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原名《唐書》，系北宋歐陽修、宋祁等人奉敕撰修的紀傳體斷代史，主要記述了自李淵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李柷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共二百九十年的歷史，為中原地區“二十四史”之一。
北宋議修《新唐書》，最早始于慶歷四年（1044年），最終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成書付梓，編撰前后歷時17年。全書囊括本紀10卷、志50卷、列傳150卷。《新唐書》纂[zuǎn]修系以《舊唐書》為底本，廣泛參閱《唐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廣記》等既有著述，一并采擷[xié]唐朝以來存世的大量奏犢案簿和文集、碑傳、家狀、雜史、小說等綜編而成，是為后學研究唐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宋祁、歐陽修等重修《唐書》頒行后，世人遂有新舊《唐書》一說。
作為一部重修補正之作，《新唐書》編撰總體遵循“事增文省”的原則，對所據舊書底本內容進行了大量增刪改竄；同時出于北宋維護道統的需要和治學思潮轉變的影響，書中“尊王崇儒、以史為鑒、反對佛老”的思想旨趣多有闡發。《新唐書》的撰修，還從歷史學意義上恢復了正史“紀、傳、表、志”體例的完整性，首次寫出了《兵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這是中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后《宋史》等所沿襲，深刻影響了宋以后歷代官修正史的編纂，乃至一度超越《舊唐書》而長期占據正史地位。但與此同時，《新唐書》也因存在“紀傳體例不合、大量刪削史料、內容矯枉過正”等問題，而被后世歷代史家所批評詬病。
撰修背景
政治背景
北宋仁宗前期，宋朝即與西夏長期在邊疆陳兵對峙，國力消耗頗巨；延至慶歷元年（1041年），西夏李元昊用兵進犯渭州，經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大敗宋軍后，遂使宋廷朝野震動、人心士氣跌落，開始陷入腹背受敵（夏、遼）的危重境遇。慶歷三年（1043年），在北宋政權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范仲淹等請旨發起“慶歷新政”變革圖強，但不出兩年便在官僚權貴的抨擊打壓下宣告失敗，由此北宋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種種危機也開始暴露出來，統治階級“治書修史、以為鑒戒”向往唐朝國長久的需求遂變得更為迫切。
史學背景
自北宋初年起，史學領域便一直在為建立正統觀念而孜孜以求，趙恒時期官修史書即不再以五代十國為正統；且宋朝士大夫多沿襲力推中唐以來崇尚《春秋》筆法的史學思潮，認為五代文氣衰靡、修史義例不當、人物褒貶不明；加之北宋本就對藩鎮割據、武將擁兵甚為忌憚，對《舊唐書》不立《藩鎮傳》頗有微詞，深恐兵權旁落、武將跋扈撼動政權根基，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宋朝統治階級和文人士族對后晉所修《舊唐書》的不滿，日后重修唐史遂日趨成為北宋史壇的熱門議題。僅趙禎一朝，先于《新唐書》問世的史籍，便有王沿所作《唐志》21卷、石介所作《唐鑒》3卷（一說5卷）、梅堯臣所作《唐載》26卷、孫甫所作《唐史記》75卷，文史之士攻訐批判《舊唐書》的聲音日隆一日，他們嚴厲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認為《新唐書》無論從體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最終在諸多因素的疊加影響下，重修唐史的問題便提上了北宋的議事日程。
主要作者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省）人，系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素以文章著稱于世，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趙禎天圣八年（1030年），歐陽修中進士及第，任唐長安城（今洛陽東）推官。慶歷三年（1043年），知諫院（言事官），參加范仲淹發起的“慶歷新政”，后被貶為地方官。皇祐五年（1053年），撰成《新五代史》五十四卷，世稱《新五代十國史》。至和初年（1054年），召為翰林學士，與宋祁一道撰修《新唐書》。嘉祐三年（1058年），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東京汴梁。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書》刊刻頒行，籍此官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其后八年累官至樞密副使、知參政事，反對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熙寧五年（1072年）去世，嗣后追封太子太師，謚[shì]號文忠。歐陽修系宋代古文運動領袖人物，創作的古文與詩歌，力矯駢文與西昆體之弊，后遂以文章名冠當世，今有《歐陽文忠公集》傳世。
宋祁（996年-1061年），字子京，安州安陸（今湖北）人，系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趙禎天圣二年（1024年），宋祁與兄長宋庠同年中進士，任復州軍事推官，后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累遷至龍圖閣學士。慶歷元年（1041年），出任史館修撰，后與歐陽修同修《新唐書》。皇祐三年（1051年），因其子與犯有偽造敕牒罪的張彥方多有來往而受到牽連，被貶為毫州地方官兼集英殿修撰。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書》進獻刊刻，籍此遷左丞、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嘉佑六年（1061年）去世，謚[shì]號景文。著有《文集》百卷、《大樂圖》兩卷流傳于世，與其兄宋庠以文學齊名，世稱“二宋”。
范鎮（1007-1088年），字景仁，成都華陽（今四川成都）人，系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音律學家，早年即以文章著稱，“二宋”（宋、宋祁）讀到范鎮的文章，“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范鎮中進士，禮部奏名第一；調任新安主簿，后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以直言敢諫聞名，生平不信佛事；仁宗在位時，范鎮曾前后十九次上表，奏請仁宗立嗣，后被罷黜諫職，改任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慶歷五年（1045年）閏五月，以大理寺丞、館閣校勘之職召入史局，后與歐陽修、宋祁等人同修《新唐書》。英宗即位后，遷官給事中。神宗時期，官拜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后因激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于熙寧四年（1071年）致仕。哲宗臨朝后，范鎮得旨起復，拜官提舉崇福宮，嗣后累封蜀郡公。元豐三年（1080年），受詔與劉幾定樂，元三年（1088）樂成，樂奏三日而卒，時年八十一歲；嗣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shì]號忠文。范鎮生前常與司馬光交好，在政治言論上如出一轍；其與范祖禹、范沖三代參與編撰史學名著，史稱“三范修史”，除奉敕參修《新唐書》《仁宗實錄》外，今亦有見聞筆記《東齋記事》流傳于世。
呂夏卿（1018-1070年），字叔，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趙禎慶歷二年（1042年），呂夏卿與其弟呂喬卿同年中進士，授端州高要縣尉，后改任江寧尉；慶歷六年（1046年），自江寧尉調入史館，后與歐陽修、宋祁等人同修《新唐書》，《宋史》稱其“創為世系諸表，于《新唐書》最有功”，歐陽修亦譽其“世稱博學，精于史傳”；《新唐書》成書后，受封遷官直秘閣、同知禮院。英宗臨朝后，歷任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參修《仁宗實錄》。延至神宗即位，官拜兵部員外郎、知制浩，與曾公亮、王安石等人同修《英宗實錄》，后復參與議修仁宗、英宗正史；熙寧二年（1069年）秋冬，出任穎州知州，翌年卒于汝陰，時年五十三歲。今有《唐書直筆》四卷行世。
成書歷程
早期醞釀
明道二年（1033年），時任翰林學士承旨的盛度，便已有意請命刊修《舊唐書》；慶歷初年，他又再度提出重修《舊唐書》的建議，遂逐步引起北宋朝野的重視；延至慶歷四年（1044年），時任宰相賈昌朝正式向趙禎提議重新撰修《舊唐書》，同時指令史館人員收集唐代史料，交由曾公亮、掌禹錫二人編集整理，為正式啟動《新唐書》編撰工作打基礎。
正式詔修
慶歷五年（1045年）五月，宋仁宗正式詔令史館開局修史，任命“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張方平，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余靖、龍圖閣學士兼史館修撰宋祁”等四人為“同刊修”，“楊察、趙概”等二人為“修撰”一道治修《新唐書》；同年閏五月，又增“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賢校理何中立，校書郎、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宋敏求（富于藏書，曾編《長安志》，對唐史十分熟悉），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等六人為“編修官”，宰相賈昌朝為“提舉官”，《新唐書》撰修班子就此搭建成型。
組織編纂
正式開局不久，纂修班子即人事頻頻變動，先是同刊修余靖遭彈劾外放，后是王堯臣、趙概、張方平、楊察等八人相繼去職離館，其間增補王疇、呂夏卿出任編修官后，又歷提舉官賈昌朝罷相無人主持纂修工作；直至宋祁正式抽身參加《新唐書》史局，新任提舉官丁度到任已是慶歷七年（1047年），屆時原班人馬僅剩宋祁、范鎮、宋敏求等三人。
皇三年（1051年），宋祁遭致彈劾貶官毫州時，繼任提舉官丁度業已罷相，復又無人主持纂修大局，遂使《新唐書》編纂工作長期遷延；至和元年（1054年），歐陽修丁憂期滿，受新任提舉官劉沆推薦，加入史局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與宋祁一道擔當刊修官編纂唐史，嗣后復又征召劉羲叟和梅堯臣入局，繼而為加速《新唐書》的完成創造了條件。
成書刊行
嘉祐三年（1058年），在趙禎的一再催促下，宋祁編纂的列傳篇目率先完成草創；翌年歐陽修領銜纂修的紀、志、表也漸有眉目，后續經歐陽修居中會商調度、呂夏卿與宋祁會面交流，志、表篇目的內容亦得到一定豐富，直至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新唐書》最終成書付梓并刊刻頒行，撰修工作全程歷時長達十七年。全書編纂階段，史館主要以后晉所修《舊唐書》為底本，同時參閱《唐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廣記》《續唐錄》等既有著述，一并采擷唐朝以來存世的大量奏犢案簿和文集、碑傳、家狀、雜史、小說等綜編治修而成；新書初稿成型后，朝廷考慮到歐陽修、宋祁同任刊修，二人分主的紀志表和全書列傳存在編纂體例、書法風格不一問題，遂令歐陽修“看詳列傳，刪為一體”，但出于謙遜和尊重，歐陽修“雖受命”卻“一無所易”，原原本本地保留了宋祁所修列傳的全部內容。《新唐書》進獻時，系由時任提舉官曾公亮具書上表，同署“歐陽修、宋祁”之名，仍稱《唐書》。宋祁、歐陽修等重修《舊唐書》頒行后，世人遂有新舊《唐書》一說；清武英殿刊本正式定名為《新唐書》，一直沿用至今。
內容概要
《新唐書》為紀傳體唐代史，晚于《舊唐書》一百多年問世，全書立《本紀》10卷、《志》50卷、《表》15卷、《列傳》150卷，通計225卷，記事時間與《舊唐書》相同，書中大量載錄了唐朝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對外關系等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的情況，內容相比《舊唐書》而言則較為精練，系當代研究了解唐朝歷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新唐書·本紀》系由《舊唐書》本紀部分刪削補編而來，記述了從李淵武德元年（618年）至李柷天佑四年(907年）共二百九十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全書以帝王更迭為體，通篇運用編年體敘事，輯錄了天寶二十一帝本人及其在位時期的歷史事跡，內容多據事直書，篇幅也較《舊唐書》大為削減，《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字數不及舊書本紀的三分之一，但仍系《新唐書》全書記事的總綱。且較《舊唐書》而言，《新唐書》本紀部分對宋敏求補撰的李炎以下六朝實錄所記內容多有采擷，記事范圍有所擴大。譬如，記嗣圣元年徐敬業事跡，新書增補了徐氏克潤州及最終為部將所殺等史實；對垂拱三年紀事，舊書僅記一、二、四、八月的史事，而新書則記載了十個月的史事。
《新唐書·志》置有“禮樂、儀衛、車服、歷、天文、五行、地理、選舉、百官、兵、食貨、刑法、藝文”等十三個志目，其中新增了《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內容上也多比舊志敘事詳實，且對《舊唐書》的十一個志目進行了大幅改寫，為后世研究唐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統的歷史資料。譬如《歷志》《天文志》，其敘事篇幅超越舊書三倍以上，記有李淳風《甲子元歷》、僧一行《大衍歷》等七種唐代歷法，保存了《大衍歷》的歷議（歷法理論）；《五行志》重點記錄了唐代自然災異的歷史史實，剔除了舊書中的部分主觀記述；《地理志》主要記述了唐代地理沿革、軍府建置、物產分布以及水利興廢等情況，其間對州縣的溝渠、陂塘、池堰、運河、井泉等內容均有載錄；《食貨志》主要記述了唐代的社會經濟情況，內容篇幅較舊書擴充了一倍多，新增有唐代的屯田、礦產、職田等史事資料；《藝文志》則開列了大量的唐代史籍圖書名目，僅唐人文集就記述了600多家。
《新唐書·表》作有“宰相、方鎮、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等四表，以表格加按語結合的形式，記述了唐代一朝的眾多人物和史事的淵源傳承。譬如《宰相表》，即是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編排，呈現了唐代歷朝宰相、三公、三師的人員任免情況；《方鎮表》則是根據中晚唐時期藩鎮割據的情況進行編制，既追溯各藩鎮勢力源流至盛唐時期，又按年詳述其勢力變遷直至覆滅消亡，較為系統地反映了唐代特有的“方鎮之患”；《宗室世系表》是按李唐宗室各個分支進行列表，較為清晰地展現了唐代宗室支派之間的升降隆替情況；《宰相世系表》則是按任職時間的先后順序編排，敘述上述顯貴人物的家族關系和世代傳承，通計開列有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世系九十八族，反映了唐代“務以門族相高”的士族制度余風。
《新唐書·列傳》著有“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李密等傳、諸臣傳、忠義傳、卓行傳、孝友傳、附逸傳、循吏傳、儒學傳、文藝傳、方伎傳、列女傳、外戚傳、宦者傳、酷吏傳、藩鎮傳、突厥等傳、奸臣傳、叛臣傳、逆臣傳”等二十二個傳目，記述了大量的唐代人物生平事跡。相較《舊唐書》而言，宋人因排佛等因素刪去舊書內容六十一傳，但同時也新增了三百三十一傳和二千余條史事，“卓行傳、藩鎮傳、奸臣傳、逆臣傳”等均為新設傳目。黃永年統計指出，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只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但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事實上，那種“只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致越有利于讀者，但這絕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清人趙翼品評兩《唐書》指出：“至晚唐諸臣各傳，俱比舊書詳數倍，則舊本太略耳。”
史書特點
寫作手法
曾公亮所上《進唐書表》，在論及《新唐書》時直言：“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認為“事增文省”即為《新唐書》的一大特點。參與編撰《新唐書》的呂夏卿也曾作《唐書直筆》四卷，利用大量篇幅闡述《新唐書》的行文筆法，自謂是以《春秋》一字褒貶法來治書修史的。與此同時，北宋史官在《舊唐書》類傳的基礎上，除增設專門的褒貶類傳外，還特地將《水滸傳》提至諸臣類傳首要位置，并重新改寫了具有代表性的“王義安、蘇安恒、王求禮、庾敬休”等忠義人物傳記，把舊書中作合傳或附傳的“張孝忠、田弘正、王承元”等人也都一一摘出，統一收入《忠義傳》的同一篇目。對此書法，清人章學誠認為，《新唐書》效法《春秋》勝于《史記》《漢書》；清人趙翼則批評指出，歐陽修效法《春秋》書法作本紀，不免行事過于草率。
史料運用
北宋撰修《新唐書》，直接以《舊唐書》為底本進行取材編撰，在承用舊書內容的同時又新增了若干史料，選用了一些后晉未有見到的部分史料，采抄了部分奏犢案簿和小說、筆記、傳狀、碑志、家譜、野史等內容，補撰了諸多舊書記述簡略和缺失的唐代人物列傳，尤其以新增中晚唐人物傳目為多，大抵增至舊書內容的數倍；譬如，黃巢傳從一千六百字增至六千字，新增“諸帝公主、諸夷蕃將、宗室宰相”以及“卓行、藩鎮、奸臣、叛臣、逆臣”等8個類目。本紀篇目也有許多內容上的增補修正，其間對唐代帝王施行德政的記述明顯增多，甚至對李誦、李恒做太子時的事跡也有所交待。
敘事特色
歐陽修入局修史后，重視總結唐代典章制度的變革興廢，在志目撰修過程中大量參閱了唐朝至五代時期的大量奏犢案簿，使得《新唐書》諸志普遍比舊志更為詳細。譬如，《新唐書》將舊書的“儀禮、音樂”二志合為“禮樂”一志，一改《舊唐書》不以“五禮”敘事的做法，利用長達12卷的篇幅闡述了唐代“吉禮、賓禮、軍禮、嘉禮、兇禮”的禮制及其演變，較好地反映了唐代禮儀制度的全貌；歷志部分，以三倍于舊書的篇幅，詳述了唐代八改歷法的內容及其源流，同時擇錄代表唐代歷法理論水平的《歷議》12篇，補撰了反映中外歷法交流的“九執志”及其翻譯情況等等。
《地理志》增至7卷8篇，以超越歷代正史的志書篇目，從多個維度記述了天寶地理學發展的盛況。其間記戶口以天寶時（742年-755年）為據，記州郡建制以天祐時（904年-907年）為據，物道疆域劃分則以開元十五道為準，詳細描述了全國各地修筑河渠陂堰、諸道州縣“土貢”物產、府兵軍屯力量部署等情況；附記羈糜州（今廣東信宜）的八百余個條目，則詳細反映了唐代各少數民族的居住分布和邊疆地區的開發管理狀況，頗具史料價值。
《選舉志》是新書的增設篇目，該志從唐代官吏來源、馀選、考核等內容出發，對唐代復雜的科舉制度做出了系統性梳理，內容呈現頗為清晰；《藝文志》記事篇幅，較舊書《經籍志》卷多出一倍；在記述方法上，廢除了以部類為“家”的名稱，轉而以學術流別作為部勒典籍的行事標準，相較《舊唐書·經籍志》而言，個中收錄圖書名目顯著增加。
體例創新
《新唐書》雖據《舊唐書》為底本重修，但其體例運用、謀篇布局卻不因襲守舊。在纂修體例上，新書不僅恢復了漢修《史記》以來開創的作表傳統，總體廓清了唐代三百年間宰相和宗室的升降興替，藩鎮勢力的消長離合；在謀篇布局上，還自創纂修了《兵志》《儀衛志》，為后世研究了解唐代科舉制度、文臣武將選用以及府兵馬政施行演變情況提供了便利。
修史思想
推尊儒學，維護道統
中唐以后，中國的經學、文學、歷史學等領域均已呈現出變革趨勢，新的治學風氣開始初步嶄露頭角。傳至北宋，史學上愈加顯現出以《春秋》編年、褒貶義例治史、論史的趨向，極力抨擊紀傳體史書“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同時受到北宋政權內憂外患、歷史正統觀念興起等因素的復合影響，促使這一史學風氣彼時大有演變為主流思潮的態勢，時年范仲淹、歐陽修等倡導發起的復興儒學、古文運動，即為北宋當時崇儒興學社會思潮演化的典型縮影。《新唐書》成書之際，曾公亮所上《進唐書表》進一步申明，刊修新書旨在揚“明君賢臣、俊功偉烈”之“善”，暴“昏虐賊亂、禍根罪首”之“惡”，籍此“以動人耳目”，繼而達成“垂勸戒、示久遠”的目的，頗為直白地闡發了北宋史官秉《春秋》書法而尊儒學，治書修史而保道統的思想旨趣。
正是在這一思想原則指引下，歐陽修、宋祁兩位“刊修官”，無論是重修唐書紀、志、表，抑或是重修唐人傳記，均將儒家倡導的“仁、義、忠、孝”視為義理衡量標尺，并進一步推及至“教孝而求忠”“一心事家國”的政治高度，籍此發論來褒揚有德、有識、忠正之士，貶斥叛逆、誤國和碌碌無為之輩。譬如新書作本紀，便將武則天從《舊唐書》本紀中直接改出，轉而記入《新唐書》的后妃列傳，并援引孔子所作《春秋》立論，認為武則天實系“篡國之主，莫大之罪也”，不遭“大戮”，已是幸免；再如新書作列傳，亦是積極秉持儒家思想的衡量標尺，直接將“蕭瑀、李光弼、韓愈、劉蕡”等四人從諸臣列傳擇出，分別獨立編纂成卷；另新作“卓行、藩鎮、奸臣、叛臣、逆臣”等多個傳目，將各色人物統一歸集于一處，并通過調整相關傳目次序編排的方式，來進一步表達新書作者秉《春秋》書法“暴惡揚善”“動人耳目”的封建倫常旨趣。
反對佛老，彰明王道
作為《新唐書》“刊修”，歐陽修、宋祁二人均服儒學、反對“佛老”，一致認為“佛統”傳布為患中國，有害于王道正統，不可不去。他們的這一思想主張，在《新唐書》的實際編纂上亦多有體現。譬如新書作本紀，在論及李世民功過問題上，新書一方面稱譽其“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另一方面則因其“牽于多愛，復立浮圖”而視其為“中材庸主”；再如新書作列傳，在言及李蔚上疏切諫問題時，所發論贊抓住李漼惑“浮圖”一事，書寫了一則長達450余字的“贊曰”來聲討佛教；對于舊書有傳的玄奘、神秀、六祖慧能、普寂、一行等僧侶，也因排佛而一概剔除不收。但就提倡推崇“道統”的韓愈而言，則將其事跡從舊書列傳中輯出，獨立編成一卷，較為鮮明地傳遞了《新唐書》作者推崇尊王思想，反對佛道鬼神，宣揚“君臣之道”“禮義之本”維護王朝道統的思想旨趣。
引為鑒戒
早在慶歷元年（1041年），北宋統治者即已認識到《舊唐書》“以古鑒今”的政治價值，認同并采納張方平的建議，每天摘取一兩條《舊唐書》紀、傳中的事跡上奏，籍此引為鑒戒、以資政事。及至《新唐書》成書，曾公亮在闡述重修動機時復又指出：“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商、周以來，為國長久，唯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五代所修唐書“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彼時接到獻書的趙禎亦對群臣直言：“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其書于天下，使學者咸觀焉”，更進一步申明了宋朝統治階級纂修《新唐書》的主旨思想。
問題爭議
北宋年間，《新唐書》頒行不久，便有當年參與修書的史官呂夏卿另作《兵志》三卷，史官宋敏求另作《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以彌補《新唐書》編纂上的一些不足；宋人著述《元城語錄》亦載劉安世言稱：“《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郁而不明，所謂事增文省，病灶正在于此。”
傳至南宋，藏書家晁公武沿用前人吳縝的說法進一步指出：“議者頗謂永叔（歐陽修）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宋祁）通小學，惟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抵，有失實之嘆”；藏書家陳振孫也在《直齋書錄解題》中指出：“本紀用《春秋》例，削去詔令，雖太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類戶銑溪體，識者病之”，認為歐陽修、宋祁所修《新唐書》多發褒貶議論，采信小說野史較多，內容上又常有抵牾失實，列傳所用古字晦澀難懂，常被有識之士詬病指摘。南宋學者王明清則發論認為，吳縝攻訐《新唐書》乃是吹毛求疵，實系就當年歐陽修拒絕其參與修史心懷怨恨，故此作書加以批評指摘；晁公武承用吳縝的說法，援引張九齡拜相一事發論，難免出于有意掊擊。但王明清也同時指出，歐陽修、宋祁所修新書的確存在一些疏于考證、自相抵牾之處。
延至清代，官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在品評《新唐書》時亦指出：“書甫頒行，吳縝《糾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駁，亦未嘗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書，網羅浩博，門分類別，端緒紛拏[ná]。出一手則精力難周，出眾手則體裁互異。爰[yuán]從三史以逮八書，牴牾參差，均所不免。不獨此書為然。呂宋之書，未知優劣。吳縝所糾，存備考證則可。因是以病新書，則一隅之見矣。” 認為《新唐書》剛一刊行，吳縝即出著《新唐書糾謬》一書，實系切中了新書的弊病；但一代史書畢竟是博采歸集眾多史料纂修而成，況且又是出于眾多史家之手，難免存在一些訛誤差池，如果僅以此來詬病新書，顯然系一家之偏見罷了。
近人呂思勉在品評兩《唐書》時也認為：“新書本即為補正舊書而作，故其多有矯正前書之失，但其亦有改竄不善者”，總而言之，“新舊二書，各有得失，以大體論，自以《新書》為長。宋人痛詆舊書，固為偏論。后人力矯其說，索新書之垢而求其瑕疵，亦為未是也。”現代學者周谷城、黃永年等人亦分析指出，《新唐書》的主要缺陷在于，過分追求“文省于舊”，大量刪削《舊唐書》原文，特別是詔、誥、章、疏等文獻和經濟統計數據，致使其史料價值降低，同時紀傳部分內容也有不少矛盾和脫節現象，但即便如此，新舊兩部《唐書》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
史學影響
增設《兵志》《儀衛志》，是《新唐書》纂修的一項創舉。《兵志》主講唐代施行的兵制、馬政，雖所記內容多受世人詬病，但仍開創了官修正史必書《兵志》的先河；《儀衛志》主講唐代顯貴出行時的護衛、儀仗，所記內容對唐代服飾、兵仗亦有涉獵，增益后世考古工作的同時，這一體裁也為《宋史》以后的諸多正史所取法沿襲，頗具史學價值。
《新唐書·表》的編撰，在厘清唐代宗族權貴世系演變和藩鎮勢力更迭源流關系，彌補紀、志、傳目記事或紛繁龐雜或割裂遺漏缺憾的同時，還從史學意義上恢復了自《史記》《漢書》以來形成的正史“紀、傳、表、志”體例的完整性。后為《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取法效仿，深刻影響了宋以后諸多官修正史的編纂，同時也為研究校勘唐代歷史史事提供了更多參照。
《新唐書·藝文志》的編撰，在襲用舊書《經籍志》援引李隆基開元年間《古今書錄》輯錄書目的基礎上，又新增收錄未見于《古今書錄》的唐代經籍兩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按照“著錄”“未著錄”兩種分別開列于《藝文志》的各個類目，從而實現了“記藏書”與“記著述”兩種不同性質目錄的有機統一，比較完整地反映了唐代著述的歷史全貌。同時也為后世了解和利用兩《舊唐書》中關于唐代圖書的相關記述，來考察中原地區古代典籍的沿革與存亡問題提供了較為科學的依據，對于中國目錄學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影響。《新唐書》的這一做法，后為清代史家所進一步弘揚和發展，補撰形成了諸多隸書的藝文志。
歷史評價
《新唐書》自趙禎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鐫刻頒行，流傳至今已有歷史近千年，盡管宋時即已出現不滿議論，詬病其專以褒貶自任、內容偏重文采、不重事實考證、刪削史料過多等等，但在宋以后的很長一個時期內，《新唐書》一直都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官修正史，受到世人廣泛推崇；直至清代中期以后，主張新、舊不可偏廢的論調才轉而占據上風，嗣后新舊二書始終并行于世。
宋元明時期
北宋年間，《新唐書》行世三十余年后，宋人吳縝曾作《新唐書糾謬》二十卷，歷數《新唐書》種種弊病稱，新書撰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所謂“文省事增”實系撰修者“專以褒貶筆削自任”“多采小說而不精擇”，且新書“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認為歐、宋二人不懂修史要旨，多憑個人喜好修書治史，常以闡發褒貶議論、刪削拼湊史料為己任，重文采而不重史實，實在難以稱得上是一代史書。南宋學者周益公則評論認為：“新書刪繁為簡，變今以古，確系事增文省”。
元明時期，《新唐書》仍長期占據正史地位，時人亦多讀《新唐書》而不讀《舊唐書》，學界也多沿襲歐陽修、宋祁的看法，貶抑《舊唐書》，推崇《新唐書》，重刻或存世的兩宋版《新唐書》依舊傳布頗廣。延至明嘉靖年間，聞人重刻《舊唐書》之際，學者文徵明則在其所撰《舊唐書》序中，歸結眾多前人評述指出：“新書稱良，朝野尊信，皆因出于大手筆歐、宋二公之手。然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認為新舊《唐書》各有所長，均不可棄之不顧。
清朝時期
延至清代，學者顧炎武品評《新唐書》時，則贊同宋人“事增文省”的說法，認為新書的確取得了“事則增于前，文則省于舊”的效果，且稱“《新唐書》志，歐陽修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沈德潛亦云：“二書之成，互有短長，《新書》語多僻澀，而義存筆削，具有裁斷；《舊書》辭近繁蕪，而首尾該贍，敘次詳明，故應并行于世”“《舊書》以完善勝，故司馬氏作《資治通鑒》，往往取之。《新書》以識見勝，故朱熹作《綱目》，往往取之。”
乾嘉年間，清代官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則一錘定音指出：“平心而論，新舊《唐書》蓋瑕瑜不掩之作。定于正史之中二書并列，相輔而行，誠千古至公之道，論史諸家可無庸復置一議矣”，認為吳縝批駁新書有所偏頗，實則新舊兩部《唐書》各有所長，均應視為官修正史，史家業已無需再議。
同一時期，清人趙翼也曾就此發論，認為“歐宋二人本即大家，且修書可參史料甚多，是刊修《新書》時，又得諸名手做助，宜其稱良史也”。但他同時也就《新唐書》的問題進行了批駁，質疑稱：“歐公本紀則不免草率從事，不能為之諱也。當日進呈時，趙禎即已有旨，《舊唐書》不可廢，其早有所見？”嗣后史家王鳴盛作《十七史商榷》“二書不分優劣”條指出：“李鼎聲觀之，二書不分優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長”，又說“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舊書則紀、志、傳美惡適相等”。
近現代時期
近現代學者朱杰勤認為，“《新唐書》參考比較精詳，各列傳隸事亦多得當，新增的志表可供參考，文詞方面，排除不容易完全表達作者意思的駢體，而運用流利的散文，都有可采的地方。且歐陽修、宋祁皆系宋時文章鉅子，文學修養均非《舊唐書》作者可及，故《新唐書》編纂自有不少優點。”
現代學者劉洪仁分析指出：“綜觀新舊《唐書》，各有長短。就史料價值而言，《舊唐書》比《新唐書》保存原始資料較多，但新書對舊書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增補。就編寫體例及纂修書法而言，新書體例有所創新，文字也比較嚴謹簡明。但由于新書的作者文辭刻意求簡，以‘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相標榜，以致記載中出現不少史實不清、年代含糊之處，作書時甚至憑個人愛好，把原詔令奏疏中的駢文改寫成散文，有損原意及史料價值。然兩書各有長短，應當互相參閱，不宜偏廢。”
現代學者柴德賡、倉得良等也點評指出：“總之，新、舊《唐書》并行于世，事有同異，學者不能偏廢。”青年學者屈寧亦分析認為：“新、舊唐書各自特點鮮明，舊書多采錄唐朝國史、實錄舊文，保存不少重要原始史料；新書鑒于唐亡及五代紛亂之教訓，尤其關注歷史治亂和典制因革。前者重在“往事之不忘”，前者著意“來者之興起”，因時而生，各有側重。”
版本流變
《新唐書》最早刻于北宋仁宗年間，其后又歷經數次刊板印刷，傳世版本較多，現為史學界所熟知的主要有：北宋嘉祐本、南宋紹興復刻本、明南監本、明北監本、清武英殿本、民國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等版本。
兩宋刻本
北宋嘉祐本系《新唐書》最早的刊本，今存十四行殘本155卷，現藏于南京圖書館；另有北宋十六行殘本124卷傳世。南宋刻本亦有多種，今存南宋十四行殘本，原藏于吳興陸姓宋樓，現被日本靜嘉堂文庫收入；今存南宋十六行殘本（小字建本）124卷，原藏于傅增湘雙鑒樓，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今存建陽魏仲立刻十行殘本（或稱中字本，又稱大字本）193卷，原藏于吳興劉承干嘉業堂，現藏于臺灣中央圖書館。此后亦有南宋刻明代補修本，該本系南宋重刊北宋本，后經明宣德年間遞修后傳世，形制為每頁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今有存世殘卷192卷，現藏于日本大垣市立圖書館。
元明刻本
元朝時期，刊行有《新唐書》元刻本，原版承自宋刻十行本，形制亦為每頁十行，每行十九字，現藏于國家圖書館。另刊有南宋紹興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形制為每頁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今有存世殘卷132卷，現藏于國家圖書館。延至明朝，復有元刻本的明南監修補印本刊行，現在部分大圖書館均有藏。
明朝時期，憲宗成化年間（1465年-1487年），南京國子監刊有包括《新唐書》在內的“二十一史”，世稱南監本；現在所見到的一般都是明嘉靖以后至清初年間的遞修印本。嗣后刊行的還有，出自宋本的元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學刻明成化弘治國子監遞修本 ，形制為每頁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現藏于南京圖書館。
神宗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奏報府庫所存官刻舊板多已磨損嚴重，請求組織史館重刊二十一史”，朱翊鈞遂詔命時任司業張位主持雕板刻印，直至萬歷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605年-1606年）相繼刻成。學界一般認為，北監本《新唐書》是以南監本為底本刻成，現在所見到的一般都是明末到清初的遞修印本。崇禎末年，常熟市藏書家毛晉刊有汲古閣刻“十七史”本，其刊修多參考宋、元舊本，不同于當時流行的南北監本，清代中期曾有席氏掃葉山房覆刻“十七史”本，《新唐書》均位列其中。
清武英殿本
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愛新覺羅·弘歷下令重刻“二十三史”，同時收錄《新唐書》與《舊唐書》。武英殿本《新唐書》，乃系清人沈德潛主持，據明朝刊行的北監本重刻，所附考證也出自沈德潛等人之手，校勘考證工作多不精，但刊本流行較廣。
乾隆四十九年，殿本“二十三史”增刻輯本《舊五代史》成為“二十四史”，嗣后殿本《新唐書》的各種覆刻本、影印本問世頗多。咸豐年間，刊行的有廣州市陳氏覆刻本；光緒年間，刊行的有成都書局覆刻本，同文書局影印本，五洲同文書局影印本，竹簡齋剪貼影印本，圖書集成局扁鉛字排印本；同治、光緒年間，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的《新唐書》則系浙江書局所刻。民國時期，刊行的有商務印書館剪貼影印本，開明書店《二十五史》影印本；現行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的排印本亦皆出自殿本。
民國百衲本
百衲本史書系近現代國學大師張元濟主持影印，由商務印書館1931年正式出版發行，因其集宋、元、明、清等歷朝歷代刊印的《十七史》至《二史》可見本為底版，擇善而從之，殘缺不全者則以他本配之，故稱為“百衲本”；百衲本《新唐書》是以幾種南宋本配補影印而成，此本以陸心源皕宋樓舊藏宋刻十四行殘本為主，輔以傅增湘雙鑒樓舊藏南宋十六行小字建本殘卷、劉承干嘉業堂舊藏建陽魏仲立刻十行本合成一部，保存了《新唐書》舊刻的真面目，勝于殿本。影印過程中，張元濟又據魏仲立刻本、毛晉本、武英殿本進行了校勘修訂，勘正原本文字訛誤若干，故亦勝于宋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商務印書館刊行有縮印精裝百衲本。
中華書局點校本
中華書局點校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現代史學家傅璇琮、陳允吉等主持點校的新一版《新唐書》，中華書局于1975年正式出版發行。校勘過程中，工作人員以百衲本為底本（南宋紹興復刻本等），以北宋閩刻十六行本、南宋閩刻十行影印本、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和浙江書局本為參校，一并加以撇號、分段、校勘，繼而使得諸多史料中訛倒衍脫的問題得以校正，是為當代《新唐書》諸本中最好的版本。
后世研究
北宋年間，《新唐書》頒行不久，即有校勘補正著述陸續問世；金、明、清時期，唐代史研究漸入高潮，新書遂與嗣后復出的舊書一道受到史學界關注，校勘考證等成果頗豐。
宋金時期
北宋紹圣元年（1094年），首部考訂著述《新唐書糾謬》修成，宋人吳縝以二十卷四百六十條的體量，從“以無為有”“書事失實”“自相違舛[chuǎn]”等多個方面對新書進行了批評，并以本校法對新書中的抵牾失實內容進行了對勘。延至南宋時期，學者汪應辰又撰成《唐書列傳辯證》二十卷，專攻《新唐書》列傳纂修的相關問題；同一時期，金朝文學家、史家王若虛，亦撰成《新唐書辨》三卷，提出“作史與他文不同，寧失之質；不可至于蕪靡而無實；寧失之繁，不可至于疏略而不盡”的治史主張，繼而就用字、用語問題對《新唐書》列傳提出了一百四十余條批評意見，同時還兼及了對《新唐書》史例運用的部分探討，較之吳縝二人研究方向則各有側重。
明清時期
明弘治七年（1494年），李東陽入閣就任大學士前，也曾摘編唐史中的諸多事跡，以“辨其是非”發論，撰成《新舊唐書雜論》一卷，后被收入《懷麓堂文稿》一書。傳至清代，滿旗入關、樸學崛起，唐史研究也隨之趨于興起，涌現出了一系列著述成果。早期比較知名的，當屬清初學者顧炎武所作《日知錄》、閻若璩所作《潛丘札記》對新舊唐書進行的對比分析；雍正年間，兩《唐書》研究業已趨于興盛，先有學者沈炳震，以《舊唐書·本紀》《舊唐書·列傳》和《新唐書·志》為主要史材，間取兩《唐書》互為補注，整理輯成《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后有學者丁子復編成《新舊唐書合鈔補證》數卷，陳黃中著成《新唐書刊誤》三卷，從而為后世研讀《新唐書》奠定了一定基礎。
乾嘉年間，清人王鳴盛所作《十七史商榷》、錢大昕所作《二十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諸史拾遺》、趙翼所作《二十二史札記》《余叢書》、趙紹祖所作《讀書偶記》，均對《舊唐書》作出了部分研究考證，同時也提出了一些的新的研究問題。同一時期，趙紹祖又經考證兩唐書文本，間引《新唐書糾謬》《資治通鑒考異》《廿二史考異》之說，著成頗具參考價值的《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愛新覺羅·旻寧以后，復有清人蔡世編成《讀舊唐書隨筆》一卷，佚名學者著成《新唐書證誤》一冊；晚清時期，學者王先謙在前人所作《新舊唐書合鈔》基礎上，博采《唐會要》《全唐文》《冊府元龜》等數十種史籍原著為據，進一步考訂史事、校勘文字，著成《新舊唐書合鈔補注》；唐景崇則效法《史記》三家注、《漢書》顏注、《三國志》裴注、《資治通鑒》胡注之例，參考上百種前人著述成果，撰成《唐書注》十卷。
近現代時期
二十世紀以來，隨著史料的不斷發掘和涌現，在梁啟超等人歷史學新思想的宣導下，中國唐史研究方向也漸次從傳統史學轉向實證史學、現代史學，同時史學界對《新唐書》的考補校勘工作持續依舊。民國時期，開明書店匯聚《唐折沖府考》《唐折沖府考補》《唐方鎮年表》《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訛》等史學研究成果刊印《二十五史補編》一書，較為集中地反映了清代至民國時期的一系列唐史研究成果。此后一個時期，包括《新唐書》在內的唐史研究，則開始更加趨于全面多元，先后成書刊行的有，陳漢章所作《唐書注稿偶存》、羅香林所作《唐書源流考》、傅振倫所作?《兩唐書綜論》、錢寶琮所作《新唐書歷志校勘記》、羅振常所作《南監本新唐書義》、陳寅恪所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白壽彝所作《新唐書大食傳注》、岑仲勉所作《唐史馀瀋》、唐長孺所作《唐書兵志箋正》、譚英華所作《略論“新唐書”食貨志的編纂方法和史料價值》、黃永年所作《唐史史料學》等研究著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新唐書》的研究內容。
1994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領銜編纂的中國“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新唐書》啟動，全書預計將在2024年全面出齊；2006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古籍整理工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面啟動修訂，南京大學教授武秀成擔負的中華書局點校本《新唐書》修訂項目位列其中。
參考資料 >
宋 遼 金 元統計史.中國政府網.2023-07-09
《新唐書》.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7-07
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修纂工作會召開.中國政府網.2023-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