面命令攻城。此時，后金降人復叛，大開城門，后金軍沖入城內，七萬守兵俱敗。明軍四川步兵總兵陳策率軍渡河，于沈陽城七里外扎營。努爾哈赤得知，趁其立足未穩令軍隊攻打川兵營地。川兵奮力抵抗，但依舊兵寡不敵眾，逃至橋南浙兵大營。后金軍再圍攻浙兵，然而浙兵善用火器，后金軍最終以數千傷亡的代價覆滅浙兵。
三月十八日，努爾哈赤乘勝攻打遼東首府遼陽。遼陽守軍放代子河水填滿城壕，門內列火器，城上補兵，城防森嚴。次日，后金軍包圍遼陽，明軍出城五里結陣，努爾哈赤見對方備戰充分，令兵先攻向明軍營左尾。四旗旗兵也進言參戰，努爾哈赤勸說未果，便派麾下二黃旗助四旗攻向大營，明軍以火炮接戰大敗，后金軍追殺六十里，又擊敗西關山來援明軍，至鞍山市而返。二十日，后金軍一面堵塞遼陽城壕，壕內河水干涸后推戰車攻城，一面另一路，由愛新覺羅·阿敏、皇太極等率軍兵攻打東門，以云梯上城垛與守軍廝殺。同時，左四旗奪城西門橋，明軍以房垣為掩體放炮發矢，后金冒火炮登城，占據兩座角樓，城中軍民頓時潰亂。兩軍通宵而戰，至次日后金軍大勝入城，遼東巡按張銓拒降被自縊殺。攻下遼陽之后，河東大小七十余城皆被后金吞并，官民削發而降。二十一日，努爾哈赤即遷都遼陽。
天命七年（1622年，天啟二年）正月十八日，后金率軍向廣寧進軍，二十日至遼河，明軍防河兵聞風而逃。次日辰時后金軍攻城，午時攻克。同時，三萬明援軍已至城東，后金軍隨即迎戰，追殺明軍五十里后于入夜前停戰，宿于西平堡，明軍敗兵隨即進入廣寧城。城內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得知戰況，棄城而逃。孫得功等明將則已向后金請降，于二十三日請努爾哈赤入廣寧。依《明史》記載，后金進入遼沈后搶掠財產、多次毀城，遼民被殺者數以萬計；被俘的漢人按舊例被迫剃發易服，多次反抗后金的統治。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爾哈赤又將都城從東京城（今遼寧遼陽）遷至沈陽城（今遼寧沈陽）。
兵敗寧遠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明軍遣兵一萬，由海上至旅順口修城駐兵，努爾哈赤即命六千士兵擊敗毀城回歸。同時，努爾哈赤得知明朝易帥，從蒙古回師直奔山海關而來，并遣使告知明朝守將：“吾以二十萬兵攻此城，破之必矣！爾眾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寧遠道袁崇煥識破努爾哈赤恐嚇之辭，以“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的方式，決意死守。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爾哈赤率軍南征，軍隊“前后入流，首尾不見，旌旗劍戟如林”，而沿途明朝僅在西平堡屯兵一千，大凌河五百，錦州市三千，待后金軍至，明朝軍民大懼，焚燒房舍谷倉而逃遁，后金連續攻陷錦州市、松山、大小凌河、杏山、連山和塔山七城，至二十三日抵至袁崇煥所守的興城市，在距城五里橫截山海大路安營。城內，袁崇煥使用了當時先進的葡萄牙制紅夷大炮，以城護炮，以炮衛城，大敗前來攻城的后金軍，使之不得不退到離城五里的龍宮寺扎營。此后，后金圍寧遠數日不克，便分兵進攻明軍的糧草重地覺華島（今遼寧省興城市菊花島），守島明軍全員戰死，島上民眾被屠殺，糧食儲備被焚。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記載道：“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惟寧遠一城不下，遂懷忿恨。”
汗位更替
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初四，努爾哈赤率軍征討喀爾喀巴林部，大獲全勝。至七月，努爾哈赤疽病突發，八月病勢轉危，遂決定乘船順太子河返回沈陽。十一日，努爾哈赤途徑叆雞堡時病逝，68歲。努爾哈赤生前為避免諸子爭儲導致權力紛爭，創立八旗貝勒共議國政之制，汗位可由八個旗主互議，推選旗主之一擔任，因此并沒有明確指定繼承人。據《太宗文皇帝實錄》記載，“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四大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努爾哈赤圣心，眾皆悅服，當速繼大位。”愛新覺羅·皇太極被推舉為后金大汗，次年改元天聰。
擴大疆域
天命十一年（1626年）10月，袁崇煥派都使團為努爾哈赤吊唁，并祝賀皇太極即位。袁崇煥的戰略意圖希望爭取一個緩沖的時間，用來構筑向后金反攻的基地。而皇太極便將計就計，于天聰元年（1627）正月，送議和書至袁崇煥，大意為：“一、雙方之所以引發戰爭，是明朝對后金“欺藐陵”，主要責任在明朝方面；二、戰爭的過程中，后金“循理而行”，明朝是“違理而行”；三、議和條件為明朝送黃金10萬兩，白銀百萬兩，緞匹百萬匹，毛青布千萬匹作為和好之禮。雙方和好之后，后金用人參、紫貂、珍珠，明朝用金銀、絲綢、布匹作為雙方饋送的禮物。”袁崇煥向明廷報告時稱：“后金將自身的皇帝稱為改為“汗”，字，可回話讓其易去年號，尊奉正朔。”袁崇煥沒有把后金議和書的全部內容報告明廷，明廷的答復也與后金所提出的議和條件相距甚遠，袁崇煥只能把議和作為手段，抓緊時間修復錦州、中左、大凌河城防。而皇太極也利用議和拖延時間，于次年出兵朝鮮，從根本上解除了自身政權的后顧之憂。
出征朝鮮
天聰元年（1627年）正月，愛新覺羅·皇太極以“問罪”朝鮮、征剿毛文龍之名派軍從沈陽市出發，十三日，愛新覺羅·阿敏等率大軍渡鴨綠江，直逼朝鮮邊城義州城下。十四日，后金突圍攻義州城，朝鮮守將等倉促應戰。同時，潛入城中的朝鮮人韓潤作為內應“焚火軍器，一城大亂，反氓開門”，后金突破了守軍城防，義州城陷。十八日，后金軍攻取朝鮮郭山城，招降臨盤、宣川、定川等城，二十一日攻下安州城，二十六日抵平壤。平壤城此時守兵不滿萬人，后金兵尚未到，城內官員便如鳥獸散，后金進城如入無人之境。同日，朝鮮國王李倧離開漢城，逃往江華島，并投書與后金議和。三月初三日，后金遣使至江華島同意言和，兩國隨即結為了以后金利益為主的所謂的“平壤之盟”。
收服漠南
皇太極二年（1628年）初，蒙古喀喇沁部聯合鄂爾多斯市、阿巴噶、阿蘇特、喀爾喀蒙古族諸部，組成10萬大軍于歸化城（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大敗林丹汗。喀喇沁部貝勒蘇布地杜棱、朵內袞濟等致書皇太極，希望后金助力一舉消滅林丹汗。皇太極見書后，同意聯合出兵，并于二月親自率軍至大凌河，攻打留守于此的察哈爾多羅特部，多羅特部大敗，戰俘10萬余人。九月初六日，皇太極率大軍西征林丹汗，至二十日黎明時分，皇太極所率滿蒙聯軍與林丹汗軍交戰，所到席爾哈、席伯圖、英湯圖等多地俱克之，并追殺敗軍一直追到興安嶺。皇太極親征一舉鞏固了自身在蒙古諸部的“盟主”地位。
皇太極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極率滿蒙聯軍再征察哈爾部林丹汗，所領各路兵力總計約10萬左右。林丹汗自知不敵，攜部眾棄本土西奔，盡渡黃河而逃。五月二十三日，皇太極率領大軍至木魯哈喇克沁地方，一路進攻大同市、宣府（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一帶的察哈爾部，一路攻打歸化城（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玉泉區）及黃河一帶的部民。至此，西至黃河木納漢山（今烏拉山），東至宣府，從歸化城南到明國邊境的地帶的察哈爾部眾“抗拒者殺之，其降者編戶”，而林丹汗在率部眾奔逃其間，因天花病死于青海大草灘。天聰九年（1635）四月，林丹汗之子額哲與部眾歸服后金并獻出傳國玉璽。自此，將內蒙古地區正式納入了后金版圖。
招撫北方
皇太極在繼位后，也繼續著努爾哈赤統一北方各族的事業，對于黑龍江流域的諸民族皇太極認為“爾之先世，本皆我一國之人，載籍甚明”，用以招撫政策對待，黑龍江各部落紛紛前來歸順。
天聰八年（1634年），索倫部著名首領巴爾達齊來朝“略表臣服之義”。此后，索倫部的各部頭領紛紛歸附。
兩度入關
己巳之役
天聰三年（1629年），皇太極令蒙古降部作為向導，后金軍從遼西地區進入蒙古草原，轉而南下至長城腳下，借機進入北京近郊，威脅明都。十月二日，皇太極親率大軍從沈陽出發，十一月至鎮長城腳下，而后分兵三路，從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越過長城，并攻下漢兒莊、馬蘭營等邊城，一路向西進軍北京城。十三日至十七日，降薊州、三河、順義區，大軍至宇文毓收馬堡駐營，獲取大黑騾子235匹、駱駝6匹，管馬太監二名和此處三百馀人隨即降于后金軍。此時后金軍距北京城僅二十余里。此時袁崇煥已率軍抵至左安門，后金軍進軍至德勝門外，與袁軍在廣渠門外激戰，由于有北京城上的明軍火炮助陣，后金軍一度不敵。二十三日，朱由檢在平臺召見袁崇煥等將領，袁崇煥要求率兵入城，遭到拒絕。二十七日，袁崇煥軍隊于城東南隅，后金軍隊列陣逼近袁軍立營，皇太極認為進攻袁軍勝之無益，況且袁崇煥所率為潰敗之兵，不足為慮，遂引軍還營。而此時后金軍中高鴻中、鮑承先兩人看守收馬堡所降兩位明太監，兩人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道“今日撤兵，乃皇太極的計策”，假意后金與袁巡撫有密約，攻城一事可成。楊太監假裝臥睡狀，把兩人對話悉數記住。二十九日，高鴻中、鮑承先故意放跑楊太監。楊太監馬上將袁崇煥通敵一事報予崇禎帝。崇禎帝原本就懷疑袁崇煥不忠，又聽楊太監所言，信以為真。十二月初一日，崇禎帝以“議餉”的名義召袁崇煥、滿桂、祖大壽等入見，乘機逮捕了袁崇煥，將他下了詔獄。舉朝震驚。此時后金將領建議皇太極乘勢攻下北京城。皇太極則認為北京城地域廣闊，非旦夕能破，易攻難守，不如養精蓄銳以待天命。十二月末，皇太極連攻下永平、遵化市、灤州、遷安市四城，留愛新覺羅·阿敏率兵據守，其余諸軍返回沈陽。
大凌河之戰
天聰四年（1630年）5月，明朝大學士孫承宗得以組織起祖大壽等部，率明軍收復州、遷安，永平、遵化，阿敏料之不敵，屠殺了城內降官和漢民，掠盡財物而逃。天聰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極開始仿造明軍火器制造紅夷大炮、鳥銃，編立漢軍火器隊伍，并于八月六日軍率后金軍及蒙古軍會合于大凌河城。守將祖太壽交戰不敵，堅守以待援軍。然而明軍的四次的增援都被皇太極覆滅，10月28日，祖太壽率全城軍民投降。
叛軍降金
正當后進軍圍困大凌河之際，明朝登萊巡撫孫元化派孔有德、李應元援助大凌河，行至吳橋縣發生兵變并據占登州，明廷派軍平叛。孔有德等人不敵明軍。天聰七年（1633年）四月，在明軍的追擊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叛軍將領率家眷、軍隊10000余人乘船抵至鴨綠江口，歸降后金。
皇太極皇太極將孔、耿部隊名為“天佑軍”，旗為“白鑲皂”，尚可喜部隊名為“天助軍”，旗纛“于皂旗中用白圓心為飾”，即為八旗漢軍的原型。自此，明朝固守多年的防線聊勝于無，后金政權開始對中原腹地躍躍欲試。
定國改元
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特別頒發諭旨，宣布本民族稱“滿洲”。后簡稱滿族，沿用至今。
天聰十年（1636年），皇太極以“早正尊號”征詢漢官儒臣的意見，眾臣表示贊成。外藩蒙古諸貝勒聞訊也請求上尊號。四月十一日，皇太極在盛京（今沈陽）天壇以滿、蒙、漢三種表文祭告天地，然后“踐天子位”，受尊號為“寬溫仁圣皇帝“，定國號“清代”，改元“崇德”。諸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頭禮”。自此，后金政權過渡為清王朝，隨即開始了滿族政權對中原地區276年的統治。
疆域
松花江、黑龍江流域是建州、海西女真的發祥地，在隨著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后，其疆域從東起日本海到西面明遼東界，北自蒙古嫩江到南面朝鮮國境。改國號前夕，其疆域已經擴展到南達長城沿線，東北到外興安嶺，西北到貝加爾湖，西達青海，東至庫頁島之間的廣闊區域。
1591年-1593年，努爾哈赤攻克婆豬江與鴨綠江流域、松花江上游松江河流域女真各部；
1605年-1610年，東海女真瓦爾喀歸附努爾哈赤，并征服圖們江的西海女真勢力、刀畢河流域（今俄羅斯境內）、綏芬河流域、穆棱河流域、七虎林河流域多個女真部。
1616年-1624年，女真多地首領相繼歸附，后金于松花江下游的虎爾哈部地區確立了穩固的統治，統治疆域已經擁有遼東地區、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江以東的濱海地區，并且將明朝的軍隊擊退到遼河以西地區。
1626年，皇太極繼位，黑龍江上游的各族面對強盛的后金政權，陸續向后金朝貢。
1636年之前，后金與蒙古各部征討察哈爾部。在改國號為”大清“前夕，內蒙古地區16個部49個領主尊奉皇太極為可汗，整個漠南蒙古諸部皆臣服于后金。至此，皇太極統治時期疆域是“東降朝鮮，西收插漢，自鴨綠北低賀蘭進明塞外，皆隸其版”。
人口
后金是由滿族所建。原居松花江流域及其以東廣大地區，金朝覆滅后，多與漢族融合。留在女真舊地的人口繼續增殖發展，形成了龐大的人群。在努爾哈赤統一滿州，建立后金時，曾多次深人北方地區殺掠破壞，并擄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其各部兵力總和有20多萬，推其人口當在100萬以上。據張士尊統計清入關前遼沈地區的人口數字為1366940人，其中土著為2000人，移民1166940人。至皇太極改國號之前，后金的總人口應在200萬以上。
內政
政治制度
議政大臣制
萬歷四十三年（1615），努爾哈赤設立議政五大臣，與八旗旗主一同議政。八旗諸領主貝勒與大臣共議大政的內容主要分為：重大軍政事務之決策、刑事案件、各類規章制度之制定，努爾哈赤在議政決策上保持著自身的獨裁、專制性。此時的國家的行政機構比較簡單，基本上是軍政不分，以旗代政。
八和碩貝勒共治
皇太極繼位后，后金正式實行努爾哈赤規定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議政領主主要分為各旗旗主，又稱“固山貝勒”和非旗主領主貝勒，八旗大臣與議政領主的聯合議政，即為后金議處國家大政的最高權力組織及其權力行使形式。天聰五年（1631）七月，皇太極召集貝勒大臣定議，仿照明朝中央官制，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貝勒一人領其事，下設滿承政二員、漢蒙古承政一員、漢承政一員，參政八員、啟心郎一員，主管各部的貝勒都直接聽命于皇太極。崇德三年（1638）七月，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負責管理內外蒙古事務。自此，政體趨于成熟，三院、六部、都察院及理藩院，合稱三院八衙門，除理藩院外大體仿明改制而成，雖然與八旗制度并存，實際已蛻變為以汗為首的貴族階級實行統治的工具，也影響了之后清代的統治者的政權架構。
蒙古盟旗制度
天聰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極在征戰察哈爾時，通過征調蒙古諸貝勒師旅來考察其對后金政權的忠誠程度，并以此為開始不定期對蒙古王公貴族進行會盟，通過會盟協議重大事宜，以加強對蒙古的統治。至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將蒙古舊部及新降的察哈爾部依照滿洲八旗編定為蒙古八旗，并按照此前對蒙古部落的管理經驗，將盟旗制度推廣到整個蒙古地區，將內蒙古二十四部，陸續編為四十九旗，之后又將若干個旗組成一個“盟”（朝廷指定的會盟處），作為中央對旗的監督機構。盟旗制度中的盟長作為各旗會盟的召集人，不能干預各旗事務，也無權發布政令。后金及之后的清王朝以這種方式將廣大蒙古人民固定在各自盟旗所劃定的區域中，滿語俗稱“內札薩克蒙古”。其余蒙古一百四十九旗則稱“外札薩克”，設“札薩克”之職以掌旗，即旗長，由清政府于各旗內王公中任命，有一定自主自治權，并可世襲。
盟旗制度加強了后金對蒙古地區及蒙古人民的統治并影響深遠，時至今日中國內蒙古自治區仍采用盟旗稱謂的有3個盟、49個旗以及3個自治旗。
軍事制度
八旗制度
1615年，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在每個牛錄設佐領1員，5佐領為1參領，設參領1員；5參領為1旗，設都統1員。都統之上為各旗旗主、領主，由努爾哈赤及其子、侄擔任。旗內以“兵農合一”為制，旗人“出則為兵，入則為民”，如1641年清太宗就曾令每牛錄（滿清軍隊編制，300人為一牛錄）女真每三個人就要有一人披甲為兵，不允許詐稱年老令他人頂替，可見抽丁規矩之嚴格，抽丁比例之高，其根本是為了適應了入關前形勢的需要，對于女真統一及對明戰爭起了重要作用。天命后期，努爾哈赤已確定八王共治國政制下八旗的八個旗主（如上表），但愛新覺羅·岳托、愛新覺羅·豪格所任旗主的兩旗，與愛新覺羅·岳托之父愛新覺羅·代善、豪格之父皇太極所領之旗還會有關聯。
天聰九年（1635年），八旗蒙古正式建立。天聰三年（1629年），八旗兵入關掠奪時就以布爾喀圖為向導，順利攻克龍井關及洪山口、大安口城等地，抵至京，并在此后逐漸成為后金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天聰七年（1633年），皇太極為增加皇權，從滿洲八旗中分出1580名漢人，由命馬光遠統領——即為后來八旗漢軍的雛形。此時的漢軍（又名“烏真超哈”）主要作為八旗軍隊中的炮兵力量，通過獨立出其他各旗的漢人以極大地削弱旗主的力量，還增加了皇太極自身直屬軍隊的軍事實力和人口基數。但八旗中前鋒、護軍等技藝精湛、餉銀高的“高檔”兵種僅從滿洲、蒙古八旗中挑選，而不挑漢軍旗人。
皇太極組建八旗蒙古、八旗漢軍，打破滿洲貴族對軍隊的壟斷。同時，滿、蒙八旗擅長騎射與野戰，而漢軍八旗優長火器，大大提高了后金國的作戰能力。
其他兵制
在皇太極完善八旗制度之前，后金所轄軍隊除了初定的八旗，還有以下兵制：
漢兵
在天命六年底至七年初，努爾哈赤通過征集遼東漢人成立全新的“漢兵”部隊。與當時八旗牛錄抽調而成的火器部隊“黑營”不同，漢兵是直屬于努爾哈赤的且善于使用的漢人火器部隊。
最初，漢兵裝備有火炮和鳥銃，為執火器的乘馬步兵。隨著對女真人與漢人之間的統治矛盾，漢兵的弓矢、刀、長槍等武器專為送官統一保管；修治裝備時，又將“舊劣之甲”發給漢兵。在天命八年之后，隨著努爾哈赤放棄漢人的政策變化，“漢兵”部隊疑似解散，不再出現于文獻之中。
天祐軍、天助軍
天聰八年（1634年）正月，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眾歸服后金，皇太極將孔、耿部隊名為“天軍”，旗纛為“白鑲皂”，尚可喜部隊名為“天助軍”，旗纛“于皂旗中用白圓心為飾”。后又規定孔、耿與八旗旗主同樣地位。
教育制度
天命六年（1621）六月，后金開始在八旗中每旗設立一所學校，以“教授漢文”為主。作為后金建國后建立的第一批學校，努爾哈赤滿希望：“在你們之下的徒弟和入學的兒童，使之通文理，就是你們的功勞。如果入學的兒童不努力學習，不通文理，就要治你們的罪。入學生員不努力學習，諸位師傅向諸貝勒報告。”此階段主要培養八旗貝勒子弟讀書識字，學生人數很少。皇太極即汗位后，強調治理國家必須文武并用。1632年12月，后金對八旗學校進行整頓，至1630年后學校教師實以漢人秀才為主，每旗有兩至四名，且可以兼教他旗課程。直到1636年3月，開始內三院之下設立專門培養文職官吏的學校。至清入關前，大體都保持這一教學體制。
隨著后金統治地區擴大，于1629年，后金開始開科取士以增加管理國家的官吏。科舉的實行，不僅解決了后金政權補充官吏的需要，也吸引了大批漢族知識分子參加到政權中來，在政治上贏得了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
鑄幣制度
據《清史稿》記載，努爾哈赤在統治初期鑄幣“天命通寶”錢，“別以滿、漢文為二品，滿文一品錢質較漢文一品為大。”改變了女真地區過去物物交換、掠錢無用的原始社會經濟狀況，因以錢幣上滿文合譯為“天命汗王之錢”，故簡稱為天命汗錢。根據遼寧響堂村1987年出土文物、2012年沈陽原漢王宮遺址出土文物可知，天命汗錢直徑約2.7-2.8厘米，重約5.6-6.6克。漢文錢則為“天命通寶”四字，直徑2.5厘米，重約5克。由于古代各朝在政權建立之初，多有鑄造新錢的慣例，著名錢幣研究專家姜力華認為：“努爾哈赤鑄造天命汗錢，首要的意義在于宣示主權。”但受當時歷史條件限制，天命汗錢鑄行時間短，發行量較小，流通地域非常有限。同時，后金鑄幣還有一個特點，即有青銅的，有黃銅的，還有雜銅的。這是因為后金政權不是通過礦山開采的銅料鑄錢，而是收集民間各種銅料來鑄錢，所以每一批錢的金屬配比都不一樣。甚至因為古時遼陽市就有鉛礦，還產過一批鉛錢。
土地分配制度
計丁授田
1627年，努爾哈赤傳面對遼東廣大被征服的漢人，采取計丁授田的辦法，將其編為后金的"順民"，實行滿漢人丁的“同住、同食、同耕”的政策。女真貴族們脫離了原來熟悉的采獵經濟的環境，憑其家內原有的少量奴隸難以維持必要的農耕，努爾哈赤以“計丁授田”制度令女真貴族階層在遼東獲得了較為穩定的主要農業生產資料。其次，計丁授田諭的重點在向漢人強調按丁征賦役，并將遼東漢人由原來明朝軍屯制或租佃制下的封建軍民，轉化為后金的國家農奴。
分丁編莊
分丁編莊政策是基于努爾哈赤晚年八貝勒共議國政的構想，此時努爾哈赤對漢人政策越發嚴苛、慘無人道，將"無糧者"和原明朝的官員，知識分子以"正法"，其余的漢人則全部按丁編入為各級貴族的莊屯加以“豢養"，而原來計丁授田給漢人的份地也就全部轉入八旗，成為八旗貴族莊屯的土地。經過分丁編莊的制度整改，后金政權在天聰年間便基本達到了耕戰結合的水平，稱為促進女真-滿族農業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經濟
農業
自建州女真南遷定居后，農業逐漸成為女真社會經濟的主要生產部門。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在建州女真住地婆豬江（即渾江）流域，已是一派“率皆耕墾，農人馬牛，布散于野”的景象，充分反映了后金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依《遼東志》記載，此時后金統治區域已經有黍、稷、稻、粱、糜、粟、、黃豆、綠豆、豌豆、蠶豆、豇豆、小豆、大麥、小麥、蕎麥、芝麻、蘇子、蜀黍、扁豆等農作物。栽培農作物除了正確掌握作物習性和生長規律以外，還必須懂得氣候變化和土壤肥力的合理利用規律。民間廣泛流傳的諸如《萬寶全書》類日用百科類書籍，出現在女真人的翻譯書目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遼東地區生活知識讀物的普及狀況。這些讀物同時影響并豐富了南遷后的女真人讀書生活及農業生產。多樣化農具的使用更能說明農業科技的發展以及傳播的多樣性。
畜牧業
在后金的統治區域內，蒙古各部各有自己的牧場，以游牧為主；在黑龍江中上游的索倫各部中達斡爾族以飼養馬、牛、羊、豬、雞等牲畜家禽，索倫人則只養馬匹，鄂倫春族飼養馴鹿、馬匹。由此，養馬業在后金的畜牧業中占有獨特重要的地位，也因此誕生了后金善于騎射的主要文化特征，其畜牧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對家畜的馴養較為發達。
漁獵業
由于中國東北地區的自然環境優越，自然資源豐富，漁獵業一直是女真及其先民重要的經濟產業之一。長白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圖們江、鴨綠江、興凱湖等山林、濕地、河流、湖泊，為滿族先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源，也令漁獵經濟成為后金頗具特色的物質生產活動，成為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
手工業
在建州女真時期，紡織業已經是該民族主要的生產部門之一，其生產的麻布自給有余，但以麻布為主，織錦刺繡皆依賴明朝的輸入。努爾哈赤即位后，開始號令“繅絲織緞，種棉織布”。1616年6月，努爾哈赤規定每丁種地六，必須用一坰地種植棉花。同時，他也重視絲紡織業的發展，發現并選派會“織蟒緞”的工匠承受技藝，發展絲織業，鼓勵桑養蠶。清入關以前，在盛京地區已經出現了專門養蠶、種棉的村屯。
礦冶業
1599年，建州女真自從朝鮮工匠那里學到煉鐵技術后，便致力于聯絡掌握煉鐵技術的漢人工匠。在1621年努爾哈赤占領叆陽堡后，就要求“不要遷移煉鐵的石城（今遼寧鳳城東北的石城）地方的人，準其照舊居住”，之后又俘虜煉精鐵的漢人以幫助后金的冶煉技術。之后在煉鐵與鐵器加工的基礎上，還出現了鐵器的專業作坊，并開始大肆主張金銀開采業。
鹽業
在后金進入遼沈地區后，開始利用當地漢人從事煮鹽工業。在后金與明朝頻繁交戰時期，明朝、朝鮮與之的貿易大部分斷絕，造成了后金食鹽的一度緊張。1620年，努爾哈赤開始重視煮鹽，待到1621年2月，把東海煮鹽與渤海灣產鹽加在一起，按后金男丁人數分配，已經足夠百姓食用。努爾哈赤、皇太極在位期間，政府通過上述一系列的努力，解決了后金的食鹽供應問題。
商貿活動
在后金建立之前，建州女真的大量采獵物已經是對外主要的輸出品，他們以人參、貂皮、藥材等名貴土特產品，通過貢市和馬市，換取、鏟、鋤等鐵制生產工具和耕牛、種子等生產資料以及米、鹽、絹、布、衣、靴等生活用品。朝貢“”是源于女真人向明廷定期納貢，是明朝對女真部落既定的制度；馬市從開始的購置軍用馬匹，后來演變為蒙古族、女真族與漢族進行商品交易的貿易市場。從女真族與漢族交換的商品來看，女真提供的商品主要有馬匹、貂皮、人參等土特產；漢族提供的商品主要有鏵、鏟等生產工具，耕牛、種子等生產資料和米、鹽、絹、布緞、鍋、衣服等生活用品。從開市的次數上看，初期是每月一次或兩次，到萬歷年間幾乎天天開市，成了日市。在后金政權與明朝交戰其間，努爾哈赤、皇太極也曾派八旗去邊境主動與漢民貿易。在后金建立之后，努爾哈赤進一步發展國內商業貿易，推動后金經濟初步形成并得到發展。
外交
與明朝
1590年，努爾哈赤被明廷封為都督僉事，為感謝明朝的封賜，努爾哈赤首次入京朝貢，此后因統一北方女真各部是其主要目的，便多次朝貢，并親自4次到北京朝貢，以表自身對明忠順、建州對明朝的臣服。
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故城稱汗，“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此時，努爾哈赤公然建國稱汗，并黃袍加身，已完全有與明朝對立的想法，其民族關系思想已由“忠于大明”完全轉變為與明朝對立。
1618年正月，后金汗努爾哈赤對諸貝勒宣布：“吾意已決，今歲必征大明國。”直至努爾哈赤逝世，雙方都處于交戰狀態。袁崇煥為努爾哈赤吊唁、恭賀皇太極繼位，從1626年開始三年時間保持了短暫的和解時刻，于1629年開始在入關引發了己巳之役，并持續南下統一全國的軍事進程。
與蒙古
在努爾哈赤之后的統治時期，后金政權與蒙古進行了14余次聯姻。其中，科爾沁部與后金政權淵源最久，早在努爾哈赤崛起之初，葉赫部曾聯合其他部組成九部聯軍攻打努爾哈赤的建州女真，其中就有蒙古的科爾沁部。在1615年-1625年期間，科爾沁部受到察哈爾部林丹汗的威脅，不得不與頻繁向努爾哈赤遣使貢物，以求庇護，同時也伴隨著將本家族之女出嫁努爾哈赤家族。從此，科爾沁蒙古成為后金的重要同盟軍。1619年末，努爾哈赤命額克興額、楚胡爾、雅希禪、庫爾禪、希福五位大臣與蒙古喀爾喀五部盟誓，努爾哈赤以“誠信之言”為前提條件，使建州與蒙古“二國如一國”，兩國永享太平。
內蒙古地區奈曼部、敖漢部因懼怕察哈爾部林丹汗的威脅，于1627年舉部依附皇太極，皇太極與兩部領主立下盟誓，以穩固聯盟，之后雙方多次聯姻。受此蒙古歸順三部的影響及林丹汗的侵擾，扎魯特部、巴林部于同年依附于科爾沁部，次年也舉部依附后金。
喀喇沁部無法忍受林丹汗的侵擾，領主蘇布地等人于1628年聯合向皇太極致函求助，二月同后金合軍大敗察哈爾部，八月建立了和好互助聯盟。九月與歸順的蒙古諸部一同隨皇太極征討林丹汗。隨著林丹汗對陣后金屢戰屢敗，曾依附于察哈爾部的阿魯科爾沁、四子部、翁牛特部先后降于后金，后金也隨之收納了殘留的察哈爾余部。
1633年，蒙古茂明安部、克什克騰部、浩齊特部歸入后金政權。1634年，后金再度出征林丹汗余部，林丹汗妻兒攜余部歸降后金，并獻上元代傳國玉璽。
隨著漠南蒙古諸部的不斷歸附，蒙古諸部逐漸成為后金的從屬性藩部，至皇太極稱帝，蒙古諸貝勒已經按照后金（大清）的親王、郡王爵位等級分別敕封。
與朝鮮
努爾哈赤初建金時，于1596年對出使建州的朝鮮南部主簿申忠一陳述了其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思想的理想追求，并主動歸還朝鮮俘虜，對朝鮮主動妥協示弱，還通過副將馬臣向朝鮮使者表達了要朝鮮封官的請求。朝鮮王室不以為意，史籍《光海君日記》一書在“六年（1614年）六月二十五日”條記載：“建州夷酋，佟奴兒哈赤……國號稱‘金’，中原人通謂之‘建州’。”其行文態度可見一斑。
在此后的薩爾滸等戰役（1619年）中，明廷曾征調朝鮮軍隊前來助戰，戰敗投降，被努爾哈赤以禮相待，結好朝鮮以全力對付明軍。當后金勢力進入遼河以東地區后，控制或征服朝鮮，便成為皇太極作戰戰略的一部分。1627年，皇太極認為朝鮮屢此進犯后金，理應聲討，并且明軍毛文龍在椵島召集流徙的遼民有十萬之多，故此出兵，并言“若朝鮮可取，則并取之。”于同年三月，皇太極成功征服朝鮮政權，迫使朝鮮簽訂不平等條約，令其開放互市貿易，甚至于強行索要。
此后《朝鮮實錄》記載李倧五年（1627年）時：“胡書自稱‘大金國汗’……我國因用‘大’字，恐未妥當。上曰：去‘大’字似可矣。”可見朝鮮雖然對后金勢弱，但仍在拿捏國號之用法。至1634年，皇太極在祭祀太祖努爾哈赤時，稱朝鮮已經“稱弟納貢”。但至皇太極稱帝改國號“清代”時，朝鮮王室依舊認為“‘清’是僭號后號”“稱以舊稱（金）之號”，而視明朝為共主。
與西藏
皇太極時期蒙古族繼續歸順，皇太極深知達賴、班禪地位對于蒙古族人的重要性，、1639年派人去見第悉藏巴汗和達賴喇嘛，1642年，達賴、班禪派使臣到達沈陽市。皇太極與達賴、班禪等互派使臣來往于沈陽與西藏之間，為后金乃至整個清朝的滿藏關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文化
創立滿文
在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節節勝利、統治地域不斷擴大、文書往來日益頻繁之時，于1599年2月，開始命大臣以蒙文為基礎創立滿文。在此之前，文書往返須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十分不便。額爾德尼和噶蓋二人領命創制女真自己的文字，此時的滿文還是一種無圈點的新女真文字，又稱老滿文。它的出現，是對女真文字的重大發展。但是，以蒙古字母拼寫滿語，字母互相假借，殊難辨識，致使出現了“上下字雷同無別”、書寫人名地名多有錯誤的現象。皇太極繼位后，命巴克什達海等人對老滿文重新加以修訂。達海在滿文字母旁加上區別語音特征的“圈”或“點”，以示區別，又改變某些字母的形體，增加了專門拼寫外來音的字母，改進了有關字母的拼寫方法。改進后的滿文，字母體系和拼寫規則更加規范完整，使滿文更加完善，更利于使用。新滿文創制后，遂成為滿族的統一文字和后金乃至清王朝的“國書”。
宗教信仰
薩滿教
長期以來，女真族一直信奉自己的傳統宗教薩滿教，族內的每個氏族也都有自己的薩滿，薩滿通過跳神祭祀等方式來充當本氏族的保護者和精神領袖，并在一些部落中直接擔任部落首領。初期以女性薩滿居多，隨著社會的發展，男性薩滿逐漸增多，主要以祭祖為主，同時也有用于驅魔除病。后金建立后，努爾哈赤及皇太極就開始對薩滿教實行規范，對女真各部的原有薩滿教實行皈一政策，使滿族薩滿教由過去以野祭為主轉為以家祭為主。
漢地佛教
努爾哈赤就在建立政權的第一年（1615年）在赫圖阿拉故城建立建三世諸佛及玉皇廟，共七大廟。這是滿族形成初期第一次大興土木修建佛寺，而其根源主要來自于漢族文化對滿族文化的最初影響，這一期間的佛教特征以漢地佛教為主要特點。
藏傳佛教
隨著后金政權的不斷鞏固和發展，努爾哈赤越來越感到蒙古族對后金政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當時的蒙古族正處于由原始宗教薩滿教向喇嘛教的轉變階段。努爾哈赤由此曾禮遇從從科爾沁區到后金來的藏族大喇嘛囊蘇。囊蘇喇嘛十分感動，并決定葬于后金地方。囊蘇喇嘛圓寂后，努爾哈赤命在遼陽市的南門外韓參將的莊園里修廟，安放遺體。皇太極四年(1630)，皇太極又修塔墳一座，并立碑一筒。以宣揚藏傳佛教。在征服察哈爾省部后，皇太極為內蒙古自治區的護法神——嘛哈噶喇佛建成立實勝寺并在沈陽城周圍分別建成了東塔及永光寺、西塔及延壽寺、南塔及廣慈寺、沈陽北塔法輪寺及法輪寺，無疑表明了后金政權對喇嘛教的支持態度，
傳統節日
后金人民的節慶既有傳統的節日，亦有與漢文化交融而相近或相同的節日。雖習俗相似，但無不具有濃厚的當地特色。其中春節源于漢族習俗，在女真及后金領地，額外會有除夕家家門外燒馬通、店鋪門外燒炭等習俗。元宵節時。除了同漢族一樣掛彩燈和吃元宵，女真族（滿族）女子還會“走百病”或“臥冰”，每逢正月十六日“婦女群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曰脫晦氣，入夜尤多”。除漢族帶來的習俗外，后金還有自己的節日——頒金節，其起源于1635年皇太極廢除“諸申”（女真）舊族號，改名為“滿洲”，這一天就成為滿族的民族誕生日。
歌舞藝術
女真族的歌舞樂曲源遠流長。在建州女真時期，每當有貴客來臨，部落首領往往設宴款待，伴以歌舞，努爾哈赤本人也“自彈琵琶，聳動其身。舞罷，優人八名各呈其才”，能歌善舞。除了正月的扭秧歌外，還有在新歲或喜慶時舉行的莽勢舞，由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歌。莽勢舞的舞姿簡單明快，眾人以唱“空齊”配合，謂之“空齊曲”。
娛樂競技
后金的競技娛樂項目多具有其濃厚的民族特色，騎射、球戲、角力、技藝、冰戲（冰嬉）、嬉水、博弈、游戲娛樂等多方面的內容，展現了滿族的民族風貌和猛武、粗獷、睿智、進取的民族精神。此外，后金民間還流傳許多娛樂性的活動項目，如抓“嘎拉哈”、撞拐、老鷂子叼小雞（老鷹抓小雞）、翻繩等，后隨清王朝統一中原地區而傳至各地。
民族政策
努爾哈赤時期
努爾哈赤起兵之初以“恩威并用”為主對待女真、蒙古及東北地區各民族。其中“恩養”即通過和親、盟誓、賞賜、厚養、封官等方式來恩撫其他民族，“威”即用武力征服那些不臣服于自己的部族、用武力反抗敢于攻打自己的部族。比如1588年，蘇完部長索爾果、董鄂·何和禮便率眾來歸，都被編入牛錄；1606年，蒙古博爾濟吉特·恩格德爾率先歸附建州，努爾哈赤對其進行了厚賞，并于之后與其聯姻；1616年，喀爾喀部吉爾吉什、莽果爾臺吉領六百戶來投；1618年，東海女真虎兒哈部納喀達“率百戶來歸”。努爾哈赤以“恩養”為指導思想所實行的如和親、賞賜、封官、安置等一系列安撫措施收效很大，女真和蒙古許多部族紛紛慕名前來歸順，在努爾哈赤的恩撫之下，前來歸附建州之人不僅樂于留居建州，而且鼓勵家人前來歸附。
努爾哈赤“威”的部分則多體現于其對女真諸部及其他政權的武力征服，如1583年至1589年，努爾哈赤以武力相繼征服了蘇克蘇滸河部、董鄂部、渾河部、哲陳部和完顏部，從而“環境諸國有逆命者，皆為削平，國勢日盛”；1593年，努爾哈赤通過運用正確的軍事戰術與有利的地形，大敗葉赫部聯合哈達、烏拉、輝發和蒙古科爾沁等組成的九部“合兵三路來侵”5攻擊建州，大敗九部聯軍；1607年，因被俘而歸順的烏喇那拉·布占泰不愿與建州為伍，與建州兩軍交戰于烏碣巖，努爾哈赤率軍征討，并隨即征服其領導的烏拉部。
努爾哈赤“恩威并用”的思想也為后來皇太極時期征服索倫鎮諸部和西部蒙古各部、統一整個東北地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于漢人，努爾哈赤統一遼東地區后，一面諭令部下收養漢人、勿妄殺掠，一面又經常濫施淫威，舉措失當。晚年時，努爾哈赤對待后金政權的胡漢民打壓嚴重，極力排斥儒家文化，譬如在1623年對復州叛逃之民大事殺戮，致使復州全城居民僅余五百戶；1625年努爾哈赤又下令將漢民無糧之人全部殺戮。努爾哈赤這種“不論貧富，均皆誅戮，即順之，不免一死” 的錯誤思想帶來了嚴重的后果，遼東漢民不僅大面積逃亡，而且以起義、投毒等方式進行反抗。使得后金的滿漢矛盾異常尖銳，在遼東的統治岌岌可危。
皇太極時期
皇太極的民族政策多受傳統漢文化和努爾哈赤的教導影響，對于黑龍江地區民族，皇太極延續了努爾哈赤的“恩威并用”，積極招撫黑龍江中上游各民族。對于蒙古諸部，皇太極將滿、蒙、漢三者的關系比喻為色香五味，認為滿、蒙、漢之間的關系“調和得宜”，國家才能更好地發展，延續努爾哈赤的聯姻政策，并完善了八旗制度，將部分蒙古劃入八旗，新降的蒙古諸部用八旗延伸而成的盟旗制度統治。
對于漢人，皇太極面臨努爾哈赤遺留下來的民族矛盾與社會危機，提出了“滿漢一體”思想。1626年，皇太極頒布上諭強調：“治理國家莫過于安定民眾最為重要，我國從前打算潛逃和來往作奸細的漢民，如今已成過往，此后不再追究。” 此后，皇太極漸漸拉近滿漢之間的政治距離，在一定程度上調適滿漢關系。行政方面，皇太極注重儒臣，任用如范文程、寧完我、鮑承先、高鴻中、馬國柱、楊方興、高士俊等漢官；軍事方面，皇太極從1631年之后的多次戰爭中重用漢軍佟養性及其所隸“烏真超哈”漢軍，在1634年皇太極的第二次入關之戰，出征將領便有漢軍固山額真石廷柱、天祐軍都元帥孔有德、天佑軍總兵官耿仲明、天助軍總兵官尚可喜等。皇太極“以漢攻漢”思想在戰爭中的實踐運用，不但影響了后金政權與明朝的戰局，還成為之后清朝在愛新覺羅·多爾袞入主中原、順治帝統一中原、康熙帝平定三藩等戰爭中，處理民族關系的重要思想。
社會
衣著
明末建州女真人的服裝，仍然是以皮毛為主原料，在漫長寒冷的冬季皆穿用毛裘，用皮毛制作帽子，用鹿皮、豬皮或牛皮制成的鞋也稱作“兀剌”。隨著女真人的朝貢和馬市貿易發展，漢族地區的布帛開始不斷地輸入女真人生活地區，衣服的原料也逐漸多樣化。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在位統治期間，后金與內地商人通過馬市貿易，輸入大量綢緞，主要是為了上層社會貴族的需要，也成為女真族在服飾上的等級貴賤之分。皇太極即汗位后，推出包括衣冠服制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改革，之后多次補充確立了女真-滿族的衣冠之制，除了有等級標志外，也保留了女真族所特有的箭袖、馬褂、旗袍、纓帽等特點。而后金（清）時期女真人的發式，基本沿襲了遼、金時期女真人的發式。其中，少女梳單辮，成年待嫁始蓄發。出嫁后婦女開始挽髻，在發髻上插以金銀珠玉為飾。同時強令漢民“剃發”。努爾哈赤時期開始，每攻占一個漢人聚居的地方，就以“剃發”作為漢人降服后金的標志，將拒不“剃發”歸降者殘殺，引起漢族人激烈的反抗。
飲食
在努爾哈赤時代，農業生產在經濟生活已占有主要地位，人們已經以糧食為主食，種植的主要糧食作物是粟類。滿族的主食與祭品大多是用玉蜀黍屬制作的，如“馓子”“撒糕”“黏米糕”“淋漿糕”“薩其瑪”“搓條石子饃”“豆面餑餑”等，其特點除了香甜可口外，主要是“耐饑”，便于狩獵、遠征時食用。
居住
遼金時期，女真人居室由穴居變為地面居室，并漸漸出現了磚瓦建筑。1587年時，建州女真在漢族建筑工匠的幫助指導修建了費阿拉城。作為居住的地上建筑，火炕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四壁之下皆設長炕”，主要為了適應東北地區冬季較長、氣候寒冷的特點而設計的。房屋建筑的結構設計，有“正房”與“廂房”之別，一般為一正兩廂，即正房與東西廂房。正房為主，左右為東西廂房，成口形。滿族建房有“以西為貴，以近水為吉，以依山為富”之說，蓋房時，須先蓋西廂房，再蓋東廂房。落成的正房，也以西屋電氣公司為大，稱上屋。遼金以前，女真先民崇尚太陽升起的東方，房門東開，暖和的西屋為長輩居住，祭禮于西屋舉行，祖宗神板也供于西屋炕上方，形成了以西為貴的風尚。此外，每戶住宅都有一個庭院，四面筑有低矮的土墻，庭院四周設木障子，以柵為門。
交通
后金人民在水路、冰路、雪路所使用的傳統交通運輸工具為爬犁、狗爬犁、獨木船、樺皮船：爬犁、狗爬犁在積雪長達半年之久的高寒地區是非常便捷的交通工具，在冰雪路面奔馳如飛，暢通無阻，極為方便。爬犁的制作，是用兩根一丈多長的硬雜木木桿，煨成弓形，前端如同滑雪板前端那樣高翹，于兩桿上架起一副車架子，舉架不高，上面坐人載物，靠兩根雜木桿在冰雪地上滑行，牛、馬或狗來拖拉爬犁，簡捷輕便。獨木船一般長二丈余，寬度可容下雙膝，頭尖尾銳，能載數人，小一點的獨木舟被稱為“威乎”，再小一點的叫“扎哈”。樺皮船形制一般長10余尺，寬3尺左右，兩頭尖而向上翅，用松木做骨架，外以樺樹皮為外殼，用松香類的樹脂膠合。這種船的船體很輕，大者可乘坐四人，是黑龍江下游沿岸的各民族普遍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
喪葬
在明代，包括野人女真在內的女真各部，喪葬習俗因地區、部落以及死者的地位與經濟狀況的不同而比較多樣化，有火葬、土葬、水葬、風葬（樹葬、鳥葬）等。在努爾哈赤時代，女真人的火葬大多是將骨灰盛在罐或壇中，然后將罐（壇）葬在砌好的墓室中，開始有了“二次葬”。努爾哈赤、皇太極二人死后，也是采用火葬的方式。族內的葬禮及隨葬品比較簡單、質樸，有的甚至不舉行喪葬儀式。早期女真人還有“人殉”習俗，例如努爾哈赤死后，以烏拉納喇后及兩名庶妃殉葬；皇太極死后，以章京二人殉葬。還有一類是入殮棺材的土葬，一般選單日出殯，由喪主執幡前行，后面是鼓樂、紙彩、靈柩、親友。靈柩外面要罩上長方形尖頂棺罩，在靈柩前用長白布做成牽繩由死者子孫拉著。出殯后還會將祭祀之物焚燒，稱為“燒飯”。作為女真的舊俗，皇太極曾規定：和碩親王以下，牛錄章京以上卒，只許燒夏衣、春秋衣、冬衣各三件；平民只許燒各一件。所以，滿族的“燒飯”比較簡單，一般平民僅焚枕頭內的蕎麥皮、谷物和紙制的祭奠品，如車、馬、人。焚燒時面向朝北。此外，死者入土后三天家人還要到墳地來祭奠一次，稱“圓墳”。有的地方有燒七七（四十九天）之俗，有的地方則燒周年。
君主年表
參考資料 >
“七大恨”.故宮博物院.2023-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