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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是托名于春秋早期齊國政治家管仲的著作，大約成書于春秋戰國至秦漢，是一部記錄管仲及管子學派言論和事跡的匯編論文集。

管仲是春秋早期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政治家、改革家。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成為公認的霸主，史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也受到世人的景仰和推崇。管仲身后到戰國時期，出現了思想上的百家爭鳴。同時，齊國一直存在著尊崇管仲的風氣，人們傳承發展管仲的思想和治國方略，逐漸形成管仲學派。這一學派搜集整理管仲的言行事跡，總結并發展管仲的思想，最終形成了《管子》一書。

今本《管子》為西漢劉向編訂，定著八十六篇，其中十篇的內容亡佚，僅留下篇目。全書字數近十六萬，內容豐富，涉及領域廣泛，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蘊含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哲學等方面的內容，被稱作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在哲學方面，《管子》認為“道”是世界萬物得以生成的根本，并提出要達到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必須加強人認識主體的主觀修養；在政治方面，書中主張以民為本的政治理念，提出了“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在法律方面，《管子》主張以法治國，要求禮法并重，德法并舉，來達到治國安邦的目的；在軍事方面，提出軍隊“尊主安國”是其基本的職能，“凡兵之用，必待民之用”，認為人民是軍隊的主力；在經濟方面，輕重論是《管子》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主張農工商并重；在教育方面，《管子》吸取了前人的教育思想，繼承了齊國重視教育的傳統，圍繞富國強兵的目的，強調教民務本、教民強兵、教民明法、教民養德、教民以技，大興教育；在自然科學方面，《管子》多篇章涉及自然和科學問題，提出“以時禁發”的環保理念與“因天材，就地利”的城建主張，體現出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追求。

《管子》書自劉向校錄之后，內容基本確定，唐代尹知章作《管子注》后，成為流傳最廣的版本，主要以有注的形態流傳。《管子》版本主要有三種，其一是南宋紹興年間浙江刻本；其二是明刻劉績《管子補注》本，傅增湘定為弘治刊本；其三是明萬歷十年趙用賢《管韓合刻》本。其中南宋浙江刻本是《管子》版本中最古老的版本，也是現今中國國內保存的唯一宋本，現藏于中國中國國家圖書館。

漢朝劉向在《管子敘錄》中指出，“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肯定了《管子》中的治國興邦思想。明代凌登嘉在《管子治略窽言敘》中稱“精用之則王，雜用之則霸”。近現代漢學學者黎翔鳳在《管子校注》中評價認為“《管子》內容博大，體系整飭，超越九流諸家之上。”

撰修背景

歷史背景

公元前十一世紀姬發滅商，建國號為周，定都于鎬（今陜西長安河以東），史稱西周。西周初年，周代封姜子牙（姜太公）于齊地建立姜姓齊國。至西周末期，姬宮湦廢黜王后申后和太子姬宜臼，立寵妃褒姒之子為太子。公元前771年，申后之父申侯聯合西夷犬戎殺死周幽王，各路諸侯擁立姬宜臼為天子，后稱周平王。隨后，周平王將首都東遷至洛邑（今洛陽市），史稱東周。東周的前半期，諸侯爭相稱霸，稱為春秋時代。

公元前686年，齊國由于齊襄公時國政混亂，公子齊桓公在其師鮑叔牙的護送下逃到莒國，其兄公子糾在謀士管仲和召忽的護送下逃到魯國。公元前685年，姜小白與公子糾爭位成功，即國君位為齊桓公（公元前685——公元前643年在位）。齊桓公即位后力圖振興國力，鮑叔牙遂向齊桓公力薦好友管仲，稱“君將治齊，即高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齊恒公遂拜管仲為大夫，委以政事。之后又起用管仲為相，對內例行改革，對外尊王攘夷，促使齊國逐漸強盛，成為中原霸主，受到周天子賞賜。至東周后半期即戰國時代，經過多年的春秋爭霸戰爭，形成以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的“戰國七雄”。其中秦、楚、燕三國是自西周以來就已有的古國，魏、趙、韓三國乃是三家分晉后的新生國家，而此時齊國已是田氏伐齊后的田齊，史稱田齊。

管仲治國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管仲，潁上縣（今潁上縣）人，春秋早期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政治家、改革家。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與周代同宗。管仲幼時家道中落，為了謀生，曾做過當時地位微賤的商人，見多識廣。后經好友鮑叔牙力薦，被齊桓公任命為齊相。從西周的姜太公時期起，齊國就利用自然條件，廣開漁鹽之利，是一個經濟發達的邦國。依托齊國東面臨海的地理位置，管仲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實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社會經濟方面，管仲實行“四民分業”，把全國人口按職業劃分為士、農、工、商，讓他們分別居住，對他們提出不同的職業要求，并提供職業保障；土地和賦稅制度的改革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熱情與生產積極性，土地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與利用，從而使齊國的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的恢復和巨大的發展；實行鹽鐵專賣，擴大財政收入；管仲采取積極發展工商業的政策，鼓勵跨國經商，不但使民富國強，加強了社會的穩定性，而且牢固地奠定了稱霸諸侯的經濟基礎。

在軍事方面，管仲創立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體制，并采取以兵器械具贖罪的措施，從而使齊國的兵源與軍需得到了保障。齊國在每年的春秋兩季，加強軍訓，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在外交方面，管仲推行尊王攘夷的策略。所謂“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權力，維護周代的宗法制度。所謂“攘夷”，即對游牧于長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國對中原諸侯的侵擾進行抵御。這樣便借周天子的名義提高了齊桓公的威望。在尊王攘夷的同時，齊國注意聯合中原各諸侯國，擊敗了北方少數民族的侵犯，保衛了中原地區的安全。

經過數年的治理，齊國國力大振，并于齊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起開始盟會諸侯。隨著齊國滅遂、收魯、服宋以及鄭、衛等國的入盟，齊桓公的盟主地位也得到了周王室的支持與認可，齊國的霸主地位逐步確立。齊桓公七年（公元前679年），齊國與宋、陳、衛、鄭等諸侯又一次會盟于，齊桓公獨自主持盟會，從而確立了齊桓公的霸主地位。公元前651年，姬閬去世。齊桓公會同各諸侯國擁立太子鄭為天子，即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賜齊桓公‘文武’等，以表彰其功。齊桓公召集各路諸侯大會于蔡丘（今河南蘭考、民權縣境），舉行受賜典禮。受賜典禮上，齊桓公遵守禮制，以身示范尊重周天子，即歷史上有名的“蔡丘之盟”，齊桓公達到了霸業的頂峰。至此，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裝會盟，六次和平會盟；還輔助王室一次，史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公成為公認的霸主。

學術背景

西周奉行周禮和血脈宗親治理天下，其中禮的部分主要對人的身份進行劃分和社會規范，最終形成嚴格的等級制度。在長期逐漸演變的歷史進程中，至春秋戰國時代形成“禮崩樂壞”的社會現象，春秋末期和戰國初期的人們出現了思想上的百家爭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農家、名家、兵家等學派，各有學說主張，如老子的道法和孔子的禮法。同時，在“七雄并立”的戰國時代，各國爭霸也各有綱領。商鞅在秦國施行變法，主張“重農主義”“利出一孔”（百姓要獲得土地，只有去為國家打仗一條路，叫做“利出一孔”），極力禁絕民眾讀書、求學，以控制全國民眾。

與秦國不同，田齊霸業則在政治、軍事、經濟強盛的同時，重視學術發展，田齊君主多對學問及有學問的先生大感興趣?！妒酚洝ぬ锞粗偻晔兰摇酚涊d“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由君王給予具有學識的士人以優厚待遇，為學術興旺提供了條件。稷下學宮位于黃河下游的齊都臨淄稷門附近，稱稷下，是齊王所建立的講堂，談說之士則期會于稷門之下，彼此在固定場所進行學術論辯。稷下學宮最盛時，史載學生有三千多。據后世學者考究，活躍于稷下的人物還有許多，儒、墨、道、名、法、陰陽等各家諸子，皆以其學論辯其中。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都先后到過稷下，荀子還曾為學宮的祭酒。學者、思想家們在學宮的話題開放，各家各派均可發表自己的主張，各家思想有沖突、辯駁，也有吸收、融合，形成了學術的交融。

書名由來

近現代文獻學家余嘉錫在所著《余嘉錫講目錄學》書中提出，先秦諸子書在流傳過程中，有其共同的特征，即諸子稱為子，是為了辨明其乃一家學。當代古文獻學家李學勤認為“秦以前古籍，稱‘某子’者，常是一個學派歷代流傳的作品，《管子》自不例外?！惫糯芏喙艜鴽]有書名，后世的人一般會以此書起源者的名字來命名此書，而古人著書，很多是單篇別行，等到將所有篇章編次成書的時候，書多成于門弟子或后學之手。田齊法家推崇管仲為法家的開創者，戰國學者也常以管仲與商君并稱，如《韓非子·奸劫弒臣篇》便記載“上主明法”“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蓖瑫r，《管子》一書主要是田齊法家著作的匯編，因其推崇管仲，收入多篇敘述管仲治齊的記述，并有偽托管仲所著的篇章，余嘉錫認為“因推本其學之所自出，以人名其書”，因而以《管子》為書名。

作者考辯

管仲遺作說

管仲是春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其富國強兵的經世思想對后人影響深遠。據《國語·晉語》，嫁給晉公子晉文公的齊姜氏，在管仲去世若干年后依然嫻熟地背誦著管仲“綱紀齊國”的治國言論。到了戰國末期，承載著管仲思想的《管子》篇章已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司馬遷最早對《管子》中有無管仲遺著這一問題加以了探討，《史記·管晏列傳》載“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在司馬遷看來，《牧民》《山高》等篇章是管仲的遺著。劉驁時劉向奉詔領校群籍，在他寫的《管子敘錄》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明確提出《管子》中有管仲遺著的始自晉朝傅玄，劉恕在《通鑒外紀》卷一引其《傅子》載“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說管仲死后事，其‘輕重’篇尤復鄙俗”，認為該書部分篇章為管仲所著。之后，唐代的杜佑、明代的梅士享、清代的顧炎武、姚際恒等亦持此說。當代學者關鋒、林聿時在《管仲遺著考》中還提出《管子》“經言”及“五輔”等篇為管仲遺著的觀點。

非一人一時之書

隨著后世對《管子》成書的考辯，學界多有懷疑者，如唐代的孔穎達，南宋的葉適等。而首先對《管子》成書進行討論的是西漢劉安，其《淮南子·要略》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田午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這里《淮南子》沒有明確說出《管子》一書的作者，但對《管子》一書的寫作動機、寫作背景和思想指向卻作了概括?？追f達為《左傳》“鮑叔牙返管仲于魯使其相齊”一節的注疏中提出“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后人所錄”的考辯。南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在《管子》成書問題上提出了“數術家”“以私智窺測”管仲，“自立言議而被以管子之名”的說法，且認為他們“徒眾多，傳授廣”，自春秋至漢初綿延不絕，對《管子》成書問題作了粗略的概括。他提出的“《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的說法，成為后人詮釋《管子》成書的經典言論。

管子學派說

循著葉適對《管子》作出的研究，近現代學者提出了《管子》成書于管子學派說（也稱管仲學派）。管子學派主要是戰國稷下學宮時期由齊人組成的、繼承和發展管仲思想而形成的一個學派。管子學派主要活動于戰國，但其萌芽可追溯到春秋前期。《荀子·榮辱》記錄管仲治國言論的史官“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侍王公”，認為其應屬于早期管子學派的成員。此外，早期管子學派還包括春秋時期上至齊君，中至臣僚，下至民眾的管仲思想的信奉者。管仲尊王攘夷的功績成為歷代齊國君臣的追攀對象，如春秋末期的齊景公便經常以恢復齊桓霸業自勉，并希望晏嬰能“繼管子之業”“遂武功而立文德”，而晏嬰也常常以齊桓公和管仲的業績力諫景公。管仲在齊國的內外政改革使國人皆知，如齊姜氏就曾用管仲”綱紀齊國”的治國理論規勸晉文公，這些都推動著管子學派在戰國稷下學宮時期的最終形成。稷下學宮始建于齊威王，終止于齊王建，其多以繼承齊桓公霸業為職志。這一時期，對于管仲如何輔佐齊桓公富國強兵、成就霸業，就成了田齊統治者和稷下學者感興趣的話題，討論、研究管仲思想的管子學派逐漸形成。

余嘉錫考證先秦諸子典籍編定成書，往往是“隨時所作，即以行世，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編次之。其編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門弟子及其子孫，甚或遲至數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叢殘為之定著”，認為書中的內容往往不是一個時間段內完成的，先后沒有次第，篇章寫作完成之后，就傳布于世。余嘉錫在《古書通例》中提出“蓋古人著書，不自署姓名，惟師師相傳，知其學出于某氏，遂書以題之，即其稱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門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師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為某氏之學”“傳注稱氏，諸子稱子，皆明其為一家之學也”，即《管子》是一部托名管子的著作，為”管子學派“之作。至于該書為何人于何時所著，目前學術界較為認可的是在葉適提出的非一人一時之書的觀點基礎之上，傾向于《管子》是管子學派的著作。

成書時間

《管子》一書，因有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先秦竹簡文獻，可知其中最早的篇章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據此，當代學術界認為，在稷下學宮的部分學者對管子如何輔佐齊桓稱霸的經驗感興趣，并寫出了相關的著作，或為《管子》一書。同時，《韓非子·五》篇記載“今境內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據此可知《管子》的篇章在戰國晚期頗為流行。漢代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載“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可據知《管子》該書在西漢同樣流行。西漢中晚期劉向負責整理皇室藏書，整理《管子》，綜合數百篇同類文章，去其重復，定為八十六篇（若干篇今已佚失），以“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言”“形勢解”“輕重”等八部分編排，為《管子》最早的定本。此后，唐、宋的各種類書等對《管子》也是多有征引。同時，在唐代早期也出現了《管子》注釋的著作，即尹知章所注釋的《管子》。此后研究《管子》者也不乏其人，如中唐大理財家杜佑就摘錄《管子》章句，著成《管氏指略》（今佚）?，F今，關于《管子》在漢代以前成書已無爭議。

成書歷程

早期

管子學派推崇管仲的功業和人格，服管仲的思想。搜集管仲的有關歷史資料，總結管仲的思想學說，是學派成員首先要做的工作。管仲在齊國為相四十余年，他的言行事跡和治國方略，自然會被史官記載。此外，管仲的思想、事跡和有關傳說也可通過各種途徑向外傳播。早期管子學派的成員，根據史官的記載和其他傳聞，對管仲的思想、事跡進行總結整理，形成了《管子》核心內容。

中期

戰國時期，列國爭雄。齊國在齊威王、齊宣王、田地前期，再一次進入鼎盛期。齊威王銳意改革，使齊國面貌煥然一新；齊宣王仰慕齊桓公的霸業，有著稱霸天下的志向；齊湣王時齊國成為東方六國中最強大的國家，一度和秦王并稱“東帝”和“西帝”，有統一天下的雄心。在這種背景下，運用和發揮管仲思想，探討霸王之道，設計大國體制，為現實政治服務，成為管子學派的重要課題，《管子》中大部分篇章正是在這一時期形成。齊威王、宣王時期，也是齊國文化發展的興盛期，稷下學宮在這一時期達到鼎盛。稷下學宮匯聚了來自各地的優秀學者，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的學派。這些學者在稷下學宮著書立說、自由議論、相互辯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學術思想交流的中心。

管子學派的學者受到其他學派的影響，在總結發揮管仲思想的同時，廣泛吸收其他學派的學說，并且用當時流行的概念術語進行表述以適應時代的要求。故此在《管子》中能夠看到各家學說的蹤跡，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也有陰陽家、農家以及黃老思想。管子學派的學者們吸收各家與管仲的思想和理念基本一致的學說。和管仲思想完全不同的學說，如名家的詭辯理論，楊朱、莊子一派的思想，在《管子》則未予吸收，其貫穿全書的主導為管仲的思想與治國理念。

晚期

管子學派總結整理管仲的思想事跡，發展運用管仲的思想為齊國政治服務，隨著學派的發展，成員愈多，開始在稷下學宮學宮內對早期的經典文獻進行解說，傳授后學?！豆茏印分杏小?a href="/hebeideji/4378512806355655220.html">弟子職》篇，講弟子的日常行為規則及侍奉先生的禮節，說明當時講學已經常態化、規模化。《管子》中有“管子解”，對《牧民》《形勢》等篇章進行解說，就是學派成員講學授業的產物。管仲治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特別注重發展經濟。管子學派繼承了管仲的這一思想，經過長期發展，有一部分成員專門研究財政經濟問題，對貨幣、價格等問題特別精通。這種專門的研究出現在學派發展的后期。《管子》最后討論“輕重”之術的一組文章，就是管子學派后期專門研究財政經濟問題成員的理論總結。

內容概要

今本《管子》為劉向編訂。根據《管子敘錄》記載，戰國秦漢間，《管子》流傳著各種不同的傳本，劉向搜集西漢宮中與宮外《管子》藏書五百六十四篇，其中重復者四百八十四篇。清代史學家章學誠《章氏遺書》記載“劉向校中秘，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姓，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錐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指出這些《管子》篇章來自國家藏書和個人藏書，劉向去其重復，共有八十六篇，即今本《管子》之由來。整理完成之后寫出《<管子>書錄》，別載于《別錄》中。《別錄》今已失傳，但劉向《管子敘錄》流傳至今。

劉向校訂的《管子》，是漢代之后流傳的權威版本，此后《管子》均以八十六篇流傳。劉向定本在流傳過程中，有十篇的內容亡佚，僅留下篇目，因此今本《管子》中有十篇有目無文?！豆茏印啡珪謹到f，內容豐富，涉及領域廣泛。以傳統學派而論，包含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陽家、農家等派的學說；按現代學科劃分，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法律、管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內容。因此《管子》被稱作百科全書式的巨著。

《管子》分成八個部分，即八組，依次是：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和管子輕重。經言包括《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版法》《幼官》和《幼官圖》九篇，為全書核心部分，主要講治國理民的學說，以《牧民》篇最有代表性，被稱為全書的總綱?！队坠佟放c《幼官圖》兩篇較為特殊，內容基本相同；外言部分包括《五輔》《宙合》《樞言》《八觀》《法禁》《重令》《法法》和《兵法》八篇。這一部分多為法家言論，以《法禁》《重令》《法法》諸篇為代表?！吨婧稀菲獮榍敖浐蠼馐?，前面先列舉經文，后諸條展開解說，文體頗有特點。

內言包括《大匡》《中匡》《小匡》《王言》《霸形》《霸言》《問》《謀失》和《戒》九篇，其中《王言》和《謀失》失傳，實存七篇。這一部分多記述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事跡，以《大匡》《中匡》《小匡》最為集中；短語包括《地圖》《參患》《制分》《君臣上》《君臣下》《小稱》《四稱》《正言》《侈靡》《心術上》《心術下》《白心》《水地》《四時》《五行》《勢》《正》和《九變》十八篇，其中《正言》失傳，實存十七篇。區言包括《任法》《明法》《正世》《治國》和《內業》五篇。這兩部分篇章多涉及黃老思想，《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被稱作“《管子》四篇”，最有代表性?！冻廾摇菲岢錾莩尴M的理論，為學界所關注。

雜篇包括《封禪》《小問》《七臣七主》《禁藏》《入國》《九守》《桓公問》《度地》《地員》《弟子職》《言昭》《修身》和《問霸》十三篇，其中《言昭》《修身》《問霸》三篇失傳，實存十篇。這一部分內容較雜，其中的《度地》篇論述如何治水，興修水利，《地員》篇論述土壤的種類以及各種土壤適宜的物產，在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管子解包括《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和《明法解》五篇，其中《牧民解》失傳，實存四篇。這一部分是對前面相關篇章的解說，載有管仲學派講學授業的蹤跡。

管子輕重為全書最后一部分，包括第六十八《巨乘馬》（也作《臣乘馬》《策乘馬》）、《乘馬數》《問乘馬》《事語》《海王》《國蓄》《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度》《國準》《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丙》《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輕重庚》十九篇，其中《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三篇亡佚，實存十六篇。這是一組財政經濟論文（《輕重己》除外），闡述“輕重”學說。

主要思想

田齊稷下學宮匯集了讀書天下各地的學者，成為戰國時代的文化中心。郭沫若在《十批判書》指出“齊國在威、宣兩代，還承繼著春秋末年養士的風習，曾成為一時學者薈萃的中心，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稷下形成了一個最高峰?！睋X穆《先秦諸子系年·稷下通考》所列稷下學士，當時儒、墨、道、法、名、雜、陰陽、縱橫等各派學者都曾居于稷下?！豆茏印钒偌医粎R、內容繁雜，包含有豐富的學術思想，除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農家等派的言論，還可以考見兵家和醫家等派的學說。

哲學思想

在世界本原問題上，《管子》認為“道”是世界萬物得以生成的根本。如《內業》篇載“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白心》篇載“一人用之，不聞有余；天下行之，不聞不足”，認為“道”是有限與無限的統一；在提出“道”論的同時，《管子》又提出“精氣”說，《內業》篇載“精也者，氣之精者也”“凡物之精，化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流千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圣人“，認為世間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精氣”變化的結果，而無論怎樣變化，都”化不易氣”，即不改變“精氣”的存在；《管子》還提出了一“精”一“形”說，《內業》篇載“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認為人之所以出現，是由于天之“精氣”與地之形體相結合的產物。

《管子》中另一個重要的哲學探討是其治心的認識論?！缎男g上》篇載“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作者區分了認識產生的兩個基本因素，”所知＂，即“彼＂，認識的對象，也就是認識客體；“所以知”，即“此”，是人這個認識主體。作者認為要達到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必須加強人這個認識主體的主觀修養。因人具有耳、目等感覺器官，它們是認識的門戶，而心是思維的器官，它處于認識的主宰地位，支配、統治著感覺器官。作者提出“治心”，并認為這是加強主觀修養的關鍵。

《管子》對矛盾的轉化也有深刻的理解?！稑醒浴菲d“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作者提出世間萬物都是相對立而存在，矛盾的雙方均有向對方轉化的可能。作者在矛盾轉化的理解中時常與社會人生相關聯，如《白心》篇載“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侶傲暴之人，不可與多”，《宙合》篇甚至提出“中正者，治之本也”的治國原則。

政治思想

劉向載《管子敘錄》中評價“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認為該書的治國思想即為富國安民?！豆茏印分袑⒔y治、管理人民稱之“牧民”，書中最具特色的牧民之法是“且懷且威”“予之為取”?！端姆Q》篇載“四時不貸……五谷蕃殖”，《管子》認為，政府要指導人民按四時的時令順序安排農事，保證農業豐收?！赌撩瘛菲d“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認為人民生活富裕了，就會招致他國的民眾。這樣，不但偏遠的土地得以開墾，人民也樂意在這個國度留處?！?a href="/hebeideji/4154455571350952239.html">治國》篇在這里提出了“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

《牧民》篇把禮、義、廉、恥看作國之四維，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突出了德治與禮治的重要性?！赌撩瘛菲d“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提出民富就會懂得禮義、榮辱的重要性。所以，《權修》篇又載“教”“訓”，以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最終“欲民之正”“欲民有禮”“欲民有義”“欲民有廉"“欲民有恥＂，即國家要在此基礎上施行禮義教化。而要達到這一教化目的，則需要從“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開始，作者稱其為“牧民者……治之本”。這種“教”“訓“以牧民的方法，便是其禮治思想。

《管子》認為，要使人民“可御”，僅讓人民豐衣足食、辨識榮辱是不夠的，牧民還需申之以法。《權修》篇載“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作者認為，法可以用來建立朝廷的權威，可以驅使人民出力，可以選拔才能之士，可以決定人民的生死，借助法的力量才能使政府最終達到對人民的駕馭。為此，作者提出了“貴爵服”使“人主尊”，“賞重祿”使“民勸”；“審授官”使“理上通”，“嚴刑罰”使“賊臣辟”的法治思想。

《管子》有濃厚的民本思想，表現在它多次提出如《小匡》篇載“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此類說法。又如《權修》篇載“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霸形》篇載“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霸言》篇載“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薄豆茏印愤€闡述了許多愛民、富民、惠民的具體政策。如《小匡》篇載“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后”使“民殖”；“省刑罰，薄賦斂”使“民富”；“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立政》篇指出富民，即為興修水利、科學種植、圈養六畜、發展手工業?！度雵菲岢觥熬呕葜獭?，分別是贍養老人、撫育幼兒、撫恤遺孤、供養殘疾、照顧鯨寡、慰問病人、救助貧困、撫災賑困、安撫烈士家屬。作者還提出“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即統治者主持政事四十天，就要五次督行九種惠民政策。《管子》將人民提升至較高的地位。

法律思想

《管子》在漢文化中被視為道家著作，《隋書·經籍志》則將其列入法家。事實上，《管子》中道家思想與法家思想兼而有之?！豆茏印氛J為古時候沒有君臣之分、夫婦之配，人民“獸處群居，以力相征”，此時智詐愚、強凌弱、老幼孤獨不安其居。圣人借助眾人之力禁強止暴，使民歸于正道。在上下有了秩序、民生有了根本之后，國都也隨之建立。所以，《君臣下》篇載“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作者認為，這種“以為君”的“賞罰”就是法?！度畏ā菲d“夫生法者，君也”，認為最高統治者雖然掌握著“生法”的權力，但法的制定要體現“道”的存在。《心術上》篇載“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千道”，《法法》篇載“憲律制度必法道”，《任法》篇載“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在《管子》看來，法必須體現道的至高性、恒常性、公平性特征。

《管子》主張以法治國?！睹鞣ā菲d“威不兩錯（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措）而已”，這是“以法治國”的最早記載。《法法》篇中，把治國的法度比作工匠用的規與矩。能工巧匠可以制造規矩，但是不能夠廢掉規矩來制作產品。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廢棄法度治理國家。再圣明的人，違背法度而治國，就好像廢除規矩來制造產品一樣，是不能成功的?！豆茏印窂娬{法治，也不排斥德治和禮治，主張禮法并重，德法并舉，來達到治國安邦的目的，即法的制定是國治的根本。

《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出現有先秦其他法家的勢治與術治。《管子》反復申述權勢的重要性，認為之所以出現“尊君卑臣”的現象，并不是君臣之間有什么親情，是因為君主有權勢，即“勢勝”。君主憑借手中的生、殺、貴、賤、貧、富六種權勢，就可以“畜其臣”，《法法》篇載“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提出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權勢?！豆茏印酚謴娬{“任術”的重要性。《明法解》篇載“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所謂“任術”，就是君主鞏固君位并督責法令執行情況的權術。有了這種權術，君主就不會受蒙騙。

軍事思想

《管子》認為軍隊是“尊主安國之經”(《參患》），它具有兩方面的功能：一是＂誅暴國“以穩定天下秩序，二是“禁邪”以鎮壓國內民眾，在戰國諸侯林立的情況下，他們不可以廢除。針對儒、墨學者反對戰爭的言論，《法法》篇載“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提出軍隊“尊主安國”，這是其基本的職能。除此之外，他們還可以借之成就王霸之業，如《兵法》篇載“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a href="/hebeideji/7437286898043057844.html">白心》篇載“兵不義不可”，主張正義的戰爭。

在軍隊建設方面，作者的目標是達到“蓋天下”的戰斗力。其一，厚施于民，“凡兵之用，必待民之用”，認為人民是軍隊的主力。如果統治者“加施千民者厚”，兵士就會“守戰至死而不衰"，就會“事其主如事其母”，與統治者同憂患；《形勢解》篇又載“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認為統治者如果輕視人民，就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其二，建立軍政合一的一體化機制，即《小匡》提出的”作內政而寄軍令”；其三，《七法》篇載“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駿雄”，要求選卒練士、嚴明軍紀；其四，《參患》篇載“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人，與無嫉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提出加強武器裝備，《七法》主張“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即武器不檢查不能使用，不合格不能入庫；其五，人之多少，兵之精粗，武器之優劣，這僅是“形”，軍隊戰斗力的核心是“能”和“意”，即戰爭之令一旦下達，出兵按時，國人無議，這是“主明”；論功行賞，財貨、軍需有條不紊，這是“相知”；器備卒完，審時度勢，這是“將能”，認為“主明””相知”“將能”是提高軍隊戰斗力的關鍵。

在戰略戰術方面，《管子》提出“遍知天下”“以備待時，以時興事”"乘瑕則神”“無設無形”等多項指導原則。作者重視戰前對天下大勢的把握，重視對敵方國君、將帥、軍政、士卒的了解?！侗ā菲d“圣知敵則獨行”，由于對敵方了如指掌，戰爭一旦開始，就會游刃有余，好像獨來獨去無往而不勝，《管子》稱之“遍知天下無敵”。"遍知天下“有了取勝的把握，充其量只是戰前的準備階段，它并沒有進入戰爭的實質。《霸言》篇載“圣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圣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認為只有抓住時機主動出擊，才能贏得戰爭的勝利。而在具體的戰斗過程中，則尤其要注意兩點：一是避實擊虛，二是兵無常形?！吨品帧菲d“凡用兵者，攻堅則韌，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即進攻敵人的堅處容易受挫，進攻敵人的弱處則會收得神效。

經濟思想

在古代典籍中，《管子》以包含豐富的經濟思想而著稱。輕重論是《管子》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農工商并重是《管子》經濟思想的特色?！豆茏印分鲝堅诎l展農業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工商業，做到“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法法》），即農工商協調發展。在消費與財政問題方面，《管子》強調富國，它認為國之貧富與農業息息相關，《治國》篇載“粟也者，財之所歸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認為對于農業而言，除了粟米還有水蛇麻、六畜甚至山澤、田疇等基礎設施，這些都被《管子》視為國之貧富的表現，《八觀》篇載“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為了富國，《管子·立政》還提出了發展農業的“君之所務”的具體政策。

《治國》篇載“變俗易習，驅眾移民，至于殺之，而民不惡”，提出農業雖是富國之本，國家富足雖可使民眾“安鄉重家”，即國家安定，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最終決定因素?！稒嘈蕖菲d“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管子》指出了土地、人民與君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因而提倡君主消費的尚儉說成為《管子》經濟思想的一個內容?！栋擞^》篇載“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作者分析了由奢侈引起的＂奸智”與“邪巧”現象，再次強調節儉有度的重要性。

在國家財政問題上，《管子》提出了政府扮演商人角色直接獲取經濟利益的輕重學說?！豆茏印穼ι倘说纳虡I活動有深刻認識，《小匡》篇載“觀兇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旌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商人調查年景的豐歉，觀察社會的變化，了解四方的物產，摸清本地資源以推斷市場價格。在此基礎上，他們“料多少，計貴賤”，開始周流四方“買賤鬻貴”。通過他們的販運與經營使物品互通有無，“羽旌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認為這有利于人們的社會生活?！冻笋R》篇認為，由商人聚居而成的市場雖然“不能為多寡”，即不能增加社會財富，但通過其商業活動卻能“知多寡”，即知道市場的需求，使生產者“生于慮，成于務”，從而使各類商品得到合理的調節?！冻笋R》篇載“無市則民乏”，是《管子》對商人商業活動的正面總結。另一方面，《權修》篇載“野與市爭民”“粟與金爭貴”，也提出商人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商人在商業活動中獲取大量的財富，會誘使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流向商業領域，將妨礙農業的正常生產。

中國傳統的賦稅是以農業為主的直接稅收，賦稅作為直接向民眾索取財物的方式，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民眾的情緒抵觸。《五輔》篇提出“薄征斂，輕征賦”，認為直接征收房屋稅，人民可能拆毀房屋；直接征收樹木稅，人民可能砍伐幼樹；直接征收牲畜稅，人民可能宰殺幼畜；直接征收人口稅，則可能抑制人口的繁衍。至于如何取得稅收，作者托管仲之口提出了“官山海”的方法?！肮偕胶＃Ь褪窃谡}鐵專賣基礎上寓稅于價的間接稅收方式，它是《管子》輕重學說的主要內容。輕重學說旨在為國家取得財政收入。為實現這一目標，它強調政府對貨幣鑄造權的壟斷。《管子》多次提出“人君鑄錢立幣”，如《國蓄》篇載“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山至數》篇載“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立幣”，提出采用“國銅”的政策，把銅收歸國有，以保證國家鑄幣的原材料。《管子》又認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認為國家如果掌握了商品交換的媒介——貨幣，就可以“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即占有了貨幣、以手中的貨幣間接控制五谷食米等生活資料，輕重學說就可以運行。

教育思想

《管子》教育思想緊緊圍繞富國強民展開，具有較強的開放性與接受性，形成涉及面廣、結構復雜而又比較協調的教育思想體系?！赌撩瘛菲d“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作者用禮、義、廉、恥四維體現出道德教育“內外兼求”的特點，并極力督促統治者予以高度重視，才能確保國家長治久安?！豆茏印穼逃叨戎匾?，將禮義作為其道德教育的最基本內容，主張用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約束個人道德行為。《管子》認為人才的培養對國家的治理有著重要的意義。統治者應該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培養，并把其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不能操之過急，急于求成于事無補，應目標長遠，潛移默化，循序漸進。

《管子》吸取了前人的教育思想，繼承了齊國重視教育的傳統，圍繞富國強兵的目的，強調教民務本、教民強兵、教民明法、教民養德、教民以技，大興教育。《君臣上》篇載“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認為國家的治亂興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教育、教化的好或者壞的結果。《牧民》篇認為經濟是禮義教化的物質基礎，“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經濟發展了，人民的文明程度才會提高。同時認為教育對經濟發展也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豆茏印窂娬{并充分肯定了教育對治國安民、富國強兵、移風易俗及“樹人”、育人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管子》注重教育方法的研究，吸取了前人的教育思想，在教學和學生管理方面提出了較系統的理論?！?a href="/hebeideji/4378512806355655220.html">弟子職》中還對學生日常的飲食起居之道、灑掃應對之節、坐立行臥之法等作了細致入微的規定?！豆茏印分匾晫竦牡赖陆逃栋娣ā菲獜娬{統治者治國牧民“必先順教，萬民鄉風”?！豆茏印氛J為人們在接受道德教育時應有積極主動的精神，不能懶惰懈怠，正如《形勢解》篇載“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認為怠倦者是根本培養不出具有高尚道德修養的人的，這樣的人對國家不忠，對父母不孝，做事也難以成功，終生無所事事，注定難有成就。

科學思想

《管子》有很多篇章涉及自然和科學問題。如《度地》篇科學地總結了水的特性，提出了防治水患、興修水利的諸多主張，被稱作中原地區古代“最早的關于水利科學的著作”?！?a href="/hebeideji/8225076095712441455.html">地員》記載土壤分類，在中國古代史籍中較為詳細。《地數》記述鉛和銀、磁鐵礦與銅礦、朱砂與黃金往往上下依存，表明當時人們對礦苗與礦物共生或伴生現象有了較為深入的觀察。《管子》在生態保護與城市建設等領域也進行了討論?；凇叭伺c天調”的精神，《管子》提出“以時禁發”的環保理念與“因天材，就地利”的城建主張，體現出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追求。

版本流變

《管子》書自劉向校錄之后，內容基本確定，唐代尹知章作《管子注》后，成為流傳最廣的版本，主要以有注的形態流傳。《管子》版本主要有三種，其一是南宋紹興年間浙江省刻本；其二是明刻劉績《管子補注》本，傅增湘定為弘治刊本；其三是明萬歷十年趙用賢《管韓合刻》本。

宋代版本

浙江刻本

唐代尹知章為《管子》作注之后，其后尹知章注本《管子》在北宋版刻，南宋有翻印。宋本《管子》今存兩種，均是南宋刻本。一為南宋紹興年間具楊忱《序》的浙江刻本，一為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本。南宋浙江刻本《管子》今存于國家圖書館，是《管子》版本中最古老的版本，在《管子》版本流傳中頗有影響。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本《管子》亦是南宋刻本，曾經藏于山東海源閣，后歸瞿氏鐵琴銅劍樓。此本在民國年間，中國近代藏書家傅增湘曾經見到，現藏于俄羅斯。

南宋紹興年間刊印的載有楊忱《管子序》的浙江省刻本《管子》，是現在中國國內保存的唯一宋本。此本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為二十四卷，題唐房玄齡注，黃丕烈、戴望跋，十二冊，十二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為白口，左右雙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宋刻本”。該書當?？谀纤谓B興九年(1139)之后；其底本為張嵲抄校“大宋甲申楊忱序”刻本，即北宋慶歷四年楊忱刻本，版心下記刻工姓名牛實、史祥、昌嘆、乙成、金升等，與紹興兩浙西路刊《禮記正義》、衢州刊《三國志·魏志》多同，可推定為南宋初年浙江刻本。宋本《管子》在明代以后的傳承大略如下：文徵明、文伯仁、徐乾學、黃丕烈、汪士鐘、鐵琴銅劍樓，后至中國國家圖書館。浙江省刻本《管子》首載楊忱《管子序》；次《管子目錄》；次劉向《管子書錄》；次《管子》正文；最后是張的《讀（管子〉》。

墨寶堂本

南宋瞿源蔡潛道墨寶堂本《管子》，紹興壬申年(公元1152年)孟春刊行，卷一后有木記云“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新雕印”，對北宋具楊忱《管子序》本有修訂，與南宋浙江刻本《管子》微異。有清至民國年間保存的宋本《管子》，主要是南宋浙江刻本和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本兩種。墨寶堂本《管子》，海源閣舊藏，今已不存；清代學者孫星衍、陸貽典、黃丕烈、顧廣圻曾用以?？泵鞅尽豆茏印罚轭U煊、王念孫、宋翔鳳亦以墨寶堂本為校本，對明本《管子》做過考察；戴望兩種宋本《管子》均已見到，并在南宋浙江刻本后有跋語，他的《管子校正》主要參考了墨寶堂本。故墨寶堂本《管子》在有清一代影響較大。

明代版本

劉績本《管子補注》

劉績本《管子補注》，傅增湘定為弘治刊本，現存書數量少，無影印本，但內容完整，可以補足浙刻本內容，用字也保存古字古義，能幫助考訂浙刻本文字。劉績本與浙刻本同源于尹知章《管子注》，但在刊刻過程中又有小異，因為浙刻本注釋中許多反切注音，劉績本無，而多了二十余條浙本沒有的注解。劉績以“績按別本《注》”為標識，修訂《管子》原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于舊解頗有匡正”，此外，還有二十九條不同于今本《管子》的注釋，注釋集中千“經言”“外言”“短語”部分，卷數集中于前十五卷。就內容來說，注者更重視陰陽、儒家治國理論，注解多包含浙刻本《注》的內涵，并有所引發。

《中都四子集》本《管子》

明朝初年，劉績《管子補注》刻印，萬歷七年(公元1579年)，朱東光諸人翻刻。當時朱東光官分巡淮徐道，與鳳陽知府張登云刊《中都四子集》，郭子章奉使鳳陽，為之題詞。因明初設中立府，府治在安徽鳳陽，定為中都，故“中都四子”又稱“中立四子”。《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補注》于明萬歷七年由朱東光諸人翻刻劉績本而成。四子本秉承劉績本特點，前無目錄和序跋，每卷之下無本卷篇章目錄，卷下是篇題和正文。與劉績本相較，此本用字比較正規·，補充劉本的脫漏文字，改正劉本因字形相近、音同或音近、因涉上下文而產生的訛誤及劉績本的重復字詞，但是，在對劉績本進行校改時，亦有訛誤。

趙用賢本《管子》

趙用賢本《管子》刊刻于明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是《管韓合刻》本的一部分。趙本自刊印之日起，影響甚大，其后許多版本如凌汝亨本、吳勉學本、浙江書局《二十二子》本、《百子全書》本均題據趙本刻。趙本《管子》還有清光緒二年浙江書局?？瘫?，對明刻本在文字上有所校改。趙用賢本《管子》，與《韓非子》一起刻印，稱為《管韓合刻》本。因為與《韓非子》合刻，故首列王世貞《合刻管子韓非子序》，次趙用賢《管子書序》，次劉向《管子敘錄》，次《管子凡例》，次《管子目錄》，次《管子》正文，最后為《管子文評》。

清代版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管子補注》

《四庫全書總目》經過多次修訂，于乾隆四十六年完成。題永撰，總其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在子部法家類著錄趙用賢《管子》、劉績《管子補注》提要。劉績《管子補注》在《四庫全書》中屬于子部法家類?！端膸烊珪偰俊穭⒖儽尽豆茏友a注》所用底本為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四庫館臣繕寫《四庫全書》各本時，對底本加以修訂，許多四庫本較底本為優，已經為研究所證實。文淵閣《四庫全書》趙用賢本《管子》，所用底本是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管子》，為徐志晉詳校，倉圣脈編修，楊珩等校對，郭洽怡等謄錄。

清刻趙用賢本《管子》

清刻趙用賢本《管子》系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據明刻趙本翻刻。首為趙用賢撰寫的《管子書序》，次劉向《管子書錄》，次《管子凡例》，次《管子目錄》，次《管子》正文，卷后為《管子》文評。次為《牧民》篇正文。清刻本在翻刻之時與明刻本有差別，主要是字形不同，字義相同；其二是用字有不同。

《二十二子》本《管子》

《二十二子》本在清光緒初年由浙江書局輯刊，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二十二子》初印本影印出版。《二十二子》本《管子》系根據趙用賢《管韓合刻》本翻刻，校對精審。首列趙用賢萬歷壬午序言，即《管子書序》；次劉向《管子書錄》；次《管子凡例》；次《管子文評》，收錄歷代學者對管子的評價之語；第五部分為《管子目錄》，亦為二十四卷。

光緒五年影刊《宋本管子》

此影刊本乃清常熟市東唐人張瑛在光緒年間影鈔鐵琴銅劍樓南宋浙江省刻本（又稱為楊忱本）《管子》，屬抱芳閣書坊覆刻。篇內在文字右側作句讀。本書首為楊忱《管子序》，其次為《管子目錄》，其次為劉向《管子書錄》，其次為《管子》正文，其次為張嵲《讀（管子〉》，其次為《瞿氏書目》，其次為黃丕烈、戴望的跋文。張瑛影印宋本《管子》除了避清諱基本保存了宋本的原貌，又將瞿氏寫的《管子書目》刊印其中，可使讀者通過瞿氏的提要了解南宋浙江刻本《管子》與南宋瞿源蔡潛道宅本《管子》的不同及學者研究《管子》的概況。

中華民國版本

中華民國年間《管子》刊印的版本，既有全本，也有節選本。隨著二十世紀印刷技術發展，石印、鉛印等新印刷技術亦應用千《管子》版本刊印中。代表性版本有善化人黃鞏《管子編注》本，宏文圖書社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印行，書中縫印有“存幾堂”三個字；1915年五鳳樓印行《管子》本，唐房玄齡注，王儒齡點句，此本據明會稽郡趙姓本（即明趙用賢《管韓合刻》本）校印，為石印本；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管子》。此本中間魚尾內上有“百子全書“四字，下有“掃葉山房“四字，中間折疊，一面一半；四部備要本《管子》，中華書局1936年出版。此本《管子》由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吳郡趙氏本?？?，陸費逵總勘，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丁輔之監造；掃葉山房石印本《管子》，該本為1920年上海掃葉山房根據明刻趙用賢《管韓合刻》本《管子》石印。版權頁題“唐司空房元齡注《管子》，民國九年石印，總發行所：上海北市棋盤街掃葉山房”；支偉成《管子通釋》，1924年出版，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此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為《研究之部》，主要是管子研究介紹，下篇是《解釋之部》，是《管子》的內容。

當代《管子》部分版本

《諸子集成》本《管子校正》

當代《管子》版本眾多，就印刷形式來說，既有影印本，亦有排印本；就《管子》內容來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有了《管子》白話全譯的新形式。《諸子集成》本戴望《管子校正》,1935年由世界書局出版。《諸子集成》成書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國學整理社輯錄，世界書局1935年出版。世界書局本《諸子集成》收書32種，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收錄先秦諸子的著作以及后人對先秦諸子的評述考據著作二十二種，下編收錄漢魏六朝的諸子著作共十種。中華書局于1954年、1956年、1959年、1986年多次用世界書局版重印。

《管子選注》

《管子選注》由《管子》注釋組撰寫，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出版。《管子》注釋組的寫作單位，包括長春新華印刷廠、吉林化肥廠、國營長春機械廠、中國人民解放軍三O三六部隊、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此本首為《前言》，次為《目錄》，次為《管子》篇文。

趙守正《管子注譯》（上下）

《管子注譯》，趙守正撰，上冊由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下冊由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此本首為錢家駒《序》，次為趙守正《（管子注譯〉撰寫說明》，次為《目錄》，上冊從《牧民》第一到《侈靡》第三十五，下冊由《心術上》第三十六至《輕重庚》第八十六。

趙守正《管子通解》

《管子通解》，趙守正撰，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由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下冊由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此本首為《前言一（管子〉斷代》，次為《例言》，次為《目錄》，列86篇，10篇有目無書，次為《管子》正文。趙守正《管子通解》在每篇文章中，按照段落進行標點，將注釋放在段后，用自己的語言進行解釋。在注釋的過程中，參考了尹知章注、豬飼彥博的說法。

《諸子百家叢書》本《管子》

諸子百家叢書本《管子》，房玄齡注，劉績增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影印浙江書局本《管子》出版。本書首為《出版說明》，說明諸子百家叢書出版的主旨、包含的典籍、所用底本。次為《目錄》例》、《子管文評》、管《子目錄》，以上諸條，與明刻趙用賢本《管子》同。此本以浙江書局光緒二年刊印的趙用賢本《管子》為底本進行影印。目錄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加，影印本在浙江書局本基礎上，增加了標點，影印的典籍加上了頁碼。在書眉標卷數、篇目，便于查找閱讀。

李勉《管子今注今譯》

《管子今注今譯》，李勉注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出版第1版，2013年出版第2版。李勉在《管子其人及其書》中，對《管子》與管仲進行了考察，并在《管仲學術思想及其才智評估》中，對管仲的學術思想進行評價。李勉在對《管子》今注今譯的時候，將《管子》原篇段落中的標題移置到每一節的開頭，并對小標題的內涵進行解釋。然后列出篇文，全文之后，是”題解及考評“。對《管子》每篇的篇目含義進行解釋，對篇文內容進行分析，對篇章的內在結構做出論證。之后是“今注”，對篇章文字進行注釋，注意參考其他篇文內容來解釋本篇，亦參照先秦兩漢其他典籍、唐宋類書、字書、明清乾嘉學派的研究，對篇文進行解釋。之后是“今譯”，今譯語言是典雅的粵語文。

黎翔鳳《管子校注》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全三冊），中華書局2004年6月出版，屬于《新編諸子集成》叢書本。此本首為《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由中華書局編輯部撰寫，其次為黎翔鳳《序論》，其次為黎翔鳳《凡例》，其次為梁運華《加工說明》，其次為《楊忱管子序》，其次為《劉向敘錄》，其次為《目錄》，其次為《管子校注》正文，最后是張嵲的《讀管子》。本書質量頗佳，刊行之后，成為學術界研究的必備版本。因為本書對南宋浙江省刻本《管子》的脫漏文字進行了補充，又將俗體字改正為正體字，故此書是楊忱本系統下的一個新版本。

李山譯注本《管子》

李山譯注本《管子》，中華書局2009年3月出版，屬于《中華經典藏書》叢書。首為《前言》，其次為《目錄》，其次為《管子》正文。目錄部分，注譯者主要從《管子》中選取了四十二篇文章。正文部分，首為篇名。其次對本篇的內涵、結構、語言風格、篇章的精論點做出評價。正文以段落劃分，在每段之下，是“注釋”部分，用簡括的語言對文字進行注釋。之后是“譯文”部分，用流暢的語言進行解釋。著者對原文的文字有所校正。

劉曉藝校點本《管子》

劉曉藝校點本《管子》，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屬于《國學典藏》叢書。此本首為《前言》，其次為《目錄》，其次為《管子》正文，最后為《附錄》。本書分為二十四卷。正文部分，在原文基礎上增加了標點，將原注移到每一節的下面。本書中以南宋浙江省刻本《管子》校訂朱東光《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補注》，并在頁下標注說明。文字為簡體字，對原文內容有校改，故屬于劉績《管子補注》本系統中的新版本。

歷史評價

古代

漢朝劉向在《管子敘錄》中指出，“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肯定了《管子》中的治國興邦思想?！俄n非子·五蠹》也評價“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皆有之”，認為該書是治世之學。南宋初年的晁公武評價“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后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原地區，學者何可忽哉”，當時北方國土已在金朝的統治之下，晁公武希望統治者學習《管子》，“制四夷而安中國”。明代凌登嘉在《管子治略窽言敘》中稱“精用之則王，雜用之則霸”。

近現代

民國時期，抗日愛國將領宋哲元將明代凌汝亨的朱墨套印本《管子》影印了千部，分贈軍政各界諸同人。他在序中評價“獨《管子》一書詳確精，最合時宜，非空談玄理論者比也”，認為《管子》是經世致用之書，非空談玄理者能比。近現代漢學學者黎翔鳳在《管子校注》中評價認為“《管子》內容博大，體系整飭，超越九流諸家之上?！睂W者趙守正在《管子通解》一書中評價“《管子》是面面俱全，百家薈萃的著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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