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即是在朝廷上行杖打人，是對朝中的官吏實行的一種懲罰。
廷杖的起源歷來說法不一，有起源于三國時期，唐代，元代等多種說法。明代則實施得最著名。
明代往往由廠衛(wèi)行之。成化以前，凡廷杖者王去衣，用厚綿底衣，重迭，示辱而已，然猶臥床數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劉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
歷史沿革
東漢和北周
據《太平御覽》卷605刑法部16杖條載:東漢紀日。明帝時，政事嚴峻,故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予，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又據《北史》卷10宇文赟本紀載: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卿，雖被寵妥，亦多被杖背。于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茍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終矣。可見,早在東漢和北周時期,兩代皇帝即用杖刑捶責臣下。
隋朝
明確記載使用“廷杖”之刑的是楊堅。隋文帝不但用特別的刑杖，在殿廷隨意決罰官吏，以致“故多致死”，而且還在開皇十七年發(fā)了一道詔書。“其諸司論屬官，若有愆犯，聽于律外斟酌決杖。”(《隋書》卷2高祖紀下)就是說，各級政府的下級“屬官”，如果犯了過失，即使夠不上刑律條文，上級長官也可以“律外斟酌決杖。”“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干能，以守為懦弱。”(《資治通鑒》卷178隋紀2)君臣之間和上下級之間的關系異常緊張。楊堅篡周前，曾在周宣帝時任大后丞之職，對于周宣帝宇文赟的“天杖”“捶人”，當是耳聞目睹，屢見不鮮的。因此，可以說，楊堅的“殿廷打人”，是繼承了周宣帝的衣缽。
唐朝
據《新唐書》卷118張廷珪傳載:(開元初)監(jiān)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zhí)奏:“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同書卷127張嘉貞傳載:(李隆基)帝數幸東都，洛陽市主薄王鈞者，為嘉貞繕第,會以臟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蔑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秘書監(jiān)姜膠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膠死。《舊唐書》卷105王鐵傳亦載，跳弟焊，因與邢潛構逆謀，“焊決杖死于朝堂。”由此可知，唐玄宗曾多次使用“廷杖”，責打臣下。其間，雖有張說等人，援引“刑不上大夫”的信條和“律有八議”的規(guī)定，屢次進諫，但終不能止。
明朝
到了明代，“廷杖”之刑更成了皇帝利用廠衛(wèi)等御用工具,進行專制集權統(tǒng)治的主要手段之一。朱元璋繼隋文、唐宗以后，又濫用“廷杖”，開了有明一代施行“廷杖”的先例。到朱瞻基朱瞻基時，“殿陛行杖，習為故事矣。”朱見深成化十四年，一次廷杖官吏達“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明世宗嘉靖三年，受“延杖”之刑的言吏達“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在此期間，由于主持廠衛(wèi)機構的官吏，狐假虎威，翻新花樣，竟使“廷杖”成了處罰大臣的一種酷刑。
相關特征
廷杖必有大宦官監(jiān)杖,還有眾官穿紅衣陪列兩旁,這是監(jiān)杖者的隊伍。而行杖者則由中使與錦衣衛(wèi)各三十員以及下列旗校百人組成,都穿著襞衣,手執(zhí)木棍。廷杖前,要先宣讀皇帝的詔書,然后由一人用麻布兜,將受杖者從肩脊下綁住,使之不能左右動彈。另一人綁兩腳,往四方牽拽。只是露出臀部與大腿。受杖者頭與臉都直接觸在地上,塵垢塞滿口中。受杖的結果則是多數會被打死。
影響
廷杖是一種法外之刑,而在明朝卻被用得如此泛濫,皇帝根本不受法律制度的約束。廷杖作為懲罰朝臣的方式,以敕令形式實行,是皇權對國家司法制度的破壞,是皇權對依律治罪.依律行刑的法治精神的壓制和扭曲,廷杖削弱了法律的威嚴和帝王在朝臣心目中的威信。
評價
周東平在《中國法制史》中指出,明代廷杖"直接用于宮廷,甚至太和殿上,這既象征著皇權的極度膨脹,也表現(xiàn)了極權主義的無奈”。這表明，皇權已經無法通過合乎法律原則的正常渠道來表現(xiàn)和加強,皇帝只能通過廷杖等暴力恐怖來發(fā)泄私憤,實際上更折射出皇權極盛而衰的消極與無奈。所以,廷杖的重振皇權只是表面的,暫時的,而非根本的、長遠的。然而,對于士人與廣大的民眾群體而言,廷杖儀式卻衍生出了更為深遠的意義。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