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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公元1310年11月4日-1381年6月12日），初名壽，字景濂，號潛溪，別號龍門子、玄真遁叟等，祖籍金華潛溪（今浙江金華縣）。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與高啟、劉基并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章溢、劉基、葉琛并稱為“浙東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他與劉基均以散文創作聞名，并稱為“一代之宗”，其散文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

宋濂幼時聰慧，博學強記，體弱多病，六歲能誦讀古書，九歲能作詩，過目不忘，被稱為“神童”，師從吳萊、柳貫、黃溍等元末大儒。元朝至正中被薦授翰林編修，宋濂推辭隱居龍門山著書近十余年。明朝初期應明太祖朱元璋召至應天 (今江蘇南京)，擔任江南儒學提舉，兼教授太子朱標的《五經》老師。不久后改撰起居注，與劉基常陪伴朱元璋左右，被視為顧問。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至八月書成，授升翰林學士。中間也曾因獲罪被彈劾貶官，后又被召回歷任國子司業、禮部主事、贊善大夫等。宋濂先后輔導太子十余年，多以禮法規諫，太子也尊稱其為師父，并深得太祖寵信。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官至學士承旨、知制誥，后告老辭官。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長孫宋慎因牽連胡惟庸案，宋濂被流放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慶奉節），享年七十二歲。明武宗正德年間追封謚號“文憲”，每年春秋兩季于埋葬地祭祀以表紀念。

宋濂為明朝開國第一文臣，朝廷文字、禮樂典章多出其手，在哲學思想、文學理論及創作、明初思想文化建設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樹。他推崇臺閣文學，文風淳厚飄逸，為其后“臺閣體”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范本。著有《龍門子》《浦陽人物記》《洪武圣政記》《周禮集說》《孝經新說》《燕書》《蘿山雜言》及《宋學士文集》等。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宋濂出生于元朝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陰歷十月十三日。祖籍為金華潛溪，至宋濂一代搬遷至浦江縣，為浦江青蘿山人。宋濂因未足月而生，幼時體弱多病，幸得母親與祖母悉心照顧，才健康長大。

少時機敏聰慧，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為神童。六歲入學時，其師包廷藻教授他李瀚的《蒙求》，一日便完成，之后每日能記下二千馀言。秀才及修習課業的學生日暮回鄉，他們所讀的書，問及宋濂都能誦讀。

元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宋濂十五歲時，里人張繼之見他善記誦，勸他父親擇名師教之。入城府師從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閉門讀書數月不出。后來宋濂多方拜謁[yè]名人學士，二十歲便以文揚名。二十二歲時吳萊在諸暨白門闡教，宋濂帶著糧食去拜師，總是取經史及諸子百家之書而晝夜研究。之后宋濂娶妻生子備考科考，辭別老師回鄉。中間又拜柳貫、黃溍為師，宋濂學識出眾，柳貫、黃溍[jìn]皆自嘆不如。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二十六歲的宋濂到鄭義門教書，曾至杭州市、錢塘參加鄉試落第。三十歲時，便把家業分給子侄，朝夕只專注讀書著述書冊。元順帝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四十歲的宋濂因危素等舉薦，順帝召為翰林編修，但他以父母年老為由堅辭不就，之后又到仙華山入仙為道士，實則入山閉門著書。期間編著出《浦陽人物記》《書浦陽朱氏族譜序》《蘿山雜言》《龍門子凝道記》《燕書》等眾多書篇。

開國文臣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因李善長的推薦，朱元璋遣樊觀奉書幣來征召，宋濂與劉基、章溢等人結伴前往南京應天輔佐朱元璋。同年七月，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教授皇太子朱標經學，宋濂教授時認真嚴格，遇綱常大義總是講解得很清晰，再三講解不知疲倦，朱元璋很是欣賞。之后宋濂擔任起居注官，與劉基侍奉朱元璋左右，劉基豪邁輔佐軍中謀議、宋濂自稱儒者，輔佐朱元璋知無不言，補益甚眾。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五月，朱元璋建禮賢館，宋濂等人均在館中。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三月十五日宋濂臥病，三十日朱元璋賜金箔令其返鄉休養，期間致書太子勸其進修，甚得朱元璋心，賜以綺帛，還令太子回信給宋濂。八月宋父去世服喪，此后幾年遷居青蘿山房，作《蘿山遷居志》。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詔回宋濂，命其擔任總裁官，編修元史。八月書成，升任翰林院學士。第二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采故元元統以后事跡還朝，仍命宋濂等續修，六月再成，賜金帛。七月，宋濂上朝有失被參劾，降為編修，十二月提拔為國子司業。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因宋濂對孔子祭禮有反對意見，使得朱元璋不悅，被貶至安遠知縣。十一月，召還為禮部主事。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二月，宋濂升任為太子贊善大夫。當時明太祖著重文治天下，征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中年少才華優異者提拔為編修，入宮中文化堂學習，讓宋濂擔任他們的老師。宋濂擔任太子先生十余年，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規勸正道，每當讀到關于政教、前世興亡之故，宋濂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并推及到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每都嚴肅受納教誨，行禮拜之，言行均遵稱宋濂為師父。

宋濂隨侍朱元璋左右，作為顧問為他解答疑惑，盡忠職守。朱元璋剖符封賞功臣，召宋濂商議五等封爵，留宿大本堂，通宵討論，參考漢唐史實視量而上奏。大雨連日不停，朱元璋問他是否預示有災難或吉祥，他以春秋為例稱祥瑞是因天子仁義來寬慰朱元璋。朱元璋侄子朱文正獲罪，宋濂勸解朱元璋體恤親戚之情誼，免其死罪貶至遠地安置。駕車去方丘祭祀時，朱元璋心神不寧，宋濂從容安慰他說養心要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情平靜身處泰然。朱元璋曾詢問他帝王之學，并問哪些書最值得看，宋濂推薦《大學衍義》，于是朱元璋下令把這本書的內容用大字貼在大殿兩邊廊壁上。不久后朱元璋與眾大臣親臨西廊，他讓宋濂講析《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之學中的一段，待宋濂講完，朱元璋評價稱劉徹治理天下的弊病，為人之主要仁義治理民心，而不是嚴苛酷刑。太祖又問三代國運及封疆大小，宋濂回復天子應以仁義治理天下，以身作則的道理。太祖曾命他七步作詩詠鷹，他詩中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太祖非常認可。以上可知宋濂頗受朱元璋看重，總是順勢勸諫、忠心輔佐朱元璋以仁義治理國家。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七月三十日，宋濂被提拔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太子贊善，其父宋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朱元璋又任命宋濂與詹同、樂韶鳳同修《大明日歷》，又與吳伯宗等修《皇明寶訓》。九月，朱元璋想任命他政事官，他推辭說他只擅長文墨，有幸待在宮里已是皇上的大恩，不愿再擔任其他職務。十一月，宋濂受詔為編修《大明律》總裁官，次年二月成。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十一月一日，宋濂等受命考定喪禮服制，編撰《孝慈錄》頒發天下。十二月，與樂韶鳳等編《明太祖文集》。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洪武圣政記》編成。十月，宋濂跟從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市四王在中都閱兵講武，太祖得輿圖《濠[háo]梁古跡》一卷，差使人賜太子，在外卷題字要求宋濂訪詢，隨處講解。太子將地圖拿給宋濂看，宋濂便逐一舉陳隨事講解，對太子很有規勸告誡的作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正月，朱元璋下令宋濂等人定議王國所用禮，五月議喪服之制。六月，朱元璋以宋濂功勞多特授他翰林學士承旨，嘉義市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又授宋濂之孫宋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二兒子宋璲為中書舍人。七月，因宋濂年邁體衰、艱于行步，朱元璋詔太子選良馬賜給他，并親作《賜學士宋濂白馬歌》以示榮耀。

榮詔致仕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十一月，朱元璋考慮到宋濂年事已高，親自頒旨讓宋濂致仕，贈送賜《御制文集》及綺帛，并加贈其父宋文昭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陳氏贈淑人，祖父為亞中大夫、大常少卿，祖母淑嘉皇貴妃為淑人，夫人賈氏為淑人。因宋濂與朱元璋常年朝夕相處，朱元璋非常不舍得，問宋濂走了之后何時再來相見，又挽留他再留一段時間。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正月，宋濂正式向朱元璋辭行回到金華市，會見族人等事宜后，六月又歸浦江縣。建了一間安靜的屋子，終日閉戶述，外人難得一見。七月，宋濂的文集《宋學士文粹》刊刻。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九月一日，宋濂前往南京朝拜太祖與太子，作《與儀靖札》。十月，朱元璋召宋濂游觀心亭，命宋濂作《觀心亭記》。宋濂離開南京后，朱元璋多次召見詢問宋其父親的行程，是否平安到達，可見朱元璋思念宋濂之切。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十二月、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十二月十六日，宋濂又兩次去往南京拜見太祖。

老而罹禍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十一月，宋濂的長孫宋慎因胡惟庸一案獲罪，宋濂一家連坐被判死刑。宋慎與宋璲坐法死，宋濂得皇后和太子全力相救，稱民間之師尚不忘恭敬，況宋先生親自教授太子與諸王，更不忍心殺之，且其久居家鄉，并不知朝廷之事。之后朱元璋才放過宋濂，徙至四川茂州安置。臨行前，宋濂將遺稿畫像交付門人鄭柏，并書四語話別，又致書方孝孺，以古賢哲之事勉勵他。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慶奉節），享年七十二歲，知事葉以從將其葬于蓮花山下。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椿仰慕宋濂大名，遷葬成都華陽縣東十五里。成化年間，遷葬成都東門外。

朱祐樘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四川省巡撫馬俊以宋濂的功勞上奏皇上，乞請明孝宗體恤審察。于是，明孝宗便將此事下到禮部商議，恢復宋濂原官職，每年春秋兩季在其所葬之地舉行祭祀。正德年間，又追封謚號“文憲”。

主要思想與影響

理學思想

宋濂的理學思想融匯百家，理學傾向頗有爭論。同時，宋濂也曾談到格物致知，但未論述其具體的方法、步驟。他的幾位老師，黃溍、柳貫、吳萊、聞人夢吉等，皆為朱熹后學弟子，可謂是朱學正宗嫡傳。也有人認為宋濂治學方法簡單直接，與北山四先生的繁紆[yū]并不相同，而是與宋陸九淵、元吳澄接近，當為陸學正傳。宋濂又對呂祖謙非常推崇，受其影響，他對經學和歷史學都很重視。

從宋濂的天道觀來看，他認為天地之間存在著玄妙莫測的道，道無形無象，但又永恒存在。道是萬物化育流行的來源，具有本體意義；而氣則是道與萬物之間邏輯上的中介，元氣分為陰陽二氣，二氣的相感相應生成天地萬物與人。這與程朱以理（即道）為天地萬物的本體是一致的。但同時宋濂又特別重視心的作用，認為心為“萬理之原”，“無大不包，無小不涵”，理與物皆為心中本來具有，這又與陸學“心即理”近似。宋濂的治學方法包括持敬、主靜與致知，主張“用致知為進學之方，籍持敬為涵養之地”，強調道問學與尊德性的統一。他在本體論、方法論上對朱、陸二家之學的和會是元代以來朱、陸合流到明中期王學出現之間思想嬗變進程中的重要一環。宋乾、淳之際，呂祖謙在金華麗澤書院授徒講學，開創金華學派。金華學派的學者多博學多識，務實致用，注重經史之學。宋濂對呂祖謙非常推崇，受其影響，他對經學和歷史學都很重視。他認為“六經皆心學，心中之理無不具，六經之言無不該”，必須以理視經，才能避免文章家以及漢儒治經中的膚淺、支離之病。關于經史關系，宋濂提出經史不可“歧而二之”的觀點，從而抬高了史學的地位，肯定了治史的必要性。因此，宋濂的理學思想是和會朱陸、兼及呂學。

佛教思想

宋濂與佛教的因緣頗深，自幼就對佛教有著濃厚的興趣。成年以后，他廣閱佛典，著有參禪之作，并與高僧大德過往頻繁，為他們創作了大量的序跋碑銘等文章。對于佛教內部的宗派分歧，宋濂主張教禪雙修，各派內部不應同室操戈，互相攻擊。在儒釋關系上，他堅持儒釋一貫，肯定佛教在輔助治化方面的作用，并援佛入儒，以儒釋佛，對儒釋二家的思想進行會通。

道家、道教思想

宋濂自幼就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影響，更是曾入仙華山為道士，與道教徒的聯系廣密，創作的與道家、道教有關的文章有六十余篇。宋濂從儒家的立場出發，肯定了道家、道教有補于治化的作用。他認為道家、道教遠可以治國、近可以修身，為有益之學。他以戰后民生凋敝的西漢初年，統治者以“清靜”“無為”之教治理天下，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國力快速恢復；東漢張道陵創建的道教有千年而不絕，其子孫成為朝廷高官福運相承等為例，舉證說明遵守道家規范可治天下。受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影響，又提出了“弗擾”“弗逸”“弗察”“弗煩”的政治主張。宋濂還以老子的道家方法修身，稱君子要獲得敦厚、質直、樸素的純樸之德，就要如嬰兒一樣，通過清虛自守、排除物欲以“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從而回歸自然無欲的本然狀態。宋濂還吸收莊子的“無用之用”的思想，他以大象、河蚌、翠鳥、松樹、犀牛、麝、雉等的命運為例，說明物以有用而受到傷害，君子要想安順處世，也要尚柔貴謙、與世不爭。宋濂年幼時體弱，與修道之士長期接觸，并且熟讀大量道教典籍，會用道教的存神、服氣之術來養生保健，還會道教的內丹修煉術。對于道教徒的禱雨役雷之術，宋濂也加以認可，肯定他們在感鬼神、御災難方面的積極作用，但他卻以儒家的天人感應理論來加以解釋。對于道教的南北宗之別，宋濂主張雙修雙證，反對將“性”“命”歧而二之，以辯證的態度看待道家。著有《祿命辨》，表明自己不相信星相占卜之術。但是他的其他文章如《贛州圣濟廟靈跡碑》就記載了廟中的種種靈異之事，這是他的自相矛盾之處。宋濂認為道家學說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有不少消極之處，例如，對后世道家學說中滅棄人倫這一點，以及道家宣揚長生不老、迷惑帝王的方術之士，應該予以揚棄。

文學思想

元代在學術上融會貫通，隨著理學“流而為文”趨勢的形成，出現了“理學與文學兩相浸潤”的局面。與之相應，在文道關系上，也表現出文道并重、文道合一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宋濂的文學觀念形成了義理、文章、事功三者為一，體現出對理學家、古文家文學觀兼容并蓄的特點。宋濂的文學思想沿襲著宋代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其文章中反復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的思想，在其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同時，因受佛、道影響，部分作品有消沉、感傷情緒。宋濂的文學思想中，有消極保守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積極因素。

文道合一

宋濂所理解的“文”與“道”都是廣義的，不管是“天地自然之文”，還是表現物理、發明事功的“辭翰之文”，都離不開支配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的規律，也即廣義的“道”。所以，先有道后有文，但道無形無象，必須靠文才能夠彰顯。宋儒論文、道關系，多倡“文以載道”之說，有因道廢文的傾向；北宋中期以后，歐陽修、曾鞏等古文家已開始向文傾斜；到了“三蘇”，道偏于藝術規律的行文之道，失去與文抗衡的地位，消融于文之中。宋濂對兩家的觀點進行了會通，認為道無所不在，充塞天地。但道并不易明，釋經也可以明道，作文也可以明道，不能因文害道，也不可因道而廢文。

宋濂認為文有三等：上等之文即是理學家之文，中等之文即是古文家之文，而對專以文辭為能事則為下等文。宋濂受金華學派務實致用的思想影響，在道與文兩方面都主張尚用，他認為文章可以明道、立教，輔俗化民，能夠達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效果。

宗經師古

宋濂早年有志于文言文辭，曾熱衷于學習司馬遷、董仲舒、揚雄、司馬相如、韓愈、歐陽修、蘇軾、曾鞏等諸家之文。后來，他師從“儒林四杰”之一的黃溍。對于他重文輕道的傾向，黃溍曾教誨他學文要以六經為根本，而司馬遷、班固的二史是文章的波瀾靈動之氣，這番話使宋濂驚覺頓悟，于是他把筆硯全都銷毀，找來六經重新學習，形成了宗經的文學觀。宋濂堅持文道合一，而圣人之文則是闡明道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六經又是圣人之文的經典，因此為文應效法圣人，以六經為楷式，若為文而背于經，專以文辭華美為工，則非文。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列舉了九種乖經背道的情狀，認為它們都屬于“非文”一類。他提出了兩項原則：首先，要洞曉六經的義理，從而掌握判斷和評價人情、事理的標準，從而使文章的內容與六經相符；其次，在形式方面，要學習六經的文法。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稱后代各種類型的文體都可以在六經中找到它們的源頭。宋濂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并在其基礎上指出“五經各備文之眾法”。宋濂的復古主張，不但要通過宗經以顏師古之道，還要通過宗經以師古之文。

為文必在養氣

宋濂的理學思想很重視氣，如果能夠正確地培養擴充它，就可以與道并存。以道為中介，他進一步把氣與文溝通起來，提出了“為文必在養氣”的作家修養論。他主張君子要“攻內而不攻外，圖大而不圖小”，所謂“攻內”“圖大”就是指養氣，即涵養創作主體的道德精神。他對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觀點進行了發揮，認為文由心生，而心則“主乎身”，“為文必在養氣”的觀點也受到了孟子“知言”、“養氣”和韓愈“氣盛言宜”思想的影響，要獲得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就必須用正義去培養它，使之充溢上下四方，無所不在。有了這種浩然之氣，就能夠辨別各種錯誤的言辭。宋濂又把處于不同環境下作家所創作的文章分為山林之文和臺閣之文。隱于山林者創作的文章文氣瑟縮而枯槁；身處廟堂者創作的文章雄壯富麗，文氣的差別，并非上天所賦之才不同，而是“所居之地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詩文本出于一原

文道合一的文學觀念也影響到宋濂的詩學觀。他論詩強調詩歌的倫理教化功能，認為詩與文在內容及功能上具有一致性。他認為詩與文的區別只在音樂屬性上，反對后世的儒者、詩人之分，認為這導致了“仁義道德之辭”成為詩家大忌，而“風花煙鳥之章”則充斥于詩作，主張詩歌在內容上要與文一樣，“無纖弗，無鉅弗涵”，不能排斥“仁義道德之辭”。詩歌要以得其“性情之正”為標準，有補于治化。宋濂認為《詩》三百篇正是雅正平和的典范，作詩欲得“性情之正”，必須以《詩》三百篇為宗。可見，宋濂的“詩文本出于一原”論的實質就是主張詩歌要“載道宗經”，發揮經世致用功能，為其文學事功論張本。

主要作品

宋濂以文知名于世，散文創作成就較高者主要是傳記文、寓言及游記文等。作有《孝經新說》《周禮集說》《諸子辯》《龍門子凝道記》二十四篇、《潛溪內外集》三十卷、《鑾坡集》二十五卷、《蘿山吟稿》二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五卷、《洪武圣政記》二卷、《朝京稿》五卷等。還著有《篇海類編》20卷，《洪武正韻》16卷。他曾主編《元史》210卷。除《洪武圣政記》一向單行及《元史》集體所撰外，其它作品后合刻為《宋學士全集》（亦稱《宋文憲公全集》或《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其中《送東陽馬生序》收錄于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九年級下學期文言文單元。有明一代，開私家藏書風氣者，首推宋濂。

人物評價

元代文學家柳貫：吾邦文獻，浙東地區為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后來繼者，所望惟景濂耳。

元明政治家文學家劉基：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

元明文人陶安：臣謀略不如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元末明初詩人、文學家、書畫家楊維禎：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著書凡千萬言，文師性，性師道，道師先圣先王，未嘗以某代家數為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為吾文之體。

明朝官員王：①曠不簡飭。賓客不至，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方羊梅花閑，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嶺云出，沒巖扉閑，悠然自樂，世俗生產作業皆不暇顧。其為人與文如此。 ②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前無古人，使其生（司馬）遷時，與之相頡，不知其孰先后矣。而其足跡未嘗逾鄉里，豈世之稱遷者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后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異耶。

朱元璋朱元璋：①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明史》引）②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祎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祎；學部之博，祎不如卿。③純臣哉爾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

明朝思想家方孝孺：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鑒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于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后昆。公之所能者，皆眾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眾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后天地而長存者乎。

朱瞻基朱瞻基：洪武年間，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年，則有解縉、胡廣。

明朝刑部尚書彭韶：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流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御敵輔夏。正我綱常，功在萬世。其曷敢忘。

清代官員張廷玉：①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后，師友講貫，學有本源。宋濂、王袆、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格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矣。②太祖既下集慶，所至收攬豪雋，征聘名賢，一時韜光韞德之士幡然就道。若四先生者，尤為杰出。基、濂學術醇深，文章古茂，同為一代宗工。而基則運籌帷幄，濂則從容輔導，于開國之初，敷陳王道，忠誠恪慎，卓哉佐命臣也。

軼事典故

母夢異僧

宋濂未出生前，他母親曾夢見一僧人，手寫經書告訴她，他是永明的僧人永明延壽，想借此室以終了此卷。宋濂的母親夢醒后宋濂便出生了。因此宋濂自覺與佛教很有因緣。

借書守信

宋濂少時好學，但家境貧寒無書可讀，只能向家里有藏書的人借閱抄錄，算好時間去還。天氣寒冷時，硯臺結冰，手指凍到無法屈伸，宋濂仍然堅持抄寫，抄寫完馬上送回，不敢逾越約定的還書日期。于是很多人都愿意借書給他，他也因此遍觀群書。

誠懇謹慎

宋濂性情誠懇謹慎，對朱元璋非常忠心，二人的交談對話，絕對不會告訴別人。應制所寫的作品，也會將其草稿刪毀。曾在居室的墻壁上寫“溫樹”二字，有人向他問及宮內之事，他指二字來給他們看。宋濂在朱元璋面前所陳說的事情，質樸無隱，就算是家事，只要朱元璋有問，他也一一回答。朱元璋曾說：“人君就像父親、像天一樣，難道可以欺騙他嗎？”宋濂曾與客人飲酒，一次明太祖讓人暗中監視宋濂，第二日問宋濂昨日是否飲酒，誰去做客，吃了什么食物，宋濂都如實相告，明太祖笑著說宋濂不會欺騙他。宋濂常常告誡子孫說：“皇帝的恩德就像天地一樣，要怎樣回報呢？只有做到誠敬忠勤，才稍微可以貢獻出萬分之一罷了。”后來明太祖又問他群臣誰是好人，宋濂只舉出那些好的大臣，稱好的臣子是朋友，知道底細，不好的人沒交往不知道。

黍子寫字

宋濂相貌豐偉，滿臉美，眼睛卻很明亮，能在一粒米上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

勸諫天子

主事茹太素上書萬余言，太祖大怒，以此詢問廷臣的看法。有的大臣指責他為不敬，但宋濂卻認為茹太素是盡忠于皇帝的，勸諫皇帝廣開言路。不久之后，太祖翻閱茹太素的上書，覺得有不少可取之處，于是便將廷臣全部召來責問，又當場稱贊宋濂是賢者。

太祖寵待

宋濂陪伴太祖朝夕相處，十分受太祖重視與親近。閑暇時宋濂來見，太祖都要下令設座上茶。早晨見宋濂也會下令做膳招待，有問題也會反復咨詢他，常常談到夜半才作罷。宋濂不會飲酒，而太祖有一次硬讓他喝了三觴，使他醉得行不成步，太祖見他這樣，十分高興，并親自作《楚辭集解》一章，又下令詞臣作《醉學士詩》。太祖還曾調甘露入湯中，并親手舀給宋濂喝，說這能治病、延年益壽，愿與宋濂共享它。又詔太子賞賜宋濂良馬，同樣制《白馬歌》一章，命侍臣和詩。宋濂致仕時，太祖賞賜他《御制文集》及綺帛，問及宋濂為六十八歲，太祖讓他珍藏此綺帛三十二年，可作百歲衣。

聲名遠播

宋濂從小至老沒有一日不讀書，所以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齊名。朝廷的郊社聶氏宗祠山川百神之典，再到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勛巨卿碑記刻石之辭，都是委托委濂，所以人人推其為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登門向宋濂乞求文章的紛至沓來，外國貢使也知道他的聲名，多次詢問宋先生的身體狀況，高麗、安南、日本甚至出兼金購文集。四方學者都尊稱他為“司馬遷”，而不以稱姓氏。明朝時日本曾派遣使者奉敕請文，獻以百金，宋濂卻拒絕，太祖問他原因，他說天朝侍從之官接受小國禮金，這不是大國的做法。除此之外，日本人還大量購買、翻刻宋濂的文集。在國內已遺失的《蘿山集》便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發現了抄本。

馬皇后力救

宋濂因長孫宋慎連坐胡惟庸黨，當時宋濂已在金華老家，亦被執至南京定死罪。馬皇后與皇太子極力援救，馬皇后對朱元璋說：民間為子弟聘請老師，尚且以禮相待，更何況天子，而且宋濂久居家中，必不知情朝廷之事。”明太祖不聽勸，之后馬皇后侍奉太祖進食，不奉酒肉，太祖問她原因，她說：“妾身在為宋先生做福事。”太祖愴然的放下了筷子。第二日便宣布赦免宋濂死罪，安置到茂州。

與鄭義門之情

宋濂二十六歲時，接任老師柳貫、吳萊到浦江鄭義門家族的學堂東明精舍執教。浦江義門鄭氏是元末明初江南著姓大族，由五世祖鄭德璋創立，規定族中年滿十六歲者必須入學讀書。宋濂在此執教二十余年，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馀人，學成者多得高官厚祿。宋濂出仕后還向朱元璋稱贊鄭氏家風，給朱元璋留下了良好印象。在其影響下，朱元璋曾多次詔見鄭氏族人，賜書、授官并免稅賦。鄭氏家族能與朱明王朝建立起良好關系，宋濂可謂功不可沒。宋濂還參與了鄭義門《鄭氏規范》的整理增訂工作，增補了睦族恤鄰和戒勉之訓，強化了優老、出仕、不惑釋老之說，從而把家規提到一個新高度。對于宋濂為鄭義門所作的貢獻，鄭氏族人銘記不忘。

鄭義門的孝義之風、重教傳統、豐富藏書等也使宋濂受益匪淺。宋濂在鄭義門得藏書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學成著書不下千萬詞句。宋濂的許多文稿，如《潛溪集》《浦陽人物記》《燕書》《蘿山雜言》《龍門子凝道記》等均作于教授浦江之時。鄭義門還幫助宋濂編集文稿，并付梓刊行，如宋濂《潛溪集》十卷、《潛溪后集》十卷，《宋學士續文粹》十卷、《宋學士續文粹》十卷等均是鄭氏門人編集刻印。在長期交往中，宋濂與鄭義門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他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鄭源之子鄭棣。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宋濂攜全家遷居浦江，與鄭氏為鄰。

人物關系

后世紀念

宋濂故居

宋濂故居遺址位于浙江金華市金東區傅村鎮上柳家村，故居遺址約1268平方米，“宋濂故居遺址”的石碑則在潛溪南岸、始建于南北朝時期的古老寺廟禪定寺的一片農田里立著，由1996年底金華縣政府豎立的。但當地的村民稱真正的宋濂故居并不在石碑豎立的地方，而是石碑的后方，禪定古寺的西北角，那里古代叫作宋宅村，宋濂整個家族都住在那兒。宋濂在《蘿山遷居志》一文中稱：“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潛溪，其地在縣東七十里禪定院側。”因當時金華縣政府撥款確定宋濂故居的位置，最后于禪定古寺的西北角挖到了古建筑的瓦片，方才確定宋濂故居遺址。這里是宋濂的出生地，他于此度過了人生最初的二十年。據愛新覺羅·旻寧《金華縣志》載：“元至正十年，濂復遷居浦江青蘿山，匾曰潛溪，示不忘本也。十九年，還居潛溪。”

凈居寺路

凈居寺路位于成都東二環外，因古代凈居寺得名，宋濂的墳墓就在這里。因為宋濂之故，凈居寺在明代聞名，與武侯祠、青羊宮等齊名的大寺廟，但現寺廟已不復存在。王士禎的《秦蜀驛程記》中這樣記載：“過橋至凈居寺，氣象疏豁。入山門為明王殿，次彌勒佛、次大雄寶殿，皆有畫壁。最后藏經閣。西出為文殊殿，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有宋文憲公（濂）像。殿后文憲墓，高如連阜，其上修竹萬竿，扶疏櫛比，無一枝橫斜附麗。”

宋濂祠堂

宋濂祠堂位于浙江金華蘭溪市梅江鎮宋宅村。祠堂里掛著宋濂的名篇《送東陽馬生序》，在祠堂之上，則是高懸的三塊匾額“開國元儒”“太史第”“文憲公”。兩邊長廊，詳細描繪了宋濂跌宕坎坷又波瀾壯闊的一生。正中央，則是一尊宋濂彩塑造像。2005年蘭溪市政府公布宋濂祠堂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但因無人修繕而破敗不堪，后2010年由柳貫21世子孫柳哲發起的宋濂700周年紀念活動的呼吁而得到重視，并修繕一新。并在浦江縣鄭宅鎮有一條宋濂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