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系明朝初年宋濂等人奉敕撰修的紀傳體斷代史，是一部比較系統地記述蒙古族興起和元代興衰歷程的官修史書，載錄了從成吉思汗建國到元朝政權滅亡期間一百六十余年的歷史，為中國“二十四史”之一。
《元史》開修于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開局于南京天界寺，成書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七月，中途曾一度因史料缺失閉館擱置六個月，修工程實則全程歷時三百三十一天。全書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傳九十七卷，共成二百一十卷。《元史》撰修以時任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袆為總裁，陶凱、趙壎、謝徽、朱右、朱斑、徐尊生等三十人一道秉筆纂修。
明朝所撰《元史》，主要以元代《十三朝實錄》《經世大典》《國朝名臣事略》等為依據，一并輯取元人文集所撰文帖石碑等著述撰修而成，是為后學研究元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同時，因《元史》成書倉促，照搬前朝史書，內容繁簡失當，撰修多有謬誤等潛在的缺憾不足，自朱元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刊刻傳世至今，頗受歷代史學家詬病攻訐。
撰修背景
朱元璋登基稱帝初年，元順帝雖然敗退北撤，但仍保有一定的軍事實力，李思齊、張良臣、王保保等殘元舊部實質占據北地南疆多地，維系著小朝廷的統治局面，史稱“北元”。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為昭告天下元朝即已滅亡，招攬招撫殘元舊部，聚攏收服天下民心，鞏固明朝統治根基，宣揚大明江山正統的合法性，朱元璋遂依勝國修史的成例詔修《元史》。
李善長則在《進〈元史〉表》中開明宗義地指出，修史乃“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頗為直白地道出了明修《元史》的真實意圖，即旨在“宣揚元朝滅亡、昭告昭仁公主正統、鞏固明朝統治”。
主要作者
李善長（公元1314年-公元1390年），字百室，安徽定遠人。早年承習法家之言，足智多謀，頗有才具，因輔佐朱元璋創建明朝有功，累官至左柱國、丞相，封韓國公。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奉命監修《元史》。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時年77歲的李善長，因牽連胡惟庸案被誅。
宋濂（公元1310年-公元1381年），字景濂，號潛溪，浙江浦江人。自幼聰敏好學，曾先后師從元代著名學者夢吉、吳萊、柳貫、黃溍等人，學識頗為淵博，文章簡潔明澈，系元末明初時期文學家，明初時受朱元璋禮聘，被尊為“五經”師。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受命出任總裁官，主持撰修《元史》，后官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因其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案，全家悉數流放四川茂州，翌年中途病死于州（今重慶市），卒年72歲。宋濂生前著述頗豐，現有《宋學士文集》流傳于世。
王袆（公元1322年-公元1374年），字子充，號華川，浙江義烏人。自幼聰慧機敏，以文章著稱于世，呂振羽宋濂同拜于柳貫、黃溍門下，被朱元璋合稱為“浙東二儒”，后一道奉命出任總裁官，主持撰修《元史》，一度官至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正月，奉詔出使云南省，招降元梁王孛兒只斤·把匝剌瓦爾密，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元1374年2月5日）遇害，終年52歲。朱祁鎮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追封為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賜謚“忠文”，世稱“王忠文”。
成書歷程
第一階段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府（今南京）稱帝，定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同年農歷閏七月，元順帝逃亡漠北，元大都隨即破城；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朱元璋詔修《元史》稱，“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這一階段，宋濂、王袆帶領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壇、曾魯、高啟、趙仿、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綺，傅著，謝徽等16人同為纂修，在元代著名寺院南京天界寺開設史局，以元代《十三朝實錄》《經世大典》等為史料，正式開始撰修《元史》，全程歷時188天即完成了“上至孛兒只斤·忽必烈，下至元趙擴”時期的元史編撰，修成本紀37卷、志53卷、表6卷、列傳63卷、目錄2卷，累計成書161卷。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啟動《元史》撰修之際，由于明朝尚未完成國家統一，元明兩軍依舊戰事不斷，元順帝一朝36年的史料缺失，所以后續撰修工作便暫時擱置。
第二階段
朱元璋接到李善長《進〈元史〉表》奏報后，隨即派遣歐陽佑、黃盅(zhōng)等12人趕赴各地搜集元順帝一朝史料。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重開史局，照舊任用宋濂、王袆為《元史》撰修總裁官，新招趙孀、朱右、貝瓊、朱世謙、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等14人為纂修，直至同年七月新增續修本紀10卷、志5卷、表2卷、列傳36卷，后與第一階段所修161卷拆并成書，通計全書210卷，完整記述了從成吉思汗建國到元朝政權滅亡期間160余年的歷史。
內容概要
《元史》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內有《本紀》47卷、《志》58卷、《表》8卷、《列傳》97卷，共成210卷，在中國“二十四史”中體量排名第五。
《元史·本紀》記述了從元太祖孛兒只斤·鐵木真到元順帝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時期蒙古族興起和元代興衰的重大歷史事件。全書以帝王更迭為體，按照時間推移的順序，運用編年體敘事的行文邏輯，較為詳細地載錄了元太祖、太宗、定宗、憲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寧宗、順帝等元代14帝的言行政績，并以此為全書總綱。
《元史·志》記述了天文、五行、歷、地理、河渠、禮樂、祭祀、輿服、選舉、百官、食貨、兵、刑法等13個方面的內容，對元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典章制度作了比較詳盡的梳理，保存了大量較為原始的珍貴史料，且因元代《十三朝實錄》失傳已久，《經世大典》業已大多散佚，故《元史·志》對于后世研究元朝典制尤顯珍貴，但記錄《元史》纂修史料來源的《藝文志》缺失。
《元史·表》作有后妃、宗室世系、諸王、諸公主、三公、宰相年表等六表，以表格和按語結合的方式，記述了元代一朝的眾多人物和史實，因其大多取材于屆已多有散佚的《經世大典》，故此同樣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
《元史·列傳》置有后妃、宗親、儒學、良吏、忠義、孝友、隱逸、列女、釋老、方技、宦者、奸臣、叛臣、逆臣、外夷等人物傳記，人物分類與歷代正史并無二致，但《釋老傳》專記佛道二事，是為《元史》撰修的一個首創；列傳編排以蒙古、色目人居前，漢人、南人居后，也是為《元史》撰修的一大特點。與此同時，《元史》所撰列傳部分，也存在“宗室外戚漏失嚴重，開國群雄傳完全缺失，宰相權臣立傳者不足半數”等問題，元史藝文傳和西南少數民族傳缺失同樣是為明修《元史》的一大憾事。
版本流變
《元史》成書于朱元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傳世至今已經600多年歷史，其間歷經數次刊刻印刷，現為史學界所廣為使用的主要有：明洪武本、明南監本、明北監本、清殿本、清道光本、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等。
明洪武本
明洪武本系《元史》祖本。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月十三日，宋濂在其所作《宋濂目錄后記》中稱“今鏤板訖功”，即《元史》修成三個月后便開始鐫刻出版，這就是最早一版的《元史》祖本了。已知現存的《元史》祖本，僅有北京圖書館所藏原書一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殘本140余卷，商務印書館藏影印百衲本《四史》所得殘本99卷。
明南監本
《元史》南監本刻成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明嘉靖初年，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人奏請校刻史書，取用洪武本原版《元史》進行勘校，對損壞的版頁進行了修補重刊，一般板心刻有嘉靖八、九、十年補刊字樣，此即為明南監本。明南監本后續的遞修補刊工作一直持續到清代初年。
明北監本
朱翊鈞萬歷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起，北京國子監開始重刻涵蓋《元史》在內的《二十一史》，總體依照明嘉靖年間南監本再次進行刻板刊印，最終在萬歷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竣工。明北監本整體版式編排比較整齊，但不如南監本形制古雅，且校勘不精、妄加擅改，較南監本誤更甚，清康熙曾對北監本進行修補，總體質量仍不及南監本。直至清乾隆武英殿本《元史》刻成后，明北監本便已鮮有刊刻發行。
清殿本
清高宗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愛新覺羅·弘歷下令重刻《二十一史》《十三經》，武英殿遂依明北監本對《元史》進行了比較詳盡的校勘，且刻工、紙張、印刷均趨于上乘，世稱“殿本”；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武英殿取用四年刊刻的殿本原版，在沒有進行嚴肅校勘的情勢下，對《遼史》《金史》《元史》大加改動，鐫刻人員隨意增刪文字、挖改殿本本版、錯譯錯用蒙文，致使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重刻《元史》錯誤百出、面目全非、嚴重失實，被后世史學家定義為“《元史》各種版本中最差的一種”。
清道光本
清宣宗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清政府下令重新刊刻《二十四史》，武英殿在《遼史》《金史》《元史》后增附了《國語解》，同時又對《元史》作了更進一步的增刪改寫，其中不乏變本加厲的肆意訂改，但也進行了許多有史實根據的校勘修訂。此后數年間，又先后重刻刊印有《元史》五局本、《元史》石印本。
商務印書館百衲本
《元史》百衲本系近現代國學大師張元濟主持輯印，由商務印書館1935年正式出版發行，因其集宋、元、明、清等歷朝歷代刊印的《十七史》至《廿(niàn)二史》可見本為底版，擇善而從之，殘缺不全者則以他本配之，故稱為“百衲本”。百衲本《元史》以99卷殘洪武本和南監本合配影印，在現有流通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原貌，但其中也有部分描修的錯誤。
中華書局點校本
《元史》點校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當代元史大家翁獨健等主持校勘的新一版《元史》，中華書局于1976年正式出版發行。校勘過程中，工作人員以百衲本為底本，取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洪武原本、北京大學館藏洪武殘本、北京圖書館藏南監本對《元史》內容加以校正，一并參考北監本、殿本和愛新覺羅·旻寧本對《元史》版本加以校勘，同時廣泛借鑒吸收了明代胡粹中所作《元史續編》、清代邵遠平所作《元史類編》、魏源所作《元史新編》、錢大昕所作《廿(niàn)二史考異》等既有史學研究成果，從而使得許多史料中的訛倒衍脫問題得以校正，是為當下比較的好《元史》流通本。
歷史影響
政治影響
《元史》撰修在思想認知上，大體繼承了元代一貫主張的道學思想，并視其為評判歷史、是非曲直的最高標準，對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乃至于推崇備至。《元史》撰修從歷史唯心主義出發，盲目地將“天命”定義為推動歷史發展的源動力，把帝王奉為“天命”的體現者和歷史創造者；錯誤地將維護封建制度的“三綱五常”論，定義為亙古不變的“天理”，繼而引為明朝正統思想加以宣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明王朝的封建統治。
史學影響
《元史》自成書起，因其自身的種種缺憾，而頗受史學界詬病，但從史料的角度看，仍有較大研究價值。史學界普遍認為，《元史》史源主要涵蓋兩個部分，元太祖至元寧宗十三朝，主要摘抄自元代《十三朝實錄》《經世大典》《國朝名臣事略》等史料；元順帝一朝，主要采編自明太祖洪武二年在全國范圍內搜尋得來的各類史料。元代《十三朝實錄》《經世大典》均系元代官修史書，且元代統治者也大體繼承了唐宋以來官方修史的傳統和制度體系，在修典治史方面總體業已頗為嚴謹，采編收錄材料顯然具備相當的可靠性。在當下元代《十三朝實錄》早已失傳、《經世大典》大多散失的背景下，大量取材于此而成書的《元史》，顯然對于研究元代歷史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元朝史學家蘇天爵所纂《國朝名臣事略》，歷來頗受史學界稱譽和認同，后任《元史》總裁官的王袆曾對《國朝名臣事略》進行增補，于元順帝年間寫成現已失傳的《國朝名臣列傳》一書，《元史》部分列傳史料輯錄于此，可信度自當不會太差。
在當代史學家看來，盡管歷代史家對《元史》一書多有非議，但《元史·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孛兒只斤·圖帖睦爾時期虞集主修《經世大典》一書的原貌。《元史》的傳世，對于當代史學家探究元代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法制等典章制度的發展變遷具有重要意義。同樣鑒于元代官修傳記原稿與元人墓志行狀家傳等早已失傳，而草率成書的《元史》恰恰以不合乎修史慣例的方式，將這些較為原始的史料通過摘抄、輯錄的方式保存了下來，使之能夠傳世至今而被當代與后世學者得見和運用，反而較之那些經過較多加工潤飾的“正史”更具價值。
歷史評價
明朝時期
《元史》自朱元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修成刻印，流傳至今已有六百多年歷史。古往今來，史學界對《元史》始終不乏批評攻訐者。清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介紹《元史》稱：“書始頒行，紛紛然已多竊議，后來遞相考證，紕漏彌彰。”《元史》成書不久，曾參與撰修工作的學者朱右即作了《元史補遺》；朱棣永樂年間，學者胡粹中又著有《元史續編》，學者周復浚也撰有《元史弼違》一書，實則是以補遺、續編、正誤、弼違等方式隱晦表達了他們對官修《元史》的不滿。朱元璋晚年，其本人也認為早年所修《元史》并不理想，隨即指示解縉等人補修《元史正誤》一書，對《元史》中出現的各種謬誤進行補正。解后來也曾在《與吏部侍郎董倫書》中表示“元史舛誤，承命改修”。
清朝時期
清朝建立以后，學界評判《元史》不再保有任何顧慮，言語之間顯得尤為犀利。清代大學者顧炎武曾直言批評《元史》：“諸志皆案之文，并無熔范”“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脫漏年者”，又有“一人作兩傳”者；清代乾嘉學者錢大昕也曾抨擊稱：“修《元史》者，皆草澤腐儒，不諳掌故”，下筆撰書修史“無不差謬”“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漏劣，亦無如元史者”；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則對明修《元史》尤為不屑，徑自坦言“元史不待觀書而知其無節度矣”，直指《元史》撰修繁簡失當的弊病。清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更是在提要中，點名痛批明修《元史》刪除《藝文志》一事，繼而進一步表達了對明修《元史》的不滿。清代知名學者朱彝尊(yí)尊的看法則有所不同，他認為“明修《元史》，先后三十史官，類皆宿儒才彥”，而《元史》之所以謬誤百出實為急于成書所致，并非撰修班子人選不合適。
近現代時期
近代思想家魏源認為，“《元史》成于明初諸臣潦草之手”“為從來未有之穢史”，所書內容“在諸史中最為荒蕪”，后曾作有《元史新編》一書，意欲取《元史》而代之，其對《元史》的指摘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韓儒林等現代史學家則認為，《元史》倉促成書有其主觀和客觀原因，同時因其大篇幅取材于《元朝實錄》《經世大典》等官修典籍，為后世研究元朝史保存了大量值得珍視的史料，尤其對后世研究元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變遷等發展史實與規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些方面都是應該予以肯定的，全盤否定《元史》的史學價值顯然有失公允。《中國大百科全書》指出，《元史》的主要問題有“隨得隨抄、前后重復、失于剪裁”“時見抵”，但作為研究元代歷史的史料來看，《元史》反而要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價值更高，不可予以全盤否定。
后世研究與衍生作品
元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完成的大一統朝代，對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和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元朝的歷史地位同樣決定了元史的研究地位。明修《元史》成書以來，雖屢遭歷史學界詬病，但因其自身具備較高史學價值和諸多亟待澄清的史實，故此仍被視為研究元史的最基本史料，而深受國內外歷史學者所關注。
明朝時期，史家研究《元史》多以補遺、續編為主。比較知名的有，《元史》纂修朱右所作《元史補遺》，解縉等人所作《元史正誤》；朱棣永樂年間，學者胡粹中所作《元史續編》，學者周復浚所作《元史弼違》等著述，總體處于修修補補階段。
進至清代，《元史》研究日趨興起。崇德年間，皇太極曾命希福等人以滿文翻譯《元史本紀》，后又詔令將滿文《元史本紀》譯為蒙文，內容與滿文本相一致。康熙年間，學者邵遠平在其祖父所撰《宏簡錄》的基礎上，廣泛涉獵《元文類》《元典章》《經世大典》等書，兼采元人文集等眾家所長而用之，寫成《元史類編》（又名《續宏簡錄》）一書，對明修《元史》做了大量的補遺補正工作。乾嘉年間，考據學發展如火如荼，學者錢大昕等人更進一步，開始運用考據學方法研究元史，寫成《補元史藝文志》《補元史氏族表》《廿(niàn)二史考異》等著作多部，并勵志重寫《元史》而另辟《元史稿》一百卷，雖最終未能成書傳世，但仍對《元史》研究頗具貢獻。同一時期前后，成書的還有學者趙翼所作《廿(niàn)二史札記》，學者汪輝祖所作《元史本證》等著作，校勘糾正了明修《元史》中的諸多謬誤，為后世了解和研究元史提供了便利。
及至近代，《元史》研究漸次興盛。繼乾嘉學派錢大昕之后，學者魏源開始博采中外史料，發奮矢志重寫《元史》，生前作有《元史新編》95卷，但未及完稿人即離世，清光緒末年始有刊本。后有魏源同鄉曾濂，以《元史類編》《元史新編》為底本寫成《元書》102卷，二書史學界總體評價不高。十九世紀末，洪鈞出任清廷駐德俄奧荷公使之際，受到歐洲蒙元史研究影響，開始利用俄譯《史集》等外文著作展開多語境下的元史研究，所撰《元史譯文證補》一書頗受學界歡迎和稱頌，被譽為開創了文言文文獻與域外史料互證研究元史法。此后數年，又有學者屠寄、柯劭忞(mín)融合中西史料，編成《蒙兀兒史記》160卷、《新元史》257卷，當代史學界對此褒貶不一。
二十世紀以來，隨著大量域外史料的傳入和運用，《元史》研究更加趨于縱深發展。這一時期，先后涌現出了王國維、陳垣、陳寅恪、韓儒林、翁獨健、邵循正等諸多元歷史學大家，中原地區元史研究方向也漸次從傳統史學轉向實證史學，元史研究方法也更多趨于漢文、藏文、蒙文、波斯文等多語言文字史料的比較和互證研究。元史學界也一改過去重修紀傳體《元史》的努力，轉而更多地注重發掘《元史》一書本身的史料價值，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的《元史》點校本即為典型代表。放眼當下，中國現已形成“中國社科院、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內蒙古大學、南開大學、清華大學”等多個元史研究重鎮；2017年內蒙古自治區社科院和南京大學合作編成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基金重大項目《〈元史〉匯注》，中國社科院和北京大學聯手推動的最新一版《元史》修訂本，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領銜編纂并即將刊行的“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元史》，均系《元史》當代研究的最新理論成果。歐美、日韓、俄羅斯、印度、伊朗、土耳其等世界多國亦有學者長期從事元史領域學術研究，不斷有論文專著推陳出新。
撰修軼事
自詡為賊鬧烏龍
《元史·脫脫傳》曾載：“元至正十四年十一月，脫脫領兵至高郵，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cù)。”后據史料考證表明，屆時駐扎江蘇六合的實為朱元璋部，此處所稱之“賊”即指朱元璋所率紅巾軍。不過，《元史》撰修的這一謬誤終明一朝均未被統治者發現，否則很可能會引來殺身之禍。
清廷改篡成笑談
清高宗乾隆年間，王祖庚、陳浩等人奉命重新刊刻《元史》。按照《元史》明北監本進行校勘期間，王祖庚等人在不了解《元史》歷經兩次撰修方才成書的情勢下，僅憑李善長第一階段修史結束之際所作《進〈元史〉表》，開列記載各類分卷數目與《元史》實際刻印分卷數目前后不一的問題，未及進行嚴謹史料考證便擅自推定開罪前人，草率將李善長當年所作《進〈元史〉表》直接纂改，最終卻是弄巧成拙，反倒淪為史學笑談。
參考資料 >
元史本紀.故宮博物院.2023-03-07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元史〉匯注》完成.光明日報.2023-03-10
“二十四史”視角下的《元史》編纂.光明日報.2023-03-07
李善長.故宮博物院.2023-03-16
宋濂.故宮博物院.2023-03-07
【感念師恩】陳得芝:韓儒林的元史研究.南京大學歷史學院.2023-03-11
推動元史研究邁上新臺階.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03-20
正史與《今注本二十四史》.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03-20
我國古代典籍“二十四史”又添“今注本”.新華網.2023-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