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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榷[què]》是明末清初時期，由平民出身的歷史學家談遷編撰而成的一部編年體明代史書。

明萬歷年間，明朝政府的官方修史活動因內部政治爭議而擱置，以致民間私人修史風氣興盛，尤以經濟富饒的浙西地區為代表。天啟元年（1621年），浙江海寧秀才談遷因鑒于前人所著明史多有失實錯漏，遂著手編撰一部頗為客觀的明史。他以歷朝實錄為基礎，并參閱諸家著述、方志，于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完成初稿，定書名《國榷》，至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國榷》漸成為首尾俱全的明代編年體史書。順治四年八月（公元1647年），《國榷》手稿被盜，談遷受挫后又發憤重寫，期間四處遍訪實證，依據明朝歷朝實錄、政府公報（邸報），以及眾多名家學者的著述，于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終成完稿，歷時三十五年。

《國榷》是一部編年體的明代史書，設立十二目，以年、月、日形式載錄了從孛兒只斤·圖帖睦爾天歷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重大史事。《國榷》原稿百卷，全書四百三十八萬余字。

《國榷》因談遷因家庭貧困及清政府管控，未能刊行，僅在后世藏書家之中以抄本形式綿延傳承。1925年至1955年，浙江海寧學者張宗祥校補成現行《國榷》書稿，分正文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12月，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國榷》。

《國榷》在體裁上，吸收了紀傳體等史書體裁的優點，呈現編年為主、雜糅[róu]諸體的特點；在論贊方面，事項眾多、內容豐富，在形式和內容上獨具特色；在紀實方面，敢于直書，且詳于考訂，注重史料核實，及時改正；在史料方面，《國榷》采集廣博，尤詳于萬歷以后的七十多年明末史事。同時，《國榷》也存在封建局限性以及敘事過于簡單，文字過于晦澀等不足。近代明史學者吳晗，評價認為“《國榷》對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歷史具有積極貢獻”。

成書背景

地域文化

明代時期，長江下游地區，即蘇州市、松江、杭州市、嘉興市、湖州市五府，是當時全國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明代中期以后，浙西（即杭州、嘉興、湖州三府）作為富裕地區，隨著經濟的發達，文化積累較為深厚，漸成明代浙江省歷史學的中心。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浙西史家海鹽人鄭曉便著手編撰紀傳體史書《吾學編》，記述洪武至正德年間史事，約為三十篇，書刊成于隆慶二年（1568年）。至萬歷中期，浙西又有淳安縣人童時明所撰《昭代明良錄》二十卷，為紀傳體明史著作，記述從明朝興起到萬歷初期的史事。杭州市、嘉興市兩府也多出史家，如周禮、邵經邦、林之盛、高汝拭、許相卿、孫、卜大有、項篤壽、袁黃等人；兩府藏書家又有高濂、虞淳熙、項墨林、高承蜓等人。各史家又多有著述，如《朱子綱目折中》《弘簡錄》《昭代明良錄》《皇明應謚名臣錄》《皇明法傳錄》《左傳分國紀事本末》等。浙西地區的文化發達和文化基礎對談遷搜集史料及從事歷史學研究編撰工作有較有影響。

史學背景

官修失敗

明萬歷之前，宮廷曾爆發數次與皇位更替有關的政治斗爭，如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取朱允炆朱允炆皇位；朱祁鎮朱祁鎮發動“奪門之變”，奪取明景帝朱祁鈺皇位；朱厚熜以旁系繼位，為其父朱祐杬朱祐杬“稱宗附廟”。修改史實載錄隨即成為上位者確立自身的正統地位的手段之一。如朱棣炮制《奉天靖難記》，兩次修改《天潢玉牒》《明太祖實錄》；朱高熾朱高熾又詔修《明太宗實錄》，為朱棣及其一系樹立正統地位，貶除朱允炆一系；朱祁鎮命修《英宗實錄》，貶斥朱祁鈺；朱厚熜在《明倫大典》為其父朱祐杬“稱宗附廟”，又修改《實錄》《寶訓》，將其與明朝諸帝同列。

在萬歷官修國史之前，已有大臣對當權者對史學的過分干預表示不滿，主張恢復朱允炆、朱祁鈺的名譽。萬歷十六年（公元1588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上疏請求恢復建文位號，并纂[zuǎn]修建文、景泰兩朝實錄，禮部尚書沈鯉附議，然而萬歷皇帝僅同意改正《英宗實錄》，亦未實施。在萬歷二十二年至萬歷二十五年期間官方開館修史活動中，明朝君臣在恢復建文年號，為建文帝立紀等修史問題方面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導致萬歷皇帝的消極抵制，萬歷官修正史終止。官方修史的失敗，導致與此同時的民間史學家著手為建文、景泰二帝正名立紀。如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鄭曉著《吾學編·皇明遜國記》中，以建文年號紀年，稱朱允炆為“建文皇帝”；黃光升在編年體史書《昭代典則》稱朱允炆為“建文皇帝”，亦以建文年號紀年，稱朱祁鈺為“恭仁景皇帝”。晚明私人修史漸至興盛。

私修建樹

明代私人所撰明史影響較大的有陳建（1497—1567年）所著《通紀》，具有較強的社會批判意識。《通紀》是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明通史，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出版。《通紀》因為敢于直刺朝政，被推崇為“本朝典故權輿”，乃至在當下亦被《中國史學名著評介》列為明代三部名著之一。同時，《通紀》也有自身的不足，如“采掇野史，及四方傳聞”，因材料不全，存在失實之處；再是記載不完整，《通紀》的下限僅截止至正德末年。隨著晚期私人修撰當朝史之風盛行，在學術上形成以晚明時期的《通紀》續補風和司馬遷派考信歷史學的復興為代表。隨著新史料、史實增加以及司馬遷派考信理論的復興，當時史學界對明史的編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晚明時期出現諸多以《通紀》改編及續補形式的明朝編年史編纂現象。談遷編《國椎》立意客觀、公允，亦是受此風氣影響下開展。

作者介紹

談遷（1594—1658年1月14日），原名以訓，字仲木。明亡后改名遷（后人認為有可能是追尋歷史家司馬遷之意），字孺木，號觀若，海寧縣棗林（今屬浙江省人）。談遷祖上自宋亡時由河南汴梁遷至海寧市，其父為書生，終生未仕。談遷生于明萬歷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受父啟蒙，從小好學，十五歲取得海寧縣諸生（秀才）資格，后科舉不第，便專注于學術研究。談遷青年時期便大量閱讀各種史籍、筆記，并習慣隨時寫下札記。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談遷二十九歲，因母喪居家，集中時間閱讀了陳建所撰《皇明通紀》一書，他認為書中膚淺錯漏較多，遂立志修撰一部內容翔實可信的明代編年史。

談遷家境清貧，性格耿介廉直，窮而有志，不愿接受別人贈予，也不依托名人求方便。《他以充當幕友、辦理文墨事務、代寫應酬文字為生。崇禎十五年（公元1643年），談遷游南京，結識晚明大臣張慎言，成為其記室（文秘）。張慎言曾作《贈談孺木》，認為談遷見多識廣、性格率直，頗為賞識。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初，談遷通過張慎言介紹結交南京戶部尚書高宏圖。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談遷作為閣臣高弘圖的記室，出謀劃策，力圖恢復。同時，談遷受到張慎言的推舉，擬薦為中書舍人及禮部司務，他堅辭不就，引退回家隱居專心著述。

《國榷》初創編于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至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成稿。兩年后書稿失竊，談遷悲憤過后重新編撰，又于順治十三年《國榷》書成，自署“江左遺民”，以寄托亡國之痛。著作另有《棗林集》《棗林詩集》《棗林雜俎》《北游錄》《西游錄》《史論》《海昌外志》等。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談遷受平陽司理沈公聘作幕友，與好友錢朝瑋共赴山西平陽府。次年（1658年1月14日），途中病逝于客地，享年六十四歲。

成書歷程

第一階段

天啟元年（1621年），談遷因丁母憂居家，累讀明代史書，認為明代歷朝實錄多有避諱失真之處，天啟朝實錄亦有遺缺。談遷在《國榷·義例》稱“天啟辛酉，值內艱。讀陳建《皇明通紀》，陋之”，遂生編寫一部真實可信符合明代歷史事實的明史的志愿。自天啟元年（1621年）開始，他以歷朝實錄為基礎，并參閱了鄭曉的《吾學編》《今言》，雷禮的《大政記》《列卿記》，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薛應旗《憲章錄》，屠叔方《建文朝野匯編》，朱鷺《建文書法擬》，焦竑《獻征錄》，徐學謨《世廟識余錄》、鄧元錫《明書》和高岱的《鴻猷錄》等私家著述及方志共三百余種。談遷家庭貧困，便四處訪書借抄。天啟六年（1626年）三月，談遷經過重編、增補完成初稿，又稱“丙寅舊稿”，定書名《國榷》，完成了從元末明初到天啟朝的歷史，成稿較快。談遷為書稿寫了《自序》《義例》。崇禎三年（1630年）正月，談遷的朋友喻應益為《國榷》作序。《國榷》初稿采集宏富，已經初具規模。

第二階段

崇禎十五年（公元1643年），談遷游南京，受知于晚明大臣高宏圖、張慎言。談遷先后入二人幕為記室。同時，他得以有機會閱讀萬歷實錄、崇禎邸報，除補訂原有書稿內容外，又續修了《國榷》一書崇禎、弘光兩朝歷史，將史稿的下限寫到了南明初弘光朝，時為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談遷在《國榷·義例》中稱此書“漸采漸廣，且六易稿，匯至百卷”，成為首尾俱全的明代編年體史書。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滅亡。談遷撰史的目的在明朝滅亡前后也隨之發生變化。明亡以前，他撰史是為了糾正實錄和各種私人記載之失實和闕誤。明亡以后，則帶有愛國遺民的心情。談遷在序言原稿的末尾，加上了“嗣更增定，觸事凄咽”的話，表達他對故國滅亡的感慨。

第三階段

順治四年八月（公元1647年），《國榷》手稿被盜，談遷受到沉重打擊，但不久即發憤“吾手尚在，寧遂已乎”重寫。自萬歷中時官修正史失敗后，民間學者興起私修國史，此時出版的明史著作較多。由于修史的客觀條件相對成熟，談遷搜集到了如朱國禎《史概》、何喬遠《名山藏》、許重熙《憲章外史續編》、許重熙《國朝殿閣部院大臣年表》等明史專著。談遷二次修史，以《明實錄》為本，參閱諸家史書，考證訂補。他給明朝前大學士、藏書家嘉興市錢士升寫信，請求借閱書籍、抄錄史料，重撰《國榷》，獲其應允。后又向歸安、吳興、錢塘等各地的藏書家借閱、抄錄史料。

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義烏朱之錫官弘文院編修，服滿進京供職，聘談遷做書記，遂攜稿同至北京。談遷在京城居住期間，結識明朝降臣曹溶、吳偉業、霍達等著名的知識分子，向其借閱書籍，了解明末朝章典故。吳偉業等人幫助談遷訂正《國榷》書稿，協助他搜集明末邸報，借閱私人著述，如吳偉業的《綏寇紀略》、孫承澤的《春明夢余錄》《四朝人物傳》《崇禎事跡》、夏允彝的《幸存錄》、何喬遠的《閩書》及趙時春的《平涼府志》等數十種私人著述。明亡后，崇禎、弘光兩朝實錄，已無人顧及，談遷不忍“國滅而史亦隨滅”，他實地查訪，遍尋亡明的勛戚、遺老、宦官，利用一切機會收集亡明史料，其間頗為艱辛。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夏，談遷回到海寧市，《國榷》編撰歷時三十五年終成完稿。之后談遷在其《北游錄·紀文·寄李楚柔書》中表述擬訂繼續編撰一部包含紀、傳、表、志的紀傳體明史，但因猝然病逝，致使修史計劃未能得以完成。

流傳刊行

《國榷》丙寅舊稿完成后，談遷因家庭貧困，未能刊行，后致失竊。在他去世后，其所撰《國榷》第二稿手稿由后人保管，亦因窮困無力刊刻。隨著清朝政府逐漸對文化、思想的控制采取強硬政策，以致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湖州府發生莊廷明史案，史稱“明史案”。因莊氏修史具有明朝遺民立場，該案處死七十余人，株連達到七百家。“莊氏史案”后，清政府下達禁野史令。《國榷》亦持明朝遺民立場，屬于不能刊行的禁書，僅在海寧市等地藏書家之中以抄本形式綿延傳承。

1925年，浙江海寧學者張宗祥（1882—1965年）至溫州任甌海道道尹，遂著手收集《國榷》稿本。他先搜集到《國榷》書稿傳抄下來的海寧蔣氏（蔣光焴）“衍芬草堂”本進行過錄，后至江南圖書館查閱杭州丁氏（丁丙）的“八千卷樓”本，對比之下認為這兩抄本缺漏相同。另據近代明史學家吳晗在《談遷和<國榷>》一文中記述，中華民國時期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曬印本。同時期還有吳興嘉業堂劉氏所藏明抄本、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藏抄本、國立北平圖書館觀古堂葉氏舊抄殘本。新中國成立后，張宗祥任職浙江圖書館館長，業余繼續整理《國榷》。

1954年，張宗祥得到《國榷》四明盧氏（盧址）“抱經樓”抄本，以及僅有崇禎一朝的十卷殘本。他將蔣氏“衍芬草堂”和盧氏“抱經樓”抄本進行了對比，并將“抱經樓”本過抄到“衍芬草堂”本上。1955年，張宗祥向時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的張元濟推薦談遷的《國榷》，但因篇幅較多，未能列入。同年年末，張宗祥合此數本相校，校補成比較完整的《國榷》。由于流傳各抄本未分卷，他把全書厘為百卷，前十二篇定為卷首四卷，“弘光”一朝定為最后四卷，全書定為一百零八卷。張宗祥先生的《國榷》抄校本，今藏浙江圖書館。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吳晗先生倡議下，古籍出版社計劃出版《國榷》，并與張宗祥取得聯系，遂將校稿交由古籍出版社審定。1956年，《國榷》被列入出版計劃。1958年12月，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國榷》，共一百零八卷，分六冊，同時收錄有歷史學家吳晗所作《談遷和<國榷>》，張宗祥所作《題記》，喻應益所作《喻序》及談遷所作《自序》《義例》。《國榷》終得以在成稿三百余年后公開出版發行。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6月，于1957年3月并入中華書局，在出版《國榷》（第1版）時署“古籍出版社”之名，之后重印時署中華書局。

主要內容

《國榷》是一部編年體的明史史書，設立十二目，以年、月、日形式載錄了從孛兒只斤·圖帖睦爾天歷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朱元璋誕生，到明弘光元年五月（公元1645年）清兵入南京、弘光帝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重大史事，尤詳于萬歷以后七十多年的記載，占全書三分之一，其中天啟、崇禎、弘光三朝二十五年所載篇幅占全書六分之一。《國榷》原稿稱百卷，亦有談遷所作《自序》《義例》及喻應益所作《喻序》。《國榷·自序》中，談遷中肯地分析了明代史學不振的原因，統治者在史學方面所施限制進行了批評。談遷去世后，經后世校補撇號，分正文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全書四百三十八萬余字。

《國榷》卷首之一，設立大統、天儷、元潢、各藩。“大統”載錄了從朱元璋始，至南明弘光帝為止，共十八位帝王的傳承；“開盛”則為“大統”的補充，溯源朱元璋世系一脈。“天儷”記述了明朝歷代皇帝的皇后、妃嬪和后宮事宜；“元潢”記載明朝諸位皇帝的直系后代，包括各皇子、公主等。“各藩”列述明皇室各宗親及分支，包括各地藩王分封概述。

《國榷》卷首之二，設立輿屬、勛封、恤爵、戚畹。“輿屬”屬于歷史地理范疇，載錄明朝所轄各州府及地區目錄。“勛封”與“恤爵”則陳列明朝歷代功臣名錄、爵位蔭封予奪情況。“戚畹”載錄皇室外戚。

《國榷》卷首之三，設立直閣、部院（上）。“直閣”載錄自永樂設立內閣以來至弘光政權的所有內閣大臣名錄。“部院”分別記北京和南京的六部尚書和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的嬗代情況。

《國榷》卷首之四，設立部院（下）、甲科、朝貢。“甲科”記自洪武開科取士以來科舉基本情況。“朝貢”記明代邊疆少數民族管理機構、屬國、朝貢諸國名稱等。

《國榷》所設名目，綜述各項制度，其作用類似紀傳體史書的“表”或“志”，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編年體逐年記載的不足。卷首四卷所列諸表，大致反映出明代歷史進程，載錄了明代歷史重要人物、政治制度和部院機構。

現行《國榷》全書分六冊。第一冊載錄了元文宗慶天歷元年至朱棣永樂二年期間的史事；第二冊載錄了成祖永樂二年至代宗景泰三年期間的史事；第三冊載錄了代宗景泰三年至武宗正德二年期間的史事；第四冊載錄了武宗正德三年至完顏雍嘉靖四十五年期間的史事；第五冊載錄了李恒隆慶元年至朱翊鈞萬歷四十八年期間的史事；第六冊載錄了光宗泰昌元年至清順治二年期間的史事。

編撰特點

體裁特點

《國榷》以卷首開列全書主要脈絡的方法為編年體史書首創，完善并豐富了編年體史書的編撰。在體裁上，吸收了紀傳體等史書體裁的優點，呈現編年為主、雜糅諸體的特點。“表”是紀傳體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提綱挈領、排比史事、綜述，方便讀者檢閱相關史實的作用。《國榷》對紀傳體中“表”的吸收，體現在卷首四卷設立的大統、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勛封、恤爵、戚畹、直閣、部院、甲科、朝貢等名目，作用與紀傳體史書的“表”類似。

《國榷》對紀傳體中“傳”也有所吸收，以列小傳形式追述其人過往事跡。多以人物所處重大歷史轉折關頭的時間為切入點(如稱帝、征辟、辭官、致仕、辭世等)，先陳述事件內容，然后略述其事跡，將編年和紀傳合二為一。其中在人物卒時立傳，在《國榷》中所占篇幅較多，如對明初學者宋濂之死的記述，包含了人物行事、歷官、死因、墓葬地、著作等；其次以人物授官或致仕時立傳，如對洪武朝名臣劉基所記，概述了劉基在遇到朱元璋之前的經歷。還有洪武時吏部尚書吳琳、文華殿大學士權謹、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李琦等，《國榷》都在其人授官或致仕時為之立傳；再次是以人物稱帝時立傳，如對陳友諒、朱元璋及以后的明朝皇帝所記，多在其稱帝時立傳。

論贊特點

《國榷》論贊事項多，內容豐富，特點是經常引用諸家之說，對于一些歷史事件加以評論。《國榷》論贊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形式上表現為引用均直書人物姓名或者書名，使得讀者比較容易了解引用是何人或者何書的史論。內容上包括贊頌明朝興起，客觀地評價明代人物，贊同明代典制并公正地評價其在社會發展中施行狀況等。

如關于朱允炆之死因，歷來史家有兩種說法，即“焚死”說及“出亡”說。《國榷》史論則主張“出亡”說，對建文帝被燒死的說法持否定態度。《國榷》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條，談遷曰：“上急時欲自殺。翰林編修朝邑程濟曰：‘臣逆知有今日也，為今計，莫若出亡。’”“是以知建文實不沒也。”其后又引王世貞（主“出亡”說）、馮時可（主“焚死”說）、何喬遠（主“焚死”說）連同自己共十六人不盡相同的議論并列于后，使讀者參閱各種評論，從而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

《國榷》史論中，有時是借別人的議論表達自己的態度，有時也抒發自己的意見。如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甲戌條，談到“赦胡、藍余黨”，談遷借朱國楨之議論又曰：“功臣自杞公（原注：陳德）外，多坐胡、藍二黨，或即死，或已死得免，然猶有戮其家、奪其襲封者。”又說“（太祖）熟窺情狀，先事誅夷，寧過無不及，前后坐者至三萬余人。當時已難分別，何況二百年后，得以意懸斷乎”，反映出《國榷》編撰繼承歷代史家的直筆求真精神，既不妄加推測，不亂寫也不多寫的史家傳統。永樂十九年四月庚子，北京一些新宮殿初建即遭火災，當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人認為此工程工程浩大，耗費巨資，談遷借此議論曰“辛丑言事諸臣多矣，未有如李忠文（李時勉）之剴切者也。營造北京，殫軍民之力萬萬計”，批評朱棣為營建北京而大量耗費民力。

天順元年(1457)正月丁亥，朱祁鎮復位后，重臣于謙被殺。談遷在此處評論曰“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奪門之謀，懵然不少聞，何貴本兵哉！或聞之倉卒，不及發耳”，頗有批評于謙之意。此外，《國榷》還對祖大壽有過某些肯定，認為他在遼東與清兵作戰中有功勞。在崇禎三年五月乙酉“祖大壽來開平”條中，談遷曰“故能恢復、永，不致為唐之安西、北庭，宋之靈夏，則祖大壽輩功不可沒也。”他批評袁崇煥“殺島帥（毛文龍）適所以自殺也”，但也認為袁崇煥與清軍勾結，曰：“此無心胸者為之，崇煥當不其然。”

史學價值

敢于直書

談遷所編撰《國榷》，以實錄為主要依據，正實錄之是非，對過去實錄中因隱瞞和改竄造成失實的一些重要史實，敢于直書。他多方采摭資料，重視還原事實真相。如關于朱元璋晚年殺功臣的事，實錄中只說某年某月某人死，并不注明死因。《國榷》則不然，盡量把當時的真實情況反映出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又施行“藍玉黨案”（史稱“胡藍之獄”），被株連論死數萬人。《國榷》評述此事時直書“藍涼公非反也”，提出異議。接著，在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申條又直截了當地寫道：“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等以黨誅。”指明張溫、蕭用是因為藍玉案件而被朱元璋殺害。談遷用正面議論為藍玉辯冤，指出誅殺功臣是歷代王朝普遍的現象。又如記述傅友德因受猜忌被迫自殺事，“太子太師潁[yǐng]國公傅友德自殺。友德先宿人，后徙碭[dàng]，……驍勇絕人，累立大功”，詳述傅友德因功受到猜忌憤而自盡。談遷在《國榷》中一再指出朱元璋過于猜忌，晚年存在迫害開國功臣之舉，記述了統治者專制的本質。

《國榷》直書還反映在對建文一朝的態度上。在《明實錄》中，對建文朝史實實行抹殺，將其四年史事移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實錄中。《國榷》則還其本來面目，恢復了建文年號，真實記載了建文帝與明成祖的關系，把朱棣稱為“燕庶人”。同時還將明成祖殺方孝孺的事，照直敘述。在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八月丙寅條，記述明成祖殺御史大夫耿清一事，寫道：“齊、黃、方、練之慘，千載下為之魂悸。”直書明朝統治者濫殺無辜的不光彩事實。

《國榷》在史實載錄上也與清朝人所修的《明史》有所不同。《明史》中對滿洲先世建州女真的情況，尤其是清統治者祖先努爾哈赤原為明朝建州衛左指揮使的歷史全部避而不談，諱莫如深。而《國榷》則對建州女真的事實毫無避諱，全部如實地加以敘述。如在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十一月辛丑條記述“女真族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在永樂元年十二月辛巳條又述“置兀者衛”，并注解“女直野人”等。談遷雖持明朝移民立場，但《國榷》對崇禎帝的缺點在書中也并不隱瞞，如書中談到崇禎之死，就指出“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實，聰于始，愎于終”，指出崇禎帝好虛名、不注重務實導致亡國的緣由。又如，在記述及明末大學士大臣魏藻德被農民軍在北京處決時，談遷又批評崇禎“先帝好器人于立談之頃，諛詞風涌，重瞳潛移，而尤于通州（指魏藻德）失之”，對他剛愎自用、任用宦官同樣據事直書，直至崇禎帝弊政。

詳于考訂

《國榷》的另一特點是詳于考訂，即不盲目輕信一些史料。談遷編撰《國榷》，將實錄、私人撰述與親身訪問三者相印證，以澄清官私記載之誤，糾正本人舊說之非。如果史料有失實處，書中均予以指明。如對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丁丑清兵入關事件的還原，談遷經過考證后，認為前人史料記載的清軍入關人數有誤，屬于“皆虛報也，實二萬騎入墻子嶺”，再據實記述。又如崇禎十七年三月乙卯條，襄城伯李國楨被農民軍在北京拷掠致死事件，當時南京地區流傳李國在李自成入城時，多有忠明氣節之舉。談遷則對此事進行考訂，詢問各方當事人后記述“后以問北來諸人，絕無聞也”，認為傳聞有誤，李國楨也并非忠烈之士。

談遷對于史料反復核實，及時改正。如對明末張春被后金俘虜后變節的誤載。原來他據傳聞，曾在《棗林雜·智集》中斥責張春變節，“庚午三月，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出關，陷穹廬中，誤聞殉難，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在北京吳偉業處得到了可靠材料，改正誤記，在《國榷》中記載張春是“被執不屈而死”，對誤傳做了澄清。又如《國榷》中崇禎十七年九月庚戌條，對于崇禎太子真偽之事進行了考證。談遷分別采集引證不同內臣的口述，發現各人所述不同，修史者不應輕易作結論，最終認為“太子案”只能存疑。

史料豐富

現行《國榷》全書六冊，采集廣博，舉凡政治、軍事、制度、民族等方面的記載都盡量囊括。萬歷以后的七十多年的篇幅占了兩冊，而天啟、崇禎二十多年，則獨占一冊。《國榷》所載錄明末史事多以邸報傳聞為據，并且大量引用了當代人的議論。據當代歷史學家吳晗先生統計，從卷一至卷三二所引書，有明人著作一百二十多家。另據現代學者劉齊福統計，書中參論事項有一千五百八十處，直接引用他人評論有二百六十六人；著作有十一種，引用《明實錄》十六次。其中采用最多為海鹽鄭曉《吾學篇》《今言》，豐城雷禮《大政記》《列卿記》，太倉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武進薛應《憲章錄》，徐學模《世廟識余錄》，鄧元錫《明書》，高岱《鴻猷錄》等。《國榷》的史料也多采用時人筆記。如記永樂幾次和蒙古的戰爭，來往行程都用金幼孜的《北征錄》、《后北征錄》和楊榮的《后北征記》。

《國榷》中關于農民軍在北京的史實的敘述也較多，其中大多也是符合事實。如甲申年（公元1644年）四月戊午朔，述農民軍“盡驅內官出城，毋再入。凡數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時，內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楊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驅閹人，都人稱快”，在書中說明李自成這一政策在京師很得民心。之后又記述李自成軍“議東援，頗懼”“賞各將百金，各兵十金。吏卒大失望，更賞卒白布四丈，青布八丈，皆市奪取之”，再次說明農民軍政策由受人民擁護走向了它的反面，也近乎事實。另外關于當時北京城內農民軍拷掠明官的情況，《國榷》中也刻畫了農民軍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如甲申年四月甲子條，寫“李自成過劉宗敏所，見掠治三百余人，慘甚。令酌放之。而前所斃者可千余人。宗敏進餉金千萬，都督李巖、李牟、李友征不及其半，派部曲人各二百金，足其額”，記述了農民軍內部對于拷餉的各家立場。

萬歷四十八年七月（公元1620年）明神宗朱鈞死后，談遷認為其不注重“遼事”（即明末于遼東防御女真入侵之事），導致國家混亂。由于崇禎朝沒有實錄，且清朝統治者有意隱瞞，《明史》有關建州史跡完全空白，建州史料又以萬歷以后最為重要。因此《國榷》書中溯本求源，關于建州的記載較多，且從頭如實記錄，對建州史料細心搜求，冀以取得深刻的歷史教訓。談遷編撰《國榷》，盡力根據邸報、方志及其他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遺民的口述等，補編這十七年的歷史，使有明一代的歷史更加完整，并進一步充實、訂正，以留存于后世。《國榷》由于當時并未刊行，因之也沒有經過四庫館臣的刪改，因此保存了較多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歷史的史料。

不足之處

《國榷》除去諸多特色之外，也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書中敘事過于簡單，文字過于晦澀，等等。歷代史家為了敘述求真，寫書主張尚簡，亦不羅列事實，以免虛費文字。但《國榷》存在文字過于簡單現象，對于后人研究歷史，較為不便。又如，書中許多地方站在統治階級立場，與農民軍處于對立地位。如崇禎七年七月辛卯述及車箱峽戰役時，評價“倘懸險邀擊，數萬之寇，一鼓可殲”，將農民起義軍說為賊寇。再如，同一事件先后說法不一致，如永樂時期設置東廠事為例，書中永樂七年十二月丙寅條，先寫“始立東廠刺事，內官主之”，而永樂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條又寫“始立東廠，專內臣刺事”，實際應是后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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