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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祖籍廬陵郡（今江西吉安），四川新都（今新都區）人。初號月溪、升庵，又號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真逸、滇南戍史、金馬碧雞老兵等。明代文學家、學者、官員，明代三才子之首。

楊慎出身官宦世家，父親是東閣大學士楊廷和。自幼擅詩文，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狀元及第，授官翰林院修撰。上疏勸諫武宗不該醉心玩樂，未被采納，于是辭官回鄉。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繼位，復任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嘉靖三年（1524年），與百官在宮門跪哭，阻止世宗封生父朱祐杬為“皇考”，觸怒世宗，被貶云南充軍。因父逝世曾短暫回鄉，在四川省、云南省等地輾轉，仍終老于云南永昌（今云南保山市市）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楊慎在昆明市（今云南昆明）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歲。朱載坖隆慶初年追贈楊慎為光祿寺少卿。朱由校天啟中追謚“文憲”。

楊慎在明代以博學才雄著稱，其著作達四百余種，后人輯為《升庵集》。他在滇南三十年，博覽群書。他對理學、心學的批判，揭開了明代批判唯心主義的序幕。他反對時人的空疏不學，導致了明清考據學的興起。在文學上，其詩沉酣六朝，攬采晚唐，創為淵博靡麗之詞，造詣深厚，獨立于風氣之外；而樂府首倡《花間》，影響隆、萬以下風尚，同趨綺麗。他的理論和創作引起了明代詩風的轉變，他在許多領域對后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人物生平

幼擅詩文

楊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祖籍廬陵（今江西吉安），明代三才子之首，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在京師孝順胡同出生。楊慎出身于官宦世家，從曾祖父開始便世代為官，四代中孕育了六個進士和一個狀元，他的父親是明武宗時期的宰相楊廷和。

楊慎七歲時，他的母親黃氏開始教導他學習唐詩以及書法，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一歲的楊慎與云南永昌張志淳之子張含訂為金石之交，此年他已開始創作近體詩。十二歲時便模仿名賢創作出《吊古戰場文》，他的叔父兵部侍郎楊廷儀見文中“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不禁擊節稱贊，他的祖父楊春閱后建議楊慎擬作賈誼的《過秦論》，這篇文章和賈誼的很多觀點都相契合，楊春閱稱其有賈誼之才。

弘治十四年（1501年）夏，楊慎跟隨父親從漢中市、西安市、邯鄲市等地回京，沿途著作《過渭城送別詩》《霜葉賦》《馬嵬坡》等詩記錄一路所看到的事物。這年秋天，楊慎跟隨進士魏浚學習，創作的《黃葉詩》得到茶陵詩派的首領、內閣首輔李東陽的大為贊賞，李東陽隨即將他收入門下，還稱他為“小友”，此后跟隨李東陽學習。

學優登仕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楊廷和主持會試，楊慎在旁服侍，看見分考官劉武臣指出一張考卷，認為此卷文章寫作刻薄。楊慎撿起查看后認為文章寫的很好，便拿給楊廷和查看，最后這名考生不僅被錄取，他的文章還被定為“詩魁”，即詩經考試第一名。此人正是崔銑，他知道此事后用“小座主”稱呼楊慎，二人結為好友。

朱厚照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楊慎從京師回到籍貫四川省參加鄉試，斬獲第一名。四川提學劉丙稱贊其為奇才，還聲稱雖然他不是歐陽修，但楊慎卻是蘇軾那樣的人才。九月，楊慎迎娶禮部主事王溥之女。正德三年（1508年），他攜妻子去往京師參加會試，本已被主考官王鏊、梁儲列為卷首，不料燭花落到考卷上燒壞，以致名落孫山。楊慎經此打擊，并沒有放棄，而是繼續刻苦學習，終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以殿試第一的成績考中狀元，當時他年僅二十四歲，之后任職翰林院修撰。

武宗即位以來，朝政一直被宦官劉瑾把持，楊慎見狀于是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上疏《丁丑封事》，在奏章中，他勸諫武宗不該醉心玩樂，隨意外出游玩。但武宗并不理睬，仍舊出宮游玩，疏于朝政。楊慎只得稱病告假，辭官回鄉。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朱厚照駕崩，因武宗無子，經懿安皇后及楊廷和商議，讓朱祐杬朱厚熜以武宗弟弟的身份登上皇位，即明世宗。完顏雍即位后，授楊慎為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楊慎參與修《武宗實錄》，充任纂修官。當時有臣張銳、于經等人犯下死罪，卻因繳納金銀而免除死罪。楊慎于是趁在經筵講課時，便特地講解《舜典》，稱圣人設立贖罪的法子，是讓沒有犯下大錯的人重新做人，但如果是大奸之徒，是沒有用錢財贖罪的道理的。世宗不愿聽到這樣的話，常常借故停止講書。

廷杖流放

按照皇統繼承規則，朱厚熜需要稱自己的生父朱祐杬朱祐[yòu]杬為“本生父”或“皇叔父”，尊孝宗為“皇考”。但他即位不久，便下詔令群臣議定朱祐杬為“皇考”，并且按皇帝的尊號和祀禮對待。楊廷和父子同許多大臣堅決反對，只有張璁、桂萼等新貴為迎合新帝，主張在孝宗與武宗之間，追封興獻王為睿宗，史稱“大禮議”。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楊廷和辭官歸鄉，““大禮議”再次興起。六月，楊慎和另外三十六個人上《乞賜罷歸疏》請求辭職，不愿與張璁、桂萼等“無恥小人”同列共事。完顏雍雖然大怒，但僅是罰扣他們的俸祿。七月十二日，朱厚熜正式下詔稱朱祐杬為“恭穆帝”。三日后，楊慎再次和滿朝大臣跪在宮門，這次帶頭八人被捕。楊慎和王元正仍舊在金水橋、左順門一帶大哭，抗議非法逮捕朝臣，聲徹宮廷。最終楊慎及一百三十四人被捕，楊慎被廷杖，隔十日，再廷杖一次。最終被罷官，發配云南永昌衛充軍。

其父楊廷和曾在任職期間，處理過許多違反法紀的官員。被裁撤的挾怨者于是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楊慎被貶的路上埋伏，想要殺害他。楊慎知曉后一路小心防備，到臨清縣時這些人才散去。楊慎每到一處，便借寫詩抒發胸臆，寫下《南枝曲》《山茶花》等詩。放逐期間，他仍關心民生，他不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為白族修史。他發現昆明市一帶有豪紳勾結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寫下《海口行》《后海口行》等詩進行抨擊。

嘉靖五年（1526年），楊廷和患病，楊慎回家探視，父親病好后，又返回永昌。聽說尋甸的安銓[quán]、武定的鳳朝文作亂，楊慎率領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趕到木密所，與副使張峩[é]用計平定鳳朝文起事。嘉靖八年（1529年）楊廷和在新都去世，楊慎獲準回鄉葬父。此后，他在云南省、四川省等地輾轉，得到地方官員善待，仍終老于永昌衛。朱厚熜因“大禮議”的原因，憤恨楊廷和父子，曾及楊慎近況，臣下聲稱楊慎年老且多病纏身，朱厚熜[cōng]才滿意。楊慎知道后，變得放浪形骸，常縱酒自娛。《樂府紀聞》記載他在閑暇時用紅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讓妓女扶著酒杯陪他游行。世宗朱厚熜一朝，曾六次頒布大赦，但都沒有楊慎，按明律楊慎本在六十歲可以歸鄉，但卻無人受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楊慎在黔國公沐朝弼的幫助下，舉家遷往四川，寄寓江陽（瀘州）。但不久后又被巡撫派四名指揮押回永昌。

逝世

楊慎流放云南三十年，一生潛心著作，著作宏富，《明史》稱其為明代第一。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1559年8月8日），楊慎在昆明戍所逝世，時年七十二歲，去世后歸葬家鄉新都。嘉靖四十年（1560年）冬，楊慎下葬在其父楊廷和墓旁。

朱載坖隆慶元年（1567年）追贈楊慎為光祿寺少卿。朱由校天啟（1621年—1627年）年間追謚“文憲”。

人物成就

文學

創作成就

詩歌

楊慎是一位學者兼文學家，于文學一道最為勤勉，他詩、詞、曲兼擅，著作豐富。他的詩集有《升庵詩集》《南中集》《七十二行戍稿》等，流傳至今的有兩千三百多首。楊慎詩學在明代文壇獨樹一幟，既反對復古派的沿襲，也不滿理學家的淺陋。楊慎主張詩道性情，認為詩歌是由于詩人內在感情受外物的觸動而產生的，抒情性是詩歌的本質特征。他還主張在詩歌創作時要運用典故，杜絕陳腐，以求文風創新。他提倡緣情對于明代復古思潮的矯正，提倡博學對于明代空疏不學的不良習氣的糾正，提倡比興的創作手法啟示了明代對“詩史”說的反思，這些使他在詩歌理論建設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對當時及后來的詩歌創作理論有著重要且深遠的影響。

詞作

楊慎在詞學的最大貢獻是《詞品》的撰輯，共有六卷，拾遺一卷，是明代篇幅最大的一部詞話。基本按照時代順序布局：卷一多記六朝樂府曲詞，考證詞調來源，論述詞調與內容的關系，六朝樂府與詞體的用韻，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卷二記述唐五代詞人詞作及閨閣、方外之作及故實為主，并解釋考證詞中出現的生僻字詞，有助于人們準確地鑒賞詞作的意義。卷三至卷六記述兩宋、元代及本朝詞人詞作。拾遺一卷多記歌妓、侍妾等女性之詞作。《詞品》除了摘錄、引述他人的詞話外，共評論唐五代宋、元詞人八十余人，涉及詞體的特性、風格、用韻創作等諸多方面在詞學史上有較高的文獻價值與理論價值，是研究明代詞學史以及中國詞學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散曲

楊慎在散曲方面的影響從曲觀、曲作影響和曲選傳播三個方面可見。曲觀方面，楊慎推崇北曲，維護了北曲傳統，保證了北曲藝術的傳揚，對后世良俊、焦竑等人的曲學理論產生了影響。曲作方面，楊慎喜好以詞入曲，是對散曲創作的創新和發展，但也消解了散曲的獨立性。同時帶動了各個地區的散曲創作，認識到南曲《黃鶯兒》和《金衣公子》曲牌的淵源關系，影響了當世以及后世曲家的散曲創作。曲選方面，楊慎之后的時代出現了一些曲選著作，大量收錄了楊慎的曲作，可見曲選家對楊慎散曲的重視。楊慎兼及其妻黃娥的很多散曲都收錄在后世的曲選之中，直至近代到當代多有楊慎散曲的整編校本，以此可見楊慎散曲在曲學中的地位，以及對后世曲學的深遠影響。

創作特點

詩歌

楊慎早期文風多浮華，時而傷感艷麗。進入云南省后，多感時傷懷、文質并茂之作。在明代詩歌復古主義的大趨勢中，楊慎在表現手法上多用典故，常化用古人詩句，以博雅宏利別樹一幟，另有詞藻綺麗的特點。所寫的內容也極為廣泛，在他的詩中，有不少表現民生之苦，揭露官吏欺壓百姓的史事作品。如《觀稻紀諺》中，表現了農民遇豐年，卻因軍餉賦斂沉重而仍然不得溫飽的貧苦生活。他有感于自己的遭遇，寫了許多詠懷詩，抒發被貶異鄉的孤寂悲涼，及自己懷才不遇的悲憤。如仿杜甫《秋興》所作的《春興》體制感事詠懷，思幽語工，沉麗婉至。他的詩中也有描繪各處風光的山水詩，如《竹枝詞九首》寫三峽風物，意近情遙，亦雅亦俗，清新圓潤，頗得樂府遺韻，于麗中自見幽情。如寫云南省山水的《龍關歌》，形象地表現了當地的自然美景和農村生活。此外，楊慎又有描述、歌頌歷史英雄、忠臣義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詩，其中也不乏佳作。

詞作

楊慎的詞作基本創作于貶云南后，其題材廣泛，戀情、思鄉、寫景、詠物、詠懷、詠史皆涵蓋其中，大概有三百多首，主要分布在《升庵長短句》及續集和補遺之中。楊慎在詞體風格的取向上表現出宏通開放的思維，豪放、婉約并重，他贊同詞體風格的多樣化，認為詞體風格不是單一的。楊慎的詞作具有意內言外、含蓄蘊藉、寄意深遠的特點。他的小令詞具有五代十國北宋的余韻，內容是相思懷舊的傳統題材，風格是清新流麗的傳統風貌，他非常欣賞以才情入詞，如《水調歌頭·靈寶縣賞牡丹》等，都具有“風致婉麗”的特點。但楊慎的曲化現象相當嚴重，其詞中不僅很多元曲的語言，而且整篇文體感也接近散曲風味。楊慎詞的曲化實質上是詞長久失去本來歸屬而生的一種表現，這種歸屬就是詞的“音樂性”或“可唱性”。也是其回歸音樂文學的標志。

散曲

楊慎是南北兼善的散曲家，散曲集《陶情樂府》中，其作有北曲小令130首，套數7套；南曲小令125首，套數3套。從內容看，楊慎所創作的散曲作品主要包括歸怨之作、詠物與寫景之作、言情之作，其中也有少量道情、懷古、贈別之作，出語率真自然，大多俊爽清麗。在情感上內容豐富，從初時的嘆世抒憤到無奈放浪，最后能正視自己的境遇而淡然自適。明清曲家論曲，往往以華艷稱頌楊升庵散曲的風格，但他成就最大的確是嘆世抒憤的作品，如《陶情岳府》卷四【水仙子】，從作者貌似散漫的曲辭中，可以看出其埋藏在心靈深處的憤怒，被明清曲家贊為“佳語”。楊慎諸多散曲皆屬于興到神會、一揮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其小令《水仙子》描寫楊慎思念妻子，曲中他通過寫妻子的梳妝、裝飾，顯示出妻子對丈夫的思念，既典雅含蓄，又能體現纏綿委婉的情味。

散文

楊慎的散文集中于《升庵集》前十一卷，共分為六大類：賦類、序跋類、記類、論類、書類、碑銘墓銘祭文類。其散文具有淵博婉麗的風格，還具備古樸高逸，筆力奔放的特點。楊慎的大部分散文體制簡練，短小韻深，他在將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情感融入其中，或表達自己的文學觀點，或闡述自己的哲學思想，或抒發孤獨苦悶以及對親友的思念。其內容雅正淳厚，講究文章的藝術技巧，注重整體結構，富于變化的同時采用多種手法撰寫。如《廣正統論》中作者先是引用方孝孺《正統論》提出論點，隨后在其觀點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再進行論證。

雜劇

楊慎雜劇作品一直存在著諸多爭議，根據現有資料，可將楊慎創作的作品分為三類，其一，可以肯定是楊慎所作的，如《洞天玄記》；其二，存在較大爭議的，如《太和記》之種種短劇；其三，基本可以否定為楊慎作品的，如《五全記》。《太和記》作為由24種劇本組成的雜劇合集，作者借歷史故事傳說，或寫文人韻事，或作游宴歡會，或是隱居樂道，借此抒發情懷，寄托情感及政治理想，具有明顯的歷史化傾向。《太和記》形式體制的獨特性和開創性，在戲劇史上具有典型的意義，對當時和后世的短劇創作均具有一定的影響。相對于“一折譜一事”的雜劇體制而言，是一種“更為前所未見”的雜劇新形式，自此開創了新的雜劇形式。

哲學

楊慎生活在程朱理學逐步被陸王心學取代的時代，他在嘉靖初期就接觸到唯物主義思想，來到云南省后開始致力于探索儒家早期思想資料的全面探索，逐步認識到程朱理學的虛偽和陸王心學的弊端，開始對這兩種思想進行系統性的批判。他認為朱熹以“道學問”為主，陸九淵則偏“尊德性”，他指出陸學之弊在于一味地追求高遠，無視“形器法度”，沒有實學，最終學而無用而流于俗，對學術風氣和儒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良影響。楊慎也批判了王守仁的心學使儒學流于禪學，不讀書，只求見性明心，背離了儒家真正的治學之道，他的批判思想為后來明清之際興起的反理學思潮作了先導。

在對宋明理學批判的過程中，楊慎逐漸形成了樸素的唯物主義及辯證法思想。他即講事物的聯系，又講客觀事物的發展和轉化，尤其強調客觀事物對立雙方的斗爭。他表示事物都存在著矛盾，他們是對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他還進一步提出變化之道無處可逃，萬物皆變的觀點。他表示事物的對立和轉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由“定”到“不定”有一個發展過程。楊慎在認識論上提出了實踐第一的觀點，他認為書本知識必須經過驗證才能從”理實”達到“真知”。楊慎還反對把人的性和情分離、對立的觀點，他認為人的性和情是統一的，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且認為性情是有主次的，他主張“性其情”，反對“情其性”，即主張節欲，反對縱欲。他強調人的情欲合理性，但不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加以節制。這個主張從理論上否定了“存天理，滅人欲”。

楊慎在哲學上雖然沒有完整且系統的見解，但他特別強調經驗在獲得實證知識過程中的重要性，從根本上反對宋明理學的空談、脫離實際。楊慎的學術理論及實踐，使當時的學術思想從“陳陳相因”的、僵化的、沒有生氣的腐朽學風中解放出來，樹立了別開生面的學風。這對于打破思想的僵化，解放思想，促進學術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經學

楊慎批評宋明理學是以其學術思想與方法為基礎的，尤其是在經學研究中，楊慎非常重視從文獻校勘、文字音義的訓釋與古代制度和思想的歷史流變等多個角度考察儒家經典。楊慎意識到，經過歷史變遷，經學文本早已不是先秦原本的樣貌，書寫文字的形、音、義均發生了多次演變。因此，楊慎釋經必先考文字，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經文原貌與本義，以文字訓釋的方法詮釋經典的含義。如在《周易》中一句 “終朝三拖”，這里的 “拖”，傳世本《周易》多作 “”，一般以 “奪”解之。楊慎結合俗語解釋為“夸耀”。

楊慎精通古文字學與音韻學，其經解的一大特色即是綜合運用文獻校勘、字義考證及其歷史變遷來解決經學中的疑義，一般而言，“易”有三解，分別是簡易、變易、不易。楊慎則從日月取象，以易為日月之朔，將 “易”字析為上日下月。楊慎作為考據大家，不僅于文字、文獻有深入的研究，對于經學所涉及的名物制度亦多所留心，往往能夠根據充分的材料給予合理的解答。如論 “百姓”的含義是有土、有爵者。《尚書》稱“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書集傳》中認為“百姓”是“民庶”，楊慎指出，以百姓是民庶，則黎民是何物，沒有民庶先于諸侯的道理。此外，他還以名物制度考證的方法求得對經學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歷史的方法揭示經學義理建構中的歷史因素，并以諸經互證的方法解決經學研究中的疑義。楊慎豐富多樣的經學研究方法對明代中后期的學術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對后世的經學研究有著重要啟示意義，是清代經學繁盛的重要先驅。

書法

楊慎不僅著作豐富，在書法上也有很高的造詣，其書法主要見于《墨池瑣錄》《升庵書品》《法帖神品目》等。楊慎很重視書法的審美價值，這首先表現在他對風韻的強調上。風韻即風流蘊藉之氣，楊慎推崇晉人之書，晉人崇尚清談，標榜虛曠澄明的胸襟和風流逸散的風度，所以他的書法也有一種散淡逸遠的情韻。同時他在書法審美中還標舉“婉媚”，即字的圓潤美觀。歷來論書者往往注重筋骨，以遒勁為上等，楊慎卻著意于豐腴，他以古人喜豐滿為女子艷美的特征，來證明豐腴之美不可偏廢。故楊慎的書法也重視肥厚豐艷的風格，并且要求肥腴與清秀相結合，肉豐與骨勁兼而有之的書風。

繪畫

楊慎擅長繪畫，其畫論有《升庵畫品》《名畫神品目》等。楊慎認為繪畫大多是畫家用以托意的東西，也可以用來紀事。他認為用來反映現實的畫，需要形神兼備。他有一首論畫的詩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巧手丹青畫似真。指的便是形神兼備。他還指出，繪畫作品的形神必須是畫家師法自然的結果。如周嘮畫美人多肥，韓干畫馬亦肥，就因為他們畫的是宮中人與宮中馬。而這種人和馬，誠如《石渠錄》所說“天廄無瘠馬，宮禁無悴容”的。楊慎注重繪畫時“胸中無滯”的作用，他主張落筆便成，可使氣韻生動；惜墨則使畫面生出空靈之感。楊慎還認為書畫同法，主張以書法入畫。楊慎的繪畫美學思想，基本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家郭因認為形神兼備的畫只能有惜墨如金一種表現手法，實屬偏見。過分強調書法入畫的重要性未必正確。

史地研究

在云南省漫長的流放生活中，楊慎以畢生精力從事學術研究和詩文著述，寫下豐富的詩文雜著和民族歷史文獻，對當時云南文化的發展有過相當貢獻，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楊慎在云南游歷時，每到一處都會在當地掌故和名勝古跡處采風，在細心考察并研究當地歷史記載和自然情況后，寫出了許多有關云南史地的著作。如《云南山川志》《滇候記》《南中志》《全蜀藝文志》等書，都是他耳聞目見所撰寫的見聞錄或風土志，是研究古代云南民族情況的重要史料。但由于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他的著述往往從封建正統觀點出發，因此必須批判地接受。

文化傳播

楊慎還在云南省開展講學活動，傳播中原文化，他經常到各地講學授徒，為當地造就了大批學有成就的人才，《滇南聞見錄》《安寧州志》《大理府志》都有描寫他在當地教書地場景。在楊慎的學友和門生中，以張含、王廷表、李元陽、唐綺、楊士云、吳懋和胡廷祿七人最為有名，人稱“楊門七子”，意思是把他們比作宋代蘇軾門下的“蘇門六君子”。他們都有較高的文學成就，兩人是舉人，五人是進士。特別是在詩歌創作方面，他們都取得了很深的造詣，這是和楊慎的扶植分不開的。明正德以前，關于云南省的著作僅有四十余種，著書者二十余人。嘉靖以后，云南的著述增至二百六十余種，著書者也多達一百五十余人。它們的撰寫，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楊慎有關。這說明在楊慎的影響下，當地出現了一支人才隊伍，云南的地方文化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楊慎雖流放在外，但依舊心系家鄉四川省，為家鄉編寫了一部四川地方歷代詩文總集，即《全蜀藝文志》全書64卷，收錄詩文1800多篇，共計140多萬字，廣收博采漢魏至明有關四川詩文。此書對巴蜀文化的傳承有重要意義，又因楊慎的名氣，其成書后被多次刊刻、抄錄，流傳頗廣。

卒年卒地爭議

關于楊慎的去世年份以及去世地點，舊說多以為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在云南省去世。簡紹芳、程封、李調元各自撰的《楊慎年譜》都作此記載；談遷《國榷》卷六十二、王世貞《藝苑言》卷六、《明史·楊慎傳》也都持此說法。但在當代出現了幾種新的說法，史學家張增祺經過1965年在昆明市發掘出土的《故明威將軍九華沐公墓志銘》等資料，推定為隆慶二年卒于瀘陽；學者陸復初根據相關書籍記載李元陽出資修建寺廟的記錄，在其著作的《被歷史遺忘的一代哲人一一論楊慎及其思想》中推定楊慎于隆慶元年（1567年）終老于四川省。學者豐家驊在《楊慎評傳》中對張增祺的依據做了詳細辯駁，認為卒于隆慶元年或隆慶以后不可信，并通過楊慎的妹夫劉大昌《楊子卮言序》推斷楊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仲春卒于云南。

但隨著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楊公墓志銘》的出現，此爭議出現轉機。原文明確記載：楊慎的奴仆告訴我楊慎患病，我派遣數名大夫前去看望。大夫皆答無法治療。于是在七月六日乙亥丑時在昆明高嬈寓舍逝世。學者董運來著《楊慎卒年卒地新考》及豐家驊之后修訂增補的《楊慎卒年卒地新證》都根據此材料，明確了定論，都認為楊慎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在云南省去世。

人物作品

楊慎一生著作豐富，他的好友簡紹芳稱楊慎平生著述有四百多種，部分失傳。現存著述約兩百多種，內容涉及到天文地理、經史百家、典章制度、音韻訓、詩詞歌賦、官小說、音樂戲曲、金石書畫、草木蟲魚、醫藥星卜等等。

參考資料來源

家族成員

參考資料來源

評價和影響

評價

楊慎在明代以博學見稱于世，歷代學者都一致公認他學博才雄。與他同時代的王世貞說：“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用修。”稍晚于他的焦竑、顧起元說：“國初迄于嘉隆，文人學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朝大臣薛蕙認為：“楊慎的詩文詞章綺靡，可見其卓絕之才；用典豐富，可見其弘博之學。他的立意想要追趕超越古人，不屑于與近代人比肩。”

清人李慈銘說：明代博雅之士，首推楊慎所著《丹鉛錄》《譚苑醒酬》諸書，旁征博引，乃世所罕見。

清朝學者紀昀說他：地位在鄭椎、羅泌之間。清代史家張廷玉在《明史》評：楊慎廣知事物，學識豐富，在文學方面最為優異。明代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楊慎為第一。

清代詩人沈德潛評：楊慎用高明伉爽的才華，宏博絕麗的學識，針對客觀事物本身的不同形態給予形象生動的描繪，在藝術、學術等方面獨創而全不模仿，和李夢陽、何景明等人自成一隊別具一格。五言詩不是他所擅長，因此過于艷麗，失去了如春風化養萬物的宗旨。王士禛：明詩至楊慎，另辟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學者。其詩如《詠柳》“垂楊垂柳綰芳年”一篇，世共知之。

現代教育家張秀熟著文《最難能的偉大哲人》中評價：升庵謫戍在邊荒三十五年，未嘗一日消閑。他對當時政治之隆污，學術思想之邪正，文風詩派之升沉，無不非常關懷，凜然以議大禮的精神來批判、駁斥、進行斗爭。他這樣的高舉正是韓愈所稱“信道篤而自知明”的“特立獨行”。由此而致力著述一百余種，開拓南天之文化，與各民族誼同骨肉，這是蘇武西域十九年持漢節所不能望其項背，東坡在南海詩傳農藝亦有遜色。綜計升庵畢生行事，我敢大聲高呼：楊慎是中國歷史上最難能的偉大哲人。

影響

程志方：自楊升庵以后，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轉到了一個新的方向，象萬壑歸大海一樣，傾向于現實與感性，傾向于唯物主義路線。他們提出的哲學上的新課題、新概念、新范疇，足以孕育明清之際啟蒙思想的誕生。楊升庵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想的先驅，楊升庵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思想是中國哲學發展圓圈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楊升庵及其在哲學史上位置的被發現，彌補了中國哲學從古代到近代、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發展邏輯中的一個缺環。

江蘇教育學院原中文系主任豐家驊著《楊慎評傳》評價：楊慎受時代的激發，對封建社會晚期的社會現實、思想文化諸多方面進行思考、探索，尋求新變；但他也受著時代的限制，當時資本主義萌芽太弱小，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還不成熟，沒有具備提出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的必要因素，不可能結出超越時代的碩果。他在許多領域取得的成就，都明顯地帶著鮮明的時代色彩。在思想領域，他從信奉程朱理學，轉到反程朱理學，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批判，揭開了明代批判唯心主義的序幕。但他的哲學思想尚未能建立自己的體系，還不足與稍后的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并列。在學術領域，他反對時人的空疏不學，公開提出“訓詁章句，求朱熹以前六經”國，探求古音本源，考訂名物制度，導致了明清考據學的興起。但他的成果遠不及乾嘉大師的精審。在文學領域，他不滿前七子的“宗唐法杜”，第一個起來批判他們的復古主義，帶來了晚明文藝思想的活躍；他的詩歌創作和古謠諺的搜輯在當時很有影響，在明代文學史上占一定地位。但從文學史的全局來看，他還不足與他的同鄉李白、蘇軾比肩。他在上述諸方面還稱不上是一流的，沒有達到那些領域最高的水平。楊慎的歷史貢獻不在于他作出了哪些建樹，更重要的是他開了一代風氣，在哲學思想上為17世紀的早期啟蒙思想開辟了道路，是17世紀啟蒙思想的先驅；在學術，上建立了正確的研究方法，開乾嘉學派之先河；在文學上，他的理論和創作引起了明代詩風的轉變，如《廿一史彈詞》孕育了一種新的文體。他在許多領域對后世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軼事典故

遺書鋤奸

楊慎充軍云南省，熬過了三十多個春秋，已成為七十歲的老人。他遵照明朝的律例，回到了故鄉四川省。但是嘉靖帝偏偏使云南巡撫派了四個漢軍把他抓了。年逾古稀的楊慎來到一座古廟，已經奄奄一息。幸好廟里的長老和附近的百姓素來就敬仰他的品德學問，紛紛跑來送醫送藥，有個木匠老漢和他的兒子更是端茶送飯。楊慎非常明白，這是京中的那班權貴勾結云南巡撫對他進行的最后一次打擊。臨死前，他寫了遺書，囑咐了老漢死后要辦一些事。楊慎死后，保山縣令立即來到廟里查看遺體遺物，他從木匠老漢手里拿到楊慎的遺書，連夜派人送給了巡撫。巡撫來不及細看，立刻傳令快快馬加鞭將遺書送到了京城。

楊慎的遺書送到京城某大學士府里，大學士拆開一看，發現楊慎寫了兩首“寄懷”詩篇，暗中嘲諷他的落井下石。他看完立刻氣急敗壞地策劃了陷害楊家的新陰謀。第二天早朝，他便奏本說楊慎死在保山，遺詩誹謗朝廷，侮辱大臣，并將遺詩上呈。按照明朝的律例，謫貶官員死后，一定要經朝廷派人檢驗，才能埋葬，因此，嘉靖帝就派人去勘驗。

正當楊慎靈柩滯留保山古廟時，喝令錦衣衛開棺查驗。當棺材蓋一打開，只見楊慎頭戴烏紗帽，身穿圓領紅袍，玉帶圍腰，腳下粉底靴，完全按狀元品服裝殮。因為明朝規定：充軍犯官死后只能藁葬，如仍用官袍禮服便是目無國法朝廷之罪，不僅死者碎尸，還要禍連家族。楊慎的對頭們連忙喝令蓋上棺材蓋，貼上大印封條，回京請旨去了。查驗的官員走后，黃夫人把木匠老漢請來，拆開遺書商量了一陣之后，便連夜帶領侄子布置停當。不久，嘉靖帝就派了以東閣學士為首的幾位大臣來到楊家復查，宣讀圣旨以后，便命令錦衣衛移開棺蓋。卻見楊慎頭挽椎髻，身穿赭衣，腳下蒜鞋，完全是囚徒的打扮。眾官看了，立刻命令地方官員召集鄰里地保和官紳在勘驗文書上的畫押，隨后立刻啟程回京復旨，同時紛紛題本彈劾前十批宦官結黨營私，誣告陷害的罪行。嘉靖帝在朝野壓力之下，只能將奸臣們各廷杖一百，并交由刑部定罪，發往偏遠地區充軍。后來有人碰到木匠老漢的兒子，才知道原來是老木匠應楊慎醫囑打造的事漏底的棺材。

幼童妙對

楊慎從小就刻苦好學，一日，楊慎路過一所私塾，見先生正在用戒尺責打一位學生，便上前詢問。先生告訴他：“今早晨我出下一聯。要他們對出上聯，時過半日，尚未成一句，因而一一責罰。”小楊慎向先生請教那下聯的內容，先生說出下聯：“谷黃米白飯如霜”楊慎本想替他的學生解圍，但沉思許久之后也沒有結果。此后，他隨時都在想，可是一直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

后來，楊慎隨父親楊廷和到北京。一日，朱祐樘在御花園宴請群臣，十五六歲的楊慎也隨父親前往。時值寒冬，取暖的火盆中，黑色的木炭燃燒著熊熊的紅火。弘治帝見景生情，對大臣們說：“朕有一聯，看眾卿誰能對上。”于是念出上聯：“炭黑火紅灰似雪”說完，笑看群臣，等候對答。大臣們個個低頭沉思。楊慎見大家都不答，就向前走了兩步，從容對答曰：“谷黃米白飯如霜”弘治帝一聽，不僅拍案叫絕，高聲贊嘆道：“對得好！對得好！”

還有一天，楊慎的父親和叔父們，問楊慎：“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要求他寫一首詩加以說明，楊慎略加思索，立即寫詩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名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列子，影形相贈晉詩人。”

博學大家

楊慎對天文、地理、生物、醫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如他任翰林時，朱厚照文欽天監以及眾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眾人張口結舌，唯有楊慎從容回答：“柳星也”，并列舉《周禮》《史記》《漢書》等文獻資料加以說明，。他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不為尊者諱。他在長期的流放中，仍然“好學窮理，老而彌篤”。在云南永昌邊塞荒涼地區，盡管圖書資料稀缺，他仍然嗜書成癖，“書無所不覽”，經常對人說：“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

他認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閱”，從親身經歷中獲得知識；二是依靠“載籍”，從別的記載和書籍中獲得。因此，他到每一處，就對當地風俗民情進行了解，努力學習當地民族語言，從親身經歷與實踐中豐富自己的知識。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憑借自己苦學、實踐、記憶，在云南省地區寫出來不少筆記、選本以及許多注釋性書籍，如《南詔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嬸候記》《南中志》《滇載記》《記古滇說》等書。

升庵名號

楊慎幼時在新都讀縣學，當時他正在學習八陣圖，得知新都軍屯場是諸葛亮屯兵的地方，于是想去看看是不是真的，途中意識到自己還沒有號，抬頭看到自己所乘的轎子很小，于是為自己取號“升庵”。

躬親絲竹

楊慎少時喜彈琵琶，常自行創作新的小調。進士及第后的一個夏夜，他和三兩個文人好友在長安街上席地而坐，邊飲酒邊自彈自唱，直到天明。李東陽上早朝時路過，聽到這琵琶聲不同尋常，于是讓人前去問訊，得知這是楊慎的琵琶聲。于是下車前往，楊慎舉起酒杯敬李東陽，表示距離早朝時間還有一會兒，愿意為李東陽再彈一曲。曲終時，宮中燭火具以熄滅。早朝畢，楊慎進入內閣向李東陽作揖問候，李東陽笑說：“公子的風韻足以名流千古，何必躬親絲竹，擅弄風華呢？”此后，京師的月下，再也沒有楊慎的琵琶聲。

伉儷情篤

楊慎的妻子黃娥，善詩詞是有名的才女。成婚后二人感情融洽，經常在湖畔散步，相互賦詩唱和。楊慎被貶云南后，黃娥親自護送楊慎從北京到云南，臨別時楊慎作《戍云南·江陵別內》。情辭凄楚，催人淚下。黃娥回到新都，看到家園風景如舊，寫下《七律·寄外》懷念丈夫。多年離別讓他們只能以書信寄托相思，二人也因此寫下數篇名作。

嘉靖八年（1529年），楊慎趕回新都服父喪，終于與黃娥相聚，不久再次分別。臨別時，黃娥寫下散曲《羅江怨》，曲中“長空孤鳥滅，平蕪遠樹接，倚樓人冷欄干熱。”反映內心哀愁凄苦，成為千古名句。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楊慎客死異鄉，黃娥以羸弱之身徒步趕赴云南省奔喪，迎楊慎靈柩歸鄉安葬，黃峨死后亦安葬于此。

后世紀念

墓址

在四川省新都城西區體育場內的明代狀元墳，是明代楊春、楊廷和、楊升庵祖孫三人的家庭墓地。自明正德年間修撰起，距今已有五百多年歷史，祭園有祭壇、神道、碑亭，神道旁有石人、石馬、石獅等。墓地多次出土楊氏家族文物，對研究明代歷史具有重大價值。

1988年，為紀念歷史文化名人楊升庵誕辰五百周年，有關部門和民眾捐資將此重新修繕，重立墓碑、鋪路栽樹、祭掃墓園、編印楊升庵紀念文集等，現為新都區重點保護文物。修復的墓園正中為仿清式門樓牌坊，紅柱青瓦。正面為16間寬敞的廊房，有3間回廊與兩個廳堂相連，形成護衛狀元墳之勢。基前立明代石獅一對，基冢高5米，直徑8.5米，有5圈石條環護。

楊升庵祠及博物館

楊升庵祠原為楊慎故居，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新都街道桂湖中路109號。楊升庵祠修建在升庵桂湖內，經過明、清及近、現代的擴充修正，形成了今日格局。其占地面積約60多畝，有樓臺亭閣等古跡20余處。其中桂湖占面積30多畝，桂湖東西長而南北窄，東以升庵廟和廊橋杭秋為重點，西以沈霞和枕碧亭為主構，組成了環湖中央部分的主要景觀。1961年公布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1980年定名為“楊升庵祠及桂湖”；1996年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新都楊升庵博物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的楊升庵祠及桂湖內，總計收藏有瓷器、繪畫、書法、文獻、等數十類別的藏品1600余件。2009年，楊升庵博物館被評為國家二級博物館，是全國收藏楊升庵文物資料最豐富的地方。

楊升庵紀念館

昆明楊升庵紀念館坐落在昆明西山山麓、滇池之濱的高峣村，原本是鄉紳毛玉的庭園中一處名為“碧峣精舍”的小院，楊慎在云南省時多次居住在此。明朝被改建為“太史祠”，清咸豐時期重修，改名“升庵祠”。文革中被破壞，現重新修建為楊升庵紀念館，殿樓廂房均已恢復，正堂之上，有楊慎成衣坐像，可見殘苦而不屈之狀。大堂廂房,又陳列圖片畫像，按楊慎生平，分“新安故里”、“議大禮”“蜀中遺蹤”、“傷心泉下”等部分，在滇則有“烏蒙行”、“安寧居”、“滇海曲”、“大理白族自治州游”、“南行客”、“滇南七子”、“文光照汗青”等，并存楊慎主要著作一覽表、在滇撰書碑刻簡目，并有其著作之珍本等。

紀念活動

2018年9月13日，“紀念楊升庵誕辰530周年學術論壇”在新都區舉行。同日，長12米高1米的中國畫《清白與丹心——升庵故事·中國畫長卷》在成都市新都區面向公眾展出。9月28日，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升庵詩畫——全國中國畫作品展”。

2018年11月，“紀念楊升庵誕辰530周年全國書法作品展”在成都市新都區香城國際藝術港云端美術館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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